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为何经久不衰》

第一篇：《诗经为何经久不衰》

《诗经》为何经久不衰

李慧

内容摘要：

《诗经》典雅、质朴、和谐、神秘而又澄清，它大量的题材、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丰富的心理、深刻的思想与真挚的情感、特别的体裁、创新的修辞与多彩的语言，再加上它特有的韵律美感，使它具有了群众性和社会性，让它具有了不可估量的社会历史价值、哲思价值与文学艺术价值，成就了它数千年来被广为传颂的盛况。关键词：

诗经、题材、社会历史文化、思想情感、体裁、修辞、语言、音律 社会性、群众性、文学艺术价值、哲思价值、社会历史价值、经久不衰

正文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于春秋时代由儒家创始人孔子便编订，本只称《诗》，后被儒家奉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它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起点，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究竟是什么让它有如此成就，被沿用至今？细细思量，《诗经》收录的含有大量的题材、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心理及深刻的思想与情感、特别的体裁、创新的修辞与多彩的语言，再加上它特有的韵律美感，让它具有了不可估量的哲思价值与文学艺术价值，又怎能不长久流传呢？

内容上，首先《诗经》收录时间跨度很大。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约500年。并且，其作品作者并非一人，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以外，学者认为，朝廷还有专门的采诗人为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或者是乐师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于是到民间搜集歌谣。另外，诗歌产地所涉及的地域也很广。西起黄河流域山西和甘肃的一部分，北到河北省西南，东到山东，南到江汉流域。因此作品内容极其丰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这其中有涉及爱情、婚姻、农事、战事、政策、宗教礼仪等等内容，全面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面貌。

《诗经》将中国早期的历史学、农业学、文学、政治军事学、伦理道德学等汇聚一堂，全部灌注进社会历史文化中。例如十五《国风》的《豳风》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地位稍高的“公”和“公子”工作。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诗的价值，在于相当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西周初期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文化差异。“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体现出奴隶制下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由此观之，《诗经》大量的题材，采集于民，内容紧贴民生，与平民息息相关，传递着十分有价值的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是其广为流传而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心理及思想情感上，《诗经》体现得尤为深刻。心理上，其一，受原始社会巫祝祭祀之风影响，人民具有的祝祷祈愿心理；其二，受礼乐制度束缚，人民的宗法心理；其三，受心灵潜意识欲望驱使而产生的情爱心理：男女相悦的热烈奔放（爱情的坚定、强烈、至死不渝），求思者自由、刻苦、缠绵（求爱之路道阻且长，令人辗转反侧）。思想情感上，有些诗具有较强的批判与揭示性，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此其一；有些诗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此其二；还有不少诗表现了男女的爱情生活，弃妇的哀怨，相思之苦，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与阻碍，此其三。

我们看如下几个例子，《魏风·硕鼠》将官吏比喻为肥大的老鼠，揭露了奴隶主的贪婪，表达出人民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小雅·采薇》中，“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作者借豌豆苗的成熟表达战事长久的哀怨与忧时之情；《秦风·蒹葭》表现了男的和女的之间如梦的追求；《卫风·氓》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痛彻心扉却也睿智地将负心男子的虚伪看了个透彻，表达了自己的悔恨与决绝。每一种感情都是如此强烈，每一颗心都是如此虔诚。

从中看出，《诗经》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深刻，情感真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促生的，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心灵鸡汤能净涤人们的内心，心理情感的表达和填充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因此《诗经》被奉为经典代代教授。

《诗经》出彩的地方，除了内容和思想情感，还有它特有的体裁。风、雅、颂，是诗经的体裁，也是诗经作品分类的主要依据，《诗经》主要包括地方民歌、宫廷乐歌和宗庙乐歌。“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可推断出诗产生于如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雅”是“王畿”之乐，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宴饮所作，小雅多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贵族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四十篇。虽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毛诗序》中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可以发现，风、雅、颂三种体裁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各阶层的生活，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贵族的泛称）阶层的人物。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群众性的作品，自然能深入人心。

《诗经》的修辞手法和丰富的语言是其绝对不可缺少的华丽外衣。它的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又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也），明喻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王风·采葛》）；暗喻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再如博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卫风·硕人》）。“兴”就是启发（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又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风”“雅”“颂”和修辞手法“赋”“比”“兴”，合称《诗经》的“六义”。再者，还有独特的反复法和对句法等。反复如“江有汜，子之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悔也。”（《江有汜》）；对句如“夏之日，冬之夜”（《唐风·葛生》）等。此外，其语言运用简练、生动、丰富、形象，运用大量形容词、动词等，采取了许多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的写法，给诗歌增加了形象美。

修辞和语言让《诗经》更加生动形象，意境独到。这无疑更能吸引文人雅士的目光。研究到此处，不禁感叹，也难怪《诗经》经久不衰了，它那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哲思价值让它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当之无愧。

不止如此，韵律是《诗经》的又一大特色。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更换中间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感情，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王国维也曾说过“颂之声较风、雅为缓”的音乐特点。而且《诗经》中还运用了大量的双声词、叠韵字、重叠字，与音律相通，这为《诗经》更添了艺术魅力。《诗经》典雅、质朴、和谐、神秘而又澄清，它大量的题材、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丰富的心理以及深刻的思想与真挚的情感、特别的体裁、创新的修辞与多彩的语言，再加上它特有的韵律美感，让它具有了不可估量的历史、哲思与艺术价值，成就了它的流芳百世、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叶舒宪 湖北人民出版社 [2]《诗经新解》 翟相君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1月.[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 [4]《诗经解说》 陈铁镔 书目文献出版社.

第二篇：秦始皇为何要焚烧诗经

当秦始皇遇到《诗经》

---论秦始皇为什么要首焚《诗经》

史沙沙，王雁晴，王小琴，次旦卓嘎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科基础教学部

09级文秘教育）

摘要：《诗经》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甚至于“不学诗，无以言”。这样一部文化经典为何到了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始皇面前却遭到了灭顶之灾，迎来了它前所未有的寒冬？本文通过对《诗经》内容、思想的认真解剖与研究以及史料的分析，总结了秦始皇为什么要首焚《诗经》。关键词：秦始皇；焚书；《诗经》；内容 指导老师：程世和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史记·李斯列传》）

被称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以其或诗化或锋利的语言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 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孔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甚至于“不学诗，无以言”。古代圣人给与如此高的评价，为何到了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始皇面前却遭到了灭顶之灾，成为首焚对象，迎来了它前所未有的寒冬？细细研读《诗经》，大致可以把其内容分为四类： 一：征夫思妇诗

这些以战争、徭役为背景描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在《诗经》中占有大量的篇幅。如《王风·君子于役》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 的不满。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来，即景生 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卫风·伯兮》，即写一位 妇女由于思念远戌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其第二章云：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率真质朴地 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另外在《雄雉》、《殷其雷》、《有狐》、《卷耳》等诗中写的也都是是妻子思念在外服役的丈夫。

《国风·唐风·鸨羽》中

肃肃鸨羽①，集于苞栩②。王事靡盬③，不能艺稷黍④。父母何怙⑤？悠悠苍天！曷其有所⑥？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⑦。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⑧？

肃肃鸨行⑨，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⑩？”

全诗三章首句均以鸨鸟反常地停集在树上比喻成群的农民反常地生活——长期在外服役而不能在家安居务农养家糊口。[这是一种隐喻的手法，但正是诗人独具匠心之处。王室的差事没完没了，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大量的田地荒芜失种。老弱妇孺饿死沟壑，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战乱频仍的现实反映，所以诗人以极其怨愤的口吻对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甚至呼天抢地，表现出人民心中正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随时随地都会像炽烈的岩浆冲破地壳的裂缝喷涌而出，掀翻统治阶级的宝座。另外在《陟岵》、《杕杜》、《蓼莪》、《四牡》等诗中也有类似的反映。

这些诗歌牵涉到的关系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夫妻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关系，而这两种关系又是社会的基本组织构成---家庭，社会乃是无数个家庭构成的，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是社会秩序有序进行的保证，反之，家庭如果乱了散了，那么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的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以大量征夫思妇之作，表明了儒家将旷夫怨妇视为民生重大问题的人道立场；《诗经》将民生真相告知受教育者，先儒将夫妇同室欲望的满足、供养孝敬父母视为寻常百姓的真实幸福，视为日常人伦之根基而建立王道的必要条件。

当时间进行到秦始皇时代，征夫怨妇不但未减少反而因秦朝沉重的徭役兵役而增多，百姓读了他们一直信奉的《诗经》联想到自身的境遇，能没有感慨没有怨恨没有反抗吗？而始皇大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歼灭了六国，日夜梦想着他的始皇、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梦，当然不容许百姓的这种思想的存在，更不想看着大好江山毁在一本书手里。

二：讽政诗

在讽政诗上，以《硕鼠》为代表：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硕鼠》把奴隶主剥削阶级比作贪婪可憎的大老鼠、肥老鼠，不但形象地刻划了剥削者的丑恶面目，而且让人联想到“老鼠”之所以“硕”大的原因，正是贪婪、剥削的程度太大了，从而激起对剥削者的憎恨。从“无食我黍”“我麦”到“我苗”，反映了奴隶们捍卫劳动成果的正义要求，对于压迫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觉醒更可贵的了，而这首诗恰恰是觉醒的被压迫者的歌。另外在《七月》中农奴吃的“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住的“窒熏鼠，塞向墐户。而且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打来的猎物收获的庄稼都得要献给贵公子“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它所叙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所以把它看作是反剥削反压迫的诗篇。

正是由于《诗经》中带有这些反抗压迫的诗歌，能促使人民思想上的觉醒，敢于为争取自身的基本生活和境遇的改变而付出反抗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威胁了秦朝统治的稳定，给秦朝的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为了防患于未然，秦始皇决定焚烧《诗经》，以愚百姓，麻痹他们的思想，让他们从潜意识方面放弃反抗的念头。

三：颂歌

颂歌主要是赞美周王朝王侯的“盛德”，赞美周代的礼制和贤明君王，向神灵报告王侯的公德，赞扬他们以德治国的美好品德和高尚情操。其中这类诗歌以《维天之命》为典型的代表：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这首诗反映了典型的周人敬天保民的思想。他们一面宣扬天命，一面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而认为天佑明德。于是他们便着力宣扬周朝的奠基人——文王有明德、有天命，才享有天下，并承诺继承文王的善道而笃诚实行。此诗虽是歌功颂德然而真实地反映了周人进不得政治思想，这是很可贵的。周人这些美好的德行和秦朝的暴政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人们对现状及其不满，更怀念周朝的统治。这些思想倾向一方面和秦朝的政治思想相违抗，不利于秦的统治，另一方面不易于秦的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因为在人民反抗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安下心来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

四：婚恋诗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 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 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 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周南·关睢》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幕之情，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 《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郑风·子衿》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 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一日不见，如三 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在《郑风·出其东门》中，则由男子直接说出：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 那个素衣女子。

正是由于《诗经》中抒情主人公对爱情如此热烈执著，因而一旦爱情遇到挫 折，就感到特别痛苦。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还不像后代那样深受封建礼 教的压制束缚，但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了。有时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也会受到父母的干涉。如《鄘 风·柏舟》即是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辞：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如 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 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然而，到了秦始皇的面前，他是绝对要批判禁止的，在他的眼里，女子从嫁就应该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符合立法规范和伦理道德，才是一个女子应该遵守并且成为一个符合要求的妻子，那些要求爱情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想法与作为与自己实行的一系列愚民政策是根本相违背的，所以秦始皇决定不可能给《诗经》以发展的空间的。

另外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能温情缱绻。婚姻的幸 福对妇女来说，常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诗经》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为数不少。《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妇女，因妾得宠而 失位，无可告诉，只能在痛苦中煎熬。这类诗反映的是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 妻的名义，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另一类则表现婚姻破裂后妇 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卫风·氓》和《邶风·谷风》，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 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 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趕走。《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

有了这么多的弃妇怨妇，出现了如此多离散的家庭，人们肯定会思考到底是什么让她们成为了别人的弃妇、人们眼中的笑料、讽刺说笑的对象，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肯定是要追溯到是什么成全了这一桩婚姻-----礼法制度！而所谓的礼法规范是支撑社会存在的重要支柱，秦始皇肯定不愿意让这支顶梁柱倒下，所以首先会拿诋毁他的顶梁柱的《诗经》开刀。

结语

从以上《诗经》内容可以看出，无论从哪一类诗来说都足以证明《诗经》思想内在本质的可贵性，尤其是从人类的最本质需要出发，最真实的写出了民生的真相，特别是始终把民生疾苦，寻常百姓的日常幸福放在首位，它可以促使百姓关注自身生存状况，使知识分子关注民生疾苦，怨刺上政，为百姓鸣不平。秦始皇的一纸诏书把《诗经》投于大火之中，或许正是慑于诗可以兴观群怨的魄力，兴之联想、观之体察、群之交流、怨之表达，哪一点都与秦皇时代的愚民政策相违背。始皇妄图想把他的人民圈养在他早已围拢好的专政牢圈里，企图通过所谓的愚民政策来控制大众的思想、归顺他们的行为，梦想着通过焚烧《诗经》可以避免人民口口声声的以古论今来掩饰他所创制的一系列旨在控制压制人民的种种措施，有了这样一部百姓忧乐的代言之作，他的梦想注定不能成真。这样一部不利于秦始皇统治的作品注定会遭到灭顶之灾。

【参考文献】

【1】：程俊英 译注【2】：王秀梅 译注【3】：李家声 译注【4】：司马迁 著

【5】：司马迁 著

1985 ：10186 《诗经》 中华书局

1985：978

华文出版社 2002：5075

中华书局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

《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诗经全译全评》 《史记·李斯列传》

第三篇：《关雎》为何成《诗经》开篇之作

《关雎》为何成《诗经》开篇之作

摘 要：《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用诗艺的手法记载了我国最早时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商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风雅颂”三类诗并萃，歌颂了这个多民族国家在明君贤臣的管理下，依从各家有利之言说，逐步走向繁荣兴盛的历史面貌。诗歌三百，具有教民、治民和亲民之道。在这样一部百科全书般的诗集里，爱情诗体裁的《关雎》却成为了《诗经》总三百篇的开篇之作，文章拟从以下几点探究其原因。

关键词：人伦教化 情感表达 意象审美

一、《关雎》是人类情感伦理的开端

《关雎》之义，四始诗风；人伦之德，中庸之范。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1]《诗经》以风雅颂三类诗来编排，即以《关雎》为风诗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诗之始，称为“四始”。《关雎》属于风，关于风有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能力压其余三诗，位居第一，首先是它自身的伦理意义，其次是它的艺术意义，包括诗歌内部的意义旨归，以及深刻的文学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四诗统领着国风、小雅、大雅和颂诗四个方面，分别代表着《诗经》三百篇的编诗目的，就是儒家推崇的社会教化功能。《关雎》写爱情，男女之爱是社会最原始的情感，也是封建社会人伦教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初的出发点；《鹿鸣》写友情，提倡和谐的相处之道，构建友好互信的和谐社会，这是人类社会进一步扩展的教化产物；《文王》写统治者，有了家自然有国，指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国家在明君贤臣的共同治理下能够繁荣昌盛，代表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开始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清庙》是商周时期最为发达的礼乐制度的产物，靠着封建人伦纲常和封建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以上四始，实际上为人伦之四宗的开始。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诗经》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反映爱情和生活的诗集。它的创作目的，或者可以说，后来统治者及其文人的编纂目的是将它编成一部“教科书”，教会人们关注生活、学会生活、热爱生活，并用儒家思想中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念来关照自身。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集，它以表现社会现实为第一要义，《关雎》可谓是其中的第一面镜子。美国文学批评学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的功能就是“镜”与“灯”的作用：文学作为一面镜子，可以在作家的创造下再现或表现真实；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给予人以启示的力量[2]。因此，我们可以在《关雎》里看到普通男女追求爱情的真实动人的画面。这是一个让人感动、喜悦而又纠结、惆怅的故事：美人啊你就在河之洲，咫尺之间，挥挥手就可以看见，你可见到焦急的我一直向你翘首以待，你可明白我内心对你的爱慕与思念，你可愿意接受我的追求，让我给你弹琴，向你鼓乐，那动人的歌声里，满满的都是我?δ愕乃寄健！扒笾?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这一细腻生动的描写展现了古代社会基本的生活画面。《诗经》表达合情合理的纲常教化，鼓励男女之间主动追求爱情，因为两性之爱是人伦中必不可少的需求，但谈恋爱一定要合乎社会规范，合乎礼仪才能受到认可、受到祝福。因此，男子追求“淑女”，要用“琴瑟”和“钟鼓”奏出美好的音乐，使“淑女”心悦。《关雎》深刻体现了“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人伦教化功能，观照了真实的社会具象，再以人伦教育之、开导之、成就之。

二、《关雎》是人类美好情感的歌颂

《关雎》之情，求之思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关雎》首先打动我们的，是主人公直率坦诚地表达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美人的倾慕，这种情感真实、热情、纯朴而强烈。诗言志，歌咏言，放在首位合情合理，圣人也无疑义，孔子对《诗经》做过审定，也没有改动《诗经》开宗明义的要旨。《关雎》语言朴素而流丽，在短短五个章节中，主人公的情感几经转折，先是欣喜地“好逑”之，互美的异性，相当的年龄，就是意中称心也不能就有求必应，还要深入地了解，是对“德”的衡量；然而“求之不得”，因此终日流连河洲，晚上还难以入睡。“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勾勒出一个单纯而深情的主人公形象。但即使遭此挫折，他也不放弃，主人公想尽方法，希望博得美人欢心。每个人都向往真挚而美好的感情，古代人也不例外，甚至富可倾国、权可覆国的人也不例外。因此，这首表达了人类心中最基本的求爱之情的《关雎》得以广泛流传，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为了获得更宽泛的群众基础，使得儒家伦理思想深入人心，孔子等人将《关雎》收入国风其一收入《诗经》，并作为开篇之手，奠定《诗经》的感情基调――热情地关注现实，传达教化之作用，表达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尚书?尧典》把诗的作用定义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不仅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倾向，还传递出当时当地社会的统一的情感价值，要求人们将诗歌中的“志”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当一个社会有了一致的追求，受相同的社会准则规范时，国家才能盛强，民族才能富兴。

三、《关雎》是美人之志，英雄之谋

美人之志，英雄之谋；以礼相求，求之有道。

从个人层面上看，《关雎》也是一篇关于美人与英雄的故事。这个美人既喻渴望凭借自身才能获得明君赏识进而求得功名显达的文人形象，又喻能够慧眼识人任贤举能的明君形象。这些美人渴望国家繁荣昌盛，成为万世之表，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民族追求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里一直以“象征”的手法含蓄地表达，具有朦胧而又美好、遥远而又让人心向往之的审美效果。古代诗人多使用“香草美人”手法寄托自己的美好理想。《关雎》中的审美意象共有三类，一是“香草”，即“荇菜”；二是起兴之象，即“关雎”“河洲”；三是“美人”，即“窈窕淑女”；四是使用工具，即“琴瑟”“钟鼓”。香草和起兴之象描绘了男女追求发生在清雅幽美的景色之内，在美好的大自然中，人们的情感总是显得如此纯洁、永恒，表现了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倾向。“美人”自然是诗歌的中心意象，她贯穿诗歌始终，却没有正面出场，一直给我们一个隐约的丽影；她并不在我们身旁，却也不致天涯之远，多少人为了“在河之洲”的她至死不渝地追求；以琴瑟钟鼓悦之，说明了“以礼相求，求之有道”。《关雎》展现了“美人”，也展现了“以礼求之”的礼教，这正是它的教化意义所在。

从社会人生的层面看，《关雎》写的是人们追求理想的热切盼望和怀才不遇的辗转反侧。《毛诗?序》写道：“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t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淑女”可以看作是古代人民对理想的追求，人们对于理想“不淫其色”，看重个人合礼的品德修养；所以“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可以爱慕，可以追求，但要合乎情止乎礼，不可亵玩之。这是《关雎》想要告诉我们的，它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男女之间追求恋爱的故事，表达了男性对美好女子的向往和追求。“窈窕淑女”中的淑女，又岂止是美好端庄的女子呢？那也是有才能、有理想的人希望能够被圣明的君主赏识，以求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追求与渴望。“哀窈窕，思贤才”，明君和贤臣的价值追求是一样的，他们一直在寻找有才能有品德的人。路虽漫漫但他们不会停止求索，求而不得，辗转反侧，但他们会越发坚定信念，穷其一生追其美好。君子之道正在于“进贤”。

“美人”与“英雄”的塑造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题中之义。《关雎》通过对男女两性恋爱的赞颂，表达了对合乎社会秩序的礼教的肯定和维护；《离骚》歌咏“香草美人”，表达了对个人追求人生理想、实现社会价值现象的反映与肯定。中国古典文化的“美人”自然不只是经典中虚构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文人们更愿意从历史的长河中掘出极具风姿的女性，再用细腻的工笔地为她们画眉染脂，利用丰厚而深沉的文学历史底蕴对她们进行重新塑造，为她们补上时代的新妆。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这“四大美人”。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也许不失于美貌的名声，但无疑，西施、王昭君、貂蝉的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国家为重的民族情感是中国文人浓墨重彩的添笔，文人们将“美人”的“忠义”与“英雄”的“情怀”放在同一个民族遭遇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中，更能体现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始终不懈的追求，反映了他们沉郁的爱国情怀和大一统的民族思想。

王国维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3]，意思是每一时代的文学因社会形态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的时代色彩和地方特色。纵观古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流传和为人们所喜爱，最关键的都是因为有了与《关雎》、与《诗经》，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反映社会现实，发出时代人民的心声。

注释：

[1]文天译注，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0-148页。

[2][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320页。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15页。

（古雪玲 广东广州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

第四篇：《关雎》为何会被列为《诗经》首篇

《关雎》为何会被列为《诗经》首篇

这个问题本来古代儒者和现今国学专家们做过许多解释，但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还需得提出来重新探讨。

《关雎》，明摆着就是写一个男士爱上了一个采荇菜的姑娘，思慕她、追求她、想和她结为夫妻，这纯粹是一首爱情诗歌，为什么居然置于《诗经》之首呢？还有，包含着那么多讽刺歌谣和通俗民间小调的《国风》，为什么居然排列在《雅》和《颂》的前面呢？如果按照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怎么说都是难于理解的。试想，即便是现在，如果让文联作协或某位大诗人编一部《中国当代优秀诗歌选》，他们能这样编排吗？

对于这样一个明明用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根本讲不通的问题，可是古来儒家学者们却总是要费尽心机牵强附会。他们企图“拔高”这首诗的思想含义来自圆其说，其实显得非常迂腐可笑甚至让人恶心。

比如，这首诗中明明只说这男子爱慕追求那女子、想娶她为妻，可那些儒家学究们却硬要“拔高”到符合儒家婚姻伦理和夫妻关系的高度。找不依据，他们就编造了一个关于雎鸠是神话。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云：“挚之言至 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后来朱熹更是在《集传》中若有其事地说：“雎鸠，水鸟也。状类凫鹥，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他们把这种鸟吹得神乎其神，说它们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它只要找到它理想的伴侣 结婚了，就再也不跟其它雌雎鸠往来了，而且非常重感情，夫妻相互尊重。所谓雎鸠“偶常并游而不相狎”，就是它们平实不乱开玩笑，发情的时候更是躲起来的，人们看不到它，一 般的动物也看不到它。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自然界真有这样的模范夫妻鸟吗？事实上，无论是江淮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现在根本就看不到这种水鸟，民间也从来没有传说过有这种水鸟。注释说是一种鱼鹰，可是人们也只知道所有的鱼鹰都只是想吃鱼，没有见过那种鱼鹰是这种德性。就算是古代有吧，也绝不可能这么神乎其神。说穿了，这完全是儒生们凭儒家观念主观臆造出来的，根本不是原诗的本意。所谓“关关雎鸠”，无非是指水鸟鸣叫而已，而鸟的鸣叫也多半是因为发情求偶。“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纯属起兴而已。

还有一些故作微言大义的观点，比如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就说这是讲究礼教；说关关之声悦耳中听，就是符合中庸之道。更有甚者，《毛诗 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则说：“关雎麟趾之话，是王者之 风，文王之所教民也”。宋代朱熹就捕风捉影的解释说：“淑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 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他居然把这首诗附会为歌颂文王与后妃的高贵品德、用以教化人民的典范，岂不让人恶心死了吗？

经过这些腐儒别有用心地一番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拔高”之后，《关雎》这首爱情诗就推上了儒家道统的顶峯。《韩诗外传卷五》为此专门杜撰了一段孔子和子夏的对话，因为这段对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聊吹嘘和愚蠢可笑，我特地抄录如下：

“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你看，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古代儒家和现在的一些所谓国学大师们用如此卑劣的杜撰来曲解《关雎》、居然把这首爱情诗抬高到“天地之基”的地位，他们如此别有用心的解释《关雎》为什么列为《诗经》之首，这不明明是在忽悠愚弄人吗？这能让人信服吗？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诗经》的文本，是早在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形成之前就基本固定下来了的。或者说，当初收集整理《诗经》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受那么多儒家教条和封建政治观念的束缚，特别是没有受到汉代以后独尊的儒术以及宋明封建礼教的制约。即便是按照《史记》里的说法《诗经》是由孔子编订的，孔子也只不过根据原有的文本“述而不作”。实际上，从宋代开始，许多学者就认为早在孔子之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而《左传》中则明确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在《论语·子罕》孔子自己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他只是为《诗》正过乐而已。现在文史学界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诗经》的编订工作，乃出于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之手。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当时的孔子也绝不是经过后世儒家装扮的孔子。不过，由于孔子对《诗经》文本的确认和重视，使得后世儒家不能随意篡改篇目和内容，他们只能用牵强附会的办法来曲解和“拔高”。

也就是说，《诗经》最初形成的时候，人们只是出于对“诗”这种有别于政治文体的文学性有比较朴素纯真的理解，出于对“诗”独有的思想情感表达艺术的遵从，来对待“风”“雅”“颂”各类诗歌收集和整理编排。这样，思想情感真挚动人、艺术确属上乘的十五国风才有可能摆在《雅》、《颂》的前面，而爱情佳作《关雎》也才可能列在首篇。事实上，我们读先秦的许多文章（真实的而不是后世伪作），都会感觉到那里面少有儒学的迂腐和封建的虚伪恶臭，往往透露出一些真实的世态人情。而纵观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只是封建体制日趋腐朽没落反动的时候，统治者才推行灭绝人性的统治思想实行文化专制，才把“诗”和文学绝对置于政治铁则之下。

如果我们跳出迂腐的儒学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跳出一切文化专制的文艺教条，我们就会发现《关雎》确实是一篇非常优秀而纯真的爱情诗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头这四句本身就是一篇伟大的爱情宣言和诗歌文学宣言，它宣示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天经地义的感情，它展现了中华民族儿女男欢女爱、生机蓬勃、繁衍兴旺的强大生命力，这是多么高尚优美而博大的民族诗情！这样的诗自然应该列为诗三百之首。同时，我们也能更加真切地体味到《诗经》确实不愧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由此看来，正确地解释和理解《关雎》为什么列为《诗经》之首，对于彻底排除各种虚伪的文化思想和文艺观念的毒害，恢复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学宝贵的精华，真正理解诗歌和文学的真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五篇：《基督山伯爵》之经久不衰

《基督山伯爵》之经久不衰

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写于19世纪，到今天的21世纪却仍然深受读者欢迎，走进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总能找到这本经典的通俗小说。本文想要探讨的就是我眼中《基督山伯爵》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基督山伯爵》的故事背景是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期，179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世界，由此在欧洲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浪漫主义文学应运而生。表现理想、推崇英雄、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文学并不像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注重对生活对象的如实摹写，因此《基督山伯爵》虽然也表现了王朝复辟时期社会的暗无天日，如同关押唐泰斯14年的伊夫堡，但他/她更为吸引人，也是大仲马最想表现的是它的离奇曲折、光怪陆离，唐泰斯本人的人格魅力。

原因一：浓厚的传奇色彩。这里的传奇色彩要分为两方面，一是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二是基督山伯爵，唐泰斯本人的传奇性。原本春风得意地回到马赛港，准备与未婚妻完婚的唐泰斯，却因为帮拿破仑送了一封信，而在举行婚礼之际被抓走。是政治官员的猜疑？还是陷害？原来，优秀的唐泰斯太遭人嫉妒了，作为代理船长，老船长死后，唐泰斯是最后可能成为新船长的，于是引起了同船的唐格拉尔的眼红；未婚妻梅塞苔丝单纯而忠贞，追求她的费尔南一心想除掉唐泰斯，取而代之，但考虑到梅塞苔丝要为唐泰斯殉情，于是在唐格拉尔的唆使下，将唐泰斯告发。检察官正是唐泰斯的收信人的儿子，维勒福，以父亲是拿破仑党人为耻的维勒福，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直接将唐泰斯打入死牢。如此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仿佛已到了绝望之处，然而唐泰斯心怀着对未婚妻的爱，在狱中挣扎了14年，终于在老神甫的帮助下逃脱，并获得了基督山的宝藏，回到法国，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在潜伏了8年之后，唐泰斯化名基督山伯爵回到巴黎，开始了疯狂的复仇计划。整个复仇过程一气呵成，情节引人入胜，大快人心的同时，也为基督山伯爵的残忍而担心，当然，在这个故事中，人们更在乎前者。从唐泰斯到基督山伯爵，从一个善良能干的水手到一个运筹帷幄，赏罚分明的伯爵，他受了许多的痛苦，但他并没有被痛苦和磨难打压，至始至终他都心怀信念。他心中有一股豪气，一如大仲马本人一般，这使他成为读者心中永恒的资产阶级英雄。

原因二：赏善惩恶，快意恩仇。故事的每一部分都是及其吸引人的，被陷害入狱，与老神甫互助逃生，回到法国查明真相，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基督山伯爵回来报答恩人，惩罚恶人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基督山伯爵如何报答法老号的船主，这个忠厚、勇敢而且热情的人。老船主曾在唐泰斯落难时为他四处奔走，还照顾过唐泰斯的老父亲，后来他破产了，绝望当中，他准备自杀，唐泰斯知道之后，替他还清了债务，送给他女儿一笔优厚的嫁妆，还送给他一艘新的法老号。料理完这些，唐泰斯说：“我已经代天报偿了善人，现在复仇之神授我以他的权力，命我去惩罚恶人！”于是开始了他精妙绝伦的复仇计划。通过设计陷阱，使得他的仇人们一步步走向家破人亡，终于报了仇恨。虽说那些人无恶不作，也应当得到惩罚，但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间接地害死仇人的孩子，这多少还是会让人觉得基督山伯爵残忍

得可怕。但是，大约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办法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快意恩仇罢，人们遭遇了现实的种种不公的压抑，把赏善罚恶的美好愿景寄托在了基督山伯爵身上，所以也就不在那么计较大仲马将基督山伯爵设计得那么残忍，而且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还成为了人们喜爱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因三：故事富有寓言性。关于等待希望，坚守信念，这都是经典不朽的话题。人们总是需要一个盼头的，我们需要找到生活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唐泰斯在莫名其妙中被关进了伊夫堡地牢，一开始他不明所以，但总心怀信念，心想着，总有一天，检察官会来找到他，洗清他的罪名。尽管后来，老神甫帮他分析了事情的真像，他仍旧想着有一天能逃脱出去，去复仇。电影《新基督山伯爵》中，关押唐泰斯的监牢墙上有一句话：“God will give me justice.”虽然这部电影烂评如潮，我也觉得它比原著差远啦，但是这句话我很喜欢。另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基督山伯爵自然成为了天使与死神的化身，天使给予善人恩赐，死神以上帝的名义惩罚恶人，这也正是大多数人所愿意看到的。因此《基督山伯爵》就像一本启示录或是寓言故事，给我们以指导和警示。

以上是我认为《基督山伯爵》长久不衰的原因，或许不太全面，也不太科学，但是对我来说，这些是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另外《基督山伯爵》由于宣扬了金钱崇拜以及过于残忍而颇受非议，但我想，无论如何，它成功的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受到了几个世纪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