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犯罪预防专题讲座
职务犯罪预防专题讲座
今天，我在柏村镇给干部职工生讲职务犯罪预防专题课，首先感谢柏村镇党委政府的领导给了我一个和大家学习交流职务犯罪预防知识的机会。
我要讲的第一点是：为什么要加强职务犯罪的预防？一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对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廉政教育是长期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把一只青蛙放进开水中，因为对环境的强烈反应，它会马上从水里跳出来。但是如果把它放进冷水里然后逐渐加温，开始时，它会很舒服地游来游去，等到水热了起来，它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对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干部职工而言，大家都是政府各重要职能部门的领导，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是被不法分子重点拉拢和腐蚀的对象，处在风口浪尖上，稍不留神就会被风吹倒，陷入违纪违法的泥潭，因此，教育必须是经常性的。
二是形势的需要。职务犯罪危害是巨大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就职务犯罪本身而言，从大处说，害国害民，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影响了党政部门在人们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从小处说，害己害家，职务犯罪是任何国家工作人员都试不起也不能试的游戏。近几年我院会同有关部门到县看守所开展警示教育，也许有人到看守所看过，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那整齐如一的号服吗？不是。是那一碗半斤的米饭吗？是那几乎没有油星的菜汤吗？我想都不是，印象最深的，是犯罪分子的眼神，这种眼神里，有羞愧，有对狱内生活的无奈，但更多的，我想是对我们这些参观者的嫉妒，嫉妒什么？嫉妒我们有自由身而他们没有。这种眼神，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很吓人。可以这样说，我们从事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比如今天的宣讲活动，就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充分认识到廉政教育和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第二点：检察机关的职能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担负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
今年是建党90周年，也是检察院建院80周年，特别是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重新建立检察机关，今年是重建的33周年。
依照法律有关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要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又要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机关自身兼有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院内设11个科室局队。主要有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承担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12种职务犯罪案件；反渎职侵权工作局，承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违法发放采伐林木许可证、不征少征税款案等42种案件；侦查监督科，主要办理公安机关和本院提请批捕的案件；公诉科，主要办理公安机关和本院移送的刑事案件和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工作，通过审查移送法院并以公诉人身份代表国家出席法庭支持公诉；民事行政检察科，主要承担民事案件的审查，对民事案件法院判决裁 定有错误的，向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和建议抗诉的材料，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控告申诉科，主要承担信访来访接待工作，承办信访申诉案件，切实维护公平正义；还有法警队、办公室、研究室、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案件管理中心等内设机构。由于检察院没有延伸机构，乡镇对检察机关了解和接触不多，造成一年一度的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和政协会讨论时，有的代表和委员对检察机关不了解，有的误以为是检查身体、检查计划生育等等。所以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都给检察机关提出了中肯而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建议检察机关加大宣传力度。为此，我院改变和转变工作作风，虚心接受和听取合理的意见建议，此次讲座也有广泛宣传的目的，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
第三、近几年来我县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情况
自2003年以来，检察机关坚持“打防结合”的工作方针，一是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金融证券等八个行业和领域开展系统预防工作的通知》要求，主动与县建设、国税、地税、药监、交通、移民、烟草、审计等部门建立预防犯罪工作联络处，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效遏制和减少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促进各部门、行业更好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更好地为我县经济建设服务。二是以案释法、以案讲纪。近几年来，我院在国税、国土、地税、公安、烟草、交通等重点行业部门开展了组织干部职工到看守所感受高墙内的气氛，进行现场警示教育，现场忏悔，举行法制专题讲座近20场（次），印发各种宣传资料10万余份，受教育面达1万人/次。三是介入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组成专项预 防领导小组，制定了工程预防联系制度，先后在务彭公路、遵德公路务川段等重点工程的招投标、物资采购、资金管理使用等关键环节和工作程序中开展监督预防工作，确保工程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四是送法上门，送法到乡镇、进校园。近年来，我院的副检察长徐勇、申学友、反贪局局长申伟等领导，先后到县直各部门，到丰乐、黄都、涪洋、砚山、红丝等乡镇进行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五是在一些重点行业部门和易发案单位，有针对性的提出口头和书面的检察建议近30余次，其中如石朝乡一领导干部涉嫌非法拘禁案中，我院发现后，及时发出检察建议，引起了乡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措施，提出整改方案并很快落实到位，在该乡党风廉政建设和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六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受到了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于2004年5月10日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检察院，检察长任办公室主任。
第四，简单介绍一下我县查处职务犯罪的一些基本情况。从2004年以来，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在我县重点行业部门和领域，深入水利、林业、乡企、交通、农业、农机、粮食、劳动就业培训、烟草等单位共查处职务犯罪案70余件80人，除不起诉1件1人外，全部移送人民法院作有罪判决。这其中有县级领导干部5人，正科一把手领导干部15人，这一批被查处的有影响的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1.涉案人员党员领导干部多。被查处的人员中党员领导干部占 90%，这些人员中有县长、常务副县长、公安局长、林业、交通、水利、乡企的局长，他们都在重要工作岗位和部门，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犯罪。
2.涉案人员正科级“一把手”居多。近几年被查处的正科一把手领导干部共有15人。这些人员均在我县的重要行业重要岗位上，担任一定的重要职务，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污受贿和渎职侵权犯罪，这些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央政策的落实和新农村的建设。如水利局前后三任局长以及乡企局前后两任局长“前腐后继”，这些案件的发生曾一度在我县干部职工中造成恶劣影响，败坏党风党纪，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3.窝案、串案多。在检察机关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70件80人中，窝案20件31人，串案15件24人，这些案件均发生在涉农重点行业岗位上，一般为三至四人，多数是“一把手”与财务人员互相勾结，共同作案。在被查处的水利局申某、邹某、曹某、朱某贪污受贿案中，为获取非法利益，几人形成联盟，共同参与，共同分赃，在水利工程款中多次采取不入账的方式贪污工程款。
4.贪污受贿次数多，金额大。在被查处的县林业局原局长邹某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件中，利用职务之便，在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工作中，多次收受苗木老板的贿赂，受贿金额达20余万元。县国土局原局长曾某，在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征用补偿工作中多次收受煤老板贿赂达16万余元。左某利用协助政府从事移民安臵工作的机会，采取虚假冒领方式贪污移民资金8万余元，严重侵犯了 老百姓的利益。
5.社会危害性大。在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中，农口的科局级干部的经济犯罪比一般农村经济组织人员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它最直接地侵害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其受害面广、社会影响大、后果严重。如县农业局熊某，在能源资源、沼气池工程建设中，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老板贿赂近20万元；又如县烟草公司李某、邹某，在烤烟收购中，采取弄虚作假、短斤少两的方式克扣烟农，贪污金额6万余元。这些经济犯罪分子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侵害一方百姓，败坏党风党纪，严重侵害了党的惠农政策，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干部职务犯罪原因
（一）法制意识淡薄，人生价值观扭曲。
（二）官本位思想、权力至上思想严重。
（三）权力寻租现象较重。
（四）在发展的观念上有误差。
（五）放松学习缺乏修养。
（六）选拔任用干部决策机制不完善。有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现象。
（七）不良的社会风气也是导致干部职务犯罪原因之一。无论小事、大事，公事、私事，要想办成，都得有所 “表示”。
（八）对廉洁自律与职务犯罪认识模糊、慨念不清。奉 行“小错不断、大错不犯”，最后酿成大患。
（九）制度不完善、权力失去制衡。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现行权力系统中，尚未建立起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衡机制。第五，什么是职务犯罪
从广义上讲，职务犯罪就是与职务有关的犯罪，也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利进行的一切犯罪。但目前，我国反腐败工作和政法工作中约定成俗成的职务犯罪概念仅指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而把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与职务犯罪有关的犯罪纳入“经济犯罪”的范畴。所以，我们把职务犯罪界定为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的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具体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等等。职务犯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 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的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介绍几个常见的职务犯罪罪名以及处理的法律标准
（一）贪污罪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轮处。根据《刑法》、《刑诉法》的有关规定，立案标准是： 1.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2.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但情节较重的，应予立案，如：抢险、救灾、移民安臵等。
贪污罪构成的特征是： 1.犯罪主体
①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刑法第 93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②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也可以是本罪的主体。
还应注意：“从事公务”的含义，是指从事组织、监督、管理公共事务性质的活动，即职务活动。它有别于私人事务、纯粹劳务性质的活动。本罪从事公务活动主要指主管、经营管理公共财物等人员。
2.犯罪主观方面
表现为故意，并且是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行为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进而实际控制并最终转移公共财物的所有权，使所有权人永久性丧失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利的可能。
3.犯罪客体
该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4.犯罪客观方面
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之前范围内的权力和地位形成的主管、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
②有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侵吞”是指将自己合法主管、管理、经手、使用的公共财物直接占为己有或非法转为他人所有；“窃取”是指将自己与他人共同经手管理的公共财物秘密地据为己有，即“监守自盗”行为；“骗取”是指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骗取的对象一般是他人经手、管理的公共财物，如私填空白单据虚报冒领公款，涂改报销凭据而增大报销数额且非法占有多报公款；“其他手段”是指以上三种手段以外的方法，如公款私存，空吃利息。
③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根据刑法第91条规定，包括：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
（二）受贿罪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立案标准：
1.个人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五千元，但情节较重的，应予立案。受贿罪构成的特征是： 1.犯罪主体 是国家工作人员。2.犯罪主观方面 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3.犯罪客体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受贿行为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履行，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声誉，同时也侵犯了一定的财产关系。
4.犯罪客观方面
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
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中的核心要件，它决定了受贿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如果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职务地位无关，而是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能认定构成受贿罪。
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被动接受形式，而索取他人财物则是受贿人主动向对方索要的主动形式，是受贿罪在客观方面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索贿较之收受贿赂主观恶性更大、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因此，刑法第386条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
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益”包括正当利益和非正当利益，但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其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需要同时有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才构成受贿罪，而主动索贿，即使实际上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构成受贿罪。几种新型受贿：
1、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１）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２）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３）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2、关于收受干股问题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3、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4、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5、关于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实践中应注意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１）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２）赌资来源；（３）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４）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6、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7、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 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8、关于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受贿，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代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１）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２）是否实际使用；（３）借用时间的长短；（４）有无归还的条件；（５）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9、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10、关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 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11、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
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12、关于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问题
依照本意见办理受贿刑事案件，要根据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有关规定和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惩处少数，教育多数。在从严惩处受贿犯罪的同时，对于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挪用公款罪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立案标准：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一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和挪用公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应予立案；
2.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五千元以上，进行违法活动的，应予立案。挪用公款罪构成特征： 1.犯罪主体
是国家工作人员。另外，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
2.犯罪主观方面
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非法占用，但是准备以后归还，没有永久性占有意图。这点是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重要区别。
3.犯罪客体
是复杂客体，即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权以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4.犯罪客观方面
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②挪用公款犯罪的行为有三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超过三个月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发现以前）未还。挪用正在生息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归个人使用，数 额较大，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给国家、集体造成的利息损失应予追缴。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案发前全部归还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第二种，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营利中取得的利息、收益属应追缴的违法所得，但不计入挪用公款数额。
第三种，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非法活动”泛指赌博、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其中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罚。
③多次挪用公款不还，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以后一次挪用的归还前一次挪用的，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
（四）渎职罪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一法条里规定有两个罪名: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
2、导致2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1年以上，或者破产的；
7、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100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玩忽职守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397条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别：
两罪同时规定在刑法397条第一款中，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滥用职权罪从玩忽职守罪这一口袋罪中分离出来，单立罪名，这样对认定罪与非罪，正确处理案件有重要意义。但易于让司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认定罪名错误，因这类案件原来一律以玩忽职守罪论，因此要将二者区分开来。其一：主观上，玩忽职守罪只能是过失，而滥用职权罪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间接故意；其二：在客观上差别大。1.滥用职权罪表现为作为方式，即积极的去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玩忽职守罪是不作为方式，即消极的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守。2.滥用职权罪表现为胡乱使用手中职权，擅自逾越职权，或不正确履行职权或随心所欲、蛮不讲理作出错误处理等行为。玩忽职守则表现为不履行职守、放弃职守，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马虎草率、敷衍了事，严重不负责任。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第四百零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渎职行为的分类：
滥用职权：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 无权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
玩忽职守：不履行职责（放弃职守、擅离职守）；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职责规定或操作规程，采取不合法、不合理的方法、手段/不正确、不及时履行职责） 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
在事实原因中找渎职行为渎什么职？ 如果是多个渎职行为，其相互关系是什么？
渎职行为对危害结果产生作用力的程度，可否达到刑罚的程度？
---渎职行为是否具有法律禁止的风险？
---完全没有去阻止风险----阻止风险而仍没有达到目的。---看风险是否变成了现实，看风险变成的结果是否法律所禁止、所打击的后果。
---如某风险来自自然界，然而因渎职行为没有发现该风险，没有采取措施，而使风险变成现实。例如消防设施不备所至损失的扩大。
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非决定作用的? 是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时间中并非间接作用的行为就一定是非决定性的) 考虑事实原因的数量,插入的原因越多,每个原因的作用就小了。
受害对象是否自身存在有利于危害结果产生的因素，如果有，可响应减少渎职作用。但也不能因此否认渎职因果关系。 考虑渎职的程度。考虑危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水波荡漾原理）（投石击浪，石狠浪宽）在实践重，不能因渎职行为离渎职结果的距离越远而不予追究刑责。不能老是在基层找原因。 总而言之，判断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要根据案件的客观情况，处理时充分体现的刑罚的价值目标，符合当下社会所接受的结果。
四、通过今天的法律知识讲座应该得到的几点启示 加强自身修养，自觉杜绝渎职犯罪。 一是慎权。 二是慎钱。 三是慎色。 四是慎情。 五是慎微。 六是慎独。
警示一 ：交友要“慎”
警示二 ：勿成“法盲”
警示三 ：谨防权色交易
警示四 ：抵制“潜规则”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们今天从预防职务犯罪的角度，简单地介绍了我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开展情况，介绍了职务犯罪方面几个常见的罪名，通报了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可以说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鲜活案件，足以教育他人。犯罪人以权谋私，不择手段，贪污公款，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无视国法，严重地败坏 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些案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尤其是县级领导干部和正科“一把手”领导干部的犯罪，带来的后果和负面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一失于己，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犯罪，走入犯罪的深渊，彻底地毁灭了自己；二失于家，由于本人的堕落，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三失于党和人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哺育培养，国家要培养一个干部难，培养一个正科、县级领导干部更难，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案件给国家和单位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严重损害单位形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剖析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活生生的案例，尽管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放松学习，导致理想信念动摇，造成心灵不洁，加之受利益的驱动和金钱的诱惑是主要因素，同时，也要看到，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容忽视，单位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必须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必须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以案施教，警钟长鸣。可以说至少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面临的诱惑、陷阱、考验会更多，如果放松学习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思想有偏差，就会经不起诱惑、经不起考验，必然陷入犯罪的泥潭。所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基础的工作是着力于建立两道防线：一条是建立党纪国法防线，查办违 法违纪案件，严惩腐败分子；一条是建立思想道德防线，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二是我们国家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接受警示教育，带头反腐倡廉。要经常用这些典型案例进行对照检查，在廉洁自律方面，有没有做到管住小节、防微杜渐；在反腐倡廉、党风廉政的实际工作中，是不是尽职尽责、工作到位；在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及坚持严格执法上是否坚持原则、敢抓敢管。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增强廉洁从政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真正使自觉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国家和单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人，向党和人民交上勤政廉政的优异答卷。
三是单位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查找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加强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规范管理，严格要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促进我县经济跨越式发展，使我县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各位领导、同志们、同学们，以上是我今天讲课的内容。让我们通过对以上案例的剖析，告诫自己自重、自省、自警，激发自己那种潜在的积极、乐观、正直的品质和心态。我真心希望，我今天的讲课能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你的坦诚、自信而有神的目光，听到的是老百姓由衷而发的对你们的赞誉和掌声，衷心祝愿大家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工作成绩卓越，为我县经济建设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第二篇：湖北钟祥职务犯罪预防讲座走进金融系统
湖北钟祥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讲座走进金融系统（通讯员 金瑞雪）5月23日，钟祥市金融办组织召开全市金融系统干部职业操守教育培训大会，钟祥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霍少虹应邀到大会作金融系统职务犯罪预防专题讲座。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10家银行钟祥支行的行长、中层干部及网点负责人150余人到场参加。
“2014年初至今，钟祥市检察院开展打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专项行动，已立案查办了一批有影响的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霍少虹结合办案情况对当前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重点介绍了司法实践中发案率较高罪名的犯罪构成和立案标准，并提出了有针对性地职务犯罪预防措施。
霍少虹建议大家去监狱看犯人，去医院看病人，去敬老院看老人，把有限的人生活出意义，把诱惑拒之门外，守住原则和底线，收获一生幸福平安。
中国人民银行钟祥支行行长寇晓荣说：“霍局长的职务犯罪预防课引用了许多与我们金融系统的业务工作紧密相关的案例，生动形象，我的感触颇深，会后一定反复学习，消化吸收，落实到今后每一天的工作中去。”
第三篇：职务犯罪预防讲座讲稿
职务犯罪预防讲座讲稿
提纲
一、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任务、职权以及开展预防工作的主要措施
二、当前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三、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和立案标准
四、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危害
五、如何预防职务犯罪
让我们筑牢预防职务犯罪的思想防线
西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郭军
2012年6月18日
同志们：
今天，县委在这里组织全县村干部开展法制讲座，县委领导要我讲一下关于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问题，这充分表明了县委对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就站在检察机关这个角度，从五个方面谈谈个人学习和工作中的一点体会，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首先我介绍一下：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任务、职能以及开展预防工作的主要措施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宪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中，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即：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它负责，而不附属于其他国家机关，它是国家机构中一个独立的系统。检察机关既然是国家机构，那它有哪些任务呢？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有四个方面的任务：一是通过行使检察权，镇压一切叛国的、分裂国家的和其它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二是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积极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侵犯财产的犯罪进行斗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三是通过行使检察权，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四是通过行使检察权，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是刑事案件侦查权。侦查权是国家的专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审查证据，揭露、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权主要适用于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二是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宪法第三十七条和刑诉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由公安机关执行。
三是公诉权。公诉权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依照法律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犯罪的权力。除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外，刑事案件都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四是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权。立案监督权是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权力。人民检察院通过立案监督，依法纠正和防止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或者以罚代刑的现象，使犯罪分子受到刑事追究。侦查监督权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和移送起诉案件中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权力。
五是刑事审判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是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机关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以及作出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实行监督的权力。
六是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
七是民事审判监督权。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机关的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权力。
八是行政诉讼监督权。行政诉讼监督权是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机关的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合法，以及作出的判决、裁定的合法性实行监督的权力，其中包括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权力。
九是司法解释权。司法解释权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检察工作中具体运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的权力。
检察机关作为党委统一领导下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其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主要采取下列措施：
（１）注重打击力度，形成威慑效应。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力度，通过查办和揭露职务犯罪，形成威慑，惩罚犯罪者，警示、教育其他公民，减少和防止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根据法律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是查办职务犯罪的主力军，检察机关有案不查不办就是失职，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查处打击犯罪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预防。
（２）加强行业职务犯罪状况研究。针对案件多发行业在制度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检察建议，促使案件多发行业完善管理制度和健全防范机制，堵塞犯罪漏洞。
（３）提供法律咨询，宣传法律知识，促进社会公众参与职务犯罪预防。结合举报宣传和接待来信来访积极向有关单位和群众宣传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举报、控告职务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采取有效途径和方法支持有关单位依法行使举报、控告的权利，对有关单位和群众提出咨询的法律问题，促使其及时揭露职务犯罪，积极堵塞易于发生职务犯罪的漏洞，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４）推进法制、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广泛收集法律法规和重大改革措施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法律法规和重大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职务犯罪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向国家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推进法制、体制、机制的完善与改革，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
（５）推进发案单位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对一个时期群众反映集中的职务犯罪问题和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对多发案件问题及时进行剖析研究，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议，推进有关单位改进管理方法，完善管理机制，创建新的管理制度。
（６）做好职务犯罪案件查办和预防的宣传工作，教育和引导社会公众，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举办查办案件成果展览，犯罪分子自我解剖悔罪、典型案例现身说法等形式广泛宣传检察机关已经查办的典型职务犯罪案件，用典型案件教育和引导广大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同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形成强有力的遏制、预防职务犯罪的舆论环境。
（７）注意社会环境变化和社会矛盾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加强职务犯罪心理研究。通过个案和类案的分析研究，及时发现导致职务犯罪心理形成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矫正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做好疏导工作，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第二个大问题：当前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职务犯罪主要表现为权与利的交换和职权的滥用。预防职务犯罪则是执政党对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犯罪的状况、特点、原因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等综合手段，以遏制、减少和最终消除犯罪的社会防范活动。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既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决定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通过多年来的反腐败斗争经验，总结出了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工作领域”的要求，目的是强调从根本上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工作重点变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和纠正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推动反腐败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进入新世纪，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并深刻阐述了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真开展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的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因此，为落实好中央、省委、市委、县委领导的讲话精神，并着眼于今后工作的发展，县检察院和各部门都同样面临着共同的课题，就是要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升干部的综合素质，按照各级党委关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制，为全面落实党风廉政措施提供有力保障。
第三个大问题：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和立案标准
从职务犯罪的概念来看，它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中依照法律、法规或者组织章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或者滥用职权，或者不正确履行职权所实施的违背职责要求的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具体讲也就是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及其他章节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犯罪案件、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案件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从具体类型来看，职务犯罪分为贪利性、渎职性和侵权性犯罪。检察机关管辖并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涉及54个罪名，其中反贪局管辖的案件涉及12个罪名，反渎职侵权局管辖的案件涉及42个罪名。
贪利性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八章所规定的犯罪。它一共有12种罪名，常见犯罪有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等等；
渎职性犯罪在刑法第九章用了23个条文规定了35个罪名。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
侵权性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在此特指，刑讯逼供、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暴力取证、报复陷害、破坏选举等七种犯罪行为。
今天，我仅讲讲检察机关查办的涉及乡镇干部的常见的几类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乡镇干部职务犯罪涉及的罪名主要有8种，包括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使用权罪。
［一］贪污贿赂犯罪
1、贪污罪
立案标准：
（1）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
（2）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
从我县近年来查办的案件中，贪污案占相当一部分比例，主要是虚报冒领等手段。
2、挪用公款罪
立案标准：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五千元至一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2）挪用公款数额在一万至三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在这里强调一点：按高法的司法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挪用正在生息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数额巨大（15—20万元为起点），超过三个月，案发前全部归还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不受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挪用公款进行赌博、走私等非法活动的，不受“数额较大”和挪用时间的限制。挪用救灾、抢险、防汛、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数额标准，参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即：五千至一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起点。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按贪污罪定罪处罚。
3、受贿罪
立案标准：
（1）个人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数不满五千元，但具有下一情形之一的：
①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②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③强行索取财物的。
如：李嘉廷受贿案。李嘉廷于1992年11月起先后任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1994年至2000年7月，李嘉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儿子李勃（另案处理）先后30次收受10人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038万元、港币649万元、美元9.1万元、日元20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8105320.75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5月9日判决李嘉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李嘉廷提出上诉。李嘉廷上诉理由是：他揭发他人犯罪的事实应构成重大立功，至少也是特殊的立功，具备再从轻处罚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李嘉廷上诉，维持原判。
受贿罪的类型：一是索贿，即主动受贿。二是收受贿赂，即被动受贿，在行贿人主动提供贿赂时，本应拒绝却予以接受。三是商业贿赂，在经济往来中，违反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等。四是间接受贿，法律上又称斡旋受贿。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但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五是事后受贿，指行为人在职在位期间就有明确的受贿意图，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
受贿罪是典型的“钱权交易”，简单来说，就是你给我钱，我为你办事。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你为人办的事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不论你为人办的事办得成不成功，不论你是在为人办事之前收钱的，还是办完事后才收钱，这些因素都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举个例子，如果“两委”干部在协助政府从事征兵工作的过程中，因为收受了别人的财物，将不符合参军条件的人改成符合条件，又或者将本来符合参军条件的人改成不符合条件，就是受贿。又如果“两委”干部因为收了别的钱，在从事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违反原则，使一些人逃避执行计生政策，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构成受贿罪。
4、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由行刑法第397条所规定。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所谓玩忽职守，是指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
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理应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履行公职中时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为人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5、滥用职权案（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滥用职权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本文出自范文先.生网 www.xiexiebang.com）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滥用职权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而是属于一般工作上的错误问题的，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6、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释义]
本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刑法条文]
第四百零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9 高检发释宇［1999］2号）
二、渎职犯罪案件
（十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第406 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说明]
一、本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二、“重大损失”的标准，可参照最高检察院的立案标准。“特别重大损失”的标准，有的省掌握在50万元以上。
7、非法占用耕地罪及其表现形式
根据刑法第342条的规定，非法占用耕地罪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行为。非法占用耕地罪是不以行为人有无收受金钱利益为条件的。其中，“非法占用”通常有下面三种表现形式：其一，未经批准占用耕地，即未经国家土地管理机关审理，并报经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占用耕地的；其二，少批多占耕地的，即部分耕地的占用是经过合法批准的，但超过批准的数量且多占耕地的数量较大的；其三，骗取批准而占用耕地的，主要是以提供虚假文件、谎报用途或借用、盗用他人的名义申请等欺骗手段取得批准手续而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是指行为人非法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建设。“数量较大”是指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其他耕地等农业用地十亩以上。“大量毁坏”是指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受到严重污染。所以，只要行为人非法将五亩以上的基本农田或者十亩以上的其他农业用地改作非农业建设，造成这些农田或农业用地的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受到严重污染，就构成非法占用耕地罪。
7、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
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刑法第410条），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的行为。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的行为。
所谓征用土地，是指国家为了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的需要，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的条件及程序，将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的一种措施。所谓占用土地，是指对土地事实上的控制、管理与使用。为了使得有限的土地资源能有效正确地利用，国家通过法律对土地征用、占用等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征用土地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将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强制手段。要实行征用土地，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征地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专有权力，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征地权；第二，必须依法取得批准；第三，必须依法对被征地单位进行补偿，造成劳动力剩余的必须予以安置；第四，被征地单位必须服从，不得阻挠征地；第五，征地行为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
根据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一次性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0，67公顷（10亩）以上，或者其他耕地2公顷（30亩）以上，或者其他土地3?33公顷（50亩）以上的；
（2）十二个月内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数量虽未达到上述标准的；
（3）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累计达到上述标准，但接近上述标准且导致被非法批准征用、占用的土地或者植被迫到严重破坏，或者造成有关单位、个人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
（4）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引起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8、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１、本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各级土地管理机关、城市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２、本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３、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实施了将属于国有的土地使用权以低于其本身的价值非法转让给他人使用的行为。４、只有情节严重才构成本罪，即具备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等情形。《刑法》有关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条文规定：第四百一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案标准：《立案标准》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低价（包括无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2公顷（三十亩）以上，并且价格低于规定的最低价格的百分之六十的；
2、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数量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值二十万元以上或者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
3、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引起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重特大案件立案标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规定，（一）重大案件：
1、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在六十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的百分之六十的；
2、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1、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在九十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的百分之四十的；
2、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第四个大的问题：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危害
（一）产生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是体制的弊端和制度欠缺。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有学者说，腐败等于垄断权加自由处理权减去责任制。垄断权，比如说工程拨款，给张三行，给李四也没错，然而贪图私利的人，就会选择给他好处多的人。它的选择有极大的自由，一旦追究起来，在程序上都是公开的，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这都是形式上的）
一些大的贪官们有一个共性：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安徽的王怀忠要饭出身（在阜fu阳任地委书记时，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计算，他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成克杰在广西的南宁，一句话在一块黄金地段开发上就收到2000万元。两名高官都被执行了死刑。
二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清王朝268年中，一二品官员因贪污被判刑的157人，其中死刑68人，最有名的是和珅，一亿数千万两。
三是环境的影响。从家庭环境来讲，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拿成克杰来说，李平收钱，交代任务，成克杰出面办事。从单位环境来讲，如中行原副董事长、中银（香港）集团原总裁刘金宝（死刑），想贪污就拉下属入伙，结果他走过的两个地方上海分行和香港中银集团两个班子的成员都被抓。从交际环境来讲，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在判刑之后，他说，总结来总结去，就是铁哥们把铁哥们送进铁笼子。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得志在办案中总结了一句话，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
（三）职务犯罪的危害
中国心血管专家、北京安贞医院洪昭光教授推出的一项科研成果：就是“廉洁有益健康，腐败导致死亡”。他从医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贪官贪污受贿后，受到强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恐惧、后悔，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时时惧怕罪行败露。洪教授的这一成果并非借题发挥，无稽之谈，与其类似的研究成果是巴西医生马丁斯对583名被指控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官员和583名廉洁官员作了十年的追踪、随访和研究发现，不廉洁的官员有60%患病和死亡，廉洁仅有16%患病和死亡。另外，在116名不廉洁官员死亡者中，死于癌症的占60%，死于心脏病的占23%，其他的占17%。特别引人关注的是，116名福利官员，平均年龄只有41岁，都被指控严重渎职和以权谋私。
洪昭光教授和马丁斯医生的研究成果，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揭示出一个社会科学的规律：越是腐败，死得越快。如果腐败仅仅伤害贪官的身体，那么贪官自取灭亡实属无可非议。可问题在于，腐败最大的危害是国家的整体。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深入进行剖析。
（一）腐败在政治方面的危害
第一，腐败导致政息人亡。据调查显示：前苏联解体，实质上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搞跨苏共的主要力量，并非反共分子，而是腐败分子，是腐败导致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国家分崩离析。
第二，腐败是民主公敌。腐败归避法定程序，破坏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使得政府难以得到公众的支持。政治体系中公信力的丧失，导致决策执行机构弱化，价值认同机制失灵，社会监督机制缺失。在我国，腐败主要表现为：执法不公，利益驱动；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
第三，腐败扭曲政府行为。主要表现是政府行为市场化。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出现过政府滥用权力性资源，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导致政府职能畸变，该管的事推给社会，不该管的事越俎代庖。
（二）腐败在经济方面的危害
第一，腐败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安钢教授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福利损失，平均每年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其中，各类税收流失额在5700亿至6800亿元之间，占GDp 的7.6%至9.1%，相当于每年税收收入的75%至90%；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在2575亿至3410亿元之间，占GDp 的3.4%至4.5%；垄断行业租金在1300亿元至2020亿元之间，占GDp的1.7%至2.7%；国家公职人员的黑色收入在300亿元至340亿元之间，占GDp0.3%至0.4%。这说明腐败将社会财富从广大消费者转移到少数垄断者，将大量的国有资产、财政收支和公共资源，转移给少数腐败分子、特殊利益集团及其特定关系人，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安全。
第二，腐败阻碍经济发展。首先表现为无效配置资源。前几年我国频频曝光的大量“豆腐渣”工程就是最好的例证。由于一些政府官员和工程项目负责人的腐败，把工程发包、分包，乃至转包给施工资质低，技术设备差的企业。层层盘剥的结果，导致偷工减料，质量低劣。为了验收工程，又采取贿赂手段蒙骗过关。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国家用于基本建设领域的投资，至少15%至20%被用于贿赂，其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无效配置是触目惊心的。
第三，腐败导致贫富悬殊。国际上通常用表示1%人口所占有社会财富比重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其数值越高，则贫富差距越大。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1988年为0.382，1996年为0.456，2001年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进入分配不公区间。而事实上，这种计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据有关专家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10%的人掌握40%存款；90年代中期，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90年代末，3%的人占有47%的存款。目前，1.3%的家庭控制31.5%的总资产，10%的人口控制了总资产6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4%处于最低收入的家庭，仅持有总财富的4%。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固然有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行业差别和分配差别。造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原因是权力不受监督，官员滥用权力，以政策设租，利用职权敛取巨额不义之财的结果。
（三）腐败对社会风气的危害
第一，重视人情，忽视理性。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关系网和人情网相互交织、盘根错节，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公职人员，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人情，编织严密的关系网，结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寻求庇护，逃避制裁。以谋求非法利益为目的，建立在人情关系之上的关系网，拿原则作交易，视法律为儿戏。
第二，败坏道德，丧失正义。腐败分子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权钱交易，损公肥私，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公职人员的腐败之风向社会扩散，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就会形成时尚，导致社会行为失范和政府威信受损。
第三，危害治安，影响稳定。腐败不仅有违公序良俗，与社会管理格格不入，更有违执政宗旨和法律规范。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的黑恶势力，一方面存在腐败的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充当黑后台、保护伞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部分群众依靠正常的途径不能维护切身利益和获得公平正义，而需要寻求保护的现实。
第五个大的问题：如何预防职务犯罪
个人怎样预防职务犯罪？我们无论掌握着什么职权，也不论职权大小，如果把握不好，都有职务犯罪的可能。要想不在利用职权上犯罪，必须牢记职务犯罪是高压线一点也碰不得；要用好“三盆水”，第一盆水“洗头”，第二盆水“洗手”，第三盆水“洗腿”；做到“五个统一”，“做官”与“做人”的统一，“为”与“位”的统一，“他律”与“自律”的统一，“为民”与“为己”的统一，“小”与“大”的统一，；算好人生“七笔帐”，一算“政治帐”，不要自毁前程；二算“经济账”，不要倾家荡产；三算“名誉帐”，不要身败名裂；四算“家庭帐”，不要妻离子散；五算“亲情帐”，不要众叛亲离；六算“自由帐”，不要身陷囹圄；七算“健康帐”，不要身心憔悴。希望在座的同志们切记，千万不可把昨天的努力，看成是今天的资本，明天的收获，那后天就可能身不由已了。唐朝卒徒出身的宿州太守陈蟠，因贪赃被处死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四句小诗，一语道尽人生。
如何严格廉洁自律，提高抵御各种诱惑和考验的能力，做到上面我刚才提出的这些，我认为要增强四种意识，克服四种不良心理。
增强四种意识：
第一是增强宗旨意识。大家都是领导干部，岗位很重要，工作很辛苦，责任也很重大，坐在这个位子上，心里一定要想清楚这个职务是人民给的，党和人民安排我们坐在这个位子上，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重托。因此，我们在其位就要谋其职，一定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使用好，否则，就会愧对组织，愧对人民。
第二是增强奉献意识。我们各位领导也是血肉之躯，也需要把生活过得充裕一些，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领导干部对自己的各项要求绝不能过高，要守得住清贫，挡得住诱惑，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该要的坚决不要，不该花的坚决不花，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要把精力集中到如何为群众多谋利益上，而不要整天想着如何搞好自己的小家庭上。
第三是增强监督意识。首先，要时刻严格自律。每个领导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一定要注重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到自重、自警、自励，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努力做到“四个不放松”，即任何事情都不放松，讲原则，守规矩；任何环境都不放松，慎行、慎友、慎独；任何环节都不放松，不但自己要过得硬，还要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下属工作人员；任何年龄都不放松，一生清白，两袖清风。其次，要自觉置身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中。要把党和人民的监督看成是对自己的爱护，自觉、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努力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解决。
第四是增强表率意识。作为领导干部，要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是最基本的道理。领导干部要当好榜样，发挥示范作用，要做到“四个带头，四个坚决反对”：一要带头牢记宗旨、无私奉献，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二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享乐主义；三要带头锐意进取、知难而进，坚决反对固步自封、消沉不振；四要带头廉洁从政、严格自律，坚决反对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克服四种不良心理：
第一是克服放任心理。放任，是自我堕落的开始。在放任心理支配下，个人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不断放任自己，最终导致一发不可收拾。这方面的案例很多，道理大家也都明白，但有时就是会糊涂。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警觉，千万不要在这方面翻跟头。（一口井）
第二是克服侥幸心理。我们分析一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例，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存在着侥幸心理。这种侥幸心理实质上是自欺欺人，自作聪明，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心存侥幸心理最终会害了自己，最终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陈毅元帅的《手莫伸》说的正是这个，大家下去可以看看。（讲案例，要自首）
第三是克服攀比心理。攀比心理是造成一些干部心理失衡、走上违法违纪的重要因素。这方面，大家要深思。怎么比、和谁比，不单是个方法问题，它还反映一个人的思想素质和政治觉悟。要比较，就比思想、比工作、比学习、比干劲、比精神面貌，这样，才能比出正气，比出干劲，比出人生的高境界来。
第四是克服见怪不怪心理。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包括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习以为常，缺乏应有的警觉。这种见怪不怪的心理很危险，发展下去就可能同流合污。大家对此要警觉起来，要充分认识腐败的极端危害性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注意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推动反腐倡廉工作。
同志们，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政治敏锐性，从自己做起，从本单位做起，做到依法管好“权”，认真管好“钱”，切实管好“事”，严格管好“人”。警钟长鸣，激浊扬清，廉政为民，以实际行动经受群众的考验，实践的考验，历史的考验，为建设和谐西吉，为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为党和人民不断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说三句话与大家共勉：一是堂堂正正做人；
二、踏踏实实做事 ；三是清清白白为官。祝各位工作奋发有为，事业蓬勃发展，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愉快；愿我们西吉的明天更美好。
谢谢大家！
注：若时间允许可讲3—4个全国有影响有案例。
第四篇：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实施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已经成为各级党政领导部门重要工作，它也是我国司法制度从单纯打击走向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司法逐步成熟的表现。各地根据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然而，职务犯罪的预防方法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它既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加以指导，又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政策性，与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相对照，亦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上以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方法为主要手段，而职务犯罪预防研究在此基础上以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结果的实效性为主要手段，其方法都是实证性的，体现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本质特点。它从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不断提出切合实际并充分有效的预防策略和措施。从方法论的理论角度讲，包容了唯物主义方法论、思维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等等。正确地把上述各种方法论有机结合，形成职务犯罪预防自己的预防理论和方法，达到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从事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研究和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有识之士的心愿。
一、职务犯罪预防方法的变化发展过程分析
二、哲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如前文所述，职务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犯罪原因是一个多质多层次的、综合的、变化的，彼此互为作用的相关系统，它包含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自然环境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所以职务犯罪预防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工作，其方法是理论学科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它采取适当的形式从社会结构系统和人的行为系统及其各种关系中寻找出犯罪的种种因素和动力组合，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而哲学知识对职务犯罪预防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所具有的理论化、体系化、系统化等特点，对创造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有现实指导意义。因而笔者认为，注意用哲学观点和原理指导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对预防效果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而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是人的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的对表面现象的认识。感性认识是上升到的理性认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占有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遵循正确的途径和运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职务犯罪预防的目的是根据已经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找出发生案件的主客观原因，分析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堵塞漏洞。寻找原因、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即预防方法的研究与适用，实际上就是认识论的具体体现。
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普遍运用的从个案预防到专项预防，进而发展到行业（系统）预防，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的规律。职务犯罪预防不论运用哪一种方法，要有职务犯罪案件，这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基础，没有现成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事例，去搞预防就成了无末之弓、无源之水，好比造空中楼阁。要对犯罪人犯罪的心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案发单位的状况要做到心中有数，尽可能去寻找犯罪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心理发展轨迹。要了解案发单位各种状况，例如案发前状况，案发后状况变化等。只有这样，在大量占有案件事例的基础上，再选择正确的方法去加以分析、归纳，探究了案发原因，分析出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从中得出规律、提出预防对策。使它以自身认识的整体性反过来引导人们对职务犯罪预防这个具体领域进行再认识，提供一种思维的出发点和原则。在大量占有第一手材料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后，相类似的职务犯罪案件一个个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对某一环节提出如何防范的对策，分析某一个案，提出相应对策，即个案预防。从认识论角度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最初级方法。而从个案预防发展到专项预防，进而到行业（系统）预防，是人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职务犯罪预防的高级阶段。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同志都知道，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是在个案预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也就是说，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的效果比之个案预防来讲，其预防的适用范围更大，层次更高，效果更好。原因就是个案预防仅仅是从一个案件的发生进行分析，它可能只对案发单位起到防范作用，而专项预防则是在个案基础上对一类案件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它适用的范围扩大到不同领域相同环节，很显然，专项预防的作用大于个案预防；而系统（行业）预防则是在个案预防基础上对同一系统提出防范对策，其效果更具社会性和影响力。上海市检察机关根据前一阶段查办的大量职务犯罪案件中反映出财务管理制度的混乱现象，提出并实施了“会计委派制”和“村级财务代理记帐”；根据国有大型企业、基建领域案件多发的情况，提出并实施了“一级审计制”和“建筑市场准入制”等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党政组织的肯定，就是明显的例证。而这种预防方法的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无不反映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从方法论角度讲，预防效果的取得无疑是另外一个角度表现了积累材料和方法恰当的必然结果而已。
在强调哲学方法对职务犯罪预防产生作用的同时，不能把哲学方法笼统化。不同哲学学派形成不同的哲学理论，因而也有不同的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具体科学之上，它的有效运用，必须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要从实际出发。哲学方法的基本精神内涵于具体科学方法论中。分析、观察、归纳、判断在预防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唯物论的一种体现。同时，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中，既要注意犯罪人身上反映的个性，又要注意反映的共性，在研究预防对策时，注意从个案中归纳出共性的东西，这也是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具体贯彻。个案分析发展到专项预防，既是认识论的反映，又是辩证法的联系观点的体现。运用联系之观点使我们意识到，当前腐败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社会走向，腐败的泛滥，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根基是否牢靠问题，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对策，对预防和遏制腐败具有全局意义。
三、科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全国尚处在建言献策探索阶段。很多时候采用的方法基本上套用刑事犯罪预防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在共性上讲大部分适合职务犯罪预防，但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使得在研究和适用预防方法方面也有其特殊性。笔者认为，鉴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注意吸取和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十分重要。特别是当代新型科学理论和方法，例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济学业、心理学、伦理学、预测技术、调查研究学等，这些理论与技术，并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些传统科学之间交叉融合中产生的新型边缘科学，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笔者试从业已形成的检察机关预防方式方法，举例分析科学方法在职务犯罪预防上适用。
1.同步预防。同步预防是指在重大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检察机关在开工之初就介入，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预防对策，直到工程结束，做到预防和建设同步进行，其目的是为
了防止工程各个环节发生职务犯罪，实现“干部优秀、工程优质”的目的。应该说，重大工程同步预防是检察机关根据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高发的情况采取的类似刑事检察“提前介入”的一种方法。因其实效性明显而受到广大建设单位的欢迎。自上海检察机关于1992年首创这种预防方法并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全国各地随之呼应。在重大工程建设中主动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已经成为共识。这里，我们不妨冷静论证一下，同步预防为什么会产生明显的效果？受到建设方的欢迎？一方面，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高发态势不仅影响到建设单位的声誉，更使得建设单位在经济上蒙受了不必要的巨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损失完全是应该可以避免。于是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尽量减少损失就成为必然，遏制减少职务犯罪，也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符合效益经济学的观点；另一方面，从新兴的控制技术看，同步预防采用提前介入的方法，随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设置防止犯罪的障碍，即加强了每个环节的管理，势必造成准犯罪人“不能为”的局面，因而有效地防止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因为职务犯罪的发生，大都始于缺少控制，无控制或控制失效的情况后果。而同步预防恰恰利用控制技术，对整个工程的运作设置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既有预防控制（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监督机制、施工单位的廉政承诺等）有预防实地控制（预防干部参加工程例会、深入工地开展宣传教育等），还有预防信息的反馈控制（工地树立创“双优”活动示意牌，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向社会公开承诺廉政告示牌以及设置举报联系箱等），三个步骤有机结合，使同步预防既有声势又有实效。
2.预防宣传。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惩治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论断，深刻地揭示职务犯罪预防，最根本的是首先要解决好国家公职人员教育问题的道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指导人的行动，在我国，有许多职务犯罪都是由于犯罪人受到封建特权思想和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而为之。所以，大力开展预防宣传提高国家公职人员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预防宣传，实际上在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中，主要解决犯罪人的头脑中“不想为”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宣传工作历来是我党在关键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解决重大问题，统一干部思想的有力武器。在大力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今天，开展预防宣传显得尤为重要。但预防宣传与一般宣传有所区别，在宣传方法上，与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用心理学方法，可以通过对职务犯罪的心理成因、过程、发展、变化、心理变态等问题，开展有层次、有效性研究，从而得出具体的心理预防方法和对策。在宣传教育中，可以对某一案例的成因心理，进行因素分析与因素的调节与改善，使受教育者了解并掌握如何防止犯罪心理成形与发展，使他们在犯罪内心与动因之初，做好自身防范工作，用经济学方法教育国家公务人员会了解职务犯罪的“概率”是低，反过来使他们认识到职务犯罪成本很大。当前，职务犯罪成本教育受到普遍欢迎，听者感触颇深，无非是经济学方法起到了关键作用，运用得当，可以使犯罪人在犯罪之初通过对成本的计算后，头脑中产生“不想为”的思想。而伦理学的方法，主要是因为职务犯罪预防应该从伦理、道德教育抓起。虽然犯罪已经超越了伦理、道德的防线，但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注意这方面的教育，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江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当今干部队伍伦理道德低下、腐败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推出的职务犯罪预防公益广告，从其内容上分析，这种宣传方法，实际上包含了对国家公务人中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由此可见，虽然预防宣传的效果不能很快的体现出来，但“润物细无声”，从长远角度看，只要坚持不懈，其影响力不仅仅影响一代人，可能会影响几代人。
3.预防调研。调查研究作为我党的一项工作作风，历来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调
查研究在我党历史上，为新中国建立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法律领域的调查研究，往往是事后调查。因而，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未能全面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未能把调查研究技术，完全运用到了预防与打击犯罪工作中去。但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调查研究在职务犯罪预防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某种意义讲，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职务犯罪预防的概念分析：职务犯罪预防，就是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手段和采取社会性、专门性的防治措施，限制、消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原因与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这个概念的表述告诉我们，职务犯罪预防是要对犯罪原因、条件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分析为前提，才能得出防范的措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见，在职务犯罪预防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全国检察机关经过将近十年的预防实践，在调查研究上形成比较有效的调研方法，例如专题调研、对策调研、立法调研、一般性调研等。这些调研方法运用不同的调查研究技术达到了最终的目的。例如，专题调研，即根据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暴露出来的带有共性的专门问题开展调研，然后制定专门制度或对策进行防范。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了一起村干部利用村级财务混乱侵吞集体财产一百四十余万元的案件。该院根据案件暴露出来的村级财务混乱这一问题，在全区展开调查研究，在发现全区村级财务管理普遍存在类似问题的情况下，就如何改进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了思考，在区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的支持下，制定了“村级财务代理记帐制”的制度，经过试点后，因该制度既达到了预防村干部犯罪的目的，又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农村，得到区府肯定，并随之在全区得以推广。这个专题调研之所以成功，在于该院在调查研究中适用了正确的调查技术，他们运用了现代调查技术的两个主要方法，一是开展社会化调查，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全区性，不是仅凭一案事例，从而获取了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的大量材料；二是讲究科学化调查。在获取材料，得出正确判断后，运用实验法，选择二个镇作为试点，以推断制度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从而为区府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运用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指导职务犯罪预防方法，可以使职务犯罪预防的成效更明显。但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论研究，只有与职务犯罪预防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能体现出其潜在的巨大价值。
第五篇：浅析犯罪预防
【内容提要】法律的 经济分析在西方近年来取得的迅速的发展，成为法律哲学和新制 度经济学 的重要分支，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被应 用于分析各个 部门法以及 重大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预 防犯罪，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犯罪理解为理性的活动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范犯 罪的 司法活动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约束犯罪的思路。从而开辟了 不同于社会学和 犯罪学研究的新的预防 犯罪研究的范式。
【关键词】犯罪 预防犯罪 经济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后25年，法 学理论的最重大发展也许是经济学被不断广泛的应用于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第三版序言]，以前，法律经济学只是局限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应用经济学对法律进行的分析，也限于经济法领 域，如反垄断法和金融市场管制，现在，随着经济学开始对非市场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逐渐渗透于法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发展极 为迅速，犯罪的经济分析可以溯源至边沁，在相隔二百多年后，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第一次系统的、规范的对犯罪作了经济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 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犯罪可以从财富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判断和结论对犯罪的产生原因、运行过程、社会危害进行分析，并进而寻求实现有效率的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策略。在贝克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 和法学家开始对犯罪学和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犯罪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成果逐渐成熟.。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侧重于解释特定的刑法规则或政策存在的经济意义，预测特定的刑事政策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以及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提出相应的刑事政策意见，其中，犯罪经济学对于如何预防犯罪贡献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分析方法以及提出了基于效率的预防犯罪的政策意见。
二、犯罪经济学对预防犯罪的分析
1、司法成本的运用
如同任何稀缺性资源，旨在预防犯罪的司法活动（在此采用广义的司法概念，包括警察、法院、监狱、检察机关的相关活动）是需要成本的，政府对于针对犯罪行为的司法活动的投入是有限度的，每一年，政府根据财政预算拨款用于预防犯罪，因此产生两个需要运用经济分析分析的问题，下文将分别论述。其一，投入越多的成本是否越能够制止犯罪行为。并且投入多少政府预算到预防犯罪中才能产生最大化的收益。对于前一个问题，需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依赖于统计学和社会学抽样调查方法，在此，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2：150]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斯蒂芬·莱维特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探讨了一个社区中警察数量和监禁人数对于犯罪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警察对暴力犯罪，比如谋杀、抢劫等有最强的威慑效果，实际上，他估计暴力犯罪对警察的弹性大约是1.0，即一个城市的警力增加10%，有望使该城市的暴力犯罪下降10%，至于财产犯罪，比如入室盗窃、偷车，拥有更多的警察影响要小一些，弹性估计是0.3，意味警力增加10％，将促使财产犯罪降低3％。这样的研究结论
无疑表明政府对于司法活动的资源投入越多就越能使犯罪数量降低。但是，政府投入成本是有限度的，投入多少成本用于预防犯罪才是最有效率的？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当投入的边际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时财富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最后投入的一单位预防犯罪成本应该等于收益。举例来说，当投入10000元预防犯罪能产生因为犯罪未发生而获得的收益15000元，当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时，产生的收益为12000元，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收益为10000元，此时如果再投入10000元成本的话，产生的收益将少于10000元。虽然继续投入成本仍旧将减少犯罪，但是由于收益少于成本，财富使用最大化的标准将要求政府不再继续投入，与其将这些成本用于司法活动，不如将其用于其它方面更能阻止犯罪，能产生超过成本的收益，效率更高。（请记住，经济分析的目标就是财富使用的最大化）毕竟司法活动远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方法。教育、反贫困措施都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将在下文有所涉及。其二，投入的成本如何在不同的防范犯罪的司法机关进行分配。起到预防犯罪作用的机关很多，警察、法院、检察、监狱等机关都有预防犯罪的职能，那么，应该给每个机关分配多少司法成本才能达到最优配置呢？微观经济学中的等边际效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69]简单的表述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条件是每一单位成本在每一方面的支出产生的收益相同。具体而言，某一给定规模的法律实施预算范围之内，政府必须决定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理想的组合是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任一方面每增加一元，将会提供增加相同数量的法律实施效应。如果在警察部门每增加一元，就产生出比用于法院同样一元更大的阻止犯罪效应，那么警察就会赢得投资。显然投入不能以如此少的数额进行衡量，但不可分割性问题或生产中的起伏，并不改变这一基本论点。
2、犯罪成本的制约
一定惩罚的方式和严重程度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效果，早在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的《立法理论》中就阐述了这一原理，边沁认为刑罚产生的痛苦要大于犯罪人犯罪所获得的快乐。否则对理性的犯罪人而言，将会产生犯罪的激励。现代经济学对于如何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的分析在边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由于犯罪罪名方式繁多，犯罪经济学的分析只是针对一般类型的犯罪进行）应用的分析工具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理性的犯罪人会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当收益小于成本是，他将放弃犯罪，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他将选择犯罪，犯罪产生两种收益，财产收益和精神收益，[4：128]犯罪的成本来自于两个方面包括惩罚产生的成本和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为预防犯罪，惩罚产生的成本必须大于犯罪收益，对于犯罪产生的财产收益，必须给予剥夺且可以附加相应的罚金。针对精神收益，刑罚将会产生一种精神成本，主要是耻辱成本。从这一点来看，刑罚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时惩罚的严厉程度要考虑两方面的情况，首先，惩罚几率越低的犯罪，惩罚应当越严重，因为犯罪人考虑的预期惩罚的成本是惩罚严厉程度乘以风险机率即惩罚机率。其次，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必须处以不同的惩罚，举例来说，如果普通抢劫也将面临死刑的话，这无异于鼓励犯罪人杀害被抢劫者，因为犯罪人此时从事其它的犯罪活动将不负担任何成本，[5：10]并且杀害被害人可以有效降低被惩罚的机率。
犯罪的机会成本主要用于分析财产犯罪，是指从事犯罪活动而必然损失的收益，犯罪人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和投入和其它资本可以用于正当的职业来获得收入，这就是机会成本。为了预防犯罪，必须增大犯罪人的机会成本，很明显，令人绝望的贫困增多了盗窃、抢劫等的犯罪。对他们而言机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反贫困的措施比如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使人们更容易的获得正当职业的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有效降低犯罪。（我国一直提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在此方面深具经济理性）
3、内生制度的重视
前述两点的经济分析都是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一种边际分析方法，而关于内生制度的分析来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经验研究方法。制度分为外在制度和内生制度，外在制度是国家法律，内生制度包括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6：126－127]制度可以有效约束犯罪，通常人们习惯于依赖国家法律预防犯罪，确实，刑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有效减少了犯罪，但是，绝不能忽视内生制度的作用，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控制犯罪作用甚至超过国家法律，回想一下，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中仅依赖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就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基于此点，一方面要重视和挖掘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的作用来解决纠纷，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外在制度对于稳定的内生制度应该具有兼容性，即国家法律应该不违背稳定的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否则，外在制度不仅不能有效预防犯罪，反而对于犯罪有生成作用，内生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可以迫使国家制度最终做出退让。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美国政府1920年－1933年发布的禁酒令由于违背了习俗，造成了犯罪剧增，以至联邦政府不堪重负，结果不得不在宪法中以第十三修正案取代第八修正案，取消了禁酒。
三、结语
犯罪经济学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和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应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型，对如何预防犯罪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对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领域以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树立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典范。虽然经济学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基于功利主义立场，但源于西方的犯罪经济学仍旧有其巨大价值值得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借鉴和利用。
【作者介绍】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2]米勒等著公共问题经济学》[M].楼尊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3]萨谬尔森《微观经济学》[M].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4]夏普等著.《社会问题经济学》[M].郭庆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杨欣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6]齐默尔曼.《经济学前沿问题》[M].孙静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沉默的证人》是我国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介绍犯罪心理学的电视剧。
犯罪心理学电影有
<七宗罪>
<开膛手杰克>犯罪心理学,too.还有希区柯克的电影,像<爱德华大夫>
<雨人>达斯廷霍夫曼主演的.<拿着剪刀奔跑>
<飞越疯人院>
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重要目的。然而，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该采取何种较为恰当的措施来预防犯罪呢？
荀子的性恶论阐述，人有着“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和“不知足”的恶欲，人性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故其主张利用后天的人为作用，例如用教育、道德和礼法（即法律）等来抑制人性的放纵。而以下大致也是不分先后次序的从这几方面展开浅显论述。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明确和通俗，这样普遍的民众都能轻易看懂和理解；应该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的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让民众们从感官上认识到法律的权威；应该使法律少为人的某些阶层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这样才不会让民众怀疑法律的公正性；应该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畏惧，否则会更容易滋生犯罪。这是从立法层面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让光明伴随自由。知识传播地越广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创造福利。一个胆大妄为的骗子往往是一个平凡的人，愚昧的人民对他顶礼膜拜，明达的智者则对他嗤之以鼻。知识有助于鉴别事物，并促进各抒己见，使很多情感互相对照，相互改造。当光明普照国家的时候，愚昧无知的诽谤将停息，丧失理性的权威将发抖，法律蓬勃的力量将不可动摇。就如，当你看到自己交出去并丧失的那份自由将只是那种使他人受损害的有害自由时，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立法者的仁慈与伟大。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而这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中国，法律的执行机构的资金来源受到了行政者的束缚，这使得他们难以更为客观地办事。贝卡里亚的观点：“组成执行机构的人越多，践踏法律的危险就越小，因为在相互监督的成员中，是很难徇私舞弊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威越小（尤其同冒险相比较），他们对于提高自己的权威就越不感兴趣”。这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权力的分散易于遏制权力的滥用，否则就易于使某些司法官员有空可钻，从而导致人民习惯于畏惧司法官员，而非畏惧法律。但是执行机构的人越多，就意味着支出的成本越高，也就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可能间接造成程序上复杂，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者的诉讼
成本。所以，这是个体制上的弊端问题，需要从体制上去改善。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奖励美德，这样才能促进道德行为的昌明。然而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过于崇尚圣人道德，类似于“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貌似只有做出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壮举才能获美德殊荣。而往往获得者不是倾尽自己的一生去完成某个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发明或创造，就是为了拯救和自己无血缘关系的生灵而献出生命、英勇就义，诸如此类，才会光荣地见诸媒体报端。人已不在，但精神长存，换来了屏幕前暂时的泪水、同情、钦佩、和震撼等，但过后谁又能保证这种情绪会持久地影响着旁观者，引导他们从此就与美德结缘?伟人头顶上的耀眼光环的确是一种诱惑，但是当你发觉自己还需要为柴米油盐发愁，还在为子女成长的投资深思，还在为父母的赡养费而担忧等等生活琐碎而分身乏术时，你还会做着那个为更广泛的群体奉献一些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的梦吗？恐怕你也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当然这并非在倡导人人为己的错误思想，只是有些好事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力所能及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某种程度而言，普遍性的道德观念正逐渐沦丧。反观现实，不免存在着这样一种怪现象“做善事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贴上一个怀疑的标签„这么好心帮我，是不是图谋不轨呢‟，又或是被认为是傻子，傻呆呆地舍己利人”。本应属于主流思想的美德就这样子逐渐被异化为“非主流思想”，不亚于远古时代的“异端邪说”，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
想要预防犯罪，最可靠也是最艰难的措施就是完善教育。这个论题太广泛了，很难较好地控制。纵观中国历来的教育史，一个人，从进入小学时就开始进行着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的灌输，初中、高中无一例外，更甚的是连大学都还要继续着政治条框的侵蚀。对众多学子而言，这无疑是不得不痛苦的累赘，酷似乌龟的壳，怎么也甩不掉，当真正甩掉之时亦是死亡之期。而有关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方面的教育却是少之又少，有种“门前冷落的凄凉”。也难怪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法律文盲会过半。法律意识的淡薄是最容易引发犯罪的，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某些犯罪者竟以不懂法来乞求执法者对其从宽处罚。“不知者无罪”这种侥幸心理促使一些法律意识淡薄者走向了犯罪的深渊。故此，结尾借用贝卡里亚的观点：教育不在于课目的繁多而无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正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它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的和暂时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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