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萧钢构”案件详情及对监管层的启示（模版）

第一篇：“杭萧钢构”案件详情及对监管层的启示（模版）

一、内幕交易定义

掌握未公开而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的人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或是他人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包括内幕人员自己实施的证券交易行为也包括江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或建议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

二、危害

内幕交易不仅会破坏证券市场的市场秩序，制造市场的不公平，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且还会破坏投资者的投资信息，进而影响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作为证券市场中流砥柱的证券投资基金，随着规模的逐步扩大，也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况。

内幕交易在我国市场上相当普遍，业内人士也承认，事实上内幕交易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说明大量实际发生的内幕交易并未依法受到追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规制内幕交易的法律体系中，在内幕交易认定方面存在缺陷。监管者必须加强国际国内各个层次上的合作，广泛借鉴他国经验。内幕交易的危害：

一，内幕交易破坏了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二，降低了市场的效益和效率。三，内幕交易具有证券欺诈特性。

三、案件简要：

（一）杭萧钢构案基本情况

2007年2月13日，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签订安格拉项目框架协议，2月15日，杭萧钢构公司正与有关业主洽谈一境外建设项目，该项目整体涉及总金额约300亿元，若公司参与该意向项目，将会对公司2007年业绩产生较大幅度增长。2月17日，杭萧钢构与中基公司签订了合同，并开始履行，2月12日，罗高峰将其所知悉的安哥拉项目信息泄露给陈玉兴，陈玉兴将该信息包括信息来源告诉了王向东，并下达了13日买日航萧钢构股票的指令。

2.13日，杭萧钢构证券事务代表罗高峰将合同已草签的信息泄露给了杭萧钢构前证券办主任陈玉兴，陈玉兴指令王向东于二月十四日将账户内所有资金买入杭萧

钢构股票

三月十五日陈玉兴从罗高峰处得知证券管机构要调查杭萧钢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遂将有关情况告知王向东并指令于次日卖出全部杭萧钢构股票，获利4037万元。

中国证监会稽查认定：2007年2月8日为“安格拉项目”内幕信息，2月8日至十四日为“安格拉项目”内幕信息的价格敏感期。

2008年3月26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中被告人罗高峰、陈玉兴、王向东泄露“杭萧钢构”内幕信息，内幕交易上诉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陈玉兴的上诉，维持原判，杭萧钢构公司证券办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罗高峰犯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此外陈玉兴和王向东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37万元被追缴，同时二人还分别被处以4037万元罚金。

此案被称为我国股票市场泄露内幕信息的第一案，体现了我国打击内幕交易的力度再加强，但这一案件中也反映了我国在内幕交易认定过程中存在的法律缺陷。

（二）杭萧钢构案中内幕信息的认定分析

1、谈判信息属于内幕信息

陈玉兴从罗高峰处得到的谈判信息属于内幕信息该信息未公开具有非公开性，虽只是谈判信息，但谈判的双方是明确的谈判的标的是清楚的，且金额巨大，可能对公司股票产生重大影响，该信息也是真实的

2、签订合同信息属于内部内幕信息

该合同信息系公司订立的重大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属于重大未公开信息。

（三）杭萧钢构案小结

首先、杭萧钢构案的一审判决，充分表明了中国证监会对利用内幕交易获得不当暴利行为的打击力度。无数的事实证明，股票市场中发生的所有的内幕交易行为，都是某些庄家借此炒作出来的，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坑害为数众多的散户，而恶意炒作者则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中饱私囊，如此恶劣的行为，自然是对中国股票市场公信度的极大破坏，完全扰乱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运行。

其次，对罗高峰等三位涉案人的判决，也对那些为了获取暴利而不择手段进行操作的操作者们进行了最生动的警示。虽然从刑事判决的结果以及罚款的程度看，杭萧钢构案的一审判决还远谈不上严厉，但刑事处罚加上经济处罚双管齐下的方式，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净化股票市场，还股票市场以真正价值的决心。

再次，在整个2007年，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处于一个大牛市的状态，而杭萧钢构股票价格的平空崛起，也再度表明，在资本市场里，某些人为了追求高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更为严重的是，自杭萧钢构案起，诸如ST金泰、ST长运等一系列的股票的走势都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作为这一轮恶劣炒作的始作俑者，杭萧钢构案的一审判决，无疑向这些依然在玩弄着当初杭萧钢构一样手法的操作者发出了强烈信号，但凡敢于无视政府的政策与相关法规者，都逃脱不了与杭萧钢构这三位涉案者一样悲惨的下场。

四、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监管的建议

尽管我国一直致力于对内幕交易行为的监管防范，查处了一些案件，但内幕交易仍时有发生，与一般投资者所感受到的是场上发生了欺诈行为相比，已查处的案件还远远不够，相对于其着对证券市场的危害，处罚力度也明显偏弱，我国目前查出内幕交易行为的难点主要是认定难取证难，明知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却无法认定。内幕交易行为的内幕交易人、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三个构成要件的认定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内幕交易的监管和投资者教育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一）内幕交易监管现行制度的缺陷

监管机构存在问题。首先，监管机构因为其职能的需要会接触大量内幕信息么信息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广泛分布于各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内幕交易本身就具有隐蔽性，而如果监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从事内幕交易的活动更是难以限制。其次，中国内幕交易监管的执法相对不利，内幕交易的受法律及的内幕交易的处罚力度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此外，中国的各个交易所的市场监管工作，基本上人处于相互隔离不同信息的局面这种状态难免出现监管真空或者重复监管的问题，从而提高了监管成本及难度。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基础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提高查处率更为关键。去年以来，市场查处力度在加大，但对违规交易者所起的震慑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目前在司法监督和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仍需要继续完善。一方面是因为司法界专门性人才的不足导致法律监管缺位，从而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效果；另一方面是一些司法机关患得患失。更重要的是，监管决策层应充分认识到司法介入对于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化的重要性。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面对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民事赔偿立案难的现实，采取措施，使司法监督成为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不足很大原因在于上述的法律缺失监管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监管部门依赖于政府毫无独立性可言，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也是监管的主体、两者存在矛盾，结果往往是国企得到发展，这有悖于监管部门的原始目的，这样的监管部门实质上已经算不上是证券市场第三方的监管部门，甚至对上市公司违规交易有纵容之嫌，同时监管部门的力量薄弱，也进一步减弱了监管部门的独立性，监管政府用于监管的人力物力都有限取证

（二）对监管层的启示：

加强对证券交易的监管

一，确立中国证监会的准司法地位

根据国务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证监会肩负着发展和执法双重职责，建立立法的形式，明确中国证监会的法律地位，将发展功能让渡给市场，借鉴美国的做法，将中国证监会明确为一个准司法机构，赋予证监会诉讼及司法建议等权利，则更有利于证券监管和调查，切实解决证监会在调查证券期货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难问题。

二、发挥证券交易所在监管过程中的作用。

根据我国证券法证券交易所是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同时可以依据中国证监会的授权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等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和保荐机构代表人进行监管，在对内幕交易进行监管的过程中，证券交易所因其主要作用。

三、加大对内幕交易者的处罚力度

加强对交易监控要加大内幕交易者的处罚力度，通过提高对内幕交易者的威慑，来增加其违规成本。建议建立和完善我国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首先证券法中因对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其次要完善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诉讼制度可以参照国际经验建立起，集体诉讼制度或参照参照台湾证券市场发展基金会的模式，建立团体诉讼制度或采用互动，派生诉讼制度，四是考虑在民事诉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导致间接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加强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

四、建立完善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2007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发布并施行，但却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特别是缺少防范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滥用知情权，泄露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方面的规定建议在全部上市公司中建立完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报备制度加强对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严格执行未公开信息的传递和披露流程，防范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坚决，杜绝内幕交易行为

五、投资者教育与监管着教育相结合

证券市场运行过程中包含非常复杂的技术、技巧，如电子技术应用及将来可能出现了卖空机制、衍生工具。对证券市场运行的不熟悉，将导致监管者的无所适从。如，iosco的调查表明很多新兴市场中的执法者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不熟悉是防范内幕交易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对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培训及交易。

小结

通过杭萧钢构案，我们有理由相信，证监会将会坚定不移地严格执法，对破坏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办一起，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也高兴地看到，监管层已经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细化到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等更加具体的工作层面上，使得监管更加有效。在充分信息披露的基础上，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必

将建立起来。

第二篇：内外资银行监管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内外资银行监管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金融》2006年第23期 2006-12-30

随着我国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银行业对外开放进—步加快。与此相应，内外资银行监管政策的调整也提上议事日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已经公布，其实施细则也即将修汀。监管政策的变化一方面要反映我国对外资开放政策的变化，同时也有必要借鉴国际上好的经验和做法，创造有利于促进我国银行业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持市场稳定的政策环境。

内外资银行监管措施的比较

—国或地区对银行的监管主要包括市场准入政策、监管指标、税收政策和市场退出政策等方面，各国对本国及外资银行监管在这些方面也有所区别。

市场准入政策

市场准入政策包括机构准入、人员准入和业务准入三方面。市场准入标准影响银行业市场功能、竞争结构，也是—国或地区从源头上管理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这—政策是反映一国或地区金融业开放程度的基本指标。各国对内、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三类：鼓励外资银行政策、限制外资银行政策和对等互惠政策。

鼓励外资银行政策，对内、外资银行准入要求基本相同，采取这种政策倾向的国家或地区大多金融法制健全、金融开放程度高、金融业发达，如美国、欧洲、中国香港等地。—些地区甚至采取比国内银行更优惠的税收或准入政策，吸引外资银行进入，比如为了建成离岸金融中心的卢森堡、巴林等，作为改革开放试点的中国沿海开放城市也曾经实施类似政策。

限制外资银行政策，严格限制外资银行的准入和发展，以保护本国或地区银行业免受干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这个做法，个别发达国家也对外资银行准入有明显限制。如加拿大对外资银行进入当地市场的绝对数量以及外资银行资产在当地银行资产的比重加以限制。

对等互惠政策，一国或地区是否对外资银行开放市场，取决于外资银行的母国是否对东道国或地区同样开放了银行业市场。这类政策实际上有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取向。

监管指标

各项监管指标的设定体现了监管机构对银行业审慎经营和风险管理的要求，并确保银行机构不断提高其经营能力。监管指标可分为业务发展指标、风险控制指标及回报水平指标三类。业务发展指标监管包括对银行分支网络的扩张、业务发展规模的扩大、业务类型的扩展等方面的监管；风险控制指标监管包括对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授信集中度、流动性管理、贷款损失拨备、关联交易及操作风险等方面的监管；回报水平指标监管包括对银行成本收入水平、ROA等的评价和比较。由于各国金融发展的差距，对内、外资银行实施各类监管指标要求会有差异，但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和监管水平的提高而趋于统一。

业务发展指标监管。部分国家尽管开放了金融市场，但对外资银行在业务规模、分支网络及业务类型上有—定限制，以保护本土银行的竞争力。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对业务发展的监管多一些。例如，在分支网络上，韩国规定外资银行在同—个城市只能开设—家办事机构、分行个数不能超过两家；在业务规模上，俄罗斯规定外资银行的资本占整个银行业资本的比重不得超过25%；在业务类型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禁止外资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和信托业务。

风险控制指标监管。这一指标体现了审慎性监管的原则，要求各银行机构控制经营发展中的金融风险。这些指标的监管，在各国也有所不同，例如资本充足率，大多数国家要求外资银行至少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有些国家从谨慎角度出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英国要求外资银行核心资本的充足率最低达到6%，大多数情况下为8%左右，对总资本充足率要求一般达到12%～15%。再如贷款集中度，美国规定商业银行对任何单—客户的贷款不得超过该行资本的15%。德国规定任何银行对单一客户的贷款超过该行资本的 18%，应立即向金融监管当局报告，任何一笔单一贷款最多不得超过该银行资本的7.5%。

回报水平指标监管。关于经营成果的指标主要由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决定，是监管机构无法控制的，但在有些国家，某些指标如 ROA也被纳入了对银行的监管评级体系，监管当局对评级较低的机构会提出改进的措施。对于监管评级体系，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对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实行相同的评级体系，如CAMELS评级体系，盈利指标被纳入评价体系；另一种是区分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对国内银行采取CAMELS评级体系，对外资银行采取另—套评级体系，如美国对外资银行采取的ROCA评级体系中，重点放在风险评级上，评估风险管理、营运控制、合规性和资产质量，盈利指标是不纳入监管评级的。

税收政策

金融税收主要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和其他税收。总体上，国外对金融业一般不征收或少征收营业税；大多数国家对本土银行和外资银行只征收同样的所得税。各国对金融业税收政策的差异，以及对本上银行和外资银行税收政策的差异，主要决定因素是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税制结构以及对外资银行的鼓励或限制政策。—般来说，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发展中国家以商品劳务税为主体，这决定了两类国家税制的重大差异。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高，发展中国家金融业不发达，因此在对待国内和国外银行税收方面存在差异。

市场退出政策

银行市场退出机制是维护公众信心和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制度保证。银行市场退出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存款保险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缓银行经营失败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存款保险制度是影响银行经营运作成本的一个因素。在有些国家也是影响本土银行和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重要依据，如美国1991年颁布了《外国银行监管加强法》，该法案对外国银行分行的较大影响是，规定1991年以后新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不能加入美国存款保险体系，因此不能吸收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

内外资银行统一监管原则的比较

由于国情的差异，不同国家对内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实施的监管政策往往是有差别的，尽管如此，但仍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

保护本国银行原则。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下，大多数国家采取务实的态度，既坚持开放，同时，也会辅以相应的管制措施，保护本国金融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本国金融体系受到外来机构的控制。

对等互惠原则。外资银行监管领域，对等互惠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只对准许本国国民进入其金融市场设立机构的国家的国民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准许其设置外资银行。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条件、经营范围等，以其母国如何对待本国国民为参照。

最惠国待遇原则。外资银行监管领域中的最惠国待遇是在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确立的。在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服务贸易领域，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应无条件地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在诸如市场准入、经营的业务范围与地域范围、经营的条件等方面应给予所有成员国同等的待遇。但也有一些国家要求对等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比如美国。

国民待遇原则。给予外国银行一定范围内国民待遇的国家，多为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开放、金融体系发达、金融管理机制健全以及外国金融机构有发展余地和潜力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它们除了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待外国银行同当地银行有所差别外(一般外资准入要求较国内申请者严格)，在具体的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及受到的监督与管理上，内外资银行基本上是同等的。

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各国监管政策的弹性

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对本土和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国家会充分地考虑到本国的市场发展程度、机构的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状况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总量控制的方式，甚至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过执行更严格的、审慎的措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和运作进行监管。

从具体实施过程来看，有些隐性规则也会影响到外资银行的准入或业务发展：如有些国家在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时，会考虑母国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水平，如英国对欧盟区外在英国设立营业性机构的银行监管分为发达国家的银行机构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机构，对来自发达国家银行在英国设立的分行，按照分行实施监管，资本充足率等指标按照其母行的资本和资产进行计算，英国金融监管局认为这类国家的监管水平与其监管水平基本相同，可以信赖。对这些国家银行在英国设立的营业性机构，一般是每两年一次现场检查，平时通过非现场数据进行监管。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英国设立的分行按照子行监管，英国金融监管局认为不能依赖其母国的监管来代替自己的监管。显然，对发展中国家银行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

另外，有些国家对银行IT系统、信息管理技术以及反洗钱等方面有严格的标准，往往成为监管、审查外国银行机构的重要理由，在实际操作中，也可能成为影响外资银行业务开展的重要原因。

可见，各国在制订银行监管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当的灵活性。对于灵活性的把握反映了各国审慎监管政策的实质。

我国监管政策调整的方向

一是主要调整经营业务范围和税收政策。到目前为止，我国对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实行的是差异监管，具体情况见表中所示。我国对国内及外资银行机构的监管区别，主要体现在经营业务和经营监管指标上对外资法人银行和外资分行有所不同，同时，在税收方面，又采取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外资银行享受了“超国民待遇”。随着我国实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承诺，将放开外资银行的业务种类和经营地域，自2006年12月11日起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在税收政策方面，我国应该统一税收，这样才能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二是在设计或执行某些制度和政策时，需要考虑内外资银行发展差异及实际经营运作成本状况。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即使在同样的竞争条件下，银行经营运作成本并不一样，实际上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未必能够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竞争。如对于产品创新，外资银行只需复制，而中国的银行业则需从头开始，成本差异很大。在我国，银行机构在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方面起重要作用，由于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执行利率市场化政策和资金来源的成本不同，银行在落实窗口指导政策方面承担的义务不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对银行经营成本也会造成差异(如 2004年、2005年国内银行各项贷款增长比率为-0.81%和12.65%，同期，外资银行的增长比率为14.91%和28.3%，反映了宏观调控政策对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不同的影响程度)。此外，存款保险制度一旦实施，会成为影响银行经营的又一项成本，在此方面，应该考虑到不同机构的信用等级，特别要考虑到我国银行隐含的国家信用背景，对内外资银行适当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