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贪污”“职务侵占”两种罪量刑截然不同
“贪污”“职务侵占”两种罪量刑截然不同
“徐副部长”涉贪400多万，庭审时否认“贪污”，承认“职务侵占”
本月16日，73岁的原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徐裕年因涉嫌贪污400多万元出庭受审，面对指控，徐裕年很“爽快”地坦陈自己的犯罪事实，对公诉机关起诉的具体涉案金额也“全没意见”，惟独对检察机关起诉他的罪名———贪污罪不认账，反复“声明”自己已经不是公职人员，犯的不是“贪污罪”而是“职务侵占罪”。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后得知，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是有明显区别的两种罪名，在量刑上，“区别”尤甚。
据了解，现行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它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构成职务侵占罪”。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其它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它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它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上述行为的，“依照本法第382条、第383条(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单从字面上理解，“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应当是非公务人员，一旦“公家”的人涉嫌“职务侵占”、无论是公私财产，起诉的罪名很可能就是贪污罪。刑法第382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从目前刑法理论著作和实际操作的情况看，许多专业人士认为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主要区别有三：
———犯罪对象不同。贪污罪侵犯的是公共财产；而职务侵占罪侵犯的是私有财产。
———犯罪主体不同。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公司、企业或者其它单位的人员。
———行为特征，贪污罪的客观行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财物，而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此外，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在量刑上差别很大———构成职务侵占罪且数额较大的，依法可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可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贪污数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就可以依法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贪污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
第二篇：危险驾驶罪量刑标准
危险驾驶罪量刑标准
一.概念：所谓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危险驾驶罪分为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两个类型。
（一）追逐竞驶。一般来说，追逐竞驶，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高速、超速行驶，随意追逐、超越其他车辆，频繁、突然并线，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的危险驾驶行为。
（二）醉酒驾驶。
醉酒驾驶，是指在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危险驾驶罪量刑标准 二.刑法条文
《刑法修正案
（八）》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危险驾驶罪量刑标准
三.处罚刑法修正案八》二
十二、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四十二条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下。第四十三条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第四十四条拘役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醉酒驾驶的标准为：等于或大于80mg/100ml，即车辆驾驶人员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80毫克以上。据测算，80mg/100ml则相当于3两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
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 《刑法》规定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第九十一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十五日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篇：论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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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
摘要：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问题在此应该相对支持贪贿罪的“零容忍”政策，引入群罪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等。
关键词：贪污 受贿 零容忍政策 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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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due to its influence and effect on the punishment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Defects in current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n China have been identified such as being unable to reflect its social harmfulness comprehensively and timely and embody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punishment with culpability so that the system coordination of sentencing between individual cases has been seriously influenced.In this setting should be relatively supported against Bribery Crime “ zero tolerance” policy，introduced legislation crime group mode and clear thei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Keywords: corruption, bribery, zero to erance polic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Amount of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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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1.1引言.................................................................................................................1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4
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5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5 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6
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7
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8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8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9 参考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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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把反腐败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全面勾勒了法治反腐的蓝图。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九），将贪污受贿的量刑标准改为以金额加犯罪情节的量刑标准，一改之前简单地以犯罪金额量刑。这一修改体现了以具体犯罪情节的社会危害性惩处贪污受贿犯罪的立法意图，完善了刑法修改前唯犯罪金额而量刑的制度缺陷，在有利于更加公正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同时，也给法官如何真正按照犯罪情节量刑带来了考验。一方面，面对挑战法官深刻领会立法精神，尽快熟悉和掌握以犯罪情节量刑的法律精髓，努力提高审判业务水平。尤其在以犯罪情节量刑初步实行的语境下，法官更要对此慎之又慎。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会背离立法初衷，而且还会损害司法公信，绝不能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在以犯罪情节量刑的过程中，法官还面临如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严峻考验。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避免法官机械适用法律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审判权力的滥用。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坚守司法底线，在以犯罪情节量刑时，敢于顶住压力和干扰，正确、全面地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通过自由裁量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量刑。
近年来我国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治理成效明显，但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相关犯罪的治理还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由于定罪量刑标准设置不甚合理，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的司法适用日益偏离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刑罚裁量无法实现犯罪均衡，难以全面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与量刑之间出现”尴尬”困局，因而亟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目前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否需要调整，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犯罪量刑中应居于何种地位，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该如何确定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刑法修正案
（九）》通过后，贪污受贿犯罪原则只规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其他”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定罪量刑档次，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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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数额将不再适用，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1]。
因此，有针对性地深入探讨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法治课题。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5): 826-830.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出台了多个涉及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文件。1952年4月2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概念，量刑档次和处罚标准等予以详细规定，首次确定了新中国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体系，但是没有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起点数额。
1979年7月6号，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渎职罪中分别规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1986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贪污受贿1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同时，对贪污受贿不足1000元但具有恶劣情形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予以立案。
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1982年3月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的基础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调整，明确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2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刑法。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刑法修正案
（九）》第四十四条规定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相应地，也在立法上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起点的具体数额。
从上述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演变，可以看出：定罪起点数额是贪污受贿犯罪入罪标准之一，在某些情形下，贪污受贿情节也作为入罪标准《刑法修正案
（九）》原则重视犯罪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法律意义，可以说是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数额+情节”复合定罪量刑标准[1]应该注意到，在《刑法修正案
（九）》之前的相关司法解释文件中，也规定了数额结合情节的入罪情形，如1986年最高检《立案标准的规定》对贪污不足1000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救济、优抚等款物，共同贪污主犯，多次贪污等情形的，规定应予立案追诉。
[1] 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 2015(7): 76-76.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
最早对犯罪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曾是于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S·贝克教授，他最早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分析[1]，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纪人”假设[2]。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分析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看不到贪污贿赂行为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贪污贿赂行为不仅会加速官僚政体分崩瓦解的过程，而且还会使低收入的公务员借此获得更加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
单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1997年的5000元和现在的5000元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表面上看来，现在贪污受贿5000元比在1997年贪污受贿5000元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似乎要小得多。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但2009年与1997年相比，变化的不止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精神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易言之，到了2009年，各级官员理应比1997年具有更高的民主法治素养、精神文化品质。因此，如果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账一起算，就不应该得出调高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的结论，而是与之相反[3]。
从法律意义上讲，对贪污贿赂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是因为不该官员哪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贿赂的伦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个亿性质是一样的。经济学家已经揭示，贿赂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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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共利益。而贪污贿赂行为，无论多少，都应当从法律上作出否定烦人评价。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曾从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法律对接的要求和量刑的科学性角度提出，我国应取消关于贪污受贿的数额规定。也有学者提出，[1]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纳[J].法律的经济分析, 1997, 20.[3] 邓清波.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不能只算经济账[D]., 2009.其视角应着眼于社会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1997年《刑法》规 定的5000元起刑点，主要是考虑到事物发展的变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起刑点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有人提出，如果把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容忍度降为零，则可以避免 上述以数额作为认定贪污受贿犯罪而出现的弊端，也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但零容忍政策（zero to erance policy）只能发挥《刑法》的惩治功能，其显著的缺陷在于重打击，而忽略了预防；同时缺乏刑罚的谦抑性，与我国当前所倡导的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不相协调。因而适用零容忍政策有一定的障碍。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许多人还不具备“零容忍”的思维，在迎来送往、逢年过节“拜访”领导眼花缭乱的“国情”下，类似规定在中国出台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出台，由于尚没有充足的司法资源支持“零容忍”的有罪必罚，这一规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的得到切实执行？对此，我们必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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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存在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越来越难以适应反腐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亟需改革完善。而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订又紧密关涉贪贿犯罪圈的划定、国家对贪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刑事司法资源的负重、公众对刑法的认同等重大问题，对其改革完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务必需要审慎稳妥、科学合理、切合实际地统筹考虑，既要注意克服当前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缺陷，满足惩治贪污受贿犯罪司法实践的需要；又要注意刑法规范明确性与司法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和罪责刑相适应，增强公众的刑法认同，秉持上述理念和原则，改革完善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及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当前应着力从以下三方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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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
一般国家关于贪污犯罪的立法，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大都是采取罪群立法模式（罪刑系列立法），即根据贪贿犯罪的罪质及犯罪构成并考虑惩治犯罪的需要而灵活设计成为一个存在主辅关系的罪名（罪刑）系列。对贪贿犯罪这类多发性犯罪设计系列的犯罪构成或罪刑系列，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刑事立法的重要技术。而且这些国家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定量因素主要通过罪群立法模式来体现。
就我国贪贿犯罪的刑法规制来说，尽量经过很多次刑法修正，刑法典中除规定了受贿罪之外，还规定了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但是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但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体系任过于粗略，逻辑层次并不够清晰，尚未体系化，有些新型受贿行为也未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给贪腐分子留下规避法律的制度空间。鉴于此，笔者建议待时机成熟时，积极借鉴相关国家贪贿犯的立法经验，在系统梳理，认真分析贪贿犯立法规范以及相互关系并适当调整有关罪状的基础上，考虑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形成以一般贪污罪、受贿罪为主体，以其他特殊贪污受贿犯罪为补充，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衔接的贪污受贿犯罪罪群体系。如以受贿罪的罪刑系列立法为例，可考虑立法上对受贿犯罪进行小类的体系化构建，除规定一般的受贿罪之外，再酌情增设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司法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并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从破坏经济秩序罪章移到贪污贿赂罪章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受贿罪为主体，以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介绍贿赂罪等为补充的受贿罪罪群体系。受贿罪罪群体系确立后，均统一按照“数额 + 情节”的两元弹性模式，根据各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配置法定刑;再由司法解释根据反腐败形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对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情节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和适时调整。这样既能起到严密受贿犯罪刑事法网的作用，又能统一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从而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和量刑统一。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
目前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适用的是同一定罪量刑标准。在刑法典分则之中，凡是单独定罪的犯罪行为均有其单独的法定刑，只有贪污罪和受贿罪共用法定刑，这种立法例世所罕见。因此笔者认为，尽管贪污罪与受贿罪都属于贪污贿赂类犯罪，都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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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 廉洁性，但两罪在侵犯的具体客体、社会危害程度、犯罪成本、反腐政策指向的重点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差异，不应适用同一的定罪量刑标准。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规定了概括数额加情节的标准。那么，概括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如何掌握，这仍然需要明确。至于通过什么途径来予以明确则存在较大争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立法说明中提出，贪污受贿犯罪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此外另有论者认为，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括性规定统一进行立法解释[1]。由此可见，如何明确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二是由“两高”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予以确定。笔者认为，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颁布立法解释来确定的做法均为不妥，应由”两高”
[1] 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下卷)[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716-716.用司法解释来确定具体的数额标准，即由司法解释规定一个相对确定的幅度，再授权省级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内明确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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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10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5): 826-830.[1] 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 2015(7): 76-76.[1]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纳[J].法律的经济分析, 1997, 20.[3] 邓清波.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不能只算经济账[D]., 2009.[1] 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下卷)[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716-716.
第四篇：云南省侵犯财产罪量刑标准
云南省侵犯财产罪量刑标准
关于正确认定九种侵犯财产犯罪案件数额与情节的暂行规定
（2001年8月31日印发）
为了正确适用刑法有关侵犯财产犯罪的部分条款，避免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主管随意性，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保障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结合本省司法实践，对正确认定诈骗罪等九种侵犯财产犯罪案件的数额与情节作如下规定：
一、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一）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二）诈骗公私财物2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单位、个人的生产资料或其他款物，严重影响生产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救济、移民款物的；
5、挥霍诈骗款物，致使诈骗款物无法归还的；
6、使用诈骗款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诈骗行为人系累犯的；
8、诈骗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或者其他经济特别困难、处于危难境况的人，或者导致被害人伤害、死亡、精神失常和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公私财物10万元以上，并具有上述九种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二、抢夺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
（一）抢夺公私财物5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抢夺公私财物5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抢夺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达不到500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多次抢夺的；
2、抢夺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3、因抢夺造成被害人伤害、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抢夺公私财物，数额接近“巨大”“特别巨大”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多次抢夺的；
2、在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所、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以及在公共汽车、火车、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和交通要道，公然实施抢夺，造成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恐慌或者产生不安全感的；
3、抢夺旅游者或在风景旅游名胜区和旅游度假村实施抢夺，影响极坏，有损于云南旅游形象的；
4、抢夺老、弱、病、残、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5、因抢夺造成被害人伤害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三、聚众哄抢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
（一）聚众哄抢公私财物15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聚众哄抢公私财物15000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二）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聚众哄抢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物资的；
2、聚众哄抢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3、聚众哄抢造成被害人伤害、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4、横行乡里、欺行霸市的流氓恶势力故意组织进行哄抢的。
四、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条）
（一）非法侵占他人财物8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非法侵占他人财物8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5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非法处置他人的财物，致使被害人的财物无法追回或者无法恢复原状的；
2、非法侵占他人财物，造成被害人生产或生活困难、伤害、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五、职务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依照适用贪污罪的数额标准定罪量刑，不适用本规定的数额标准。
六、挪用资金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一）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使用，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为挪用资金“数额较大”。
（二）前款人员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以挪用资金1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
（三）前款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5万元以上的，为挪用资金“数额巨大”。
（四）挪用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是指挪用资金数额较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
（五）前款人员挪用资金后携款潜逃或者隐匿财产逃避追缴的，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六）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挪用资金行为的，按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七、敲诈勒索罪（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一）敲诈勒索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2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1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
1、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多人或多次，影响极坏，使群众丧失安全感的；
2、敲诈勒索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3、敲诈勒索造成被害人精神极度紧张或者精神失常的；
4、动用和依靠黑恶势力进行敲诈勒索的；
5、其他手段凶残、后果严重的敲诈勒索行为。
八、故意毁坏财物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
（一）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4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4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根据其程度不同，分别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故意毁坏他人的生产、生活物资，造成被害人生产停滞、生活困难的；
2、故意毁坏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物资，严重妨害或影响有关工作的；
3、行为人公然蔑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明显带有黑恶势力性质的；
九、抢劫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以1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抢劫罪的 其他情节，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
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需作补充规定或进一步解释的问题，由发文单位按职能共同或分别作出解释与规定。
第五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量刑标准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量刑标准
来源：智豪刑事律师网 编辑：张智勇律师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行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侵犯客体是国家对普通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普通产品是指除刑法另有规定的药品、食品、医用器材、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电器等产品，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化妆品等产品以外的产品。
二．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行为。违反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法规一般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以及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关于产品质量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有关行业标准规则等。
1.掺杂、掺假。这是指行为人在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掺入杂物或假的物品。
2.以假充真。这是指行为人以伪造产品冒充真产品，表现为伪造或者冒用产品质量认证书及其认证标志进行生产或者销售这类产品的行为。3.以次充好。这是指以次品、差的产品冒充正品、优质产品的行为。4.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这是指以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在内)的产品假冒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的行为。三．本罪主体是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一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只要实施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均能构成该罪。根据本节第150条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四．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一般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行为人的故意表现为在生产领域内有意制造伪劣产品。在销售领域内分两种情况：一是在销售产品中故意掺杂、掺假；二是明知是伪劣产品而售卖。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量刑标准及司法解释：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4.5 法释〔2001〕10 号）
为依法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
对本条规定的上述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
第二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
多次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未经处理的，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第三条 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一）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
（二）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分，可能贻误诊治的；
（三）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
（四）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分的。
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致人严重残疾、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
第四条 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被食用后，致人死亡、严重残疾、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第五条 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致人严重残疾、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
第六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致人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造成感染病毒性肝炎等难以治愈的疾病、一人以上重伤、三人以上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致人死亡、严重残疾、感染艾滋病、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情节特别恶劣”。
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注册产品标准可视为“保障人体健康的行业标准”。
第七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中“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一般以二万元为起点；“重大损失”，一般以十万元为起点；“特别重大损失”，一般以五十万元为起点。
第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查处职责，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放纵生产、销售假药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行为的；
（二）放纵依法可能判处二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
（三）对三个以上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追究职责的；
（四）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九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条 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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