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第一篇：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一、现象(问题及原因)

失职渎职，致使发生重大政治事件、重大安全事故；责任意识淡薄，虚报、瞒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在重大事件面前，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工作效率低下，执行不力，致使政令不畅；执法不严、监督不力，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造成严重政治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随意安排使用财政资金或造成国有资产浪费甚至流失，以及重大建设项目发生严重质量问题的；机关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工作态度生硬的；在招商引资活动中不讲诚信、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进行招投标的，等等。

二、问责制意义

首先，问责制的实行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决心。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国家，是我们党提出的基本治国方略。依法行政、建设可问责政府，是对各级政府的基本要求。

其次，问责制的实行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决心。

再次，问责制的实行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勤政廉政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决心。

三、建立问责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问责主体。实行问责制，明确问责主体即由谁来问责至关重要。问责主体应该是那些被问责干部的授权组织和管理组织。

2、问责对象，是指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职责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是因为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受到问责。

3、问责的情形。明确界定问责对象所负责任的情形，是制定和实行问责制的主要内容。对此，各级各地党政机关都应针对自身具体情况予以明确规定。一般来讲，问责情形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失职渎职，致使发生重大政治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意识淡薄，虚报、瞒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的；在重大事件面前，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工作效率低下，执行不力，致使政令不畅的；执法不严、监督不力，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造成严重政治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包括随意安排使用财政资金或造成国有资产浪费甚至流失，以及重大建设项目发生严重质量问题的；机关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工作态度生硬的；在招商引资活动中不讲诚信、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进行招投标的，等等。

4、问责方式。问责方式，是指对被问责干部的处理方式。只有明确问责方式，才能确保有责干部受到应有的处理。问责方式应主要包括：无责，免责，责令责任人作出书面检查，取消责任人当年评优评先资格，通报批评，诫勉，警告，记过，使责任人停职检查，令责任人引咎辞职，责令责任人辞职，免职，以及其他党纪政纪处分。违纪违法要移交执纪执法机关处理。在问责制度中，不仅要规定问责方式，还要明确什么样的情形和行为应受到何种处理，也就是要明确规定责任情形和行为与问责方式的对应关系。

5、问责程序。问责程序的规范性、可操作性，是实行问责制的保障。问责制是组织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问责制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群众、舆论等外部监督的作用.只要社会有议论、群众有反映、媒体有报道，问责主体都可以据此实施问责；另一方面，问责制又必须考虑到组织监督、特别是上级组织监督独特的权威性。这样，问责由何人或何类何级组织根据何种情况提出，遵循什么样的程序进行问责，显得至关重要。目前实行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监督，是组织系统内部对成员的问责。而有效的、真正的问责制，必须充分发挥异体问责的作用，特别是公民、法人、新闻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问责制不仅要规定问责主体应根据同级或上级组织的要求提出问责，还要规定问责主体须根据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检举、控告、投诉以及新闻媒体曝光提出问责；不仅要具体规定群众、机构、团体、人大、政协等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程序提起质询、促动问责，而且还要规定责任干部对群众、机构等提起的质询必须有怎样的回应，由什么样的机构来监督干部必须做出回应，必须在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回应等。只有这样，问责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四、建立问责制措施

真正科学的问责制的实行，不仅需要有规范的制度规定作保证，而且需要配套制度的强有力支持。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激发群众、社会组织、媒体等积极参与的政治热情。建立问责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务信息公开，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问责制实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异体监督的畅通无阻。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以及新闻媒体曝光是启动问责程序的必要条件之一。要保证这一条件的实现，就必须使政务信息公开，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制定全国统一的《信息公开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除涉及国家安全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其他所有政务信息必须予以公开。出台保障媒体报道权的相关规定，赋予新闻机构独立的新闻报道权和调查权，保证新闻宣传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防止新闻媒体因受制于地方领导机关或个别领导干部，只报喜不报忧，甚至歪曲事实，提供虚假信息，欺骗组织，蒙蔽群众。

第二，转变干部从政观念，形成新型政治文化氛围。

第三，严格职责划分。科学问责制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职位之间进行严格的职责划分，合理地配置、划分权力和责任。问责必先明责，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通过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对各类权力岗位应负的责任作出细致的规定，防止含糊不清。

第四，加强其他配套制度建设。

一是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

二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代表大会制度，以此为突破口，扩大领导干部选举的范围，将更多的领导干部纳入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范围，为问责制提供制度根基。

三是建立健全舆论监督制度。

第二篇：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分析和思考

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分析和思考

摘要：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促进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行政，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经济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服务作用。本文从概念、特征和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政府信息公开加以阐述，并思考分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问题和不足，并对其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制度建设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概念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务公开，二是信息公开；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指政务公开。政务公开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公开其行政事务，强调的是行政机关要公开其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属于办事制度层面的公开。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和外延要比政务公开广阔的多，它不仅要求政府事务公开，而且，要求政府公开其所掌握的其他信息。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特征

（一）政府信息公开具有行政性。

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开同样具有行政性。一方面，政府信息是与行政行为有关的信息，或者是政府机关以职权获取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与政府公共行政权力的运行有关，是行政权力运行过程或其结果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也需要行政权力的运行，信息的产生离不开行政权力，信息的公开同样离不开行政权力，有时信息公开的过程也就是信息产生的过程，行政性贯穿始终。

（二）政府信息公开具有权利性。

信息公开是以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现代宪政观念告诉我们，政府是否应当公开信息，是否向民众提供信息，这并不是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是由民众的权利决定的，这种权利是民众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公民个人根据宪法权利和具体的法律规定，自由地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和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三）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例外性。

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开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级的，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当政府信息的内容涉及到国家的安全，公开会影响国家的利益时，其公开就会受到严格禁止，并通过《保密法》予以严格规制。所以，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例外规定，并且，由于对可以公开的信息难以一

一列举，因而，在立法技术上，一般把例外信息作为研究的重点，除去例外信息以外，其余政府信息均应当公开。

（四）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

政府信息是无形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一定的方式实质就是一定的载体的表现形式。比如，通过政府公开刊物刊载出来，通过设立阅览室展现出来等等，这些表现形式均离不开一定的载体，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离开载体，政府信息无法传递。载体的范围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纸张书面形式，也可以是电子形式，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计算机网络形式获得信息的方式更为普及，但是，不同的载体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法律的规定与选择。因而，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的特性，尽管不显得那么重要，但是，它却影响着信息的传递，甚至也直接影响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标准的确定。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

（一）保障公民知情权。

公民对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当前发生的与普遍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民掌握政府信息是应该和必须的，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政府的义务。而单个公民作为弱势的一方，无法主动的掌握政府信息，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在保障、实现公民知情权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有效应对危机事件，挽回政府形象。

公开的应急方式，不仅能够有效的避免危机扩散，还能有效的挽救危机带给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因为，危机的发生往往是政府治理不力的结果，政府公信力必然受到负面影响，而应对危机的方式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最终评价。若政府敢于公开危机信息，主动借助媒体，及时、真实地公开事实，让媒体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不仅有利于危机事件的解决，而且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有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三）消除谣言，稳定社会秩序。

公布信息非但不会引起社会恐慌，反而有利于平息紧张情绪、稳定社会，隐瞒事实反而会造成公众由于不知晓实际情况而更加猜测。政府在面对一些如灾难或公共安全的一些传言时，应该把来龙去脉告诉公众，这既是政府保护民众应该做的，也是有效消除传言的最好方式。

（四）促进民主政治，实现公民的监督权利。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是社会公仆，民众只有真正有效地利用政府掌握的信息资源，才能对现行的制度和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提出意见、参与行政管理，从而促进政府民主制度和行为的不断完善。

（五）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

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破除权力运行的隐蔽性，为治理权力滥用和腐败提供预防机制。政府信息公开将使整个行政系统透明公开，政府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将完全暴露在阳光下，并且使得权力运行从隐蔽变成透明，无疑切断了权钱交易的链条，包括其交易背后的利益共谋渠道。

四、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考察比较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瑞典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国家。瑞典于1766年制定了《出版自由法》，规定市民有接近公文文书的权利，以此作为防止公务人员违反法律、滥用职权的手段。在公开工作程序上，通过《出版自由法》明确规定任何人经申请都有权获得依法应当公开的官方文件，且该官方文件的查阅是免费的；公共机关在审查和批准查阅官方文件的申请时不得对申请人的身份及动机进行调查，除非这种查是必须的。在公开范围上，瑞典为了明确规定对于公民信息自由的限制，于1980年制定了《保密法》，该法详细列举了各种需要保密而不向公众公开的政府文件的范围，并明确规定除此之外公众都有权利要求查阅。

（二）美国

除瑞典以外，美国是世界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信息自由法》规定完备，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典范。美国的《信息自由法》经过1974年、1976年、1978年和1986年四度修正以及四十年的适用与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首先，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通过《信息自由法》列举及概括出应当公开的信息，一类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这包括行政机关及时地在《联邦政府公报》上公布的信息和行政机关保证公众可以查阅、复制的文件；另一类是依公众申请公开的信息，只要申请具有合理描述档案材料，符合已公布的关于时间、地点和应遵循程序等有关规定，就应当根据申请立即向申请人提供所需档案材料。

其次，美国具有较完善的救济机制。美国《信息自由法》赋予了申请人在申请被行政机关拒绝时，有权通过“行政救济程序”与“司法救济程序”两个途径获得救济的权利。

最后，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完备的立法体系。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仅仅是一部《信息自由法》，还包括《联邦行政程序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阳光下的政府法》、《隐私权法》等一系列的法律，这些法律之间形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的整体。

（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不足

1、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定位于国务院法规层面，立法位阶与立法的价值目标出现偏差，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限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体系，是以《条例》为专门立法，以《立法法》、《保密法》、《档案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为补充的体系。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作为专门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相对于法律而言效力层次不高、制约性较弱。

2、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之间关系不够协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与世界各国政务公开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现行保密法规和档案法规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等。这与美国《信息自由法》没有规定在信息发布前应遵守哪些保密措施或者是审查机制，只是规定可以不予公开的九类事项，其他信息一律对外公开的作法形成极大反差。这容易使“涉密”将成为政府部门拒绝向公众提供信息的借口亦或障碍。

3、行政信息公开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信息公开法》，行政信息公开在政府的引导下前进，具有浓厚的政策性，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导致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有时甚至只是政府的一个文件就影响行政信息公开的进程，信息公开难以落到实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救济途径匮乏。同时，政府信息公开管理部门趋于多样化，例如北京市就专门在政府办公厅下设立信息公开办公室，而部分市县却将信息公开工作划入信息办等其他部门，各种形式的公开往往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少统一性和协调性，对于信息时代的信息公开缺少全盘规划和部署，这导致了“政府信息部门化、部门信息利益化”现象的发生。

4、信息公开的渠道过窄。政府向社会公开信息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依职责主动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政策、法规、规则、程序等。公开的载体包括政府公报、简报、新闻等。这些载体因为范围上的严格限定，往往存在着很多“盲区”，有时并不能成为一些群体获取政府信息的方便渠道。二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赋予了公民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权利，但是在一些流程尚未理顺的前提下，因为受到严格程序、复杂流程、高昂成本等因素的制约，民众权利实现存在一定的难度。

五、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立法位阶，逐步拓展信息公开主体

按照立法权限，行政法规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社区、村镇、企业等都在进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甚至于校务公开和医务公开，这表明信息公开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条例》作为一个法规不能对上述公开工作加以规范，而且在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冲突时无法自动解决。从着眼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长远目标，经过逐步积累经验，在条件具备时，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适时制定《国家机关信息公开法》。

（二）理顺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的关系

针对《保密法》、《公务员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的规定存在的分类标准模糊、范围过于宽泛等问题，建议明确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对保密事项进行科学分类，以具体而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定。同时，为了解决现存定密范围过大，定密偏多、密级偏高的现象，必须适时对《保密法》进行修订，完善定密监督程序，做到依法行使定密权。明确规定解密的权限和程序，强化解密活动的监督制约。改变目前只定密，不解密，甚至国家秘密“一定终身”的倾向。

（三）扩大行政信息公开渠道，明确程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政府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程序、方式、期限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便抑制不公开条款对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虚化，使政府部门和广大公众都能明了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公开或不公开。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政府信息公开，要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人大的监督、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这四个方面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法制化、制度化、简约公正、良好畅通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

（四）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契机，大力推进公开透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力度

建设公开透明服务型政府，不仅要求我们在理念上有大的突破，更要求我们在体制与机制建设上有大的变革，而政府信息公开则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第一，要在理念上把“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特例”的精神贯穿在法律法规制订的始终。第二，要在体制上构建一个以公开、合作、协商与伙伴关系为特征的扁平化的公共治理体系。第三，要在机制上引入新做法，改变政府独家垄断信息和资源并自行决断重大事项的状况。

[参考文献]

[1]王勇，《法律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学习时报

[2]璧山县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理论研究》，重庆司法行政网

[3]张童，《以比较法角度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法律教育网

[4]鞠晗，《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东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第三篇：对规范乡镇党委和政府议事决策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对规范乡镇党委和政府议事决策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健全党委常委会的决策程序。”从基层的具体情况来看，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指示精神，完全符合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乡镇党委和政府如何进一步规范议事决策制度，理顺党政关系，提高党委会的质量，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推进基层党委和政府议事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乡镇党委和政府执行议事决策制度的现状

目前有不少乡镇党委和政府在决定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党的会议与行政会议不分现象较为突出，议事决策制度执行不规范，出现议事决策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或以政代党的状况，既严重影响了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又削弱了行政负责人的领导职能，对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带来一定的影响。据2001年9月对余姚市22个乡镇的调查，执行议事决策制度不规范，党政不分的要占极大多数。议事决策不规范主要有以下几种现象： 一是以书记办公会代替党委会。一些重大决策本应通过召开党委会进行集体研究决定，但一些乡镇为片面追求工作效率，减少决策争议，体现核心权威，往往以召开书记办公会来代替，由党委书记与副书记一起进行研究并决定。有的乡镇以党委名义下发的重要文件在既未提交党委会，也未征求党委委员意见的情况下，仅在书记办公会上研究后就下发，其文件内容连党委委员都不清楚，结果直接导致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并严重影响了党委委员的工作积极性。据调查，议事决策中用这种形式的乡镇要占总乡镇数的半数以上。

二是以党政联席会代替党委会。目前乡镇由于党政班子职数较多，一般都在9至12职，且多数是党委委员，只有少数几个同志没有进党委。一些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为了减少议事环节，对一些应由党委会决定的事宜，直接提交到党政联席会议上进行。据调查，目前经常性以党政联席会代替党委会的乡镇要占总乡镇数的40%左右。由于实际参加乡镇党政联席会议的还有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及调研员等，人员多，议题多，会议时间一般又安排半天居多，往往使一些决策议而不深，“走过场”。有时会议时间通知为半天，但结果开一天也比较急，导致工作效率下降。

三是以行政会代替党委会。从调查情况看，以行政会代替党委会的乡镇较少，且次数也不多，但通过召开行政办公会议来决定应由党委会决定的事宜，客观上影响了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

四是以党委会代替行政会。据统计，目前以党委会代替行政会的比例也较小。主要是有时因时间紧，或党政班子成员交叉兼职多，为减少议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往往对一些要通过召开行政会来决定的事情，就由党委会来代替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

二、原因分析

乡镇党委、政府议事决策制度执行不规范的主要原因： 一是党的观念比较淡薄。在调查中，反映一些乡镇党委主要负责人对执行党委议事决策制度重要性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的占极大多数。有的图方便，为减少层次和会议次数，以提高工作效率；有的为减少相互矛盾，调动非党委成员领导干部的积极性。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从而不知不觉地混淆了党委会议与其他会议的区别，无形之中，谈化了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是会议性质界限不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在乡镇党政领导班子中有80%左右的成员没有弄清楚党的会议与其他会议的区别，认为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也就这些，会议形式也差不多，怎么开会都可以。有不少乡镇党政班子成员认为现在乡镇工作包容性、交叉性大，严格执行党委议事规则有难度。因此，党政联席会、行政会和常委会也就不分彼此，召开一揽子会议进行议事决策省事，认为这样既有利于统一思想，又可减少环节。

三是制度制订和执行不够规范。很多乡镇没有很好地制订有关党委会的议事决策制度，议事决策无章可循，全由主要负责人说了算。有的虽制订了议事决策制度，但主要负责人已换了好几任，新领导对原来制订的制度也不很清楚，怎么方便就怎么办。这些乡镇议事决策制度虽有，但实际执行不到位，制度形同虚设。

四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理解不够全面。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要做到“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但一些乡镇党委“一把手”偏面理解这一原则，认为召开书记办公会议、党政联席会进行决策，就是集体领导、会议决定。

此外，由于乡镇工作具有群众性、综合性的特点，再加上乡镇机关体制上党政不分问题比较突出等，客观上对规范党委的议事决策制度也有一定影响。

三、对策思考

1、加强教育，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观念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乡镇党委肩负着对一个地方实行全面领导的责任，健全乡镇党委会会议制度，提高党委会议的质量，是保证乡镇党委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所在。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根据这一制度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应由党委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乡镇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作为“班长”，对党委工作和党委自身建设负有第一位的责任，必须增强党的观念，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对“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应正确理解和把握。“集体领导”指的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会议决定”指的是党委会议决定，绝不是指其他会议；“民主集中”是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委决策一定要在广泛、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作出；“个别酝酿”是指决策前的准备，包括书记办公会议都属个别酝酿的范畴。作为党委书记不仅自己要自觉带头执行好民主集中制，还要教育和引导乡镇党政班子成员，明确党委议事决策的重要意义，提高思想认识和责任意识，自觉贯彻执行党委和政府的议事决策制度。

2、明确会议性质界限，正确处理好相互关系。党委书记办公会、党政联席会、行政会与党委会是有根本区别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不同：一是性质和任务不同。乡镇党委会是一个地方的基层决策机构，主要对本地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并实行全面领导；而书记办公会不是决策机构，主要是为召开党委会议做好酝酿准备，并处理好党委的日常工作和事务；党政联席会和行政会是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或行政负责人召集的会议，主要是根据党委会的决定，在党建和行政等方面进行情况通报或具体决策，并协调各方抓好工作落实。二是参加会议对象要求不同。党委会出席对象必须是党委成员，书记办公会仅有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出席，党政联席会出席对象为党政班子全体成员，行政会出席对象为行政班子成员。党委会一般要求半数以上党委委员出席，讨论干部时需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党委委员出席，作出的决议才有效；而书记办公会、党政联席会、行政会则没有特殊的人数规定。三是表决方式不同。党委会表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集体作出决定；而党政联席会和行政会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或行政负责人决定。四是对会议决议执行要求不同。党委会集体形成的决议必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变，每位党委成员都必须对党委负责。党政联席会和行政会决定的事宜，执行中情况有变，党政主要负责人或行政负责人可以随机应变。

坚持重大问题由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任何人不能违反。既不能用书记办公会、党政联席会、行政会代替党委会，也不能以党委会代替行政会；既不能借口党委领导，事无巨细地把所有问题都提交党委会来决定，更不能借其他种种理由而避开党委会。要按照党委会和书记办公会、党政联席会、行政会不同的职能，履行好各自职责，保证议事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3、制订规范的制度，确保议事决策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一是明确会议职能。理顺党委会、书记办公会、党政联席会、行政会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会议性质和任务的不同，对会议职能进行界定。二是明确议事范围。乡镇党委会的议事范围重点是研究确定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思路和目标任务，决定重大决策、干部任免和重要建设项目的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以及以党委名义发布的涉及全局工作的方针、政策性文件和其他需要决定的有关重大事项。书记办公会的议事范围重点是对需要提交党委会讨论决定的问题，事先进行酝酿，准备意见。研究制定贯彻实施党委会决策的具体意见，并检查执行情况，以及讨论和处理党委日常工作和事务等。党政联席会和行政会的议事范围重点是研究贯彻上级党委、政府和本级党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和决议，研究确定党务和行政日常工作中事关全局，需要统筹协调的事项，研究需提交党委会决定的事项，以及研究决定行政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等。三是明确议事的表决方式。党委会对议题进行表决时，表决的形式可采用举手表决、口头表决或无记名投票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须由应到会党委成员过半数赞同为通过。书记办公会、党政联席会和行政会讨论研究议题时，每位成员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可由会议主持人进行裁决。四是明确执行和反馈的要求。党委会作出的决定，党委成员必须坚决执行，个人不得有与党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相违背的行为。对贯彻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执行结果必须及时向党委反馈。党政联席会、行政会须根据党委会的决定研究具体的贯彻实施方案。同时，对党政联席会、行政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必须报经党委同意后方可执行，其他事项可由会议主持人指定有关班子成员或有关部门进行负责实施和督促反馈。

4、加强指导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一是要加强指导。对乡镇党委和政府议事决策制度，上级党委要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比较规范的、操作性比较强的指导意见，并扎实抓好这一制度的落实。二是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上级党委必须经常对乡镇党委议事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实行有效的监督检查，使违反制度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和处理。三是要加大自身监督力度。乡镇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对党委领导核心地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树立依法办事，按制度和规定办事的观念，并在自觉执行制度的基础上，积极为党委做好参谋，加强对党委执行议事决策制度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

第四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今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被喻为永远不变的“军魂”，之所以会如此，从实践上看，它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从毛泽东构建这一原则和制度的过程上看，它更是一条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地确立、完全地实现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关键词] 毛泽东；党指挥枪；建军原则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048-05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他形成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思想，其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他所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人民军队能够从小到大，由弱至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有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证。今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被喻为永远不变的“军魂”，视之为立军之本、强军之道、制胜之源。之所以会如此，从实践上看，它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从毛泽东构建这一原则和制度的过程上看，它更是一条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地确立、完全地实现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一）革命队伍里，毛泽东最早认识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的重要性，而在面对一些同志对党和军队的这一新生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解与不适，面对一些人对此原则所产生出的种种错误认识和做法时，毛泽东始终站稳脚跟、毫不让步及坚决与之斗争的态度，对于这一原则的确立、完善与巩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经反复的锤炼，也终于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和铁的制度。

大革命失败后，总结流血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和独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当时起义部队中有许多的散兵游民、旧军官和地痞土匪分子，加之军事上打了败仗，部队士气低落、组织涣散、思想混乱，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走到永新三湾时，已不足千人。很显然，眼前的这支队伍与党的革命要求相差甚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实现党对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是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如何实现它的一次初步尝试。

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选出党的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革命实践的向前发展，一些同志对体现党对军队领导的一些新型做法渐渐地感到了一些不解与不适，产生了诸如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的打仗，组织上应将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等等错误的单纯军事观点，以至于在红四军建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期间，毛泽东一方面耐心地说服教育大家。另一方面，毛泽东面对内部的分歧与论争，站稳脚跟，在原则问题上毫不

妥协与迁就。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相关问题，虽经激烈讨论，仍没有实现内部认识上的统一，毛泽东也一度离开了队伍前往福建养病。为解决建军路线问题，陈毅专程到上海向当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汇报，于是，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和重视。随后，在支持毛泽东意见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确立了实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得到了基本形成与确立。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表现出了野心膨胀、拥兵自重、“谁有军队，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作风，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毛泽东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迅即地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错误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王明提出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要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对此，毛泽东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不留情面的驳斥，他反复地教育大家一定要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不重视争夺军事领导权的教训，反复地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由此及时地肃清了王明的错误思想。之后，八路军、新四军贯彻毛泽东与党中央的抗战指示，深入敌后，分兵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又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一些个别人的身上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2年末至1943年初，在延安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在抗战期间所出现的同党闹独立性及军阀主义的倾向再一次地进行了尖锐批评。1944年4月，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抗战期间，正是由于毛泽东与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权威。

解放战争时期，尤其到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怎样实现全国一盘棋、全军步调一致、各方力量相互间密切协作与配合、进一步地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就成为毛泽东所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为克服少数同志身上还存在的分散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意识和作风，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集中领导，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指示文件，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在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同时这也成为我党我军迅速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历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使得我党根本不可能通过民主选举或议会斗争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纲领，武装斗争遂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而我党拥有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也相应地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最大的一个军情就是人民军队是由旧军队脱胎而来、军队中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占据了绝

大多数、所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亦长期处于远离中央、分散分隔的分布状态，因此，如何抵制和反对内部所滋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如宗派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就成为军队建设的一个关键所在。从实践上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成为了破解这一建军难题的金钥匙，同时，也正是在毛泽东与我们内部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长期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得到了确立、巩固、加强与完善，并经反复锤炼，终于使之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的原则和铁的制度。

（二）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之初，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对此，毛泽东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自主自信，独立思考，不简单地模仿，不教条地照搬，经过艰辛探索，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建军制度，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军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创建的，在建军之初曾借鉴了苏联红军的一些经验，由此在党对军队领导这一问题上亦有过一些初步的模仿尝试。南昌起义中，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当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军、师都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成立了党委，团上还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为确保对起义部队的掌握，中共前敌委员会还明确规定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使他认识到革命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但在实际中，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当时作为体现党的领导的前委并没有发挥“领导暴动的重心”的作用，与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一种“友谊的协商”关系。如起义虽是我党直接领导发动，但公开打出的却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通过党的忠诚分子，而非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效仿苏军主要建在团上，离部队太远，不能直接掌握部队。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党懂得了要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要独立地创建和领导自己的军队，但却不知如何建设这支军队，使之真正地成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武装工具。由于缺乏有效的办法，党对军队的实际控制非常虚弱，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从南昌出发南下的第二天，就私自率队脱离了起义队伍。毛泽东后来评价道，那时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和照搬苏联红军的建制模式，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在三湾改编中实行班、排上建立党小组，连队上建立党支部，营、团上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毛泽东则区别于苏联红军的一长制，特别地规定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党委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而且要领导军事工作，从而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后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整顿后的红军面貌也焕然一新。多年后，对于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毛泽东亦曾感慨地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

也曾有过相关的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三）一直以来，各方敌对势力最为恐惧和嫉恨的就是党拥有着一支完全掌握下的武装力量，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为眼中钉、肉中刺，用尽了种种手段予以瓦解破坏，必欲除之而后快，或施压，或威胁，或利诱，或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任凭风云变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巍然不动，牢不可撼。

西安事变及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共同御侮，国共间进行了相关谈判，谈判中的焦点，即红军改编特别是其领导权问题。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借口实行军令、政令统一，企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达到其军事“清剿”未能达到的目的。新形势下，面对蒋介石新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告诫全党：为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共间虽暂时地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两者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企图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共产党人决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依据毛泽东的相关指示，对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所提出的要向红军中委派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以及请朱德、毛泽东“出洋”等要求，我方代表均严词拒绝，拒不接受，并坚持了在改编后的军队中设立总指挥部和政治部等原则立场。后来，在整个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变相军阀”、“武力割据”给以政治上压力或污蔑，或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相关将领给以物质上的腐蚀和诱惑，或以军事进攻、军事磨擦给以生死上的威胁。总之，任凭国民党反动派使尽了种种手段，明枪暗箭之下的毛泽东在党的军权问题上始终牢牢地站稳脚跟、不为所动。也正因如此，在抗日战争那样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我军由最初改编时的数万人，突飞猛进般地发展到了抗战胜利时的120余万人，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成为了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把党的领导高度地概括为解放区抗战的一条“总的经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故伎重演，又欲在实现“和平”的旗号下，哄骗我们党“交出军队”而取得“合法地位”。此时，就连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大知识分子胡适也从美国写了封长信给毛泽东，信中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共产党放弃武装，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依附国民党生存的一些小党，如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亦东施效颦，帮腔插嘴，要共产党“识大体”，交出枪杆子。国际上，美国大力配合国民党向共产党进行的“和平”欺骗活动，苏联则从自身利益出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 “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一时之间，各方压力一起袭来，在党的军权问题上，顿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波诡云谲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头脑清醒、洞悉一切，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上毫不动摇，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所谓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的说法，回击说：“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最终，国民党反动派诱骗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的阴谋彻底

破产，我们党则在走和平道路的努力与尝试结束之后，迅速地通过解放战争夺取了政权。

历史也总是惊人的相似，近些年来，在建军原则问题上，一些形形色色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又开始老调重弹、杂音不断，以“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等政治谬论加紧了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攻势。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与政党发生密切关系，只要实行政党政治，军队也就必然受执政党的掌控，也就必然地为执政党服务。那些标榜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的西方国家里，执政党对军队的掌控是间接的，他们对军队的掌握主要是通过政府这个中介环节进行；随着政党的轮替，政权的交接，军队的控制权也随之转移，军队对政党的支撑也随着政党的轮替而改变。由此可见，所谓“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只是政党控制军队的一种方式，并没有改变军队受政党控制的这一事实。再者，那些国家的军队统帅皆出自政党，是执政党的领袖，所谓总统和首相统帅军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统帅军队。在西方，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如果需要士兵了解战争，就需要他了解政治。”美军在侵朝和侵越战争失败后，“陆军政治教育不够”、“陆军对共产主义思想抵制不力”成了其总结出的一个重要败因。一切都表明，所谓“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完全是别有用心骗人的政治把戏，其真实目的就是哄骗或逼迫共产党放弃军权，放弃手中的武装，以扫清他们推翻党的执政地位、夺取国家政权的障碍。

（四）建国后，党成为了执政党，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心生懈怠。对此，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进一步从思想和制度上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巩固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传统政治优势。

革命胜利后，党成为了执政党，军队不再是天南地北、散落各处的农村游击队，成员也不再是大量的没有受过马列主义教育、文化水平落后的农民及战场上起义投诚过来的“解放战士”。新形势下，一些同志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下去的疑问。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

毛泽东对以上否定和削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到：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听指挥”，其实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1954年3月，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党的事业，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民主革命中，毛泽东领导创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我们依此实现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化，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经过奋斗，“枪杆子里出政权”，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建国后，他又继续地丰富和发展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人民子弟兵亦得以将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在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新征程中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可以说，要不要坚持和怎样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穿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上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党迎击各方挑战、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识破和抵制各种形形色色破坏瓦解这一根本制度的阴谋诡计、进一步地铸牢军魂、永葆我军的政治本色，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永远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