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皖枞高中学校教师读后感:我读《国家发展中的【荷兰诱惑】与【苏联幻觉】》
我读《国家发展中的【荷兰诱惑】与【苏联幻觉】》
偶有闲情,翻开《读书》月刊中的这篇文章,通篇览毕:作者从世界史的现代化进程中梳理出“荷兰诱惑”和“苏联幻觉”两个整合性语词,以期告诫当代身处转型困境中的中国可能导致的偏轨倾向;但是咀嚼思之:尽管作者长于宏观视野下的理论性剥离,形成了颇具铜镜影射的感性语词(以史为鉴),可是文中却有值得商榷和辩驳的地方;并且文章的旨趣意义也并非如作者所见。我就以此展开辨析,望收砥砺学思之效。
第一点,文中指出葡萄牙因缺乏世界眼光而错失新天地的开辟。此论,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葡萄牙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统一稳定的政治环境较之西班牙更早地投身于世界航海事业当中,航海家恩里克王子是开创性的睿智领袖,他组建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航海学校,吸收了不同民族的优秀技术工匠,改进了航海船只和所需的配套航海技术,开启了非洲西海岸的艰难探索;这种持续不断的带有强烈目的性的探索为葡萄牙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航海数据和经验,他们的航海区域也在不断的扩展,以致于哥伦布不切实际的预估(《全球通史》中有详细叙述)被理性的葡萄牙国王所拒绝,葡萄牙依旧以同时代理性的地理认知维持着对非洲西海岸的进一步开拓,探寻着前往东方的航路;世界因葡萄牙的理性和努力开启了一扇门,同时也因为他的科学和谨慎关闭了最先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这条带有原始的野蛮的探险精神的航路。1492年,刚刚获得统一的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以其坚毅的性格与同样的世界眼光资助了这位疯狂的航海家:哥伦布;并不缺乏世界眼光的葡萄牙由此加快了东进的步伐,于1498年5月踏上了哥伦布致死都确信却一生未涉入的领土——印度。于是,新的时代来临了!
世界史的现代化进程正式拉开了帷幕,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无疑在历史的车轮中不自觉地肩负起航海大国的开拓使命。第二点,作者对《大国崛起》中梳理出的大国脉络提出了质疑,“只不过编导们没有同时合理指出在英美前后或同时出场的其他七国,是不是具有名副其实的大国地位,说起来,真正的大国,必须有一系列严格的指标”。何谓真正的大国?严格的指标何来?作者以现代人的大国标准(或者说以英美为对象所建立的指标)来质疑现代化进程中的其他具有大国地位的国家,这是有失偏颇的,同时失去了研究者所应具有的历史精神(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以我所论:真正的大国,在此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应历史阶段既充当了开创建设性的引领者,又对后来者起到了模范(经验)告诫(教训)影响;其一系列的大国指标也是建立在这些大国无畏实践的基础上。葡、西因其引领海洋时代的开拓精神而居大国模式开启的首位,荷兰的非暴力商业体系(没有炮位的三桅商船)使其建立一个世纪的帝国,对于西欧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体制实践经验,也为今天海洋商业原则的确立埋下了潜在的理性因素。“荷兰诱惑”实际难以构成一种诱惑,只是当时最适合荷兰历史和人民的一种选择;荷兰在1588年英国的协助下摆脱西班牙的统治所建立的联省自治共和国,摒弃了伊比利亚半岛传统体制的禁锢,根据自身的特点与优势,选择了一套有效的商业资本体制,继而以造船业和具有荷兰商人精神(诚信、坚毅、非暴力竞争)为支撑的商业帝国杨帆起航了;直至受到来自英国的强劲挑战,荷兰因其客观的条件限制退出了大国竞争的舞台,但是他所建立的商业资本体系与海洋商业原则却被后来者秉持并发展着。难道以现在所界定的一系列指标就能否定他们的大国地位呢?诚然不能,莫要忘却:我们所熟知的一系列健全的指标是循着他们的足迹来的;换句话说,我们无法用当代人的硬性指标质疑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地位,尽管他也犯过大错。法国(启蒙运动和第一帝国的制度性影响)的大国地位就毋庸置疑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确立,美国的开创性政治体制实践足以说明法国的大国地位了;只不过,法国和德国的战略定位有别于英国,即使英国在1763年后建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他也是在其大陆均衡政策的影响下,较之同时代的大国保持了自身强劲的商业竞争能力与稳定的内部环境,却不是唯一的真正太阳。论及到此,需要详细说明的则是日本的大国地位,《大国崛起》中为什么将日本提升到了大国的地位?作为中国人,尤其值得反思:日本,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岛国,一千年中以中国为榜样,抱持自身精艺缓缓前行;1853年“黑船事件”后,则以欧美为业师,经过激烈内部斗争,最终以自身精义为根基,导演出了一幕亚洲的大国崛起。1895年战败清政府,1905年战败沙俄,一扫强加在国内的不平等条约,不仅仅因为政治变革与军事力量而成就其大国地位,更在于日本的崛起施加给中国和沙俄的剧烈历史性影响,还在于日本自主(结合自身的历史条件展开的变革)的果敢选择。即使日本的软肋与缺陷(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军国主义)最终砸碎了他的持久大国梦,却依旧无法抹杀日本在世界大国舞台上的影响力,二战后的迅速调整和复苏见证了这一点;只是日本的民粹军国主义所造成的后续影响让我为之遗憾,现代化的进程告诫着:日本成就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时期的大国地位,却未能成就当代的大国地位。处在东西方徘徊中的苏联,其大国地位我就不再赘言了,相信没有人质疑过一个巨人的存在,一只脚行走导致的轰然倒塌所带来的震动和巨人的崛起所掀起的波动同样剧烈。“苏联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狂热卷起的国家权力动能,由国家暴力直接推进的工业化,迅疾实现国家崛起,并因此激发领导世界的政治雄心”,此种国家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我想强调的是苏联模式不是当代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可能陷落进去的幻觉,从斯大林开始所创建的发展模式不仅是社会主义集体被威权领袖的个性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所裹胁,还是特殊历史时期资本—帝国主义的外在刺激所导致;苏联模式并未割裂与传统的联系,集权思想和对土地的狂热从彼得大帝延续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最终由斯大林完成了老大帝国的构建,当初的幻觉(圣彼得堡—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交通网)已经成为了震惊世界的存在,而这种存在继续为俄罗斯本身和整个世界带来诸多经验教训。苏联的解体证实了苏联模式的失败,而苏联的发展路径却不是走向失败的幻想,他是一曲英雄的悲歌。我们看到的和正在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则是正视了苏联曾经的辉煌和疮痍,惕励自省,在民族的根基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至此,作者所担忧的问题:“处在国家发展十字路口和深度改革困局的中国,需要作别全民皆商、领导世界的空幻观念,将国家引向健全发展的道路,坐实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改革单纯以国家推动的发展模式,引入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庶几有望避免重蹈荷兰与苏联的覆辙,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大国”。此论在我看来,需要加以辨析:
一、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的立足点在内还是在外。在内,则是以我国开创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基,以此确立的适合本民族特点与历史环境的价值体系(集体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传统儒家的赋有时代精神的义理)和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自治制度)。若以外立论,则是以西方商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议会制民主为基,从而确立的适合商业资本原则及自然法精神的价值体系和基本制度。作此区分,不是为了呈现二者的对立,我更加不是民粹主义者,只是希望重申“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自觉自主的前提下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切莫陷入似土耳其和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突显的徘徊所带来的茫然若失感(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堪卒读)。
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作者的告诫所需前提是我国仍处于单纯以国家推动的发展模式中,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有此见者为数甚多,且大多立足于外不对等地批评我国现有的社会境况。立足于内者认为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三十多年的自我改革与调整,体系内部各系统渐以得到优化和制度性加强,走向制度性成熟则是当前所面临的瓶颈。故而,全民皆商、领导世界的空幻观念是荷兰、苏联实践道路中留给我们的背影(后来者的理论抽离),在我国不但没有土壤,而且被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所禁锢,当代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困境在于:时至今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数目字的管理方式逐渐得到完善和发展;技术问题的解决诱发了政治体制的稍许变化,经济的活力远远超越了现有政治框架的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全弥补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与市场经济间的裂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进行,经济发展的模式日显固化,在现实经济的软着陆后,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升级已经迫在眉睫。然而经济高温的余热还未散去,国内由来已久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在经济消解释放的空间饱和后再次凸显出来。如何在政治改革成功推进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平稳有效的转变升级同时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成为首要的难题。
国家的全面现代化所建立的大国地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关键在于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社会凝聚力,在此基础上稳健推进改革以成就持续性的大国地位。从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如今,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区、转型区,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国将会在法治道路上缓和经济给政治释放的压力,平稳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政治,兼顾德治无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思想的传统引导方式,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和独特的理论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