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核泄漏引起的中国“抢碘盐集体恐慌”的社会思考（★）

第一篇：关于日本核泄漏引起的中国“抢碘盐集体恐慌”的社会思考

（蚌埠学院 人文社科部，安徽 蚌埠 233000）

摘 要：日本核泄漏事件在中国引起的“抢碘盐**”带给我们深刻的社会反思：可怕的不是核辐射，而是恐慌本身。核恐慌折射出政府的权威性、媒体的可信度、民众的科学素养、民众的心态等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关键词：核恐慌；抢碘盐**；社会问题

中图分类号：F7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10-0092-04近年来，中国社会屡屡“刮”起自乱阵脚的“集体恐慌”风。尤其是刚刚平息不久的“抢碘盐**”，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震惊。随着社会管理复杂性程度的日益增加，网络社会信息的快速增长，以及公众表达个人观点意愿权利意识的增强，如何更好地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实现高效有序的社会管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实际而迫切的问题。

一、政府是人民花钱雇的管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

邓小平同志曾讲：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干部是职务，也是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服务。因此，政府要树立起服务的观念，变权力政府为责任政府。社会提供税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人民依靠政府去管理，政府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政府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分责任。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对公共事业投入，切实落实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关系民生的“七个问题”，使学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定所，尤其是做好对那些相对弱势人群服务，政府的权威性在言必行、行必果过程中将不断得到提升。政府宣誓“执政为民”，这就要求政府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立公信力，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得到老百姓的认可，通过媒体的适当宣传是需要的，但不是主要的。政府的信任度与权威更主要的是在“行”的结果方面受到人民的检验。公信与权威的树立就像逆水行舟，一蒿不及将一泻千里。目前，食品安全成为中国人恐慌的主阵地。不断爆出的食品安全事件，让老百姓恐慌不已，这也是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减弱的因素之一。面粉增白剂现象、地沟油、瘦肉精、火腿肠、染色馒头、硫磺生姜、镉大米等事件继毒奶粉事件曝光之后不断演绎被曝料。人们禁不住要问：在多部门多年的监管之下，事关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为何屡屡出现安全隐患？这一方面固然折射出商家在逐利过程中的道德缺失，另一方面人民也会对政府官员是否存在执法不严甚至知法犯法的问题心存质疑。

当然，政务公开有利于政府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理解融洽沟通，可以减少由猜疑误解而带来的社会矛盾，有利于提高政府威信。但更主要的是政府制定各项制度不在于多而在于有用。人民更注重的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是否让人民受益。这就要求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职权，理性确立其管理幅度和层次，社会管理的立足点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最终目的是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

二、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信息的发布要及时、真实、透明才能削减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谣传、误传小道消息对社会产生的恐慌负面影响 大众传媒不但是党和政府重要信息的发布者，也应该及时反馈民意与传播社会公众所需信息，特别是一些有关公众利益及公共安全的信息，这是媒体的职责和使命。如果新闻媒体在涉及到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保持沉默或报道滞后，让小道消息满天飞，那就是媒体的失职。媒体不能把舆论控制权拱手让给那些小道消息，而应抓住时机增加自己的权威和增加公众的信任。毋庸置疑，掌握信息的部门以保密或其他理由拒绝向公众披露信息，只会助长恐慌情绪。让民众尽快获悉事实真相，可有效化解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群体恐慌。如果信息不对称现象延伸至公共安全领域，则极易由个体恐慌行为，通过蝴蝶效应，演变成群体情绪失控事件。“谣言止于公开”，媒体的社会责任重大。在信息社会不能搞信息封锁和垄断，在民主社会不能无视公民的知情权。马克思说，没有新闻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十六大报告把“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规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就是说，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意见权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李长春同志重申：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宣传思想工作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使党的主张和人民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大众传媒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要对社会负责，注重保护个人权利和重大的社会利益。当公共领域出现安全问题时，一些居民在无法掌握有效信息的背景下，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可能对诸多谣言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加入“恐慌”大军。“盐慌”相关传言的短时间大范围蔓延，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对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出现突发事件时，有问题应该及时向公众沟通，该预警就预警，该辟谣就辟谣，加强媒体的宣传引导，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事情真相。西方发达国家媒体认为，记者是船头上的眺望者，暸望的是激流险滩，并及时发出警告。媒体最关注的是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只要发现涉及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危，大众传媒会在不影响整体稳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公布事件的每个细节。公民的知情权充分得到尊重，同时也对社会的井然有序起到了公众的心理疏导作用。当然，政府作为权威信息的掌握者和控制者，更不能垄断信息。中国某些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滞后、反应迟钝的原因，有的就是因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体“待原因查明后再做报道”，或主管部门担心“容易引起恐慌”，刻意回避政府工作中的失误进行新闻限制和封锁，阻止新闻记者进行调查采访，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结果也使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受到侵蚀。随着媒体商业化运作的程度越来越深入以及部分新闻媒体盲目跟风、以讹传讹，很容易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香蕉致癌”、“纸馅包子”的虚假新闻曾让消费者甚至整个社会一度陷入恐慌之中。如果各种新闻媒体里看不到我们社会中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负面的真实情况被隐瞒住，社会就会很危险。不可否认，我国的新闻媒体曾经建立了良好的媒体公信度，“报纸上电视里是这么说的”曾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媒体自由度加大，事件的真相就会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媒体报道空间的扩大，更会使政府地位提高。对媒体限制得很死，媒体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就会使政府丧失更多的权威。在很多国家，媒体每天都在抨击政府，但是社会非常稳定。当然，新闻媒体不可能离开社会制度的环境，离开政党与群众的要求而单独存在。对社会负责任，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去报道事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授知识，弘扬文化，教化民众，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这是新闻媒体继续存在的意义，又是新闻媒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如果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热衷于揭露黑暗面、消极面，老百姓对国家对党就会丧失信心。所以，新闻媒体也要树立大局意识，时时刻刻以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形象为己任，充分展示国家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成就，鼓舞人民。从百姓关心的角度，用百姓看得懂、人性化的表述方式及时客观发布信息与充满人文观怀的新闻，能够增强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感情。媒体的公信度关乎媒体的生死存亡。新闻报道和商业广告两者绝不能混淆在一起，否则将误导消费者，影响新闻报道的可信度。日本核泄漏恐慌或多或少地折射出民众对媒体宣传可信度的质疑。政府部门与媒体密切地关注，各方面的消息最大程度地呈现真实情况，有了这一点，很多小道消息，完全可以不攻自破。政府要建立起责任、理性、可信的形象，主动发布与大众攸关的公共信息，保证宣传渠道的公开、畅通和可信，使政府真正成为抵制消解流言的权威机构。

三、在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中考验了民众的科学素养，也凸显了核恐慌背后的社会信任危机 日本核泄漏引起的中国“抢碘盐**”，折射出中国科普性基础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恐慌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对某一方面知识的匮乏，以及权威、专业、具有公信力的信息传递上的不充分、不及时，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体的。核恐惧折射出民众在科学常识与独立思考能力等方面的严重欠缺。尽管我国是核电大国，但由于发展不是太久，普通民众缺乏这方面一些简单的物理知识，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不是懵然无知，就是莫名地有着恐惧感，听风便是雨。有些人并不是有意造谣，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粗浅的知识进行猜测，结果就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谣言。要避免谣传引发集体恐慌，除了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让信息透明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公众具有相当的科学素养。加强民众科普教育，培育国民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精神，才能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盲从。当然，民众和各级政府仅仅掌握核电方面的基本知识还不够，还得掌握安全防范知识，并能在实践中有效运用。

恐慌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受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安全感所影响。日本大地震之后伴随的中国人疯狂买盐、买海带、买酱油、买碘片等让我们反思公众的科学素养，以及公众科学思考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我国的教育基础依然薄弱，尤其是科普性的基础教育工作明显滞后，国民科学素质总体低下，国民科学素质严重不平衡，这与构建和谐社会步调是不相适应的。2010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27%。这个数字意味着，每100人中不到4人具备基本公民科学素质。在调查中，还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其科学素质还不如农民。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方面，中国名列最后。在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上，中国也几乎排名最后。目前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每40个中国内地公民中，仅有一个受过科普教育。而在日本，每两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参观过科普场馆。就像李大光教授报说的，“非正规教育中缺乏科学教育”的苦果在这次核辐射恐慌中完全暴露了。的确，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目前，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大多数中国公众，更关心的还是吃、住、行等知识应用，而不是高深的科技和知识本身。中国公众感兴趣的，是偏向于与生活需求密切关联、强调可用和实用特征的科学知识。没有培养起真正科学兴趣的中国民众，不容易主动走近科学。整个社会关心科学、关心科学进展的大氛围还没有形成。数次抢购风潮及其他社会事件，似乎都在说明，利用“科学”生活的中国民众，骨子里仍然没有科学的思维和态度。科学精神的养成、科学素质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恐慌行为基于对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担忧。有关专家认为，屡屡引发公众情绪的集体失控，是公众焦虑感和缺乏安全感的一次集体释放，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缺失的一种表现。恐慌与政府政策、政府公信力不足也有关，比如“限购令”下的购车、购房恐慌就是如此。政策出台之前，小道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恐慌中的购车热潮蔓延全市。政府虽然及时出来辟谣，但是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有所怀疑。去年，有的地方政府曾一度辟谣说买机动车不会限号，但后来又有限制政策出台。现在核专家说中国的核电站都是安全的，但第二天有关部门就要求对核电站全部进行检测。这种矛盾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国缺乏一个政治空间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总是有不同利益代表说话，而我们经常搞“一言堂”，所以政府的话成了唯一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是绝对的，但一旦发现政府进行政策变化并会来回折腾时，政府公信力自然就降低了。“抢碘盐**”是“信任危机”呈现出的后果。因为专家公信力不够，官方的声明也不能全信，所以民众会恐慌。非典时中国人抢醋，日本地震时中国人抢盐，惶恐内心深处透视的是对于权力的不信任。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中具有导向和示范作用，政府部门失信会加速社会信用体系的崩溃，成为社会普遍失信的重要诱因。政府信用的缺失，无益于缓解恐慌情绪，而政策推进过程中的信息不当，甚至反而可能加剧恐慌。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或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重视政府诚信，如何把社会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中，树立政府权威，对社会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社会诚信度的降低造成了人们只对自己负责。安全感的缺失容易使人心理产生孤立无援的感觉，造成恐慌。长期以来，我国的核电监管基本法律长期缺位，监管缺失和信息不透明进一步加剧民众对于公共事件不安全感的提升，谣言一旦发生，便很有可能造成不应有的社会恐慌；而公众某些非理性的做法，反过来又会影响政府，对信息公开会更加谨慎，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中国的社会安全网相对比较缺乏，更多的时候需要依靠自己确保安全与个人利益。构筑社会安全网，大家很容易得到他人与团体的帮助。透视“抢碘盐**”，我们可以看出构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感的重要性。基层组织的管理能力和应对能力是中国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优势，政府辟谣要传达给公众客观和现实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平时就让大家接受科学的知识，或者让老百姓习惯于一些不确定风险。如果平时很安全，忽然面对风险，那么公众要追求更高的安全感，就会出现恐慌行为。

致力于提高“科技素养”与“社会安全感”两方面水平，降低公众恐慌情绪，是一个相对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相关资源才会得到更妥善的解决。恐慌常源于疑虑，疑虑源自不相信。政府机构及时发布一份权威指南是很有必要的，应该越早传递越好。一般情况下，政府需要请专家解释科学知识，但我们很多专家说的话往往老百姓“听不懂”。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大力气放在辟谣、惩治造谣者上，而漠视了正常的信息披露，一旦谣言出来，将对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在群体性恐慌事件中，媒体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政府的公信力确实受到现实的真正检验。当然，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也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集体性恐慌事件中政府如果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成功处理危机之后，政府公信力也会得到增强。

四、民众对物质匮乏的恐慌，折射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相关机制的缺失问题

20世纪的中国人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商品短缺，这在国民的心理上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抢盐风潮，让很多人忆起了几乎贯穿上世纪贫穷年代的物资恐慌。很多老百姓去抢盐，并非为了防辐射，而是怕不去买就没了，这背后是对物质匮乏的恐慌。大豆、蒜、姜、糖这些生活必需品相继飞速涨价，老百姓的心理变得脆弱得如惊弓之鸟。事实上，在抢购食盐的民众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出于盲从心理，他们并不懂得碘盐是否防辐射，也不懂得海盐是否会受到污染，甚至不知道国产食盐大部分属于矿盐以及我国盐产量能达到8000多万吨，很难形成长期短缺格局。

一些发达国家都发生过一些突发性事件，但是他们的机制可以使恐慌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除。这种机制有其制度化的安排，包括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媒体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政府的快速反应机制。降低公众恐慌情绪，一方面要加强宣传，纾解引导民众的焦虑情绪，保障信息的充分和透明，同时这也是催生民众科普热情与开展科普活动探寻科普宣传有效机制并使其日常化、制度化的一次契机；另一方面，社会安全网相关机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亟待解决。一场起始于谣言的恐慌性抢购，在经历了短短不到两天时间，便回归于平静。这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碘盐抢购**，给我们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碘盐脱销，人心恐慌，唯有快速应对才能化解危机。虽然“抢盐**”平息了，但不能排除日后再发生类似情况，所以需建立预警机制，并对通过散布谣言实现获利目的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各方面矛盾错综复杂、彼此影响，突发性事件甚至灾难性事件时有发生。群体性恐慌考验着社会管理能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现实对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危机发生之前提前准备行之有效的行动预案，在危机发生之时冷静科学地分析情况、思考解决办法，在危机之后处理好善后问题以及总结经验教训，都是对社会管理水平的严峻考验。2006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这次食盐抢购事件为例，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通过媒体及时地作出了合理应对，采取了紧急措施遏制事态蔓延，比较快速地做出了有效反应。这类由谣言所引起的群体恐慌，群众情绪在事实面前能够更快地得到安抚，谣言也在客观事实和科学解释公开传播之后遭到破除。当然，流言滋生也有其社会机制，核恐惧不仅源于个体知识匮乏，更源于系统性信息不透明，公共危机应对不力，应急机制缺乏。新闻界应该有好的制度和机制。社会稳定机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经常地把人民的不满表达出来，化解掉。媒体显然是这个稳定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整个社会都显得很有理性。无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媒体的反应，整个社会并没有因为媒体的介入而失衡，反而会由于获得的信息是比较对称和平衡的而作出合理的应对。只有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有能力和值得依赖，已经做了哪些安全储备，又将做怎样的准备，甚至已经采取了迅速而有效的行动来控制辐射剂量，老百姓才不会处于人人自危的莫名惶恐之中。在加大信息披露力度的同时，尽快保证中国核电监管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政府、媒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一种快速应对突发性群体恐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