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健全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和违法违规惩戒制度方面的现状及建议

第一篇：关于健全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和违法违规惩戒制度方面的现状及建议

关于健全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和违法

违规惩戒制度方面的现状及建议

律师，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为市场经济和人权保障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促进和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的群体。

因立法滞后、政策滞后，舆论氛围不利，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现象突出等诸多原因，司法的效力和公正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调研，综合各界同志的观点，我们认为律师执业环境面临以下主要问题：

一、现状

1、律师在办理业务中会见当事人难。公、检单位随意扩大会见需要批准的范围，以内部工作为由拒绝律师会见并随意扩大派员陪同范围，限制会见时间、次数、人数，甚至不准律师在会见时谈案情，滥用批准时间等，这些都严重违反了法律精神。

2、阅卷难。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一定问题，对律师阅卷作了种种限制，一些案卷材料律师根本无法看到。

3、取保候审难。符合取保条件的嫌疑人在律师向承办机关申请取保后，不做个人工作一般得不到批准，要么就根本不予答复。

4、通信难。承办案件机关对当事人要求会见律师不予传达信息，看守所又内部规定信件寄出时间和数量的诸多限制。

5、调查取证难。许多部门滥用权利自制规定将本应对社会公开的档案资料等规定为仅对公、检、法公开。因立法原因和作证的意识导致律师办理民事案件在很多地方根本调取不到证据材料，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只能申请办案机关调取，而办案机关往往不予回应或拖延不办。

6、听取律师意见难。我国律师缺乏与法官、检察官进行平等沟通的条件，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应当听取代理律师的意见，但现实中司法机关的经办人员基于种种原因往往不愿听取律师意见。

7、投诉难。司法机关不执法或不尊重律师投诉后基本都得不到处理。

8、执业风险大，人身安全在很多时候还遭到威胁，律师伪证罪更是一把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剑，已出现被司法机关滥用。

9、所谓的审限和执行期限在现实中已流于形式。法院有太大的决定权，采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辩论终结等着拿判决文书，左等右等没有拿到，超过期限后得到法院的通知——转普通程序，执行期内，经办法官拖沓不办，到期了以被执行人口头承诺等为借口欺骗愚弄当事人十分普遍。

10、司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现今执业的律师都是通过律师资格或司法资格考试，系统学习过法律和因为工作、竞争需要还在不断学习的专业人员，而法院的法官和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因为历史的原因，国家以前更多地考虑了他的政治素养而忽视了司法工作需要的知识涵养及专业技能，大量安置了一些非法律专业人员，加上体制设计的原因授予他们太多的权利和行业本身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甚至出现了许多对基本法言法语都不懂的法院、检察院领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执行，同时，这种职业素质的差异进一步导致律师执业的艰难。

11、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殛待加强。一方面是政府守法的表率作用从未体现，法律的尊严遭到以政府执法部门为首的随意践踏，二是教育体制中对国民守法教育滞后，很多媒体在做报道中都经常犯常识性错误，三是不守法的成本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12、法律服务主体十分混乱。当前除律师从事着有偿法律服务外，还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公、检、法、政府其他部门退休的人员和大量社会大众公民打着关系旗号违规有偿代理案件。黑律师、假律师、律师事务所私设的分支机构充斥各级法院和看守所等的周边，严重破坏了法律服务市场公平有序的秩序，损坏了律师的执业形象，阻碍了律师业的发展。

二、建议

（一）从立法方面，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

1、清晰界定律师职业的社会定位和应享有的执业权利和义务。通过法规和规章的方式，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警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责属性。同时，可参照《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立法结构，将“执业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列为专章，提升和凸显律师执业权利在《律师法》法律结构中的地位；要进一步完善律师执业权利，构建符合律师职业特点的权利体系。

2、明确侵害律师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关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侵害律师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对侵害律师合法权益的组织和个人可比照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处罚或追究行政、刑事责任。

3、取消《刑法》306条。将律师涉嫌伪证罪并入307条，与司法工作人员适用相同的构成犯罪的条件。

（二）从司法体制方面，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

1、在司法体制结构中完善律师执业权利程序保障机制。如对律师行使阅卷、会见和通信、调查取证的权利和在法庭审理阶段发问、质证、提出新证据、参加法庭辩论的权利以及代行上诉、代理申诉或控告的权利规定适当、合理的程序，使律师在履行职业责任时都有法定制度使之能够进行，并对违反该程序的行为有特定的渠道反映并得到救济。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必要时可就侵犯律师执业权利行为代为提起诉讼。

2、在司法体制结构中设计对违法违规律师的特别处理程序。可就律师违规违纪行为查处设置专门法庭，依法依规作出法院裁决。

3、建立和完善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身份转换机制，拓展律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的渠道，为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行使创造好的外部环境。

4、与公检法建立信息交流和协调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公检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建立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机制，互相听取工作意见和建议；对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建设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调研；对典型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案件联合督办，共同处置。

（三）从国家行政方面，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

1、确保国家行政机关为律师权利的行使提供便利、配合、协助与支持的保障，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户籍管理部门、环保部门、民政部门等行政部门向律师提供自己拥有或保存的登记材料或证件材料，供律师查阅或复印等。

2、完善律师参政议政的渠道和机制。通过提高律师代表在人大、政协中的比例、推动律师担任各级政府法律顾问以及推进政府采购法律服务等方式，促进国家行政机关对律师工作的了解，以政府对律师的尊重带动全社会对律师的尊重。

3、加大对律师职业的社会保障。进一步理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参加社会保险的体制。努力加大对律师看病、养老等涉及切身利益问题的保障力度；针对律师行业的纳税主体地位、征税方式、税率做出进一步规定和规范，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和律师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符合法律服务市场发展实际、符合律师社会定位的税收政策，以其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律师纳税问题的解决。

山东前卫律师事务所 2015年4月12日

第二篇：论健全和完善人民警察的保障和保护制度

论健全和完善人民警察的保障和保护制度

人民警察权益保障是指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人民警察自身权益包括健康权、休息权、名誉权等要依法得到保障。依据宪法和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享有行政处罚权、盘问权、交通管制权、强制措施执行权等权利。

为了保证警察权不被滥用，我国各级公安机关坚持“依法治警，从严治警”的方针，颁布了《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机关受理控告申诉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全面实行警务督察制度，建立健全了警务监督制约制度。对警察工作不满意，可直接向110或督察部门投诉，已经是家喻户晓。但是，当人们更多地关注警察执法不公或效率低下问题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警察在正当执法过程中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目前，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无端遭侮辱、谩骂甚至被殴打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民警的无效投诉和恶意控告不断增多；民警超负荷工作，正常休息难保证，身体状况欠佳；职级待遇低，心理压力大等现象，在各级公安机关中也较为普遍。如何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权益，值得我们思考。

一、人民警察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人民警察的天职，就是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人民警察正当的执法权益也同样不容侵害，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我们无法想像，人民警察连自己的执法权益都保护不了，连公正的执法环境都没有，更何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民警察权益保障情况并不容乐观。

1、暴力侵害日趋严重，警察生命权受到威胁。近年来，暴力袭警已成为影响警察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各地公安民警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工作中遭受暴力袭击伤亡事件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据统计，近20年来，全国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近7000人、负伤近13万人。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牺牲的公安民警不下400人，其中2000年牺牲428人、2001年牺牲443人、2002年牺牲443人、2003年牺牲476人、2004年牺牲492人；而每年受伤的公安民警有6000人左右。袭警是严重亵渎警察执法权威的行为，严重威胁了人民警察的生命安全，无论袭警出于何种目的，都应当受到严惩。而且，据笔者了解，一系列的袭警案件已经使得某些地方的警察在正当执法时有了沉重的精神包袱，这不能不引起警界乃至社会的高度重视。

2、正常执法受干扰，民警身心疲惫。由于部分群众不了解公安机关的执法办案程序，不熟悉公安机关的职责范围。因此，在公安民警处理问题过程中，当有些人的不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不听解释，矛头直指办案民警，到处投诉，甚至谩骂侮辱、殴打办案民警。这种现象在基层派出所办理的民事纠纷和殴斗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有的伤者家属无理要求派出所为其垫付医药费，达不到要求就大闹派出所，指责和投诉办案民警。据上海市公安部门统计，仅1999年，上海公安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有272人被打、被伤害，其中65人构成轻伤，207人为轻微伤；民警受到不同程度的诬告或失实举报有797起，民警人格受到不同程度侮辱的达4．75万人次，令人触目惊心。在一个整体法治水平还相当不够的社会现实面前，警察在解决民事纠纷的办案过程中，遇到不明真相的群众，常常要忍辱负重。委屈和冤枉的长期积累给为数不少的警察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

3、无效和恶意投诉多，民警工作积极性受挫。群众对民警中存在的执法不公、耍特权等现象进行投诉，可以监督和促进我们公安工作的开展。但近年来无效和恶意投诉不断增多，对公安工作非但没有起到促进和监督作用，反而带来了消极的负面影响。如夸大事实不如实反映真实情况，自己不理解、不配合反而投诉公安不作为，动辄向市局、政法委、市政府甚至上级等单位多方投诉，个别人还利用投诉诬告民警等，带有明显的偏激和苛求心态。从查证情况看，大多数案件并非公安不作为，而是因为证据不足，或按法律规定属自诉案件，或得不到当事人的配合致使案件无法查破。每次投诉一来，民警不得不放下手头工作，写出答复供上级机关参考，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面对投诉，公安机关从上至下都存在一个“怕”的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政治思想工作研究得不深刻，对投诉现象缺乏预见性和正确认识，造成主管领导一见投诉便觉得基层单位治安管理不好，队伍出了问题，甚至在对投诉内容尚未进行查实的情况下就已经定了基调，使民警受到不白之冤或委屈，极易产生“多干活多挨骂，少干活少挨骂，不干活不挨骂”的消极思想，严重挫伤了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4、正常休息难保证，民警健康状况堪忧。超负荷劳动在公安机关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基层派出所民警更是如此。国家规定公务员的标准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但在基层派出所中，即使是工作较为规律的内勤也在50小时以上，至于责任区民警和治安刑侦民警值夜班、双休日不休息更是常事。大量的中心工作、阶段性、临时性工作和不确定的工作时间，使我们的民警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由此带来的健康问题令人担忧。据报载，2000年，沈阳市公安局对1524名交警、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对刑警大队160名刑警和天山分局刑警大队114名刑警的健康情况进行了体检调查，发现患病人数分别为1486名、125名和89名，占三个地区总体检人数97．5％、78．1％和78％。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民警还处在亚健康的情况下与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这是谁也不想、也不愿看到的，但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5、职级待遇偏低，民警思想压力大。和政府的其他公务员相比，公安机关民警的职级待遇普遍偏低，是不争的事实。以一个市级公安机关为例，一万多人的民警队伍是一个局级单位，而政府的其他局级单位，多的一百多人，少的才几十人。晋升职级时，又要按照同样的指标和比例，公安民警就必须排队才能晋升。按照国家公务员条例的规定，科员满三年，既可晋升副科级待遇。但在民警队伍中，科员满十年而未晋升副科级的大有人在。职级待遇偏低，不仅直接影响到民警的工资、分房等待遇问题，而且给他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压力。当他们与政府的其他公务员相比时，总觉得不如别人，来自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给民警的思想背上一定的包袱，影响了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二、人民警察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原因

警察是和平时期唯一拥有强制力的人，可为什么在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对警察缺乏敬畏，甚至敢公然地辱骂、诽谤、殴打警察。如果说，严重的刑事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追究、抗拒抓捕，会负隅顽抗攻击警察，可以被认为是警察这一职业的风险，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那么，出现群众动辄伤害、侮辱、诽谤执法警察，公然向警察挑衅、示威的现象，就需要我们对我国警察的执法权益保护现状进行深入地反思了。

笔者将当前人民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归纳为如下几点：

1、从目前公安工作的宏观社会背景看，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传统的农业与工业二元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人治向法治社会转变，各方面深入进行的改革其实质就是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过程。在转型过程中，涉及广泛而深刻的利益调整和利益冲突。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利益的冲突与矛盾的尖锐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会暴露出一系列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治安形势将日益严峻。总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多种多样的矛盾，这些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都是社会治安的消极面。

在社会转型期理应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进行社会控制，维护社会治安，公安机关责无旁贷。所以与以前相比，公安任务日益繁重，危险系数日益增高，公安机关面临着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公民的素质日益提高，民众普遍具有了权利意识，当然对公安机关与人民警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社会的发展也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二者之间形成一对矛盾，有时这种矛盾局部激化，便有可能发生忽视、无视甚至伤害人民警察正当合法权益的事件。

2、法律尚不健全，民警执法和自身权益难保障。国家有关警察执法权益的立法不完善，缺乏完备的、操作性强的保护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法律法规。虽然在《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关于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等一些法律规定中能找到“警察执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相关内容，但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民警执行职务时的相关保护性条款还不够有力，有关规定较为笼统、原则，缺乏对保护警察执法权益的具体内容设计，没能对侵犯警察执法权益的人构成威慑。由于对侵害警察执法权益的行为人少有制裁，行为人对警察缺乏畏惧，侵害行为不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发生在上海的暴力袭警、暴力抗法案达1200余件，然而此间该市检察机关受理的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此类案件仅为227件，这意味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仅占 19％。

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中，对侵害警察执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及其制裁措施，都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如英国警察法集中规定了五种侵害警察权的犯罪，即殴打警察罪、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罪、冒充警察罪、非法持有警察衣物罪和挑唆不忠罪。在一些国家，“侮辱警官”也是一条罪状。相比之下，我国对警察执法权益的法律保护远远不够。刑法只是把警察在执行公务中受到暴力、威胁阻碍归入一般的“阻碍国家公务人员执行公务”的妨害公务行为之中，不曾考虑警察职业中频繁遭受的其他形式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攻击。在其他有关法律中也缺乏具体保护警察执法权益的规定。

3、警察职责定位不准，也是民警合法权益易受侵害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警察的权力似乎很大，无所不管，一些受过各种司法处理的人甚至直接把警察称为“政府”。“有求必应”的承诺将警察的工作范围划得很宽。而警察并非神仙，能力有限，职权有限，许多问题不能“迎刃而解”。尤其在大量的群众求助中，警察往往不能给群众以满意的结果。比如，一个人病倒在街上，警察闻讯而至，将其送到医院使其脱险平安，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然而事实上远没那么简单。当遇到医疗费支付困难时，当其亲友不能及时赶到护理时，当医疗部门不见钱不给抢救时，都使我们的民警左右为难，纠缠其间，不能脱身。若这时又有案发现场需要出警时，就可能会延误时间，使群众不满意，因而群众就会投诉警察误警，我们的警察有苦难言。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社会生活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各类矛盾比较突出，不少地方政府把公安机关看作是贯彻工作的有力保障，认为只要警察出马，一切问题就能解决。因此，无论是清理“乱摆卖”还是“计划生育”工作，都要求警察出动。这样极易造成警民关系对立，往往在这种场合，容易发生民警被辱骂、围攻和殴打的现象。

4、从自身因素上看，公安队伍数量庞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执法为民观念淡薄，依法执法和依法维护自身执法权益的能力不强。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执法没有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的程序。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采取什么形式去做，做到什么程度等都是模糊的，往往直接导致了执法的随意性，表现为想当然办事。二是一些民警法治意识不强，不懂、不愿、不能依法维权。甚至图一时之快，采取“合理不合法”的手段“以恶制恶”。三是个别公安机关领导和民警消极应对依法从严治警方针，思想认识不到位，领导不够重视，一线民警普遍麻痹大意。一些基层公安机关的领导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性认识不足，平时疏忽对民警进行自我防护方面的教育。还有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的领导鉴于近年来公安机关在武器使用上出现的一些问题，竟然因噎废食，为避免工作出纰漏、受处理，干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执法执勤时不配发、不领用武器警械，留下安全隐患。四是社会舆论的误导。近年来，一些涉警案件被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或个人通过报刊、互联网等途径传播、热炒之后，使警察个人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受损。在新闻媒体的炒作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急剧直下，使人民群众对警察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警民关系趋于恶化，影响了警察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5、公安机关自身维权意识不强，助长了侵害民警合法权益的行为。长期以来，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警察乃强者，认为公安机关没人敢惹，公安民警没人敢告。所以，一旦民警被投诉、诬告，往往被人误解和轻视，民警所在的单位也不敢理直气壮的为民警“撑腰”。因此，一些民警被投诉时，首先想到的是“道理难以讲清”，接着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以来，民警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妨碍执法、辱骂、围攻甚至诬告当成正常现象，根本没意识到其合法权益遭受了侵害。无形中助长了侵害民警合法权益的行为。

6、从警察的管理上看，也存在不少问题。公安系统内部对警察管理严格，注重公安整体形象，忽视警察个体利益。警察受到打骂后，维护其权益的机构首先应当是公安机关。而目前众多的公安机关并未担负起这一职责。在队伍管理上，公安机关过多地强调了管，对警察权益受损的危害缺乏应有的认识。

有少数领导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将以人民满意为标准操作为以人人满意为标准。只要群众一投诉，首先用“有错推定”式的有色眼光从当事民警方面找原因，生怕事情闹大影响警民关系，生怕当事人到上级部门上访、告状。为求息事宁人，个别地方还特地设立“委屈奖”以赢得群众的满意。有的公安机关对警察考核时，以有无群众举报决定警察的业绩。这样一些做法，使行为人袭击警察后不需承担责任，至多仅是承担和侵害其他普通主体一样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对人们侵害警察执法权益的一种默许。这样的管理必然导致警察害怕举报，不愿意给单位和自己“惹事”，害怕“说不清楚”，只能把执法中遭受侵害当作了自己的私事，最终造成对侵害警察合法权益行为人的纵容。

三、有效保障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对策

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有效保障，否则，将会挫伤广大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极大的削弱公安队伍的战斗力，严重阻碍各项公安工作的开展。我认为，要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改善公安工作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曾经撰文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警察与人口比最低的国家，警察的工资最少，工作最辛苦，却创造了世界上发案率很低的社会治安环境。然而，中国的警察死伤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偏高，可以说，中国的民警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换取社会治安的稳定。民警也是人，他们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因此，党和政府应尽量减少公安机关的非警务活动，避免民警和群众发生直接的冲突，减少无谓的伤害。同时，要通过各种渠道来教育群众，提高公民的素质和法制意识。有关部门应加强正面舆论引导，树立人民警察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社会舆论媒体的宣传应该多宣扬民警真实的一面，给予正确的评价，以树立其应有的权威，切不能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对公安队伍中的个别问题任意扩大化。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认识到治安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公安政法机关虽然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职能部门，但是社会和人民群众永远是维护治安的主力军。从保护民警的角度出发，每一个公民都应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己任，和民警携手，良性互动。

2、加强教育、培养、训练工作，全面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和综合素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执法、依法维权是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古语说得好，“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执法者，民警如果不依法执法，又如何能让老百姓守法。连自己的权益都不能依法维护，又如何能维护好老百姓的权益。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法民警应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丰富的法律知识以及过硬的警察查缉本领，在遇有对抗性行为发生的时候，能够机智果断、冷静沉着、合理处置，以达到保护自己、有效执法的目的。此外民警还应该善于沟通，这样既可以减少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的对立情绪，做到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实现有效管理的目标，又可以在被围攻、伤害或是与犯罪分子搏斗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3、加强公安机关管理建设，改进公安工作，增强对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保护。公安机关必须正视警察的执法权益，充分认识到警察是一种职业，让警察在执业中牺牲自己的利益不符合情理。以大局利益的名义要求牺牲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对警察作为公民的权利的侵害。公安机关对维护警察执法权益的态度及力度同样影响着公民能否配合警察执法。近年来，公安机关为了更好地实现立警为民，建立了十分严格的考核制度。担心投诉已经成为基层警察及其领导日常工作的重心，而维权工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投人。这样的一种执法现状，积极的方面是，警察增强执法责任心，在打击犯罪、制裁违法的过程中做到执法有据;消极的一面是，因警察囿于严明的纪律，在执法活动中往往变得“软弱无力”，尤其是遇有无理纠缠的群众，警察执法畏手畏脚，忍气吞声。所以，公安机关应强化保护民警的意识。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者，尤其是一线基层的领导，都要始终坚持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相结合的方针，进行人性化管理。把民警看作是公安机关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生命与健康无上重要，要尽一切力量保证民警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设立民警权益保障机构，是维护人民警察权益的保证。为了切实保障人民警察的正当权益，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公安机关执法的权威性，各级公安机关要设立民警权益保障机构，依法受理公安民警在正当执法和执行公务时，受到无理阻挠、围攻情节比较严重的案（事）件；公安民警在正当执法和执法后受到诬陷、诬告或家属受到寻衅报复的案（事）件；公安民警在正当执法和执行公务时，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侵害的案（事）件（包括受到直接的谩骂，公开威胁恐吓等）；公安民警的正当执法权益受侵犯或民警的正当执法权益未受到保护的其他案（事）件等。理直气壮的为民警撑腰，做民警正当权益的保护神。从而建立一种有效的内部“保护”机制，使警察有一个说理诉苦、澄清是非的畅通渠道，以保障人民警察的正当执法权益。可喜的是，这些想法已经引起了许多地方政府的重视。自 2000 年2月28日上海成立全国第一个“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保护委员会”之后，辽宁、江苏、浙江、云南、宁夏、陕西等地也先后建立此类组织。2002年8月，在全国公安机关从优待警经验交流会上，公安部提出要在全国公安机关中设立“公安民警正当执法权益保护委员会”，通过各级各类职能部门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的共同参与，发挥应有的功效，可使民警的执法维权工作落到实处，真正为民警主持正义，保护执法权威。

4、完善有关警察执法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积极推动维权立法是保障和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长远之策。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警察执法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已相当完备，自成体系。如美国相关的法律规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遇有反抗的意图，有可能发生威胁其生命安全的情况，可以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一系列有效的保护措施。这样，通过法律将在执法中受到威胁的自卫权授予警察，可以消除由于法律不完备而带来的一些争议。警察没有了后顾之忧，安全无虞，就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就是否设立袭警罪和制订人民警察权益保障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一切都说明了，要真正地保护好人民警察的利益，就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为依据。立法机关应积极推动修改、完善现有警察法律和制订特别保护法律的立法程序。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民警应有的权利，为维护和保障民警的执法权益提供最有力的法律保护。

为了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除了完善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确保人民警察执法有力外，还要建立和完善警察权益保障机制。有必要制定一部《人民警察权益保障法》，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保障民警健康权、休息权、名誉权等方面的内容。建立一套针对人民警察福利待遇、考核晋升、教育训练、医疗保障等方面的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使人民警察权益保障做到有法可依，切实可行。以解除民警的后顾之忧，保证正常休息，身心健康，从而增强人民警察的集体荣誉感，充分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有力的推进各项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

5、加快警察职业化建设，是保障人民警察权益的重要环节。正是因为警察职业化程度不高，职责定位不清，致使警察卷入很多非警务活动，无意中引矛盾上身，造成民警权益遭侵害。加快警察职业化建设，刻不容缓。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一定要按照《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十四项职责分工依法履行职责，切实担负起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政府其他职能部门，也要各司其责，防止事事都要公安民警出动的情况发生。另外，在人民警察接处警方面，在保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各环节的实际情况，看清人民警察现有的能量，切合实际地制定工作计划和指标，特别要明确接处警的工作范围和出警原则，从而保证现有的警力主要用于解决应急的重要问题上，防止“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只有人民警察的职业化程度高了，职责明确了，才能在有限的警力下把公安工作做的更好，使人民群众满意。同时也使人民警察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6、坚持严格公正执法，是保障人民警察权益的必要条件。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目的不是保护警察执法过程中的过失，也不是与群众做对，而是为公安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我们维护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是建立在警察本身无过错的基础上。因此，“打铁还须自身硬”，人民警察惟有严格公正执法、依法办案，才能在维权案件的查办中避免拔出萝卜带出泥事件的发生，也才能使民警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第三篇：关于促进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直接立案侦察案件中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建议

关于促进检察院在办理直接立案侦察案件中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看法

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司法界俗称“三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三难”问题的出现和长期存在，不仅极大地挫伤了我市广大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也使许多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为了切实解决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存在已久的“三难”问题，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六部委关于实施刑诉法的若干规定，均对律师在各阶段的会见及相关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针对律师在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侦查阶段以及审查起诉过程中的“三难”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12月30日颁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如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有针对性的、操作性强的规定。《规定》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使律师在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中的执业权利，有了更为具体的制度保障，它在我国刑事立法的进程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本人认为，在执行国家法律及《规定》上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对律师在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过程中，仍然人为设置种种障碍，“三难”问题在检察院自侦案件中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一、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中违反规定，限制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主要表现在：

1、没有按规定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没有做好相应记录，无人负责、相互推诿现象严重。

《规定》的第一章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这就是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对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要指定专人接受材料、办理会见事宜并记录备查，以防止出现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无人负责、相互推诿的情况。然而，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以“最近忙得很；承办人外出办事不在，回来再通知你；需要领导批准，领导不在家；”„„等等这样那样的答复拖延甚至变相拒绝安排会见。都没有指定专人接受律师会见材料，更不用说做好记录备查了。实践中，律师申请会见一般都需要两次或多次才能获得安排，而且往往有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在第二、第三次申请会见时，侦查部门一般都以种种的理由推托阻止会见。

2、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及时安排律师会见当事人。

《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的五日内安排会见。但从现实来看，有的侦查员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安排会见。这使律师不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也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这一立法的初衷难以实现。

3、扩大“国家秘密”的内涵，将许多非涉密案件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而拒绝安排律师会见。

《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从而明确了对于 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也就是说，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只有依法履行“安排”的义务，而不享有“批准”的权利。但实践中，我市大多数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往往无限扩大“国家秘密”的内涵，无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均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要求必须经过批准才能会见。仍旧采用《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的形式。这种将律师会见由履行“安排”义务变成“批准”权利，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4、限制甚至禁止律师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将“可以”派员在场变成“必须”派员在场。

《规定》第6条明确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加与所涉嫌的犯罪；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况的陈述；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但从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我们很多律师都反映在某些地方的检察院办理贪污受贿等刑事案件，即使律师被批准会见，会见权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如侦查人员限制谈话内容，有的只让问“在里面怎么样？还好吧？”等无关痛痒的话，一旦涉及案情，侦查人员便立即打断律师与当事人的谈话，并催促说时间已到。并时不时的警告犯罪嫌疑人不得乱讲，警告律师不得谈具体案情；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谈话经常被打断或阻止；禁止律师记录等等，使律师会见仅仅起到代替家属探监的作用。另外，会见时，侦查部门往往不分案件具体情况和是否需要，均派员在场，将“可以”派员在场，变成了“必须”派员在场。有些时候即使没有侦查人员在场，但侦查人员也要将会见的场所选择在有安装监控设施的地方，整个谈话过程还被录音、录象监控之下，使整个会见活动蒙上浓浓的阴影，就连会见的律师也强烈的感觉到缺乏一种基本的安全感。可想而知，这样的会见显然是达不到它真正目的的，这样也使律师会见形同虚设，变的毫无意义。

5、没有主动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即使律师对案件提出意见，承办人员也大都置之不理。

《规定》第二章关于听取律师意见第十条和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录笔录附卷。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宗。从这一规定的本身来讲，确实充分体现了最高检察机关对律师意见的尊重，有助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职能，从而为刑事案件的合法、公正的审判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从实践看，温州地区的大多数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远远没有做到规定的要求，极少主动的去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非但如此，有些承办人员对律师已经提出的意见不仅不记录在卷，更甚者把律师的所有意见都弃置不顾，这样做的结果是，检察官经常把一些本来存在重大缺陷、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这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审理、定罪的风险。

二、针对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中违反规定限制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笔者的建议是：

1、检察机关应当切实转变观念，认真积极的贯彻落实《规定》的基本要求。虽然，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诉讼职能定位上看，双方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在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方面，二者的目标是共同的、一致的。因此，检察官应当积极转变“把律师视为异已，认为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就是钻法律空子，替坏人说话，挑检察机关毛病”的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2、检察机关应当设立专门接待会见的窗口，派专人统一接受律师的申请和安排律师会见，并做好记录备查。而不应再叫律师去找具体的办案人员。这样既可以避免办案人的推诿，也可以使办理结果有据可查。

3、市、县（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应严格执行《规定》，在规定时限内安排律师会见，对非涉密案件不得以任何借口设置报批程序，并不得使用《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真正让律师会见变“批准”权利为“安排”义务。逐步将目前的每个案件都派员在场向不派员在场转变。真正做到听取并着重律师对案件提出的意见。

4、检察院应当设立或指定受理律师投诉的窗口或部门，制定一套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并及时向社会公示。要让那些怠于履行职责或违反《规定》的检察人员受到应有的责任追究，真正保障律师依法办理刑事案件的权利。

5、检察机关和律师协会之间应当加强沟通，以增进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及时地沟通双方有关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规范办理刑事案件的工作动态和信息，监督彼此之间的工作；同时，还可以建立一套对刑事法律研讨、学习的机制，定期组织检察官和律师对刑事法律疑难、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这样，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沟通便得以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定会得以增进，《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也一定会更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