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第一篇：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国共两党的关系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数量有限，几乎成为学界的空白点。这就造成大家不了解这段历史，仅仅满足于从历史课本上得到的固有的认识，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正视历史，就没有办法正确看待国共的关系，这会阻碍两岸关系向明朗化方向发展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而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了解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思想上扭转对国民党的认知，尊重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一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阶段

纵观国共接近百年的关系史，可以从中发现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形式，时联合时分裂，又联合又斗争的特殊的相互关系，那么，“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两党关系的发展效果，而引起学界诸多争议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最恰当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规律，他们的斗争规律决定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因此，可以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把国共关系分为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影响国共关系的因素，国共关系的表现，国共双方采取的政策，以及外界的反应都是本文研究的问题。国共关系发展的第一时期

国共的第一次合作是国共关系的第一个时期。促成国共合作的因素应当从中国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还有外在的因素等方面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理论上处在对立层面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够放弃对抗，联手进行国民大革命。先从国民党方面分析。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反帝反封建，到处奔走呼号，组织力量，在1894年成立了兴中会，在1905年孙中山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极力促成一系列革命组织和团体合并，从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是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提出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口号，旧三民主义。孙中山领导同盟会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因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压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业未完成。旧秩序在新形式下得到恢复,甚至发展,国家徒有民国之名,业无民国之实。孙中山在领导的两次护法运动接连失败后，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大，资产阶级单打独斗是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必须要联合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的力量。另一方面，改组的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以求重新焕发活力，实现三民主义的既定奋斗目标。接下来从共产党方面分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之初的共产党阶级对抗意识非常强烈，并且把国民党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国民党处于对立状态。但后来受到国际的影响，在中共一大的时候开始转变态度，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虽然有人提示和国民党合作，但最后还是决定“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当时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没有把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提到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共二大是国共关系的起点，其标志是1922年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和同年七月中共《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案》。其他的因素包括苏联共产国际的介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等都促进国共合作的进程。国共合作的形成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国共关是以两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统治为特征的。国共关系的第二时期—十年对峙

然而，国共合作从始至终并不意味着两党阶级利益冲突的消除。因此国共两党之间的嫌隙时有发生，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一直实行打压政策，小动作不断。加上大革命使北洋军阀的崩溃，帝国主义急需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新右派蒋介石成为了他们的最佳人选。一向以来惧怕工农力量并反对与苏联合作的蒋介石于年月、月，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力量。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分裂国共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年月，蒋介石会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表示保护外国在中国的权益；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讲；月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事件，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月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名义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年月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日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其辖区内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进入十年国共对峙时期，这就是国共关系的第二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的起止点是十年内战的起止时间，国共关系在这个时期的表现是破裂并互相攻伐。在十年对峙中，国民党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对全国的统治，一山不容二虎，国民党必须对共产党采取高压打击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用法律、行政、特务等手段残酷镇压中国国民党人的革命行动，致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中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这几个月以来，中国革命的领袖及群众死于南北军阀刽子手之下的，连数也数不清了。”对峙时期，面对国民党的迫害，共产党必定要予以反击，决定要用武装夺取政权来回答中国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并组建革命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势力来应对国民党的迫害。“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党采取了新的路线，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取的斗争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下限是1937年7月，国共关系开始向另一个阶段发展，有几个理由值得借鉴，（1）中共年提出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中共统一战线转变的开始。（2）抗战统一战线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手下掌握几百万军队，所以蒋介石的态度至关重要，从武力剿共，转变为政治解决，再到后来的联红抗日，国民党对中共的转变也经历一个过程。19 3 5 年华北事变以前, 蒋介石一直坚持武力“剿共”的方针;华北事变后到两广事变发生, 蒋介石对中共企图采取“政治解决”;当两广事变平息后, 蒋介石又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剿共”;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蒋介石才被迫在口头上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 这时两党才停止军事的敌对行动。1 9 3 7 年2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方针。这样, 国民党的“联共抗日”的方针才真正确定下来了。

第三个时期是国共第三次合作，时间是从1937年7月，到1946年6月，表现为建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全力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以民族利益为重，暂时放下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国民党一边同共产党合作，一边提防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势力，到抗战后期出现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局面，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在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面前，国民党并没有同共产党真正撕破脸，至少表面还维持着联手抗日的和谐局面。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统一组织和共同纲领，大体上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妥协让步，虽然存在两个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是国内阶级矛盾受民族矛盾制约。中共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极力保护抗战全局的局面，不让抗日战争全局遭到破坏。但是一旦民族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矛盾又重新出现。

国共关系的第四个时期是三年内战时期，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奉行专制、独裁、反共的政策，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共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走向全面对抗。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一月停战协定》，召开“国大”，和谈之门一手被国民党当局关上了，重庆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谈判失败。这个阶段, 中共代表的工作“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 而是为宣传而谈判”“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

第五个时期，从1946年6月—1978年底，这一时期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到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国共关系表现为军事政治的对峙，政策呈现阶段性的发展。第一阶段，自败退台湾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均试图以军事实力消灭对方，巩固自己。在政策表现上，国民党根据当时台湾失败主义蔓延，大所数士兵自己放逐自己，提出光复大陆的口号，试图挽救统治，团结人心。共产党则提出肃清残余，武力解放台湾。第二个阶段，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共两党的政策均有变化，即在主张军事进攻的同时，强调政治作战的意义。这一阶段影响国共政策的因素在中共方面是中共受国际形势和国际舆论，由过去的武力解决调整为逐渐减少军事行动规模，突出政治解决的意义。中共改变的原因，国内主要矛盾变化，随着一化三改，中国的资产阶级被消灭，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现状的考虑，希望利用中国克制苏联，所以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中美关系缓和。另一方面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善意，认为是阴谋，但是迫于国际形势也改变了政策，由 “保卫台湾”转向重点建设台湾为主，吸取前一阶段的教训，决心先把台湾的经济搞上去，为反共复国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从反复强调的“反攻大陆”转变为强调“心战、政治战，”以武力反攻转变为政治反攻为主。原因：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政策口号一直在空喊，美国失去了耐心，不再对台湾提供军事武装。台湾武装反攻政策破产，低估了大陆人民的觉悟和力量。

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为界，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开始，国共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即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国共关系新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影响国共关系缓和的因素：（1）中国振兴，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就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缓和国共关系。（2）符合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3）国内掀起了一股“以变图存”的浪潮。（4）国共双方达成“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共识，双方都有了交流的立足点。（5）中国制定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决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6）台湾也制定了缓和政策。（7）国际条件有利。但真正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终止第二次分裂，还需要一个较长而复杂的独立的阶段，即和平过渡阶段，纵然在这一阶段是在曲折中发展，国共关系仍时有波澜，台独分子从中作梗，但是这一阶段一定是前进的发展，不会出现历史性的倒退。

通过对以上国共关系的探讨和成因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影响国共关系几个因素：（1）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着国共关系的变化。（2）国际形势的变化制约着国共关系的发展，外因通过内因产生作用。（3）取决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4）两者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或平行。（5）中国资产阶级和物产阶级的斗争规律。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共的关系时有起伏，这种关系的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中的这部分旨在探讨一个有趣的文学形象—国民党的军人形象，可以说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国共关系的具体化表现，随国共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我们正确认识国共关系史，正确看待国民党的形象的基础条件。

为了更方便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在这里借鉴研究国共关系史的分阶段法来使研究条理化。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这一时期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完全黑化，和共产党军队光辉伟大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并不能展现完整的战争史，很多都是人为加工的，可信度并不高，只是为了政治服务的工具。七十年代，国共关系依然处于冰封期，彼此依然仇视对立，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人的形象长期存在着简单化、表面化、甚至漫画化的倾向，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具有典型性的：目空一切，傲慢无礼的高级将领；满口大话实则能力低下的指挥官；下层兵痞，兵油子；总体上来说都是敌人的形象都是草包，不堪一击，在每次的战役中都被共产党的军队追着跑。后半期，拨乱反正，文学复苏，这一时期的战争小说依然沿袭六七十年代政治教育的做法，仍旧表现极大的政治功利性。

八十年代，政治上开始有所放松，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中共中央发了个文件，大意是国共两党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英勇抗战的将领士兵，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在内，都应该表扬和肯定。文学上也开始放松，开始重视战争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民军人受到的影响。不再追求政治功利化的目的，而是着眼于作品的审美水平之上。多面立体的形象塑造，尤其在蒋介石形象的塑造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蒋介石不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形象，而是开始表现他在政治 上的远见才识，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一面，卓越的军事才能，肯定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还描写了生活中的蒋介石，揭示了他复杂的性格而不仅仅是完全否定。总之，国军形象不再淡泊，公式化，作家对国军形象的每次全新解读，都是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引导人们用理智冷静态度去对待历史，但稍显刻板和不自然，一方面肯定国军的贡献，一方面也没忘记其政治上的反对性。九十年代，不在集中于宏大的战争叙事，而是选取小部队活动，将国军军队和国民党政府作为两个个体分离开来。进入21世纪，国共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变，互动频繁，连战访问大陆，胡锦涛讲话纠正“扬共贬国”，形象改变在三个方面，由缺席到在场，由纪律涣散作战不力，纪律严明，奋勇拼杀；由个体到群体，由个体的英勇表现到全景地展现集体的英雄豪情；由归附到坚持，由投奔共产党军队的必然选择到坚持自我信念的多重选择。

第二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杨书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杨书群

发表 发表单位: 市委宣传部

2009.12.24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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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建国以来我国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展开探讨一直以来在理论界较为重视，本文对其研究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并把这两个时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划分为五个阶段，全文对此五个阶段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文章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艰难曲折，所经历的五个阶段可以简单概括为从建国初对其发展的肯定到一度遭到否定再到充分肯定的认识过程。体现在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即是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多元所有制到一元所有制再到多元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是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质的飞跃和提升，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今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我国 非公有制经济 认识 政策演变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掌握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之后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非公有制经济，是一个长期困绕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949年10月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艰辛的探索，既经历过重大的历史挫折，也取得过灿烂辉煌的成就。回顾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历史和政策演变过程，分析这些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国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发展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轨迹，尤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新思路、新政策，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更加坚定地贯彻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决策。

建国60年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为第一个时期以及从改革开放以后迄今为第二个时期，在先后继起的每个时期，由于我国政策的变化比较大，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明显的中国特色。

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变化

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限制利用阶段（1949——1952）。从1949年建国到1952年底是我国认识和处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党和政府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对非公有制经济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分析判断，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早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没收和接管了属于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金融和工商企业，从而构成了新中国最初的国有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向建立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型经济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大经济纲领实现之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主要由五种成分组成。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实施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达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国家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积极扶持合作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营经济，政府在接管官僚资本的过程中，由于贯彻“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较好地调动了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使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对于私营经济，一方面实行以“节制资本、统制贸易和加强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政策，通过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诸方面对私营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调整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流通，并且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从而使私营经济获得了正常利润，能够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在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地改革，使三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七亿多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土改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性质”[2]，国家还从减轻赋税，发放贷款，推广技术等方面大力促进农业个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措施调动了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积极因素，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1952年底，各种经济成分按比重大小顺序排列，“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41.5%，私营工业占30.6%，个体手工业占20.5%，公私合营工业占4%，集体所有制工业占3.3%；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私营商业占60.9%，集体商业占18.2%，国营商业占16.2%，农民零售占4.3%，公私合营占0.4%；在国民收入中，个体经济占71.8%，国营经济占19.1%，私营经济占6.9%，集体所有制经济占1.5%，公私合营经济占0.7%”[3]。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和主体地位的乃是各种非公有制经济。

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得到迅速恢复，与当时采取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农民获得了土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城市手工业者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官僚主义的压迫，得到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非常适合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各阶层群众的认识水平。如果当时我国能在一定时期继续坚持这种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

2、根本改造阶段（1953——1956）。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酝酿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国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地位降低。

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我党经过充分酝酿，于1952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造”。从1953年开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经历了统购统销、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阶段。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合作的道路。个体农业的改造经过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个体手工业经过了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工厂三个阶段。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数的87.8%；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4]。

当时我党认为，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即把当时非公有制经济占主体阶段变为公有制经济占主体阶段，从而使我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国营经济由19.1%上升为32.2%，合作经济由1.5%上升为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为7.3%，以上三种经济成分之和由原来的21.3%上升为92.9%，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则分别由原来的71.8%和6.9%下降到7.1%和0.1%。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32.5%,资本主义工业接近于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占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占27.5%,私营商业只占4.2%”[5]。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不仅是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从限制到消灭的政策，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教条的理解和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内绝大多数人由于受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所占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的经济成分。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严重脱离我国具体实际的分析，是我国过早过快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原因，也是从所有制上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原因。历史地分析，当时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已取得了优势，但还不能说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当时的私营经济的存在还有能力和可能干扰国家经济秩序。因此，我国主张对其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那样如此彻底迅速的改造，其必要性则很值得怀疑，出于党内存在的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观点则更是极“左”的观点。事实上如果当时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限制、引导、监督和管理的话，完全可以把非公有制经济引导、限制在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范围之内，更何况我们有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作后盾。

3、取缔消灭阶段（1957——1978）。从1957年到1978年间，我国对个体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积极探索，逐步返回正确道路到完全陷入迷雾的过程。

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56年底开始认识到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于是在翌年初对个体经济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再探讨，提出了利用个体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提出了长期保留个体经济独立经营的主张；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个体工商户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新思路；提出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的观点。但是这些思想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框架，也未制定具体的政策加以巩固，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完全公有制当作我国现实目标去追求。对个体经济在我国的积极作用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不牢固，因此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1958年之后，由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党内经济建设方面急躁冒进思想的发展和政治上“左”倾观念深化，经济体制的变动服从于“大跃进”的需要，服从于提前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需要，对“三大改造”后剩下的个体工商业者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一是组织入社，对个体手工业户，除极个别的特种工艺手工业户外，都要组织加入手工业合作社；二是把集体工商业并入或转入国营企业。1958至1959年，绝大部分的集体工商业都已经转为国营，留下的少量合作店、合作组也基本上只保留了形式，实际上都归对口国营企业统一核算。

“文革”期间，由于更加盲目和片面地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一方面，排斥公有制以外的其他任何经济成分，把个体经济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异己和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连个人修修补补的，理发的、卖油条的等行业都不能容忍，都要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大割，甚至把调整时期刚刚恢复的集体商业、手工业、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温床大加砍伐，并提出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等等荒谬口号；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低估集体所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搞所有制的“升级”，“穷过渡”和“合并运动”，将“一大二公三纯 ”作为判断所有制形式先进与否的标准。至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经济几乎不存在。在国民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56%，集体所有制经济占43%，个体经济仅占1%；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占54.6%，集体商业占43.3%，个体商业占0.1%，农民零售占2.0%”[6]。至此我国的经济结构已基本上成为单一的公有制，事实上这一结构已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批判地继承前述认识的基础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理论发展已经有了重大性突破，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1、允许发展阶段（1979——1996）。从1979年到199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人深刻反思了国内外有关所有制结构问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出发，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认识，把马克思主义的非公有制经济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1979年开始，我党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逐步开放了城乡市场，恢复了多年来几乎绝迹的个体生产经营，个体饮食服务行业、个体专业户、农民搞贩运相继出现，带徒弟、请帮工和雇工经营的现象应运而生。我党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一改过去歧视、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观念，不是取缔而是容许、不是压抑而是支持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及时给予总结和充分肯定。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改革举措之一是：“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在改革与建设的新时期对个体经济的最早认可，也是我国重新认识个体经济的起点。

1981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的规定》的文件，该文件从个体经济对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个体经济的认识，认为“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经营者”。1982年12月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都把肯定个体经济适当发展和合法地位的范围从城镇扩大到农村。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后的私营经济，是我国所遇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最为敏感且又复杂的新问题。最初我党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规定个体工商户经批准只可以请一、二个帮工或不超过五个学徒。由于私营经济大都是从个体经济发展而来，因此这一限制性的个体工商户雇工政策实际上就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了“绿灯”，各地出现了不少雇工人数远远超出了这个限定的“个体大户” 或“雇工大户”。而对私营企业的大量出现和剥削现象，经中央政治局慎重研究，采取了“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提出对私营经济实行 “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实质上就是对私营经济的保护。从此全国出现了一大批雇工大户，有的雇工达数百人。

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具有优势的公有制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的巨大影响”[7]。1988年七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维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有关法规，从立法角度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存在和健康发展。从此，中国私营经济才名正言顺地出现在国家统计报表上，也就是说才正式领到“出生证”。它代表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由1953年以后的改造和消灭政策，向允许、鼓励政策的转变已经完成。从此，非公有制经济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先出生后发证”的过程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道路是先有实践后有政策的道路，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对客观实践的正确反映，而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非公有制经济有了突破性的认识，标志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首次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的模式；第二，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第三，指出“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经济形式的联合经营”。这表明，我国已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共同处于一个所有制结构之中，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作了进一步说明：一是“就全国而言，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换言之，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有些地方、有些行业，非公有制经济甚至能占居优势，如我国的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如温州、珠三角的佛山市基本上是如此。二是“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这就突破了以往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划等级、划分优劣的观念，意味着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在市场中都是平等竞争的伙伴关系，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2、鼓励发展阶段（1997——现在）。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迄今，是改革开放以来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的时期。

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历史性突破还是在党的十五大上，着重体现在十五大报告中的“一个基本、两个重要”的理论阐述上。关于“一个基本”的表述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指出：“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这一新的界定和理论说明，走出了长期以来把公有制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误区。事实已雄辩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本来就不应该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而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大家庭，个体、私营经济和国有、集体经济一样，都应该是这个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关于“两个重要”的表述是：“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样的阐述，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补充” 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重要作用”上来。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属于非主体经济，但过去认定它是一种“补充”，则把其视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经济成分，而现在认定是“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作用”，则把它看成是不可没有、无法替代、关系全局的经济成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标志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基本制度层面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同时还指出：要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发展。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是十七大在非公有制理论上的重大亮点。

十五大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论断的科学表述既突破了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过渡时期消灭私有制的观念，又突破了列宁、毛泽东曾经提出过的关于在过渡时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发展的思想。由此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像公有制经济那样，具有铁的必然性、崇高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历史作用。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非公有制经济观的回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认识经历了五个阶段，与此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先后经历了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列——从属——非法——重要补充——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体现在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即是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多元所有制到一元所有制（或单一所有制）再到多元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纵观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史，反映了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五大至十七大我党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系列崭新的认识和阐述，使人们的认识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和提升，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一次遇到了温暖的春天。笔者相信，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下，非公有制经济在加快我国生产力发展方面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必将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加速发展会变得更加的牢固。

（作者系中共佛山市委党校经济学部，经济学副教授，副主任）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基本经验(定稿)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文化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基本经验

郭榛树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科文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在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文化体制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到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曲折发展和转型创新，而未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力度将取决于文化的政治化、产业化和自主化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体制；历史演变；改革走向

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地建立、调整和完善新的文化体制，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促进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对党领导建立的文化体制进行历史考察，厘清其发展轨迹，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决定和影响文化体制的若干因素

（一）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宣传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当然，这只是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讲的，我们决不能将一定的宣传文化体制与经济基础简单地对应起来。比如说，建设时期的宣传文化体制离经济基础可能要近一点，而革命时期的宣传文化体制离当时的经济基础可能就要远一些。还有，虽然一种宣传文化体制在新建时与经济基础的关联可能并不是很直接，但如果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只有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宣传文化体制，才能维持和发展。否则，这种宣传文化体制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二）政治体制。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认为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也是相互作用的。如毛泽东在分析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同时，也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文化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可以为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但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也需要一定的政治体制做保障，必须反映一定政治体制的要求。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体制是广义的，它既包括革命时期的战争体制，也包括建设时期的政治体制。在革 1 命时期，宣传文化体制必须与当时的战争体制相适应；而在建设年代，宣传文化体制则必须与当今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否则，宣传文化体制就无法发挥作用，整个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系统都无法正常运行。

（三）外部影响。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1918年，列宁也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4]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建设同样必须吸取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成果。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是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展革命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模式包括苏联的文化体制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最直接的学习借鉴对象。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西方文化体制建设的一些成果逐步为我们所吸纳，对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传统文化。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恩格斯也曾说过：“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历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6]这就是说，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因此，我们不管是文化内容的选择，还是文化体制的选择，都不能不考虑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没有传统的民本思想、社会本位，以及大同思想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可能要困难得多。再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虽然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但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一元化模式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五）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一理论的广泛传播主要归功于道格拉斯·诺思。诺思通过对西方近代经济史的考察，发现经济生活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它就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惯性。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人们一旦选择某一制度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并导致人们对它产生一种“依赖”。路径依赖虽然是从经济史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原理，但也适用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变迁。在文化领域，同样地，“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7]例如，在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中，体制外的改革（如晚报、广告等）已经走得很远，但党报的编辑、发行及其管理等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再如，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将文化局、广电局和新闻出版局整合成文广新局，但不少并没有能够产生1+1  2的功能，它们还各自按原来的方式在运行。这些都是“路径依赖”的典型表现，它们或多或少地会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行。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的历史沿革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的初建与发展（1921-1949年）

从党的一大到六大，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教育体制初创时期。党在初创时期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有关于“宣传”的专门规定，党的一大不仅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局，而且在中央局下设置了专司宣传的部门——宣传部。建党之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显得十分迫切，为“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8]于1923年10月颁布了《宣传教育委员会组织法》，成立了宣传教育委员会；1924年5月又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这种调整的目的是将党外宣传与党内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从党的六大到延安整风，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建设时期。在对敌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了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明确指出：“宣传之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9]并于1928年10月提出：要设立“一普通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根据这一要求，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直属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3月，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左联”，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一系列文化团体。为了加强对这些文化团体的统一领导，1930年10月“文委”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意味着我党的宣传职能已经从原来的宣传教育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

延安整风时期，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基本形成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升华，宣传工作实践的推进，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延安整风时期，我党对宣传文化体制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即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其中，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等4人组成，毛泽东亲任书记。宣传委员会的职能是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文委、出版局的工作。这一调整突出了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各宣传文化管理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宣传文化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性。这一体制由于体系完备，效率很高，因而成了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确立与变异（1949-1976年）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初探和确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取得了执政权，开始通过政府来管理和发展文化。一是成立了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如在中央成立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下设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在地方上也成立了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具体文化行政管理工作。二是建立起系统的文化事业。重要的文教机构，如大中小学、新闻出版单位、文化团体、科研机构等都逐步实现了国有化，这些机构的文化人也相应地实现了“单位化”。文化事业的日益国家化，并不意味着党的宣传领导权的削弱，因为党的宣传部门虽然原则上不应干预具体的文化行政工作，但通过文化机构所设党委或党组，可以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

从1957年至1966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日益集中化时期。1957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地方党委的第一书记 “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0]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到文教战线工作，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也依照执行。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还接管了 3 一批民主党派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等。到1958年，根据“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的精神，在宣传文化系统，新设的中央文教小组与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相对应，中宣部则主管文化、科学、教育、卫生、新闻和出版等部门。地方上也依此进行调整。1963年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领导各种文化批判运动，1964年中宣部成立检查工作组进驻文化部、文联各协会进行检查和整风改组。这样，通过一系列组织措施和其他措施，党对宣传文化工作掌握了全方位的直接控制权。

1966年至1976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遭受严重破坏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此小组不同于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在“文革”中，中宣部被视为“阎王殿”，文化部也属于“应砸烂”的部门，作协和文联受到巨大冲击而均陷于瘫痪，隶属于文化部、作协和文联的许多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也被解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下所设的几个主要职能机构，如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等，不仅夺取了各文化管理机构的很多权力，而且直接控制了文化生产，如图书出版、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等，原有宣传文化体制遭到严重破坏，文化管理机构和文化单位大多无法正常运行。

（三）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拨乱反正与转型创新（1976年以来）

1976年至1979年，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拨乱反正时期。“四人帮”被粉碎10天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成立中央“宣传口”。197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恢复中宣部，临时“宣传口”停止运行。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宣部部长后，对中宣部的原有机构进行微调，中宣部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1977年12月6日，中央任命黄镇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启动了文化部的改组工作。1978年5月27日，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正式宣布文联、作协和《文艺报》恢复工作。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文联、作协，以及其他文化团体，都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文化体制的拨乱反正为以后的转型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1979年至2003年，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展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从《人民日报》等8家中央级报纸主动要求“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到主流媒体普遍实行“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机制；从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到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努力增强文化机构的生机和活力；从深化每一个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单位的内部改革，到组建广电集团和出版集团，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从开展“以文补文”，推行“双轨制”，到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从承认文化市场的合法存在，到大力支持培育文化市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从建立健全文化管理机构，到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文化体制改革一步步展开。

2003年至今，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时期。2003年起，文化体制改革同时向两个维度（广度和深度）大力拓展，从而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宣传体制上，为适应社会分层化、信息网络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的需要，构建了大宣传格局、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新媒体管理机制、社会舆情监测机制等。在文化体制改革上，2003年开始局部试点，2005年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经过七八年的努力，绝大多数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成功“转企”，非公有资本成为文化建设投资的主体力量；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 4 务体系初步建立，文化产业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制高点；文化管理初步实现了从“办”向“管”、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准确把握文化的政治化，充分发挥文化的政治合法化功能

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文化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重要推论。在过去，由于片面强调文化与政治的联系，特别是片面强调文化的政治属性，结果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错误。有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摒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1] 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化的政治功能。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可以从多方面发挥其政治合法性功能。一是执政党的思想统一功能，这对于一切严密型政党尤其重要，因为组织的统一必须以思想的统一为前提。二是政治教育功能，以先进性而获取执政地位的政党，往往怀着强烈的不进则退的忧患意识和唤醒民众的责任意识，需要用先进文化武装自己的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三是社会凝聚和动员功能，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追赶早发现代化国家，往往需要借助文化等手段来凝聚和动员一切力量，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四是综合国力竞争功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通过先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特别是核心价值的感召力等释放出无形影响力，也就是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构成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在当代中国，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文化的政治功能主要是通过理论武装、学校教育和媒体传播等途径来实现的。因此，文化体制不管怎么改革，“党校姓党”、党领导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党管媒体和舆论等原则和体制是不可动摇的。但由于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冲击，传统的理论武装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媒体管理体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亟需进行改革。如干部培训教育，可开辟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校等多种渠道，既有所分工，又形成竞争，以进一步提高干部培训质量。再如学校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可通过充实辅导员队伍，改革教材内容和方法，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再如新闻出版，可着力打造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的新闻频道、人民出版社、政府网站，等等，以增强主流舆论的引导力。还有，党和政府还要通过“五个一工程”、文明创建活动、道德模范评选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式，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方向。

（二）积极推进文化的产业化，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逐渐理顺，人们发现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它的意识形态性，另一就是它的产业性。狭义上的文化本是观念形态的成果，但观念形态的成果要为其他人所分享，大多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由此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产品，即包含一定思想内容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与其他普通商品有一定的共性，即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这就使得文化完全可以被“商 5 品化”甚至“产业化”。

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人们还发现，文化产业还具有其他产业所没有的许多优势：第一，它是“朝阳”产业。在我国，文化产业无疑是一种新兴产业，而且是由技术突破创新带动企业的产业。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其文化需求必将大规模地释放出来，因此文化产品的市场前景将十分广阔。第二，它是“双效”产业。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物质投入相对较小，由于“内容”的注入可以使其获得较高的附加值，从而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正由于文化产品是“内容为王”，所以它具有其他产品所没有的信息、教育和娱乐等功能，从而可以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第三，它是“绿色”产业。与生产制造领域中的大部分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消耗低、污染小，具有鲜明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特征，更符合科学发展和转型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今后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就必须合理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同时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做大做优做强一批文化产业发展主体，形成富有活力的优势文化产业集群；必须建立促进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机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必须加快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丰富文化产品市场，培育文化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打开文化产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必须建立健全促进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鼓励文化内容的创新，鼓励更多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

（三）充分尊重文化的自主化，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文化的政治化，主要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文化的产业化，除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外，对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不无裨益。第一，文化的产业化，可以消解和冲破强加在文化身上的许多不应有的禁锢，促进文化比较自由地发展；第二，文化的产业化，将市场机制引入到文化生产领域，可以有效刺激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第三，文化的产业化，需要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文化的大众化。总之，文化的产业化，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但是，文化并不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在一个社会大系统中，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等子系统密不可分，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从外在来看，一般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文化对经济和政治巨大的反作用，等等；而从内在来看，这种相对独立性应当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目标，而不能与经济、政治亦步亦趋，不能以经济、政治价值为自身的价值。虽然囿于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得不依附于政治、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来看，文化的自主性将会越来越强，文化的主体性将会越来越强，文化自身的特性和价值将越来越突出。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文化领域的特征应当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了比其深刻多的思想，即文化的最终价值应当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文化建设上，90年的风雨历程积累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即一定要按照文化自身 6 的特点和规律来领导和建设文化。而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有利于文化的自主发展。一是更加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和自由。正如邓小平所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2]二是更加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不仅要承认多样化思潮的客观存在，而且要加强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与交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三是更加强调文化管理的法治化。这样更有利于增强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的自主性，避免文化管理的人治化模式给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带来的不合理的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四是更加强调文化的社会效益。特别是能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生产，即使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也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鼓励和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585.[4]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20.[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7.[7][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8]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Z].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55.[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19.[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492.[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3.联系地址：南京市白下路257号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科文教研部 手机：*** 邮箱：gzs2166@sina.com

第四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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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基本形成、发展完善和高度成熟四个阶段。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深刻意识到，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和遵循客观自然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成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论和观点。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思想，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生态观演进历程中的时代背景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十二五”时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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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客体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而且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①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②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二重性的规律，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但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建设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一场新的“战争”，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③“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④在“向自然开战”的号召以及“人定胜天”的“信念”下，人们狂热地、不自觉地掀起了“大跃进”、“全民炼钢”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期间的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活动，魔域私服一条龙 www.xiexiebang.comXD

结果是大量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建设欲速而不达，增加产量的期望也化为泡影。毛泽东在晚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后，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

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⑤

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生态认知水平，其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首先，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领导人，他带领人民抗击敌人，通过一步步的胜利才成就了新中国的建立，这些革命经历造就了他骨子里是带有战斗意念的，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实战主义的风格，“向自然开战”、“与天斗，与地斗”„„这些都是他“斗争理念”的体现。按照毛泽东思维逻辑的发展，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战争”和“革命”中，胜利者和生存者只有一个，因此产生了“人类要改造自然就必须征服自然”的认识误区。其次，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人民奋斗的最主要目标和最迫切任务，大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缺乏自然规划的情况下，改造自然的盲目性也随之而行，而且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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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刚刚开始，生态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上议事日程。最好的例证就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论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却唯独没有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基本形成

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中国许多地方生态环境已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相继出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统筹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宝贵的论述，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基本框架。

第一，正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长期以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国引以为豪的优势，然而邓小平对此进行了科学辩证的分析，他理性地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①庞大的人口数量无疑需要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这就意味着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资源，生态环境将因此承载更大的压力，所以“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②，“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③。对于人口这一战略问题，既“要很好地控制（数量）”④，又要大力提高人口素质，魔域私服一条龙 www.xiexiebang.comXD

“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的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⑤

第二，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四川、陕北等地爆发了百年特大洪灾，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严重，邓小平意识到：“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到林业问题，涉及到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⑥他还进一步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不仅能避免经济损失，还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林木，泡桐树长得快，板料又好”⑦；“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⑧

第三，依靠科学技术保护环境和开发资源。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⑨邓小平将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渗透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他明确提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⑩此外，他还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开发新能源的思想，“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魔域私服一条龙 www.xiexiebang.comXD

自然环境保护，都很重要。”11

第四，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后的深刻认识，因此，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3

邓小平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迈出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第一步，生态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环境保护管理与执法机构陆续成立，全社会形成义务植树的良好风气，这些工作在今天确实产生了“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①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发展完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在增大”②以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实际，对中国生态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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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宽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生态观，形成了一系列更加全面完善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思想。

第一，生态环境问题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和追求的目标。江泽民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理念，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④ ；“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⑤

第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不断深化和拓展对生产力要素的认识。面对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的现实情况，江泽民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创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⑥的科学论断，并指出：“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⑦2001年在海南考察工作时，他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明确，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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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⑧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继续“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⑨，“依靠科技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耕地，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⑩。可贵的是，江泽民还敏锐地看到了科技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11因此，要积极发展生态技术，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2其次，“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加强环保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13同时，要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环保执法队伍，“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①，“坚决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②。最后，“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减灾救灾、禁绝毒品、预防犯罪、防止核扩散和防治艾滋病等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问题”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④。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有关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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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国内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国际性是江泽民生态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充分体现了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不仅极大地推动我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走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改善和解决作出了突出贡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胡锦涛高度评价：“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地位，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⑤

四、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高度成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面临着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生态问题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高度成熟和完全确立。

第一，生态文明的实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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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⑥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对“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认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将这一认识进一步高度概括和升华为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并对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作了具体阐发：“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⑦这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第二，生态文明中的公民素质——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人类文明的进步取决于社会公民素质的提升，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⑧胡锦涛多次强调，这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人口意识、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⑨；“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在推进人口资源环境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①，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搭建平台；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重点企业负责人的生态文明理念培训，切实“增强环境忧患意识和做好环保工作的责任意识”，“把中央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各项决策和部署落到实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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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态文明中的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胡锦涛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篇就提出，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这些问题是导致“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③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真正把做好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④具体包括：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⑤，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⑥，“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⑦；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⑧；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⑨

第四，生态文明中的社会类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和经济模式的转变，还需要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行为的再调整，因此，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进思想，强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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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11“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2

第五，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把生态文明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要求全社会“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通过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节（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保（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大路线，“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3，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崭新目标。

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的发展理念，不仅升华和凝练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识，而且将人类文明由原来的仅仅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了“自然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更为科学的现代文明体系，切实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渴望优质生态产品、优良生态环境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以不断满足人民过上更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五、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以及认识深化的螺旋式上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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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回顾分析这些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现实影响，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条件，在整个自然界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相对有限的，绝不能随心所欲，依靠透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来的一时的、表面的经济增长，这样只会导致“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尊重并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不能取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全面进步、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时刻注意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在改变生态环境中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对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升华和理念提炼，其本质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现代体现。纵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每一次大发展、大变革，都取决于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推进新时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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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依靠知识、智力开发和技术进步的转变，大力发展以资源节约、低碳排放、循环利用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和生态技术，在全社会推广形成必需型、健康型、生态化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环境，以低能耗的生产体系、适度化的生活体系、可循环的资源体系、创新性的技术体系和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

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独立游离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外，而是体现和渗透在其中的。它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要促进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在政治层面，党和政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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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层面，要加强生态文化和道德教育，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在社会层面，要推动人们形成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为主导的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四）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回顾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生态观的每一次发展和丰富，既与当时国内的生态环境现状、国际环境以及时代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也与党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不要幻想“为万世开太平”，能够一劳永逸地穷尽真理、解决问题，必须在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探索新的生态文明形态的形成将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哪些变化，探索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运行规律相得益彰，不断创新和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理念，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及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