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第一篇：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王艳华

（兰州大学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通过建立和实施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关键词] 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目标；法律监管；农业风险管理局

[中图分类号]D139

[文献标识码]A

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中如何建构监管法律制度，还有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明确和清晰将有利于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性质及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⑴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⑵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⑶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⑷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⑸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⑹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⑺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⑻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 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⑼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日本的农业保险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监管。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⑽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注释]

作者简介：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⑴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⑵[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⑶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⑷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⑸Wright，B.D，& J.D.Hewitt.（1990）。All Risk Crop Insurance：Lessons From Theory and Experience.Giannini Foundation，California Agricuhural Experiment Station，Berkeley，April.⑹Harold D.S.&Robert W.K，Insurance Regul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The Path Towards Solvent Competitive Markets，The C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ssues and 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⑺Cummins J.D，Deregulating Propertyliability lnsurance，Washington D.C.：AKI-Brookings Joint Center For Regulatory Studies 2002.⑻DECD Proceedings，Insuranc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Second East-West Conference on Insurance Systems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Paris 1997（2）：53.⑼[美]埃米特·J·沃恩，特丽沙·M·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⑽[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第二篇：政策性农业保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

1、什么是政策性农业保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投保人支付少额保费、政府补贴大部分保费，把被保险人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风险转嫁给保险人的一种制定安排。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政府补贴力度大、惠及人口多的特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利于增强农业抵御风险能力，稳定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培育农民市场意识与风险意见，促进“三农”和农村金融发展。

2、政策性农业保险保什么？

种植业保险责任为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包括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病虫草鼠害等，对投保农作物造成的损失。

养殖业保险责任为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以及强制捕杀所导致的投保个体直接死亡。具体包括：⑴重大病害。能繁母猪：猪丹毒、猪肺疫、猪水泡病、猪链球菌、猪乙型脑炎等。奶牛：口蹄疫、布鲁氏菌疫、牛结核病等。⑵自然灾害。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风灾、雷击、地震、冰雹、冻灾。⑶意外事故。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爆炸、建筑特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⑷强制捕杀。当发生高传染性疫病政府实施强制捕杀时，经办保险机构应赔偿投保户保险金额与政府支付捕杀补贴的差额部分。

第三篇：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

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功能及作用路径的新诠释

曾玉珍

2011-05-17

摘 要：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农业保险相比，不但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征，而且也赋有了更多的功能与作用。本文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的界定，深入辨析和推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同时也通过对其作用路径的剖析，勾勒出了其功能与作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 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风险，农业损失，现代农业

从2004年开始新一轮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以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学术界已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三个问题：一是直至目前仍鲜有界定和解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的文献，且还未能达成共识；二是有些文献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简单地等同于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三是大量研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作用和功能定位等基础性问题认识不清，甚至将彼此混为一谈。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缺少共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不利于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提供科学系统的指导。因此，本研究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界定和辨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内涵

（一）农业保险的种类

由于农业内涵的广泛性与发展性，农业保险的业务种类繁多，学术界和保险业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农业保险进行了分类。目前主要的分类方式有以下两种。

1.按照承保对象与范围不同的分类。这种划分方式是沿袭农业的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形成的，将其相应地分为广义的农业保险和狭义的农业保险，或称为“大农险”与“小农险”。“小农险”的承保对象与范围仅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通常被称之为“两业保险”；“大农险”的承保对象与范围则涉及广义农业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农村保险”。

2.依据经营目标不同的分类。按照经营目标的不同，可以将农业保险分为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两类。其中，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是获取利润最大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实现政府预定的政策目标，而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的首要目标，或不作为唯一的经营目标。在我国保险实践中，又常根据保费补贴主体的不同，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分为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界定

目前在国外文献中尚未找到能完全与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的称谓，关于国外对其定义的界定也无从谈起。在我国，近几年已有多位学者分别从多个视角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了界定。庹国柱和朱俊生（2004）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定义为，为了实现政府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农业保险或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施红（2008）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指政府作为风险配置主体介入了农业保险的风险配置过程的一类特殊类型的农业保险；李海军（2009）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产品的农业保险给与一定政策扶持和优惠的一种制度安排；段胜（2010）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相对商业性农业保险而言的一种特殊农业保险形式，它是国家依据政策目标或服从特定的政策规划而建立的一种保险制度；庞在礼（2010）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主导推动，财政给予保费补贴，农民自愿投保，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按商业保险规则运作，并提供专业化保险服务的一种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经营者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办法》中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中央或地方财政给予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业务。

基于上述研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特征，本文认为，所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参与部分农业保险产品的运营，或对相关农业保险业务参与主体提供一定的扶持、优惠或补贴等促进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特征

1.特定政策目标性。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为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服务的，因此，无论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选择，还是保险责任的确定，抑或是实施方式和实施范围的确立，都是围绕着提高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效果而设计的。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随着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公共财政的能力和重点目标、产业政策等众多因素的不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会呈现出动态发展性和差异性。相应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业务种类和实施范围等内容也会随着其实施目标的转变而发生一系列的调整与变动。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某一特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通常也并不是唯一的，更多是一个具有共同取向的目标群。如我国目前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也并不是仅仅为了管理农业风险，或稳定农民收入等，而是包括提高农业风险管理水平、稳定农民收入和保障农产品供给等内容的一个多目标集合。

2.经营目标多元化。从产业经营层面分析，农业保险属于经济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目标。然而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是具有高风险、高成本和高价格等典型特征的农业保险险种，在完全市场机制中不能自发形成市场均衡。同时，这些险种的开办与经营又是政府实现特定经济或社会等政策目标所必须的，因此政府必须通过直接参与或介入这些险种的运作过程以保障其政策目标的实现。由政府职能决定，政府参与运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首要目标并非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应是最大程度地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同时增进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公平。

3.经营模式多样性。从经营模式视角，受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等因素影响，政府介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在实践中，目前主要有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自办经营模式；政府通过指定商业保险公司为其代收保费、代付赔款的代办经营模式；政府与其他保险供给主体（股份公司、相互公司、合作社等）合作，按比例分担保费、承担赔偿责任的联办经营模式。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政府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相应的扶持、优惠或补贴等促进政策，以诱引相关业务的稳定发展。

4.承保风险弱可保性。保险业持续稳定经营必须满足的要件之一就是以可保风险为经营对象。所谓可保风险，简单地说，就是可以被保险公司所接受的风险；更明确地说，可保风险必须满足独立性、偶然性和意外性等要件。然而，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许多农业风险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系统性，如农业自然风险一旦发生，不但可能会同时造成较大区域范围内保险标的的损毁和灭失，而且还会引发其他农业风险的发生，甚至造成农业巨灾损失，由此可能会导致农业保险公司面临巨额赔偿，威胁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性，因此使得这类农业风险不符合理想的可保风险要件。同时，在保险实践中，农业保险也呈现出了高成本、高赔付和低利润的显著特征，进而导致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商业性农业保险市场的均衡数量较低甚至不存在的局面。然而，从宏观经济及社会层面，此类险种所涵盖的农产品关系到国计民生，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发挥其职能，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参与到该类险种的市场活动中，从而促使一定规模的市场均衡的实现。因此，从风险可保性角度，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大都是无法单独依靠市场而转移的风险，即属于弱可保性风险。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

目前中外学者对保险的功能认识基本达成一致，普遍认为现代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其中经济补偿功能是保险的本质核心，也是保险的基本功能；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则是保险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在其基本功能基础上产生的衍生功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的一个分支，同样具有保险的这些功能。不仅如此，由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和实施范围所决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更为明确而具体（见图1）。

图1：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路径

注：①椭圆内表示参与主体，实线框内表示功能，虚线框内表示作用；②实线连接箭头显示功能传递路线，虚线连接箭头呈现相应功能的作用路径；③内环虚线框内表示基本功能，内环虚线框与外环虚线框之间属于衍生功能区。

（一）基本功能

所谓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是指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营过程中，由其自身内部活动所产生的最根本、最直接的有利功效（图1中内环虚线框区域所示）。

1.分散农业风险与补偿农业损失。该项功能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各经营主体，通过其在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承保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并建立起保险基金，将某些少数农业生产经营者所遭遇的特定农业风险分散在所有参保主体间，以实现农业风险在空间、时间和作用对象等方面的分散与转移；另一方面，当被保险农业生产经营者在保险有效期内，由约定的农业风险导致农业损失发生后，政策性农业保险人将在约定的责任范围以及保险金额内，按照保险标的实际损失对被保险人给予一定的损失补偿，履行补偿损失功能。其中，分散农业风险是补偿农业损失的手段，而补偿农业损失则是分散农业风险的目的。因为如果不能做到农业风险在空间、时间和作用对象等方面的有效分散，就不可能对农业损失进行补偿。在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中，虽然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部分农业风险得以有效控制或减弱，但与此同时也增添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风险，而且农业风险损失程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如随着设施农业、精准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设施一旦遭遇风险损毁，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更为严重。因此，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其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补偿农业损失等功能更为重要。也正因如此，分散农业风险与补偿农业损失不仅是赋予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最核心的功能。

2.规避与消减农业风险。虽然从表层上看，政策性农业保险只能通过其特有的运作机制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并不能将农业风险化为乌有或减弱。但在实践中，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经营中遵循的是“防赔结合”的风险管理理念，即保险公司为了有效控制风险，提高风险管理的效果与效率，不仅会在承保时对承保标的所处的风险状况进行检查、评估和提出改进建议，而且在整个保险期间都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风险检查与监督，以及实施必要的防灾防损措施。通过保险公司专业风险管理者的指导与帮助，以及得益于保险公司为了提高自身经济效益而实施的减灾防损措施，如农业技术培训、人工降雨等，都会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者提高农业风险管理意识，提升防灾防损的水平与能力，减少农业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降低农业风险损失程度，进而从客观上起到规避和消减农业风险的功能。因此，规避和消减农业风险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另一重要的基本功能。

（二）衍生功能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衍生功能，也即是由其基本功能所派生的功能，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对外部所产生的间接的有利功效（图1中内、外环虚线框之间区域所示）。

1.激活与融通农村资金。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者，通过收取保险费而积聚大量保险基金资金，并通过对保险基金的合理运用，以促进农村闲散资金转化为投资，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推动农村资本流动，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该功能是由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机制所衍生的功能之一，并将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以及经济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而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我国，通过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居民传统上所形成的以储蓄作为单一投资的理财方式，进而分散农村居民储蓄过于集中银行所形成的金融风险，而且还有利于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2.承载支农惠农工具。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通常都是具有“高损失、高赔付、高费率”等典型特征的农业保险险种，因此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不愿经营此类业务，由此造成此类险种不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而完成市场交易，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这样不仅使农业因高风险而处于难以为继状态，而且也会使整个农村经济与社会处于高风险与不稳定状态。政府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一方面通过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实现农业风险承担主体多元化，减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风险，为农业提供更高的风险保障，以促进农业的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保险运作机制，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险种、风险责任、实施范围、保险费数额和缴纳比例、保险费与保险基金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设计与管理，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和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与扶持。同时，这也是WTO规则下各国常用支农惠农的重要工具。

3.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参与农村社会管理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一项重要的衍生功能，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者通过对受灾被保险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及时有效的损失补偿，不但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农村居民生活安定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而且还利用保险赔偿机制实现了所有参保农户间的收入再分配，缓解了社会矛盾，消减了农村不安定因素。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应急能力，减轻了政府对受灾群体进行救济的财政压力。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者通过防灾防损措施的实施，不仅增强了自身的偿付能力，而且还通过其对农业风险管理的督促与示范，提高了被保险人以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防灾减损的能力，减少了社会财富损失，有效地承担了风险管理的社会责任。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及其路径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功能过程中，对经济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有利溢出效应。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不仅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目标的重要依据。

（一）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诱导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对农业发展的有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农业风险预期，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将不确定性的农业风险损失转移了出去，稳定了农业预期收益，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还借助农业、畜牧业和气象等部门专业技术指导与防灾防损措施的实施，规避和减少了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从而提高了农业投资预期收益。这不仅会促使农业生产者增加对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而且还会刺激与吸引社会对农业的投资，非常有利于促进农业资本的形成，加速发展以高效、生态和精准农业为主的现代农业，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升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二是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创新设计，可以有效诱导现代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政府通过设计特定目的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风险责任、实施范围、优惠政策等内容，可以有效诱导某一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同时又通过保险运作机制，转移与消减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农业风险及其损失，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壮大保驾护航，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良性循环发展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为农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的同时，也为稳定农民收入奠定了基础。尽管农业生产经营者在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时，需要支付一定的保险费，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生产成本，从而减少了其可获得的最大纯收入。但同时，农业风险损失发生后的保险赔偿也减少了因损失发生而引起的收入大幅度减少的可能性。Yamauchi（1986）及Kraft（1996）分别以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证实了农业保险在影响农业净收入的概率分布和收入稳定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一方面可以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实行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或再保险机制等规避农业风险尤其是农业臣灾风险对农民和农业的影响，改变“一次重灾，即刻致贫”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对险种的创新设计，还可以使政策性农业保险成为补贴农民与扶持农业的有效工具，进而成为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载体。而且，当农民收入得到稳步提高后又会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如此反复就会促进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入良性循环发展之中。

（三）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实现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与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具有高度联动性。农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不仅会直接带动农业产前、产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还会促进农民对工业品、服务等产品消费需求的增加，进而驱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Leatham等（1997）通过对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实证研究证明，1美元的农业保险赔款带动该州的商业销售额增长了2.3美元，带动个人收入增长了1.03美元，使该州总产出增加了1.14美元，并增加了51.6个就业岗位。同时也表明了农业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乘数效应。因此，通过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机制，在提高政府支农惠农政策效率的同时，还能更好地实现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四）提高农民的经济与信用地位，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高效有序发展

在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受收入低微与农业保险的高费率等因素制约而无力购买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后，农民只能依靠储蓄、亲属援助、救济或贷款等方式恢复生产与建设。这不仅使农民经济收入低下而且也无保障，甚至会导致原有贷款因无力偿还而拖欠或产生新的债务。加之由农业风险特性所决定，一般农业灾害影响范围都较广，由此可能会导致许多农户陷入上述困境。同时，农村信贷机构将因农民的违约遭受损失或因农民的经济与信用地位低下而缩小信贷规模，降低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后，一方面通过为农民提供风险保障和损失补偿，保障农业生产稳定进行，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信用地位，帮助农业生产者冲破原有的农业生产投入资金难以获得的窘境，可以有效解决农业资金投入的瓶颈制约，从而促进现代农业稳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激活农村流动资金，分散金融风险和提高金融效率，对促进农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高效、稳健、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五）提高农业风险管理的水平与能力，减少社会损失，减轻政府救灾救济财政压力

农业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决定了农业的脆弱性与损失的严重性。然而，在传统的农业风险管理模式中，受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科技水平和风险管理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普遍存在着“轻风险管理过程、重损失补偿”的现象。一旦农业灾害损失发生，只能通过农民动用储蓄自救、社会救助、商业性农业保险赔偿和政府救济等方式渡过难关。然而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自救能力非常有限；社会救助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业性农业保险无论是保障范围和程度，还是覆盖面又明显不足，对损失赔偿微不足道；最后只能依靠政府财政救济尤其是受灾地区的地方财政救济，这一方面必然导致政府背负沉重的救灾救济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还往往难以有效弥补农业损失，从而导致部分灾民陷入因灾返贫的困境。通过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将部分灾后救助资金转变为事前参保资助或保险投入补贴，不但可以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等多方主体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提高各主体尤其是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引导其科学管理农业风险；而且还可以动员和集结多方力量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效提高抗灾救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有利于风险防范措施制度化，从而减轻政府农业灾害救济的财政压力。

（六）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公平与农村稳定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履行补偿农业损失和承载支农惠农工具等功能时，可以有效补充国民收入在农业与其他产业，以及被保险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首先，政府无论是通过对投保人进行保险费补贴的方式，还是通过对保险人进行补贴或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都将使一部分国民收入传递给农民。Goodwin（2001）利用1988～1999年期间的美国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对农业部门转移支付的效应。根据其测算，在该期间农民平均支付1美元的保险费，就可以收到1.88美元的赔偿。这无疑从客观上起到了对农业部门进行转移支付的作用，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间的再分配，进而缩小了农业这一弱势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通过对受损被保险人农业损失的赔偿，不仅实现了在所有被保险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而且通过介入灾害事故的紧急处理，履行了社会管理职能，有效减少了社会摩擦，从而保障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四、结论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的一部分，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参与部分农业保险产品的运营，或对相关农业保险业务参与主体提供一定的扶持、优惠或补贴等促进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由此使其与其他农业保险相比，不但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征，而且也赋有了更多的功能。结合实践，通过深入比较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一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具有特定政策目的性、经营目标多元化、经营模式多样性和承保风险弱可保性等四个方面。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可以分解为基本功能与衍生功能。其中，基本功能是指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营过程中，由其自身内部活动所产生的最根本、最直接的有利功效，包括分散农业风险与补偿农业损失，以及规避与消减农业风险；衍生功能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对外部所产生的间接的有利功效，包括激活与融通农村资金、承载支农惠农工具和参与农村社会管理。三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功能过程中，对经济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有利溢出效应。这既从理论上区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的不同，又通过对作用路径的剖析勾勒出了功能与作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四篇：政策性农业保险承诺书

承 诺 书

为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保障机制，进一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平乡“三农”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我乡镇（管理区）就扎实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工作承诺如下：

1.广泛宣传农业保险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组织开展农户投保、保费收取、受灾报案、查勘理赔等工作，调解和处理当地政策性农业保险纠纷。

2.配合农业保险经办机构选聘乡镇和村级农业保险代理员、联络员和协管员，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扎实推进农业政策型保险工作开展。

3.认真总结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投保模式，努力扩大农业保险业务范围。

4.对我县已开办的玉米、小麦主要农作物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农户的投保工作，小麦保险工作在3月20日前全面完成，玉米保险工作在7月20日前全面完成，力争做到应保尽保，确保参保率达到95%以上。

承诺单位： 监督单位：

2013年 月 日

第五篇：政策性农业保险优缺点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特点

(一)农业风险的内容与可保险范围

农业是弱质产业，其风险可分为四种：

一是自然风险。即由自然灾害(包括农作物病虫害等)造成的欠产歉收，主要表现为区域性、难以预见性的特点。

二是市场风险。主要指因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农民收入的减少。

三是社会风险。有时又称为行为风险，是指由于个人或团体的社会行为不当所造成的风险。

四是制度风险。即制度在变革过程中,由于其结果的不可预见性,使制度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农业保险主要是保前两种风险，即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其中对自然灾害的保险最为普遍和重要。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区别

所谓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保护和发展农业的目的，对其实行一定政策和资金扶持的农业保险险种。它与商业性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

(1)从保险目的上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实施贯彻政府政策为首要目标，有着明确的公共利益取向；而商业性保险是以赢利为目的，属于保险公司的个体行为。

(2)从保险形式上看，政策性农业保险既可采取强制性形式，也可采用自愿参保的方式；而商业性保险则表现为自愿和非强制性的特点。

(3)从保险费的赔偿设计上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通常带有相对固定金额的特点；而商业性保险的保费设计具有对称的、非固定金额的特征。[编辑] 我国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的必要性

(一)我国现有农业风险保障机制不足以保护农民利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农业风险保障机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农业保险公司经营亏损、导致业务萎缩，承包面积下降。

1994年1月1日实行了新的财务核算体制，保险业取消了“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财政兜底政策。出于对自身的经济效益及生存和发展的考虑，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开始对农业保险的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至此农业保险的险种、机构、从业人员及保费收入不断萎缩，承保面大幅度减少，农业保险发展陷入低谷。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萎缩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农业保险固有的性质与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之间的矛盾致使保险公司经营亏损，无利可图，难以为继。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以家庭经营为主，农业风险又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其结果必然加大保险业务机构或保险人的经营和管理成本。而个体农户和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力量又大多比较薄弱，无力承担高额的保费。这就出现了一面想保而无力保，一面愿保而不敢保的尴尬局面。这就说明，农业保险原本就不适应完全的以赢利为目标的市场化运作。

其次，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尚未建立。多年来我国主要重视直接保险市场的建设，而再保险市场却发展滞后。特别是在农业保险方面，目前尚无有效的再保险机制，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风险。

2.财政救助和紧急贷款缺少稳定性和风险共担机制。

在农业保险萎缩的情况下，我国目前对于农业自然风险(包括气候风险和生产风险)，主要采取财政救助和紧急贷款的形式。这些形式存在着以下缺陷：第一，财政救助主要解决受灾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很难解决受灾农民再生产资金的需要问题。第二，财政救助与紧急贷款基本上是现收现支，呈现出临时性的特点，没有一个预警机制，财政预留的资金的多少也缺乏科学依据，当大灾发生时，容易引起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的调度困难。第三，对我国这样灾害频繁、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依靠财政救济拨款，会增加财政压力，不利于宏观调控，也不利于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第四，单纯的财政救助缺少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机制，会加大依赖性。不利于发挥农户和保险公司积极参与经营管理，共防风险的积极性，致使资金使用的效率不高。

3.其他与农业有关的风险保障制度发育不足，作用微弱。

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农业风险保障机制还很不健全，能力有限。例如农产品期货市场规模不大，农民难以加入操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机制不完善；投资兴建农田水利、研究和推广抗病虫害的新品种等受到地方财力的限制，这些都制约着我国农业风险保障的有效程度。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风险的保障不能单纯只靠财政救济和银行贷款，必须建立一种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从制度上予以保障。

(二)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意义

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依靠“三驾”马车，一是农业科技的进步和运用，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加速器”；二是农村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它是农业发展的“润滑剂”；三是农业保险机制，它是农业发展的“稳定器”，此三者缺一不可。而“稳定器”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1.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稳定器”。

多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基本上是靠商业方式运作的，从理论上来说，它难以适应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农业其原生的弱势基础地位、多功能特点以及它的高风险性，必须要依靠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专一的、分担的政策保险机制做保障，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

2.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利于化解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困境，纠正商业性农业保险供给的不充分状况。

从理论上来说，由于农业保险属于高风险、分散化的险种，经营主体难以自行消化其经营的亏损，所以不适宜完全的商业化运营。再加上农业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其保险制度具有寄生性，作为一种诱致性保险制度，只能通过社会的公共部门——政府来提供低保费下的保险供给，这就是政策性保险，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救农业保险的不充分状况。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还有助于减轻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是指大多高风险地区农户投保的积极性高，而低风险地区的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低；其结果是使风险高度集中，原来测算的费率被扭曲，保险人为避免超赔而被迫提高费率，致使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受挫。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被保险人在投保后欺骗保险公司、或者对保险标的的管理不善或不积极，而给保险公司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在农业保险中是普遍存在，难以控制的，它将造成农业保险定损困难，加上保险公司在出险以后又难以及时赶到现场，容易受地方保护主义及农民道德意识的影响，定损偏高，这更将加大保险公司运作的难度和成本。政府在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可以对保险制度加强规范，还可以采取一些政府特有的手段，如实行强制保险、严格监管等，来减轻农业保险中难度大，成本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推动农业保险健康发展。

3.我国加入 WTO以后迫切要求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护和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业来讲，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机遇方面看，世贸的有关规则对农业生产的国内补贴有明确的条款支持。按照有关世贸组织的规定，我国今后农业的投入可达460多亿，这与我国近3年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自然灾害救济等国内补贴方面平均每年投入只有27 0多亿元相比，存在多达190亿的缺口。这个缺口正好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运作空间，也给财政补贴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了政府资金支持。从挑战方面来看，政府必须积极介入，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中所提供的绿箱政策，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编辑]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近年来，农业保险在各级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的第三轮试验开始。此后从2004年到2009年，连续六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要求，其中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扩大试点范围，增加险种，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和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鼓励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保险和商业保险业务”。目前，农业保险的承保险种明显增多，业务规模不断增大，覆盖领域逐步拓宽，保险主体日益多元，功能作用逐步发挥，各项试点逐步推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逐步推进

2008年，中央财政在2007年基础上大幅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持，保费补贴经费预算由2007年的21.5亿元增加到60.5亿元，对种植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由2007的25%提高到35%，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已由2007年的6个省区扩展至16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截至2008年底，农业保险实现签单保费110.7亿元，同比增长 112.5%，承保各类农作物5.32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5%，参保农户达9000万户次，为农民提供了2397.4亿元风险保障，三项指标分别比2007年增加了130%、80.7%和113%。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领域不断拓宽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农业保险险种达160多个，基本涵盖了种养两业的各个领域。种植业方面，2008年中央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所涵盖的主要农作物，在2007年初期的玉米、水稻、小麦、棉花、大豆5个品种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花生、油菜达到7个品种；养殖业方面，2008年在巩固发展能繁母猪、奶牛等养殖业保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家禽、淡水养殖和地方特色农业等领域的保险服务，截至2008年8月22日，能繁母猪保险第一个承保周期结束，全国共承保能繁母猪4355万头，提供风险保障4373亿元，承保覆盖面超过90%。另外，除主要农作物外，各地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了林木、烟叶、葡萄、西瓜、青稞等特色险种，进一步拓宽了农业保险的服务领域。例如北京市2008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新增了豆类、柿子、大桃等险种，承保险种已达到16个，全年实现保费收入2.495亿元，惠及农户16.4万户，已覆盖全市主要农业资源的30%。

(三)政策新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在鼓励人保、中华联合等全国性保险公司积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同时，自2004年以来，保监会先后批准了5家专业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保险成都分公司、安徽国元农业保险公司，此外，浙江等地结合本地农业发展特点，在“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原则的指导下。采用“共保经营”和“互助合作”两种方式，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也在积极开展渔业保险经营的探索。目前，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组织形式主要有：股份制的商业保险公司形式、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组织、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等，政策性保险经营主体日益丰富，并形成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推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稳步向前迈进。

(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作用逐步发挥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增强了农民抗风险能力和灾后恢复能力，确保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稳定，促进了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粮食安全战略和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2004-2008年，农业保险赔付共计117.26亿元，仅2008年农业保险为1400余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70亿元。其中，种植业保险赔款 46亿元，养殖业保险赔款24亿元(其中能繁母猪保险赔款17.5亿元。奶牛保险赔款1.5亿元)。在应对2008年初低温雨雪冰冻自然灾害和“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仅能繁母猪保险赔款一项就近1亿元，有力地支持了灾区重建工作。同时，保险公司发挥在防灾防损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大大提升了农业防灾救灾的能力。例如，黑龙江阳光相互保险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投入5000多万元购买相关设备及实施防灾作业，极大提高了农户在防损救灾方面的能力。

[编辑] 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是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之一。自2004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改革以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实质性进展。在政府各种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迎来了黄金发展机遇期。但随着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入，诸多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向前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明确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在政府扶持和财政补贴下。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一种保险制度。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健全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这几年在我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各方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仍然不够明确，这表现在两方面：

1，地方政府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不明确。为什么要试验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是什么?这些都是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各地政府至今仍不统一或存在众多疑惑的问题。因此有的地方政府把举办农业保险当作一种“额外负担”，把征缴农业保险费看成是一种“滥收费”。加之中央没有相关配套政策，地方政府害怕遇到大灾“吃不完兜着走”。使得地方上的积极性会打折扣，目前这点有限的积极性也很难持久。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能力给农业保险试验以补贴，甚至还想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例如个别地方政府存在的“钓鱼”问题)，这就更难期待农业保险试验的真正启动。

2，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经营方式不够明确。迄今为止，我国的农业保险试点一直没有突破“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的框架，“以险养险”加政府补贴的思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样，政策性保险业务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没有明确的核算界限。政府在提供补贴时无法准确判断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亏损究竟是来自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性业务，难以确定合适的补贴额度，难以科学评价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的绩效，最终可能会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

(二)农民收入水平低，保险意识淡薄

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地区逐渐铺展的进程中，农户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仍掣肘农业保险的发展，主要原因如下。

1，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高成本、高费率与农户家庭低收入之间的矛盾。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空间的分散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性，于是决定了农业保险实现正常运营必须以高费率为保障，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切险农作物的保险费率在2-15%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保险费率(1‰左右)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而我国目前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过渡时期，农业和农村发展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4454元，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而且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差距很大，农民在较低的收入水平并且扣除了购买各项生活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必要开销之后，其可支配收入微乎其微，所以即便是在现阶段政府财政给予50%的保费补贴的前提下，1%-7.5%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费支出也大大超过了其消费能力。

2，依赖思想严重和保险意识淡薄是制约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发生自然灾害损失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的制度，养成了农民一遇灾害坐等救济的依赖心理，缺乏主动防范和规避风险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加上农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侥幸思想根深蒂固，保险意识淡薄，缺乏投保积极性，严重地制约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对此笔者深有感触，在岁末年初北方主要冬麦区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之后，笔者曾在山东农村老家(山东日照，不属于农业保险试点地区)做过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着实令笔者震惊。笔者抽样调查的问卷结果显示，有近73%的被调查农户准备自己承担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的风险，另有20%的被调查者对待上述风险的态度是听天由命；在所抽样调查的农户中听说过农业保险的占85%。知道农业保险是如何运作的只占听说过的52%，而有意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为 7%；在有保费补贴的前提下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也仅仅占到所调查户数的18%左右。

3，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益低，难以承担额外保险成本。在政府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的今天，上述结果和反应出的问题不得不令人深思：三是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体制使得农业生产分散化经营，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在不断的下降，客观上造成了农户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去化解农业经营中的风险。由于农民的保险意识较弱，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农业保险覆盖面窄，难以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理论，使得农业保险经营风险集中，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缓慢。

(三)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技术水平落后

农业保险的保险利益有别于一般财产险的保险利益，是一种事先难以准确确定的预期利益。农业保险的标的大多是活的生物，它们的生长、饲养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作用，而且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雹灾、疫灾等，具有风险单位大、区域性强、发生频率高、损失规模大等特点。因此，农业保险经营有其独特的技术要求，普通财产保险经营技术难以奏效。而我国目前农业保险的专业人才匮乏，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还非常落后。

1，农业风险监测技术落后。主要表现在农业风险的识别、衡量、预测、预警以及信息统计与管理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例如，由于没有建立自然灾害预报警报系统，致使防灾防损变得十分被动：由于没有建立灾害损失信息的统计分析与管理系统，以致农业保险定价所要求的历史风险损失资料难以满足。

2_农业保险定价技术落后。农业保险定价要以风险区划前提、以精算理论为基础，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国农业风险区划几近空白，精算技术甚为薄弱，叉缺乏完备的统计数据资料支持，费率的厘定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和盲目性，未能准确反应保险标的的真实风险水平，导致严重的逆选择。

3，产品开发技术落后。集中表现在产品质量低、针对性差，真正根据农民收入水平、风险状况量身定做的产品少之又少，难以满足农民的保障需求。四是定损理赔技术落后，我国不仅农业灾害损失的测定技术落后，而且没有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理赔中出现很大的随意性，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据统计，我国农作物保险中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占保险赔款的20%以上，牲畜保险中更为严重。

(四)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

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国内外理论与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带有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而我国对政策性保险业务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予以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农业保险必须志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现行的2002年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农业保险的规定十分笼统，其中只有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刚刚修订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仅有一处提及到“农业保险”，即第186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而且原本计划在2007年底出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也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搁置。在国家积极推进政策试点的今天，我国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五)地方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缺乏长效机制

2005年以来。积极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各省、市、自治区，虽然对参保农户的保险费支出给予了一部分财政补贴(有的补贴保险费的50%，有的补贴35%)，但是试点如果全面铺开以后，财政补贴的压力必然增加，而中央的财政扶持手段和力度是一个未知数，没有任何有关的政策期许和支持承诺最重要的是在没有建立巨灾补偿基金和农业保险法定再保险的条件下，真的发生大灾需要巨额赔付时，地方财政的力量有限。使得“保费补得起，但来了大灾却赔不起”。因此，尽管中央要求积极扶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没有政策上的支持，大多数地区不敢贸然行事，大多是等待观望。这是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六)巨灾风险分散体系和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的缺失

农业生产易受巨灾风险事故的袭击，大面积旱灾、水灾在我国各地的发生频率都很高。例如在1997-2006年间，旱灾对农业的影响占所有灾害影响的 54%，因此，农业保险必须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对此。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农业保险实例给我国提供了很好的教材，该省从1959年开始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起初的26年里，大部分年份保险费支付赔款后略有结余，但是由于1986和1988两年大旱，不仅将26年的积累花光而且举债，这些债务在此后多年才偿还完。而2009年初我国北方主要冬麦区所遭受的罕见的旱灾再次暴露了我国巨灾风险分散体制的“缺位”。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月5日，全国农作物受旱面积1.55亿亩，其中冬麦主产区受旱面积1.43亿亩，重旱4635万亩、干枯116万亩，在特大旱灾面前，农民们并没享受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雨露。在十多个遭受旱灾的省(市、区)中，只有安徽省明确将旱灾列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责任，而其产生的旱灾赔付款目前也只有区区2.4万元。而目前，尚无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在试验之初就着手建立“巨灾补偿准备金”。同时，部分试验的省、市、区也没有安排再保险。缺乏巨灾赔偿准备，也无分散风险的其他安排，这样的农业保险试验经营无疑成了一着“险棋”，等于将风险都集中到了各级地方政府身上，这也是目前地方政府试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隐忧所在。

(七)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方式存在诸多隐患

目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政府财政补贴+保险公司商业经营+农户自愿参保”的制度安排。为使得这一制度安排更好的发挥效力，有关部门要求，必须在农民缴足保费、基层财政补贴到位之后，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补贴才会随之落实的一种“补贴联动”的补贴方式，这种补贴方式虽然有避免地方政府道德风险和“钓鱼”问题的设计意图，但其中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一是这种方式使得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来源陷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博弈之中，不利于建立农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信任机制；二是上级财政资金拨付存在滞后性，例如2008年，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未到位资金为 10.48亿元，约占当年保费的十分之一，这不仅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的到位率，也会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层管理部门和保险公司在制定保险保障水平和保险补偿方案时过于保守；三是这种“补贴联动”方式将产生不公平现象，使得相对富裕的地区先一步和过多享受上级政府财政的补贴，而那些粮食主产区或西部经济落后地区。虽然更需要政策性农业保险，但限于财力可能会导致上级财政补贴的不到位或到位不及时，产生明显的补贴累退效应。同时，财政状况良好的地区，往往农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应较高，自身抵御农业风险的能力也相应较强，从而限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功能的发挥效力。

[编辑] 加快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农业保险立法进程

由于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各国在发展农业保险时都是立法先行，给予充分的制度保障。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等，都在各自的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但中国农业保险法始终处于缺位状态，这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原本计划在2007年底出台的《农业保险条例》也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搁置。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加快农业保险立法进程，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以及在国家农业保护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明确规定农业保险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职能作用、经营主体资格、农民的参与方式、保险双方权利义务、会计核算制度、精算制度、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财政补贴标准及计算方法、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内容，为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保障，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二)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离不开政府扶持，世界上40多个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国家根据本国实际都相应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扶持方式。政府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是世界各国支持保护农业的普遍做法。也是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之一。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逐渐铺开，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以确保试点工作稳步持续的推进。

1，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保险提供税收优惠是国际普遍的做法，也是我国应予以重视的。目前，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而我国现行税制规定的农业保险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的范围仅限定在种植业和养殖业方面。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服务“三农”中的应有作用，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制订税收优惠政策，逐步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参照国际经验和我国现行对涉农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考虑在免征种养两业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同时，进一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一是免除经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的所得税，对其他涉农保险的营业税和印花税采取先征缴后按一定比例返还的方式；二是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适当减税，以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的保费支付能力；三是允许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2，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一是提供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和再保险费补贴，以激励其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这两项补贴实际上在2006年的《国十条》里已经明确提出，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条件成熟时付诸实践。二是对参保农民实行的保费补贴方式，建立保费补贴的长效机制。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全面铺开，结合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要求，中央财政应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补贴力度，并通过差异化补贴政策，调动地方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的积极性，并逐步建立鼓励和扶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长效机制，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构建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巨大的不确定性，致使农业风险损失在空间上很难分散，结合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如果在农险设计上没有一个完善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一旦农业巨灾损失发生，单独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很难独立承担与消化。而目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与经营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差，2008年初雪灾造成的巨大损失和2009年初北方主要冬麦区的罕见旱灾，充分体现出了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迫切性。笔者认为我国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1，提高试点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率。在不断增加试点地区的同时，努力提高试点地区内农户的参保率。通过农业保险单位的增加，在直接保险层面上通过大数法则在更广空间上实现风险分散。国外实践证明，单纯提高保费补贴并不能有效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如果完全实行自愿保险，农业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就会非常严重，不仅不能提高参保率，甚至会出现低参保率与高保费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农业保险市场萎缩。例如美国作为世界上保险业最发达的国家，从 1939～1995年的50多年间。在政府大量补贴的情况下，农民投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却很低，直到1994年美国政府采取有条件的强制措施后，才使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提高到80%左右。根据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结合发达国家实践经验，立足于我国农村实情，笔者建议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棉花等)和养殖业(猪、牛、羊等)实行适度的强制性保险，可将各种支农优惠政策和贷款优惠政策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结合起来，例如规定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必须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或者参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户享受信贷优先、利率优惠等政策，这样既能规避农户的逆向选择行为，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充分分散风险，又能降低农户贷款的违约风险，保证农村信贷更好的发挥服务“三农”的作用。

2，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农业保险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等特点，农业保险承担风险责任的能力和赔付能力有限。在此情况下必须通过再保险方式，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摊损失。结合发达国家经验，建议由中央政府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事实上目前中再公司部份地承担了这部分业务)(见图1)。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都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这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相对较低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充分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

3，设立巨灾风险基金或巨灾风险的融资机制。由于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致使农业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难以分散，很容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增强抵抗巨灾风险的能力。巨灾风险基金的筹集应以国家为主、地方为辅。筹集渠道应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拨款；从农险公司无大灾年份农业保险保费节余滚存中抽出一部分；农险公司的税收减免部分；从防灾、减灾和救灾专项支出中与农业保险服务标的相对应的资金里抽取一部分；每年从国家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抽取一部分。另外，还可由政策性保险机构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巨灾风险基金债券，提高巨灾风险基金储备能力，但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此种方法应慎用。

(四)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教育

通过笔者上述的调查问卷可以看出，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损失的补偿方式，在大部分地区还远未被农村居民所接受。农民的保险意识非常浅薄，对农业保险的作用还心存疑惑，农民不信任又不适应交钱让社会来保护自己。为此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大农业保险知识的普及力度，培育农民保险意识，加强农业人口对保险职能的认识，使其认识到保险是稳定生活、恢复生产、保障经济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进而自觉地参加保险，从而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和覆盖面，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稳步向前发展。

(五)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机构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主要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来实施，但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在监管性质、监管内容、监管规则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农业保险业务管理比商业保险业务管理要复杂得多，它不仅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管理层面上复杂，还涉及到农业、气象、金融、投资、财政、税务等若干领域，更主要地体现在其政策性本质所要求的跨部际协调上。为了避免出现因各自为政、分割管理、资源分散配置而导致高投入、低效率的局面，笔者建议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经验，考虑在适当的时机，以目前的中国保监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和人员为基础，联合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如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局或农业风险管理协会(见图1)，以适应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需要履行的职责应该包括：一是根据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授权，制定和执行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二是组织全国或全省进行农业风险区划分和费率分区工作；三是研究农业风险和风险管理，精算费率，设计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标准(或示范)条款：四是筹集、管理和使用大灾准备基金：五是协调各地、各个参与农业保险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六是根据中央政府或省政府的授权，代表中央政府或者省政府管理、审核和拨付财政补贴资金。

[编辑] 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缺失及成因分析[2]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现状。

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修正案》46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2009年10月施行的新《保险法》186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国家积极推进政策试点的今天，我国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的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缺失的原因

1.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认识不足。对农业保险政策性质的认识是影响其立法进程的关键因素，很多人认为农业保险和普通商业保险没什么不同，有规范商业性保险的《保险法》即可，从而否认制定单行的农业保险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质是农业保险从一般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单独立法的重要根据。

2.农村法制建设落后的影响。法律是法治的基本依据。目前，我国有关“三农”的立法虽然也在逐步完善，但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太健全。我国有关农业方面的立法更是严重滞后，农业法律分布不均匀，农业立法极其薄弱，农业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在整个“三农”立法滞后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农业保险立法是大势所趋。3.对农业保险立法先行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许多人认为农业保险在实践中还有太多现实问题未解决，现在为其立法尚早，但农业保险政策扶持的缺失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及时明确政府的政策扶持，农业保险将很难得到发展，在实践中摸索解决更无从谈起。从国外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考察，农业保险立法的意义比一般的商业性保险立法的意义更为深远。实践证明，农业保险立法先行是其发展的关键。

通过以上几方面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缺失及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我们进行立法构建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及其在国家农业保护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还要切实提高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和正确的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农业保险立法奠定初步的基础。

[编辑]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构想[2]

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及农业保险对法律保障的需求，初步设计了农业保险法的主要内容。在确定农业保险立法目的的前提下，具体从农业保险的组织经营、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及农业保险的法律责任等主要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立法目的和原则。

根据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状况及实际生产水平, 农业保险立法目的宜确定为：规范农业保险活动，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农业保险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归纳出如下三点：1.政府扶持原则。国家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主导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及相关制度，对农业保险在经济与行政上给予适度支持。2.多种保险机制相结合原则。在立法中，需建立和运用商业保险机制、国有保险机制和互助合作保险机制，并使其相互配合，协同发展。3.不同主体利益统筹兼顾原则。农业保险计划承载着农业保险组织、农业生产者和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三者利益在根本上一致，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农业保险计划必须统筹兼顾三方利益。

(二)建构农业保险的组织经营体系。

农业保险的组织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等。各部应各司其职，并相互支持和配合，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内在的统一于组织管理体系之中。农业保险要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主辅结合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三)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

将农业保险管理机构、经营者和投保人之间的关系法制化，明确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农业保险立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1.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农业保险是政府支持农业的战略性政策工具，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在法律等多方面的支持。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该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体系构建中的责任，如制定保费补贴的标准、制定法定强制保险的标准、特大灾害发生时的特别救助措施等。同时政府作为股东，在农业保险中由国资管理或经营部门承担出资人职能，及作为给付补贴者审核保单的职能，包括审核补贴标准和补贴使用情况等。2.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险人义务：在总体保险业务中农业保险必须达到相当的比例；专业保险公司要在贯彻微利或基本弥补经营费用的原则下设计农业保险产品；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保险人权利：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性保险公司有权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在特大灾害发生时有权得到特别救助。3.投保人的权利和义务。投保人责任：农民依法购买强制性农业保险的责任。在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或享受政府补贴等方面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得政府补贴贷款时须购买农业保险。投保人的权利：投保人在因保险风险受损时可获得相应保险金补偿；投保人在购买农业保险时，根据所购买产品的内容可享受政府补贴。

(四)规范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

我国应尽快建立独立的农业保险监督管理体系。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各司其职、负责有关农业保险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相互配合支持，建立协调沟通机制。

(五)法律责任。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推行离不开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责任包括经济法责任和援用法律责任。经济法责任主要包括资格罚、精神罚、财产罚和行为责任，援用法律责任包括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对违反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的个人和单位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对违反刑法的个人和单位，应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亟需建立，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依赖程度很强，其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完善。各国在发展农业保险时多为立法先行，给予充分的法律保障。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在立法思路上可以采用渐进的方式，加快农业保险立法进程，以期能够促进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从而更好的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孙访竹,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问题及对策微探,商场现代化,2010年第18期 ↑ 2.0 2.1 张凯慧,浅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完善,现代交际,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