我军历史上叛变投敌的高级指挥员

第一篇：我军历史上叛变投敌的高级指挥员

我军历史上叛变投敌的高级指挥员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投身革命、投身人民军队，怀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使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有极少数理想信仰淡薄、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从而半途而废当了逃兵，甚至走上了叛变投敌的道路，这其中有些人已担任我军的高级领导职务。他们没有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走向辉煌，而只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灰暗的背影、成为历史的垃圾，从另一个侧面映衬着我党我军的伟大和光荣。

本帖试图将我军历史上叛逃和投敌的高级指挥员（担任师级以上职务）的情况做一个集中展示。考虑到张国焘和林彪的最终投敌叛逃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没有将这二人列举在内。本帖中内容经多方搜集整理材料而成，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坛中朋友们指正。

——龚楚：广东乐昌人，1901年11月生。曾在粤军中担任班长、排长、连长、少校参谋等职务，1924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先后任贺龙部第二十军营指导员，工农革命军第3师党代表，红四军10师29团党代表。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后兼任19师师长。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红十二军34师师长、军参谋长，红七军军长，中革军委直属红军模范团团长，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等职。由于对苏区肃反滥杀政策不满而革命信念有所动摇，后闻中央红军湘江之败、更感前途渺茫，遂于1935年5月变节投敌，在国民党粤军第一军中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率部追杀陈毅、项英。抗战时期曾担任国民党第五战区上校参谋处长，第七战区少将参谋、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46军少将参谋长，军委会少将参议等职，其间率部与日军几经激战，颇有战果。1946年后曾任国民党广州行辕少将高参、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1月在家乡乐昌率一个保安团向解放军投诚，后到香港定居。改革开放后，龚楚于１９９0年9月回到乐昌，1995年7月病逝。

——杨岳彬：湖南华容人，生年不详。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四军31团三营党代表、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宣传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动员科科长、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邮电总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龚楚之后），红军总司令部第四局局长，扩红突击队队长等职。1934年叛变投敌后担任过国民党《闽西日报》社社长，卖力地进行反共宣传。解放后于1950年被人民政府处决。

——何畏：广东乐会人，1900年生。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广州起义，担任过红七军连长，红军赣南西河独立营营长，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懋功支队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他作战勇猛、智谋多端，曾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授予一等红星奖章，被称为四方面军的“小诸葛”。到陕北后因在四方面军中的错误遭批判，自感前景黯淡无望，于1938年初借到西安治病之机叛逃投向国民党，但未被蒋介石重视。关于何畏的结局有几种说法，一说为其投敌后加入了中统，1949年解放前夕投江自尽；一说称其1949年秋在广东被解放军抓获后就地枪决。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后来回到广东老家种地生活、不问政治，还义务担任乡村夜校扫盲教师，在1960年大饥荒中饿死。

——孔荷宠：湖南平江人，1897年10月生。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红军鄂赣独立团团长，红五军第1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副军长、军长，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等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因领导红军长期斗争功勋卓著，1933年8月孔荷宠与陈毅等33名红军将领一起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由于屡受批评和对“左”倾领导者不满，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1934年7月叛变投敌，担任任国民党南昌行营参谋、湘鄂赣边区特别招抚专员，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１９３５年在汉口开设双十织布厂。抗战时期曾担任国民党豫鄂湘赣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官（湘鄂赣游击指挥部指挥官）、湘鄂赣第１游击挺进纵队司令官、陆军五十八军暂编第54师中将师长等职。１９４３年因贪污军饷被长沙第九战区军法执行处判刑，１９４５年被释放后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建国后化名曾庆福在云南开设产科诊所。１９５５年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病死于北京公安医院。

——余洒度：湖南平江人，生年不详。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9 月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校团副兼第1 营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七一五”事变后，同卢德铭一起率部转移到赣西北，后任警卫团代理团长，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 师师长。同年9 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军1 师师长。起义部队受挫后，仍坚持向长沙进军。意见被否决后，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10 月中旬在酃县水口离开部队，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后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组织，参加中华革命党（农工民主党前身）。1931 年11 月在上海被捕，后投靠蒋介石，被委以少将空衔。1934 年被蒋介石以“走私、贩毒”的罪名下令枪决。

——郭炳生：湖南湘潭人，生年不详。1928年在湘军彭德怀部任连长，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红五军第八大队大队长，第4纵队、第3纵队司令，红八军6师师长，红五军2师师长等职。作战勇敢，指挥机智果断，但性格简单粗暴、旧军队军阀习气严重。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1932年9月叛变投敌，被蒋介师委以国民党军新编第37师师长之职，掉头参加围剿红军，于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击毙。

——杨遇春：江西瑞金人，生卒年月不详。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很能打仗，擅长游击战术，曾任红十二军101团团长、江西独立师师长、红十二军35师师长等职。由于中央苏区“消灭地主”运动中其父母叔伯均被逮捕清算、家产全被没收，杨遇春因感自身难保而投靠国民党，担任国军江西抗日游击总部副总指挥、第一集团军直辖第2挺进纵队司令等职，1938-1939年间率部在庐山英勇抗击日军，坚守庐山半年多，给侵略军以大量杀伤。据说他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军统系统，终生与共产党为敌。

——方步舟：湖北大冶人，生卒年月不详。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大冶兵暴，具有较强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能力，曾任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红军鄂东南独立师师长，红16师政委、师长，红十七军政委等职。1937年2月因被撤职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而叛逃投敌，担任过国民党挺进军第8游击纵队司令、绥靖总队司令等职，从事过抗日斗争，也曾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曾与我党谈判将其所部改编为八路军或新四军，未果。解放战争中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千余举行起义，归顺解放军。经陈毅亲自主持讨论研究，对方步舟作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的决定。解放后南京市委分配他在安徽宣城一个劳改农场当副场长，后来到南京市青龙山林场任副科长。

——旷朱权：湖南郴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工农革命军第7 师党代表，红四军第33、第28、第31 团党代表，红一军团第3纵队党代表，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 年后，任红十二军34 师政委，红五军团第十三军37 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江西军区独立第3 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8月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1935 年春投敌叛变。据说此人抗战时期曾在苏北与新四军交过几次手，后不知所踪。

——张绍东：陕西人（一说为湖北红安人），1907年生。1930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五军连长、营长，第75 师第224、第223 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 师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团长。1938 年投敌叛变。结局不详。

——兰国清：又名兰明清，湖南人（一说为广西人），1911年生。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 月参加平江起义。曾任红三军团排长、连长、营长，第4 师11 团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第2 纵队11 大队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第73 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参谋长。因革命意志衰退，兰国清很快堕落，并将同样信念不坚定的团长张绍东拉下水，1938 年3月伙同张绍东叛变投敌。结局不详。

——赵凌波：四川泸县人，1908年生。早年参加川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后，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政委、第223 团政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边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 师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344 旅687 团副团长，新四军第3 支队参谋长，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新编第一纵队副司令员，1941 年1 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1943 年2 月在安徽无为石涧馆被抓获处决。

——汤祥丰：籍贯不详，生卒年月不详。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代主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17师政委等职。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他贪生怕死、革命意志动摇，携枪带人叛逃，投靠国民党东北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被我党向国民党方面要回，受到公审。

——邢仁甫：河北盐山人，1910年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排长、旅部参谋等职。1933年冬，到天津做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参与组织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任救国军特务团团长、救国军司令等职。1938年后，担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一一五师工作部部长，鲁西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兼恒河支队队长，山东军区统战部部长，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在抗战艰苦阶段，他对形势产生悲观情绪，开始贪图享乐，结党营私，排除异已，由此与副旅长黄骅等产生了严重对立。1943年6月30日，邢仁甫趁黄骅在新海县（今黄骅县）大赵村召开边区各军分区参谋会议之机，派亲信带人混入会场，将黄骅和旅参谋长卢成道等5人开枪打死。同年9月，他与同党杨铮候（冀鲁边三军分区司令员）逃到天津，叛变投敌，先后担任过伪沧南六县“剿共”挺进总司令，国民党军统天津站一级少校组长、保密局津南流动组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保安副司令兼第41团团长。1949年11月在天津落入法网，1950年9月在其家乡盐山被枪决。

上述14人之外，我军变节投敌的领导人尚有红军时期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司令员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祐，赣东北红十军政委倪宝树等，以及抗战时期八路军第四纵队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吴信容、17团团长刘子仁，新四军军部第一纵队副参谋长赵希仲，第四支队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等。这些人或在军中任职有限、不能称为军事将领，或任职资历未达到师级以上，这里就不作详细介绍。

还有少数人在背弃革命事业后并没有投敌，而是选择走中间道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是周昆。

周昆，湖南平江人，1902年生。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曾任红四军第1团连长，第2纵队5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年后，任红十二军第1纵队纵队长、第34师师长，红四军第11师师长、军长，红一军团第10师、第3师师长，闽赣军区第21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红八军团军团长兼第21师师长、第23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2分校教育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1938年2月，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后，携其中3万元钱潜逃。据说他回到平江老家做买卖过日子，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关于周昆离开革命队伍的原因及其结局，说法比较多，至今是个谜。

另有钟炳然，湖南桑植人，生卒年月不详。曾任北伐军贺龙部连长。1928年参加贺龙组织的工农革命军，担任过湘鄂西红四军参谋处长，红三军9师、红二军团6师师长等职。由于观念战法陈旧，不能适应革命斗争需要，1934年11月被免职。他随即赌气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据说后来被反动团防武装抓住杀害。

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变节将领最多的时期是红军时期，仅大军区和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不下七、八位，师、团级更多。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而且叛变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前途渺茫，投降的将领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孔荷宠等就在这一时期内叛变）。到长征以后，留在南方进行游击的红军部队，在围剿军的兜剿和希望破灭的双重打击下，更是叛变成风。据我这里不完全统计，三年游击战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均有名有姓）至少就有四十多个。有的部队甚至全部主要军官都叛变了，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巨头，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了。这一时期，大军区、军一级的投降将领也是最多的，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世界公认的。至于叛变投敌也有，极少。那么艰苦的环境，从士兵到将军几乎没有什么待遇，只是为了一个信念，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外有强敌，内有肃反，加上敌人的策反收买，极少叛变投敌真是奇迹。

如果将林彪、张国焘考虑在外，职务高、破坏大的要算龚楚，他早年参加革命，２８年参加湘南起义，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七军军长。红军长征时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闻红军湘江之败，丧失信心，杀害红军干部，叛变投敌，追杀陈毅和项英，使留下的红军基本丧失战斗力。晚年流落香港，不知是党的宽容，还是邓小平的念旧情，1991年回乡（广东）定居，后病逝于广东。

还有一个是孔荷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湘鄂赣红军独立1师师长、红16军军长.1934年卸任军长到军校学习，担心整肃，投敌叛变，后任国民政府南昌行营参谋、湘鄂赣边区招抚特派员，1935年在汉口开设双十织布厂，1938年后任豫鄂湘赣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官（湘鄂赣游击指挥部指挥官）、湘鄂赣第1游击挺进纵队司令官，陆军暂编第54师中将师长，1943年被长沙第9战区军法执行处判刑，1945年被释放后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建国后化名曾庆福在云南开设产科诊所。1955年被逮捕，1958年8月13日病死于北京公安医院。

郭炳生也参加了平江起义，是彭帅的亲戚，任红２师师长时，借口到宜黄城下打土豪,可耻地投向敌人。这个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击毙于草台岗山梁上。12军34师政委旷朱权后来也投了敌，抗战时在苏北与新四军交过几次手，后不知所踪。其他还有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陈洪时；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得胜：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王逸涛等人。

红军时有名的叛徒还有一个叫曾洪易，留苏学生，赣东北的中央代表，政委，省委书记。是肃反专家，根据地失败后，到上海找党未成，跑到南京自首，发挥特长当俄文翻译，解放后被抓判死刑，死于狱中。与他相仿的还有余洒度。算得上秋收起义领导人之一（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谁曾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后，也到南京投了敌，弄了个少将空衔。抗战开始时因贪污受贿被蒋介石枪毙。至于周昆（红８军团长，１１５师参谋长），倒没有投敌，对革命失去信心，拐了几万军费回家作生意去了。真为他可惜。

还有一个叫熊寿祺(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是一连党代表)的与他有些象(属于开小差)，是第一个与林彪配对的政委（１纵队党代表，继任者罗、聂都是元帅），也是代表红军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会议，回来时被敌怀疑扣押，族人保出后脱离革命队伍。解放后与周昆一样也未受惩罚。据说与林彪的荫护有关。红四方面军在红军时期，斗争艰苦，肃反最烈，倒没听说有啥重要人投敌。只知西路军的第十四师师长郭锡山只身向马家军投降。抗战中倒出了几个。除张国焘,还有何畏（九军长、参谋长、红军大学政委），到西安治病投靠了国民党，也未得志，解放前夕投江自尽。

红25军出身的还有115师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受国民党策反，跑到国军那边去了。在新四军的有４支队7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他们的投敌也断送了高敬亭的生命。皖南事变中的一支队副司令员赵凌波（后被新四军击毙）、参谋长赵希仲。八路军4纵队6旅17团团长刘子仁，18团团长吴信容，杀害多名干部，率千余人投敌。刘曾当过汉奸，任过国军旅长、师长、军参谋长，后被迫随张轸起义。一九五一年被镇压。后来中央下达文件又给其平反，因为起义时明确规定既往不咎。

还有徐梦秋，长征时期是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陕北时是红军大学政委，在新疆盛世才反共中被捕，立即叛变，1950年在重庆被抓获，死在狱中。原红四方面军师长朱德崇，1939年因贪污问题被追查从鲁西根据地筑先纵队副司令任上投敌。.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在任上叛变，后为军统少将。1949年被捕,1975年作为国民党将校特赦.至于抗战时中共南方委员会组织部长涂振农（曾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郭潜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前者解放后被镇压，后者逃到台湾，写了不少反共书。两人在军内任职不多。

以上人员都是国共合作期间投向“友军”，没有当汉奸。山东倒有几个投日寇的。

一个是邢仁甫，旧军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担任过１１５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部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拒绝到延安学习。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晚，指使军区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到室内，向继任军区司令员黄骅等开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等５名领导当场牺牲。到了１９４３年年底，邢仁甫就投降了国民党，最后，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１９４９年天津解放时，邢仁甫才被捕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再一个是王凤鸣（曾任罗帅警卫员，115师686团长），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被纠正后叛变投敌。改名杨步仁，拉拢１１５师的败类投敌，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后部队被消灭，王得以逃脱。

至于郝鹏举，算不得共军，此人朝秦暮楚，五易其主（冯－蒋－日－共－蒋），不知世界上能否找出第二个。后被陈毅指挥所部将其消灭，郝也结束罪恶一生。

解放战争后，我军日益强大，听不到投敌之事，倒是国军降将如云，难以统计。

去年，听说解放军军总后勤部前军械部长刘连昆少将，及总后勤部前军械局局长邵振中，暗投台湾，出卖情报。由于李登辉失言泄密被我破获，后用注射毒针的方式处死

第二篇：抗美援朝损失惨重：我军11位高级指挥员牺牲

抗美援朝损失惨重：我军11位高级指挥员牺牲

抗美援朝损失惨重：我军11位高级指挥员牺牲2011年07月22日07:34 新华网

(一)代军长，副军长4名李湘将军 资料图

1、李湘，江西省永新县人，1913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7军代军长，1952年7月8日在朝鲜病故。

吴国璋将军 资料图

2、吴国璋，安徽省金寨县人，1919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39军副军长，1951年10月牺牲。饶惠谭将军 资料图

3、饶惠谭，湖北省大冶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3军副军长，1953年2月牺牲。蔡正国将军 资料图

4、蔡正国，江西省永新县人，1909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50军副军长，1953年4月12日牺牲。(二)师长3名，副师长1名，师参谋长3名罗春生烈士 资料图

1、罗春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16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40军第118师师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

2、李雪瑞，湖南省茶陵县人，1914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7军第200师师长，1951年7月牺牲。

3、王珩，河北省任丘县人，191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炮兵第8师师长，1951年7月24日牺牲。

4、蔡启荣，河南省商城县人，1919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12军第35师副师长，1951年5月17日牺牲。胡乾秀烈士 资料图

5、胡乾秀，湖北省阳新县人，1916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0军第58师参谋长，1950年12月牺牲。薛剑强烈士之墓 资料图

6、薛剑强，江苏省涟水县人，1922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39军第116师参谋长，1951年牺牲。汤景仲烈士 资料图

7、汤景仲，山东省寿光县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

第三篇：我军历史上的70个军的首任首长

我军历史上的70个军的首任首长

附：未授衔的同志授衔时的简历与去向。（注：有些同志建国后担任了党政职务，离开军队，所以没有授予军衔。）

1军

军长：贺炳炎

开国上将

政委：廖汉生

开国中将 2军

军长：王

震

开国上将

政委：王

震

开国上将 3军

军长：许光达

开国大将

政委：朱

明

开国中将 4军

军长：王世泰

改任建委副主任

政委：张仲良

已在甘肃省任职 5军

军长：列斯肯

苏联籍，返回苏联

政委：顿星云

开国中将 6军

军长：罗元发

开国中将

政委：徐立清

开国中将 7军

军长：彭绍辉

开国上将

政委：孙志远

已在国务院任职 8军

军长：姚

喆

（开国中将）

政委：缺 9军

军长：赵锡光

（55年病故）政委：张仲翰

（任职新疆）10军

军长：杜义德

（开国中将）

政委：王维刚 11军

军长：曾韶山

（开国中将）

政委：鲍先志

（开国中将）12军

军长：王近山政委：王近山军长：周希汉政委：刘军长：李成芳政委：雷荣天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军长：王秉璋政委：赵健生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军长：刘金轩政委：张邦英军长：刘

有

飞（开国中将）

（开国中将）13军

（开国中将）

军

（开国中将）

（国务院任职）15军

（开国中将）

（开国少将）16军

（【拟授中将】开国大校）（开国中将）17军

（开国中将）

军

（开国中将）

（开国中将）19军

（开国中将）

（55年中央书记处任职）（开国中将）

20军

418

政委：陈时夫

（53年病逝）21军

军长：滕海清

（开国中将）

政委：康志强

（开国中将）22军

军长：孙继先

（开国中将）

政委：丁秋生

（开国中将）23军

军长：陶政委：卢胜任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军长：成政委：黄火星军长：张仁初政委：王一平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军长：胡炳云政委：张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军长：周志坚

勇

钧

藩

24军

25军

26军

27军

28军

29军

30军

52年后再上海市任职）

31军（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少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上海市任职）（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少将）（开国少将）（开国少将）（开国中将）（开国少将）（（开国中将）政委：陈华堂

（开国少将）32军

军长：谭希林

（开国中将）

政委：彭

林

（开国中将）33军

军长：张克侠

（55年任林业部副部长）

政委：韩念龙

（49年12月调外交部）34军

军长：何基沣政委：赵启民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军长：刘万春政委：康健民军长：张世珍政委：帅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军长：刘政委：吴法宪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军长：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军长：万

荣

震

毅

35军

36军

50年再次投靠国民党）

37军

38军

39军

40军

41军

42军

（改任水利部、农业部副部长）（开国中将）（已在浙江省政府任职）（开国少将）（（开国少将）（开国少将）（开国少将）（开国上将）（开国中将）（开国上将）（开国中将）（开国上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政委：刘兴元

（开国中将）43军

军长：洪学智

（开国上将）

政委：赖传珠

（开国上将）44军

军长：邓

华

（开国上将）

政委：吴富善

（开国中将）45军

军长：黄永胜政委：邱会作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麟军长：钟政委：袁升平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军长：张政委：杨春甫军长：王劲修政委：杨树根军长：彭杰如

伟

轸

46军

47军

48军

49军

50军

51军

52军50年自杀）

53军

（开国上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少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少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开国少将）（国家体委任职）（二机部副部长）

（（开国少将）（转业武汉市任职）政委：王振乾

（开国少将）54军

军长：丁

盛

（开国少将）

政委：谢

明

（开国少将）55军

军长：陈明仁

（开国上将）

政委：王振乾

（开国少将）56军

（未组建）57军

（未组建）58军 军长：孔庆德 政委：方正平军长：王新亭 政委：王新亭 军长：韦

杰 政委：徐子荣 军长：刘

忠 政委：袁子钦 军长：郑维山 政委：王宗槐 军长：曾思玉 政委：王

昭 军长：邱

蔚 政委：王道邦 军长：肖新槐 政委：王紫峰（开国中将）

（开国中将）59军

（未组建）60军

（开国上将）

（开国上将）61军

（开国中将）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62军

（开国中将）

（开国中将）63军

（开国中将）

（开国中将）64军

（开国中将）

（公安部副部长）65军

（开国少将）

（开国中将）66军

（开国中将）

（开国中将）67军

军长：韩

伟

（开国中将）

政委：旷伏兆

（开国中将）68军

军长：文年生

（开国中将）

政委：向仲华

（开国中将）69军

军长：孙

毅

（开国中将）

政委：林

铁

（河北省委书记）70军

军长：韦

杰

（开国中将）

政委：甘渭汉

（开国中将）独1军

军长：周详初

（49年起义，任甘肃政协副主席）

政委：

参谋长：张希英 独2军

军长：马惇靖

政委：甄

华

（56年开国大校）

独3军

军长：蒋汉成

政委：黄忠学

（开国少将）

副军长：孙超群

（开国少将）附：未授衔的同志建国初期改任的简历与职务 王世泰

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讨论了新中国成立的重大事项，并出席了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1949年11月任甘肃行政专员公署主任。1950年1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主席，省军区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出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兼政委。1952年8月任铁道部副部长。1954年11月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3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11月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1月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2008年3月14日10时57分因病医治无效在海口逝世，享年98岁。张仲良

1949年9月调任青海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53年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在追歼残匪、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同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列斯肯

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1]（1913-1970），俄罗斯族，前苏联人。

1944年参加“三区革命”，历任新疆民族军团长、旅长，代理三区民族军总指挥(1949.8-1950)。

1949年10月，接应人民解放军入疆，1949年12月14日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月10日，新疆民族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同时中央军委任命原新疆民族军军长列斯肯为第五军军长。列斯肯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首任军长。列斯肯成名于伊宁暴动，原来是公路段段长，民族军组建时，列斯肯任团长，攻塔城克阿山，列斯肯升旅长。新疆和平解放后，1950年1月10日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列斯肯首批破格入党。1950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接见列斯肯。1953年7月返回苏联。孙志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1952年11月调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1954年2月任中共中央财委第二、第三办公厅主任，同年10月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1956年10月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后兼物资管理总局局长。1961年1月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党组第二书记，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1958年5月被补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4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6年10月11日在北京逝世。赵锡光

1949年9月在新疆率部起义。后任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九军军长。该兵团在陶峙岳和赵锡光带领下成建制转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50年11月，赵锡光兼任石河子城建处处长。1954年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1955年10月赵锡光在石河子病故。张仲翰

解放新疆后，张仲翰率部进疆，历任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为建设新疆、保卫祖国作出了新的贡献。王震将军非常器重张仲翰，对他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张仲翰这个人是不打个人算盘的”。后调任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等职。曾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3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张仲翰同志是三十年代的文艺家、四十年代的军事家、五十年代的农学家。雷荣天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二局局长、地质部部长助理兼第三局局长，二机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张邦英

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兼任陕南军区兼第十九军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5月任党委常委，11月任党委副书记。1949年10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行署主任。1950年2月至1951年3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1950年8月至1951年3月任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1月至1954年12月调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三书记。1951年1月至1954年9月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4月至1953年12月兼任军区军法处处长。1951年5月至1952年8月任新疆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51年6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新疆军区党委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3年8月至1954年9月任军区党委常委。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至1954年7月兼新疆分局党校校长。1954年3月至12月调任中共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7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1955年初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11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业部副部长。王一平

1949年至195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6军政治委员、第22军政治委员，第8兵团政治部主任。1952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1956年6月至1957年4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主任。1956年8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5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张轸

1949年，“任命张轸为第五十一军军长”。张轸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首任军长。1950年9月。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部改编为解放军中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与湖北军区合并。解放军第五十一军番号撤销。张轸改任解放军湖北军区副司令员。1953年至1957年。张轸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在国家体委任职。曾任河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张轸在郑州病逝。李干辉

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三十军政委。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苏南军区副政委。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人委监察局局长、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档案局局长、市监委副书记。1962年9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74年3月3日在上海病逝。张克侠

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在台儿庄率部起义。张克侠率部起义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役，先后担任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并兼任上海淞沪警备区参谋长，1950年，公开共产党员身份。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后，张克侠主动请求参加祖国的建设工作。曾担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林业部副部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1984年7月7日在北京逝世。韩念龙

韩念龙1949年12月调入外交部，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交生涯，历任中国驻巴基斯坦、瑞典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党组书记等职。何基沣 1636年，秘密加入共产党。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与张克侠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2万余官兵于贾旺、台儿庄防地起义。1949年2月任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参加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1952年任华北行政委员会水利局局长。1954年起，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任农业部副部长。吴化文

济南战役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一生投四主，先随冯玉祥，后投蒋介石，又投汪精卫，再投蒋介石，终投解放军。1950年11月至1959年吴化文任浙江省政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交通厅厅长。1959年至1962年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4月病逝于上海，终年58岁。刘万春

1946年3月任绥远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1947年12月兼任华北剿匪总部驻归绥指挥所副主任，1949年1月兼任第111军军长，7月兼任第9兵团中将副司令官，9月19日在绥远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36军军长，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起义一年后，1950年11月，刘万春暗中派一名营长到香港与国民党特务联络，获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中共地下工作者当时缴获了这些罪证。11月26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向人民解放军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将军通报了这一严重情况，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挥下，立即扣捕了刘万春等人。1977年，人民政府在关押刘万春27年后，通过特赦将其释放。杨春甫

1949年5月任武汉市军管会副秘书长。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政委。

1950年11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干部部副部长、部长，空军党委常委。

1954年1月至1958年2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委员。

1958年4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劲修

1948年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1949年4月调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7月调任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副总司令。8月4日参加程潜、陈明仁领导的长沙和平起义后任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第1军（辖第1师、第2师、第3师）军长。11月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2军（辖第214师、第215师、第216师），仍任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广西剿匪。先后任省人民政府委员，解放军四野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兼五十二军军长。1950年5月30日在广西桂林因遭到批判而自杀。彭杰如

1948年任东北“剿总”副参谋长，葫芦岛指挥所副主任。1949年4月任湖南省保安副司令，8月随程潜、陈明仁等起义，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五十三军军长。参加广西剿匪战斗。转业后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兼武汉市委会主任委员．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徐子荣

1949年2月，十三纵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一军，徐子荣任政委，韦杰任军长。1949年11月，徐子荣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不久升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在全国公安队伍建设、业务建设中，在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和敌特、间谍斗争中，都作出卓越贡献。毛泽东主席曾说：“公安部选进中央委员会，罗瑞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增加一名候选人，那就是徐子荣了。” 王昭

1949年1月各野战军整编后王昭任64军政委，在解放太原、银川、平凉、兰州等战役中，64军立下卓著战功。同年9月王昭作为解放军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1950年10月64军开赴抗美援朝战场，王昭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53年3月王昭奉命回国，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后任副部长。1961年春王昭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1965年青海实现粮食自给有余。“文革”中“四人帮”恶毒诬陷王昭，1970年2月12日王昭含冤离开人世。粉碎“四人帮”后，王昭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林铁

1949年8月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950年11月－1955年1月兼河北省政协主席。1952年11月任河北省委书记，省府主席，省军区政委。1955年2月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长，省军区政委。1956年7月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58年5月－1966年8月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委员。1960年9月兼华北局第三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任中央组织部顾问。全国人大1－3届代表，5届常委。中共8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务活动家，1989年9月17日在北京逝世。马惇靖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整编第81师师长。1947年春任海固兵团司令。1948年11月其父马鸿宾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接任国民革命军第81军军长，授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衔。1949年9月19日，马鸿宾父子在宁夏省中宁县率第81军军部和第35师、第294师、第358师共约1.6万余人通电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独立第2军军长（政治委员甄华），解放军宁夏省军区司令员，甘肃省第一、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

1972年10月1日因病在兰州逝世，终年66岁。

第四篇：历史上最喜欢搞政绩工程的高级领导干部

历史上最喜欢搞政绩工程的高级领导干部

李恒昌

他就是隋炀帝，他的名字叫杨广，外号叫“ 暴君”。

隋炀帝与历史上那些碌碌无为的皇帝有所不同，他虽然也是一个喜欢享受的人，但也是一个责任感和事业心很强的人。从政期间，他一心想干事创业，而且是想干大事成大业。他的一生，是一个悖论。他特别喜欢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试图通过声势浩大的历史性工程，达到功成名就、名垂千古的目的，然而最终结果是“功成了，名没了，而且让人砍了脑袋”，留下的是千古骂名。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把“干事创业”四个大字误读成了“瞎折腾”！

隋炀帝是从一代伟人杨坚手中接过历史重任的。当时，他老爸杨坚的成就，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在位期间，杨坚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把事业干得风生水起，成为一代明君。20世纪末，一位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对“影响世界的100位名人”进行了大排名，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得到了较为一直的肯定。在他的“世界100强”大排名中，排在第85位的就是中国的隋文帝杨坚。站在这样的伟人肩上开展工作，想必有很大难度。因为，你必须有新的作为，也必须有新的创造，否则，你将始终站在前任的阴影里。

隋炀帝不是一个喜欢站在别人阴影里的人，而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上任之后，他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那就是老爸曾经干过的，自己一定要比他干得更好更大更气魄；老爸以前没有干过的，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思路新的创造。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全面超越老爸的各项工作。而且干工作，要有大手笔，大气魄，要敢于强攻硬上。也就是说，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在这一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具有世界级影响的一系列政绩工程就这样展开了。

大运河：一个“罪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政绩工程。

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隋炀帝亲自抓的头号政绩工程。这一工程，与其他工程有所不同。其他工程多数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或者是“利不当代、功不千秋”；而大运河却是“罪在当代、功在千秋”。隋炀帝因大运河承受了骂名，后人却享受到了它带来的利益。同时，这一工程，也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政绩工程。现代政绩工程，多属于假冒伪劣和“豆腐渣”工程，而大运河工程质量很高，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皇帝亲自抓的工程，谁敢“揩油”胡闹啊？那岂不是找死吗？

开凿大运河，始作俑者并不是隋炀帝，而是那位办事沉稳、决策英明的老爸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辟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经过汉代挖掘的漕渠故道向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取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但他远远没有完结。在隋炀帝看来，老爸实在是个缺乏长远规划，办事半途而废的人，大运河只干了三分之一，就走了。这怎么行，这哪有一代帝王的气魄？隋炀帝即位后，面对老爸的未完成的工程，他下达了一道新的命令：继续干！直到贯通南北！

于是，这个历史上规模巨大的工程重新开工，显示了新领导人崭新的气派。他在隋炀帝“广通渠”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后续了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二期工程：开通“永济渠”:从洛阳出发，向北，向北，一直向北，最终到达北京！三期工程：挖掘“江南河”：从都江——现在的扬州，一直到余杭——现在的杭州。

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几十万人的艰苦鏖战，全长1747公里的大运河终于建成了。它的建成通航，把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河流连接起来，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融汇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此，整个华夏大地有了新的地理意义，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现代观点来分析，当时的大运河，就当代的京沪高铁！

这是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个大手笔。没有超强的责任意识，不能完成这一大手笔！没有非凡的气魄，不能完成这个大手笔！没有敢于直面争议和批评的勇气，同样不能完成这以大手笔！然而，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世人一直很多争议，有人说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游玩。这一观点十分可疑。仅仅为了便于个人游玩，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开凿大运河，不是脑残也是傻瓜。

不错，大运河通航之后，隋炀帝曾经带领上百条船只组成的船队，浩浩荡荡地畅游江都。但这不能说明什么，这只不过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在一项重大政绩工程落成之后，搞的一次规模比较大、规格比较高、时间比较长的剪裁仪式外加检阅活动而已。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让隋炀帝不惜一切代价，动员和组织全国力量，专心致志地开凿大运河，而且一干就是好多年呢？深层次分析，原因大概有三：

为了实现真正的南北统一。此其一。隋炀帝灭掉陈国，只是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内容上联系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那时候，无论是地缘，还是交通，南北之间还存在一定隔离。那好，我在南北之间，沟通一道血脉，把南北大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道血脉，就是大运河。

为了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此其二。看到老爸未完的工程，如果不继续干下去，就会成为“烂尾楼”，不干心里痒痒。

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同时也为了造福后人。此其三。这一点，不用说，读者都明白。考量中国历史上无数大工程，大概再也没有像大运河一样“罪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了吧？

因此如果问，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错了吗？答案是既有错，也没有错。没错的是大方向，错了的是过程和细节。毫无疑问，隋炀帝对大运河这一历史性工程，是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他的巨大热情，促使这以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也正是他的巨大热情，使他饱受争议，也饱受骂名。

那么，隋炀帝究竟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他不讲科学，过于简单化，急于求成，而且不管百姓死活，把本来是一个造福于民的工程，干成了急于求成的“政绩工程”或者说“面子工程”。

在隋炀帝这里，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干这活，不容易是吗？没关系，我们可以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手不够是吗？我们有的是人，愚公和他的子孙都能挖掉一座山，我们难道还挖不了一条河？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于是，天下就有了，服不尽的徭役；于是，国库里的银子，就出现了虚空；于是，老百姓的心中，就产生了怨恨，怨声载道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于是，当大运河开通的时候，他的功劳，被他的不足，一笔勾销。

征高丽：一个“出师有名、但不讨好”的形象工程。

三征高丽，是隋炀帝一生所干的三件大事中最重要的一件，也是他最受争议的一件。战争以胜利告终，但却以非议开始，直至战争结束后非议依然长留。

与高丽之间的战争，也是始于老爸。高丽本来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然而，突然有一天，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种全新的战术，叫做“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进攻谁啊？隋朝辽西是也。TNN的，活腻歪了！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大手一挥：办他！于是，三十万大军扑向辽东。然而，这场本来实力悬殊的比赛，大隋帝国却败了。三十万大军，死者八九成。

这实在是一场奇怪的战争，虽然隋文帝在战场上失败了，却换来了对方的苟合。很快，高丽派来使节，他们的王称自己为“辽东粪土臣元”。意思是，我是辽东的狗屎，I 服了 YOU！向你称臣了，以后再也不敢玩“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了，只想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吼吼！对方认错了，我们还有必要重新集结队伍吗？隋文帝把头摇得像货郎鼓：NO，NO！现在是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历史已经表明，高丽所谓的臣服，只是一种假象。这一点，隋文帝看不明白，隋炀帝看得清楚。他一直惦记着老爸未完成的事业。几年之后，历史赋予隋炀帝完成老爸未竟事业的机会。高丽再次进攻辽西，而且和突厥私下联系，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大隋”。战争打到了家门，而且敌人图谋已久，用心险恶，怎么办？隋炀帝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打。如果是你，你也肯定选择打。不打，你就是汉奸，你就是王八蛋！因此，对于隋炀帝选择打，后人没必要过多质疑。

第一次东征开始了，隋炀帝派水上和陆地两路大军进发，试图一举将对手“搞定”。然而，这一次，他犯了急于冒进，简单化的错误。由于准备工作不细，水军和陆军此前没有搞过实战演习，双方配合严重脱节，直接导致失败而归。首战告败，让隋炀帝大为震惊，作为一代帝王，他不能认输，第二年，他组织了第二次远征。本来形势非常有利，无奈杨玄感举兵起义，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好端端一场对敌战争，演变成了平息叛乱。这一次，隋炀帝也是不二选择。汉奸临阵叛变，不打他能行吗？当然不行！

有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隋炀帝吸取了经验，第三次，他亲自出征，NND，我就不信办不了你。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皇帝出马，一个顶仨！战争很快就有了结果，高丽不仅“无条件投降”，而且还把流亡到高丽的政治犯引渡回大隋。隋炀帝凯旋，得到了鲜花和掌声。应该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按常理来说，通过这场战争，国内的矛盾应该有所化解，然而，可能是战争带给老百姓的负担太过沉重了。隋炀帝在享受鲜花和掌声背后，遭遇的是非议和骂名，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迁新都：一个“只顾自己、不顾百姓”的安居工程

隋炀帝知道，安居才能乐业。为此，他在开凿大运河和远征高丽的同时，大力推进“安居工程”。不过，他的所谓安居工程，只考虑了自己和官员们的安居问题，根本没有考虑老百姓，而且把安居工程和迁新都结合起来，最终搞得一点也不安居。

当然，隋炀帝迁新都也是子承父业。当初，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和东京洛阳城，隋炀帝上任后，把老爸的建筑事业进一步发扬广大，在修建新都洛阳上大做文章。有理由相信，隋炀帝具有搞土木工程的天赋，干起事情来非常在行。当然，他这样做，目的并不那么高尚，不是为了推动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只是贪图享乐罢了。

在一次工作视察中，隋炀帝亲自来到洛阳，他登上邙山山顶，登高远望，一个伟大的设想在他具有“雄才大略”的脑袋里产生。他认为邙山之南，伊阙之北，瀍水之西，涧河之东，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地区，也是一个绝好的军事要地，适合搞“安居工程”，他决定在此营建新的都城。因为，这样可以推进全国政治经济的重心，也可以推进抗击敌人的前沿阵地。

公元605年3月，隋炀帝正式启动他的“安居工程”兼“迁都工程”。他任命尚书杨素为营建东都的指挥长，纳言杨达为副指挥长，宇文恺为将作总工程师，并赋予他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的权力，由此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该工程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同时倒排工期，确保期到必成。建设工地，大战犹酣，日新月异，进展很快。不到一年就宣告竣工。

安居工程竣工之时，隋炀帝极为高兴，他连夜发来“电报”，对参建人员给予隆重表彰。然后，他暂停巡游活动，从江都出发，赶到东都洛阳，举行了盛大剪彩仪式。随后，他组织了规模宏大的大搬家活动，六宫百官跟随他迁居洛阳。很快，洛阳便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也成为他居住享乐的中心。

按照贤良君主的标准来衡量隋炀帝的生活，很容易发现，他这个人有很多毛病。最大的毛病有两条：一是他生活比较奢侈，经常搞腐化，一点也“不低碳”；二是过于喜欢旅游，总是兴师动众，不仅在国内旅游，还搞公费“出国旅游”而且花费也特别高。这些作为，既花费了国家很多钱财，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关于人究竟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隋炀帝和他的父亲有不同的认识。父亲隋文帝认为，天下，得来不易，必须珍惜；财富，来之不易，也应该珍惜。可是在隋炀帝这里，却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财富之所以创造出来，就是供人享用的，钱花完了还能再挣，没必要对自己过于苛刻，天天过苦行僧生活，该享乐时一定要会享乐，不然会愧对一生。当初当太子的时候，碍于父亲的威严，隋炀帝曾经表现得十分节俭，生活得极为矜持。自从老爷子了，自己当上皇上之后，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他大兴土木，打造显仁宫，从江南搞来名贵石材，奇花异草，珍禽奇兽。在首都西边，修建西苑，里面搞海，外面搞湖，亭台楼阁，海市蜃楼，极其豪华。他在西苑之中，专辟“迷楼”，楼上设四阁，里面铺设四个大帐，名曰：散春愁、醉忘归、夜酣香、延秋月。命令后宫美女和从民间挑了的女童，统统住在这里，一有空闲就在这里玩乐。

对于隋炀帝过度奢侈的生活，人们多有批评。对此，或许隋炀帝感到委屈，认为自己身为皇帝，吃吃喝喝，搂搂抱抱，游游玩玩，这算得了什么？这不过是一些小节，然而，正是这小节，铸成了大错。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眼看末日来临，可爱的隋炀帝对镜自怜：这么好的一颗脑袋，会被谁砍掉呢？在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一下隋炀帝了。临死前的幽默，足以证明，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君。没过几天，历史就给了隋炀帝一个答案，砍下他脑袋的，是一个叫宇文化及的人。隋炀帝虽然知道了谁砍他的脑袋，但至死也不明白，别人为何要砍他的脑袋。或许只有历史告诉他：作为皇帝，想干大事，这没错。但要切记，不要急进，不要过度，也不要不拘小节。一句话，要想法把自己的宏大愿望和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统一起来！

2010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