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讲义

第一篇：《诗经》讲义

乾元国学

诗

经

讲

义

2013/9/25

授课教师 听课学生傅刚教授王宏艳

乾元国学

古代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二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近六百年的诗歌，距今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年左右。《诗经》共有３０５篇，分《风》、《雅》、《颂》三类，其中《国风》１６０篇，《雅》１０５篇，《颂》４０篇。故《诗经》又称《诗三百》。实则《诗经》原有３１１篇，６篇有声无辞，故现仅存３０５篇。按311篇说出自《毛诗》,三家诗不同意,认为本来就是有声无词,如宋洪迈《容斋续笔》反对郑玄关于《南亥》、《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诗原有词,及秦之世而亡之的说法,认为所谓“亡其辞”的“亡”是“元未尝有辞也”。《仪礼·乡饮酒》记：“乐《南陔》、《白华》、《华黍》。”又记：“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郑玄即注六诗汉时已亡，且其义未闻。但六诗之义，子夏《小序》有解。

第一节 《诗经》的名称

春秋时代，《诗经》有两个名字，一称《诗》，一称《诗三百》（《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墨子·公孟》称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到汉代称《诗三百篇》（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又称《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诗经》的称呼，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天运篇》：“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所以迹哉！”郭注：“所以迹者，真情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庄子》称“经”，与汉儒称“经”不同，《荀子》似有尊经的意思。据裴普贤先生说，先秦时期还没有出现将这几部书与“经”连称的名词，最先以经名书的是《孝经》。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也还未分别以为五部书的书名。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说：“申公以《诗经》为训以教。”大约是最早把“经”与“诗”连在一起的。据裴普贤引屈万里先生说，正式把《诗

①经》作为书名，要到宋元时代才渐见流行，此当以南宋初年廖刚的《诗经讲义》为最早。但申公於文帝时立为博士，乃一经博士，既立博士，不能说与称经无关。班固《汉书·艺文志》“诗”部明列“诗经二十八卷”，不能说此非指书名。又魏晋时的《列异傳》已有时人精于《诗经》的说法。据《列异傳·谈生》记，谈生“常感激读《诗经》”（《太平广记》卷三一六引），此则以《诗经》为专书矣。是屈说所定下限太晚。

第二节 四家诗及其传授

汉代传诗之家有四家：鲁、齐、韩、毛。鲁、齐、韩又称三家诗，是今文经学。所谓今文，是针对古文所言。什么是古文？又什么是今文呢？文，指文字，古文即指在秦以前流行的文字。秦以前使用什么文字呢？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比如我们现在了解到，最古的有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其後有金文，又称鐘鼎文，即刻在金铜器皿上的文字。再其後则有六国时古文字，多书写在简帛上。这些都是就文字书写的载体而命名。就字体分，则有所谓的古籀体，也即大篆，主要是西周以後使用的文字。大 ① 参见裴普贤《诗经几个基本问题的简述》，载《诗经研究论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七十年元月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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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相对来说比较繁复，所以到了秦时，李斯就在春秋战国以来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创为小篆，至汉，又进一步推行隶体。汉代人没有见过甲骨文，许慎《说文解字》收录了一些古文字，主要来源是西汉时代在孔子故宅里发现的用古代文字抄写的儒家经典。许慎认为这些古文字是比籀文还要早的文字。《说文·叙》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这是以为古文早于古籀文了。但经过清代以来学者的研究，认为许慎的说法并不可靠，《说文》所载的古文，其实是周末战国时文字。孔子故宅里所藏儒家典籍，就是用六国时文字抄写的。所以许慎所说的古文，并不是上古时比大篆还早的文字。上文所提到的孔子故宅所藏典籍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秦时焚书，民间的读书人有的便把自己的藏书埋藏起来，比如济南的伏生就把《尚书》藏在墙壁间。孔子的後人也是这样，把一批儒家典籍藏在孔子故宅的墙壁间。到西汉景帝时，因鲁恭王刘馀坏孔子壁，发现了这批典籍，但其文字与当时流行的隶书不同，所以称为古文经。这批古文经中就有《尚书》，後世称为“古文《尚书》”。古文经发现时，正值汉武帝的“巫蛊之祸”，所以这批经书便被搁置在中秘，外间一般不易见到，所以也不可能被立为学官。

与古文经相对的便是今文经。什么是今文经呢？从上述可知，古文是指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的典籍，那么今文经就指用汉时通用的文字书写的典籍。汉代通用的文字是隶书，所以後人往往把汉人将古文书写的典籍改为隶书，是为“隶定”。三家诗是今文经学，除了指文字而言，还指其在西汉时已经列于学官，所谓官学。《汉书·儒林傳》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是三家诗在汉初即已名闻于朝廷。其立于学官，据《汉书·楚元王傳》：“楚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傳，号《鲁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学》曰：“後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於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为博士，而馀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136）春，初置《五经》博士。”据此，三家诗以鲁、韩最早立，齐诗至景帝始立。然《史记·儒林傳》又说：“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是则表明文帝时所谓立于学官，亦未真正开展活动。所谓备员而已。《儒林傳》又说：“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此论武帝时三家诗情况，所谓申公、韩婴、辕固生，谓其为三家诗之创始人，非谓武帝时三人尚为博士也。至于毛诗，汉初未显，《汉书·艺文志·诗类叙》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傳，而河间献王好。”於其事迹，甚为简脱。《毛诗》在西汉未立学官，至西汉末，因王莽托古改制，立古文经学，其中固有《毛诗》，然旋立旋废。

鲁诗：鲁诗据《史记》、《汉书》，都说出自申培公。前引《史记》说“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是也。《史记》所记事迹曰：

申公者，鲁人也。髙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髙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絶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傳，疑疑者则阙不傳。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 ①

① 《说文序》说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省改而成，裘锡圭先生以为并非如此。参见裘著《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版，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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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黙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

是申公弟子颇显达，《儒林傳》说：“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寛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亷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史记》列申公事颇详，然於其师承则未说明。《汉书·儒林傳》云：

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髙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

《汉书》与《史记》所记略有不同，《史记》未记申公师是何人，《汉书》则云浮丘伯。吕太后时申公入长安，据《汉书》说，是因其师浮丘伯在长安，故奉楚元王刘交之命与刘交子刘郢客入长安从浮丘伯卒其学，是此前申公尚未卒业。既卒业，元王薨，刘郢客嗣为楚王，遂令申公傅太子戊。太子戊不好学，遂胥靡申公。胥靡，《索隐》引徐广说是腐刑，颜师古①则说是“相係而作役”，当以颜师古说为是。

申公之师是浮丘伯，《汉书·楚元王傳》说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则见浮丘伯是荀子学生，而申公之学亦出自荀学。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二章《西汉经学流派》三《鲁学的经典和以荀子为关键人物的鲁学傳承谱系》说浮丘伯即《盐铁论·毁学》学篇所说：“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中的包丘子，也即《新语·资质》篇所说的“鲍丘子”。大概“浮”与“包”、“鲍”古音近的缘故。按，此说出自清人陈寿祺，其子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鲁诗叙录》引《盐铁论·毁学篇》材料後说：“先大夫曰：按，包邱伯即浮邱伯也，包、浮音近，古相通假。左氏隐八年《春秋》：‘公及莒人盟於浮来。’《穀梁》作‘包来’，《礼记·投壶》：‘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②匏。’是其证也。”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浮丘是複姓。浮丘伯从荀子游学，秦时为儒生，未如伏生为博士。但高祖过鲁，能够得以召见，亦见其声誉并非一般，故刘向《孙卿书録》说：“浮丘伯„„受业为名儒”。浮丘伯亲受荀子之学，於四家诗中最为有据。又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诗经鲁齐韩三家”条按称：“按，《鲁诗》源於浮丘伯，《齐诗》源於辕固生，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正义》：《郑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先师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又‘维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公之礼也。’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从学於孟子者。’则鲁之说《诗》者，不始於浮丘伯也。”刚案，《正义》又引《诗谱》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後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此又以孟仲子为《毛诗》之祖，与《汉志》所载毛公自谓出於子夏不合。

据《汉书·楚元王傳》，申公在文帝时曾为博士，但楚元王薨，申公失博士官，随郢客之楚，郢客用为中大夫。是申公在文帝时已失博士之官，则鲁诗在文帝时的官学影响亦未甚巨。申公弟子如《史记·儒林傳》所记，颇为显达，《汉书·儒林傳》又补充说：

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 ① 《汉书·楚元王交傳》注“胥靡”曰：“应劭曰：诗云：‘若此无罪，沦胥以铺。’胥靡，刑名也。晋灼曰：胥，相也；靡，随也。古者相随坐轻刑之名。师古曰：联系使相随而服役之，故谓之胥靡，犹今之役囚徒，以锁联缀耳，晋说近之。而云随坐轻刑，非也。○刘敞曰：胥靡，《说文》作縃縻，谓拘縳之也。”

②《清经解续编》本，光绪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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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

鲁诗在秦亡之後，於汉最先兴，这可能与鲁是孔子故里，其学虽经秦火，弦乐不废有关。陈涉起事，鲁国儒生犹能持孔氏礼器往从，是鲁国儒生犹能於秦火之馀保存孔氏礼器。而孔壁能出古文经书，亦恃鲁人存亡继绝之儒学公义之心。故髙祖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絶。汉兴，亦赖叔孙通能为製礼，鲁国儒生深浸圣人教化，诸儒皆能通礼学也。故鲁诗亦以说礼为特征，盖有因也。

鲁诗

一、概况

鲁诗出于申培，而申培的老师是齐人浮丘公。浮丘公从荀卿学，或因荀卿在齐稷下时事。荀子後为蘭陵令，蘭陵为鲁邑，是齐、鲁之诗学均出于荀子。浮丘公是齐人，其于诗学的意见，应该被申培公继承，也就是流传在汉世的鲁诗，但不知浮丘公与齐诗是何关系。三家诗在汉初以鲁最显达，《汉书·艺文志》说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班固比较三家诗之後，以为鲁诗最接近《诗》本义。班固《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此种意见或来自刘歆，而刘歆的父亲是刘向，刘向是楚元王刘交之後，刘交与申培一起从浮丘伯学，申培又为楚王刘戊傅，故刘向当习鲁诗，而对鲁诗多有褒扬。班氏世习齐诗，于三家诗中能够提出鲁诗最为接近《诗》本义，虽其《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但也表示他是同意这个说法的。前文说过，鲁人出自孔子故里，虽经秦火而学术不息，鲁诗在汉初能够显达是有道理的，这也说明鲁诗的确可能较为接近孔子论《诗》的意见。孔子论《诗》，传统的文献如《论语》等，都是总体而言，未论到具体的篇目，但最近出土的楚竹书《孔子诗论》，似乎可以觇孔子关于《诗》的具体看法。最能代表孔子关于《诗》的意见，如他对《关睢》评价说：“《关睢》之改也。”又说：“《关睢》以色喻于礼。”前一句，学界基本认为“改”即“怡”字，是说《关睢》的中和怡乐之声，以色喻于礼，亦从正面论《关睢》的教化作用。这个评价与鲁诗是不同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关睢》“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睢》作。”又在《儒林傳》中说：“周室衰而《关睢》作。”

①很明显是以《关睢》为刺诗，与孔子所论不同。司马迁习鲁诗，故所引为鲁诗，而与《孔

②子诗论》不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鲁诗论《关睢》，说是刺周康王晏起，显然与《诗论》不同。然以《孔子诗论》与《毛诗序》比较，则总体相符。此说可见曹道衡师《读

③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及程元敏教授《诗序新考》，此则说明孔子之後，儒学分裂为八派，荀子是一宗派，鲁诗从荀学出，或与孔子本论有所区分。如据上博简《孔子诗论》似很难说最近孔子，不过，班固此说本来是就三家诗而论，而非比较《毛诗》。也就是说，在三家诗中，鲁诗是最为接近《诗》本义的。据《汉书·儒林傳》，申公以《诗》、《春秋》教授，则见申公不仅精於《诗》。亦精於《春秋》，这也是《汉书·艺文志》说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的意思。

据《史记·儒林傳》，申培注《诗》，颇得之于孔子“多闻阙疑”之义。如说：“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傳，疑疑者则阙不傳。”是申培于所疑者阙而不傳。又据此说，申培公似乎并没有形成注《诗》的文本，所谓“以教不傳”也。则後世所傳《鲁诗》，或为其 ①② 司马迁师事孔安国，而安国为申公弟子。

《汉书·杜钦傳注》：“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刘向《列女傳》卷三：“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睢》预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鸠之鸟，犹尚见乖居而匹处也。”袁宏《後汉纪》载杨赐上书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睢》之人，见机而作。”

③ 道衡师文见《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後收入《中古文史丛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程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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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所记。又《史记》所说“以《诗经》为训”，而《汉书·艺文志》有《鲁诗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目·经编诗类·鲁诗故序》说：“诂、训通名，或称傳者，殆如《毛诗》之《诂训傳》乎？”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毛诗诂训傳名义考》说：“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又说：“训诂不可以该傳，而傳可以统训诂。”是《鲁诗》称“傳”者，亦包括其“诂”与“说”之内容。《史记》所说“独以《诗经》为训”，似指申培公颇重诂训，臧庸堂《拜经日记》说：“《尔雅》，鲁诗之学”，似指鲁诗据《尔雅》注《诗》，则其重诂训亦有据，就这一点说，其实与《毛诗》有许多相同之处。《关睢》“寤寐思服”句，《毛傳》释“服”为“思”，但郑玄训为“事”。郑玄此注从《鲁诗》来，《鲁诗》则据《尔雅》。《尔雅·释故》：“服，事也。”故汉初注《诗》诸家，其实都用《尔雅》，不独《毛诗》。惟字词训诂旨在释义，取《尔雅》有助于释其理解之《诗》义耳。即如此诗“君子好逑”句，“逑”字，《毛傳》解为“匹”，但郑玄《笺》解：“怨耦曰仇，”郑亦改“逑”为“仇”。《毛傳》解为匹，释此句说：“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玄既用“仇”字，又以“怨耦”训之，则此句解释为：“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此句分歧在“逑”字上，毛用“逑”，郑则用“仇”，用“仇”者，《鲁诗》也，故郑此解从《鲁诗》。《鲁诗》所据为《尔雅》，《尔雅·释故》：“仇、雠、敌、妃、知、仪，匹也。”郭璞注：“《诗》云：君子好仇。”此《鲁诗》所从。郑玄字从《鲁诗》，其释义亦当据《鲁诗》。

①刘向《列女傳·汤妃有㜪》云：“《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也。”刘向此用《鲁诗》，可见《鲁诗》解此诗与郑玄所述相合。

鲁诗早亡，後人有所辑佚，如马国翰所辑《鲁诗故》，然所辑是否为鲁诗原文，後人亦颇怀疑。清人清陈寿祺撰，陈乔枞续成五十卷本的《三家诗遗说考》，是搜辑三家诗遗说的著作，後颇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所参用。清人辑佚，多据汉人引《经》，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可以参稽考证者有

一、《仪礼·士昏礼》郑注所引《鲁诗说》、《公羊傳》何注引《鲁诗傳》及《汉书·文三王傳》、《杜钦谷永傳》注、《续汉书·舆服志》注、《後汉书·班固傳》注所引《鲁训》、《鲁傳》（此为宋王应麟《诗考》所据）。

二、《荀子》书中所说《诗》，当亦是《鲁诗》所本；

三、《史记·儒林傳》所载《孔安国傳》，因孔安国从申公受诗，又以教司马迁，皆是《鲁诗》；又刘向父子世习《鲁诗》（向为元王子休侯富曾孙，汉人傳经，最重家学，知向世习其业），故当参《说苑》、《新序》、《列女傳》诸书；

四、《白虎通》引《诗》，王先谦亦定为《鲁诗》：“以当时会议诸儒如鲁恭、魏应，皆习《鲁诗》，而承制专掌问难，又出於魏应也。”②

五、王先谦谓《尔雅》亦《鲁诗》之学，称：“汉儒谓《尔雅》为叔孙通所傳，叔孙通，鲁人也。”又说：“臧镛堂《拜经日记》，以《尔雅》所释《诗》字训义皆为《鲁诗》，允而有徵。”

六、郭璞不见《鲁诗》，然其注《尔雅》，多袭汉人旧义，若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诸家注解徵引《诗经》，皆鲁家今文，往往与毛殊。

六、熹平石经《鲁诗》，虽残石，亦可证《鲁诗》字句。又，臧庸《拜经日记》亦称王逸《楚辞章句》所引多《鲁诗》，亦可参据③。

二、特征 汉初，《鲁诗》最显，其渊源有自，是其他三家所不可比拟者。申培的老师是浮邱伯，① 今本《列女傳》均作“逑”，然据郭璞注《鲁诗》当作“仇”字，今作“逑”者，“乃後人转写，妄据 《後汉书》卷三载章帝建初四年“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毛诗》改字耳。”（陈乔枞《鲁诗遗说考》）

②《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③《拜经日记》，《清经解》本，道光九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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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邱伯是荀子学生，故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及王先谦均以《荀子》一书所论诗视为《鲁诗》。但荀子至申培，传授已历数代，《鲁诗》是否与《荀子》完全契合，恐难指实。《毛诗》亦出荀卿，其与《鲁诗》已有较大不同可证。但以司马迁《史记》所论为《鲁诗》说，当为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看来这三千馀篇的说法，也来自《鲁诗》。又称《诗》始於袵席，则亦以《关睢》为房中乐。

根据清人的辑佚，约略可以见出鲁诗的一些特点。如鲁诗较多用刺说，即如《关睢》，被《毛诗》奉为四始之一，鲁诗却称其为刺诗。《鹿鸣》，《毛诗》谓宴群臣嘉宾，且为小雅之始，然鲁以为刺①。然鲁诗已佚，後人所辑，亦未必是鲁诗原文，故若总结其特点，恐难契合。原鲁诗在汉初之兴，班固称其最近《诗》本义，当有其优长。如台湾谢制阳教授《诗经名著评介》第三集《鲁诗故评介》举《召南·騶虞》例，《騶虞》：“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毛傳》说：“騶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将騶虞训为义兽，以牵强文王有仁爱之心。《鲁诗》（《鲁诗故》）则解为：“騶虞，天子掌鸟兽之官。”又《新书·礼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又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猎之田曲也。”谢制阳教授以为《毛傳》误而《鲁诗》解较合理。按，《毛》、《鲁》两家所释不同，然未可定是非，据李善《文选注》，騶虞见《山海经》，不能说于古无征，缺乏佐证。二家所释意义不同，故训释不同。于此可见二家之别，未可强下判断。要而言之，鲁诗与齐、韩诗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傳。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这是说鲁诗是训诂，而齐、韩诗则是作傳。训诂者，以今言训释古字，现存《毛诗诂训傳》是其代表。傳则不同，秦汉以来关于“傳”有多种解释，刘勰《文心雕龙·史傳》引前人的话说是：“傳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於後，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此则重在转受经旨上，《汉书·儒林傳》说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数万言”，“推诗人之意”，正是“傳”之本义。清人赵翼《陔馀丛考》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傳。”正谓“傳”者乃为解经而设，其特征是记事立论，即有事有论，如《韩诗外傳》是。孔颖达又说：“凡书非②正经者谓之傳。”是以傳为经之辅。故申公只为训诂，当与《毛傳》略近。宋段文昌《毛诗集解》卷首引曹氏曰：“申公诗口说训诂，未尝立传，以训诂相授，是为鲁诗。”也强调《鲁诗》未尝立传，仅口说训诂而已，而书之竹帛，亦非申公所为。

《鲁诗》亡於西晋，《隋书·经籍志·诗类序》说：“《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此论三家诗之亡，鲁亡於齐後，然究在晋之何时，《隋志》未明言。台湾程元敏教授考证说，《经典释文·序録》称：“《鲁诗》不过江东。”是《释文》以《鲁诗》亡在西晋末怀、愍帝永嘉之乱时。程氏据《文选·魏都赋》刘逵注：“《鲁诗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猎之田曲也’③”刘逵是西晋武帝时人，故及见《鲁诗》。

齐诗

一、概况

④齐诗，出于辕固生。《史记·儒林传》记其本清河王太傅，齐人。“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又记其于景帝前与黄生讨论汤武革命是非：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①②③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诗谱·小大雅谱疏》，阮元刻《十三经》本，同治十二年南昌书局刻本。

程元敏自按：“《考异》：‘袁本、茶陵本无猎之曲三字。’”

《汉书·儒林傳》颜师古注曰：“（申）培、（辕）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刚按，《汉书·儒林傳》又载：“言《礼》则鲁髙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是皆称其号也。

乾元国学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闗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髙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

①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这个故事中的黄生和辕固都是书生，所争论的问题都是前儒讨论过的，如孟子与齐桓所论，辕固则未如孟子善辩，而黄生亦顽愚不通世事，是儒生迂腐之见，故景帝不乐听。然辕固抬出当今高祖事，则未免凌驾于学术讨论之上，实为上纲上线，如何让黄生回答？此亦见《齐诗》之预现实政治之心。

《史记》又记：

②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③“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圏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黙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亷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䛕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据此傳，知辕固本景帝时博士，但因得罪窦太后而罢职。景帝以其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至武帝即位，以贤良召固，但遭到诸儒疾毁而罢归。其诫公孙弘之言，一直为後世所傳颂，然世竟曲学阿世，以至不能收。以其当面对窦太后言行视之，史称其廉直，最合其身份。

二、特征

《齐诗》亡於魏时，故其学仅据史书所载略知一二。大要是以阴阳五行之说阐发《诗》义。洪湛侯教授《诗经学史》谓齐诗倡“五际六情”之说，此用辕固三傳弟子翼奉所论。辕固生弟子中以夏侯始昌为最著，东海郯人后苍师事始昌，通《诗》、《礼》。翼奉，东海下邳人，与东海承人匡衡同师后苍，均以治《齐诗》名于时。《汉书·翼奉傳》记其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歴阴阳之占。此亦见翼奉之《齐诗》是以阴阳之占为特点。《汉书翼奉傳》载翼奉奏事曰：“《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应劭注“五际”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孟康注：“《诗内傳》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孟康之解，谓得其实。

《翼奉傳》又曰：“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居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王先谦《补注》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月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衰，五际也。”

此乃五际，所谓六情，即“喜、怒、哀、乐、好、恶”。《翼奉傳》载平昌侯王临欲从翼奉学其术，翼奉不许，乃上封事称：“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歴，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观其言五际六情，语涉怪诞，难以 ①《汉书·儒林傳》颜师古注：“马肝有毒，食之憙杀人，幸得无食。言汤武为杀，是背经义，故以为喻也。”《索隐》：服䖍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徳篇》虽㣲妙难通，然近而观之，理国理身而已，故言此《史记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又四库馆臣引刘敞曰：“知味者不必须食马肝，言学者不必须论汤武，此欲令学者皆置之耳。”

②家人之言也。”《汉书·儒林傳》颜师古注：“家人言僮隶之属。”当以师古注为是。

③律令。’”

乾元国学

索解，大要是阴阳灾异之变。

韩诗

一、概况

《史记·儒林傳》载：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汉书·儒林傳》补充说：

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傳》。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寛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

据此，是韩婴精《诗》亦精《易》，其治《诗》亦与治《易》方法同，都是推经意而为之傳。《韩诗》解《诗》如上所言，说是推《诗》意而《傳》，然何为《诗》意？则所见不同，难免有曲解。《後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薛君韩诗章句》解《关睢》说：“诗人言雎鸠贞

①洁愼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按，此注的正文是明帝引咎诏：“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则见明帝所习《诗》亦《韩诗》。观《韩诗章句》此解，与鲁诗解《关睢》义略同，是三家诗大旨有相同之处，诚如皮鍚瑞所说：“鲁、齐、韩三家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分立三家；惟其大同，故可交立三家。”

《韩诗》之学承，《史记》、《汉书》均未言，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

②未揭明，是其师承在汉已晦迹。论者有谓其学源出卜商、孟子。又言亦出荀子，均是推测之词。

《韩诗》之傳授，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述尤详：

韩婴，燕人。景帝时为常山太傅。婴推《诗》之意而作内外传，其言颇与齐鲁间殊，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河内赵子事婴，授同国蔡谊，谊至丞相。谊授同国食（音嗣）子公与王吉，为昌邑王中尉。食生为博士，授泰山丰吉，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为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顺，顺授东海髪福，皆至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阳薛汉传父业，尤善说灾异䜟纬，受诏定图䜟，当世言《诗》推为长。后为千乗太守，坐事下狱死。弟子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髙最知名。抚定《韩诗章句》，建初中为公车令，卒官。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注”。抚授 ① 《後汉书》注：“《春秋説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 程元敏《诗序新考》，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1月版，第25页。門，聽政之處也。”

②

乾元国学

会稽赵晔，晔举有道。时又有光禄勋九江召驯、阆中令巴郡扬仁、山阳张匡，皆习《韩诗》。匡为作《章句》，举有道，征博士，不就。

《韩诗》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有：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巻 韩外传六巻

韩说四十一巻

後世学者多引《薛君章句》，乃东汉薛汉所为。《韩诗》之亡，据《经典释文·序録》说：“《韩诗》虽在，人无傳者。”《隋志》同此说。唐人不治《韩诗》，然李善注《文选》，颇征引《薛君章句》。一说北宋犹存，根据是两《唐志》均著录，然《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不著录，是《韩诗》傳世者，仅有《外傳》一种而已。

二、《韩诗》特征

《韩诗》解《诗》与《毛诗》颇异，欧阳修说其与“《毛诗》之义绝异，而人亦不信。”①比如《鲁颂》：“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曰：“新廟，闵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按，此句前有“松桷有舃，路寢孔硕”，《毛傳》说：“桷，榱也。舃，大貌。路寢，正寢也。”显然是对新作闵公廟的描绘，《毛傳》解释是对的。但《韩诗》却解为此诗为奚斯所作。班固《两都赋序》说：“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於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班固此用韩诗，又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徳音昭乎声。”亦用韩诗。按，《毛诗》於西汉不显，故世多用鲁、韩。《文选笺证》卷一：“段氏玉裁曰：《毛传》作‘是廟’也。‘廟’字当作‘诗’字，‘所’字不上属，‘所作’犹‘作诵’、‘作诗’，与《节南山》、《巷伯》、《崧高》、《烝民》末章文法皆同。毛与韩不同，偃师武虚谷援扬子《法言》、《後汉书·曹褒传》、《班固传》及诸石刻之文，《度尚牌》、《刘宽牌》、《缓民校尉熊君牌》、《费汎牌》、《杨震牌》、《沛相汤统牌》、《曹全牌》、《张迁表》，一一可证。绍煐按，如段说‘廟’为‘诗’字之误，毛与韩不异，善注何不引《毛诗》而引《韩诗》？盖毛自作‘作廟’，韩自作‘作诗’，不妨存异耳。而汉世文人多从韩诗说，时毛诗未行故也。”又张云敖《选学胶言》云：“《鲁颂》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閟宫》卒章：‘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毛传》云：‘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庙也。’郑笺云：‘奚斯者，教护属功课章程也。’是史克作颂，奚斯作庙，并未明言作诗。言奚斯作诗者，自薛君始。李注仍承薛君之误。”是《鲁颂》本为史克所作，奚斯仅作廟耳，《韩诗》所解误。

②《韩诗》亦颇有训诂，清陈乔枞所辑《韩诗遗说考》可见其释字解词之貌。如释《关睢》“窈窕淑女”句：“窈窕，贞專貌。”（《文选》卷二十一颜延年《秋胡诗》注引）、《葛覃》“惟葉萋萋”句：“惟，辞也。”（《文选》卷八扬雄《羽猎赋》注引，又二十三阮籍《咏怀诗》注引）。又释：“萋萋，盛也。”（《文选》卷七潘岳《籍田赋》注引）。至于《外傳》则引《诗》证事，体例颇同《说苑》、《列女傳》。即先述一历史故事，最终以《诗》为证，多断章取义之说。这种说诗亦源于《左傳》，《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载卢蒲葵云：“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然春秋赋诗，目的不在解诗，固可据目前情形取所求焉，而汉人以之解诗，则离《诗》愈远矣，此或《汉志》所说：“咸非其本义”歟？然“傳”体并不仅训诂而已，毛公解《诗》，称《诂训傳》，“诂训”与“傳”不同。陈灃《东塾读书记·诗》说：“《毛傳》有述古事如《韩 ①②《经义考》卷一百《诗》二引。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刻本。《清经解续编》本，光绪十四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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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外傳》之体者。如《素冠》傳‘子夏、闵子骞三年丧毕见夫子’一节、《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一节、《巷伯》傳‘昔者颜叔子独处於室’一节、《緜》傳‘古公处豳’一节、‘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一节、《行苇》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节，皆《外傳》之体。《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龟’一节，虽非述古事，然因经文‘卜云其吉’一语，而连胶‘九能’，亦《外傳》之体也。”此亦见汉时各家解经，其“傳”的方法，往往相近。当然，在具体内容上，可能各家理解的《诗》义不同，也即“推诗人之意”不同，故成各家之学。

清人陈乔枞说：“《外傳》之文，记夫子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法戒显明，虽非专解经，要其触类引申，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賜言《诗》之意。”这是从肯定的角度论了。明薛应旂说：“韩婴《外傳》，虽未尽能以意逆志，而变动不居，犹有古之遗焉。”以为《韩诗外傳》尚能存古说。但明王世贞却批评说：“《韩诗外傳》杂记夫子之绪言，与诸春秋战国之说，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故多浮泛不切、牵合可笑之语。盖驰骋胜而说《诗》之旨微矣。”二家立场不同，其实都有合理之处。今傳《外傳》，并非原貌，董张斯说：“世所傳《韩诗外傳》，亦非全书。《文选》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馀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又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艺文类聚》引《外傳》文云：‘凡艸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者，阴极之数。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与洧，谓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於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览》引《外傳》云：‘精气归於天，肉归於上，膏归於露，髪归

①於艸。’佛典引《外傳》云：‘老筐为萑，老蒲为苇。’今本皆无之。”

以上三家诗，属今文学派，因为他们的经文，全用隶书所写，在当时是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三家诗流传的地区和师法、门户均有不同。清人皮锡瑞说：“三家传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详。三家所以各成一家，异同亦无可考。鲁、齐、韩三家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分立三家；惟其大同，故可交立三家。”

毛诗

一、《毛诗》概况

《毛诗》始於毛公，毛公有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然《史记·儒林傳》无一字及《毛诗》，则见《毛诗》的确晚出。《汉书·儒林傳》有傳曰：“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觧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这个傳记如此之短，也确见《毛诗》在班固时尚没有大的影响。据此傳我们知道毛公是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但其人只知姓毛，尊称毛公，名字却不知道。在《汉书·艺文志》中，亦仅有一简短介绍：“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这有可能是刘歆《七略》的文字，则见《毛诗》在西汉的确存在。刘歆尚古文，在其《移书让太常博士》中开篇说：“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是刘歆知《毛诗》，且欲建立学官。但观其《移书》，主要讨论《左傳》、《尚书》等，於《诗》未多论。盖三家诗为今文，已立学官，《毛诗》为古文，刘歆本可以多说几句的，而所以未如此者，可能是《毛诗》在当时影响不大，而刘歆亦所知不多。据上引材料，可知毛公曾为河间献王博士。但《艺文志》说其“未得立”，是指其未得立於朝廷学官也。河间献王所立，仅是河间国，未得称为官学。程元敏说：“汉家经学博士官职，帝廷设太学立学官，《诗》如鲁、齐、韩三家，是为官学，博士为

②其学官。诸侯国经学，各自立博士，不属官学。”《毛诗》平帝时立为学官，《汉书·儒林傳赞》说：“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毛诗》之立，在 ①② 以上所引均自《经义考》。

《诗序新考》，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1月，第31页。

乾元国学

刘歆写作《移书》之後了。但古文经立於学官，既借莽、歆之力，而随着莽、歆之败亦废，不过，西汉王朝亦随之崩溃了。

《毛诗》在东汉的发展，由于汉末郑玄治《毛诗》，为之作《笺》，而最终取代三家诗，成为唯一的《诗》学流派。而《毛诗》的传承，在这个时候也有了不同的说法。孔颖达《正义》引郑玄《诗谱》说：

鲁人大毛公为《诂训傳》於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郑玄此说，於《汉书·儒林傳》所记之小毛公外又多出一大毛公，谓大毛公作《诂训傳》，河间献王得而献於朝廷，而以小毛公为博士。这个材料中的大毛公叫什么，郑玄没有说，小毛公和大毛公是什么关系也没有说。但既然能傳大毛公之《傳》，应该是大毛公的学生吧。郑玄提出了大毛公，关于大毛公的师传，却没有讲，东汉末吴陆玑于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论《毛诗》之传授说：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享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苌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新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时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世祖以为议郎。济南徐廵师事宏，亦以儒显。其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然鲁、齐、韩诗，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诗》不立博士耳。

此说《毛诗》授受源流甚详，攻《毛诗》者对此颇有疑问：《史记》、《汉书》于《毛诗》授受均不能详，汉末陆玑为何如此清楚？此外，与陆玑同时的吴人徐整所说与陆玑又不同，《经典释文叙録》引徐整曰：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傳》於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官。

陆玑与徐整所叙《毛诗》之授受，于子夏之後授受多所不同，这也是攻《毛诗》的人的一个依据。魏源《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上》说：“同一《毛诗》傳授源流，而姓名无一同，且一以为出荀卿，一以为不出荀卿，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展转傅会，安所据依？

①岂非《汉书》‘自言子夏所傳’一语，已发其覆乎？”魏源此论，颇多意气，即此而言，所谓河间人、赵人，盖《毛诗》晚出，且於河间一地，不为中朝大夫所熟习，故於大小毛公，容或有不甚了解，不可据以驳《毛诗》源流不正也。汉人讲究家法、师法，陆玑和徐整所说，应该是从其师傳而来，并不敢胡乱说的。或谓徐整师从郑玄，则其说当亦本郑玄。陆玑提到的先师中有高行子，有学者考订，以为此高行子即《孟子》中的高子，亦即《诗·周颂·丝衣》所谓“续序”中的高子。但孔颖达《疏》引郑玄《郑志·答张逸》说高子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人，并不言是毛公先师。至于徐整所提到的孟仲子，《毛诗·清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毛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又《閟宫》：“閟宫有侐，实实枚枚。”《毛傳》亦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侐，清净也。实实，广大也。枚枚，砻密也。”据此看来，徐整所称毛公先师中有孟仲子是有依据的。故陆德明从徐整，而仅列陆玑为一说。其云：

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觧延年，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 ① 《诗古微》，《清经解续编》本，光绪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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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侠。或云陈侠传谢曼卿，元始五年公车征说诗，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

陆德明的主观倾向是明显的，但也并不反对陆玑之说。关于“毛诗”之由来，孔颖达在《国风》下《疏》云：

《毛诗》，“诗”是此书之名，“毛”者，传《诗》人姓。既有齐、鲁、韩三家，故题姓以别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诗二字，又云河间献王所加，故大题在下。案马融、卢植、郑玄注《三礼》，并大题在下。

此解“毛”字，或云小毛公所加，或云河间献王所加。所谓大题在下，即指古书以篇名置前，书名置後。如《毛诗》，日本古钞本（楊守敬过录本）格式为：

周南关睢诂训傳第一 毛诗国风郑氏笺

此所谓大题在下也者，古书格式均如此。孔颖达又云： 《诗·国风》，旧题也，“毛”字，汉世加之。《六艺论》云：“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是献王始加‘毛’也。

《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为河间献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晔《後汉书》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然则赵人毛公名为长也。《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然则大毛公为其《傳》，由小毛公而题“毛”也。按，汉人傳《诗》，各家自有家法，故本门学者不需特别标明某者之《诗》，引《诗》注《诗》，径称《诗》即可。但傳至後来，各家并出，学者亦需有选择，故称某家以区别。汉文帝时立鲁、韩二家为博士，既同以《诗》立博士，自然需要标鲁、标韩。《毛诗》晚出，且未立於学官，其初当亦不称“毛”，但随着流傳开来，需要加“毛”字以示区别，《汉书·艺文志》已称“毛诗”，则见在西汉末已经加“毛”字了，孔颖达引前人言称为河间献王所加，当属可信。

孔颖达是弥缝旧说，虽仍有疑惑，但基本於毛公、毛诗都算清楚了。其後攻《毛诗》者虽抓住这一点不放，但学者还是愿意相信其学渊源有自。明人季本《诗说解颐·总论》说：

或谓子夏四传至荀卿，传大毛公，此传闻之未有定据者也。毛氏之名，传亦不的。或谓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或谓苌不知其大毛公欤、小毛公欤？窃意二毛公必各有名，《儒林传》亦不明指，然世有大毛公名享，小毛公名苌之说，必非无因者，今当从之。盖大毛公乃为《传》之人，而小毛公则受其《传》而为河间博士者也。毛公作《传》之后，则有郑玄之《笺》、孔颕逹之《䟽》，以至于宋，皆祖《毛诗》，今之《章句》是也。至朱子始辩毛说之非，于是《集传》行而《诗》遂不以毛称矣。嗟夫，《诗》学之失传久矣！所幸遗经尚存，是非具列，即其辞而紬绎之，以意逆志，当自跃然于心目之间，岂待《传》注而后明哉。

以为大、小毛公之说，必非无因，这也就是後代宗毛的学者的基本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意见最有权威性，其云：

《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巻、毛诗故训传三十巻。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後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其“长”字不从“艹”。《隋书·经籍志》载：毛诗二十巻，汉河间太守毛苌傳、郑氏笺。于是《诗傳》始称毛苌。然郑玄《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亦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据是二书，则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苌。故孔氏《正义》亦云：“大毛公为其《傳》，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隋志》所云，殊为舛误，而流俗沿袭，莫之能更。朱彝尊《经义考》乃以“毛诗二十九巻”题毛亨撰，注曰：佚。“毛诗训故传三十巻”，题毛苌撰，注曰：存。意主调停，尤为于古无据。今参稽众说，定作《傳》者为毛亨，以郑氏後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傳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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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四库提要》采取相信郑玄和陆玑的话，以为其皆傳授《毛诗》，渊源有自，可以采信，这是比较稳妥也比较客观的态度。《後汉书》卷五十五《鲁恭傳附弟丕傳》载鲁丕上疏曰：“臣闻说经者，傳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据鲁丕此言，汉代傳经各家，最重师法，其傳先师之言不苟，所说均有据，不敢以己言乱师法，故所述其家法，均渊源有自，不像後人敢於造伪，敢於诋毁。《毛诗》所言其师承，当然是应该相信的。

如上所言，毛诗在西汉最晚出，《史记》不载，是因为其时《毛诗》未显，司马迁不知的原因。其後至于元、成间，《毛诗》仍然不显，故《史记·三代世表》载张夫子问禇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按诸傳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据张夫子所称《诗》皆言契、后稷无父而生，可见当时《毛诗》未行，故张夫子不知。此後至于东汉初，《毛诗》仍然未显，其於西汉末平帝时虽因刘歆而得以立为官学，但影响仍然不大，故班固《汉书》亦所知不多，所记仅称有毛公这么一个人，自称其《诗》傳自子夏。班固的态度，当然不如对待《鲁诗》和《韩诗》，故其记载不详，亦不可作为《毛诗》不可信的依据。今观《毛诗》系统完整，释词析义前後一贯，所主美刺比兴之说，与《序》相合，亦与出土之《孔子诗论》合，其称出于子夏并无非无据。明季本解说《毛诗》出于子夏的原因说：

毛氏之学，虽自谓出于子夏，然《诗序》之来，毛亦不知起于何人，未敢断以为子夏作也。至郑玄则直指古序为子夏作，盖亦因毛学出于子夏之言而足成之也。夫子夏尝因论《诗》知学，而孔子称其可与言《诗》。又七十子中，子夏最后没，而其授徒又最多，后儒言《诗》者，遂依附之。故汉儒纂辑《家语》，因有子夏习于《诗》而通其义之说。子夏在孔门以文学名，而其用功，实以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求仁，孔子谓其知《诗》，得非以其得性情于言意之表，而非玩心于章句之末者欤？今观毛说浅陋牵强，往往有难通处，子夏之学必不如此，虽或得于其徒转授，则亦大失其宗矣。

子夏是孔子四门学生中以“文学”知名者，其对诸经的精熟，当是无疑义的。故其授学西河，学生众多，《诗》从子夏出，应该有所依据。宋人郑樵《六经奥论》说：

至武帝时，《毛诗》始出，自以源流出于子夏。其书贯穿先秦古书，惟河间献王好古，博见异书，深知其精。时齐、鲁、韩三家，皆列于学官，独毛氏不得立。中兴后，谢曼卿、卫宏、贾逵、马融、郑众、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学者翕然称之。今观其书，所释《鸱鸮》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当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汉兴，三家盛行，毛最后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说多从齐、鲁、韩氏，迨至魏晋，有《左氏》、《国语》、《孟子》诸书证之，然后学者舍三家而从《毛氏》。故《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傳之者。从韩氏之说，则《二南》、《商颂》皆非治世音，从毛氏之说，则《礼记》、《左氏》无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诗》独存于世也，鄭樵此论应该是十分精审而公平的意见了。且以《诗·大雅·生民》论之，《毛傳》解姜嫄为帝嚳后妃，《史记·周本纪》所载亦是“姜嫄为帝嚳元妃”，司马迁未见《毛诗》，故《史记·儒林傳》不记毛公事迹，亦不列《毛诗》，其称“姜嫄为帝嚳元妃”，显然是据先秦所傳《诗》说而论之。

洪湛侯《诗经学史》引清孙志祖《读书脞录》云：“西汉经训之存於今者，惟《诗》、《毛傳》最为宝贵，其所征引古书逸典，孔颖达作《正义》已不能详。”孙志祖所引如《丘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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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傳》云：“子国，子嗟父。”《正义》云：“毛时书籍犹多，或有所据，未详毛氏何以知之。”又如《载驱》，《傳》云：“诸侯之路车有朱革之质而羽饰。”《正义》云：“《经》、《傳》不言诸侯路车有翟饰，《傳》必当有所案据，不知出何也书。”於此可见《毛诗》师傳当自汉以前来，是渊源有自的。

二、《毛诗》的特征 与《三家诗》比，《毛诗》属古文经。所谓古文经，一般本指用秦以前六国文字所书写之经书，但《毛诗》晚出，不可能是古文字，而应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讲授传习。但它也被称为古文经，可能与其为古学，与三家诗不同有关。《隋书·经籍志》说：“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傳，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隋志》也是从古学的角度论。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认为汉初古文尚多存世，识古文者亦不在少数，自武、昭後，先秦古书传世盖少，其存者往往归于秘府，於是古文之名渐为壁中书所专有。又在《汉书所谓古文说》中说，所谓古文，本专指孔子壁中书，但到後来，遂由书体之名而变为学派之名。则古文经学，在西汉时已不限在文字上，而指学派。王国维举《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经籍，冠以古字者，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等等，“所以别其家数，非徒以其文字也。”他说：“六艺於书籍中为最尊，而古文於六艺中又自为一派，於是古文二字，遂由书体之名而变为学派之名。”职是之故，王国维认为这就是《毛诗》被称为古文的原因。他说：“《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不言其为古文，《河间献王傳》列举其所得古文旧书，亦无《毛诗》，至後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傳》并称。其所以并称者，当以三者同为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惟卢子幹言‘古文科斗，近於为实’，而下列举《毛诗》、《左傳》、《周礼》三目，盖因

①《周礼》、《左傳》而牵连之。其实《毛诗》当小毛公、贯长卿之时，已不復有古文本矣。”王国维所说卢子幹，即卢植，他和郑玄一起从马融学，能通古今学。熹平年间太学立石经五经，以正文字，卢植上书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傳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王国维以为卢植所说的古文科斗，是指古文字，所举例有《毛诗》，并不代表《毛诗》也是古文，只是举《左傳》、《周礼》时连带及之。虽然如此，但已经说明东汉末，古文经的确已经将文字和学派混同了，而《毛诗》之古文经地位亦牢不可破。

《毛诗》虽非用古文书写，但其经文却多用假借，与此今文不同。据马瑞辰《毛诗古文多假借考》说，今文多用正字，经傳引《诗》说《诗》，亦多用正字。马氏举例说：“《毛诗·汝坟》‘惄如调饥’，《傳》：‘调，朝也。’据《韩诗》作‘愵如朝饥’，知‘调’即‘朝’之假借也。”又如《诗·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据《韩诗》作“能不我狎”，知“甲”即“狎”之假借也。古人一字多义，故多通假，《毛诗》独能保留古文之貌，故宜称古文也。

《毛诗》傳《诗》有什么特征，共与三家诗的区别在哪里呢？

《汉书·艺文志》载《毛诗诂训傳》三十卷，就名称看，三家或谓《鲁故》、《韩故》、《齐后氏故》、《孙氏故》，或谓《齐后氏傳》、《孙氏傳》、《韩内傳》、《外傳》，唯《毛诗》兼名“诂训傳”。诚如马瑞辰所说：“傳可以统训诂”，是《毛诗》有诂、训，亦有傳。“傳”者，乃推《诗》意以广之，马瑞辰举例说：“‘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之类，诂之体也。‘关关，和声也’之类，训之体也。若‘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则傳之体也。”《毛诗》以诂训与傳合一，而以诂训为主，诂训则用古文古义，此与三家不同也。然三家均有诂、有说，是三家亦主诂训，《葛蕈》“维 ① 以上所引王氏文，均见《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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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萋萋”，《韩诗章句》注：“惟，辞也。萋萋，盛也。”又“是刈是濩”句，《韩诗》：“刈，②取也。濩，瀹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即用《韩诗》所释，亦见其可采处不少。据马瑞辰说，郑笺宗毛，然於毛之外，用三家处不少，其间本于《韩诗》者尤夥。故知三家均有诂训，惟《毛诗》用古文古义处多耳。

《毛诗》虽然晚出，其源自谓出自子夏，汉代今文家虽不信，亦不甚疑，盖汉人说诗，各有家法，《毛诗》所释字词，要皆有来历，尤於古有据，“其语言文字名物训诂已有後汉人所不能尽通者”（胡培翬《胡君别傳》，黄山书社版《毛诗後笺·整理说明》引）。孔颖达《正义》解“诂训傳”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傳》。《傳》者，傳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释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诗》云古训是式，《毛传》云：古，故也。则‘故训’者，故昔典训，依故昔典训而为《傳》义。”孔氏以《毛诗》据《尔雅》诂训，故于古多合。按《尔雅》一书，或以为周公所作，或以为汉人叔孙通所作。张揖说：“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义。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傳，疑莫能明也。”又葛洪说：“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又，扬雄说：“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经》者也。”是《尔雅》所出，傳说不一，然其出于先秦，应该不成问题。盖古人不空立言，《经》成则须读诵讲解，故《尔雅》为解经而作，王充曰：“《尔雅》之书，《五经》之训诂。”当最精实。据此，亦知《尔雅》当出於《经》成之後。周祖谟先生《尔雅校笺序》说：“从这部书的内容看，有解释经傳文字的，也有解释先秦子书的，其中还有战国秦汉之间的地理名称。这样看来，《尔雅》这部书大约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累积编写而成的。”《尔雅》成书既早，又为解《经》而作，故汉代傳《诗》家若毛、鲁，其用《尔雅》为《诗》诂训应该是不错的。《毛诗》以《尔雅》为《诗》诂训，古代学者研究已经证实。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尔雅毛传异同》说：“《尔雅》与《诂训传》皆说诗之最古者也。《尔雅》始于周公，为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诂训传》作于大毛公，而渊源实出于子夏。故此二书之释《诗》，往往相合，然其中亦不无小异。或《诗》之所有，而《雅》无文；或《雅》之所释而毛无传；或《雅》、《传》并有释训而义趣逈不相谋。窃尝推其故：二书皆出子夏，而弟子各述其师说，则不尽同。《传》、《尔雅》之学者，虽稍増益其文，而未必取资于《诗》、《传》。毛公之传诗，亦自述其师说，著之于书，而未尝规摹于《尔雅》。是其同者由于所出同，而非剿袭其异者。由于述者之殊而非有意于立异也。”陈氏以为《毛傳》与《尔雅》相合，其不合处，是因为弟子各述其师说，则不尽同，是以著之于书，而未尝规摹于《尔雅》。秦汉人治经，经自经，傳自傳，故《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者，经也；著录《毛诗诂训傳三十卷者，傳也。师傳师授，皆凭口傳，不著竹帛，故经、傳字、词之异，是可以想见的。又古代字多通假，一字多义，或取假字以代本字，故须知本字、通假之义方可明《诗》。而《毛诗》独于此特征

① ①《文选》卷八《羽猎赋》“帝将惟田於灵之囿”句，李善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注：“惟，辞也。”又卷七《藉田赋》“袭春服之萋萋”句，李善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注：“萋萋，盛也。”清臧庸《韩诗遗说》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经典释文》卷五，同治八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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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

《毛傳》长于古字古音之训诂，又由于当汉之时，《毛诗》独未立学官，未染时习，未羼纬书之说，故平实之说，甚合古意。如《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句，《毛傳》曰：“履，践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跡，敏，疾也。从于帝而见于天，将事齐敏也。歆，飨。”此谓姜嫄随夫祭祀，践其夫高辛氏足迹，从其夫而向上天致飨。这个解释与三家诗的附会应该是较为平实了。据《史记·周本纪》说，姜嫄于野外践巨人之迹而身动，如有孕者，遂诞后稷，明显是不可信的神话。故孔颖达《正义》说：“诸书传言姜嫄履大跡生稷，简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为高辛氏帝，盖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独言帝，不言上，故以为高辛氏帝也。”《毛傳》不信诸书傳之说，而以诂训字词解之，为得其实。按，此句“敏”字，《尔雅·释训》解为“拇”，拇指也。故郑《笺》从之，而解说：“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心体歆歆然。”此处郑与毛异，信从《尔雅》，毛之所以不用《尔雅》，孔颖达解为“毛意盖谓《尔雅》不可尽从故也。”郑玄笺《毛诗》，但《郑志》答张逸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隐略，则更表明。”此句有两义，孔颖达以为是毛、郑之异，马瑞辰则说是笺《诗》改读，非尽易《傳》。其实孔、马所说各得其实，郑与毛异义颇多，是不争的事实，而亦有非尽易《傳》而被认为与毛异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尔雅毛傳异同》说：“孔《疏》申毛，於其同者，則云毛依用《尔雅》为说；于其异者，则云毛谓《尔雅》未可尽从，殆未必然也。”

《毛傳》的优点当然在训诂之上，前人多所总结，大要有：

一、训诂渊源有自。如郑樵《六经奥论》所说：“鸱鸮》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是《毛傳》所采，皆有先秦文献依据。

二、多存古文。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毛诗古文多假借考》说：“《毛诗》为古文，其经字多假借。《毛傳》释《诗》，有知其为某字之假借，因以所假借之正字释之；有不以正字释之，而即以所释正字之义释之者。”例如上举“惄如调饥”句，马瑞辰说：“《傳》云：‘调，朝也。’正谓‘调’为‘朝’之假借。”是《毛诗》此用古文假借字，而《韩诗》及《鲁诗》则用“朝”（《韩诗》用“朝”说见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鲁诗》用“朝”说，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其依据盖据今本《说文》所引。）

三、训诂平实，少傳说不实之词。例如上举《大雅·生民》。又如《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句，《毛傳》：“玄鸟，鳦（同燕）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孔颖达《疏》曰：“毛氏不信谶纬，以天無命鸟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玄鸟降之日有祀郊禖之礼也。《大戴礼·帝系》篇说：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简狄，则契为高辛之子，简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鸟至生商，则是以玄鸟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为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简狄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鸟以春分而至，气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将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记其也。”《毛傳》解玄鸟降而生商，谓玄鸟降之日，简狄郊禖而生契，不取玄鸟生商怪诞之说。商祖先契的出生，汉代纬候之书及三家诗均采简狄吞鳦卵而生契之说，郑玄《笺》亦谓：“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郑玄先从张恭祖习《韩诗》，故《笺》训异《毛》者，多本《韩》说。其答张逸说：“如有不同，即下己意。”如此处即与《毛》异，但附会鸟生人，亦太怪诞，不如《毛》远甚。

四、《毛傳》训释字词，精当准确。《诗》为上古人歌词，其用字与言词去後世太远，如非《毛傳》作诂训，是後之人难以读《诗》也。其例甚多，不烦引证，学者自得之可耳。①① 详见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雷学淇《介庵经学》、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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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傳》独标“兴”体。按，兴本《诗》六义之一，而《毛傳》独以解《诗》。对于此点，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云：“《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傳，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刘勰的意思是说，毛公独标兴体，是因为风、赋、比都通顺易懂，独兴之体隐奥，故须标出。《毛傳》用兴的情况一般是置于首章次句之下，但也有不少是标在第三句或第四句之下的。关于《毛诗》独标兴体的意义，洪湛侯先生《诗经学史》说：“毛公标‘兴’的价值，并不在于标得对、说得好，而在于首创精神，是毛公第一个将前人所传的赋、比、兴的作法，开始运用于诠解诗篇，为後人提供了一个说诗解文的途径。”

六、《毛诗》有序，用以说明各篇主旨，有解义，有指陈史事，合于《大序》所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之意。《毛诗》有序，三家诗是否有序，各家说法不一，至今日仍有争论。清魏源《诗古微》辨三家诗有序甚详，可参看。

第三节 《诗经》的主要内容

一、描写周民族发展的史诗

《大雅》五篇：《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

《生民》周人祭祀祖先神后稷的乐歌。后稷发明农业，定居有邰，地当在今陕西省武功县附近。《毛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第一章，写姜嫄怀孕生后稷。此章较为杂说纷纭者，在姜嫄如何生子。据《诗》，姜嫄“履帝武敏歆”，此“帝”何指？据《毛傳》说：“帝，高辛氏之帝也。”高辛氏即帝嚳，是以姜嫄为帝嚳之妃。孔《疏》说：“其夫高辛氏帝率与俱行，姜嫄随帝之後，践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为神歆嚮。”何以知高辛氏帝是其夫？因首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毛傳》说：“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下句：“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毛傳》说：“禋，敬。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其意是说，古者求子，必立郊禖，天子于玄鸟至之日，率后妃九嫔前往禋祀上帝于郊禖。对这个说法，郑玄却不同，郑《笺》解“帝”为“上帝”，解“敏”为“拇”，谓姜嫄踩到大神之迹的拇指之处。郑《笺》和《毛傳》这个差别太大了！毛公的解释是从人伦角度解姜嫄生子，依郑《笺》则姜嫄不需人道就可以生子，後儒对此或从人伦上讨论以为荒诞不经，或竟信以为神异，亦可以不经人道。

按以姜嫄为帝嚳妃，并不合史实，孔颖达《正义》引《大戴礼·帝系篇》说：“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锋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下妃，娵訾之女曰常仪，生挚。”是尧及契皆帝嚳之子，则后稷与尧、契皆为弟兄。但古史渺茫，傳说往往不同，又有以为帝嚳与尧为弟兄，姚际恒《诗经通论》说：“高辛氏，帝嚳也，与尧为弟兄，何以尧不用而舜始用之？或曰，尧官之矣，然后稷之生，其异如此，是有圣德而宜有天下也，丹朱不肖，何不傳弟而必傳异姓哉？且《诗》何不言帝嚳之子而言其母姜嫄，何也？此皆可疑也。”姚以帝嚳与尧为弟兄，有此之疑。对稷、契是帝嚳之子，前人已有怀疑，孔颖达《正义》引张融说：“稷、契年稚於尧，尧不与嚳並处帝位，则稷、契焉得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记》是尧之兄弟也，尧有贤弟七十，不用须舜举之，此不然明矣。《诗》之雅、颂，姜嫄履迹而生，为周始祖；有娀以玄鸟生商，而契为玄王。即如《毛傳》、《史记》之说，嚳为稷、契之父，帝嚳圣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则《诗》何故但叹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鲁何殊，特立姜嫄之庿乎？”此所引乃《鲁颂·閟宫》，是《閟宫》与《生民》所叙一致。马瑞辰驳姜嫄为帝嚳妃之说：“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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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经文及《周礼》观之，而知姜嫄实相傳为无夫而生子，以姜嫄为帝嚳妃者误也。《周官·大司乐》‘享先妣’，郑注：‘周立廟自后稷为始祖，姜嫄无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使姜嫄为帝嚳妃，不得言无所妃，一证也；《守祧》‘奄八人’，贾《疏》谓：‘守七廟，又姜嫄廟。’使姜嫄为帝嚳妃，不得有嫄廟而无嚳廟，二证也；《诗》言‘履帝武敏’，而下言‘上帝不宁’，《閟宫》诗曰‘上帝是依’，是知帝为上帝，非高辛氏之帝，三证也；武，跡也；敏，拇；见於《尔雅·释训》，则‘履迹’之说相傳已久，四证也。”此皆可证帝嚳妃之说之无稽。据马瑞辰说，周人并未以姜嫄为帝嚳妃，若如此，似是《毛诗》一家之言。但司马迁并未见过《毛诗》，而其《周本纪》却说：“姜嫄为帝嚳元妃。”显然是据先秦所傳《诗》说，则见《毛傳》的确其来已久。当然，姜嫄为帝嚳妃之说，较姜嫄履神迹生子的傳说要晚，故司马迁两记之，其前记姜嫄为帝嚳妃，接下来便说：“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司马迁习《鲁诗》，此当是《鲁诗》之说，《鲁诗》亦并非无据，履迹之说，其来更久。马瑞辰说：“古方言履迹生者有三：一为宓羲（《孝经·钩命决》：“华胥履迹，怪生皇羲。”）；一为帝嚳（《路史》：“帝嚳父侨极取陈丰氏曰裒，履大人迹而生嚳。”）；合后稷为三。又言吞卵生者二：一为契（《殷本纪》：“简狄吞卵生契。”），一为大业（《秦本纪》：“女脩吞卵生大业。”）世代荒远，秦汉间已莫可考。殷、周之视唐、虞，犹秦汉之视周初，盖周祖后稷以上更无可推，惟知后稷母为姜嫄，相傳为无夫履大人迹而生，又因后稷名弃，遂作诗以神其事耳。”按，《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嚳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王逸注：“简狄，帝嚳之妃也。玄鸟，燕也。贻，遗也。言简狄侍帝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王逸此注其实一用《毛傳》，一用《鲁诗》，《毛傳》解简狄，帝嚳之妃，说：“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毛傳》解此与解《生民》相同，但《鲁诗》则以解为简①狄吞燕卵而生契，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亦用《鲁诗》说，与其在《周本纪》中调和之说不同。据《天问》，知吞卵之说早在先秦久已流傳，非汉儒臆造。王先谦引《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潜夫论》诸书，皆记此傳说，据此，是吞践之说较帝嚳之妃之说更为久远，且亦合上古时无父之母系社会事实，至于後代，遂以为无人道而生子未免於圣贤不恭，故生出帝嚳之妃的说法，此当是儒者所为。《史记·三代世表》记：“张夫子问禇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按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所谓“两言之”，正是後儒觉未经人道而生子之谬，而调和之，此可以解《周本纪》何以既记姜嫄为帝嚳之妃，又记其践巨人迹而孕的原因。

然《生民》若述姜嫄履帝迹生子，是未嫁而生子（依鄭笺，是未嫁生子，依毛傳则是帝嚳妃。），为何上句要有“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二句呢？按《毛傳》解释，禋是敬，弗是去，去无子。求有子，古必立郊禖焉（毛傳解姜嫄从夫郊禖，履其夫帝嚳之迹而孕，与鄭笺之解履上帝之迹不同。）。郑《笺》说，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都是说姜嫄精意从祀郊禖，以求子，既然如此，如何下章会有姜嫄既得子，反屡屡弃置之？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四说：“之祀盖从祀郊禖者，求有子也。求子而得子，又反弃之，有是理乎？”故方氏以为“克禋克祀”，不过是讲姜嫄“精意以致祭”，未尝言郊 ①《史记·三代世表》禇少孙曰：“《诗傳》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谓禇先生习《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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禖；“以弗无子”句的“以弗”是说“以其弗嫁，未字於人”，“无子”是说姜嫄“以其未字於人，故尚无子也”。方氏此说，从诗的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但将“以弗无子”拆字解释，终觉悍格难通。《生民》列於《大雅》，意在尊祖，其用於教化在周时，周人为何要强调姜嫄未嫁而生子呢？故“克禋克祀”二句，仍当以《毛傳》所讲为是，是说姜嫄精意求祀以生子。但上古当母系社会时，民知母不知父，姜嫄生子，并不一定是未经人道，所谓“未嫁”，乃後儒以为妇人之生子，必须出嫁有夫才是道理，殊不知母系社会女子无出嫁之事，故周人只立姜嫄之廟，不立其夫廟，盖不知也。母系社会中的姜嫄禋祀求子，本与未嫁无关，所以《生民》这两句与下句并不矛盾。至於《诗》中所言“帝”，仍当是上帝，此乃上古神话傳说，以凸显后稷生世奇异而已。《毛傳》讲王道教化，从秦汉时人伦常理而觉“上帝”之说荒诞不经，故改为帝嚳，此亦合於儒家不语乱力怪神的精神。至於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称“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据此说，是此诗乃据舞蹈而写，实则姜嫄生后稷乃周民族长期流传的传说，容或有口头韵文，诗人加工後为太师配乐、配舞，用於祭祖，故即使有舞蹈，也非诗之本义，而“帝”亦非指“神尸”。

以上为第一章，写姜嫄怀孕。第二章写后稷诞生之顺利。第三章写后稷受神祇保护之异。第四章，后稷生来即颖异，稍长即知稼穑。第五章，写后稷克勤人事，发明耕种等方法，被封於有邰。第六章，由播种到肇祀。第七章，祀以祈年。第八章，尊祖无怠，故周能得上帝眷顾，膺天命而有天下。

《公刘》相传后稷三传而至公刘（三传世次，容有遗漏），因受戎狄部落侵扰，公刘率领族人北迁豳地。此诗上承《生民》，下接《緜》。《诗序》说：“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於民，而献是诗也。”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四说：“《小序》谓‘召康公戒成王。’按诗无戒辞，召康公亦未有据。《集傳》漫从之，何耶？金仁山谓《七月》及《笃公刘》皆豳之遗诗，其言曰：‘《笃公刘》下视《商颂》诸作，同一蹈厉，《七月》亦然，岂至周、召之时而後有此哉！且周诗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为後人之作。《生民》之诗，述后稷之事也，而终之曰“以迄于今”。《緜》之诗，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笃公刘》之诗，极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详；《七月》之诗，上至天文、气候，下至草木、昆虫，其声音、名物，图画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岁而言情、状物如此之详，若身亲见之者？又其末无一语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决为豳之旧诗也。’按此说深为有理。然则此诗者固当豳民咏公刘之旧诗，而周、召之徒傳之以陈于嗣王歟？”此以为豳之旧诗，容或有理。然仅据诗歌内容判断，并未有实证，故《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臆断，不妨仍然以旧说为好。

第一章，写迁都，第二章，写迁豳之相观地形。第三章，写既迁之後，民情欢洽。第四章，写宫室既成後欢饮。第五章，公刘至豳能广、长其地，闢境广大，又定兵制，军分为三。第六章，写民夹芮水而居。方玉润《诗经原始》说：“首尾六章，开国宏规，迁居琐务，无不备具，使非亲覩其事而胸有条理者，未见其如是之覼缕无遗。又况千百载下人，能执笔摹而为之也哉？”

《緜》自公刘而後，历九世而传至古公亶父。因受薰育王狄侵扰，古公亶父率周人由豳迁岐。《诗序》说：“《緜》，文王之兴，本由大王也。”孔颖达《正义》说：“经九章，上七章太王得人心，生王业，乃避狄居岐，作寢门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兴之事。《叙》以诗为文王而作，故先文王之兴，而又追而本之。各自为势，故文倒也。”

第一章以瓜瓞之緜延不绝，兴周民族由小而大，子孙众多。“民之初生”二句，言公刘时，土、漆为豳二水名。至古公亶父，始自豳迁岐。

第二章，写古公亶父与太姜一起视察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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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写周原之美，适于居住。第四章，写划定疆界，整理田畝。第五章，经营建国，作宫作廟。

第六章，写建筑宫室之盛况，亦见其人心欢欣。第七章，写城门、宫门既建，又兴宗廟大社。第八章，写今之文王能以德服戎狄。“不陨厥问”，“厥”指文王。第九章，写文王能以德服四邻之国，又能任用贤臣，周之兴可见矣。此诗编于《文王》、《大明》之後，若论世次，本应编在前，今编在後者，方玉润说：“若论世次，《緜》为首，王迹所自始也。次《大明》，再次乃《文王》。若论功德，周至文王而始大，自当以《文王》弁首。此编《诗》义例，亦即诗人意旨。从来说者不明作者深心，概谓之追述，而无所别。岂知周室之兴，其有得於天、地、人三者之厚，实有异乎历代帝王之数，故能如是之盛且远耶？然诗虽重地利，仍以威德为主，故後二章，一服昆夷，一感虞、芮，王道大行，天下归心。夫岂无因而致此哉？盖文王德修於内，四臣力赞乎外，故以作收。自古帝王未有不得人而能自昌者，地灵尤须人傑，是之谓耳。”此论诸篇排序之旨，颇有新意。

《皇矣》《毛序》说：“《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周人自述其开国历史的史诗，《诗序》称歌颂文王之作，但诗中多有歌颂王季，故有人认为此诗乃言王季上承其父太王，下传其子文王，全篇实为周人歌颂王季之德而作（陈子展说）。朱熹《诗集傳》则据实说：“此诗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清孟泰瞻《诗经摘葩》说：“通诗大意在求民之莫，而莫民惟以明德为主，各章言明德而又

①言帝者，见周之受命一本於天也。”方玉润亦据明德之义发挥说：“周虽世世修德，然至文王而始大。故此诗历叙大王以来积功累仁之事，而尤著意摹写王季友爱一段至德，一以见大伯让国之美，一以见王季实能不负大伯推让之心，故至文王而昌大也。文王圣德自不必言，而其所以昌大大王之业者，实自伐密、伐崇，始有文德，而又有武功。所谓‘一怒而安天下②之民’者。天之眷恋，虽欲不‘西顾’也，其可得哉？自篇中处处以‘明德’作骨，此尤周家世傳心学，与虞廷‘执中’受授无异。学者於此，断断不可轻意滑过。三代帝王，莫不本天德以为王道，若後世，则兵强马壮者为之而已。天命之归，亦未尝不有所眷顾，然杂霸、纯王之分，判若霄壤也。”方氏分析可以参考。

此诗共八章，章十二句，方玉润说：一章，天眷西顾，是全篇主脑，然自求民莫来，天岂有私於周哉？二章，接叙大王迁岐开闢景象，归重“明德”。通篇跟定二字发挥，是周历代傳心家学。

三、四章，写王季友爱，带出太伯，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而精理名言，粹美无痕，所以为佳。五章，以下叙伐密、伐崇。连用“帝谓文王”句，特笔提起，是何等声灵！通篇文势皆振，後代文唯韩愈往往有此。六章，定都於程。七章，不脱“明德”字。三圣明德，亦作三样写。上章伐密，止“按旅”一句，此下伐崇，备久而後降，是文章详略相间法。八章，“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谓王者之师也。

《大明》诗作于武王克商之後。《毛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郑《笺》说：“二圣相承，其明德日以广大，故曰《大明》。”全诗八章，首章言殷商失德，故天命将易改。次章写文王之出生，其母太任自殷之属国挚来嫁周之王季，因孕而生文王。三章写文王小心昭事上帝，受天之眷顾，故四方之国来附。四章，写天命集于周，文王与太姒亦在作之合。文王闻太姒有美德，故曰：大邦有子女，可以为妃，故求婚。五章，写文王行文定之礼，亲迎以成婚。六章，写周有天命，故太姒生武王，遂启伐商。七章，写武王伐商，矢於牧野。此节可与《尚书·牧誓》参看。八章，写牧野之战。《尚书·牧誓》记武王誓师，而此诗则 ①②清乾隆丁未（五十二年）孟泰瞻敦素堂未刊本。《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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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伐商的激烈战斗的场面。诗写煌煌然鲜明之战车、彭彭然强盛之战马在广阔的牧野奔驰，主帅尚父勇猛如鷹之飞扬，佐武王而战，较《尚书》更加生动。孟泰瞻说：“文王处说德，武王处说功，诗人之斟酌如此。”

二、爱情与婚姻题材

《诗经》中的爱情诗主要集中在《国风》中，即以《诗经》的第一篇《周南》中的《关睢》为例，就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这当然是今人的说法，古人治经，多从教化言，而教化乃自孔子以来之儒家说经者言。故宋以前人解《诗》，多信小序。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本义”条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阳）修。”至于朱熹，作《诗集傳》，受郑樵之说影响，不信小序，而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於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傳序》）自朱熹以後，治《诗》者分攻《序》与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至近代，遂尽废小序，新说异端层出不穷，至今，则无人信《小序》，亦无人信汉儒旧说矣。然则若如当代所说，《国风》尽是民间歌谣，如《关睢》亦是描写恋爱的作品，其实也离不开对古义的学习和了解。即如《关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来说，我们可以按照现在的了解说是，那一个幽闲美好的女子，是君子好的对象。这“对象”二字，当然是今人的词语，如果按照原意可以说是配偶。但即使作这样很现代的解释，也仍然离开不了《毛傳》。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解释仍然要建立在古注的基础上。如果不读《毛傳》，你如何会知道“窈窕”是“幽闲”的意思？幽闲是善、好的意思，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引《广雅》：“窈窕，好也。”又引《方言》：“窕，美也。陈、楚、周南之间曰窕。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所以读了《毛傳》，才知道这“窈窕”二字可以解为幽闲，解为善、好。可见学习《诗经》，是离不开《傳》、《笺》的。其实还不止这样简单，“窈窕”并不仅如《毛傳》所说，还有解为“深远”的，这是指淑女所居处所窈窕深远，郑玄《笺》说：“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孔疏》更据郑《笺》解为“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状窈窕然，故《笺》言幽闲深宫是也。”郑玄解“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其义有些模糊，到底这“窈窕”是指淑女，还是指居处？孔《疏》径直解为深宫，但马瑞辰说《孔疏》误解了郑《笺》。不管怎

①么说，“窈窕”一词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如王肃就据《方言》解为“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这又是一种解释，哪一种解释更有道理呢？如何取舍判断呢？可见不读经、傳，是不可以的。否则就真如电视上的“百家讲坛”了，臆度胡说。再如把“逑”解为配偶说，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毛傳》谓“逑，匹也。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但郑《笺》却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这完全与《毛傳》不同。所以当你将此句译为淑女是君子好的配偶时，你其实是用的《毛傳》，你并不知道还有另外的解释。无论你认为哪一种对，但都得要知道毛、郑是有不同的。而以下各句的训诂和解释，全都与这个解释相关。

②朱熹谓风诗为里巷歌谣之诗，又诋其中男女淫泆自作者二十四首，此说为後世解风诗为男女爱情之作奠定了基础。然马端临《文献通考》所驳，亦不能说无理。其谓：“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齹赋《野 ①② 《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

朱熹以为男女淫泆之诗二十有四：（1）《邶风·静女》、（2）《鄘风·桑中》、（3）《衞风·木瓜》、（4）《王风·采葛》、（5）《丘中有麻》、（6）《郑风·将仲子》、（7）《遵大路》、（8）《有女同车》、（9）《山有扶苏》、（10）《蘀兮》、（11）《狡童》、（12）《褰裳》、（13）《东门有墠》、（14）《丰》、（15）《风雨》、（16）《子衿》、（17）《扬之水》、（18）《出其东门》、（19）《野有蔓草》、（20）《溱洧》、（21）《陈风·东方之日》、（22）《东门之池》、（23）《东门之杨》、（24）《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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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期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蘀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衞之诗，未尝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是知《诗》之解，未必即如今人之自以为是也。

《关睢》（阅读）

《关睢》是《诗经》第一篇，也是四始之第一始，《诗》大序就在此篇之前，历来受到治经的人的重视。《诗小序》说：“《关睢》后妃之德也。”孔颖达《疏》说：“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窹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后妃之德为什么要置于首篇呢？《诗序》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睢》是风诗之始，可以风化天下而使夫妇正。夫妇是家，由家至于乡，由乡至于国，由国至于天下，是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礼记·曲礼》说：“天子之妃曰后。”《关睢》是颂扬文王之妃的。文王之妃有美德，有什么美德呢？孔颖达解释为：“性行和谐，贞专化下，窹寐求贤，供奉职事。”也就是《诗序》所说：“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是《关睢》之义也。”孔颖达说：“后妃心之所乐，乐得此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忧，忧在进举贤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伤处窈窕幽闲之女，未得升进，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劳神苦思，而无伤害善道之心，此是《关睢》诗篇之义也。”这里的关键是“忧在进贤”上，是谁“忧在进贤”？是后妃呢？还是淑女就是指的后妃。郑玄和孔颖达，都是将此篇题旨理解为后妃忧在进贤，不淫其色，不忌妒上。但是否就是《诗序》和《毛传》之意呢？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此淑女即为后妃，非谓后妃求贤也。又说：“后妃求贤之说，始于郑《笺》误会《诗序》‘忧在进贤’一语为后妃求贤。不知《序》所谓进贤者，亦进后妃之贤耳。孔《疏》不悟《序》及《毛传》与《笺》异义，概以后妃求贤释之，误矣。”按照《毛传》之说，《关睢》是赞美后妃是王之佳偶的意思，所以解“君子好逑”之“逑”为“匹”说：“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但郑玄却解“逑”为“仇”，取《左传》之义说：“怨耦曰仇。”于是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一个“逑”字解释的不同，就带来了对诗意理解的不同。按，《毛傳》作“逑”，．．．．．．《鲁诗》作“仇”，《毛傳》释“逑”为“匹”，《鲁诗》作“仇”，当据《尔雅·释诂》文，亦解为“匹”。然《尔雅·释诂》以“仇”与“雠”“敌”等合释，故其义与“逑”之“匹”不同。《毛傳》释“逑，匹也”，是匹配的意思。故《傳》称：“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好匹。”《鲁诗》用“仇”，乃与“怨”有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众经音义》载东汉李巡注：“仇，怨之匹也。怨耦曰仇。”郭璞《尔雅注》则引《诗》曰“君子好仇”作注，可见《鲁诗》“仇”字与《毛傳》“逑”字义不相同。刘向世习《鲁诗》，《列女傳·汤妃有㜪傳》云：“《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也。”则见《鲁诗》以诗中淑女能和好众妾之怨来解“仇”字。“怨耦曰仇”，出於《左傳》，其与“逑匹”之“逑”不同。马瑞辰说：“雠怨之‘仇’当作‘仇’，逑匹之‘逑’当作‘逑’。”①可见《毛傳》之“逑”与三家诗“仇”义不同，但郑玄用三家诗义，故王先谦说郑玄“用鲁说改毛”。

郑玄改《毛傳》，是服从於他的《诗》学立场的。他先习三家诗，故其笺毛往往以三家诗改毛，以求合其对《诗》的理解。以下各句就建立在不同的解释之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荇菜，《毛传》解为接余，是一种水生植物。《毛传》说是可以用来事宗庙也，所谓：“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则是荇菜可用以祭祀。“左右流之”，流，求、取也。求取荇菜，以备祭祀，但郑笺却解“左右”为“佑助”，说是“后妃将共荇 ① 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2004年第三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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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嫔以下，皆乐后妃之事。”其解与《毛传》又不同。郑玄此解从《鲁诗》，《鲁诗》则据《尔雅·释诂》：“诏、相、导、左、右、助，勴也。”郭璞注：“勴，赞勉。”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说“勴”即“＃”（“非”下+“勴”，音“慮”）之省，许慎《说文解字》：“＃，助也。”按，“左右”二字，《毛傳》未解，孔《疏》解同郑《笺》。朱熹《诗集傳》谓荇菜“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①欧阳修《诗本义》则解为“左右之人”，均不从郑《笺》。陈奂《毛诗稽古编》赞成郑《笺》，驳朱子“无方”之说不合“芼”义。盖朱子释“芼”为“熟而荐之”，陈氏说“熟而荐之，於礼当有常所，安得云无方乎？”又驳以“左右”为“左右手”之说曰：“‘佐佑’，俗字也，别作‘佐佑’字，以当‘助’义，非古也。”以“左右”为“助”，牵涉到“淑女”是否即后妃本人的理解，《毛傳》以淑女即后妃，欧阳修、朱熹同《毛傳》，但郑玄则以淑女为三夫人以下，孔颖达《正义》说：“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此孔氏援《笺》合《傳》，曲为附会，未合《傳》意。故胡承珙《毛诗後笺》说：“然《傳》意本以‘淑女’

③即‘后妃’，则‘左右’不必如郑《笺》‘佐助’之义也。”

至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句，《毛传》只是解释“寤，觉。寐，寝也。”那么主语应该还是文王，文王寤寐求此窈窕淑女。当然，这样解释，似乎对文王不好，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就说：“以淑女为后妃，仅宜于首章耳，次章‘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指文王则妨于义。”为什么妨于义呢？文王是圣贤，是行教化于天下的，怎么能对淑女辗转反侧呢？陈氏说如此“则与《月出》、《陂泽》相去无几，尚得谓性之正乎？”《月出》、《泽陂》都出自《陈风》，《月出》见《作品选》第20页，《泽陂》有“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语，《毛序》说：“《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如此淫诗，怎么可以用来解释文王呢？所以郑玄说这句诗的主语是后妃，“窈窕淑女”是指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寤寐求之”，是“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以下几章的解释就在此基础上展开。至于“琴瑟”和“钟鼓”，《毛传》分别解为“宜以琴瑟友乐之”、“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友之”、“乐之”说的是亲近之意，但郑玄对“琴瑟友之”解为“同志为友，言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时乐必作。”是说后妃与贤女和好亲近，其时琴瑟钟鼓之乐作。这就是郑玄所说的后妃不忌妒，不淫其色，思进贤女的意思。这是后妃之德，文王后宫之德化行天下，故天下夫妇正，夫妇正则天下正也。从以上毛、郑之解看，二家之异是显而见的，後世在《毛传》的基础上更加强了礼教教化的意义。当然，仅就歌词看，解为爱情之诗，也是合适的。所以现代学者多以为这是描写爱恋的作品。所谓现代学者，当然是指五四以後受新教育的学者。但也正如有的学者怀疑的那样，如果是民歌，诗中不应出现“琴瑟”、“钟鼓”这样显然是贵族身份才有的礼乐之器，要知道先民们的咏歌，都是就自己熟悉的事物发咏，且礼制分明，不容用不合自己身份的器物来咏歌。其实诗之作和诗之用，是不同的。诗作可能出于民间，但太师采以入乐，亦加以

④改造，并按照礼制规定施用于不同场合。“二南”在周时是房中乐，的确合于正夫妇的内容。此乐既用于朝廷，则其所具有的意义，自然要合于统治者的意志。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最早赋予《诗》礼教之义的，应当是乐师，他说：“原来《诗》篇传自宫廷乐师之手，附会解释 ①②③④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据宋本排印，1980年重印本。

《清经解》本，道光九年初刻本。

黄山书社1999年8月排印本，第16页。

鄭玄《诗谱》曰：“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是鄭玄之前已以二南为房中乐。後人如朱熹《诗集傳》：“周公„„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筦弦，以为房中之乐。”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国风·周南》：“圣人取之，以为房中乐，以其言皆夫妇昏姻、男女子息之谣，故被之筦弦，可以用之乡人，用之邦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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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师传承时代已逐渐滋长产生。”此外，二《南》与其馀诸风有异，虽然正、变风之说未必正确，但二《南》的确有所不同。一是时代可能较早，按，“二南”之名，一般以为是指周公旦、召公奭采邑之南地，故称二南。周在东，召在西，分陕而治，故二南皆周、召封地以南之诗。《周南》篇目有《樛木》《汉广》《汝坟》等等，已明言其地矣。《水经注·江水》引《韩诗·周南序》说，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自陕以东，周公治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楚地记》说，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是其境东北至汝，南至江，北至汉也。《召南》其境西北至蜀，东南则至南郡。二《南》之诗，自郑玄以来均以为文王时，朱熹《诗集传》亦从之。但也有产生较晚之诗，如《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公称伯，在武王分陕之後，明非可能在文王时。《左传》、《孔丛子》、《韩诗外传》及《史》《汉》诸书，均称此诗作于召公久没之後，西周遗民追思之词。又《召南·何彼穠矣》云：“何彼穠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此亦明为东迁以後诗。《毛传》

①将“平”训为“正”，平王即正王，也即文王，未免太曲解。其次，二《南》诗风和平雅正，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其地又多文明象，且亲被文王风化，故其为诗也，融浑含蓄，多中正和平之音，不独与他国异，即古豳朴茂淳质之风，亦不能与之并赓而迭和。”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亦说：“二《南》有和他国风绝然不同的一点，二《南》文采不艳，而颇涉礼乐；男女情诗多有节制（《野有死麕》一篇除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只在二《南》里

②适用，其他国风全与礼乐无涉（《定之方中》除外）。”故此，孔子对二《南》评价亦与别的诗不同。《论语·阳货》：“子谓伯鱼：当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正墙面而立，即谓对墙面而立无所睹见也。又《孔丛子》载：“子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所以盛。”可见孔子对二《南》的重视，亦见儒家将二《南》置于风之首的用意。对于《关睢》，孔子亦说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新近发现的楚竹简《孔子诗论》，亦称：“《关睢》之攺（怡）也。”可见《论语》所记孔子对《关睢》的评价不误。至于《鲁诗》说《关睢》是刺诗，则似乎与孔子原意有违。清人姚际恒驳《序》、《傳》之说，以为此诗乃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婚之作，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姚氏驳《序》、《傳》是对的，但归之于美世子初婚，仍然膠着。故其以为此诗乃“周邑之咏初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不宜焉。”方氏反对《序》之文王太姒之德说，但说：“然非文王、太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归於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耶？圣人取之，以冠三百篇首，非独以其为夫妇之始，可以风天下而厚人伦也，盖将见周家发祥之兆，未尝不自宫闱始耳。故读是诗者，以为咏文王、太姒也可，即以为文王、太姒之德化及民，而因以成此翔洽之风也，亦无不可，又何必定考其为谁氏作歟？”《关睢》一篇是《三百篇》之首，故古人之解，不论宋儒，即姚、方亦不敢违离太甚，此亦说明《二南》之诗的确有着其特殊之意义，虽今人亦未可完全脱离古说而臆说也。

从以上对《关睢》的分析来看，就研究的角度说，我们不能不顾经学史上的《诗经》学，不能脱离经学侈谈文学，当然若论欣赏，则是见仁见智了。

就现代《诗经》研究情况看，可以将《诗经》内容按照我们今日的理解划分，即如我们所大致分析的这几类，但应该知道，一旦进入研究，必须要充分了解经学史的事实。

以上以《关睢》为例，旨在说明真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是不能不顾经学史事实而随心所欲地阐释的。以今日之爱情诗看《诗经》，大致可以作如下分析：

从我们分析出来的爱情内容看，诗经》爱情题材丰富多彩，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妇女形象，有贵族女子，也有平民百姓。有的矜持，有的则活泼大胆。表现的情感，也是有的热烈，有 ①② 此解参考游国恩先生《中国文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4—37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二次印刷，页59。

乾元国学 的羞涩。比如《邶风·静女》（文学史页70），这是一首男女约会的诗，诗以男子口吻写幽期密约。诗分三章，第一章是约会时男子焦灼地等待，而女子的调皮、可爱也分明可见。第二章写女子送给男子礼物以定情，男子幸福地回忆。第三章写男子对情人礼物的珍爱。诗中少男少女纯洁的爱情，似一泓清水，沁人心脾。又如《卫风·木瓜》（讲义）这也是写互赠②定情之物。女子赠以木瓜、木桃、木李，男子则报之以琼琚、琼瑶、琼玖，不在于礼物本身，正如诗中所说，乃在于企盼“永以为好也”。在叠章和歌唱中，礼物都在不断地转换，只有这句祝愿之词，却始终不变，表明诗人对“永以为好”的珍视和盼望。

以上两首是对定情那美妙时刻的描写，而相思相恋，更是《诗经》中的主题。比如《王

③风·采葛》（讲义），写一位男子对情人的思念，表达他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痛苦心情。随着叠章的变化，诗人的感情也不断地变化加深。第一章是“如三月兮”，第二章是“如三秋兮”，第三章是“如三岁兮”，月、季、岁的时间转换，刻划诗人对情人爱恋的加深。又如

④《郑风·子衿》（讲义），写一女子思念情人，以己悠悠之心，全系于情人身上。

一、二章微有哀怨，但这哀怨只是相思无奈之情，并非真的哀怨；第三章进一步描绘自己相思的程度。

以上是青年男女的青春恋歌，《诗经》中描写的爱情生活，丰富多样，姿彩纷繁。有欢乐的，也有痛苦的，有明快的，也有怅惘的。如《召南》中的《摽有梅》一首，就是一位到⑤了婚龄女子的哀怨（诗见讲义）。这首诗以梅子落地，以树上的梅子由七成而三成的递减，比喻青春之将逝，盛叹青春不驻，希望能够早日缔结连理。

⑥与此诗不同，《郑风·溱洧》则是一首美丽活泼的男女对歌。这一对青年男女在有趣的对白中，表露的是纯洁、天真而又微带调皮之风情。

在《诗经》中，我们看到先民们对爱情的追求，大胆自由，全没有后世受到礼教约束那样艰难。虽然如此，也仍然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豳风·伐柯》所说：“伐柯如何？ ①

① 《诗小序》：“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毛传》：“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以遗我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又解“彤管”说：“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日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着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郑玄笺云：“彤管，笔赤管也。”宋人欧阳修怀疑此说，以为“若彤管是王宫女史之笔，静女从何得以遗人？”因谓此诗：“据序言：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徳，谓宣公与二姜淫乱，国人化之，淫风大行，君臣上下、举国之人皆可刺，而难于指名以徧举，故曰刺时者，谓时人皆可刺也。据此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朱熹《诗集传》即承此说以为是“此淫奔期会之诗也。”

②《毛传》：“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以车马器服焉。卫《诗小序》：“采葛，惧谗也。”《毛传》：“桓王之时，政事不明，臣无大小，使出者则为谗人所毁，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

③故惧之。”朱熹《诗集传》：“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④《诗小序》：“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刺学校不修焉。”欧阳修《诗本义》反对毛、郑之说，以为：“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爾。”但朱熹《诗集传》将“青衿”解为男子之衣领，与学校无涉，而认为是男女淫奔之诗，是为得矣。他说：“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⑤《诗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欧阳修《诗本义》以为“乃是男女失時之詩也”，与《序》不同。朱熹《诗集传》说：“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大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然南国既被文王之化，女子嫁不及时，何来有强暴之辱？当以欧阳修所说“男女失时之诗”为得。

⑥《诗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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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又如《齐风、南山》说：“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都对婚姻作了规定。这自然限制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的自由，心中有怨，因而言之于歌诗，《鄘风·柏舟》即反映了青年女子追求婚姻自由，对“父母之命”的反抗，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坚贞纯一，以及对父母不能理解的愤怒和无奈。和此诗差不多的有《郑风·将仲子》，这一首诗与前一首不同的是，这个女子在诗中对情人表示了拒绝，为什

①么呢？因为父母、诸兄及人言皆可畏惧。此诗写出了恋爱中女子内心的矛盾、迟疑，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

《诗经》中的女子，个性分明，有的活泼，有的温柔，有的炽情如火，有的静如止水。如《郑风·山有扶苏》。这是一个乐观开朗，天真活泼的女子，她满怀喜悦地前来与情人相会，然而“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于是她由喜而气，但这气并不是愤怒，而是以游戏之笔，笑骂之口吻，来表达内心的失望。

②以游戏之笔来表示爱情的，《诗经》中为数尚不少，如《郑风·褰裳》即是（见讲义）。此诗写一位少女，徘徊于溱水之等待情人，情人长久不来，姑娘爱怨交加，而产生了种种之猜想：

你要是爱我、想我，你就该淌着水来了！你为什么不来呢？

姑娘徘徊着，蹙眉而思，一阵风掠过，水面漾起一层涟漪，这似乎是姑娘心中的情感之波，于是姑娘说：

你这个傻小子啊，你不爱我，难道就没有人爱我了吗？

这样的情歌就在这样的哀怨声中结束了。这正是诗的魅力所在，其无穷意在诗外，由读者去猜想。郑振铎说：“《郑风》里的情歌，都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种媚态，一种美趣。„„‘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似是《郑风》中所特殊的一种风调。这种心理，没有有一个诗人敢于将她写出来！”

③与《褰裳》中女子性格完全不同，《郑风·狡童》（讲义），写一个失恋的女子深深陷入了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吃饭、睡觉都不能正常，这是一个柔弱的、多善感的女子形象。

④以上大都是女子相恋的情歌，若《郑风·丰》又不同了。诗歌这样写道：

⑤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⑥⑦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⑧衣锦褧衣，裳锦褧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裳锦褧裳，衣锦褧衣，叔兮伯兮，驾予与归。

诗歌的前二章写女子拒绝了情人之后的懊悔，后章则是女子表示自己愿意嫁给男子之词。值得玩味的是，这个女子为什么要拒绝这男子？既然拒绝之后，为什么又后悔？她对这 ①《诗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毛序》：“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郑笺：“狂童恣行，谓突与忽争国，致大亂焉。”

②更出更入，而无大国正之。”孔《疏》以为公子忽为庄公世子，于礼宜当立，诗人不当刺之。按，《郑风》《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等，《序》皆称刺公子忽，不知何故。

③④⑤⑥⑦⑧《诗序》：“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按权臣指祭仲。《诗序》：“丰，刺乱也。昏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 《毛传》：“丰，丰满也。” 《毛传》：“昌，盛壮貌。”

《传》：“将，行也。”《笺》：“亦送也。”

《毛传》：“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褧，襌也。蓋以襌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䌶（zī）衣纁袡（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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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满意么？满意什么？她不满意么？不满意又是什么？

以上是青年男女的爱恋之歌，《诗经》中以婚姻为题材的作品，不仅数量大，内容也丰富。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类：

（一）新婚的欢乐与幸福 《唐风·绸缪》

①这是一首喜庆意味十足的新婚诗，诗人抓住男女初见面那一瞬间的美妙时刻，描写新人喜悦兴奋的心情：“今歹何歹，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是新郎新娘难以压抑的激动。方玉润说：“《诗》咏新婚多矣，皆各有命意所在，唯此诗无甚深义，只摹写男女初遇，神情逼真，自是绝作。”（《诗经原始》）

（二）婚后生活的和谐美满

婚前爱恋的激动、不安、躁动，固然容易感动读者，也给读者带来美的遐思，但婚后的②美满、和谐、平静、幸福，则是爱情的进一步发展。《郑风·女曰鸡鸣》就是这样的诗。全诗采用问答方式，写晨鸡报晓而男子仍贪恋温柔之乡。妻子贤惠而通达，催促丈夫起床去河边射猎野鸭和大雁。夫妻之间的恩爱亲笃，是一幅怡人家庭图景。

与此同调的还有《齐风·鸡鸣》，亦用对话体写男人的贪恋床第之私欢。不同的是，这个男人不用去打猎，他应该是一个大夫，企图懒朝，但女子识大体，怕惹人非议。全诗对白简洁有趣，情趣盎然，生动活泼。

（三）哀怨类 弃妇之诗

“弃妇现象”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比如古乐府《上山采靡芜》，又如著名的秋胡故事、朱买臣休妻故事、陈世美故事等。汉魏以后，弃妇渐渐受礼教保护，故负心汉常受舆论谴责，仕途亦受影响。但在先秦，弃妇似乎仅有哀怨而已，仅留下“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的告诫。《诗经》中著名的作品是《衛风·氓》（课文）。

《毛序》：“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復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又如《邶风·柏舟》，此诗《毛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①《毛序》：“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朱熹《诗集传》：“国乱民贫，男女有失其时，而后得遂其婚姻之礼者。诗人叙其妇语夫之辞曰：方绸缪以束薪也，而仰见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见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谓曰子兮子兮，其将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庆之辞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不同意朱子定为“国乱民贫”之时，说：“此贺新婚诗耳。‘今兮何兮’等诗，男女初婚之夕，自有此惝（chang）怳(huang)情形景象。不必添出‘国乱民贫，男女失时’之言，始见其为欣庆词也。《诗》咏新婚多矣，皆各有命意所在，唯此诗无甚深义，只摹写男女初遇，神情逼真，自是绝作。”刚案，朱子盖就《小序》而略加修订，视《小序》又自为得理之正。

②《毛序》：“女曰鸡鸣，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孔《疏》：“言古之贤士不留于色，夫妻同寝相戒夙兴。其女曰鸡鸣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兴也。此子于是同兴而视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烂然，早于别色之时，早朝于君，君事又早终，间暇无事，将翱翔以学习射事，弋射凫之与鹰，以待宾客为饮酒之羞，古士好徳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徳，唯恱美色，故刺之。相对与语，故以夫妻释之。”朱熹《诗集传》：“赋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际也。明星，启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缴射，谓以生丝系矢而射也。凫，水鸟，如鸭青色，背上有文。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言女曰鸡鸣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则不止于鸡鸣矣。妇人又语其夫曰，若是则子可以起而视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烂，然则当翱翔而往，弋取凫鴈而归矣。其相与警戒之言如此，则不留于宴昵之私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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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集傳》以为女子自作，说：“妇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朱子此说当受刘向《列女傳》影响。《列女傳·衛宣夫人》记曰：

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门，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衛，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终不听。衛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巻也。”厄穷而不闵，劳辱而不茍，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

颂曰：齐女嫁衛，厥至城门，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后，君欲同，女终不浑。作诗讥刺，卒守死君。

《列女傳》所记，前人据史傳驳以为无此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说：“《邶风·柏舟》，朱子据《列女傳》指以为妇人之诗，今观《列女傳》所记与衛事全不合，不知朱子何以取之？彼以此诗乃衛宣公夫人自誓所作，„„夫衛自康叔迄君角，计三十七君，其称宣公者，止庄公子晋耳。宣夫人始则夷姜，烝父妾也；继则宣姜，夺子妇也。二姜之外，不闻别娶於齐。宣公卒後，但闻宣姜鹑鹊之醜，不闻更有守义之姜也。《列女傳》之说，或云出自鲁诗，未知果否？要其妄为此说者，必因《鄘风·柏舟》是共姜自誓之诗，故讹造此事以配之。以宣公当共伯，以宣公弟当共伯弟武公也。凿空傅会，莫甚於此。朱子则信之，而反移以诋《叙》，何以服人乎？”《列女傳》所记与史事不合，故称此诗为衛宣公夫人作，不可信。朱熹因为要反对《小序》，故信《列女傳》而疑《序》。陈启源说：“朱子虽引《列女傳》为证，然为全用其说，而疑为庄姜诗，盖欲心知其非，特欲借之以助己排《序》耳。”事实上，朱子晚年已经更定其说，胡承珙《毛诗後笺》说：“朱子作《孟子集注》，仍用《序》说。考朱子《诗傳序》成於淳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则是晚年定论，仍从古《序》。”据此，是朱熹晚年仍用《诗序》。按，刘向《列女傳》辑贞烈妇女故事，配《诗》以证，其所采择，未必尽出《鲁诗》，前人已多所分辨。即以此为例，刘向上疏成帝论弘显倾陷正人，引此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说：“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正与《小序》相合，此证《列女傳》引诗可能并非刘向本意。又其《说苑》引此诗後说：“《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后可与济难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亦与《序》称仁人、小人之义合。其後《焦氏易林·乾》及《大过》皆称：“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王逸注《九辩》，引“我心匪石，不可卷也”，及马融《长笛赋》：“於是放臣逐子，弃妻离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欑乎下风，收精注耳。靁叹颓息，搯膺擗摽。”都指士不遇，而非谓女子。至东晋湛方生撰《贞女解》（《艺文类聚》十八），称：“志存匪石之固，守节穷居。”则是明用《列女傳》。其他如晋人潘岳《哀永逝文》：“中慕叫兮擗摽”、张协《七命》：“㷀嫠为之擗摽”，皆用“擗摽”一词，非干《序》义。不过，汉魏以後人或用《诗序》，或用《列女傳》，并不能证明什么，要在西汉人如何解读此诗。除刘向所用外，西汉时尚见有《孔丛子》所载孔子的议论。《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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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孔丛子》一书，後人有疑其伪书，但并非全书皆伪，其所记材料，往往与古书合，当是孔氏後人辑集孔子事迹、言语之书，未可作伪书看。即以此条记载看，亦与《孟子》评此诗合。《孟子·尽心下》说：“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以此诗比孔子，显然用仁人、小人之义，与《孔丛子》记孔子的评论一致，故当可相信。又，西汉初年贾谊《新书》说：“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此解亦与《小序》合。王先谦称时惟《鲁诗》，故据以为《鲁诗》说，此後世反《毛序》之人又一通病也。《诗序》有明据不依，为何要曲证失傳之《鲁诗》呢？

至於後人说此诗为女子口吻，亦难定论。清抉心主人《诗经汇解》引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首章 言饮酒、遨遊，此岂妇人之事？”又引黄元吉说：“胡一桂据‘不能奋飞’句知为妇人之诗，今正以此句知非庄姜诗。妇人从一而终，岂可自飞？而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庄姜之愠厚和平如此，焉得生欲飞之念哉？”又引秦震宇《诗测》曰：“玩‘亦有兄弟’二句，必同姓之臣所作，《序》说恐不可易。若以为庄姜诗则庄姜係齐东宫之妹，安能自衛

①往诉？且妇人三从，即往诉之，意欲何为耶？”

（四）讽刺类 《邶风·新台》、《鄘风·牆有茨》、《陈风·株林》。《诗·新台序》：“新台，刺衛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左傳》桓公十六年记此事说：“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取于齐而美，公取之。”是此诗所讽衛宣公之乱伦，确有其事。诗明显同情齐女和嘲讽衛宣公，将衛宣公比作癞蝦蟆，同情齐女青春美貌，燕婉之求，却得此蟾蜍。古代社会中统治者取年轻女子并不罕见，但如衛宣公这样公然霸占子媳，自然是不合礼法，因而受到百姓的嘲骂。

《牆有茨》与《新台》有关，《诗序》说：“《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左傳》闵公二年记此事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此昭伯即公子顽，急子之弟（据《史记》，服虔以为急子庶兄）。齐人，竹添井井以为即齐僖公。齐人所以让公子顽通于宣姜，盖宣公已死，惠公年少，欲扶置齐在衛的势力之故。昭伯不可者，据竹添井井说，昭伯早与宣姜私通，此故作虚饰耳。衛国之事，确如《牆有茨》所说：“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其关系之混乱，实难理纪。大概是衛宣公（衛庄公之子，桓公之弟）烝其庶母夷姜，生急子，宣公属之右公子。待急子长，为之娶齐女，因齐女美而私据之，此齐女即宣姜。宣公与宣姜生公子寿及公子朔，宣公以公子寿属於左公子。左、右公子者，当是指宣公之兄弟，左、右之名，未知其由。夷姜失宠而自缢。宣姜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公子朔一起陷害急子。宣公派急子使齐，并派盗贼在半路杀掉急子。公子寿子知其谋，知诉急子，让他不要去。急子说，不可，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是说弃父母之命，无用於父母也。於是行前公子寿置酒送行，大概急子醉了，公子寿遂乘着急子的车子，打其旌旗以先行，果遭盗贼杀

②害。急子赶来，说其死是我之求也，杀我吧。於是盗贼又把急子杀掉了。宣公死後，惠公（公子朔）立，齐人使公子顽烝於宣姜，又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其後，衛左、右二公子因怨公子朔构急子，遂废惠公立急子之弟公子黔牟，惠公奔齐。公子黔牟立八年，齐襄公奉王命伐衛，逐公子黔牟，复立惠公。惠公卒，其子懿公赤立，最後因好 ①②《清儒诗经汇解》，杨家骆主编，台湾鼎文书局1972年4月影印光绪十四年鸿文书局石印本，第81页。

《史记·衛康叔世家》所记与此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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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而亡国，这才有宋桓公迎衛遗民七百三十人於河，益之共、滕之民，共五千人，立戴公以庐於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桓公派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自衛庄公以来，衛国的政治和人伦的确是够混乱的。《牆有茨》一诗，并不叙事，盖事难叙也，故曰不可道也、言之醜也。

《陈风·株林》，又是一段醜事。诗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之事，《左傳》宣公九年、十年有记。夏姬本郑穆公之女，嫁於陈国大夫夏御叔，生子夏徵舒，字南。夏者，或说御叔食采於夏，或说徵舒祖字子夏，故以夏为氏。夏姬与陈灵公及陈大夫孔宁、仪行父宣淫，以戏於朝。此诗即讽刺这种淫乱不堪之事。诗写陈灵公与夏姬私通，约於株林。株是陈国邑名，当是夏御叔的封邑，株林则指株邑的郊外。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却打着打夏南的旗号，故《诗》说：“胡为乎株林？从夏南。”陈灵公为何要到夏南的封邑株林去呢？说是去找夏南游的。下句说“匪適株林，从夏南。”这两句应连在一起读，是说陈灵公并不真地去株林从夏南也，言外之意呢？当然是去找夏姬的了，这是诗人的委婉的讽刺法。

第二篇：12修订诗经讲义1

绪 论

一、《诗经》与儒家经典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编订之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庄子和荀子始将其尊为“经”。《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子·劝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之后，接下来将《书》、《诗》、《礼》、《春秋》列于“经”的名下。

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诗》被正式列为儒家五经之一。最早称为《诗经》的，应为《史记·儒林列传》中‚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正式作为书名列于典籍，宋代袁燮《毛诗经筵讲义》和辅广《诗经协韵考异》。

二、今本《诗经》的源流

本之于“毛诗”，而“毛诗”则源于荀子。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人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清·俞樾《荀子诗说》中也有同样说法。

三、“《诗经》学”

《诗经》研究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张祝平编的《历代诗经研究书目》就列出940种。它以其独特的学术体系形成了深受世人瞩目的“《诗经》学”。“《诗经》学”大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诗经》考据学；二是《诗经》义理学；三是《诗经》研究史（赵沛霖）。具体包括：▲对《诗经》的字词、音韵、地理、名物等考释辨证；▲对《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研究；▲对《诗经》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关系的阐述评价；▲近20 年来以多元化的方法对《诗经》作全景式的文化观照，探寻其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对《诗经》研究发展规律的探索总结。

四、《诗经》分类、“美刺说”与“风雅正变”说

“风”、“雅”、“颂”是以乐曲特征为《诗经》分类标准的。这种传统的分类能够很好地展示《诗经》的乐歌特征，但是对诗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却无从表现。

汉代学者提出了“美刺说”，他们从对社会生活的评价态度上将《诗经》分为赞美和风（怨）刺两大类。

“变风”、“变雅”之说最早由《毛诗序》提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1

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郑玄《诗谱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所谓“变风”、“变雅”是随着统治者政治教化出现问题而产生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批评、讽喻或抒怨的诗。“风雅正变”说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政治针对性。

我们认为，“变风”、“变雅”主要还是与诗的内容有关。其实，“雅”本身就有正的意思。《毛诗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之废兴也‛。《孟子·离娄下》说的‚王者之迹息而《诗》亡‛，其中《诗》就是指的“雅”。“变”，《说文》曰：“变，更也。”可知“变雅”是相对于“王者之迹”之兴而言的，是反映王政之“废”的，故称为“变雅”。至于“正雅”，则是“变雅”提出之后一些人的画蛇添足之举。既然“雅”本身就是正，“变雅”是正的变更，那“正雅”之“正”就是多余的了。

概言之，“美刺说”和“风雅正变”说，是对于王道、礼义、政教、风俗、人伦等社会生活内容或赞美、颂美，或讽刺、怨刺，“正风”、“正雅”是赞美、颂美，是“美诗”，而“变风”、“变雅”则是讽刺、怨刺，是“刺诗”。这样，可以把关于礼仪祝颂的诗篇和三《颂》中诗篇以颂美的评价特征归入到“美诗”中，而把《国风》的怨刺诗以怨刺的评价特征归入“刺诗”中。但这种分类是在涉及到有些具体作品的评价时，也很难把握准确。如《小雅·頍弁》是天子燕享兄弟亲戚的宴饮诗，也流露出了一定的末世情怀。然而《毛诗序》说却其为‚诸公刺幽王‛，与实际内容完全不合；《郑风·风雨》写女子与情人相会的惊喜万般和无限缠绵的情感，《毛诗序》也无法指出其是美还是刺。

现当代《诗经》研究中的分类

闻一多在《风诗类钞》所附的《序例提纲》中将《国风》中的诗分为婚姻、家庭和社会三大类。郑振铎将《诗经》分为三大类：一是诗人的创作，二是民间歌谣，三是贵族乐歌，而在这大类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如民间歌谣又可分为恋歌、结婚歌、悼歌及颂贺歌、农歌；贵族乐歌又可分为宗庙乐歌、颂神乐歌或祷歌、宴会歌、田猎歌、战事歌。刘大杰分为四类：宗教性的颂诗、宫廷的乐歌、社会诗和抒情歌曲。当前学者多以内容为标准分为若干类，主要有：祭 2

祀诗、史诗、颂赞诗、宴饮诗、农事诗、战争诗、田猎诗、征役诗、怨刺诗、爱情婚姻诗等。

五、“六诗”与“六义”

（一）“六诗”说：《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从表述来看，“六诗”是指《诗》分为六种体式。“六诗皆体”所阐述的不是今本《诗经》的体式特征。那么，在今本《诗经》之前是否还有更早的乐诗编订版本呢？回答是肯定的。

（二）“六义”说：《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毛诗正义》：“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所成，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此即“三体三用”说，后人又发展为“三经三纬”说。

第一章 “风”

第一节 “风”、“雅”、“颂”释义

一、“风”

《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谰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是如风而动的教化之义，还有风刺、讽喻之义以及风俗、风土之义。

朱熹《诗集传序》：“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国风序》：“民俗歌谣之诗也。‛

郑樵《六经奥论》：“风土之音曰风。‛他从乐音的角度来解释其义。他又说：‚风者出于风土，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其言则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郑樵和朱熹都认识到，“风”是可以咏唱的歌诗且具地域文化特征，当然郑樵更强调了歌诗的音约性特征。

这些对“风”的释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毛诗序》，它主要是从政治教化这一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进行阐释；二是从诗歌对社会包括民俗风情反映的角度来进行阐释；三是从创作群体和创作特点来进行阐释，朱熹的“里巷歌谣之作”，“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即是；四是从乐音的角度来进行阐释，郑樵“风土之音”。

此外，陆侃如先生还提出了“牝牡相诱”说：“《费誓》‘马牛其风’及《左传》（僖公四年）‘风马牛不相及’的‘风’字，贾逵服虔注作‘牝牡相诱谓之风’。这话很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证明朱熹‘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一句最能说明‘风’的意义与来源。”（见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他认为，“风”的起源可能是表现男女性爱的情诗。至于“风”诗并不是全部言情，他认为与“雅”“不尽叙事” 3

一样，并无妨碍。叶舒宪更是从文化人类学和诗歌发生学角度来论证了“牝牡相诱”说。

在上面归纳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清晰地看出“风”的涵义：它突出了上对下的政治教化和下向上表达意见的社会功能，来源于各地风土，表现出地方风情尤其是男女风情，可以咏唱，具有音乐性特征等。但是在这多种义项中，音乐特征是明显居于突出地位的。《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与“风”相关的，还有“南”。《周南》、《召南》合称二《南》。阐释“南”的涵义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家：“南”为南化说，以《毛诗序》为代表。《关雎序》：“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南”为乐名说，以宋代王质、程大昌为代表。王质《诗总闻》：“南，乐歌名也。‛“南”为南国说，以朱熹为代表，《诗集传》：“南，南方诸侯之国也。‛还有“南”为乐器说。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南》。

二、“雅”

《毛诗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诗集传》：‚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

《通志·小雅序》：‚朝廷之音曰雅。”“雅”，古通“夏”，西周王畿曰“夏”，为华夏（自古公亶父迁至周原始称周族，灭商建周称夏族），中原诸国称“诸夏”。王畿乐歌称为“夏歌”，“雅”作为乐曲名可能是从地域角度引来的。

“雅”为正乐。“雅言”就是标准话。《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郑樵《六经奥论》：“雅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这是认定“雅”为乐音。

《雅》分为“大、小”的问题。《毛诗序》说：“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比较《大雅》、《小雅》的内容，可知此说纯为穿凿附会。郑玄《诗谱·小大雅谱》说：“大雅则宏远而疏朗，弘大体以明则；小雅则躁急而局促，多忧伤而怨诽。”可见，他认为“雅”是按诗的风格的不同而分为大、小的。

三、“颂”

《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认为“颂”为颂赞、赞美。朱熹《诗集传》：“颂者，宗庙之乐歌。‛

清代阮元《揅经室集·释颂》：‚‘颂’之训为美盛德者，余义也。‘颂’之训为容者，本义也。且‘颂’字即‘容’字也。……今世俗传之样子……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无深义也。……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认为“颂”为舞容。也就是说，“颂”之舞容本为宗庙祭典上的仪式性表演，与其说《周颂》为周之样子，不如说它就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周之祭礼。

“颂”为乐声，相对于《风》、《雅》其声为缓。王国维《观堂集林·艺林二·说周颂》：“…… 4

《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何以证之？曰《风》、《雅》有韵，而《颂》多无韵也。……然则《风》《雅》所以有韵者，其声促也。《颂》之所以多无韵者，其声缓，而失韵之用，故不用韵。此一证也。其所以不分章者亦然。……此二证也。《颂》如《清庙》之篇，不过八句，不独视《鹿鸣》、《文王》，长短迥殊，即比《关睢》、《鹊巢》，亦复简短，此亦当由声缓之故。三证也。……《肆夏》一诗，不过八句，而自始奏以至乐阕，所容礼文之繁如此，则声缓可知，此四证也。然则《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在声而不在容。‛

第二节 《国风》的地域及特征

《国风》中作品的产生时间历史跨度最大。160首诗，最早为西周初期，最晚为春秋中期。《周南》、《召南》的部分诗篇以及《豳风》中的《七月》，都产生于西周初期。最晚的诗，历代的学者意见颇有不同。按郑玄《诗谱序》说，“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刺“陈灵公淫乱之事”的是《陈风·株林》。陈灵公淫乱于夏姬之事在《左传》宣公九年、十年有所记载。其被杀在宣公十年，即公元前599年，故《株林》应作在此前，这是“毛诗”派的观点。然而，“三家诗”却认为《诗经》“变风”终于《邶风·燕燕》，为卫献公时诗。卫献公元年是公元前576年，晚于《陈风·株林》。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明代何楷之说，谓《曹风·下泉》为《诗经》中最晚之诗。周敬王避王子朝之乱迁都成周，约为曹襄公五年，即约鲁昭公三十二年，为公元前510年。有人认为还有晚于《下泉》的诗，这就是《秦风·无衣》。王夫之《诗经稗疏》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的伍子胥引吴军灭楚，楚臣申包胥如秦乞师就楚拒吴，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之事，认为《无衣》为‚哀公为申包胥作也。‛鲁定公四年当周敬王十四年，为公元前506年。

一、《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所指应是地域，它们与“邶、鄘、卫”等《国风》其它十三个地区一样，是周王朝所辖的地区。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歧山之阳。”《周南》、《召南》的地域从王畿延伸至南国。太王古公亶父时，周民族受到戎狄的侵扰，由豳迁居岐山之下的一片原野，其地称为周原。他们在此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周民族从此开始强大。至纣时，复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流域一带的诸侯。孟子所说‚文王以百里而王‛（《孟子·公孙丑上》），不仅是说其所治地域扩大到江汉流域，更是说明文王之德推广覆盖到南国，以至王化于天下。所以，周南、召南是体现文王之化最充分的地区，或者说是西周文德教化的发源地和基地。

二《南》诗共25篇，其中《周南》11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汉广、汝坟、麟之趾；《召南》14篇：鹊巢、采蘩、草虫、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驺虞。

其诗的宗旨是力图体现在民间社会各个方面的“文王之化”。它的内容以礼仪祝颂为主。严 5

格说来，礼仪祝颂也属于用诗，但从诗歌本身内容来看，其祝颂的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如《樛木》、《螽斯》、《桃夭》、《麟之趾》等。其它的诗，也有用于祝颂的，如《关雎》、《鹊巢》、《何彼秾矣》等表现恋爱、婚嫁的诗，都可用作祝颂。

二《南》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大部分为女性题材。除了那些具有祝颂内容之外的，还有以下几类：一是反映爱情、婚姻和婚嫁场面的诗，如《关雎》、《汉广》、《摽有梅》、《野有死麕》和《鹊巢》、《何彼秾矣》；二是写夫妻离别，表现妻子思念丈夫或夫妻聚会的诗，如《卷耳》、《草虫》、《殷其雷》、《汝坟》；三是写女性的劳动生活，如《葛覃》、《芣苢》、《采蘩》、《采蘋》；四是表现女性遭遇和命运的诗，如《汝坟》、《小星》、《江有汜》；五是赞颂诗，《兔罝》、《甘棠》、《羔羊》、《驺虞》，或致祝颂，或表遗爱，或叙田猎，都是二《南》中的重要作品。二《南》诗多言花草鸟兽和南方风物，诗风艳丽柔美，语言清婉动人，香草美人颇开后世《楚辞》之风。

二、《邶风》、《鄘风》、《卫风》

《诗谱·邶鄘卫谱》：“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邶、鄘原为殷的故邑，在河南黄河、淇水之间，属于殷的畿内。武王灭商以后，初封纣子武庚于此，以管叔、蔡叔、霍叔监之，史称“三监”。“三监”导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平定叛乱后，于此三国建诸侯，封康叔于卫。卫国地域在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七世至顷侯，当周夷王时，卫国政衰，‘变风’始作。”这三个地区的诗始于周夷王时。卫国于公元前660年为狄所灭。“邶、鄘、卫”的地名称呼实际是沿袭社会习惯混合古今的泛称，其实都应称作卫。“邶、鄘、卫”的地名既是合称，所以其诗也是不分的，实质上都是“卫诗”，是编诗者将其分而为三。

《邶风》19篇，《鄘风》10篇，《卫风》10篇。邶风：柏舟、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击鼓、凯风、雄雉、匏有苦叶、谷风、式微、旄丘、简兮、泉水、北门、北风、静女、新台、二子乘舟；鄘风：柏舟、墙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鹑之奔奔、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载驰；卫风：淇奥、考槃、硕人、氓、竹竿、芃兰、河广、伯兮、有狐、木瓜。

《邶风》、《鄘风》、《卫风》中作品创作的具体时间除《鄘风·载驰》以外，大都难以考实。《载驰》，《毛诗序》云：‚许穆夫人作也。‛此事《左传·闵公二年》也有记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遂灭卫。„„许穆夫人赋《载驰》。”这年是公元前660年。

卫国之诗多为东周作品，也有部分诗歌产生于西周末年。作品比较突出地表现出以下三类内容：一是辛辣地讥讽和嘲笑统治阶级的生活腐朽、行为堕落、道德沦丧等方面的丑行，如《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等；二是多方面地表现情爱生活，如《邶风·匏有苦叶》、《简兮》、《静女》、《鄘风·桑中》、《蝃蝀》、《卫风·有狐》、《木瓜》等；三是反映婚姻生活中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与命运的悲惨，如《邶风·日月》、《邶风·谷风》、《卫风·氓》等。此外，《鄘风·载驰》，是一篇充满爱国激情的贵族作品，也是《诗经》中为数不 6

多的有主名作品之一，作者许穆夫人是我国第一位女诗人；《鄘风·相鼠》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斥责。

《卫风》一向与《郑风》并称为“淫诗”。其实39篇诗中，言男女之情者不满十篇。其男女情爱之诗，与民风荡佚有关。“桑间、濮上”是男女幽会之地，在当时已成为男女情爱之事的代名词。所谓“郑卫之声”淫，指其音乐是“靡靡之音”，很吸引人。从诗的内容看，男女情爱也较为开放，这在卫国是一种风俗。另外，《左传》所记男女淫乱这事，也以卫国最多。这种风俗，这种音乐，是受商代文化影响的结果。卫地处于原殷商文化中心，自然受其影响。

关于“濮上”之音，《韩非子·十过》有所记载：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可见“纣之淫风”那种靡靡之乐，具有轻佚放荡的特点和摄人魂魄的魅力。

卫国常遭狄人侵扰，终被狄所灭，所以卫国后期社会一直动荡不宁，加之以统治者的不良政治，社会上充斥着幽怨之气。故许多卫诗都笼罩着一种悲凉忧郁的气氛。

三、《王风》

《王风》之“王”，是“王城”的省称。郑玄《诗谱·王城谱》云：王城者，周东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王”的地域在今河南北部，洛水西北。武王灭商，决定在“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营建“行都”。成王继位后，周公摄政五年，成王使召公营建洛邑，谓之王城，是为东都。周公营建成周，迁殷之遗民于成周，作为监视殷遗民的军事据点。王城在西，成周在东，相距约十五公里。周平王避犬戎之乱，自镐京迁居于东都王城；至周敬王时，迁都成周；至周赧王又迁回王城。王城是东周王朝的首都，为周的畿内重地。

《王风》都是东周的作品。《王风》10：黍离、君子于役、君子阳阳、扬之水、中谷有蓷、兔爰、葛藟、采葛、大车、丘中有麻。都是周室东迁以后的作品。平王东迁之后，疆土日蹙，民生日困，国事日非，所以，即使那些不是乱离内容的诗，也都哀婉悲凉，情调感伤。

《王风》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是丧乱之作，如《黍离》、《免爰》和《葛藟》。

《黍离》，《毛诗序》说：‚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这首诗属于丧乱之作，诗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 7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面对故国的残败景象，内心伤痛无言以复加，正是不言亡国而亡国之痛溢于言表。《免爰》中‚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其感伤情绪令人在同情之后留下深深的思索。

二是表现征人思归和妻子牵挂出行征役的丈夫的思妇诗，如《君子于役》、《扬之水》。《扬之水》是周平王遣戍于母家申国的征人所作。周王朝东迁后，楚国强盛起来，不断侵扰申、吕、许等小国。平王之母是申侯的女儿，故派遣军队到那几个小国征戍。

三是表达爱情相思或女子情爱不幸的诗，如《采葛》、《丘中有麻》、《大车》、《中谷有蓷》。《采葛》是写主人公对进行“采葛”、“采萧”、“采艾”劳动的女子无限的眷恋和思念；《大车》写想爱而不敢爱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中谷有蓷》则写弃妇自伤自悼的悲怨，情感极为沉痛

《君子阳阳》与《王风》中其它诗的情调不同，它没有哀婉悲凉之风，而有热烈欢快之气。这首诗是在乐师组织下，乐工奏乐、跳舞的场面。“其乐只且！”表现出欢快和乐的气氛。

四、《郑风》

《诗谱·郑谱》云：“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为郑桓公。”郑桓公为幽王朝中的司徒，势力很大。平王东迁后，武公、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是周的嫡派支系。他们有着很大的政治势力，因此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郑的地域在今河南中部。《郑风》21篇，始于郑武公，是为平王时及其后所作的诗：缁衣、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羔裘、遵大路、女曰鸡鸣、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

《郑风》向以淫称，其实淫并非淫奔之谓，“淫”是指音乐。不过《郑风》中多言情诗，这也是事实。《郑风》21首诗，与爱情、情爱或性爱有关的约十五六首。这些情诗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女子口吻写的。这些诗有：《将仲子》、《遵大路》、《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等。《狡童》和《子衿》稍微深沉一点，但还是有“狡童”“挑”“达”等字眼。《将仲子》是比较杰出的一篇。

第二是以男子口吻写的，篇数比较少。有《有女同车》、《野有蔓草》、《出其东门》。《有女同车》是写一个贵族与贵族美女孟姜同车而行，对她美丽的容颜、优雅的姿态、谐调的佩饰以及雍容的气质进行赞美；《野有蔓草》是叙写男子与一位美女邂逅相遇而野合，男子无比惊喜的神情；《出其东门》写男主人公在如云的美女面前保持其爱情的忠贞。

第三类是兼咏男女双方的，有：《女曰鸡鸣》、《东门之墠》、《溱洧》。《女曰鸡鸣》是写一对猎鸟的夫妻和谐的家庭生活；《东门之墠》是男女表达爱意，赠答唱和的乐歌；《溱洧》写男女同游，情调曲折而有风趣。郑国的风俗，于三月上巳日在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在这个节日里，有“会男女”的风俗，男女淫奔不禁。《褰裳》、《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等诗的内容，皆与此风俗相关。这种风俗到后世才逐渐扩散，并去掉了男女自由相属的内 8

容，而以祓除为主了。

《郑风》爱情诗所表现的男女关系确实比较开放。朱熹《诗集传》：“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

《郑风》言情以外的诗所剩不多了。《缁衣》是王朝诗人托为周天子美郑武公之贤而作。诗中以缁衣礼贤士，‚适子之馆‛，‚授子之粲‛，殷勤倍至；《叔于田》和《大叔于田》是赞美健壮勇武猎手的诗。这是姊妹篇，《叔于田》表达了对猎手的钦敬爱慕之情，《大叔于田》直接表现出猎手的勇武；《清人》的背景是郑文公憎恶其臣下高克，以防备狄人入侵为名命其领军驻扎在黄河边。诗中写士兵整天无事，玩乐游遨；《羔裘》是讽刺在朝君臣不称其服的诗；《扬之水》是写兄弟二人听信谗言的离间，诗人作诗自儆并期望兄弟二人共儆。

季札观乐评价《郑风》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说的就是“郑声淫”，可见其靡靡之音细腻绮艳，被认为是亡国之音。

五、《齐风》

郑玄《诗谱·齐谱》云：“周武王伐纣，封太师吕望于齐，是谓齐太公。”“后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纪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齐人‘变风’始作。“

齐的地域在今山东北部和中部。武王即位，以吕尚为师，称为尚父。伐纣之时，吕尚立下了大功。吕尚帮助武王打下江山，武王封吕尚于齐。《左传·僖公四年》，管仲对楚子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齐风》11篇：鸡鸣、还、著、东方之日、东方未明、南山、甫田、卢令、敝笱、载驱、猗嗟。

在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中，齐和申、吕都是姜姓国，他们和姬姓部族世代联婚而发展起来。姜与羌是同一部族。《后汉书·西羌传》载汉代羌人的风俗：“„„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另外，齐国临海，风俗崇信神仙，相信海外有仙山。这些在《齐风》中表现出的齐人尚武精神和贵族婚姻关系上的乱伦风气。

《齐风》中通过赞美田猎来表现尚武精神。如《还》。

反映齐国贵族婚姻中男女关系的杂乱在《齐风》中亦有所见。《左传》中载，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私通多年，并杀死文姜的丈夫鲁桓公。《南山》，《毛诗序》云：‚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敝笱》，《毛诗序》云：‚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载驱》，《毛诗序》云：‚齐人刺襄公也。无礼义，故 9

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

《敝笱》：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

《齐风》并不以淫称，却有许多言情诗，如《鸡鸣》、《东方之日》等。与《国风》中其它的情诗相比，《齐风》的言情诗也直率、热烈，颇有豪气，这大概与齐国女子的气质直爽有关。

《鸡鸣》，三家诗对此诗主旨都认定为刺谗，《毛诗序》则云：‚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也。‛朱熹、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大都顺同此说，认为该诗是“勉励早朝”之作。其实，诗中的“东方明矣，朝既昌矣‛的‚朝‛和‚会且归矣‛的‚会‛，并非指群臣来朝会。“朝”应指早晨，“昌”，《说文》曰：“日光也。”“朝既盈矣”之“盈”即《礼记·礼运》中‚是以三五而盈‛之“盈”。《疏》：“谓月光园满”，此处指日光；“会”，“适值”之意，引申为“倾刻”“旋即”；“会且归矣”，言倾刻即将归去也。因此，《鸡鸣》是写男女幽会将终，将要天明，男女别时的对话。

《东方之日》：‚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这里写的幽期密约，是女就男，表现出女主人公对爱情主动、大胆、热烈、执著的追求。朱熹在《诗集传》中论郑、卫情诗的差异时说：“《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其实，《齐风》的情诗中，主动者也是女多于男。这首《东方之日》就是这样。

其它的诗，如：《甫田》是写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念万千；《猗嗟》是齐人赞美鲁庄公仪容之美，射艺之精的诗。

六、《魏风》

魏为周初分封的姬姓北方诸侯国家中的小国。武王封高于毕，称毕公高，都安邑，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部。魏南枕河曲，北涉汾水。“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致力乎沟洫。此一帝一王俭约之化，于时犹存。今及魏君啬且褊急，不务广修德于民，教以义方。其于秦晋邻国，日见侵削，国人忧之。”

《魏风》7篇：《葛屦》、《汾沮洳》、《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诗谱·魏谱》云：“当周平、桓之世，魏之‘变风’始作。”这七篇诗皆为东迁后的作品，而且基本都是反映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诗。

《葛屦》对劳动女子以纤纤细手履霜缝制衣裳深表同情：“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汾沮洳》，是写女主人公爱上了一个平民的男子，赞美他的风度，认为所有的贵族都赶不上他。

《园有桃》是没落贵族忧贫畏讥而又愤世嫉俗的诗。“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诗序》称其为：“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 10

削，故作是诗也。”“园有桃，其实之殽。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其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陟岵》写苛政之下的征人久戍不归，登上高处思念家乡和亲人，表现出内心的痛苦。‚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屺，母，季，寐，弃；冈，兄，弟，偕，死）

《十亩之间》是一首采桑者的歌，其中描写桑者“闲闲”、“泄泄”的心绪恐怕不是指一般的劳动者，而有避世归隐的情调。‚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外，泄，逝）

《伐檀》是刺贪之诗，讽刺不劳而获的贵族“君子”。

《硕鼠》是刺虐之诗，否定当时的社会，面对不良政治和黑暗现实，寻找向往中的乐土。魏国于晋献公十六年，“晋伐魏灭之”，时当周惠王十六年，鲁闵公元年，即公元前661年。

七、《唐风》

唐国即晋国，地域在今山西中部，是尧的后裔所封之地。《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诗谱·唐谱》云：“成王封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曾孙僖侯甚啬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

《唐风》12篇：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苓。产生在东周初的约一百年间。晋国至昭公时出现了王族各派争夺权力的斗争，持续了六、七十年。昭公元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桓叔是昭公的叔叔，他的封邑曲沃其规模和实力比晋国都城还要大，而且桓叔很得民心。桓叔末大于本，又得民心，政权的变乱是必然的。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动荡，最终桓叔的孙子武公灭掉了晋国的国君。之后武公贿赂周天子，正式成为晋君，列为诸侯，尽并晋地。《扬之水》就是写晋昭公的一位大夫，跟从了桓叔，表示对桓叔的忠诚。《唐风》中的诗基本是产生于这种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人民生活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唐风》的诗歌多有哀怨甚至消极颓废的情调，色彩比较黯淡。

《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逝，迈，外，蹶；役车其休，慆，忧休）表现出了士大夫及时行乐的思想。诗以“蟋蟀在堂，岁聿其暮”比兴的手法，暗示出人生短暂，主张在有限的人生中及时行乐：‚今我不乐，日夜其除‛。《山有枢》也是这样，表现出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但是《蟋蟀》还能以不过分享乐而自警：‚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而《山有枢》则表现出尽最大可能享乐人生，否则人死之后一切都为他人所有了：‚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充分表现出没落贵族那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衰落颓废情绪。

《唐风》在写征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方面也有其特色，它能以抒写人的性情来展示征役的灾难。《鸨羽》把抒发父子之情和母子之情，放到了‚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这样对立的关系中来表现征役不止，居处不定的苦痛。面对驱散不开的无边忧愁，诗人绝望地高呼：‚悠悠苍天，11

曷其有所？‛

《杕杜》是写一个没有兄弟，孤独无助之人，处境穷困。他希望能得到有如兄弟手足之情的人的援助。《有杕之杜》与《杕杜》是同一母题下的姊妹篇，也是表达孤独寂寞之人，期盼情投意合君子的到来。有人说《有杕之杜》是求贤的主题，有一定的道理。

《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室！”是一篇最古老的悼亡诗。“葛生蒙楚，蔹蔓于野”，诗以比兴的句子开头，表现出哀悼亲人的无尽悲伤。‚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悲叹心爱的人凄怆感人，尤其是最后的句子，充满血泪和真情。

《绸缪》，是一首写男女幽期密约的诗，‚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刍，隅，邂逅；楚，户，粲者）‚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表现出性爱缠绵无边。这首诗没有《唐风》其它诗的暗淡情调，有着火热的爱欲，与《郑风·野有蔓草》、《陈风·东门之池》相似。

八、《秦风》

秦的地域在今陕西中部。秦人的祖先柏翳佐舜调驯鸟兽，舜赐姓嬴氏。其后有蜚廉、恶来父子二人。蜚廉善走，恶来有力，父子俱事殷纣。西周时，其后造父以善于驾车而幸于周缪王。因其有功，缪王以赵城封造父。其后非子善养马，为周孝王养马大量繁育，被封于秦（在今甘肃天水一带）。非子曾孙秦仲，周宣王时为大夫。秦仲伐西戎，为西戎所杀。周平王东迁时，秦仲之孙秦襄公赶走犬戎，护送有功，平王赐以岐雍之地，列为诸侯。至秦穆公，逐渐发展壮大。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西迁咸阳。《左传》季札观乐杜预注曰：“秦本在西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及襄公佐周平王东迁，而受其地，故曰‘周之旧’。”

《秦风》10篇：车邻、驷驖、小戎、蒹葭、终南、黄鸟、晨风、无衣、渭阳、权舆，为西周晚期至东周春秋时的作品。《秦》风中的作品多有史事可考。最早的诗篇始于秦襄公时，最晚的产生于秦穆公、康公之际，多数是平王东迁后一百五、六十年间的作品。

◆《秦风》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无婉柔清丽之音，而多劲健勇武之风，这与秦人的风习有着密切的关系。秦人风习剽悍而喜斗，以骁勇善战著称。所以其歌诗也多勇武雄壮之气。从《秦风》诗中可以感受到秦人的粗犷开阔和尚武精神。

《无衣》，是秦国对西戎作战时唱的一首军歌。全军将士统一行动，同仇敌忾，表现出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

《小戎》是女子怀念出征亲人之诗。作为思妇怀念征夫，它与《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诗在风格气质上有很大的不同。诗中的怀恋与思念，展示出了将士战车、战马及兵器之精良华美，笔意铺张，洋溢着勇武阳刚之气。

《黄鸟》是秦人哀悼“三良”为秦穆公从死的诗。《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其实，为秦穆公殉葬的一共有一百七十七人，“三良”只是其中的三位。由此可见秦国上层贵族保存原始野蛮遗风之深厚。据《史记·秦本纪》载，秦自武公时即开始以人从死，以后十八代国君都实行殉葬，而以穆公、康公等从死之人最多。《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对这种野蛮残暴的殉葬制度不仅《黄鸟》表现出痛恨，而且后世论诗者也都抒发了义愤。朱熹《诗集传》：“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呜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后始皇之葬，后宫皆令从死，工匠生闭墓中，尚何怪哉！”

《蒹葭》一诗风格与别篇不同，技巧也比别篇高超，意境飘渺，神韵悠长，是《秦风》中的杰作。此诗虽与《秦风》中的其它诗篇绝不相类，但于典丽潇洒之中还是透出一种不凡的气度，苍凉悠远，气象万千，为《国风》中的其余诗篇所不及。除了旷达而剽悍的秦国贵族，其余诸侯国便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诗篇。

《权舆》：‚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四簋，不饱）余冠英认为是“写一个冷落贵族嗟贫困，想当年。”

九、《陈风》

陈的地域在今河南东南部及安徽北部。陈国位置在诸夏的最南，它的南边，连接吴楚。《汉书·地理志下》云：“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自胡公二十三世为楚所灭。”武王封舜的后裔妫满于陈，陈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县。

《陈风》10篇：宛丘、东门之枌、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墓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

《株林》，《毛诗序》云：‚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陈灵公淫详见《左传》宣公九年、十年，其被杀在宣公十年，当周定王八年，即公元前599年。《株林》一般被认为是《诗经》的下限。

在地理上，陈国正处在中原文化区与东南的江浙文化区和南方的两湖文化区相交汇之处，在文化上有介于南北二者之间的过渡色彩。好淫祀而重巫史，是南方部族共有的文化特征。因此，这种文化上的过渡特征，既有部族文化的原因，也有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

《陈风》基本上是都是情诗。

《宛丘》就是对巫女倾吐的爱慕之情。“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诗人爱上了那位以巫舞降神的女子。“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写出了击鼓歌舞的场面，巫女在音乐和击鼓的伴奏下热烈起 13

舞，沉湎于酣然陶醉的境界中。

《东门之枌》写东门之外的宛丘之下，男欢女爱的青年男女歌舞弥漫，互表衷情：“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毂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毂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后两句风格与《郑风》情歌风格很相近。

《东门之池》表达了男青年对女主人公“淑姬”的无比爱恋并随着接触的加深而爱情加重：“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纻，语；菅，言）

《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肺肺，晢晢）似写男女幽会的欢乐。朱熹认为此诗为“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

《防有鹊巢》：“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鷊，惕）写男子担心自己心爱的女子被第三者离间而心中苦恼的爱情诗。这是情诗中比较独特的。

▲《月出》：“月出皎（皓、照）兮，佼人僚（懰、燎）兮，舒窈纠（懮受、夭绍）兮，劳心悄（慅、惨）兮。”所写月下怀念美人的心情。陆侃如说其是“写爱的烦闷”，“不期然地感到一种深刻的怅惆”，“是《陈风》中的杰作。”

每章第一句写出月亮皎洁明亮，光照人间，以月色之美，比衬美女的风神。先秦儒家美学观点有“比德”说：子贡问孔子，君子为何见大水必观。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观水能使人联想到君子的德、仁、义、智、勇、察等美好品质。月亮可以与美女比德，使人联想到美女容貌的娇媚，颜面的润泽，神情的温柔，品质的纯洁，情致的真诚；第二句写思念中美女的容颜之美。“佼人僚（美好貌）兮”“懰”（妖冶）、“燎”（亮丽白皙）。第三句写美女体态之美。“窈纠、懮受、夭绍”都是写美女优美的身姿，分别冠以“舒”，表现出美女走路时摇曳多姿的曲线美。《洛神赋》。第四句写因爱慕美女而慅然心动，难以自的痴迷神态，表现出对美女的热烈追求和渴望不可及所产生的躁动与不安。

郑振铎称“其情调的幽隽可爱，大似在朦胧的黄昏光中，听凡珴令的独奏，又如在月色皎白的夏夜，听长笛的曼奏。”它确实象美妙的音乐一样令人陶醉。诗人将意念中的美女和对爱情的憧憬与追求置于一种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诗的开头，诗人用皎皎月和溶溶夜的朦胧奇幻的艺术境界。诗人将月光和美人交相融汇和映衬，将美人的容色美和体态美融入到朦胧的月色之中，使美人增加了一层神秘感。这个诗境、仙境、幻境中的月下美人仙姿摇曳，若隐若现，这种朦胧美具有无穷的审美魅力。方玉润说是“巫山、洛水之滥觞也”。

十、《桧风》、《曹风》

桧的地域在今河南中部，都城在今河南省密县东北。《诗谱·桧谱》曰：“周夷王、厉王之时，桧公不务政事，而好洁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桧之‘变风’始作。”东周初年，桧为郑武公所灭。桧诗写作则在桧国未亡之前。

桧诗不入郑诗，可能因为它是亡国之音，也即亡国之诗，故存其原名，不便合并。

《桧风》4篇。《羔裘》，《毛诗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是一位关心国事的士大夫对其君锦衣美服，沉湎于游乐进行讽喻的诗，诗中忧国之心沉重。《秦冠》似情诗，写一女子对恋爱中的男子身心憔悴所表达出的伤痛心情和强烈的爱意。《隰有苌楚》写贵族在风雨飘摇的社会中无法解脱忧愁的悲观厌世之情。《匪风》，《毛诗序》所说桧国“国小政乱，忧及祸患而思周道焉”。

曹的地域在今山东西南部，建都于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诗谱·曹谱》曰：“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铎于曹。”“十一世当周惠王时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变风’始作。”

《曹风》4篇，都不是重要作品。首篇《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毛诗序》说：“刺奢也。„„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毛传》说：“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修饰”，作者以此比人生，哀叹曹国的贵族不顾国家危在旦夕，只知“衣裳楚楚”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侯人》：‚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闻一多认为与《高唐赋》包含同样的传说。

十一、《豳风》

豳的地域在今陕西旬邑县和邠县一带。据《史记》载，周始祖后稷名弃，好农耕稼穑。尧举他为农师，舜将其封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南）。其后公刘将周部族迁至豳地，‚复修后稷之业‛，使其富庶起来。豳是周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东周时为秦所有，在历史上有其重要的和特殊的地位。《汉书·地理志》说：“昔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太王徙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

《豳风》7篇：七月、鸱鸠、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

反映周部族建国前的农桑、田猎活动，提示当时的阶级关系，这是《豳风》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庆幸生还的征人之歌和反映民俗的作品。

《七月》，是“豳”风中的杰作，是“国风”中最长的诗。

▲《鸱鸮》是一首寓言诗，作者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假托一只小鸟倾诉遭到鸱鸮欺凌迫害带来的痛苦，曲折地表现了劳动人民受灾难而发出的感叹。此诗与汉乐府中的《乌生》同为寓言诗，《乌生》假托乌子中弹之词。《鸱鸮》假托受鸱鸮损害的口吻。

▲《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写出征战士归家途中对军旅生活抚今追昔的感受和对家中可能发生的情景的想象，表现出凄楚的情调。每章都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的叙述复沓，以此为背景衬托出长久出征战士归家途中的身影，在此基础上描写那些在他脑海中接连闪现、似真似幻的想象来抒情。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桑树叶子谁的野蚕蠕动，孤零零的士兵蜷曲在车下，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把军中生活艰苦悲凄通过这一细节表现了出来。这是在想到今后“勿士行枚”，不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以此作为反衬，把诗人悲喜交集、痛定思痛的复杂心情表达得如此真切感人。第二章写想象中家园的荒凉景象。“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诗人就是用这些在想象中出现的细物、细节所形成的幻觉把凄凉的家里环境渲染了出来。“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与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样，把久戍在外、近乡疑惧的复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第三章，将幻觉的细节描写所表露出的思家之情集中倾注到了主人公妻子身上。“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诗人在想妻子，却幻现出妻子在想他的情景。杜甫《月夜》“今夜鄜洲月，闺中只独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与此相同。第四章由偶然想起的三年前合卺用的葫芦，进而想起结婚那天令人心醉的情景。“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离别三年的征人眼看到家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第三节 二《南》——礼仪祝颂诗（附：《小雅》中的此类诗）

二《南》，从音乐来说，是指南方之音。“周南”、“召南”又特指周公、召公所治的地域。周南、召南所属为周畿内及南国。武王建都于镐，是为宗周；成王营建洛邑，后称成周。当西周初期，周公主陕东，自洛阳南至汝、江，即至江汉合流的武汉地带，统治东方诸侯；召公主陕西，自丰、镐南至江，即至武汉以上的长江流域地带，统治西方诸侯，《周南》、《召南》就是这两个地区的诗。《毛诗序》称《周南》、《召南》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诗经》中有一些诗篇表现出在各种礼仪活动场合上的祝颂。这些作品大多数在《周南》 16

中，如《关雎》、《桃夭》、《樛木》、《螽斯》、《麟之趾》等，还有一些在《小雅》中《天保》、《南山有台》、《鸳鸯》《斯干》、《车舝》等。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从内容来说，《关雎》是写恋爱的爱情诗，是男子追求美女。没有把握它的反映社会礼俗的内容。这首诗主要是歌颂与祝贺，情绪热烈，气氛活泼。方玉润《诗经原始》：“盖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焉。”这是新婚礼仪场合的祝颂诗，是用诗之义。婚姻之事，确实是人伦之始，《诗经》将其作为首篇。

《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荒、索）之。乐只君子，福履绥（将、成）之。”一般认为，这是一首对男子娶亲的祝颂诗。《毛诗序》、朱熹说是姬妾赞美后妃宽容和庇护众人，没有嫉妒之心。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毛诗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这也是一首用于婚礼上的祝颂诗。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点明诗的主旨：‚盖此亦咏新婚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这首诗专用于女子出嫁时人们对新娘的赞美和祝愿。

《螽新》：螽斯羽，诜诜（薨薨、揖揖）兮!宜尔子孙，振振（绳绳、蛰蛰）兮l 《毛诗序》说：‚《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将祝颂子孙众多扯到“不妒忌”的话题上，明显地牵强，亦使人反感。这是一首祝颂诗，其主旨与《樛木》相近。如果说《樛木》祝颂妻妾众多之福的话，则《螽斯》是祝颂子孙众多之福。这首诗以螽斯为喻，祝颂子孙众多。“诜诜”、“薨薨”、“揖揖”，是螽斯飞来飞去聚集成群的样子。“振振”、“绳绳”、“蛰蛰”，是对新人子孙繁衍，绵延不绝的祝颂词。

《麟之趾》：麟之趾（定、角），振振公子（姓、族），于嗟麟兮！

《毛诗序》：‚《麟之趾》，《关雎》之应也。《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对这首诗的主旨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毛诗序》、《诗集传》都认为是 17

赞颂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仁厚；戴震认为此诗是赞美公子之贤比于麟。麟之仪表见于趾、额、角，公子之贤则见其“振振”。而“振振”就是信厚。闻一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婚礼纳征之诗。古代男子求婚，以麕为贽，而诗中的麟就是麕。高亨先生认为此诗是孔子所作的《获麟歌》，即《左传·哀公十四年》所记载的“西狩获麟”的本事。姚际恒《诗经通论》：‚盖麟为神兽，世不常出。王之子孙亦各非常人，所以兴比而叹美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则称此诗为‚美公族龙种尽非常人也。‛这是在贵族婚礼上咏唱的祝颂结婚多子孙，公族兴旺的乐诗。恰如崔述在《读风偶识》中所说：‚此诗措语不多，而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天保》：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尔，俾尔戬榖。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入皋，如冈如陵。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神之吊矣，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这是‚臣致祝于君之词‛。臣子祈求苍天神灵恩赐，祝颂君王福禄不竭，万寿无疆。此诗共六章。前三章言上天佑助，所赐之福。第三章接连用了五个“如”来祝颂：“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后三章言先公先王之福。第六章又用了四个“如”祝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这就是著名的“天保九如”。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说：钟惺云：‚前后九如字，笔端鼓舞，奇妙。‛按，奇妙在往复贡谀献媚，似尚不自觉其肉麻耳。歌德派云乎哉！

《斯干》是在周天子宫室落成典礼上的祝颂诗。《毛诗序》说：“宣王考室也。”“考室”是宫庙寝殿落成之后，涂血以祭新殿的仪式称作“考室”，又称作“衅礼”。《严缉》云：“考室之时，当有颂祷之语以终之。居室之庆，莫过于子孙之繁衍。故愿入此室处之后，发于梦兆，而开子孙之祥。盖设为之辞，非实有其梦也。”

一章：“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写宫室建筑的环境之美、营筑之事。四章：“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集中描绘了宫室建筑高耸端庄、雄伟壮丽的景象，生动传神，令人融于诗的意境之中。六章：“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描写了宫室建筑主人设想中的美梦。七章：“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18

对梦兆进行了解释：梦见熊罴，预兆着生男孩，梦见虺蛇，预兆着生女孩。熊罴是阳刚的象征，虺蛇是阴柔的象征，这是当时社会人们对梦的具有民俗色彩和迷信观念的艺术图解。

八、九两章：“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裁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尽管表现出一定的重男轻女思想，但也正如《孔疏》所说，是‚言梦得吉祥，生男育女，贵为王公，庆流后裔。‛ 《车舝》，是一首燕乐新婚的诗，诗中表现了贵族男子婚礼举乐、宴客受贺的场面。朱善《诗解颐》云：“《正小雅》有《鹿鸣》以燕群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独于夫妇缺焉。则此诗虽燕乐新婚之诗，其亦婚礼上下通用之乐也与？”其末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觏尔新婚，以慰我心。通过对新婚男子欢乐心情的描述作为祝颂词，来祝颂新婚幸福美满。

第二章《雅》、《颂》

第一节 二《雅》 一、二《雅》产生的时间

游国恩认为，《大雅》的大部和《小雅》的少数与《周颂》一样，都产生于西周前期，《大雅》的另外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则是西周后期的作品。西周初期产生的作品：《大雅》中的《文王》、《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和《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及《湛露》、《鱼丽》、《宾之初筵》等。从二《雅》中与这些诗关联的角度看，一般说来，传统观点中的十八篇“正《大雅》”和十六篇“正《小雅》”都被视为西周前期的作品，而“变《雅》”则为西周后期以至平王东迁后的作品。

二、宴饮诗

宴饮诗又可称作宴飨诗，也还可以称作燕飨诗或燕饮诗。这些不同的称谓其实表现出不同礼节仪式下不同的宴饮活动与宴饮规模。它是表现西周社会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是以天子宴群臣、诸侯或乡大夫宴宾以及兄弟亲朋故旧的宴饮来表现飨礼、燕礼和乡饮酒礼等礼仪活动。宴饮诗对君臣关系的融洽、兄弟亲朋的和谐、宾主情意的真挚以及美酒肴馔的丰盛给予充分的赞颂，故其属于赞美诗的范围。宴饮诗所赞颂的不是宴饮活动的本身，而是在于和宴饮活动相关的礼仪以及通过这些礼仪体现的德。宴饮活动本身也是“礼”的载体，即如《礼记·乐记》所说的，“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诗经》中的宴饮诗，主要集中在《小雅》中，有《鹿鸣》、《常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桑扈》、《頍弁》、《宾之初筵》、《瓠叶》；《大雅》中《行苇》、《既醉》、《凫鷖》，《鲁颂》中的《有駜》也属于宴饮诗。

◆宴饮诗的内容：

第一，反映周天子宴享诸侯和群臣嘉宾的礼仪活动。这些诗主要有《小雅》中的《鹿鸣》、《蓼萧》、《湛露》、《彤弓》、《桑扈》等。

《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蒿、芩）。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德音孔昭、鼓瑟鼓琴）。吹笙鼓簧（视民不恌、鼓瑟鼓琴），承筐是将（君子是则是傚、和乐且湛）。人之好我（我有旨酒、我有旨酒），示我周行（嘉宾式燕以敖、以燕乐嘉宾之心）。

《毛诗序》说是天子‚燕群臣嘉宾也。‛诗中写出了宴会的盛况，反映出天子以诚意对待贤臣嘉宾，并给予他们隆重的礼遇。而嘉宾则尽其忠心，君臣相处和谐融洽。‚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诗序》：‚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

《蓼萧》，是天子燕诸侯的诗。《毛诗序》说：“泽及四海也。”朱熹《诗集传》说是‚诸侯朝于天子，天子与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诗。‛诗开篇云：‚蓼彼萧斯，零露湑兮‛，以供祭的蓼萧为比兴，写出远来助祭的诸侯，以甘露表现周天子的恩泽。接下来，‚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倾诉了远国诸侯对周天子仰慕归附的诚意，并表现出君臣宴饮谈笑，欢乐融洽的场面。

《湛露》、《彤弓》、《桑扈》，都是天子燕诸侯之诗。

▲《湛露》，以赞美的语气写出了君恩臣德，正如宋代王质在《诗总闻》中所说：“君通情，务尽醉；臣守官，务遵礼，所以虽夜饮而不失令德令仪也。”

▲《彤弓》是写天子赐弓矢于有功诸侯并与之欢宴的诗。“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先写有功诸侯受赐彤弓而珍藏，接着以天子的口吻赞美受赐的诸侯，然后写出张乐设筵宴飨有功诸侯。

▲《桑扈》，是朝会既毕，天子宴饮诸侯的诗。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诗词义昭然，故为天子燕诸侯之诗无疑。”诗中说，“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在对诸侯进行赞美的同时，也寄寓了一定的箴规之意。

第二，表现与兄弟或朋友故旧宴饮的礼仪与场面。这些诗主要有《小雅》中的《常棣》、《頍弁》、《伐木》等。

《常棣》：

（一）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二）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裦矣，兄弟求矣。

（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蒸也无戎。

（五）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六）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七）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20

（八）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毛诗序》说“燕兄弟也。”这是写兄弟宴饮的诗。诗中推崇兄弟的手足骨肉之情，申述了兄弟友爱的主题。开篇云：‚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花萼花蒂同出一体进行比兴，说出兄弟之间情同手足的血肉亲缘。

后三章：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写出了丰盛的宴饮场面，而突出表现的是兄弟和睦、夫妻情笃的和谐氛围。

《頍弁》：（一、二章）有頍者弁，实维伊何（何期、在首）？尔酒既旨，尔肴既嘉（时、阜）。岂伊异人，兄弟匪他（具来、甥舅）。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怲怲、）。既见君子，庶几说怿（有臧）。（三章）有頍者弁，实维在首？尔酒既旨，尔肴既阜。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为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

《毛诗序》说：‚诸公刺幽王也。暴虐无亲，不能燕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故作是诗也。‛其实，这是写天子宴兄弟和亲戚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亦燕兄弟亲戚之诗。‛

诗中说：‚有頍者弁，实维伊何？尔酒既旨，尔肴既嘉。岂伊异人，兄弟匪他‛，写出美酒佳肴，兄弟宴饮。用‚茑与女萝，施于松柏‛，以比兄弟亲戚对主人的依附。结尾的诗句，‚如彼雨雪，先集为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表现出人生如雪霰，作者预感到王室孤危将亡，流露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极颓废情绪和末世之音。

《伐木》，《毛诗序》说是“燕朋友故旧也。”这是一首与朋友故旧宴饮之诗。

首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 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它以伐木之时鸟鸣呼唤友声起兴，说到友情的可贵。

第三，宴饮活动通用之诗，主要有《小雅》中的《鱼丽》、《南有嘉鱼》、《瓠叶》，《大雅》中《行苇》、《既醉》、《凫鷖》等。

《鱼丽》，《毛诗序》说：‚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朱熹《诗集传》说：‚此燕飨通用之乐歌。即燕飨所荐之羞，而极道其美且多，见主人礼意之勤，以优宾也。‛这首诗表现出贵族宴享宾客的场面。

共六章：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鱼丽于罶，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

以各种鱼儿进入鱼罶起兴，赞美主人筵席菜肴丰盛，赞美酒甘味美，其量丰足，流露出欢快和乐的气氛。《仪礼》记载，乡饮酒礼和燕礼中，都间歌《鱼丽》，可见这首诗是宴饮礼仪活动中的通用乐诗。

《南有嘉鱼》也是燕飨通用之乐歌，其意与《鱼丽》略同。稍有不同的是，‚彼专言肴酒之美，此兼叙宾主绸缪之情。‛（方玉润《诗经原始》）

《瓠叶》，朱熹《诗集传》说：‚此亦燕饮之诗。‛

幡幡瓠叶，采之享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对于筵席上菜肴的描写，《瓠叶》与《鱼丽》不同。《鱼丽》极力赞美主人筵席上美酒佳肴的丰美，而《瓠叶》则表现出了筵席上菜肴的简约。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大抵古人燕宾，情真而意挚，不以丰备而寡情，亦不以微薄而废礼。瓠叶、兔首固不必拘，然总是微薄意。‛

▲《大雅》中《行苇》，是祭祀完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

▲《既醉》，《毛诗序》说：“《既醉》，大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郑笺》和《孔疏》都认为《既醉》是成王祭祀宗庙之后，旅酬助祭群臣，莫不醉饱足酒的一首诗。

▲《凫鷖》，朱熹《诗集传》说：“此祭之明日，绎而宾尸之乐。”古代天子诸侯祭祀，第一日是正祭，享祀神灵；第二日绎祭，燕饮公尸。公尸是代表所祭之神的人。这是一首祭毕次日燕饮公尸的诗

▲《鲁颂》中的《有駜》也是一首宴饮诗。朱熹《诗集传》说：“此燕饮而颂祷之辞也。” 这首诗颂美了鲁僖公和群臣的宴会饮酒。

值得一提的是，《宾之初筵》与其它宴饮诗不同。前面说到的宴饮诗一般都是美诗，而《宾之初筵》却是一首刺诗。《宾之初筵》是一首写朝廷宴飨场面的宴饮诗。《毛诗序》说：‚《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乱，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耽酒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郑笺》云：‚淫泆者，饮酒时情态也。武公入者，入为王卿士。‛（一章）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礼。……（二章）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僊僊。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诗在写到饮酒开始前，这些参加宴饮者还是秩然谨肃、温雅恭敬的情态，筵席上的盛满佳肴美酒的器具摆放得整整齐齐，符合祭祀礼仪庄严肃穆的气氛：“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接着写到射仪，“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又进行了祭祀烈祖的礼仪：“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礼。”然而，这些宴饮者在酒醉之后却原形毕露，丑态百出：“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僊僊。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这首诗通过对宴饮者醉酒前后姿态、行为和仪容的对比，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颂德诗（附：《鲁颂》、《商颂》中的此类诗）

颂德诗所颂之“德”，是西周社会极为推崇的社会意识。西周尚“德”，主张“明德”，以德治天下。“德”居于西周政治的核心地位，是西周王朝的治国纲领。武王灭商，“德”是革殷命的理论武器，是受到民众拥护的重要条件。“德”训为“得”，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德”这种思想意识和理论武器，贯穿于整个周王朝。即使在东周，王室处于极度衰微的情况下，楚子观兵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有图谋天下之意。王孙满回答说，得天下是“在德不在鼎”，周得天下是“天祚明德”所致，所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德”在最初是指以周文王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总结的一系列律己以得民心的道德行为规范。周王朝建立后，他们明确提出“以德配天”、“以德为本”的思想，倡导“敬德”、“明德”、“秉德”、“修德”、“用德”，提倡“懿德”以及慈、孝、友、悌、信等行为准则。

“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被确定下来之后，就要求统治者身体力行了。《周易·文言》中说的“君子进德修善”，就是指对“德”的践行。道德品行不仅成为周天子内在精神与外在言行的标志，而且成为对臣下和子孙所做的表率以及对百姓进行教化的工具了。《论语·颜渊》中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统治者以“德”教化万民。周文王为周王朝最高的道德楷模，颂德诗中颂祷、赞美文王的为最多，颂美文王，便是颂美其德。文王之德是彰明德政，慎用刑罚。他亲自从事低下的劳作，和蔼、温顺、善良、恭敬，使人民和睦安定，体恤鳏寡孤独；武王之德是慎德重行，以德为根本，以义为原则，以信指导行动；周公不仅自己明德，还以继承先王之德来反复告戒成王要敬德、恤民。统治者的“德”，不仅体现在道德层面上，还体现在“令闻”、“令望”、“令仪”等综合素质方面以及功德、功绩、德政等绩效方面。

《诗经》中的颂德诗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集中在二《雅》之中，有的是颂先祖之德，有的是颂天子之德，有的是具体对天子及其臣下的“令德”、“令闻”、“令望”、“令仪”进行赞颂，有的是天子赐命、臣下颂德结合在一起的赞美诗。这些诗包括：《小雅》中的《天保》、《南山有台》、《庭燎》、《瞻彼洛矣》、《裳裳者华》等；《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棫朴》、《旱麓》、《思齐》、《皇矣》、《灵台》、《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假乐》、《公刘》、《泂酌》、《卷阿》、《云汉》、《崧高》、《烝民》、《韩奕》等；《鲁颂》中的《駉》、《有駜》、《泮水》、《閟宫》和《商颂》中的《玄鸟》、《长发》、《殷武》，也都属于颂德诗。

◆颂德诗的内容

（一）赞颂周先祖之德。

赞颂祖德的诗有《大雅》中《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这是赞颂周天子的祖先的；《商颂》中的《玄鸟》、《长发》是赞颂商代祖先的。这些诗也有人说是祭祀诗。但是,即使是用于祭祀,其宗教意味也并不象前面所述的祭祀诗那样浓厚,它是赞美性的诗篇。《大雅》 23

中《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五首诗被学术界大多数人认定为周民族的史诗，这组诗叙述了周民族从始祖后稷带领部族定居发展农业生产一直到武王灭商的历史。按史诗所记述的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这五首诗依次应是《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生民》，前三章记述了的姜嫄生后稷的故事，这故事具有神话传说的性质。它的后五章，继姜嫄感生、后稷被“三弃三收”之后，写后稷的具有灵异色彩的成长过程，他对周人的贡献，以及周人祭祀后稷、尊天敬祖的虔诚感情

在诗中，后稷既是周民族的男祖，也是他们顶礼膜拜的神，这个神不象祭祀诗中的神灵那样空灵和抽象，而是具体的、实在的，是与周民族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的。《生民》着重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后稷降生的神奇与灵异；二是后稷创始农业生产、播种谷物；三是周人“以兴嗣岁”的祭祀活动。

▲《公刘》，《毛诗序》、朱熹都认为此诗为召康公戒成王所作，而“三家诗”则认为此诗就是赞美公刘，与召康公戒成王无涉。从诗的内容看，“三家诗”的认识是符合作品实际的。这首诗写公刘率领周部族由邰迁豳，在豳地开垦荒地，营造居室的民族发展历史功绩。

诗六章：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鞠之即。

诗中描绘了公刘登山颠、踏平原，观察地势。他笃实忠厚，不惮劳苦，身先部众，事必躬亲。诗中塑造了公刘的英雄形象：“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这些赞美表现出了周人对其英雄祖先的景仰和崇拜。与《生民》中的后稷相比，公刘的身上已经脱尽了神明的灵光。

▲《绵》，《毛诗序》说：“文王之兴，本由大王也。”朱熹《诗集传》说：“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追述太王始迁岐周，以开王业，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说此诗为周公戒成王之诗，实在牵强。这首诗写古公亶父（即太王）由豳迁至岐之周原，划定土地疆界，修建城郭，设置职司与宗庙，一直叙及文王。古公亶父是文王的祖父，他率周人南迁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占领了土地肥沃的渭水流域，由此周部族迅速兴盛起来。

▲《皇矣》，《毛诗序》说：“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朱熹《诗 集传》说：“此诗序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这首诗首先赞颂了文王的祖父太王、伯父太伯、父亲王季的功德，然后突出地赞颂了文王伐密伐崇的武功。“密人不恭，24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密与崇是当时的两个小国。密在今陕西户县东，为商的侯国，商常利用它监视周人；崇在今甘肃东南部，位于泾水下游。伐密伐崇战争的胜利，为后来武王灭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诗中赞颂文王是个有懿行茂德的君王，他秉承了上帝的意旨，严于律己，既不跋扈，也不贪婪，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了极致。他继承祖业，使得国威大振，天下顺从。

第六章，文王义正词严地警告敌人不得侵扰：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第七、八章：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大明》，突出地赞颂了完成翦商立国大业的武王。《毛诗序》说：“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诗中表达，周得天下是出自“天命”，因而诗从武王的祖父王季、祖母仲氏太任积累德行，生下武王的父亲文王姬昌写起，并渲染文王的美德，赞扬他能“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得贤妃太姒，是“天作之合”，然后写武王的出生，“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最后则以牧野之战为中心，写武王伐纣灭商，成为西周开国的君王。

对牧野之战的描写：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写武王誓师和伐商的场面惊天动地，以高度的热情赞颂了武王伐纣的战争，结尾句“会朝清明”，言其速战速胜的气魄，以周人战胜了大商而告结束。

我们之所以没有把上述五首诗单独列为史诗一个类别，是因为史诗与我们以作品内容分类不是同一分类标准。不同的分类标准如果用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这不是交叉关系和兼类，而是分类中逻辑关系的混乱。史诗是赞颂，它赞颂民族发祥的光辉历史，赞颂祖先和民族英雄，赞颂英雄业绩和功德。周王朝在对一切业绩和功德的赞颂中，都突出地表现“德”，所以，把它作为赞颂祖先之德的诗篇，并不影响它的史诗价值。

（二）赞颂文王之德。

主要有《大雅》中的《文王》、《思齐》、《皇矣》、《棫朴》、《旱麓》、《灵台》等。

▲《文王》，朱熹《诗集传》：“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毛诗序》说：“文王受命作周也。”这首诗赞颂了周文王顺天应命，施行文德，制立周邦。

共七章，其后两章：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告戒后世君王以商为鉴，以文王为法。

▲《思齐》，朱熹《诗集传》说：‚此诗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这是赞颂文王的诗。此诗对文王的赞颂很有特点，它是以对文王的母亲太任、祖母太姜、妻子太姒的赞颂开始，并以之烘托文王克勤克俭、庄重敬穆、光绍祖德、垂范家邦的德政。

其首章：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正是文王母亲太任的敬慎端庄、祖母太姜和美婉顺、妻子太姒嗣祖之德，才使得文王的品德那样崇高。如朱熹《诗集传》所说：“上有圣母，所以成之者远，内百贤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皇矣》与《思齐》有相同之处，它们尽管主要是赞颂文王，但是涉及到了祖先之德对文王的影响。如《皇矣》着重赞颂了文王伐密伐崇的武功，然而却以赞颂文王的祖父太王、伯父太伯、父亲王季的功德为基础，他继承祖业，使得国威大振，天下顺从。

▲《棫朴》，《毛诗序》说是“文王能官人也。”《诗集传》：“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这首诗赞颂了文王乐育贤才，其盛德使人心归附。

其首章、二章：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表现出了君臣和谐共图大业的兴旺景象。

▲《灵台》，是歌颂文王游观之乐和钟鼓之乐的诗篇。这首诗所表现的游观之乐和钟鼓之乐，被孟子推崇为天子与民同乐的典范。《孟子·梁惠王上》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旱麓》，是歌咏君子祭神得福的诗篇。其前三章：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首章以“瞻彼旱麓，榛楛济济”起兴，引出君子和乐得福；二章赞美了君子祭祀祖先而得福；第三章“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以雄健壮美的意象表现出了蓬勃向上的信心和勇气。诗中对祭祀仪式如供酒献牛等享祀求福活动也进行了叙述。

（三）赞颂其他周天子之德。

赞颂武王的诗，主要有《大雅·下武》、《文王有声》。

▲《下武》，《毛诗序》说是“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天人之功焉。”《孔疏》云：“言武王益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继嗣祖考之迹，皆是继文能昭先人之功焉。”这首诗赞颂了周武王继承周人的“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昭显其功。诗中主要赞颂周武王，同时也赞颂了成王等后嗣君王世世继承祖考之迹，皆能继文而昭先人之功。

▲《文王有声》，《毛诗序》说：“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功也。”朱熹《诗集传》说：“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这首诗歌颂了文王伐崇后迁都于丰，武王灭纣后定都于镐的丰功伟绩。

赞颂成王的诗，主要有《假乐》、《卷阿》等。

▲《假乐》，《毛诗序》说是“嘉成王也。”“假”是“嘉”的假借字。四章，首章言敬天，26

二章言法祖，三章言用贤，四章言安民，这是嘉美成王能守成功的诗。有人对这首诗的赞美对象持不同看法。王先谦认为今文《鲁诗》说是美周宣王，何楷认为是赞美武王的。从诗的实际内容来看，其四章分别言天子的敬天、法祖、用贤和安民，更接近于成王的德政。所以，此诗应认定是赞美成王能“守成功”的业绩。

▲《卷阿》，《毛诗序》说：“《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诗集传》说：“此诗旧说，亦召康公作，疑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为戒。”诗中歌颂了成王礼贤求士，这是召康公扈从成王避暑卷阿，颂德答歌之作。

赞颂宣王的诗，有《大雅·云汉》、《小雅·庭燎》等。

▲《云汉》，是周宣王时遭受旱灾，仰天求雨的祷词。作为祷词的记载，赞美了周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诚，有恤民之仁”。

▲《小雅·庭燎》，《毛诗序》说：‚《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既言“美”，又言“箴”，很令人费解。方玉润《诗经原始》对此质疑说：“唯《序》既以为‘美宣王也’，又以为‘箴之’。诗无箴意，胡云‘箴’耶？”从内容看，这首郑赞美了周宣王勤于朝政，没有箴刺之意。对于“箴”的接应，许多人作出牵强的解释。清代胡承珙曾以《列女传》为据，解释《毛诗序》所说的“箴”意。《列女传》载：“宣王尝夜卧宴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失礼而宴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敢请婢子之罪。’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宴退，率成中兴之名。”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也说：“《庭燎》，盖为宣王中年怠政，早朝晏起，姜后脱簪待罪，宣王纳谏改过而作。”这些可以作为对此诗具有“规箴之意”的解释。

还有几篇赞美天子功德的诗，但其具体事主不明。如《大雅·泂酌》，《小雅·菁菁者莪》、《瞻彼洛矣》等。

▲《泂酌》，赞美了“君子”品德高尚，受到百姓的爱戴。

▲《菁菁者莪》，《毛诗序》说：“乐育才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这是天子视学，太学之士赞颂君子之育材而作的诗。

▲《瞻彼洛矣》，《毛诗序》说是刺幽王的诗，属牵强附会。朱熹《诗集传》说：“此天子会诸侯于东都以讲武事，而诸侯美天子之诗。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师也。”这首诗写天子会诸侯于东都，检阅六军，而诸侯赞颂天子万年永寿，江山永固。而其下篇《裳裳者华》，则是天子为答《瞻彼洛矣》诸侯的赞颂，天子赞美诸侯的诗，二诗为姊妹篇。

（四）《鲁颂》、《商颂》中的赞美诗。关于《商颂》产生的时间问题。

《鲁颂》的创作时间，学术界无疑义。因为诗文本中就有内证。《閟宫》中有“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和“令妻寿母”的诗句，其作于鲁僖公时无疑。鲁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元年为周惠王十八年，卒于周襄王二十五年。据此可断定其诗产生于春秋中叶，在公元前659-627年之间。

《商颂》产生的时间，却是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一的问题。

《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毛诗·商颂·序》：《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

这是古文经学的观点。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商颂》是商代祭歌，至宋戴公时，因礼乐废弛而失散，正考父从周太师那里得十二篇诗，《那》是首篇。因是古歌，流传已久，故称“名颂”。杨公骥《〈商颂〉考》：从诗的内容看来，在《商颂》所反映的现实事件中，并没有周灭商以后的事，没有宋国的任何事件；在《商颂》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中，并没有《周颂》、《鲁颂》中所强调的‚德‛‚孝‛思想和道德观念，而是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歌颂：显然，这是符合商代社会的统治思想的。

《史记·宋微子世家》明确说其作于宋襄公之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

这是今文经学的观点。清代学者皮锡瑞、王先谦等多从此说。

古文诗和今文诗两大《诗经》学系统在此问题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古文经学家认为，正考父校辑的是商代的名《颂》，以《毛诗序》和郑玄《诗谱·商颂谱》为代表；而今文经学家认为，《商颂》是由春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赞美宋襄公，以《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的观点为代表。

王国维在《说商颂》一文中以三事来证明《商颂》为春秋时的宋诗，他的结论是：《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周太师次之于《周颂》之后，迨《鲁颂》既作，又次之于《鲁颂》后。

《商颂》为宋国之诗已经基本成为定论。一般说来，《鲁颂》、《商颂》是春秋时的诗作，是《诗经》的后期作品，录入《诗经》中的时间较晚。

鲁国和宋国为什么不叫“风”而叫“颂”：朱熹《诗集传》说：‚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

《鲁颂》、《商颂》中的颂德诗有：《鲁颂》中的《駉》、《有駜》、（《有駜》，其颂德兼有宴饮的内容，属于兼类现象）《泮水》、《閟宫》和《商颂》中的《玄鸟》、《长发》、《殷武》。

《鲁颂》四篇都是赞颂鲁僖公的诗。▲《駉》，《毛诗序》说：“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此诗是赞颂鲁僖公的，并认定其作者为史克。朱熹《诗集传》说：“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由其立心之远。”这首诗赞美了鲁僖公牧马之盛，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借牧马之盛以喻人才之盛。正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所说：“此诸家皆谓颂僖公牧马之盛，愚独以为喻鲁育贤之众，盖借马以比贤人君子耳。”

▲《有駜》，《毛诗序》：‚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诗集传》：‚此燕饮而颂祷之辞也。‛赞 28

颂了鲁僖公和群臣燕饮不废政事，君对臣以恩惠，臣事君则尽忠，上下和谐融洽并诒福子孙的功德。

▲《泮水》，《毛诗序》：‚《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泮宫是古代学宫。主要是写鲁僖公征服淮夷后在泮宫宴庆，赞颂了僖公的武功和威德。‚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以泮宫来衬托鲁侯的武功。

▲《閟宫》，《毛诗序》说：“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这首诗从追溯其始祖后稷神奇诞生开始，又历叙周先祖及文王、武王的功绩以及鲁侯的受封开国，接着写了鲁僖公的功绩。最后一章写了修建庙堂和新庙建成：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赞美了新建寝庙的功绩，并点出由“奚斯所作”。至于奚斯所“作”的是什么，是作的奕奕新庙呢，还是作的这首《閟宫》诗？这牵涉到本诗作者的问题，因此，这句不明确的诗给后人带来了难断的公案。

《閟宫》是《诗经》中最长的一篇。朱熹《诗集传》列为9章，他认为第四章脱一句，所以现为120句。而《毛诗》列为8章，120句，492字。

《商颂》中的《玄鸟》和《长发》是赞颂商代先祖的颂德诗。这两首诗，虽然与《那》、《烈祖》同样是祭祀宋国祖先的诗，但它们与前二者不同。《那》与《烈祖》着重表现祭祀典礼和颂祷祈福，而《玄鸟》和《长发》并非颂祷式的悼念，而是庄严崇敬、热情昂扬的赞美，所以它们应属于颂德诗。一些学者将这两首诗称作商民族的史诗，也正是从其内容的这种性质来说的。

▲《玄鸟》，《毛诗序》说是“祀高宗也”，这首诗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起，赞颂了商王朝的光辉历史，歌颂了汤上承天命，奄有九州，治理四方的功德，然后着重歌颂了高宗武丁继承商汤的大业，恪尽其职，使宇内一统，繁荣昌盛。

▲《长发》，《毛诗序》说是‚大禘也‛。大禘的仪式是祭天而以祖配天，诗中以之配天的商之祖先有契、相土和汤，而主要是赞颂汤的功德。

（五）赞颂功臣的诗。

赞颂功臣的诗一般是将周王朝对功臣赐命、颂功结合在一起。这些诗的产生并编入诗集文本，说明作为礼仪乐歌的《诗》，其内容和创作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由颂祷周天子及其先祖以德配天到赞颂周天子敬天法祖、绍续祖德，是一重变化；由赞颂周天子敬天法祖、绍续祖德到赞美天子求贤用士、乐育贤才，又是一重变化；再往下又出现了向赞美功臣政绩方面的第三重变化。而这三重变化的过程，似乎可以说明今本《诗经》之前所编定的三个文本其编辑思想和编订乐诗文本目标的变化。

这类诗有《大雅》中的《江汉》、《崧高》、《烝民》、《韩奕》。这四首诗，《毛诗序》都说是‚尹吉甫美宣王也‛，实际上，它们是赞美周天子大臣功绩并以大臣之口赞颂周宣王的作品。

▲《江汉》，《毛诗序》说：‚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郑《笺》云： 29

“召公，召穆公也，名虎。”朱熹《诗集传》说：“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朱熹最早提出了这首诗是天子赐命的器物铭文的看法：言穆公既受赐，遂答称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庙器，而勒王策命之词，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万寿也。„„既又美其君之令闻，而进之以不已，劝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极意于武功。

《江汉》一诗虽然与战争有关，但其天子赐命的主题是主要的，也可以将这首诗看作兼类现象。全诗六章，其五、六章写了召虎受天子赏赐，作器铭记天子恩德并称颂天子：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崧高》与《烝民》，二诗同为尹吉甫的送别之作。《毛诗序》说：“《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诗集传》说《崧高》是“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谢，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烝民》是“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这两首诗的题材、内容以及表达方式都很相近。赞美的对象都是宣王时重臣，《崧高》赞颂的是申伯；《烝民》赞颂的是仲山甫。这二位重臣的地位、名气、功德、政绩皆相匹。《崧高》赞美的方法，是先将申伯与仲山甫并举，然后突出申伯；《烝民》则从第一章就着力颂赞仲山甫。具体说，《崧高》写的是宣王的母舅申伯来朝，宣王对其优渥有加，派召伯虎为申伯建谢城以封之。尹吉甫送申伯就封于谢，作此诗以赠之；《烝民》写的是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徂齐，城彼东方，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

▲《崧高》开篇，‚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气势雄壮，起笔不凡，方玉润说其是“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烝民》开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以理念取胜，方玉润说其是‚此《三百篇》说理第一义也‛。两诗都是八章，章八句，结尾一章颂美的笔法亦相同，分别讴歌了二人的功德，并明示出作者及其作诗之意。《崧高》尾章：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尾章：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两首诗是《诗经》中少有的标示出作者名字的作品。

▲《韩奕》，《毛诗序》说：“《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朱熹《诗集传》说：“韩侯初立来朝，始受王命而归，诗人作此以送之。”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云：“韩，韩侯。奕，犹奕奕也。宣王命韩侯为侯伯，奕奕然大，故诗以‘韩奕’命篇。”《韩奕》写韩侯朝周，受天子册命，“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这是赞美韩侯，同时借以歌颂宣王的诗。

四、战争诗（附：《国风》中的此类诗）

《诗经》中有一部分诗反映了周王朝对其他各部族进行的一些重大战争，并对这些战争行为着意赞颂。这些诗，有《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以及《大雅》中的《江汉》、《常武》。

自西王朝建立始，诸夏与四夷间的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不仅从来没有在根本上解开过，而且时有激化。东南方的淮夷、徐戎，南方的荆蛮，东北方的北戎、无终、山戎，北方和西方的玁狁等民族、部落，长期以来对西周的政治统治形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们不时地侵扰中原地区，西周王朝与四夷的民族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西周最严重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部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分布的地区相当于今陕西西部、北部，以及山西、河北大部分。戎狄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叫玁狁(亦称犬戎)。此六篇战争诗都是周宣王时的作品。

◆战争诗的内容

《诗经》中的战争诗，《采薇》、《出车》、《六月》反映的是同玁狁的战争；《采芑》反映的是同荆蛮的战争；《江汉》、《常武》分别记述了同淮夷、徐戎的战争。总的看来，这些战争基本属于反对外族入侵，维护和加强周王朝政治统治的正义战争，它对于稳定政治局势，发展封建领主制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采薇》是一首反映戍边士卒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的诗歌。关于它的历史背景，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诗序》说：“《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也。‛这是说，《采薇》是文王时送戍边士卒出征的乐歌。然而，诗中屡言‚曰归曰归‛、‚昔我往矣‛、‚今我来思‛等语，殊与《诗序》所说的“遣戍役”的内容不符，可知此说是不可靠的。《汉书·匈奴传》说：“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这显然是《史记·周本纪》所说的周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的具体解说。据此，《采薇》当是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的作品。

采薇豆科植物，现叫野豌豆苗 采薇，薇亦作止作，长出，指初生；止，语气助词。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暮”。靡室靡家靡，无；室，与“家”义同，猃狁

xiǎnyǔn，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到春秋时代称为戎、狄，战国、秦、汉称匈奴 之故。不遑启居没有时间安居休息。惶，闲暇。启居，跪、坐，指休息、休整，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柔嫩 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炽烈，容忧心如焚，载饥载渴。我戍未定戍，防守，指防守地；定，安定，靡使归聘使，使者；聘，问侯。

采薇采薇，薇亦刚坚硬 止。曰归曰归，岁亦阳十月为阳 止。王事靡盬

gǔ，休止，不遑启处。忧心孔疚孔，非常；疚，病痛、苦痛，我行不来同“勑”，慰勉！

前三章为第一段，表现出久戍边关的军士艰苦的生活和盼归的心情。前4句，以复 31

沓的方式，抒发军士思家盼归之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心情越发急切难忍。首句以采薇起兴，但兴中兼赋。因薇菜可食，戍卒正采薇充饥。所以这随手拈来的起兴之句，是口头语眼前景，反映了戍边士卒的生活困苦。征戍生活既艰苦而又漫长，“薇亦作止‛、‚柔止‛、‚刚止‛，显示薇菜刚刚破土而出，继而幼苗柔嫩，最后成熟变硬的三个不同的生长阶段。时间上的递进，暗示征人的久戍不归。它同‚岁亦莫止‛和‚岁亦阳止‛一起，表现出了时间的流逝和戍役的漫长。由年初到岁末，久戍不归，这对时时有生命之虞的戍卒来说，不能不“忧心烈烈”。这当然要使戍边的兵士心生怨嗟之情，可是诗中的兵士理解，他们过着无室无家，疲于奔命，不得歇息的战场戍边生活，是因为猃狁猖狂入侵大肆骚扰的缘故。诗中的兵士怀恋乡土，思念亲人，但更通晓大义，懂得共同御侮，英勇抗敌，才有和平安定生活可言的道理。后4句说出了戍役难归的根本原因是“玁狁之故”。对于敌人入侵，战士同时交织着恋家思亲的个人情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这是两种互相矛盾又同样真实的思想感情。这也构成了全诗的情感基调。

彼尔维何尔，同“ ”，花盛开的样子；维，语助词？维常之华常，即棠棣，木名，开红花、白花。华，同“花”。彼路通“辂”，指高大的战车 斯语气词，无实义 何？君子指将帅 之车。戎车兵车 既驾，四牡业业牧，雄马；业业，高大雄壮貌。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指交战频繁。捷，“接”的通假字，与敌交战。

彼四牡，四牡骙骙kuí，雄壮威武貌。君子所依乘坐，小人所腓小人，指士卒。腓，庇，掩护。四牡翼翼行列整齐动作熟练貌，象弭鱼服mǐ。象弭，象牙镶饰的弓；鱼服，鲨鱼皮制的箭袋。服，通“箙”。形容装备精良。岂不日戒日日戒备？猃狁孔棘同“急”！四、五两章是第二段，对紧张激烈的战争生活和战斗场面追进行了具体描写。“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写出了军容军威之壮。将士们兵车在驾，四匹雄马高大壮健，这是一派严阵以待，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昂扬气势。至此，气势为之一振，其情调也由忧伤的思归之情转而为激昂的战斗之情。接下来是战斗场面的描写：主帅乘着战车指挥，兵士借战车掩护身体。表现了全军将士同仇敌忾而勇赴国难的精神。‚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在战车的掩护和将帅的指挥下，士卒们紧随战车冲锋陷阵；‚四牡翼翼，象弭鱼服‛，战马强壮而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战无不胜。

昔我往指当年离家出征 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语助词，雨yù，动词 雪霏霏雪花纷飞貌。行道迟迟缓慢，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第六章是最后一段，它以军士离家出征时的风光与归途中眼前景物进行对比，表达出了抚今追昔，痛定思痛的悲苦之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昔日从 32

军，春风佚荡，杨柳披拂；今朝归来，时值冬季，大雪漫天。这是通过写景记事来抒情伤怀，即融情于景中，情景交融。它给人的感受和引发人的思索是深邃的：人的生命在在“今”与“昔”、“来”与“往”、“雨雪霏霏”与“杨柳依依”的情境变化中流逝，令人惆怅于怀，黯然神伤。这也正是这意境给人的深层生命感受。‚行道迟迟，载渴载饥‛，这眼前的生活困境又加深了他的忧伤。“行道迟迟”还应包含着对家乡和亲人的牵挂。一别经年，“靡使归聘”，生死存亡，两不可知，当此回归之际，必然会生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渡汉江》）的忧惧心理。然而，上述种种忧伤在这雨雪霏霏的旷野中，无人知道更无人安慰；‚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正是这种复杂心情的高度概括。它所表达的忧伤之情，可谓“以少总多”，全诗在这孤独无助的悲叹中结束。●思想内容

这首诗以一个士兵的口吻，在长年征战后归家返乡途中，追述戍边征战的艰苦和思乡之情，再现了军中生活的艰辛，用痛定思痛的反思，多层次地表现了行役之苦，同时也表现出周人奋勇抗击异族入侵、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艺术特色

（一）创造了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就这首诗的风格而言，它具有较为浓郁的哀怨色彩。其哀怨风格的形成，得力于诗中的佳句妙语。‚杨柳依依‛四句融复杂、抽象的情感于柔婉、凄迷的景物之中，这是“写物态慰人情”。宋祁《宋景文笔记》说：“《诗》曰：‘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见整而静也，颜之推爱之；‘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写物态慰人情也，谢玄爱之。‛它于物态描写中显现了人的情怀，物中有我，景中寓情。它运用对比的方式，将时序之“今——昔”、物候之“柳——雪”、人生之“往——来”剪接融汇，创造出超越现实的典型画面。短短4句诗，看似平淡，娓娓道来，却充满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同一个“我”，但有“今昔”之分，同一条路，却有“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之别，而这一切都在这一“往”一“来”的人生变化中生成。刘勰：“情以物牵，词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诗章在对比中容纳了人生的深沉感慨，从而把我们带进更高的审美境界，去体验人生的奥义。这种以今昔不同景象来体现时空变换的表达方式被后人广泛追摩，曹植：“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昔我初迁，朱华为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杜甫：“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刘勰评价说是‚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这种情景交融的意境给人带来心灵的感受和生命的思索，具有艺术回味的无穷韵致，历来被人传诵，视为以景托情抒发哀怨之思的典范。恰如刘熙载《艺概》所言，“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谢安与其侄谢玄鉴赏《诗经》佳句的一个小故事：谢公(谢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谢安认为“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出自《大雅·抑》，意为：“伟大的计划定为命令，33

远大的政策及时宣告。”），“偏有雅人深致”，是《诗经》最佳之句，实在让人不解其意，而谢玄举《采薇》末章四句称扬之为佳句，则表现出比谢安高明得多的鉴赏力和健康得多的审美情趣。

（二）创造了“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的诗歌美学境界。

王夫之《姜斋诗话》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是以乐景写哀，以丽春美景反衬征人与亲人猝别的哀怨；“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以哀景写乐，以天不作美衬托征人归家的急切心情。方玉润《诗经原始》评述《采薇》时说：‚此诗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情，非可言喻。‛这可说是很恰当公允的评价。

（三）语言生动、形象，尤其是叠音字的使用，具有传神的效果。

朴素生动的语言是构成《采薇》末章意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依依”状弱柳随风轻拂之态，“霏霏”拟白雪纷纷飘洒之形，“迟迟”言道路漫长、内心愁苦之情。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创造出一幅具体可感的图画，给读者以亲切的感受。“杨柳”对“雨雪”，“依依”对“霏霏”，读来风致嫣然，昔往今来的物态人情在这对偶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烈烈”形容忧心如焚，“业业”、“骙骙”、“翼翼”形容军马雄壮，军容整齐；“依依”状柳枝袅娜拂动；“霏霏”写雪花稠密飞扬；“迟迟”形容步履艰难缓慢，或抒发忧愤情感，或摹写事物状态，或描述景物特征，都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且声韵铿锵，增强了音韵美和艺术魅力。

《采薇》作为战争诗，就其题材而言，可称得上是后世边塞诗的开山之作，就其风格而言，它具有较为浓郁的哀怨色彩。其哀怨的风格，不仅表达了诗人的自身哀怨，而且也反映了具有普遍社会心理的，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社会哀怨。

▲《出车》，也是以抗击玁狁侵略为题材的著名诗篇。《毛诗序》说：“《出车》，劳还率也。”从诗的内容来看，并非专为慰劳将士而作。《出车》是反映周宣王时大将南仲率师出征抗击玁狁这一战争活动的诗篇。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说它是一篇“点兵行”。就诗的前二章而言，称作“点兵行”，未始不可，但就全诗来说，叫做“点兵行”，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三章以下有点兵之外的多方描述。

《出车》首章、二章以南仲的口吻进行叙述。首章写备战活动的紧张繁忙和周王朝军容的雄壮威严；二章专写军中建树各种各样的旗帜在风中飞扬的壮观景象；第三、四两章以出征军士的角度展现出这场战争，并表达出不以家事辞王事的大义。第三章写战争的场面与进程，先进驻于“方”地，并在那里构筑工事，然后以此为据点，出动战车向更北的“朔方”进击。“出车彭彭，旂旐央央”二句，又以旗帜飞扬写出了军威雄壮的赫赫声势。在这样的军威之下，“玁狁于襄”，胜利是必然的。第四章：“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塗。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远离家乡和边庭艰苦而紧张的军中生活，引起了征人难以排遗的思乡之愁。征人无时无刻不怀念故乡和亲人，但更敬畏那写在简策上的戒命。至此，厌战 34 的情绪与报国的情怀在“王事多难”这一背景下获得了统一。末二章写征人之妻对征人的思念。末章以女子所见所闻，描绘出南仲率军凯旋带给了人们春和景明般的和平生活。

《出车》以宣王时抗击俨狁的战争为主要线索，概括了一般的对外战争，反映了当时人们因敌人入侵而激发的爱国感情，也揭示了征人怀乡思亲的复杂心理。作为战争诗，它具有深刻社会性。诗从南仲、征人、征人妻子三个方面表现同一场战争，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了人们在抗击外族入侵时普遍的社会心理。

《出车》最独特的表现方法是叙事角度灵活多变。诗中的“我”字，三次转换叙述视角，前二章中的“我”，是军中统帅南仲的视角；

三、四章中的“我”，是指征人；末二章中的“我”，是指征人的妻子。这种视角的转换，从最易反映事件本质的角度，深刻而真实地传达出诗人的复杂情感。

▲《六月》：“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与《采薇》、《出车》的主题相同。《毛诗序》说：‚《六月》，宣王北伐也。‛是叙写尹吉甫奉宣王之命而率师北伐玁狁，并赞扬其凯旋而归的诗。诗中描写了玁狁的猖狂入侵：“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面对“玁狁孔炽”的紧急敌情，将士们严整军威勇敢出征，“以匡王国”。《六月》通过描写并赞美兵车战马，反映了周王朝抗敌之军的威武雄壮，明确揭示了反玁狁入侵之战的正义性。

▲《采芑》，是赞美宣王大臣方叔受命帅师征伐荆蛮的诗。《毛诗序》：“《采芑》，宣王南征也。”《诗集传》说：“宣王之时，蛮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事以起兴……又遂言其车马之美，以见军容之盛也。”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由此，《采芑》所叙或即此战役。

《采芑》共四章，每章十二句。前三章极力夸耀方叔所率军队阵容的强大威武，分别写方叔车饰马具非同一般，方叔身着命服指挥战斗，周师在进军的鼓声中同敌人较量。诗的末章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怀着对经常发动掠夺战争的荆蛮的义愤，怀着对周“大邦”的敬畏的感情，谴责敌人的入侵，赞颂了方叔的赫赫声威。具有雄才伟略的方叔率领部下战胜荆蛮，擒获许多俘虏。诗中赞颂方叔驱战车攻击敌人的气势“如霆如雷”，他用兵明信，声威显赫，他以曾出师征服玁狁而使荆蛮闻风畏惧。诗人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歌颂了战争的正义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大雅》中的《江汉》与《常武》，分别为叙写了周宣王命令召虎讨伐淮夷和周宣王平定徐戎的叛乱。

▲《江汉》，《毛诗序》说：“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郑笺》说：“召公，召穆公也，名虎。”《诗集传》说：“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江汉》表现了对正义战争的歌颂，对周王朝武勋的歌颂，赞美了召虎忠诚于天子的品德。

《江汉》六章，章八句。前四章盛赞“武夫”威风凛凛，征讨四方的赫赫军功，后两章则专写召虎平定淮夷后受到周王赏赐，于是作器铭记周王恩宠并称颂天子的文德。

▲《常武》，《毛诗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此次战争的胜利解除了周王朝的一部边境祸患，安抚了南方诸侯，这首诗赞美了周宣王亲自征伐徐戎之战所取得的胜利，歌颂了周宣王的文德武功。

全诗六共章，四、五两章从正面分别写了征淮和征徐的战争场面：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第四章写征淮之战中王师武威，如雷霆震动，如猛虎怒吼；第五章写征徐战役中军势强盛，勇猛如苍鹰戾天，严整如山峦环抱，迅疾如江汉决堤。这一系列比喻的巧妙运用，不只是形象鲜明、刚健有力，还具有不同凡响的神韵和气势。

▲《常武》的标题其命题方式与《诗经》其它篇目不同，它一反取诗篇开头几个字命题的方式而专立标题。以《常武》为标题，按《毛诗序》的说法，应是‚有常德以立武事‛，故为《常武》。王质在《诗总闻》中认为，‚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近代有学者认为该篇是以乐名诗，颂赞武王克商之乐为《大武》，故赞美宣王中兴之乐诗为《常武》。

反映诸侯的对外战争。这类战争诗有《秦风》中的《小戎》和《无衣》。

▲《小戎》，《毛诗序》说：‚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诗集传》说：‚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国人往而征之，故其从役者之家人，先夸车甲之盛如此，而后及其私情，盖以义兴师，则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这首诗是通过思妇的角度反映战争主题的。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思妇诗，它写对出征亲人的怀念，不是写儿女情长，而是极写将士的战车、战马以及兵器，表现出军容严整，军威强盛，充满阳刚勇武之气。

▲《无衣》，《毛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以此说来，这是一首刺诗。但从全诗内容看，却没有一点“刺”的成分。相反，全诗三章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国中勇士慷慨从军，同心协力，奋勇杀敌。所以，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军歌，《序》、《疏》之义与诗不符。

关于此诗的本事，又另有一说。《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吴王阖庐与伍子胥伐楚，楚昭王战败逃亡，楚国危急。楚大夫申包胥如秦乞师，秦伯使辞申包胥。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 36

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秦师乃出。由此看来，《无衣》是赞美秦哀公见义勇为，复立楚国的诗。鲁定公四年是公元前506年，如果此说成立，则《无衣》当为可考证产生最晚的诗篇。但从作品来看，此说实在是很牵强，令人难以赞同。◆《诗经》战争诗的特征

综观《诗经》中的战争诗，有着与一般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不同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这些战争诗不以正面表现战争场面为主，而是以主要的内容来写其它方面，如征人怀乡、军旅艰辛、家人思念等悲愁怨恨。这就形成了《诗经》中的战争诗比较复杂的思想意蕴。复杂的思想意蕴是由复杂的社会矛盾决定的。在当时的社会矛盾中，既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有周王朝和异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当外族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人民群众勇赴战场，英勇作战。但那些暂时成为次要矛盾的其它矛盾，包括战争本身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也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怨恨。在战争诗中，往往表现出征人克服种种艰辛和痛苦，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高尚品质和爱国精神。

战争诗的另一个特征，是在表现战争时，一般不是直接描写具体的战斗场面与过程，而是更多地表现军势强盛、王师威武，在气势和氛围上大肆渲染。诗中没有激烈的厮斗和血腥的搏杀，而是表现威武之师的震慑和道德力量的感化。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解说《出车》所言：“观其二章，先叙出军车旂之盛，旟旐飞扬，仆夫况瘁，已将大将征伐声势赫赫写出„„早使敌人丧胆，玁狁慑服。故不烦一镞一矢，但城朔方而边患自除。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灵，下同士卒劳苦，何能收功立效之速如是哉？”归根结底，这些战争诗写王师的胜利，是靠王道荡荡，是靠文德，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古代崇德尚义和胜残去杀的进步思想。

五、田猎诗（附：《国风》中的此类诗）

《诗经》的田猎诗存在于《国风》和《小雅》中。这些田猎诗有两种情形，一是表现一般猎手的打猎活动，二是天子或诸侯大规模的狩猎。前者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一般表现出对猎手勇武精神的赞美，即对劳动生活的歌颂；后者在叙述描写壮观的狩猎场面中，则往往表现出教战、演武等军事活动的目的，甚至有的天子之猎具有炫耀武力的政治目的。因此，有的学者 把前一种田猎诗归入劳动生活一类，将后一种田猎诗归于战争诗一类。

《国风》中的田猎诗有《周南·兔罝》、《召南·驺虞》、《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齐风·还》、《卢令》、《秦风·驷驖》，这些基本上是属于表现劳动生活、赞美猎手的诗篇；《小雅》中的田猎诗主要有《车攻》和《吉日》，它们是属于上述田猎诗的后一种情况。

▲《召南·驺虞》，二章：彼茁者葭，壹发五豝，吁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吁嗟乎驺虞！

诗中的“驺虞”究竟指为何物？这是解释此诗的关键。《毛诗序》说：“《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毛传》说：“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这是将驺虞解释为义兽。这样的解释，与诗的内容不着边际，属臆说妄断。《鲁说》、《韩说》曰：“驺虞，天子掌鸟兽之官。”汉代贾谊《新书》也说：“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 驺虞为掌管天子园囿中兽类以供其射猎的官职人员。这首诗赞美了猎人高超的射猎本领。诗中“彼茁者葭”，“彼茁者蓬”是射猎场所的环境描写；而“壹发五豝”，“壹发五豵”则是对猎人射箭技艺精良的夸张描绘，每章末句“吁嗟乎驺虞！”对猎人高超的本领发出了赞叹。全诗情绪激昂热烈，并有着古直深沉的风韵。

《周礼·春官·钟师》云：“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仪礼·乡射礼》云：“乃奏《驺虞》以射”，这说明《驺虞》的乐曲在举行射礼时所演奏。《礼记·射义》云：“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的乐、诗均已亡佚，从诗的内容看，《驺虞》乐曲的节奏应是短促激昂的。

▲《齐风·还》，三章：

子之还（茂、昌）兮，遭我乎峱之间（道、阳）兮。并驱从两肩（牡、狼）兮，揖我谓我儇（好、臧）兮！《毛诗序》说：“《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习于田猎谓之贤，闲于驰逐谓之好焉。”说这是一首刺诗，与作品的实际内容不符，这是一篇赞美猎手的诗。它描写了两个武艺高超的猎手在行猎中不期而遇，互相夸赞打猎本领，全诗体现出了健壮豪迈的阳刚美。

▲《卢令》，《国风》中最短的诗：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鋂，其人美且偲。《毛诗序》说：“《卢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卢令》与《还》一样，也是一首赞美猎手的诗篇。所不同的是，《还》是二人并驱出猎，相互称赞，是猎手自誉之诗；《卢令》是一人携犬出猎，是旁观者对其进行的赞誉。《卢令》从旁观者的角度写一携犬出猎者，闻猎犬颈上清脆悦耳的环铃声，进而夸赞猎手的和蔼仁慈、髯发飘逸、勇壮能干，由猎犬环饰的声音想到猎人的多才干练，不由发出充满敬意的赞叹。作品从听觉和视觉的双重效果唤起读者的形象思维，塑造了一个健美勇武的猎人形象。

《郑风》中的《叔于田》、《大叔于田》，更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狩猎活动。这两首诗所赞美和歌颂的对象都是出众超凡的猎手，这两首诗的主人公都被称作“叔”。前者侧重表现出对“叔”宽仁、美好、英武的精神风貌无限地倾慕和钦敬；后者则以烘托和渲染的笔调着意描绘了“叔”在狩猎活动中的勇武雄豪。对于“叔”的勇武，前者虚处着笔，后者实处落墨，《大叔于田》似是《叔于田》的续篇。

《毛诗序》说：“《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按《毛诗序》的说法，二诗均为“刺庄公”而作，诗中的“叔”就是《左传·隐公元年》所记载的谋夺郑庄公权柄而终于被庄公灭掉的共叔段。朱熹《诗集传》也说：“段不义而得众，国人爱之，故作此诗。”但他转而却又说：“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说之词也。”从实际内容上看，此二诗并非刺诗，也无讽刺意味，诗中之“叔”与共叔段亦风马牛不相及。崔述在《读风偶识》中对此进行了很好地辨述，他说：“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郑人以叔称者，常不下十之五。”“大抵《毛诗》专事附会，仲与叔皆男子之字。郑国之人不啻数万，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不能因为“郑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复字叔；郑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复字仲”。

▲《叔于田》三章：叔于田，巷无居人（饮酒、服马）。岂无居人（饮酒、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好、武）。

三章诗分别称颂“叔”的“洵美且仁”、“洵美且好”和“洵美且武”。当“叔”出猎时，竟然“巷无居人”、“巷无饮酒”、“巷无服马”。诗人以极度夸张的奇句，紧承起势突兀的首句，写出了“叔”的引人注目和超凡出众。接着，诗人于撰奇句之后又自作了巧妙解释，不是街巷里真的没人，而是谁也不如这位出猎的“叔”，不如“叔”漂亮仁慈、善良美好、英武可夸。符合情理的夸张突出了猎人的形象，表达了诗人对豪迈英武的猎人的敬慕之情。

如果说，《叔于田》还停留在颂扬猎人本身的仪表与气质的话，而《大叔于田》则转换了表现的视角，对“叔”的善射、善猎、善御、善骑，即行猎的全过程作了具体的、正面的描写。陈子展先生认为，《大叔于田》似乎是由《叔于田》改写的，或者二者同出于一母题之歌谣。“此二诗有不同者，《叔于田》其人为闾巷之士，一人单猎；《大叔于田》其人为大夫一流人物，率众围猎，且与郑君亲近，故诗云‘袒裼暴虎，献于公所’。顾亦无以证其必为叔段。”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叔于田，乘乘马（黄、鸨）。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两服上襄、两服齐首）。叔在薮，火烈具举（扬、阜）。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诗的首章从“叔”的善御写起，以“如组”、“如舞”的比拟，来夸赞他御术的娴熟。在接下来描绘宵夜举火围猎的惊心动魂场面中，“叔”在猎火升腾的背景下，袒胸赤膊勇猛地冲上去与猛虎搏斗，并将打死的老虎献给了“公”。诗人以“袒裼暴虎”之句画龙点睛，充分地表现出在与野兽搏战的激烈场面中“叔”那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将叔无狃，戒其伤女”两句，表达了人们对“叔”的劝戒，满含关心爱护之意，同时也是对“叔”的雄健矫捷，勇武非凡的举动的烘托与渲染。第二章写“叔”驾车驰骋奔突，追射野兽的激动人心的情景。在水边草地上扬起的猎火映照下，对“叔”那绝伦的驾御本领进行了动态的细节刻化。“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四句，直接写“叔”射猎和驾车的过程，《诗集传》云：“骋马曰磬，止马曰 39

控，舍拔曰纵，复箫曰送。”诗中的“磬”、“控“、“纵”、“送”准确地写出“叔”御车和射箭的动作，展示了一个既善御车又善射箭的优秀猎手的风采。第三章写射猎活动的结束。“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叔”的马渐走渐趋缓慢，“叔”发的箭稀少了，他打开箭袋把箭放到里边，又把弓装进了弓囊。诗以“马慢”、“发罕”、“释掤”、“鬯弓”几个前后相衔的动作的描写，表现出猎手的从容大度与悠然自得，从而与前二章“暴虎”、逐兽的紧张场面形成对照。一张一弛，一急一缓，节奏鲜明和谐，结构错落有致，逼真地再现了水边草地上宵夜射猎的全过程。

《大叔于田》以夸饰之笔描述了射猎的场面，显示了铺张扬厉的特点，用语工稳，音韵铿锵，这同汉代以后的赋的写法非常相似。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评论这首诗写法说：“描摹工绝，铺张亦复淋漓尽致，便为《长扬》、《羽猎》之祖。”

▲《秦风·驷驖》，《毛诗序》说：“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郑笺》云：“始命，命为诸侯也。秦始为附庸也。”此说是有道理的。但是，诗中所描绘的狩猎场面与过程决不仅仅是表现园囿之乐，而是通过对秦襄公狩猎过程的描绘，赞美了襄公的豪迈英武以及其部下的骁勇善战，表现出了秦人的尚武精神。作品从出发、射猎到归来的描写，尽管很简洁，但却隐含表现出了军队强盛的战斗能力。

▲《周南·兔罝》，比《秦风·驷驖》更明显地表明了在狩猎场上的“赳赳武夫”，是捍卫国家安全的保障。对此诗，古今文诗的解释都有牵强之处。《毛诗序》说：“《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是说此诗为赞美贤人众多。《孔疏》将其联系到武士：‚由贤人多，故兔罝之人，犹能恭敬，是后妃之化也‛，还是落到了后妃之化。《诗集传》云：‚化行俗美，贤才众多，虽兔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犹如此，故诗人因其所事以起兴而美之。‛《韩说》却云：‚殷纣之贤人退处山林，网禽兽而食之，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网之中。‛《墨子·尚贤上》也说：‚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这些解释实在是离题太远。对此，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进行了驳斥。他指出，《小序》谓“后妃之化”，不知武夫与后妃何与？《集传》所云“化行俗美”，也是牵强附会，但吕望、闳夭、泰颠等，虽有功王室，并非罝兔之人，这些都是拘泥迂腐之说。他说：‚窃意此必羽林之士，扈跸游猎英姿伟抱，奇杰魁梧，遥而望之，无非公侯之选。‛从诗的内容来看，《兔罝》赞美了打猎武士的勇武、忠良兼而有智，是国家安全的捍卫者。

《小雅》中的田猎诗《车攻》、《吉日》在描写周天子狩猎的壮观场面中，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教战、演武等军事活动的目的，甚至有的天子之猎具有炫耀武力的政治目的。

六、政治怨刺诗

《诗经》中的政治怨刺诗产生于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政治腐败的社会环境。怨刺诗的作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去观察社会问题，对统治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给予暴露、批评、抨击，并通过 40

这些方式或向统治者讽谏，或向社会展示，或抒发内心怨情，其目的在于使统治者警醒，切实解决种种社会政治问题，以维护封建领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政治怨刺诗主要存在于二《雅》的“变雅”之中。

统治阶级中一些具有正义之心和正直之道的人，他们有的由于比较接近下层民众，有的经历过同代表腐朽势力的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或遭受过被排挤打击的痛苦，因而对社会现实和统治者的腐朽现象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往往坚持原则，正道直行，通过诗歌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指斥统治者的不良政治和乏德劣行。因而，这些诗体现出了他们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斗争精神。这些诗是二《雅》中“变雅”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卬》、《召旻》和《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等。二《雅》中的政治怨刺诗是西周末期社会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必然出现的独特的文学现象。

◆政治怨刺诗的内容

政治怨刺诗的内容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对统治者在政治统治中的昏聩愚妄、凶残暴虐等现象进行讽喻和规谏；二是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暴露、抨击与批判；三是结合对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堕落、残害忠良现象的批判抒发内心的怨愤。这三个方面往往在一篇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但还是能够突出其中的某一方面。

▲《民劳》，《毛诗序》说：“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笺》说：“时赋敛重数，繇役烦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凌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这是召穆公规劝厉王修明内治、安民防奸的诗。周厉王暴虐无道，横征暴敛，使得人民赋役加重，不堪忍命。厉王的残酷统治，引起人民的公愤，但厉王采取堵塞言路、大肆杀戮的残暴政策来压制人民的意愿和呼声。在统治阶级内部，朝政腐败、纲纪废弛，召穆公在诗中对厉王听信谗言，信用奸宄和暴虐行政给予了谴责和劝谏。

全诗共五章。其首章：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开篇纵论天下大势，从民劳说起，凄楚之情溢于言表，为民请命精神充斥全诗。作者力主王政施恩德于畿内，然后安抚四方；要修明内政，谨防谗言，遏制权奸，防止寇乱；要对远近都实行怀柔，以使江山稳固。接下来的几章，作者从恤民、保全京师、无使政败、防止政乱以及警惕险恶之人等方面对厉王进行规谏。五章诗一气贯通，各章言辞一步步激切而旨意一层层深化，规谏中带有深深的指责。

▲《板》，《毛诗序》：“凡伯刺厉王也。”凡伯是周公的后裔，也是周王朝的重臣。诗中说“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这是作者劝谕同僚，但从全诗来看，却是托讽僚友，以大谏厉王为主旨。

全诗共八章。第一章以“上帝板板”开篇，以君王违反常道，政治无远见、政策不合理、41

漠视圣贤、不讲诚信而致使天道变化，下民遭殃，道出了其大谏的原由；第二章言上天降下灾难皆由政教混乱败坏；第三章托以指责同僚不听善言而实指厉王听不进劝谏；第四章同样以责问同僚拒绝善言为托，责备厉王骄傲轻狂，作恶多端，不可救药；第五章规谏厉王要正视上天的愤怒，指出人民正在暴政下痛苦呻吟。

第六、第七章：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作者运用多重比喻，形象地告诫厉王，百姓原本善良，政治教化应循循善诱，以使民顺；要以怀德之心保持群臣、诸侯与天子的和谐，才能取得安宁，否则就会使王朝覆灭，自毁长城。其实，作者已经看到了百姓的怨沸和社会的混乱，看到了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众叛亲离。在这些劝谏的后面，作者已经预见到了西周大厦的坍塌和厉王独夫遭遇的下场。最后一章仍然痛心疾首地告诫厉王，上天随时随地地监临，不可不敬畏上天，不可耽于享乐。整首诗对厉王苦口婆心，反复劝谏，款款真情，动人肺腑。作者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于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令人激情洋溢，荡气回肠。

▲《荡》，是《板》的姊妹篇，也是暴露和抨击厉王暴虐无道，邪僻骄妄，荒淫昏聩的诗。《毛诗序》说：“《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全诗共八章，作者托古讽今，以文王斥责商纣的口吻来痛责现实，面对政教败坏，民怨鼎沸，内外交困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示，痛心疾首地指出西周王朝面临着崩溃的危难局面。

首章：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作者托上帝之言来指斥君王纲纪荡然无存，政令乖僻，反复无常，不能善始善终的腐败现象。接下来的七章都以“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起头，从君王贪暴、排斥善类、朝政混乱、骄横自恣、纵酒无度、国事日非、内外交困、民怨鼎沸等多方面揭露和抨击现实政治统治。结尾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点出主旨，与开篇怨天恨地的激愤相对应，表现出王朝倾覆，不可挽回的发展趋势，令人警醒。

▲《抑》，《国语·楚语上》云：“昔卫武公年数有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作《懿》诗以自儆也。”韦昭注曰：“《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毛诗序》说：“《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毛诗序》说法有些含混。其实，自警与刺厉王是两件事，况且卫武公于耄耋之年写此诗时，距离周厉王之世已经近九十年了。所以，朱熹《诗序辨说》认为《毛诗序》评价这首诗有得有失，“以诗考之，则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从这首诗的内容看，尽管刺厉王之说难以成立，但它确实有刺王政之意，是刺当时的君王。

《抑》，12章，114句，468字，是仅次于《鲁颂·閟攻》第二长篇。

其首章：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开篇先揭示出威仪二字，然后提起哲、愚的不同。所谓“靡哲不愚”，是说邦无道则 42

愚，也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独善其身。在此，诗人表示出自守威仪，不肯为避祸而明哲保身的意志。第二章告诫君王要贤明，要“有觉德行”，才能使得“四国顺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要有宏图大略，并把远大的政策及时宣布；还要“敬慎威仪”，这样，才能教化四方，使之顺从，才能成为民众的表率。第三章指斥君王饮酒湛乐，迷乱朝政。第四章到第九章，诗人告诫君王要从夙夜匪懈、戒备不虞、谨言慎行、整肃威仪、接受善言，以温恭为德几个方面做起，使朝纲重振。第十至十二章，写作者对君王耳提面命地劝谏，而君王不肯接受，最后说：“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满怀忧虑地指出，如果君王邪僻的品性继续下去，国家将要灭亡，百姓要遭大难。

▲《桑柔》，《毛诗序》说：“芮伯刺厉王也。”这是芮伯刺厉王同时指责同僚的诗。芮伯是王畿之内的诸侯，周厉王的卿士，字良夫。《潜夫论·遏利篇》云：“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遂，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

《桑柔》对周天子的暴虐统治进行了暴露、抨击与批判。全诗共16章，112句。《桑柔》在《诗经》中诗章最多。有人说《诗经》中最长的诗是《桑柔》，其实《桑柔》虽有16章，但却是112句，只有450字。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八章为第一部分，在这里，作者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写出了西周王朝即将崩溃的危急形势，严厉指责了周厉王的贪残暴虐，并且至今还在祸国殃民。

其首章：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诗的后半部分，作者痛斥了执政同僚，他们尔虞我诈，目光短浅，贪欲无度，品行丑恶，指出民众的**不安，是由执政的小人贪利掠夺，缺乏远见和使用暴力造成的。

▲《瞻卬》是刺幽王的诗。《毛诗序》说：“《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所谓“幽王大坏”，即乱政亡国。作者指出了幽王乱政亡国有天灾和人祸两方面的原因：“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这是天灾；“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这是人祸。比上述天灾人祸更为严重的人祸是幽王宠嬖褒姒，信任奄人而最终导致周王朝的倾覆。诗中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召旻》，《毛诗序》也说是“凡伯刺幽王大坏”。它与《瞻卬》一样，都是刺幽王乱政亡国的诗。不同的是，《瞻卬》重点是从女祸之害的角度斥责妇人干政，较多主观抨击；《召旻》则是从任用小人的角度揭示国脉衰竭，更多客观暴露。

▲《小雅》中的《节南山》，《毛诗序》说：“《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这是幽王朝的大夫家父指斥太师尹氏败政的诗。《鲁诗》、《齐诗》均作“嘉父”。《郑笺》曰：“家父，字，周大夫也。”家父这位周大夫对统治集团党争的内幕和政治的黑暗腐败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虽然以大 43

部分篇幅谴责太师尹氏，但却把斥责的矛头指向了周幽王。幽王不亲政事，信任小人是导致天下丧乱的根源。

▲《正月》，《毛诗序》说：“大夫刺幽王也。”诗中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可知此诗着重斥责幽王宠惑于褒姒以至亡国之事。全诗共十三章。前六章着重写出恶人干政，是非混淆的乱政形势，国家处于行将崩溃的危急之秋；七至十一章指斥幽王昏乱暴虐，避塞贤路，使人“忧心惨惨”；十二章和十三章痛心疾首地指出小人朋比为奸，朝政日非，深切地表现出诗人的忧愤之情。

▲《十月之交》，《毛诗序》说：“大夫刺幽王也。”指斥幽王宠幸褒姒，日月告凶，招致灾异，皇父卿士乱政，百姓流离失所的诗。

全诗共八章。首章：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开篇则叙述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夏历当为八月）发生的日食现象。经科学家认定，这一天是公元前776年9月6日。古人认为日食的出现是人间灾祸发生的征兆。《汉书·郎顗传》说：“日者，太阳，以象人君。政变于下，日变于天。”幽王灭国之前，曾发生过大地震。《国语·周语》说：“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这些，都被认为是天怒人怨，天下大乱的预兆。

第四章，作者对以皇父为首的小人用事和艳妻煽宠进行了指责：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小人弄权，而正直的人遭受压抑。诗人满腹幽怨地倾诉他对王室勤勉忠正却落得谗毁交加的遭遇：“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雨无正》也是周大夫指责幽王昏庸，权臣误国的诗。诗中说“曾我暬御，憯憯日瘁”，这位大夫是“暬御”之职。“暬御”是君王近侍之臣，有向君王进谏之职事。郑玄《诗谱》认为《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为一人所作。阮元认为《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四篇，皆为暬御大夫一人所作。《诗集传》说：“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谋犹邪辟，无日而止。谋之善者则不从，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视其谋犹，亦甚病也。”朱熹对此诗概括得很准确。

▲《巧言》，《毛诗序》说：“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这是一首揭露抨击谗言乱政的诗。全诗共六章。开篇大呼“悠悠昊天”，向苍天倾诉谗言所造成的无穷祸患。第二、三章，作者尖锐地指出，产生这一切祸患的根本原因，是君王听信谗言：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君子信盗，乱是用暴。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匪其止共，维王之邛。

▲《巷伯》，《毛诗序》说：“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诗中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可知作者为“寺人”。“寺人”，《周礼·天官·寺人》注：“寺 44

之言侍也，取其侍御于君也。”《左传》中也记述过几位“寺人”，如“寺人披”、“寺人貂”、“寺人柳”等。可知，“寺人”是天子、诸侯宫廷中的阉人，亦即后世的宦官。寺人孟子被谗践刑而作诗抒愤，表现了疾恶如仇的精神和刚正不屈的气节。

全诗共七章，第六章中，诗人对进谗者发出了严厉的诅咒：彼譖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说：“刺谗诸诗无如此之快利，畅所欲言。”对进谗者的无情鞭挞和抨击，真是痛快淋漓。

◆政治怨刺诗的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具有相同的阶级地位。政治怨刺诗的作者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相同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指斥和抨击的目标是一致的。如，《小雅·节南山》的作者“家父”是周大夫，其诗指斥和抨击的目标是“王訩”。作者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地疾呼：“忧心如酲，谁秉国成”，对其阶级的统治和国脉衰竭处心积虑，作者的命运与西周封建领主统治休戚相关。又如，《正月》的作者“忧心茕茕，念我无禄”，他是为了行将崩溃的西周王朝而指责幽王乱政亡国。“念我独兮，忧心京京”，这无可排遣的孤愤与忧愁，既是为自己的遭遇而痛伤心怀，更是为政治统治的危机而忧心如焚。《十月之交》的作者，勤勉忠正，“黾勉从事，不敢告劳”，在“谗口嚣嚣”中却落得个谗毁交加的下场，表现出一个竭忠尽智报效王室的正统贵族的身份和地位。《雨无正》、《巧言》、《巷伯》等诗的作者，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是统治阶级中较为正直、进步的官员，他们对君王和小人的乱政亡国无比痛心，他们往往遭遇了各种迫害和打击，心中怀有一腔幽怨。如《雨无正》的作者寺人孟子被谗践刑而作诗抒愤，表现了疾恶如仇的精神和刚正不屈的气节。正是这些作者的阶级地位与个人政治遭遇的共同性，决定着其诗作主导倾向的一致。

第二，政治怨刺诗直接表现出西周王朝在政治统治中的昏乱、腐败，表现出这些政治活动中的是非之争，正邪之辨，善恶之分，体现出封建领主贵族内部进步与腐朽、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忠良与奸佞的矛盾对立。在这样的矛盾对立中充分反映出进步、正义、公正、忠良所遭受的迫害和打击，抒发了作者忠而被谤，信而遭谗的忧愤，暴露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残酷。

第三，政治怨刺诗的作者在揭露和指斥统治者横暴贪残的黑暗统治及其没落腐朽的乏德劣行的时候，明显表现出隆礼尚义、刚正不阿，不向腐败政治妥协，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和情操。

第四，政治怨刺诗的作者从维护封建领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忧国伤时，陈善闭邪，疾言直斥君王的昏聩愚妄、凶残暴虐和倒行逆施，表现出作者的正义感。呼唤统治阶级在政治统治中协调一致，兴利除弊，改革不良政治，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和君臣关系，从而实现政治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这是政治怨刺诗的主旨。

第二节《颂》

《诗经》中三百零五篇作品，其产生时间当属《周颂》最早。《清庙》是《周颂》中的首篇。《毛诗序》云：“祀文王也。”诗云：“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把文王视为神，通过祭祀来报答他的在天之灵，并把这种祭祀作为礼制固定下来。《维天之命》，《诗序》云：“奏《象舞》也。”《郑笺》云：“《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载芟》，魏源《诗古微》说是“召公西都之颂，在周公居东未归之时”的诗作。《执竞》，《诗序》云：“祀武王也。”《周颂》三十一篇的创作情况，概言之，作者为周公、召公、周王或史臣，时代为西周初期武王、成王时期，下逮康王、昭王之世。这些诗都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为周室庙堂之乐。它由周王朝太师所掌管，藏于官府，并用以教戒贵族子弟的。

从作品的形态来看，也有两点可以说明《周颂》是西周早期的作品：一是叶韵多不规则；二是篇章比较零乱。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说周颂》中认为，《颂》的乐声较《风》、《雅》为缓。他从四个方面来论证：一，《风》、《雅》有韵而《颂》多无韵。其声缓而失韵之用，故不用韵；二，《风》、《雅》皆分章，且前后章句法多相叠。若声过缓，则虽前后相叠，听之亦与不叠同；三，其声缓，故篇幅短小，如《清庙》仅八句；四，《仪礼·燕礼》记载，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肆夏》一诗不过八句，而自始奏以至乐阙，所容礼文之繁如此，则声缓可知。由乐声缓引起的《颂》诗多无韵、不分章和诗篇短小，都能说明其创作的时间早。所以，《周颂》产生于西周初期的观点，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

《周颂》的风格雍容肃穆，舒缓悠扬。《周颂》产生在镐京一带。《周颂》中的诗篇多为祭祀周部族及西周前期各代周王时的乐舞歌曲，诗中极尽颂美之意。其所称名号有后稷、太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这些王死后才有这样的称号，可见这些诗歌大约为西周初年，即周武王至周昭王一百多年间的作品。

一、祭祀诗（附：《商颂》中的此类诗）

宗教祭祀活动是古代社会生产劳动必要的补充、辅助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周人的祭祀，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说文解字》解释“礼”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盛玉以致神之器谓之豊，若豊，推而奉神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

祭祀是一项正式的并且是极为重要的行政内容，是政治统治系统中的要务。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天地、宗庙之祭，还有其他如社稷山川和鬼神之祭。这些祭祀活动具有极为强烈的政治 46

色彩和伦理道德色彩。统治者根据祭祀内容的需要，将其制定为各种祭祀活动仪式的典章制度。《周颂》中这类颂祷神灵和祖先的祭祀诗作占其一半以上；《商颂》中，《那》和《烈祖》属于颂祷诗，是对商的祖先祭祀、祈祷致福之作。

《诗经》中狭义的祭祀诗主要有《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执竞》、《思文》、《有瞽》、《潜》、《雝》、《载见》、《武》、《丝衣》、《桓》、《赉》、《般》和《商颂》中的《那》、《烈祖》等。

《周颂》中的祭祀诗主要有五类：一是祭祀文王的诗；二是祭祀武王的诗；三是祭祀成王的诗；四是祭祀天地山川的诗；五是于宗庙表演的乐歌舞，用以颂美天子的功绩。

第一类，祭祀文王的诗，有《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等。

▲《清庙》：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毛诗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郑笺》：“《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清庙”即为文王之庙。但也有学者以为“清庙”广指诸庙，非独文王。不管怎样解释“清庙”，祭祀对象主要为文王则是不错的。

▲《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毛诗序》：“太平告文王也。”《郑笺》：“告太平者，居摄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礼作乐。”这是周公摄政，辅成王致太平，祭祀文王的乐歌。

▲《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毛诗序》：“奏《象舞》也。”它是《诗经》中最短的一首诗，只有十八个字。明代何楷认为它与《清庙》、《维天之命》共为一篇。清代李光地：“《清庙》方祭之诗，《维天之命》祭而受福之诗，《维清》祭毕送神之诗。”这三首祭祀文王的诗确实有着一定的连贯性。《清庙》以肃穆雍和的神情颂祷文王之德至善至美；《维天之命》颂祷文王之德纯正；《维清》“先言文王之典戡乱，后言文王之典致治。”

▲《我将》，是在明堂祭祀文王，以文王配上帝的乐歌。明堂是天子宣扬礼乐王道的宫室。第二类，祭祀武王的诗，有《执竞》、《载见》等。

▲《执竞》：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诗开篇即颂美 47

武王的功绩天下无与伦比。

▲《载见》，是成王即政后率诸侯祭祀武王的诗，并祝颂成王多福，诸侯功德有加，王朝平安光明伟大。‚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绥以多福，俾缉熙于纯嘏。

第三类，祭祀成王的诗。以《昊天有成命》为代表。

▲《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毛诗序》说是“郊祀天地也。”其实这是一首祭祀成王的诗。诗中“二后”虽是指文王、武王，但全诗突出颂美成王的功德。

第四类，祭祀天地、山川的诗，有《天作》、《时迈》、《思文》、《潜》、《雝》、《丝衣》等。▲《天作》，是成王祭祀岐山，颂美太王、文王等创业功绩的诗。

▲《时迈》，是武王巡守，祭祀昊天和山川的诗。▲《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时于夏。这是周天子郊祀后稷配天并祈祷丰年的诗。

▲《潜》，是一首以鱼祭祀祖先颂祷求福的诗。

▲《雝》，朱熹《诗集传》说：“此武王祭文王之诗。”但他又说这是撤祭时所唱的乐歌，其名也称作《徹》。《论语·八佾》中“三家者以《雍》徹”，亦指此。

▲《丝衣》，这是天子于祭祀的次日再祭，宴飨灵星之尸的乐歌。第五类，是在宗庙颂美天子功绩所表演的乐歌舞，如《大武》舞。◆祭祀诗的特征

第一，祭祀礼仪充分体现了周人敬天尊祖、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识。第二，各种祭祀活动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社会政治作用。第三，所祭祀的神灵形象具有抽象性特征。《诗经》中祭祀诗对神灵和先祖的亡灵很少进行直接具体的描写，而是通过祭祀者虔诚的心灵融会于神灵的形象之中，对神灵的形象特征采取虚化的方式，直至变成抽象的观念。王夫之《诗广传》指出，神的形象表现是将神比拟为天，使其形象如天一样的“清也、虚也、一也、大也”。这样，神的有形之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成了虚幻之象，“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抟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天之命也，人之神也。”第四，祭祀礼仪的诗、乐、舞的一体化形式。

祭祀颂祷诗除《周颂》以外，《商颂》中也有两篇，这就是《那》和《烈祖》。

▲《那》，《毛诗序》：“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烈祖》，《毛诗序》说是“祀中宗也。”《商颂》五篇都作于春秋时期，《那》和《烈祖》都是春秋时宋国公室祭祀成汤是的乐歌。《那》、《烈祖》概括地 48

颂美了成汤对其后世子孙的恩德，都体现出了颂祷祈福的主旨，但《那》着力表现出奏乐舞蹈的情景，而《烈祖》则着力表现祭祀典礼的场面。

二、农事诗

农事诗是指反映农事活动以及与农事有关的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的诗篇。《诗经》时代农业居于社会经济最重要的地位，从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到庶民、农夫以及农奴，都与农业密切相关。《诗经》中的农事诗多用于相关的祭祀活动、典礼仪式中，也有少数诗篇是单纯反映农业生产劳动的。

（一）用于相关的祭祀活动和典礼仪式中的农事诗

与农事相关的祭祀活动、典礼仪式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农事诗有的表现颂祷社稷、田祖、农神和四方之神等神灵以祈求致福的祭祀活动，有的用于春藉田、夏祈谷或秋报赛等典礼仪式，但它们有一个共性特征，即诗中表现祭祀、颂祷、礼仪等内容很少，而大部分内容是直接描写农事活动，诗篇主要记述人的劳动而非神的功绩。如《周颂》中的《载芟》和《良耜》，都是以主要篇幅写农业劳动，展示人在农事活动中的表现，颂扬人们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而只以少量诗句描写祭祀颂祷，祈求致福的媚神活动。这些诗直接地反映了农事活动，间接地表达了人们对土地和神明的依赖，表达了对社稷之神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它们虽然用于祭祀和典礼，但宗教气息并不浓重，与其说它们是对神的颂祷，不如说是对人的礼赞。尽管这些诗仍然把人的生活与劳动置于神灵的护佑之下来反映，但还是充分地表现出了人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和劳动在农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籍（藉）田典礼是春天一年农事活动开始时耕田的典礼。《载芟》就是初春藉田典礼仪式而祈祷社稷的乐歌。《礼记·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税。”是说当时借民之力助耕公田。《国语·周语上》和《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天子的藉田仪式一是要“祈谷于上帝”，二是象征性地躬耕三推，以垂范天下。《礼记·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是说当时借民之力助耕公田，藉田典礼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体现。除了春日藉田的祭祀礼仪之外，夏天和秋天也分别有关于农事活动的典礼仪式。夏锄时节要举行薅礼，即除草之礼；秋收之后举行报赛之礼。

《诗经》中反映这些活动的农事诗有《周颂》中的《载芟》、《良耜》、《噫嘻》、《臣工》、《丰年》和《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和《大田》等。

▲《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荻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礼，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方玉润《诗经原始》：“章中耕耘、收获、祭祀、尊贤、养老诸事，皆预言之，冀望之言。” 《毛诗序》说：“《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噫嘻》，《毛诗序》说：“春夏祈谷于上帝也。”

▲《良耜》：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馕伊黍，其笠伊纠。其鎛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二）《豳风·七月》

《诗经》中最直接、最全面、最真实地反映农事活动的农事诗当数《豳风·七月》。《七月》按照月份次序记述了西周初年豳地农夫们一年间从事生产劳动的情况。它留下了关于古代阶级社会农业生产的最古老的形象记录，反映了当时被压迫者的悲惨命运，与贵族领主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它也提供了有关当时的风俗、节令等许多有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珍贵资料。《七月》以农事和农夫生活为中心，以衣食为重点，描绘出了一幅西周初期农业经济社会的生活画卷，姚际恒评价其为“天下之至文也”，无论是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居于《诗经》中的最高层次。

▲《豳风·七月》产生的时代，主要有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两种观点。

《毛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朱熹《诗集传》：“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蒙朝夕讽诵以教之。”两说都认为《七月》是西周初年周公所作，意在教导年幼的成王，使其懂得“稼穑之艰难”。现当代学者对此的争论十分激烈。郭沫若从诗中以夏历和周历交互使用的现象出发，认为“诗的时代当在春秋末年或以后”；孙作云等学者则认为《豳风·七月》当产生于西周时期。

我们认为，《豳风·七月》产生的时代是西周初期。

▲《豳风·七月》的作者，按《毛诗序》和朱熹的观点，作者是为周公。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说：“《七月》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从作品所反映的劳动内容及所言人称身份看，方玉润否定《七月》作者是周公的见解是有道理的。可以肯定，《七月》是周初流传于豳地的古代民歌，“它可能是由较远的时代流传下来，在流传中不断丰富起来的”。

▲《豳风·七月》的地域。

豳的地域在今陕西旬邑县和邠县一带。然而，关于《豳风·七月》的地域，学术界却产生了其在岐周还是鲁国的争论。提出《豳风》是由鲁国传出的是傅斯年、徐中舒，持此论者主要从《七月》一诗的地理环境、语言、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在地理环境方面，一是诗中所描写的蚕桑和种稻等内容为古代豳地所在的雍州所无，而却符合鲁地所在的兖州的实际；二是徐中舒提出诗中的夏正与周正两种历法并用情况，如果是豳诗则不会出现。在语言方面，《七月》中“万寿无疆”的诗 50

第三篇：诗经

诗经·采薇

大意：回想当年我出征时，正值春天，微风吹拂着柔嫩的柳枝。如今归来之日，一是漫天飞雪的冬天。

思想感情：是写一位远征战士归来,在回乡途中,他抚今忆昔,回想自己在军中的情况与情况。叙述了他转战边陲的艰苦生活，表达了他爱国恋家、忧时伤事的感情。

表达手法：原诗共六章,阅读材料节选的是第六章的前四句,都是先写景，再抒情的结构。

景物特点：“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表示军旅生活的漫长，分别描写了春天和冬天有代表性的自然景物。

春夜喜雨

大意：这一场雨好像选好时候，正当春天万物生长之时就随即降临。细雨随着春风在夜里悄悄来到，它默默地滋润万物,没有一点声音。雨夜中,田野间的小路黑茫茫，只有江中渔船上灯火独自明亮着。要是早晨看看带有雨水的红花之地，就会看到在锦官城里的花因沾上雨水而显得饱满沉重的样子。

思想感情：赞美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抒发诗人对春夜细雨的无私奉献品质的喜爱赞美之情。

表现手法：先是诗人盼雨，再听雨，看雨，最后想雨。

景物特点：对春雨的描写，体物精微，绘声绘形，是一首入化传神，别具风韵的咏雨诗，为千古传诵的佳作。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大意：天边的明月升上了树梢，惊飞了栖息在枝头的喜鹊。清凉的晚风仿佛吹来了远处的蝉叫声。在稻谷的香气里，人们谈论着丰收的年景，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好像在说着丰收年。天空中轻云漂浮，闪烁的星星时隐时现,山前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诗人急急从小桥过溪想要躲雨，往日，土地庙附近树林旁的茅屋小店哪里去了？拐了弯，茅店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思想感情：作者笔下这一个个画面，流露出诗人对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农村生活的热爱。这正是作者忘怀于大自然所得到的快乐。

表现手法：单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听其自然，平平淡淡。然而，正是在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淳厚的感情。在这里，读者也可以领略到稼轩词于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景物特点：作者用淳朴的语言为我们描写了一幅秀美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一种恬静的生活美。

天净沙·秋

大意：太阳渐渐西沉，远处安静的村庄是多么的孤寂。炊烟淡淡飘起，几只乌鸦栖息在偻佝的老树上，在残霞的映照下，那一身羽毛闪闪发亮。忽然，远处的一只大雁飞掠而下，划过天际。顺着它远远望去，山清水秀；再往近处看，霜白的小草、火红的枫叶、金黄的菊花，在风中一齐摇曳着，颜色几尽妖冶。

思想感情：曲中虽无“断肠人在天涯”之类句子，抒情主人公却时隐时现，在烟霞朦胧之中，传达出一种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淡淡的哀愁。

表现手法：此曲极富艺术张力，一笔并写两面，成功地将秋日迟暮萧瑟之景与明朗绚丽之景融合在一起，把赏心悦目的秋景作为曲子的主旋律，不失为又一篇写秋杰作。

景物特点：前二句的“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共用了六个图景：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而其中任何一个图景，都代表著秋日秋景的萧瑟气氛。为了要使这种萧瑟气氛活泼起来，於是作者接下来选用了“一点飞鸿影下”作为上半段的结语。如此一来，原本萧瑟的画面转成了活跃，寂寞的秋景彷佛也展现了另一种鲜活的生气。

第四篇：诗经

《 诗经·蒹葭》

教学目标：

1、掌握有关《诗经》的文学常识。

2、了解《诗经》中爱情诗在内容和艺术表达上的特色。

3、赏析《蒹葭》把握其情感和特色。教学重点：

了解《诗经》中爱情诗在内容和艺术表达上的特色。

把握《蒹葭》其情感和艺术特色。教学时数：四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二课时

一、关于《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最初并不叫《诗经》，在孔子时代，《诗经》有两个名称：一个是简称为《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另一个称为《诗三百》，这是因为《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称名时便举一个整数，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学说，单独提倡儒家学说，尊孔子整理过的书为经典，这样便确立了《诗经》的名称，后人也就沿用下来了。

《诗经》又称为《毛诗》，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鲁、齐、韩、毛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鲁人申培公传《鲁诗》，齐人辕固生传《齐诗》，燕人韩婴传《韩诗》，赵仁毛亨、毛苌传《毛诗》，鲁、齐、韩三家诗都先后失传，只存有《韩诗外传》。我们今天读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毛亨作诗注，叫做《毛诗故训传》，所以后人又称《诗经》为《毛诗》。

二、关于风、雅、颂

《诗经》里的作品是按《风》、《雅》、《颂》三部分来编排的。《风》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又分《大雅》、《小雅》，《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1、风、雅、颂

古人为什么要用它为《诗经》分类呢？这个问题，汉以来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经过一千多年的纷争、探索和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风、雅、颂都是乐调名，《诗经》的分类是以音乐为标准的。

“风”就是土调的意思。古人所谓风，多指声调说的。好象现在的申曲、昆腔、绍兴调一样。《诗经》中的“风”，又称“国风”，即指当时诸侯国所辖各地域的乐曲，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

“雅”有“正”的意思，“雅乐”就是“正乐”，对于地方乐而说的，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左传》：“天子之乐曰雅。”风、雅的区别，好像现在地方调和京调的区别一样。《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古代祭神祭祖是王朝的大典，要扮演歌舞，“颂”就是用于这种场合的一种舞乐。

三、关于赋、比、兴

前人从《诗》三百中归纳出所谓“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概括和总结了《诗经》的艺术技巧，揭示出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基本特点。赋、比、兴与风、雅、颂旧时合称“六诗”或“六义”。

南宋朱熹认为: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卷一)简而言之: 赋即铺陈直叙，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比即比喻，对事物加以形象的笔况，使它的特征更突出，更鲜明，或更能暴露其本质；兴即起兴或或发端，即先借用别的事物或所见的眼前之景起头儿，然后再引出所要歌咏的事。

赋、比、兴三者交相为用，互为补充，构成《诗经》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

四、《诗经》中的爱情诗赏析

1、卫风·伯兮

伯兮朅（音怯）兮，邦之桀（通杰）兮。伯也执殳（音殊），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稿音）日出。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音萱）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昧）。

诗歌分析：《伯兮》以一位在家独居的妻子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了对从军的丈夫的思念之情，其内容、意境及表现手法对后世闺怨诗的创作有深远影响，是古典 “征夫”“思妇”诗歌的创作母题。

“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 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唐）王昌龄

“打起黄莺儿，不叫枝上啼，惊醒妾之梦，不得到辽 西。--（唐）金昌绪

小结本诗的艺术特色 1．层层递进，表现怨思之深

1）英俊丈夫随王远征，独自在家的妻百无聊赖；

2）思念啊、期盼啊，想得头疼也心甘；

3）思念日深，不堪承受，希望忘忧；

4）久念成疾矣！

2．赋比兼用，曲尽其妙。赋：铺排敷衍；比：其雨其雨，杲杲日出 3．感情真挚热烈，富有感染力。

2、郑风·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3、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fén)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zhēn)。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4、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sì)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chíchú)。静女其娈，贻(yí)我彤管。

彤管有炜(wěi)，悦怿(yi)女美。自牧归(kuì)荑(yí)，洵(xún)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五、引导学生在赏析的基础上小结其内容和风格的特色。

（一）、《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代表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创作，其中描写爱情的篇幅占了很大比重（三分之一多）

（二）、《诗经》中爱情诗的思想内容

1、表达爱情的自由浪漫与纯真

2、表达爱情的坚贞

3、表达爱情的难耐的相思之苦

4、对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痛苦之情

5、封建礼教压抑下的屈服与反抗

（三）《诗经〉中爱情诗的艺术风格

1、优美的环境描写。

2、真切纯朴的的抒情风格（热烈而浪漫，清纯而自然；质朴深情，率真与灵动）

3、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

4、具有修辞美与韵律美

（1）赋比兴的运用 ；（2）重章与叠句（四言为主，章节复沓，反复咏叹）（在诗歌中大量运用了双声、叠韵、重言、叠字、叠句、叠章的方式，反复咏叹，使诗句节奏分明，音韵铿锵，和谐宛转，有浓重的韵律美）；

三、四课时 教学内容：《秦风·蒹葭》赏析

一、播放歌曲《在水一方》营造氛围，导入课文

大家刚才欣赏到的这首由台湾女作家琼瑶作词的《在水一方》，是根据《诗经》中的名篇《蒹葭》改编而来的。

《蒹葭》被誉为“诗三百”中最优美的诗篇之一，它以丰富的内涵和美感打动了千百年无数的读者。秋水蒹葭，千古绝唱，一直吟唱至今。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感受一下这水蒹葭的醇厚韵味。

不过，“诗非读不能品也”，首先，让我们投入地朗读全诗。

二、朗读课文

1、以小组为单位散读，选出小组中读的最出色的同学

2、背景音乐响起

（1）请同学朗诵全诗；

（2）师生集体朗读全诗。

三、分析全诗的音乐美和建筑美

同学们的朗读颇具感染力，下面就请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能够把它读得这么美呢？（小组讨论）这不仅是因为大家朗读时十分投入，也因为诗歌独特的形式。

1、韵脚

苍、霜、方、长、央

萋、晞、湄、跻、坻

采、已、涘、右、沚

2、叠词

苍苍、萋萋、采采

还有“所谓伊人•”•、“溯洄从之•”•、“溯游从之•” •

重章叠句，反复吟唱，是《诗经》的特点。

3、诗人用了不同的字眼，对景物的形态和变化，反复进行了描绘（赋）

不同形态 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 路途艰难 伊人所在地（无结果）

苍苍 为霜 一方 且长 水中央

凄凄 未睎 之湄 且跻 水中坻

采采 未已 之涘 且右 水中沚

总结：该诗四字一句，节奏鲜明而短促，重章叠句、回环复沓，产生了一唱三叹，余音绕梁的效果。

小结：重章叠句，反复咏叹一唱三叹，抒情强烈，易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的音乐的美感。

四、分析诗歌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情感

1、古人云：“诗源情而绮靡。”意思是说诗歌因其丰富的情感而精妙华丽。那么，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什么情感？大家是怎么体会到这种情感的？

[明确]：

（1）思念向往。（通过诗人的上下求索）

（2）执著、坚贞不渝。

（提示：诗人追寻伊人的道路一帆风顺吗？）

“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通过重章叠句反复的吟唱来突出道路的艰难，这么艰难的道路，诗人仍然一次又一次“溯游”、“溯洄”地去寻找，足见其执著、坚贞不渝。

（3）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失望。（提示：诗人寻觅伊人寻觅了多长时间？他寻到了没有？）

“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又是通过反复的吟唱来说明诗人寻觅时间之长。他应该是从黎明时分就来到岸边寻觅伊人，直到旭日东升仍未找到。“在水一方”、“在水之美”、“在水之涘”、“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说明伊人的位置在不断变化，与诗人始终是若即若离、可望而不可即，诗人独自一人面对茫茫秋水久久徘徊，该是多么惆怅啊。

《毛诗稽古篇》中对这种情感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夫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惟其慕悦益至，而可见不可求，则失望怅惘愈甚。”我们在追求一种美好事物之时，都体验过这种心情，越得不到的东西，我们越喜欢，越喜欢，那种得不到的失望感也就越浓重。

2、外在的行为往往是内心情感的折射，除此以外，诗人的情感还可以通过什么来抒发？“一切景语皆情语”，文中的景物描写对诗人情感的抒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A、诗中哪几句是写景？

B、这里的景物描写运用了《诗经》中哪种表现手法？

C、它是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的呢？写了什么景？营造了怎样的意境？

D、为什么选择蒹葭？

[明确]：

A、“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这几句是写景.B、运用的是起兴手法，“兴”是《诗经》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多为环境描写，渲染气氛，烘托情感。

C、“蒹葭”就是芦苇，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有许多基本定型的意象，芦苇就是其中之一，它与秋水结合，往往能营造出凄凉萧瑟、迷离朦胧的意境。而这种凄凉迷离的秋景与诗人追求伊人时的如痴如醉以及追求不获的失望惆怅是和谐统一的。

D、另外，芦苇的特点是纤细修长，柔而坚韧，诗人对“伊人”的情感不正是柔情似水而又坚贞不渝的吗。

诗人写景只用了8个字、两句话，却给与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美丽的景、动人的情全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三章之中。《诗经》距今有几千年左右，同时期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恐怕尚未开化，而我国人民已经可以吟唱出这么细致、隽永诗歌作品来了，真是太了不起了。让我们再来读读这首诗吧，再来品味它那醇厚的韵味吧。

男女生分部分朗读全诗，再度感受诗歌的韵味。

五、想象“伊人”的形象

诗人苦苦追寻的“伊人”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大家是如何感受到这种形象的？诗中并没有描写伊人的面貌，甚至连她的大致轮廓都没有，你们为什么觉得她就是美丽高洁的？

[明确]：通过诗人热切执着的追求，可见“伊人”必然是个美丽高洁的人。蒹葭的修长柔韧也可视为“伊人”的形象：柔美修长而坚贞高洁。这种美尽管没有直接描写，却留给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

其实，不单伊人的面目是模糊的，“诗人”的面貌、身份同样是模糊的，还有，他究竟是怎样追求的？运用了什么手段？走了多少路程？诗中都没有交待，只是反复吟唱“溯游从之”、“溯洄从之”，这也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距离美再次体现了《蒹葭》的含蓄朦胧的特点。

六、分析“伊人”的多层内涵

因为伊人身份、面目的含蓄朦胧，千百年来读者对“伊人”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对伊人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主题的多义性。那么，大家是怎么理解“伊人”的？诗歌的主题是什么？

（老师收集了历来对此诗的解读，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

[明确]：（1）“爱情说”：近代学者余冠英认为“这篇似是情诗，男或女词。” 翻译家许渊冲就将这首诗译成a love song,伊人是the lover。

（2）“明志说”：“伊人”象征高洁品质，代表自己对美好高洁品质的追求。

（3）“讽刺说”：汉代《毛诗序》中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意思是说这首诗是讽刺秦襄公的，因为他不遵守周礼，因此将招来亡国之祸。（东汉郑玄《诗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所谓“伊人”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

（4）“求贤说”：清代学者姚际恒认为 “伊人”是春秋时代一位隐居水边的贤人，该诗表达了君主求贤招隐之意。

（5）“人生哲理说”：涵盖了世间各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境遇：情人难得、知音难觅的怅惘，仕途坎坷、功业未遂的忧思，理想幻灭、前途渺茫的失望。

“伊人”是一个具体而缥缈的目标，他（她）或许是诗人思念追寻的爱人，或许是千载难逢的知音，或者是明君寻觅的贤臣，或者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似可知但又不得而知。这种借美人来表现一定主题的写法对后世影响颇深，比如曹植的《洛神赋》、戴望舒的《雨巷》等等。清代叶燮在其《原诗》中指出：“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所以为至也。”《蒹葭》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它的这种主题的多义性恰恰又一次体现了诗歌含蓄朦胧的特点，而这种含蓄朦胧正是全诗着力营造的意境美。也是百读不厌的原因所在。

七、布置作业

1、总结有关《诗经》的而文学常识

2、结合《蒹葭》一诗谈谈重章叠句的手法的作用。

第五篇：诗经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引文见《大序》）。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齐女，贵族。”《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

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武》，《传》云：‘刘，杀也。’处，犹安止也。《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吊其民，释经之处。两不字，皆发声也。”[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出会稽。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广韵》：“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

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方言》、《广雅》云：‘嫽，好也’。”《说文》：“嫽，女字也。”[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形容词 之（者）逻辑主语。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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