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济中：为什么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

第一篇：贺济中：为什么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

贺济中：为什么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

正在热播的电视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剧中人汉东省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说过这么一句话：“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了。”李达康（剧照）

周梅森通过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台词，用“以前”和“现在”两个时间段，具体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两种不同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两种不同关系。

一、李达康是一个好官，但不是好党员。

根据电视剧中情节，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亲自带着政府的安置款来到大风厂，却被拒之门外。给工人发放安置款，按照李达康们的说法，这是政府在做“好事”，可是大风厂的工人们当时不相信，不欢迎李达康进工厂，所以李达康才说出了“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了。”

为什么大风厂的工人们把亲自前来发放安置款的市委书记李达康拒之门外呢?原来是汉东省京州市光明区公安分局的局长程度，因为表弟常成虎冒充警察开着铲土机对大风厂进行强拆，被关押在市公安局内。程度利用光明区公安分局局长的权力，擅自把大风厂的工会主席，也即是大风厂的护厂骨干郑西坡抓捕到光明分局审问，并强迫郑西坡穿上“囚衣”，企图借此逼市公安局放出常成虎。

郑西坡的儿子郑胜利是个网络水军，他在网上疯狂发帖，直指公安局以传唤名义深夜将郑西坡无故逮捕，瞬间引起了网上的热议。因为郑西坡被逮捕，让李达康和陈岩石等人先前对大风厂职工所做的思想工作，都化为泡影，也让来大风厂开职工安置问题协调说明会的李达康和干部骨干被拦在了大风厂门口。

郑西坡刚被程度逼着穿上囚服，承认大风厂的大火与自己有关，没想到程度马上就和颜悦色地要送他回大风厂，他只好穿着囚服不脱，让李达康亲眼见识一下程度的狐假虎威的作风。李达康见到郑西坡安全抵达，马上就对程度私动警权的事情给予严厉的批评，并让市公安局长赵东来将程度清除出公安的队伍。

李达康给赵东来下了明确的指令，让他必须彻查各分局的干部，防止再有类似程度的干部出现。程度被批评之后，赵东来也亲自向郑西坡道歉，这才让郑西坡同意，在广播里跟大风厂的职工解释一下他被传唤的消息。

误会解释之后，大风厂的职工马上打开大门，热烈欢迎李达康他们进入大风厂，让职工安置问题协调会顺利召开。

从电视剧的情节中，我们发现，在现实社会中，象程度这样的官员在公安系统确实不少。而剧中的李达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李达康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估计无论是编剧还是观众，都会认为李达康是一个好官，本人也有同样的看法。李达康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官员”。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真的希望现在的政府中能够拥有象李达康一样的一批好“官”，期待出现象封建社会的包公一样的“清官”。这样的期待是在中国共产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产生失望后才出现的。周梅林笔下的李达康不象政府其他官员一样贪污腐败，他工作认真，有魄力，敢说敢干，确实可以说是“清官”，这样的清官在现实社会中可能是少数，所以人民群众对他们有所期待。由于社会的局限，李达康也只能是一个好“官”，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的共产党员。

为什么说李达康不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呢?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用剧中的另一个角色陈岩石来映照李达康，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党员形象，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当年陈岩石入党是为了抢背炸药包打日本鬼子，他是用真心真情去关心大风厂工人们的疾苦;而李达康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政绩”，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博得上级的信任。作为党的市委书记，他有许多缺点，比如霸道作风，但这些错误无损于李达康的形象，李达康的最大错误是在他的心中，始终把自己摆在“官员”的位置上，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这就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李达康只能是一个好官，但不是一个好党员。

二、“干部”变成了“官员”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共产党员是带头干革命的一部分人，所以叫“干部”，而“官员”是脱离人民群众甚至骑在人民头上或者说是社会地位比人民群众高级的人。所以，什么时候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了官员，从那个时候起，共产党就开始脱离了人民群众。

干部变成了官员，“人民政府”也同时变成了“官府”，官员、官府与人民群众不是一条心，这是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的主要原因。

干部为什么会变成官员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思想和文化一直统治着中国，因此，受封建文化影响，许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干部”与“官员”都是一种称谓，更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共产党的“干部”演变成为“官员”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和平演变”的结果。“官员”的回归是共产党变成国民党，无产阶级思想变成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文化变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结果。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官员要“做官”，干部要“革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做官是为了光宗耀祖，为了个人利益，突出的是一个“私”字。革命是为了推翻旧世界，解放全人类，是“公”心。干部是组织中的骨干，也是社会的骨干，是要干活(实干)的“官”;字两个口，是要吃人的，官员是欺压人民、剥削人民的阶级。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变成“官员”不只是称谓上的量变，更要防止的是政治上的质变。

过去的领导干部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苦共苦，共商建设社会主义大计;

现在的政府官员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与权力利益紧紧相连，声色犬马，各自谋划个人利益得失。

象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陈岩石这样的老党员，不知道中国还有多少，虽然他们已经退休，大多数甚至已经逝世了，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永照千秋。面对干部演变为官员的中国现实，老年的张爱萍将军曾经感叹：“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张爱萍老将军看到改革开放后由“人民政府”变成了利益角逐的“官场”现象时说：“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是啊!革命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做“官”，那么，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烈士们的鲜血就白流了。当年的周总理如果要做官，当国民党的总理不就得啦，何苦还要爬雪山过草地进行长征，何苦还要住延安窑洞?当年的陈庚大将在黄浦军校与胡宗南都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更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陈庚如果要做“官”，在蒋介石部下不会比胡宗南的官小，当个国防部长完全有可能，为什么还要吃尽千辛万苦，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

看到今天共产党的干部变成了官员，那个和陈岩石一起背炸药包炸日本鬼子只有一天党龄的革命烈士的血真的白流了。

共产党的干部变成官员，是由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全过程，共产党自己称自己的干部是“官员”，完全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共产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一条心，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共产党的骨干，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生共死一起干活的先锋队成员。

共产党的官员和人民群众不是一条心，是为人民币服务的，是共产党的变质分子，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

因此，人民群众相信的是共产党的“干部”，不会相信共产党的“官员”。共产党的干部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有骨气，公平公正，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共产党的官员是用人民币包装起来的党内变质分子，臭铜味，声色犬马，是国民党混入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是为自己和美国政府服务的。李达康说的“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是因为以前的人民政府中大多数是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的干部;“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了”，是因为现在的政府中的成员大多数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员”。

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国际歌》歌词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确实做了许多好事，尤其是对农村，比如免交征购粮，各种农业补贴发放，农村养老政策，扶贫等各种惠民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可是，这一系列的好事并没有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农民也不是非常满意。

看到了李达康亲自带着安置费去大风厂被拒，使我想起了现实社会中的“扶贫”工作。

“扶贫”政策的最大缺陷是政府没有从根本上考虑致贫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有“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一说。要真正做好扶贫工作，“授之于鱼”不是好的办法，而“授之于渔”才是摆脱贫困的最好办法。帮助穷困人员脱贫致富，是要共同富裕而不是让少数人富裕，需要从政策上支持，不能象过去那样把政策的天平向官员和资本倾斜。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现行的扶贫政策只是政府(官员)和富裕起来了的资本利益集团成为救世主，把人民群众当作需要救济的对象，这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如果不结束强存弱死的丛林政策，扶贫永远在路上。政府花钱扶贫，人民群众仍然不相信政府，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人民群众知道，贫穷不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所造成的。

近日，我赴老家办理养老补贴，一进门就要排队等候，在办理业务时，因为都是老人，本应该受到尊重才是，可是我看到去办事的人与政府的办事人员相互之间好象是囚徒与警察的关系一般，老人们个个低声下气，办事员的作风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去政府办事门难进脸难看的事实。本来政府做的好事，因为政府办事人员的服务态度造成了老年人心中的怨气，好事变成了坏事。

我的母亲在农村，文盲，前年86岁。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农村办理身份证时，当时的办事人员在我母亲的身份证上写错了出生时间，把出生时间的1929年错写成1939年，到了80岁仍然享受不到80岁老人的补贴。当时我去派出所申请改正，谁知道派出所窗口的人员要求我出示公安机关的证明，我只有村委和乡政府的证明，派出所的人说无效，一定要公安机关的相关证明才能改。我把我的身份证和户口薄交过去说，我是1952年1月出生的，这可不可以证明?窗口的人说，不行。我问为什么?窗口的人说，谁能保证你的年龄没有搞错?我无语了，最后还是放弃了。

剧中的李达康也同情大风厂的工人，并积极地帮助工们们解决问题，可是被工人拒之门外。我认为，除了象程度这样的腐败官僚造成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李达康缺少的是与工人阶级血融于水的阶级感情。他自己都已经意识到了“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了。”却没有深刻地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现在的人民群众会这样。以前的政府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也出现过许多让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事，加之以前的中国贫穷，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为什么人民群众不相信以前的政府做坏事?如果那时的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出现矛盾，人民群众为什么能够理解人民政府呢?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政府有各种惠民政策，反而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当网络媒体上一旦有政府与人民群众产生矛盾的新闻，网络媒体简直就是一边倒的指责政府。以前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分钱都会主动交给民警叔叔，现在小孩子不听话不停地哭，人们会用“警察来了”这样的警示来吓唬孩子，这是一种多么显明地对照。现在人民群众对政府和政府官员不相信的社会现实，与国家把“人民政府”中的“人民”二字忽视了有很大有关系。

“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是因为以前的政府办事公道，是因为以前的政府带领人民群众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那时党的干部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就算有腐败也只是少数人的事，犯了错有了矛盾，人民群众也能够理解政府的干部是出于公心办错事。

而现在的“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是因为政府办事不公道，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自从市场化以来，政府官员把政府办事的流程也随之市场化了，金钱成了去政府办事的唯一途径，没有钱去政府办不成事。干部变成的官员是为人民币服务的，腐败不只是少数人的事，政府随意抓人捕人，矛盾是政府制造的。

在现在的政府中，也有相当一些象李达康这样的好官，也许周梅森在人物塑造时考虑过把李达康作为正面人物，可是却忘记了李达康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市委书记，衡量李达康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中国共产党章程》。高标准一定要有高要求，高境界，用普通老百姓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显然是不够的。

共产党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必须要到人民群众中去，这样的党才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总书记的话说出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的。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必要的手段。有人提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受益。”这样的话听起来似乎非常正确，问题是这句话中的“我们”是谁?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如果只是中国共产党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所做的一切，是无法让人民受益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救世主。中国共产党只有“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够真正地为人民造福。

四、相信是相互的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第九页】

李达康书记说的“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了。”好事与坏事，关键是“相信”两个字。以前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相信政府做坏事，那是因为以前的政府相信人民群众的原因。而现在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相信政府做好事，其原则除了前文所说的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政府也不相信人民群众了。现在的政府很多事都办不好，那是因为现在的政府官员怀疑甚至完全不相信人民群众，把人民当作“刁民”。相信群众，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当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信”，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之一，孔子对子贡说：“民无信不立”，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一个政权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就要垮台。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人们的信赖与支持，就必须以诚待人，以信交友，否则纵使你有过人的天赋，也会寸步难行。朋友之间要互信，只有相信朋友，才能拥有朋友。交朋友是这样，爱情也是这样，夫妻之间也要互相信任，不能互信的夫妻是不幸福的，最后也许会分手。人与人之间如果不能互信，就不可能团结一致。因此，要赢得民心，首先必须相信人民群众。相信是相互的，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充分地相信群众，也只有充分地相信人民群众，才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相信中国共产党。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何谓得民心?简单地说就是赢得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相信。

现在提倡的“精英”治国就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具体表现，因为所谓的“精英”们是自私的，他们从来不相信人民群众，政府过分地相信精英，由精英们出谋划策出来的政策法律必然是脱离人民群众的，这样下去，政府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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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共关系-以非典事件为例（共）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共关系

——以非典事件为例

班级：11级人力资源管理一班

姓名：李磊

学号：111611040137

[摘要]2003年的非典标志着中国政府危机时代的到来。由于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公共危机成了当今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在公共危机中，如何运用政府公共关系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已经成为对我国各级政府的重大挑战，这既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又关系到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政府对公共危机的有效处理对于提升政府在公众的公共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关键词：非典、危机管理、政府

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危机事件多发期。2003年的非典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从政府管理层看，非典暴露了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存在的很多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但与此同时也为政府如何应对危机事件，起到了一个警示作用。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政府要想有效地应对危机事件，把破坏程度降到最低，就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危机处理体系，逐步提升危机管理能力。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和职能

危机（Cri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kinetin，原始含义是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危机对策研究的先驱赫尔曼曾对危机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危机是威胁到决策集团优先目标的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决策集团做出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且形势常常向令决策集团惊奇的方向发展。”危机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潜伏的祸根；而是指严重困难或生死的紧要关头，如经济危机。它指的是突如其来的、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生理和心理安全事件，如海啸、地震、流行性传染病等。

公共危机管理，从危机的生命周期角度，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从危机管理方法的角度，认为危机管理是为了降低灾害性事件的危害，基于对突发事件的原因和发展机理以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科学分析，有效集成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对突发性事件进行有效地应对、控制和处理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体系。

本文认为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部门在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因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冲突和风险引发的公共危机等公共问题。公共危机会给社会和政府带来危害，轻则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政府治理的正常进行，重则危害国家的发展甚至生存，并给相关公众带来极大的损失，给社会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在危机发生后，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充分运用政府公共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危机公关”，将成为政府未来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危机公关是公共部门的重要职责，是“风险世界”的必然、“和谐社会”的必要、“公共服务”的必需。

危机管理的三大基本职能是相互依存、相互衔接的，危机预防职能是危机处理的基础，危机评估职能是危机预防、处理的反馈和有益总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危机管理过程。危机管理在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基本职能与具体职能的关系见图１。

二、从非典事件中看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存在的缺陷

（一）危机管理意识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养成了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政府应对像地震、台风、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有一套监测追踪系统，积累了很多成熟的经验与办法，但是在公共卫生方面缺乏危机意识，这一点在非典事件的前期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非典这一危机事件是政府从没有经历过的突发事件，政府对危机的危害性明显没有充分的预计或进行风险全面评估，只是一味的沿袭稳定压倒一切，报喜不报忧的思想，实行新闻封锁，导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更为严重的是贻误了控制、处理危机的最好时机，导致非典疫情的扩散，也给更多的人带来了痛苦甚至生命危险。由于长期缺少理性解决危机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环境，整个社会对危机的看法往往比较僵硬，缺少共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相反，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惊恐和猜测，这样就认为地枪坏了社会危机的敏感性。

（二）危机管理体系不完善

1.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发挥缺乏一个专门机构的支撑。非典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部门分立、职能交叉、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在危机的管理与控制的具体执行中，必须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承担决策与执行职能。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对危机的管理是在国务院设置相关的临时机构，如：国防动员委员会、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国家处置劫机事件领导小组以及防洪、火灾指挥部或办公室等。

2.缺乏专业的危机管理人才。我国危机管理的机构和人才极度匮乏，危机管理机构和人才结构还有待健全和完善。我国虽有武警、消防、公安等行业性应急单位和相关的职业人员，但是在跨地区、跨行业、跨专业的综合型危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才方面却是稀缺的，应对各种危机管理局面、制定危机紧急预案的专业人才在我国是属于稀缺性人才。

（三）政府危机管理缺乏畅通的信息系统。

在危机状态下，社会应该有一种信息披露透明化的公正机制，保持必要的新闻自由度，让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完善社会的自我修复机制。非典爆发之初，就存在信息传播不畅的问题，首先是信息公布缓慢，从发现疫情到正式公布于众竟拖延了两个月之久；其次是信息透明度低，一些官员在处理信息时层层做假，瞒报漏报。这些做法，不但侵犯了公民正当知情权，也给政府决策部门了解形势，采取应对措施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三、政府危机管理应对与策略

（一）非典后政府危机意识不断加强

加强意识是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前提。要树立危机意识，必须展开危机意识教育，必须落到实处，不能搞形式，走过场，或者仅停留于口头上。前非典时期，政府部门暴露了长期以来忽视了必要的危机防范一时的培养，在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但地方政府部门对问题的严重性不够重视，贻误了控制和化解危机的时机，从而埋下了非典全国蔓延的隐患。2003年4月20日后，我国政府吸取了教训，准确的判断了形势，加强了危机意识，改变了“撞击—反射式”的模式，开始注重对危机的原因分析，树立“预防为主、应急与预防并重”的危机理念，提出一手抓防治非典这件大事毫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毫不动摇的方针。七天七夜建起一座各项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传染病医院。卫生部门则对疫情以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进行防治。各项措施抓住了一个“快”，遏制了非典猖獗的步伐。

（二）临时危机处理指挥机构不能代替常设危机处理机构 后非典时期国务院成立了以吴仪副总理牵头，包括多个部委负责人的临时指挥机构，领导和协调全国的防治工作。这一机制在非典防治工作时起到巨大作用，但同时，这种临时性的领导机制也有其局限性,延续性差，有关危机处理的经验不能长期保留。因此要建立常设性的危机管理领导和协调机构。首先，以立法的形式授予其紧急状态下制定危机决策和出台长期的危及应对战略以及对其它政府机构进行调度和协调的权利；其次明确地方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责任，组建城市应急联动中心管理体制。

（三）治国之道，首在治人。

1.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个专业的、训练有索的危机管理人才队伍对于政府危机管理是很重要的。政府应该加强对党政机关各类管理人员的危机管理能力的培训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源，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现有党政机关管理人员参加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培训和模拟训练，加强专业的危机管理理论知识的学习，以提升和带动管理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

2.设置专门的危机管理人才培训机构设置专门的危机管理人才培训机构且在各大高校和大中专院校中专门开设有关涉及危机管理的专业，将危机管理渗透至高等教育中，以培养专门的危机管理人才。

（四）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是提高政府危机公关功能的关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众主体意识的增强，国内乃至国外人士对知情权的诉求正迅速提高，这是推动信息公开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后非典时期争睹对非典的信息处理上开始由黑屋子向玻璃屋转变。每天下午用电视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公布非典疫情最新数据，做到了数据准确，发布及时。要保证危机管理的效果，公开信息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关切民生的重大事件和情况（如危机）应该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情况通报制度，把真相及时通报民众，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避免不必要的误传、讹传。

四、总结

斯坦福大学教授理查德・帕斯卡尔说过一句至理名言：“21世纪，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英国危机管理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也曾说过：“预防是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非典既是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又是我国政府提升危机管理能力的一个契机。我们充分的相信，政府既能受得住危机的考验，又能实现危机管理能力上的质的飞跃。参考文献

1黄晓军.《从非典事件看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制度创新》 [J].北京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8 2 张毅.《“非典”事件对防治禽流感的启示》 [J].甘肃农业，2006年第5期 3 陈刚，张孟见.《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J] 4 从亮.《从非典防治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与未来》 陈薇.《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公共关系研究》 [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5，(4).6 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7）． 赵光辉.《公共危机管理人才开发思考》[J].中国人才，2007，3 8 任兆璋，李鹏.《论SARS事件对危机管理的启示》[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