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为何会错失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范文]

第一篇：20世纪的中国为何会错失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范文]

20世纪的中国为何会错失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傅国涌

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总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模式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

近代以来，我觉得中国有过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却失去了，非常可惜。

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总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模式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是读不到和平转型这个词的。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出现可能性，是因为引入了其他文明的因子。自鸦片战争起，从来没有遭遇过的西方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从而打破了一个农耕社会数千年的平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农民种地纳粮、皇帝垂拱而治这样的一种模式。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地种，求温饱即足矣，皇帝则充分利用中国农民的顺从、忍耐，只要不把他们逼到饿死的边缘，是不会造反的，所以一种制度可以周而复始地循环，从来没有什么变化，百代都行秦政制，不管换什么皇帝，都采用一样的制度。严格地说，统治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近代以来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之后政协决议未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

和平转型成为可能是需要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产生几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相互之间能进行较量、博弈，如果有一方特别强大，能绝对主导整个局面，那么社会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和平对话的方式。只有在这个社会有了至少两种以上的不同力量，而且力量基本上对等，或者说每一方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时，和平转型才有可能出现。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阶段大约十来年，为什么出现了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当时的晚清政府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列强大大地削弱，本身已不是一个能绝对说了算的力量。这时候在民间兴起了一股强大的、以往曾经被我们忽略的力量，就是立宪派，这股力量是建立在新兴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大量开办的工厂和对外贸易都是以往传统社会不可想象的一种经济方式，随之产生了那些人、那些力量。可以说，立宪派就是清政府之外的、独立于官方的一种新经济力量，这是第二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就是社会的强烈不满分子，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主张用革命方式来改变现状的力量。当时至少出现了这三种力量的博弈。每一种力量中又有不同的小力量，比如说清政府内部，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政府的崛起，逐渐地形成了地方大、中央小的局面。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他代表的北洋势力几乎超过了皇室的力量，因为他掌握了当时最新式的北洋陆军，其他各地新办的新式陆军基本上都掌握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手里。所以，我们看辛亥革命，严格意义上不是一场纯粹暴力的革命，只是有限暴力，它是在武昌工程营几个士兵首先起事，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暴力冲突，长江流域就传檄而定，各地就纷纷独立了。各地独立的基本力量实际上也不是革命党人的力量，而是新军和立宪派的力量为主，这些力量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举足轻重，是朝廷不能完全控制的。清廷面对这样的格局，选择了一种禅让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体面，只是交出政权，继续保持皇室的尊荣。

在孙中山代表的革命阵营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都听孙中山的，他仅仅能掌握同盟会的一个派系，名义上他是同盟会领袖，但是在同盟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并不臣服他，包括直接导致武昌起义的组织，叫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跟他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宋教仁、陈英士他们成立的，在成立宣言里面甚至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他，他们对于向来很敬重的、富有人格魅力的黄兴也颇有微词。浙江、安徽一带的光复会，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地合并到同盟会里面。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说，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兴的华兴会和章太炎、陶成章他们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成为同盟会。事实是，这三个会从来没有以会的形式合并过，也就是说不是组织上的合并。华兴会也是一样，大部分骨干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他们曾开会研究要不要取消华兴会，讨论的意见是既然大部分骨干都已加入同盟会，华兴会就不要活动了。兴中会整个转入同盟会，兴中会事实上就不存在了。光复会只是个别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同盟会，但光复会的名称一直保存着，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以光复会的名义活动，从来没有说它们被同盟会取而代之。仅仅两年以后，1907年，孙中山和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为了经费的支配、筹集等问题，矛盾非常深，所以就分家了。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的主要人物都脱离了同盟会，自立门户，重建立了光复会总部，重新去发展自己的组织，跟孙中山派系争夺筹款的资源。

在立宪派内部也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全中国的能力，从来都没有。立宪派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赶到西安之后，她才意识到必须执行被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遗产，甚至走得比戊戌变法更远，这才有了晚清新政。许多措施超过了1898年光绪皇帝一百零三天当中颁发的那些诏书范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改革层面。我们现在对晚清历史的叙述，在很多地方都把当政者矮化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决策者已经感觉到不得不走改革的道路，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她开始意识到严峻的危机，不光来自外患，还有内忧。当时进行的官制改革做得比较完整，从地方到中央把整个官制都改过来，有些地方甚至近代化了。像农商部、学部、交通部这样的新机构都已经出现，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延续了多少年的六部的官制。而且，清廷的改革已超出简单的行政改革范畴。清末新政带来的最大一个遗产就是地方自治，它给予了各个地方成立咨议局的权力，而且实质性地去做了。咨议局的选举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它有一个最低财产的限制、最低教育程度的限制，来确定选民资格和候选人的资格。即使如此，一百年前做到这样，在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我们不能小看大清王朝的这种度量、这种开放，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思维方式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变革社会，而是自上而下地去做，一个圣旨下去一切都解决。但是，咨议局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始跨入一个农耕社会陌生的状态。咨议局之外，全国性的带有准议会性质、名义上当作咨询机构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由各省咨议局选出部分代表，皇室再挑选自己的代表共同组成，皇室的比例占了二分之一强，在人数上略多一些，但是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一些老朽，一些没有什么新知识的人，所以开起会来，整个会场就被那些地方选举上来的代表给完全控制了，地方代表的发言，那些官选代表无法对话，他们压根就没有对话的能力。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数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会场里，哪怕只有一个人说出“我反对”，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因为这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不同。晚清中国，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就这样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我看了非常震撼，他到了新疆，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坐马车从北京去新疆要很多时间。他拍下了新疆咨议局的照片，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院，却赫然挂着一块非常醒目的“新疆咨议局”牌子，门口有一棵老树，掉光了叶子。看了这幅照片，我的感觉是，当时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跟现在没法比，如今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可能就富丽堂皇、豪华奢侈。那个时候一个省级议会机构不过是几间平房，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一个院落。但是这不要紧，那块牌子就是一个新生事物，牌子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因素。

当时的清政府和社会已经出现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做这些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主动放弃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让民众来分享，开明君主的“开明”一定是有具体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要到历史中去寻找，他们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肯定都有自己的原因，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主动地让渡出一部分权力。包括蒋经国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走向民主化，他也是因为有很多的压力，是综合的因素迫使他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一个统治者能够作出这样的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离不开他主观上的决定。所以哪怕是不情愿的，是假的，最后弄假成真了，我们都得肯定这个统治者的这一举措，历史上还是要给他写上一笔。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他做了这个事，就要把它用刀刻在一片一片的竹简上。

有了朝廷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到了清朝快要崩溃的前几年，事实上已出现了一种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而且历史的步伐已经迈开了，但是它的步子慢了一点，被革命的步伐超过了。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力量始终是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哪怕他们的人数最少，力量有限，哪怕他们都被赶到海外去了，但它始终在场。历史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弱小就不存在，而且所谓的弱和强是可以转化的，有时候它的转化可能就在一个晚上。我们看东欧的当代历史，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演讲的时候还是威风八面的，他在台上侃侃而谈，那么的从容，转眼之间攻守之势易也。历史不能完全用量来衡量，有时候数学在历史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它是无法进行精密计算的，数学算不出历史的尺度，数学也算不出王朝更迭的时间，数学更算不出历史未来变化的趋势。很多的时候，量的因素在历史当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概而言之，一个社会产生了两种或三种以上不同的社会力量，而且没有一种可以把另一种立马吃掉的那种格局下，是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

当然，和平转型需要有第二个条件，那就是遭遇一个大的契机，这个大的契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性的背景。世界进入近代之后，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画地为牢，自己关起门来玩过家家了，尤其不能再按照历朝历代玩过的旧玩法，它要融入整个国际政治新格局当中。晚清到民初，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大英帝国。由英国解密的蓝皮书可知，英国驻华机构每天都在观察中国的政局变化，然后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他们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分析，简直比我们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人，他们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人。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对推动清朝的和平交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朱尔典的干预直接导致了袁世凯的上台，甚至一个外国记者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多次介入了中国近代的重大事件。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他跟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交。武昌起义之后，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利用给《泰晤士报》写电讯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政局，其影响之大，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他的一篇电讯能直接影响英国的国策，英国的态度又能影响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态度。英国介入中国的政局，我们今天重新面对这些问题时会觉得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很不希望外国人介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历史就是有悖论，就像租界的存在一样。租界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为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有法外治权。但是没有租界，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要彻底地改写，包括中共的党史。没有租界，毁灭一个新生事物，毁灭一个密谋组织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有了租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租界也好，外国力量对中国的介入也好，我们在看到它负面影响的同时，应该也看到它那些正面的因素。它在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当中，有时候往往起到一些非常微妙的作用。英国人对中国的国策是什么？它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中国不能大乱，中国要保持适当的稳定和秩序。它不想让中国陷入一个非常动荡的局面，它希望中国保持相对的统一。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事实上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另一个条件。因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它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一些中国的强人，包括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机会。

和平转型的第三个条件是经济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立宪派就是建立在中国有了新的经济因素基础上的。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工业，中国的企业都是1870年以后出现的，最初几乎都是以军工企业为主，没有什么民用工业。中国早期的企业除了几家官办的大企业之外，其余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开始有自己的民营企业，真正起步是在1895年以后，是在签定《马关条约》之后。《马关条约》是一个屈辱的条约，要赔款、割地。这个条约里面有一条就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工厂。正是这个条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张謇。他是1894年的状元，1895年他正好在家守制，他父亲死了，按照惯例，他要在家守孝。就在这个期间他在南通创办了一个有名的大生纱厂。与此同时，在交通发达的长江流域开始出现一些带有民营性质的企业。这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真正起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屈辱的《马关条约》刺激之下产生的。到清朝灭亡之前，民营企业已初成气候。特别重要的是清王朝居然从1905年到1909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从今天来看，那个年代连破产法都有了。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走到非常前面，从这些经济立法的脚步可以知道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状态，这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实践，空洞的立法怎么可能出现呢？一般来说都是实践推动立法，当然也有例外。新的工商业的崛起意味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治运作方式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性。王朝必须要更新自己的统治方式，更新政治结构。慈禧在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书可以说就是一种回应。预备立宪之后的中国就不是一个朝廷说了算的中国，实际上当时已经是几种力量并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力量的推动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

清朝末年发生了三次非常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是社会上相对有钱一点的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绅、资本家，开当铺、钱庄的人，一些家里有私产的人，这些人是有钱人，有身份的人，同时又都是读书人，他们有文化，又有经济的支撑。在这场历时两年、先后有三次高潮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革命党人，而是来自社会中层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这种挑战。这些人在社会的变化当中已经看到了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大势。他们认为如果继续延续旧的统治方式，君主传统将保不住，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他们要发展经济，要争得更大的发言权都必须要推动君主立宪，就要把预备立宪变成真的立宪，这符合中产阶级以上的最大利益，他们面临的最大对手是晚清贵族，连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他们的屁股也开始坐到立宪运动的板凳上来。整个中国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只不过我们从来不把有钱人参政议政的愿望当作是革命，认为那个是改良，是资产阶级的。我认为恰恰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制度，而有一些主张重新洗牌、暴力革命的人反而可能是要复制前面的制度，这一点，历史已经向我们一再地证明过了。暴力革命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专制，而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只有在一个意义上才有可能成为真实的解放，那就是自我解放，自己解放自己。别人给你的解放都是要打问号的，人家怎么可能解放你呢？如果说承认别人有解放你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承认世上有救世主，只有救世主才可以解放别人，社会的解放是自我解放的过程，个人的解放也是自我解放的过程。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假如不发生辛亥革命，就按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下去，也完全有可能走通的。

但历史不能假设，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记录下来。清朝到了1910年都还有一个机会，这是大清王朝的最后机会，但他们也失去了。当时状元实业家张謇已经办了十四年企业，手里掌握巨大的资本，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威震东南的社会新兴阶层的领袖人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在一次跟外商见面的宴会上，透露了一些不寻常的信息。这个外商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了他们一次饭桌上的对话，张謇竟然在不经意中流露了对清王朝的不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像张謇这样状元出身的士绅阶层都已经跟清王朝离心离德了。1910年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异心，对王室不忠的异心。在这个之前，他们都非常热心地去做国会请愿运动。结果他们一次、两次、三次遭到拒绝，实际上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一张时间表。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分歧就是一张时间表的问题。清王朝那个时间表的分歧非常小，双方的要求只相差两年。民间的要求是立即立宪、开国会、颁布宪法，朝廷给的答案是再拖两年到1913年再解决，但是1913年就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如果说立宪运动的要求被清廷接受，和平转型在那一刻就实现了。国会开了、宪法颁布了，君主就是有限制的君主，君主立宪的框架就可以确立起来。我们不知道清廷拒绝这些要求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可以知道当时的清廷也面临着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是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的东西。它的皇帝是个小孩，是由摄政王载沣来具体管理国家政事，但是载沣又受到隆裕太后的制约，所以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是一个多头政治的状态，不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时代，载沣不是，隆裕也不是，她虽然可以约束摄政王，但不能具体管理国事，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不利于变革。为什么台湾变得特别顺利，是因为蒋经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们看纪录片可以知道，1987年的蒋经国是一个轮椅上的、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说话都非常吃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只说了一百零四个字，包括好几个口号在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有能力做出重大的转折性的决定，就是因为他的权威，绝对权威，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没有其他人指手画脚。国民党在开放党禁、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内部并没有达成高度的统一，没有中委开会充分讨论、做出决定，就是蒋经国决定了就可以了。人家服从他、信任他。权威有时候也有权威的好处。历史经常有这样的悖论。清朝末年缺乏一个说了算的权威，也使它失去了一个接受民间要求迅速开国会、立宪法的可能性，接下来辛亥革命发生了。辛亥革命是有限的暴力革命，不是无节制的暴力，杀虐不是很重，而且时间很短，没有发生大的南北战争。这个辛亥革命看起来就是整个清末民初和平转型进程中的一支插曲，一支类似于放鞭炮的庆祝性的插曲。

和平转型的重心从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春天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的报纸一下子出现了五百多种，今天听来，认为五百是一个小数字，但在那个年代有五百多种报纸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政党和具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一夜之间冒出了几百个，当然经过分化以后留下来的不多。1912年冬天参众两院的选举和咨议局的选举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选民资格的四个条件：一是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文化强调同等学力，那个年代的人不重视文凭而重视能力。第二个条件是财产的限制，我们看西方的选举史一直就有这种限制性条款。虽然有条件限制，选举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个别的越轨，包括极少数的买选票行为。但这并不表明选举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恰恰说明了这种选举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全新的共和国，当时叫中华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来可以慢慢改变的，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非常有意思，有人把咨议局和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作了一个比较，咨议局议员大都有旧的科举功名，秀才以上，有的是举人，有的甚至是进士，以秀才为主，有个别是新式学堂出身，也有从海外归来的，但是不占主流。就年龄比例来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占多数。到了民国，选出来的参众两院代表平均年龄是三十六岁，都是少壮，学历有个别是旧科举功名的，绝大部分是新学的，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或者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一下子面目全新。当时这个两会选举结束，宋教仁就踌躇满志、志得意满，认为成功了，袁世凯已经成了掌中之物了。因为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那个时候的法律是总统制和内阁制相结合，内阁总理要由多数党的领袖担任，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意味着作为实际党魁的宋教仁将成为总理。当时还有一条法律规定，总统签署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经过内阁副署。那就意味着袁世凯总统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所以宋教仁非常兴奋，以为凭宪法、国会和内阁这三样法宝就可以约束旧官僚、旧军阀，让中国走上宪政的轨道。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演，其中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革命党就是要拿出铁血的精神拼命，现在我们是普通政党，就要拿出自己的政纲来去跟他们奋斗。这几句话非常到位，三言两语就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了。普通政党就不是天生的执政党，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上的，没有足够的选票，你就得在野。1913年的春天，宋教仁实际上已经胜利在握，但就在这一刻他被暗杀了。中国第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民国初年的两院选举是完全建立在晚清宪政的基础上的，中间的辛亥革命是个插曲，它并没有中断和平转型的进程。一个社会在大的变迁过程中，怎样不发生大的动荡、大的冲突，怎样避免出现长期的乱局，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局，这是需要政治家、知识分子、民间社会的精英、企业家阶层，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人运用自己高度的理性，付出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组织可以做到的。历史变革的进程不是一家所决定的，包括那些暴力最强大的、大一统的新天下，在造成之前的那一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数的。

众所周知，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就选择了暴力反抗，组织了“二次革命”，战争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所以当时叫“赣宁之役”。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一直到了1927年以后，国民党用武力造成了一个新政权。

到1937年以后，民族危机，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给中国带来再一次和平转型的新机会。这个机会是，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国际大背景的条件，当时美国所代表的国际势力主张中国走和平的道路，这是大势所趋。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了中国一次重新凝聚人心的机会，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人们把蒋介石奉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面挂着巨幅画像，还有标语。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欢迎的热烈程度，也让我们今天很惊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其实和平的呼声非常响亮。特别是国际压力，所以蒋介石才会一而再地从重庆发电报给毛泽东，请他到重庆来。这是在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几大势力，最大的当然是国、共两党，双方都掌握着庞大的武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两个集团之外还存在着非常有号召力的第三种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不同的群落构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当年的实力可能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因为它当时起的是国共之间平衡的作用，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庞然大物，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罗隆基一生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就是1945年秋天到1946年春天。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不靠子弹，而靠才智发言的时代。每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每一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团体都可以坐下来对话。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可以讨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讨论完了，双方还可以握手言欢。政协会议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来协商。“政治协商”这个名词不是共产党人起的，而是法学家出身的国民党高官王世杰起的。那个“政治协商”是真的协商，双方有可能是对立的，分歧很严重，但是可以坐下来协商。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协商的格局当中的社会团体，批评他们那些党派开的是分赃会议。中国这么大，怎么只有这么几家坐下来谈，其他人怎么办？跟这些党派都没有关系的人更多。那个时候选择各种政治党派基本上是基于信仰，当然也有机会主义的人，这个永远都避免不了。有一个党叫中国青年党，是跟国共两党同时崛起的一个党，它是1925年在巴黎成立的国家主义派别。这个政党鼎盛时期党员有四、五万人，大部分分布在文化、教育等岗位上。中国青年党一度是民盟的三派之一，后来分裂出来。民盟为什么影响比青年党大，因为民盟都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协会议，能够坐在桌子上谈判的代表，国民党八个、共产党七个、民盟九个、青年党五个、无党无派五个，有出版家王云

五、报人胡政之、实业家缪云台、学者傅斯年、作家郭沫若，其中郭沫若是红色背景。这样一些人坐下来讨论，讨价还价，刀光剑影，唇枪舌战，最后终于达成了五个历史性的文献，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非常的细致，里面的很多东西今天看来都非常好，不仅仅具有历史的价值。包括改组国民党主控的国民政府方案，连怎么样分配的比例都有了。包括选举一个孙中山所设计的国民大会，代表比例怎么分配，原来的老代表承不承认，这个争论是最激烈的。还有一个共同纲领性质的《建国纲领》，也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除了这四个“文”的方案，还有一个“武”的军事整编方案，共产党下属的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队按什么比例整编都已经谈妥了。如果按这五个方案去做，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给中国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转型机会，就把中国这个国民党***的国家带入了货真价实的共和国。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没有人去执行这五个协议，最终还是以武力决出了胜负。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这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们会接不住？对此，我个人有几个不成熟的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说，如果中国同时并存两个拥有武装的打天下集团，必然要一家吃掉另一家，否则是不会罢休的。他的这个说法放在1946年的中国来看也是基本成立的。国共双方都掌握着大规模的武力，要用和平的手段化解战争、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一个民主政府，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负责任。当时民盟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其实骨子里面都普遍有一种思想上的模糊，这有时代的原因，他们对苏联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雾里看花。民盟有一个中常委张东荪，是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民主社会主义，又叫做新民主主义，跟毛泽东的表述完全是同一个词，但里面的内容略有区别，但大同小异，最根本的是八个字“民主政治、计划经济”。当时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骨子里面信仰的是这八个字，他们认为英美提供了民主政治的样板，苏联提供了计划经济的样板，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不好，有些人穷，有些人富，计划经济好，由国家按计划来搞经济。他们没有看到苏联本国发生的问题，比如饥荒，这些负面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认为苏联解决了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的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等问题。他们设想，如果把苏联和英美加起来就是人类最完美的模式。他们忽略了在任何一种政治模式或社会制度当中都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这个不足和缺陷不能靠“1+1”去解决，把不同的制度加在一起，而是要看哪一种制度具有更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那个时候他们还看不到这些，所以民盟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左的，都是中间偏左，只有小部分是中间偏右。这就意味着在有武力的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本身就带有倾向性，不是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这是导致和平转型破产的一个因素之一。第三个原因，我们不排除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国际势力，特别是苏联起了一些作用，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论证。

历史留给我们中国人和平转型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暴力造成的，连伟大的、创立民国的孙中山，1920年初在上海见到张国焘、许德珩这些“五四”学生时，竟然对他们说，你们搞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很了不起，有点作用，但这只是赤手空拳，我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敢去干吗？这番话流露出来的那种心态大成问题。就是说连孙中山这样的呼吸到西方文明的政治领袖身上也带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最终走的道路就是黄埔建军，直接导致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是国民党专政的政府，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连孙中山这样的人，现在看来已经够伟大，要给他足够多的正面评价，但就是他这样的人物身上也带有这么强烈的暴力决定论倾向，要让中国人从暴力的传统当中超越出来，确实非常艰难。

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在几十年之内先后流失，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我非常喜欢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不是说一种宿命。在大的历史变迁当中，有时候，人的计算、努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当然，这些努力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不是完全无效的，总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刻上一刀，留下一道痕迹。真正决定历史变化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努力背后，类似于我们经济学上讲的“看不见的手”这样的东西，我把这个叫做“天命”，跟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命不太一样。传统的天命，讲皇帝是天命，君权神授那些东西。在人力无法到达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改变历史的因素，和平也好，暴力也好，这些事情发生了，是无法挽回的。历史的一次扭转可能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几十年、上百年在漫长的编年史当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只要写一句话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写西方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未来五百年之后去写历史，当代史也许只需要几个字去表述，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是个未知数。这就是天命，是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尽人事，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些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做的这一切，很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不会等于零，为什么不会等于零，因为它可能在编年史的竹简当中留下一道一道小小的划痕，这个划痕也许很轻，但是它会留下。因为历史是一根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紧扣。古往今来，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人物都在历史中化为烟尘，化为粪土。所以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不会等于零，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实现制度的转型，有的时候就取决于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适当的，那么历史向正确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加大。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狂热的义和团式、新左派式的，在某一个时段看起来也许都有些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上接113页）这种现象多少带点规律性，是值得研究的一种文艺现象。但我想，这个“何其芳现象”似乎还应包容着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的内容。那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的磨砺，“修成正果”之后，脑子里可能会装上了一些那个时代颇为流行的“左”的思想元素，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左”的印记，这样，在他们处理事务或治学时就难免会产生他们所始料未及的不良后果，甚而至于会伤害了别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有着善良愿望的人，他之所作所为也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因为，任何的智者、圣者也总是难以完全摆脱社会意识形态（或者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的影响。也许，这也属于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之一种吧。何其芳是一个热情、正直、心地坦荡的学人，虽然他的文章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如果有，那也是不自觉的流露。或着说，他也是在认真地宣传他认为是正确的“真理”。

第二篇：儒学为何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

儒学为何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

原因：

（1）社会大变革，为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由于战争不断，在战争中衰败的诸侯大臣们，他们畜养的家庭文人乐师流落四方，促使了学术下移，形成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的转变。因而形成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互相争辨成为可能。儒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

（2）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动荡，使士阶层迅速崛起。士阶层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生活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从此形成。在周代，统治者分为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是处于最低层的统治者。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再加上诸侯争霸，渴求人才，养士之风大盛，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而儒学造就了大量的人才。

（3）儒学的主要思想是仁政，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有利于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行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

（4）竟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观念。而儒学为统治阶级所用，为其打击其他学术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5）宫廷儒学文化官员周游列国，走向民间，推动了私人学术集团的兴起。守旧而维新、复古而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失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一步促进了儒学的峰起。

影响：

儒学诞生于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年代，儒学与其他学说既对立又互补，相反相成，互相激荡，从而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由于儒学思想的精华，更是促进了后代多家思想的兴起，崛起一股股新的文学思潮。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1)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第三篇：机会还是阴谋-_中国缘何两次拒签朝鲜战争停战协议

朝鲜战争停战协议

战争回忆 1951年失之交臂的和平机会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三年多的艰难战斗与谈判，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订。其实在1950年底和1951年初，13个亚非国家和联合国曾先后两次提议停战，都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近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当初如果答应了亚非13国和联合国的停战提议，不但可以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战争，而且还有可能顺便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中国错失了这一良机，不但使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甚至对之后国内经济建设、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这两次停战提议是否真的能给朝鲜战争带来和平？历史无从假设，我们还是重回当时的历史语境。

杜鲁门：“迄今我们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入朝。10月25日，在云山地区发动首次战役，迫使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撤退至清川江。11月中旬，麦克阿瑟又发起新一轮“结束战争”的攻势。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各部队后撤30公里，占据有利地势，等待最好时机歼灭来犯之敌。11月25日，志愿军开始了强有力的反击。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回到三八线以南。到1950年12月24日为止，中朝联军收复了北朝鲜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领土。

面对接二连三从前线传来的坏消息，华盛顿陷入混乱之中。杜鲁门说这是“迄今我们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为了保持美国在朝鲜半岛和整个远东的地位，杜鲁门在11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形势”，当被记者追问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时，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个消息吓坏了追随美国的盟友。虽然艾奇逊在当天就代表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有关核武器的情况绝不会因为总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而改变，但还是受到了英、法等国的抗议，他们担心美国人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他们拖入亚洲战争的深潭”。英国首相艾德礼在12月4日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面谈，他们重申决不撤离朝鲜半岛，但表示“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联合国在朝鲜的目的”。

就在艾德礼飞往华盛顿的同一天，志愿军接到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朝鲜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将其军队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同时，毛泽东还指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中国拒绝亚非13国停火提议

杜鲁门“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言论也让许多亚非国家深感不安。

1950年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转交了一份载有13个亚非国家提出的倡议条文的备忘录，建议先在三八线停火，并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以便能进行协商。潘尼迦告诉章汉夫，“这是所有非欧美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建议，这一建议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因此，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中国向来重视与亚非国家的友谊，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但13国此次提出的“和平倡议”却引起了中国的不满。12月8日，周恩来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约见了印度大使馆参赞，向他提出了四个问题：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对朝鲜的侵略？为什么13国不宣言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为什么在美国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讲话？为什么13国中还有菲律宾（当时菲律宾是向朝鲜出兵的国家之一）？

而此时，刚刚回国参加盟国领导人最后一次会议的柯林斯认为，联合国部队不大可能被赶出朝鲜，随着第10军与第8集团军会合一处，这支联合部队就有可能无限期地守住釜山的环形防线。柯林斯带回的消息使美国及其盟国沮丧的情绪开始有所缓和。在这次会议上，美英同意按过去的分界线——三八线来结束战争。

于是，13国提案被一分为二，第一案由13国提出，要求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第二案由12国提出（菲律宾后来退出）召开国际会议商谈停战，划分非军事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远东问题。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以五十一票的多数通过了第一个提案，而对第二个提案予以搁置。为了能够“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基础”，会上还通过了成立“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

先停火后谈判的主张在中国看来是敌人退守三八线以后，为了争取喘息时间而玩弄的阴谋，美国停战的诚意值得怀疑。中国对美国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一面在联合国大会上同意先停火后谈判，一面在军事上整军再战。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同时决定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和军火生产，要求将美国军队从现有的25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在一年之内将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五倍和四倍。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仍在积极构筑工事，建立纵深防线和整顿部队，准备恢复攻势。

此时，中国在志愿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也进行了再三的考虑。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建议第三次战役暂不越过三八线，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

但志愿军止步于三八线将给政治上带来不利。如果接受联合国决议，就等于接受了联合国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事实。周恩来在后来的声明中说，“凡是没有中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的一切重大决议，首先是有关亚洲的重大决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而决议主张沿三八线停战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正如周恩来所说，美军既已越过了三八线，因此三八线已被麦克阿瑟破坏而不复存在。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示中明确指出，如从12月初到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营各国亦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营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12月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而在前一天，毛泽东已经命令彭德怀“发动另一次战役”并“跨过三八线”。1951年停战提议

第三次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开始，中朝军队出其不意地全线发起进攻，迅速突破了临津江、汉滩川以及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预设的防御阵地，联合国军退至三七线附近地区。

第三次战役之后，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月11日通过了“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有关解决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的五项原则意见的报告：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停火实现以后，一切非朝鲜军队将分阶段撤出朝鲜，并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政府”的决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此时，朝鲜战场上的失利加深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矛盾，美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承受着各种要求停战谈判的压力。英国于1951年1月上旬举行英联邦总理会议提出“不应使美国的政策把联邦牵累太深”，主张同中国进行谈判。但是，美国不甘心让朝鲜战争以失败告终，希望把朝鲜战争体面地维持下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决定，除非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由于军事原因被驱逐，绝不自动撤军，并且认为，这对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将来极为重要。从这一决定可以看出，除了停火以外的其他内容，美国并不想谈，特别是讨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这一方案是在提交联合国的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美国政府在选择是否支持这个方案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它只想停战不想谈判的矛盾心理，如果同意则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而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

艾奇逊根据中国1950年12月曾拒绝联合国提出的停火议案，认为中国领导人态度强硬，“政治上尚不成熟”，推断中国政府有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方案。他建议杜鲁门同意这项方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结果正如美国所愿，周恩来在1951年1月17日复电联合国时拒绝了这项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方案，认为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建议：在中国举行包括中、苏、美、英、法、印度、埃及的七国会议，在同意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谈判，谈判的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1月27日周恩来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话时指出，我们主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美国侵略朝鲜的同时侵略台湾，这就破坏了和平；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更破坏了和平。等到美军逼近鸭绿江，再加上美机轰炸我国人民，美舰炮轰我国商船，这就更破坏了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去掉这些对和平的威胁。

事实上，中国政府此次拒绝的只是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而不是拒绝整个以五步方案为基础的停战提议。但美国只关心最终的结果。只要中国拒绝了停火方案，美国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战争责任就可以完全甩到中国政府的头上。1月20日，奥斯汀特使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提案，公开宣称中国为侵略者。2月1日，这项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是机会还是阴谋？

对于中国两次拒绝停战提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错失了一次良机，甚至把中国此后在内政外交方面遇到的困难都归于中国对停战提议的拒绝。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层面的考虑：第一，当美国军队被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被解除，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中国也已经尽到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如果中国此时接受停战提议，则可以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这场战争，不仅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第二，退一步讲，即便停火失败，至少中国军队还可以借此机会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力量。但是，从中国出兵的战略预期以及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在当时是不可能接受这两次停战提议的。

经过志愿军第一、二次战役的打击，联合国军队被迫退回到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场上的形势让中苏及朝鲜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到了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攻占汉城，将战线推至三七线附近。从战场形势来看，中国出兵朝鲜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但毛泽东最初制定的“消灭敌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的目标依然没有实现。而毛泽东希望达到的，不仅仅是要解除军事上的威胁，还有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这一点考虑可以从1950年12月22日、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两次提出的停战建议中看出来。所以，毛泽东才在面对这两次停战提议时认为，美方在主力未受损、而志愿军正处在胜利进攻的形势下玩弄停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喘息之机，整军再战。同时他还认为，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中国拒绝停火提议与苏联和朝鲜的态度也有关。陈兼也认为，毛泽东此时的不妥协态度是因为中国需要同北朝鲜保持团结，而金日成等北朝鲜领导人都希望能使朝鲜半岛得到统一，他们不相信彭德怀关于中朝联军已无力继续进攻的看法，并向毛泽东和斯大林抱怨彭德怀。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表明了中国的官方立场，强调立即停火在共产党一方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当美国对诸如从朝鲜撤出全部外国军队、解决台湾问题、把其他远东重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等重要条件表示同意之后，北京才能同意进行谈判。北朝鲜对这一反馈感到满意，并于1月16日复电表示同意。第二天，周恩来正式拒绝了13国建议。中国第二次拒绝停火建议之后，准备休整两个月之后再发动春季攻势的志愿军，在1月25日被迫转入防御作战，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但是，如果中国接受这次新的停火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休整的时间，延迟下一次战役的到来是值得商榷的。在联合国军退至平泽、忠州、堤川、宁越、三陟一线之后，迅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军队中，抽调了大批老兵补充其在朝部队，并将美第10军调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地区，加入了第一线的作战序列。而按照李奇微的设想，一旦时机成熟便马上恢复攻势。也就是说，第四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并不受制于双方是否就停火的建议进行谈判，而更多地取决于美方军力何时得到恢复。1月15日，也就是中国拒绝谈判的前两天，联合国军就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在水原至利川间实施试探性的进攻。再加上此前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国防费的法案等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当时并不想真的进行停战谈判，只是想通过玩弄停战阴谋转嫁战争责任而已，即便中方在第三次战役后同意了停战谈判，美方也仍然会找借口把战争继续下去，更别提让中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了。

从1951年1月中国拒绝停火建议开始，直到停火协议的最终签订，又经过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方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美国却因此达到了目的，一方面利用中国的强硬态度和军事上的胜利从外部向各盟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政策上与自己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拒绝让美国抓住时机，大肆渲染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提案，把延长战争的责任转嫁到了中朝政府的头上，摆脱了其外交上所处的尴尬境地。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确实错失了一个良机，因为从此时开始，无论在外交还是战场上，中国都由主动变为被动了。

（资料来源：《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沈志华著，《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贝文·亚历山大著，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出版社；《板门店谈判》，柴成文、赵勇田著，解放军出版社）

第四篇：浅析模仿中国的越南为何会深陷发展困境解读

浅析模仿中国的越南为何会深陷发展困境

2014年05月19日 11:51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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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周边有几个国家曾自称“小中华”，比如朝鲜和日本，越南也不例外。而且与朝鲜、日本不同，越南曾在历史上被明朝直接并入版图，因而在对中华文明的模仿和学习上比朝鲜、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在明亡后，越南自认为与满清同等继承了中华正朔，对中华文化有着“是夏非夷”认同，某种程度上这类似日本人宣称“崖山之后无中国”，而自认为比中国人更“中国”的怪论。越南又是古代东亚世界中边缘区域的强大势力，它对周边的诸多小国也确实扮演着“小中华”的角色——对东南亚的事务，越南中央政府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权。

然而纵观越南历史，我们却可以发现，与中原相比，越南的王朝更替速度要快得多，仅在清朝200多年间，越南就经历了三个封建王朝，最终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的古代“小中华”梦结束了，两国的近代道路从此分道扬镳。越南的历史，要一直到20世纪后半页，才重新由越南人自己来书写。

中国一手帮助建立起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从建国之初，其政策就对中国亦步亦趋。

至于国人耳熟能详的“革新开放”更常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模仿之举。现代版“小中华”梦一直在越南精英的脑际徘徊——尽管有时候荒腔走板，尽管有时候一边学着中国一边还要与中国为敌——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惯性。而且，在这种模仿的背后，还有着某种“模仿中国、超越中国”的“潜台词”。

为何越南的“小中华”模式走到了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本文试做粗浅的探讨。

战争“绞肉机”吞噬的不仅是越南的一代青年

越南战争中，中国、越南、苏联三角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1973年《巴黎协定》签署后，中苏大幅降低对越南军事援助的力度。但北越却靠“最后一粒子弹”消灭了南越，这出乎中国、美国和苏联三个大国的预料——某种程度上甚至出乎越共自己的预料，极为顺利地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这一胜利对越共此后的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从心理上讲，让越南对自身实力产生了极度的高估。

根据中国1989年《东南亚研究》杂志论文《1976年以后苏联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评析》，越南预计其“二五”计划需资金30-40亿美元。而苏联仅同意提供19.2亿美元资金和7亿美元的物品。不足部分计划通过吸引西方国家外资补足。这些资金，主要计划用于大规模基础建设。越南希望通过这一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实现本国经济的自力更生，建立国家的经济基础。

但越南的“自大症”却将这一计划彻底葬送，他们非常不明智地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对于中国来说，这只能解读为越南将自己彻底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如果任由越南顺利实现扩张目标，将直接威胁到中国南方地区的安全。这里是中国为应付可能的中苏战争苦心营建的大后方，也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前沿。就好像中国不能容忍美国在鸭绿江边驻军直接威胁东北地区一样，中国也不能接受一个既“反华”又“富强”的越南的。既然越南已铁了心走上“反华”道路，那么就必须彻底削弱越南。由此，中越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可避免。

相比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摧枯拉朽，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中国是一场苦涩的胜利。但当时联邦德国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的评价或许值得我们一听：“让我们假想，如果有人入侵了德国，占领了汉堡，然后又迅速撤退，那么德国会怎么办？”后来的历史进程证实了当时西方的这种猜想，东南亚战争长期化，越南开始被持续“放血”。

中越之间长期的边境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一场规模不大，伤亡率也不高的局部冲突，对于越南而言却是一场损失惨重而毫无收益的全面战争——越战中，越南可以通过中苏输血和最后吞并南部地区带来的“战争红利”缓解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灾难性影响，但80年代持续的消耗越南则根本无法弥补。两山轮战越南死伤人数看起来不多，仅有数万人，却迫使越南在北方保持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且不得不想尽办法为这支部队提供军事装备、燃料、物资……这个缺口越南是无论如何填不上的。同时，柬埔寨的游击战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绞肉机”战争，几乎吞噬了越南一代青壮年——越南在柬埔寨前后伤亡几十万人。但对于越南来说，人口结构的破坏还只是战争诸多恶果中的一个。

在急需和平建设的时代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导致越南关于“二五计划”的美好设想完全落空，国民经济只能依靠苏联“无偿援助”来维持了。

据估计，越南在“二五”期间从苏联获得援助实际达到31.8亿甚至50亿美元。但这对于越南正在进行的两场战争而言，仍只能是维持性的。

从苏联援越项目种类来看，带有浓重救济性质。其中提供数量最多的是石油，高达500万吨；其次是粮食，450万吨；此外还有1亿米布匹——一则笑话说，黎笋向勃列日涅夫请求援助，勃说：没有物品了，请自己勒紧裤腰带。黎笋说：请给裤腰带。这笑话的背后实际反映出越南当时悲惨的经济状况，即越南本身不具备足够的“造血”能力，一旦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援助来源，仅依靠远在万里之外的苏联提供的援助肯定会造成“慢性失血”。

胀时期。1980-1985年，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从25%上升到91%，1986-1988年越南甚至出现过300%-400%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代大部分年份徘徊于2-5%，只有极个别年份超过8%(如1979年战争导致越南GDP下降30%，次年因战争结束出现较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超过8%)。

现实状况使越南没有精力和财力来对南部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无法充分恢复南部解放区的生产力为己所用，反而让南部变成了越南政府的包袱，改造最终蜕变为大规模掠夺。这对于后来越南的“革新开放”有着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南越“遗老遗少”仍有很大的话语权。这一点，越南与中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以上仅是就越南国内而言，错过80年代东南亚经济发展的特快列车，未能完成产业升级、稳定经济，则是侵略柬埔寨带来对越南未来影响最深远的恶果，关于这一部分，下文再加以讨论。

越南经济到底怎么了？

1986年，奉行扩张政策的黎笋在内外交困中病死，越南“革新开放”之父阮文灵执政，改革序幕拉开。

但越南要发展，仍有诸多困难。经过多年战乱，国内百废待兴，越南政府无力恢复基础设施，必须依靠苏联援助。这一时期苏联对越援助可谓全面而深入，其对越南援建的一系列工程为越南此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仅以前述《1976年以后苏联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评析》一文资料，苏联在1985年后对越南的经济援助，从提供消耗性的实物为主转为帮助越南进行基础建设。这其中包括了多个大型水电站和热电站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多条铁路、公路，以及现代化通讯设施，这些为越南发展现代制造业奠定了基础。而与中国关系较大的，则是苏联对越南能源工业，尤其是石油领域的援助。

北部湾和南海的石油资源是70年代才被发现的，1975年，首次在越南发现天然气，有美国作者甚至认为这是触发“北越对西贡最后攻势”的原因。苏联在80年代后期对越南援助的最重要项目，莫过于成立苏越联合石油公司，大规模开发石油，尤其是向越南援助了当时价格极为高昂的近海石油钻井设施。石油一度成为越南经济发展的“法宝”，石油出口额曾占越南GDP的15%左右。不过近年来石油出口的地位逐渐下降，2012年，越南石油出口额相当于其GDP的6.6%，此后继续下行。

可见，说越南光依靠南海石油发家致富的说法并不贴切。这主要是因为越南的海洋石油产量增长需要持续的高额投资，因此越南无法长期维持高产。2010年后，越南探明石油储量停止增长，这与其近海石油资源开始枯竭有关，同时越南无力继续勘探深海石油，必须依靠外资。但试图在“九段线”内开发石油则显得过于危险，即使是外资也不敢贸然介入。

此外，越南石油出口虽多，但随着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它消耗成品油的需求也很高。结果一面大量出口石油，一面大量进口成品油，实际收益有限。近年来越南开始重视建设自己的石化工厂，2009年其第一个大型炼油厂投产，其原油出口量随之骤减。据2014年1月数据，越南国家统计局公布，越南1月原油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9%，为58万吨或13.7万桶/日。从这些出口中越南获得了约4.8亿美元的收入，同比下降34.7%。同时越南石油产品进口同比增加22.4%，增加值大约60万吨。当然，也需要看到，石油仍是越南重要经济支柱，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对于越南较小的经济大盘而言仍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91年苏联解体后，来自苏联的援助彻底中断。但与落入类似窘境的朝鲜相反，越南不仅没有面临经济困难，反而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期。

90年代初，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在考察后，越南认定中国广东省的改革发展模式最适合自己。他们提出“瞄准广东”，把广东当作追赶目标，甚至研究广东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选择部分加以模仿。

大致来说，越南这一时期的经济战略，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大量出口成衣、鞋类等日用消费品；对外出口石油、木材等天然资源，换取外汇购买各种所需的物资。在越南之前，“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就是从劳动力密集产业起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的。而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奇迹，在80年代也是这样起步的。

然而，与中韩等国相比，越南的外向型经济却出现了奇怪的发展特点。其主要表现为，进出口贸易逆差严重，常年对外贸易逆差为出口总额的16-20%。

这与越南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种类密切相关。越南出口的主要产品除了石油天然气，主要是成衣、鞋类、农产品等初级产品。而其国内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也要依赖大量进口原料和零部件，真正的附加值很低。这使越南国内难以积累起巨大的资金进行投资，产业升级非常困难。

在巨额逆差的前提下，越南经济的发展不得不依赖外国投资，一旦外部资金流入速度放缓，就会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生产所需的资料，其出口增长就会放慢。也就是说，越南经济高度依赖世界经济繁荣，一旦世界经济出现问题，越南就会成倍地放大外部环境的影响。

在这些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结果就是越南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外部环境，且要靠高通胀换高增长。从2006年开始，越南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迹象。2008年，受金融危机冲击，越南CPI指数上涨21-23%，GDP增长率降低到6.25%。随后的2009年，GDP增长率再跌，仅为5.3%，这已经引起恐慌情绪，当年越南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避免人民陷入饥饿中”。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越南这一轮的危机中并未袖手旁观。据美国国会的相关数据，中国在2002-2007年间向越南提供贷款和投资达50亿美元。2009年的统计数据称中国援助越南占中国对外贷款和援助总额的0.6%——这个援助力度有限，相比之下对坦桑尼亚援助达到4.6%。但是对于GDP不过1000多亿美元的越南，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2011年，越南GDP增长率回升至7%，国际上部分人认为越南正在走出危机影响。但当年其CPI高达12.6%，实际通胀率更高，显然仍是“高通胀换高增长”的路子。此后越南经济增长率再次下跌至08-09年时的水平，危机再次到来。

与这2011年冒头的新一轮经济乏力同步，南海局势出现了微妙变化。2011年5月底，越南国家油气集团‘平明02号’在中国海域开展勘探，电缆被我执法船切断。6月中旬，越南租用的法国探测船VIKING 2号再次试图进行海洋勘测，我执法船再度切断其电缆。以此为标志，中越又现紧张气氛。

越南在经济不景气、石油开采量遇瓶颈的情况下，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日益强硬，最终撞上南墙。这一举动与其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模式”的秘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何看似亦步亦趋，而又颇具越南特色的“小中华”策略会一败涂地？

齐白石有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用在这里倒也颇能说明问题。中国的发展路线在世界范围内非常独特，无法被别国简单复制。而真正的“中国模式”其实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仅仅照抄一些看似简单易行的做法，却在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上没有应有的坚持，对本国的国情没有正确的认识，这种模仿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和越南的国情有几点重要的不同，直接导致越南无法复制中国的发展道路。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建国后“前三十年”扎扎实实建设发展的基础，而“后三十年”建立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在有着巨额顺差的同时，继续大幅吸引外资。将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用于增加投资，成为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中国的产业升级实际上是从产业链的低端一步一步“吃”到产业链高端，而且一旦“吃”进，就不会“吐”出。这是只有中国这样的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才能做到的事情。

相比之下，越南经过几十年革新开放，不过是将自己变成了全球资本的“殖民地”，输出大量资源——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实际上就是输出劳动力资源。结果就不可能如中国一样不断积累财富并将其作为投资，而不得不依赖外部投资，这等于放弃了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由此，越南经济只能在国际市场的风风雨雨中随波逐流。更重要的是，越南政府无力进行巨额的投资，也没有如日、韩发展初期般良好的外部环境，越南的产业升级也就只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虽然越南也试图在石化产业和旅游业方面有所突破，但这两方面都只在刚刚小有成就的时候就遇到08年经济危机的**和2011年经济再度崩盘的影响，成了明日黄花。

其次，越南的战略目标超出自己的战略实力，这可能是越南最可悲的一点，也是其“小中华”迷梦带来的最主要恶果。作为一个处于东南亚一隅的国家，却选择“远交近攻”战略，隔着自己历史上最重要的盟友去与远在寒冷北方的大国勾勾搭搭，结果不仅受到了严厉的“教训”，更失去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像上世纪70、8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时那样的优越环境，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错过，对于越南这样无法自己掌握命运的小国而言，就只能永远后悔。

在北部湾和南海油气开发问题上，越南更是采取了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对“双赢”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一味拒绝，贪图蝇头小利，直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实际上从2005-07年中国给予越南的投资援助可以看出，如果越南与中国搞好关系，并非没有可能通过中国的投资解决它经济的根本性问题：投资不足——越南的经济盘子尚小，中国是有能力接的。当然，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富强”和“反华”两者，越南不能兼得。(作者：席亚洲独立军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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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五篇：XX年年会发言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型发展成绩有目共睹

XX年年会发言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型发展成绩有目共睹

《巴黎协定》谈到了绿色转型的问题，但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它非常清晰的轨迹。绿色转型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作更多的努力。除了在政治上努力，转型发展过程中，经济上也需要更强的领导力。只有树立更加长远的目标，才能实现真正的转型发展。在转型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气候变化问题，还要求实现共同利益。所以不应该只是单纯面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而是要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长远性和可执行性。中国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型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也对全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毁坏自然环境。在十几亿人口的情况下，想要保证环境的可居住性是一个难题。不仅要保障生态系统不会被破坏，而且应该保证让人民的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加强环境保护，使大自然恢复原有功能的同时，还要提供十几亿人的就业机会和生活资源。在这个过程中，转型发展尤为重要，而转型发展过程中，政策的前瞻性是其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基础。

另外，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希望国合会能够快速反应，面对变化制定相应的金融制度。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行业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只有金融制度不断更新和变化，才能跟上发展的步伐。

最后我想说，国合会在不断宣传生态文明理念过程中，一定也不要忽视其他国家。从政治上来讲，一些国家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领导力将变得非常重要。要解决目前的问题，不仅需要智慧，更要充分抓住发展的时机。当前，非洲大陆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就近30年发展历程来看，非洲的人口增长迅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新考虑接下来二三十年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在环境保护和绿色转型过程中，中国采取的政策和取得的成果对于非洲大陆等国家和地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