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立宽和灵活且极富人情味的语文规范观
建立宽和灵活且极富人情味的语文规范观
——程祥徽先生对外来语等问题的态度及其启示
王卫兵
（安徽大学中文系 合肥 230039）
提 要：程祥徽先生对涉及语文规范的外来语问题、网络语言问题、繁体字问题等都有明确表态。文章考察了前述态度的合理性，探讨了其思想基础，指出：程先生所持态度具有思想方法上的启示意义，我们应见贤思齐，建立宽和灵活且极富人情味的语言文字规范观。
关键词：程祥徽 对外来语等问题的态度 思想方法上的启示意义
○ 引 言
程祥徽先生高度重视语文规范，其许多著述，如《繁简由之》（1984）、《蓝青官话与普通话》（1985）、《澳门的三语流通与中文的健康发展》（1991）、《传意需要与港澳新词》（1996）、《“繁简由之”与港澳用字》（1997）、《自以为是与自以为非——谈港澳普通话教学的新挑战》（2000）、《澳门中文公文的回归之路》（2001）、《港澳用语用字问题》（2001）、《中文运动我之参与在澳门》（2005）、《澳门语言生活三题》（2010）、《维护共同语 包容繁简字》（2011），对于涉及语文规范的诸多问题，如外来语问题、网络语言问题、繁体字问题，都有及时而明确的表态。本文首先给予扼要介绍，然后就其合理性和思想基础加以考察，最后就其思想方法上的启示意义阐述自己的认识和相关思考。
一 程先生对外来语等问题的态度
程先生在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数十年里，对涉及语文规范的诸多问题都有过明确表态。看起来其意见多为即兴式的就事论事，其实背后有着经过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建立的理论体系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程先生的态度与语言学界正统派往往相左：正统派贬抑的许多语用现象，他不以为否，甚至还给予热情褒扬。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英语、日语等境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明显增强。对此，正统派忧心忡忡，有的认为，这“有损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动摇着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我们应牢牢记住台湾和香港沦为殖民地而被实行语言同化的历史教训”。有的说，“对于外来词的吸收有着一定的‘度’。这个‘度’，一是需要，二是适当。具体而言，除了反映新产品或新事物而不得不吸收音译外来词之外，凡能用汉语固有的词语表达准确、清楚的，就不用外来词；凡吸收的外来词，要采用统一、通用的汉字书写和读音形式，并尽量采用意译方式。”还有的提出，需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三管齐下，截流堵源，标本兼治，坚决抵制和彻底清除殖民文化对汉语的侵蚀和污染。
上述观点均见诸1996年，该年程先生发表了《传意需要与港澳新词》一文，在这广受关注的文章中，对于将外来成分吸纳与语言污染挂钩乃至上升到语言殖民化的政治高度，他尖锐地提出质疑——
近年来汉语语素库中增加了“的”、“巴”之类语素，并且按照汉语可接受的方式或习惯构出了一批新词，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起到了适应传意需要的作用。套一句俗话说，这种作法不求无功也罢，但求无过也就够了，怎么反而要背“污染”、“殖民”的罪名！
对于汉语能表达清楚就不用外来词的观点，他亦表达了不同看法——
1995年12月25日北京香山举行全国首届语言文字应用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上一位学者质疑明明是“山楂水”，商人偏要给它取个洋名，连出售这种山楂水的老板自己也解释不了这洋名的意思……招牌、商标在学者眼中要考核它的含义与出处，在商人的眼中却是“招徕之牌”，只要能招揽顾客就是好招牌、好商标。……土气十足的山楂水改作洋气十足的名称，不就是为了吸引顾客，多卖一些货品，多赚几个钱吗？在商言商，天经地义。
对于正统派决心铲除汉语中“污染”痕迹和“殖民化”成分，他更是不以为然地表示，这根本做不到——
保卫语言纯洁、净化的语言学家……直斥这是语言的污染，甚至是语言中的殖民现象，非连根铲除不可。但是铲除语言中的一个成分谈何容易，因为任何一个成分的出现都有它的理由，尤其是这个成分一旦进入了构词体系之后，那就更难撼动了。
上世纪最后20年，起初最为学界关注的是如何看待外来成分大量进入汉语；后来随着互联网的问世和发展，怎样看待网络语言⑴的登场和扩散逐渐成为讨论热点。正统派对此多半持消极态度，例如有位学者接受采访时说：
网络语言对汉语是一种污染，是小群体为了团体交流方便，根据自己的爱好编造出来的，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苗头。
程先生则不然。他曾写过一些关于网络语言的诗歌，例如：
《网上字冏》：六书之外法无穷/笑貌音容入画中/倒挂眉毛哭丧脸/冏形窘义两相通(程祥徽，2010)
《网上语言》：网上语言花样多/英文数码一淘箩/EZ当作容易解/886是bye bye啰（程祥徽，2008a）
《网上解字》：双呆并立本梅字/甘在树梢会意成/网络儿郎另有解/成倍呆傻且低能
（“某”是“梅”的本字，树上之甘果即梅，“某”演化为“口”，“呆”字和并列两个“呆”字亦都是梅；后来“某”“呆”都另作他用，于是产生形声的“梅”字、今时网上语言亦用会意法，指“呆上加呆”是更大的呆子。）（程祥徽，2008b）
其中看不到丝毫歧视和责难。他去年提交两岸现代汉语问题研讨会的《澳门语言生活三题》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还有orz，描绘一个人跪地低头哀求哀叹，网络语为“失意体前屈”；如果失意人是大头人，则是O大写的Orz；如果失意人瞪大眼，则是⊙rz；与“囧”字结合成“囧orz”，意思是“囧得失意体前屈”；类推下去，“冏orz”是“冏得下巴都掉了”；“商orz”是“戴帽人的冏”，“回orz”是“没有眼和鼻的人冏”，“四orz”是“没有口和鼻的人冏”，没完没了。“语用”现象则不单是语言结构成分的问题，而是超越了语言范畴，直接与文化心 2 理、文化趣味挂钩……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玩味和欣赏。在该文中程先生说：
90年代以来，由于计算机的逐步普及，网络语言的兴起，汉语的发展更加迅速，可谓迅速得日新月异，应接不暇，稍一停顿，就会跟不上发展的步伐，甚至会变成网络语言的文盲。
他认为语言学家应紧跟形势，加强学习，否则会因“升级太慢”，在新生语言现象面前成为睁眼瞎。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成功推行《汉字简化方案》，从此汉字使用有了形体上的和体系上的繁简之分。同时，涉及繁简区分的语文规范问题亦进入讨论范围。对于繁体字的使用，无论是形体上的还是体系上，正统派均持高压态势。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不承认繁体字为“规范汉字”，即不承认它具有合法性（包括台港澳的繁体字），二是不承认繁体字有加以规范的资格。而程先生认为，在台港澳地区，繁体字属于规范汉字和合法文字（程祥徽、田小琳，1989）。对于正统派强烈拒斥的“一国两字”提法，程先生并不反感⑵。他（1992）曾质问道：
汉字的国度尚且可以实行一国两制，而且五十年不变，汉字本身为何不可以实行一字两体，而且长期并存！
他（1992）认为：
这么大一个中国，留一两处通行繁体，其实是借以保留了汉字传统，正如澳门在特区政府治下承认葡文的官方地位恰好对单一的汉语作出补充一样。
他（2004）明确提出：
繁体在港澳仍具法定地位，简体在港澳也在不断滋生，繁简两体都应规范，分别具备繁体与简体的标准，以便与其它地区的用字进行转换。
在如何处理普通话与方言关系以及语文规范其他问题上，程先生亦有不同于正统派的看法，限于篇幅也就从略不叙了。
二 程先生所持态度的合理性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成分大量进入汉语，程先生之所以持肯定态度，主要因为他（1996）注意到：
任何一个成分的出现都有它的理由……出现新因素的主要原因不是语言使用者的标奇立异，而是新事物的产生、新概念的形成以及传意生活的紧迫需要。……向本族语言的方言和向外国语言借词是丰富本族语言词汇，为传意提供更多选择的重要途径。
他认为汉语中外来成分乃是随着传意需要的增加而增加，在传意需要激增而汉语本身一时难 3 以应对的情况下，“向外国语言借词”也就成了自然选择。再就是因为他认为，正统派对外来词的非难根本站不住脚。
平心而论，正统派并非全盘否定外来语引进，他们大多知道萨丕尔（E.Sapir）以下论述——
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很难指出有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萨丕尔著、陆卓元译，1985）
他们难以容忍的是，许多人将汉语固有说法（如“表演”“再见”）弃置一旁，去创造新的西式说法（如“秀”“拜拜”）；将通俗易懂的意译词（如“话筒”“动画片”“公共汽车”“出租汽车”“苏打饼干”）束之高阁，而选择令人费解的音译词（“麦克风”“卡通”“巴士”“的士”“克力架”）。他们指出，汉语固有说法以及意译词能够望文知义，结构形式符合汉语特点；而音译词（包括新的西式说法）既不能望文知义，又违背汉语构词规律。他们认为，舍近求远，避长取短，不仅有违民族心理，而且将导致汉语词汇系统紊乱；并认为，音译词洋腔洋调，带有殖民色彩，绿灯放行有损民族尊严。以上观点看似言之凿凿，其实经不起推敲。汉语本身并非没有无法望文知义的词语，像蜻蜓、蝙蝠、馄饨、垃圾、徘徊、伶仃、犹豫、腼腆、参差、逶迤，等等，这些双音节联绵词，即便有意符提示，亦无法通过字面了解涵义。音译词多为双音节，这就是说引入双音节音译词，就像两汉之际从西域引入“菩萨”“菩提”“罗汉”“南无”“瑜伽”“袈裟”“沙门”“沙弥”“和尚”“阎罗”等，并没有导致汉语构词方式改变。无须讳言，“麦克风”“克力架”等音译词突破了汉语构词规律，但前述突破并没超出“汉语可接受”（程先生语）的心理限制⑶。何况汉语中的音译词尽管就绝对值（该类成员总数）看上升明显，但在汉语新词增量中以及词汇总量中，比重很小乃至微不足道，⑷并“不会对祖国语言文字的整体和谐与健康发展造成冲击”（周洪波语）。其实对于汉语来说，吸收音译词不仅未造成伤害，反而有所裨益。单音节音译成分如“的”（taxi）、“巴”（bus）等，因为言简义丰，为“面的”“打的”“的哥”“的姐”、“小巴”“中巴”“大巴”等新词创造提供了极大便利。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音译成分“秀”字，除了具有“表演”的涵义，还具有“展示”的意思，以上义项是英语show固有的，也就是说，人们通过音译把show具有的丰富内涵同时赋予了“秀”这个汉语新成员。“秀”在汉语中除了可以作为动词和名词使用，如：“普金河边钓鱼再秀肌肉”“在普罗大众眼里，那就是一场秀罢了”；还可以以类词缀身份出现，如：“时装秀”“新车秀”“餐厅秀”“真人秀”“政绩秀”“承诺秀”、“秀服”“秀装”“秀场”“秀台”“秀导”，等等。根据邹嘉彦、游汝杰（2003）的考察，“秀”由台湾人率先引入汉语，十年前传到大陆，最初在上海地区使用，如今频见于大陆各地，且日趋稳定。有鉴于此，2006年版《现代汉语大词典》正式承认它为汉语成员。事实说明，音译外来成分的引入非但没有损伤汉语，反而为汉语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和生长点。众所周知，从来没有不讲效果的语用行为。对话语加以适当的“反常化”（остранение）处理，乃是提升表达效果的重要途径。“反常化”可以是语义的反常，如不说“吸引目光”而说“吸引眼球”；也可以是语形的反常，如不说“很有女人味”而说“很女人”；还可以是语味即语用色彩或语用风格的反常，如不说“再见”说“拜拜”。打破常规，变换语味，选择具有异域色彩的说法，如同老是穿中装，穿烦了，腻味了，找身西服套几天，换个格调，图个新鲜，这很正常。穿凿附会，无限上纲，只能表明自己仍在延续文革的保守僵化思维。
正是因为程先生看到，汉语大量吸纳外来词乃是基于传意需要，同时这样做并未产生正统派所说的那么多副作用，所以他对正统派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给予了坚决抵制。程先生当时 4 做法的合理性，如今已经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理解和认同。
程先生始终对网络语言持包容乃至欣赏态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首先阅读他（2010）所说一段话：
酱紫（这样子）说几句带结论性质的话吧：1.潮语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2.潮语表现青少年的思维活跃、创造性强、想象力丰富等性格特征，反映他们的天真与童趣。3.潮语主要应用于特定的小区。4.潮语主要来源于网络语言，积极吸收多种民族语言材料。5.潮语追求一时之快，属于“次文化”档次，一旦感觉不再新鲜，寿命也就减退甚至消亡。
这里的“潮语”是指主要由网民创造并主要传布于网络的新潮语言，根据引文可知，程先生之所以始终正面看待网络语言，乃因为他注意到：网络语言是信息时代催生的新型社会方言（sociolect）。它为新生的言语社群（speech community）亦即青少年为主的“网虫”们所使用。网络语言不仅是“网虫”们活跃思维，驰骋想象，彰显创造才能的平台，同时也是他们开展语言游戏以抒发天性、获取快乐的魔方。网络语言不同于一般语言，其构成材料多样，生命周期短暂。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属于次文化范畴。
可以说这是迄今对于“潮语”等网络语言最为全面的理论概括。如果大家能够认同以上见解，那么应当怎样看待网络语言也就很清楚了。消极地看，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属于次文化（subculture）范畴。要控制和改造社会方言和次文化首先得控制和改造相应的言语社群和文化社群（culture community），更有力的举措则是彻底铲除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条件。这能做到吗？做不到。既然做不到，面对网络语言，明智之举是爽快给予承认。中立地看，社会方言与全民共同语、主流文化与次文化，都是基于人类需要而产生，⑸它们各有各的用场，不可相互取代，就存在的合理性而言，地位平等，并不存在优劣之分。既然如此，面对网络语言，自然应像对待全民共同语一样给予尊重。积极地看，尽管社会方言和次文化有时会给全民共同语和主流文化造成冲击和干扰，但它更多是起配合补充作用，事实上全民共同语和主流文化的丰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方言和次文化不断为其输送养分。既然如此，面对利大于弊的网络语言，就不仅应当给予承认和尊重，而且应当给予肯定和褒扬。网络语言往往昙花一现，不像一般语言具有较长生命周期。正统派认为，“用的人少，用的时间短，不能认为是规范的”。该观点影响甚大，但未必正确。张德鑫（2000）曾表示，“即使有些流行语只流行于一时，纵然流星一瞬，只要能较好地为交际服务，也算体现了它们的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何必封杀它们呢？”以上看法值得重视。语言为交际而存在，新生语言现象不论命长命短，只要不失所望起到服务交际的作用，就应承认其规范性。
通过讨论可知，程先生有关网络语言的剖析是正确的，他从不歧视网络语言，乃因为对此很早就有缜密思考，并深刻认识到它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有益价值。
程先生对“一国两字”提法持同情态度，认为台港澳继续使用繁体字不是什么坏事，同时认为应当重视繁体字的规范问题，在1989年编著的《现代汉语》教材中，他说：
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仍然以繁体字为汉字的正统，简体字主要以手写体形式在民间流通。于是，繁简二体在不同地区分别都是标准文字。不同地区行用不同形体的汉字已成为历史事实，不可能因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
他注意到，所谓“一国两字”是指汉字两种字体在我国不同地区均享有正体待遇，并无其他意思；他同时注意到，在中国境内“繁简二体的并存已成事实”（程祥徽，1992）,“急于统一只会欲速则不达”（程祥徽，1997）。基于以上认识，在1992年发表的《澳门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与实现》中，他对“一国两字”的提法表示同情；在2004年发表的《港澳用字》 5 中，以及在今年年中为两岸统一论坛撰写的论文中，再次强调繁体字在港澳台为正体字。程先生落难青海的岁月里，曾利用在草原上牧羊的机会反复研读《说文解字》，从而对于汉字的字符⑹表现形式以及字符之间的关系有着高于一般专业水平的领悟。⑺他（1989）注意到：
从历史的纵线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古代文化，靠方块汉字记写的文献典籍流传下来；古代的经济生活、社会制度，民族的性格、心理、思维方法、审美观念以及汉语的发展演变都可以在方块汉字上找到反映。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今文字的利用价值不及古文字，但与简化汉字相比，且对于一般汉字使用者来说，繁体字不失为可取窗口。例如“為”与“为”、“婦”与“妇”、“轟”与“轰”、“東”与“东”、“閒”与“间”等（程先生举的例子）相比较，前者显然优于后者。当然，将繁体字送进博物馆，同样可以发挥文化活化石的作用。但“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古代文化”，除了反映在方块汉字上，同时“靠方块汉字记写的文献典籍流传下来”。季羡林（2002）指出，“无论把简化字推广到什么程度，决不能把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都简体化了，那是无法想象的事”。汉字简化只是以广泛使用的那部分为对象，季老所谓无法想象主要基于逻辑推导和语感直觉。十多年前，叶青（2000）曾以《尔雅》为对象，就简化字全面记录中国古籍的可能性作过专题考察，统计结果表明，季老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可否让繁体字仅为少数人掌握，亦即仅为想要通过繁体字字形以及繁体字文献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学习和使用，其他人则只与简化字打交道？当然可以。但在中国目前无法做到，至少说在台港澳地区目前无法做到。正因为如此，程先生认为，对于今天台港澳继续使用繁体字，不妨从积极的方面看：繁体字没有像楔形字、圣书字等早已命归黄泉，迄今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继续发挥着反映和记录中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作用，不是很值得庆幸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凡事皆有两面性，有人习惯反面地看，有人倾向正面地看，程先生属于后者，所以对于台港澳继续使用繁体字，他认为并非不是好事。
程先生多次强烈呼吁，应将繁体字规范问题及早纳入议事日程，这不仅是因为——
港澳的繁体字中有很多不规范，尤其是在用字上离规范的要求更远。例如“麵包”的“包”字加“食”旁，成了“飽”字；“車輪”的“車”字起笔是点，第二笔是横，成了断了轴的轮子。（程祥徽，2004）
同时亦因为经常在电脑上进行繁简转换的港澳人，操作时老是被——
“一简多繁”的对应搞昏了头，例如一个“发”字指“發”也指“髮”；一个“谷”字指了“山谷”指“五穀”。在今时今日繁体吃香的年代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矫枉过正的繁体：“范仲淹”改姓“範仲淹”；“八百里江山”变作“八百裡”：河北如今只有一个“白洋澱”，连我现在使用的软件也找不出“白洋淀”，只有“海澱”、“白洋澱”，要到“中日韩统一的表意文字”中才能找到“淀”字，真是令人唏嘘。（程祥徽，2004）
程先生（2000）坚信“国家的统一必然带来语言文字的统一”，但他（1992）同时意识到，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大陆与港澳台的语文分歧尚不具备根本消弭的条件。为有助港澳台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有助不同字体使用者的书面交际，以及有助信息处理设备的高效利用，他多次强调，对繁体字加以规范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当今世界已进入后现代（postmodernism）时期，后现代特点之一是社会服务分众化（demassification），6 亦即由偏重大众利益转向大众与分众利益兼顾（在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前述转变尤为明显）。如何更好服务社会乃是语文现代化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与时俱进，更多关照地域和社会方言使用者，以及适当兼顾地区性通用语言文字，无疑应当成为当前语言规划和语言规范考虑的内容。即此可知，程先生认为繁体字需要加以规范，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程先生意见的合理性在另一角度上亦可得到证明。大家已经知道，要想把中国古籍记录形式全部转变为简化字“那是无法想象的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不仅意味着对于需要通过古籍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古代文化”的人来说，繁体字是必须掌握的字体，同时意味着，中国汉字的最终统一不是简化字与繁体字合而为一，后者为前者所取代；而是通用层面上大家一
⑻⑼律使用简化字，特用层面上则有一部分人继续使用繁体字。既然繁体字将长期发挥作用，是否应当规范答案不言自明。
三 程先生所持态度的思想基础
在外来语、网络语言、繁体字等问题上，程先生的态度可以用“宽和”“灵活”“极富人情味”这几个词语来概括。当然，前述词语只是反映程先生在语文规范问题上的基本态度而非全部态度，因为在有的问题上他不是这样。例如澳门回归后，作为正式语文的中文始终摆脱不了翻译腔，对此，在2000年的《公文改进三步骤》和《改进公文写作的献议》、2001年的《澳门中文公文的回归之路》、2002年的《澳门社会的语言生活》、2005年的《国语、官方语文和正式语文》和《中文运动我之参与在澳门》、2008年的《法律问题体现在语言表述上》、2010年的《“双文四语”新说》和《澳门语言生活三题》、2011年的《维护共同语 包容繁简字》和《语言·民族·国家》等文章和报告中，程先生不依不饶，一再提出尖锐批评。给人的印象是，只要这状况不改变他就不会停止口诛笔伐。可见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很严肃、很原则、很较真的。但总体讲，在语文规范问题上，程先生是柔性多于刚性，灵活多于较真，人性化处理多于“按既定方针办”。
在热心语文规范的学者中，程先生非常醒目，因为他经常特立独行，与正统派唱反调。而随着斗转星移，大家注意到，这位经常“荒腔走调”的少数派，多数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他那些“荒诞不经”的观点，后来陆续为形势发展所证明。
研究一位学者，除了需要了解其成功之处，同时需要了解其成功之因。相对来说后者更重要，因为它更具启发意义。在语文规范问题上，程先生的态度为什么每每比正统派显得更正确？具有深厚学养无疑是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道理很简单，正统派不乏知识渊博者，而这并没有使他们产生正确的语文规范态度。俗话说“功夫在诗外”，我们以为，对于程先生正确语文规范态度的形成，以下四方面因素起到重要作用。
其一，保持自我，独立思考
研读程著过程中我们发现，程先生许多“出格”言论是在“境外”形成的。例如他所谓“繁简由之”是1983年在香港发表的（程祥徽，1984）；他所谓繁体字在台港澳为标准文字是1989年在香港提出的（程祥徽、田小琳，1989）；他所谓把吸纳音译词说成“污染”“殖民”是乱扣帽子，是1996年在澳门形诸文字的。（程祥徽，1996）当时港澳尚处于英国和葡萄牙治下，政治环境有别于大陆。这是否意味着程先生敢于反潮流，乃因为生活在学术氛围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不是！我们注意到，港澳回归后，程先生依然故我，并没有改变敢于逆流而上的风格。例如自1999年12月20日起，中文同葡文一样成为澳门正式语文。我国不少学者认为，虽然同为正式语文，但中文地位高于葡文。对此程先生（2005）公开表示反对，指出使用多种正式语文的国度和机构，不同正式语文之间并不存在主次之分。在《语言学：社会的使命》这部文集的后记里，程先生（2003）说：
我一辈子除了读书就是教书，没有离开过学校。从刚立足社会起就开始接受二十年之久的不公平待遇，整个青春（从23岁到44岁）在压抑、无望的境遇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培养了我永不羡慕别人而又永不求助于人的性格。……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靠一炷香。因此人必须养气，这话孟子早就说过。右派生涯让我懂得了“义气”和“骨气”，草原生活教我学会“人”字的写法。经历了高寒气候不易伤风感冒，牛羊肉吃多了让人免生软骨病，猛烈阳光的刺射可以避免色盲。
可见在语文规范问题上，程先生之所以能够一再避免集体性失误，乃因为他坚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从不迷信学界定见、权威旧说、领袖语录，从不让那些貌似无可置疑而其实未必如此的东东左右自己的思维和行动。
其二，相信群众，尊重群众
或许是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瞧不起没文化的人。且不说未出校门的大学生就已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长期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的学者，更往往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为自豪。在十五年前撰写的《传意需要与港澳新词》一文中，程先生（1996）说：
笔者对心灵纯洁的大陆学者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称没有沾染商业气息的教学单位和文学刊物为“净土”，且以置身于“净土”而自豪，仿佛行商就是污秽的行为。他们不敢瞧不起工人、农民，只好把孤芳自赏的情绪放在与商人的对比中发泄出来。
可见对于知识分子的自鸣清高乃至自命不凡，程先生非常反感。在今年发表的《说“潮语”》一文中，论及有关现象时他（2011c）说：
某些语言学家总是喜欢说“规范”，好为人师地指导人们如何正确使用语言，预测语言发展的未来。但是事实却总是不听这一套。
由此可知，对于有的学者习惯于指手画脚和预测未来，他更是怀有难以掩饰的鄙夷。程先生在最近（2011-08-29）的来信中说：
我在港澳也是生活在低层，理解低层人对语言的观感和要求，理解他们的情绪……
流放青海的二十多年里，程先生一直生活在社会低层，移居港澳后也从未把自己视为高层人，始终对低层群众保持着由衷的亲近、理解和尊重，他在低层群众面前从不自以为。他（2011b）曾说：
我从不挑剔人家的语病，因为我始终相信，没有学过语言学的人要比学过语言学的人会说话得多。
正是由于他认为更多场合应当是知识分子 “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毛泽东语），而不是人民群众离开知识分子的指导，便不知如何使用语言，正因为他相信群众，尊重群众，所以对于人民群众的外来语、网络语言以及繁体字使用，才有不同于正统派的宽和态度，并进而形成“主导语用规范的是语言使用者”这振聋发聩的观点（曹德和，2011）。
其三，守中用中，无过不及
我们曾询问程先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形成高度包容的语文规范观？程先生（2011-05-23）回答说：“我觉得语言观与人生观相连。我受过大苦，做人学会了中庸，不要绝对化，对语言现象也是如此。”可见，以中庸精神指导做人做事，对于其语文规范观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何谓“中庸”？汉儒郑玄说：“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第三十一）⑽概言之，中庸乃指“中”之运用。什么是“中”呢？王岳川（2009）认为：“‘中’表征为一个恰切的‘度’，是在面对复杂对象时精确把握事情的‘分寸’。‘中’强调的度既不能过（过分），又不能不及（达不到）。”《论语·子罕》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前述四绝可以说是对中庸境界的最佳表述。关于这四绝，通常的解释是：“毋意”就是不要总是想当然，“毋必”就是不要一棵树吊死，“毋固”就是不要固执己见，“毋我”就是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对于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庸精神，程先生本来就很熟悉，经历二十多年的磨难，更是大彻大悟。正因为多年来程先生坚持以中庸精神为指导，守中用中，无过不及，所以在语文规范化问题上，能够不断有超越同侪的认识和表现。
其四，惟真是求，客观务实
爱因斯坦指出，同样从事科学研究，就动机看则存在多种情况。有的人是为了寻找刺激的快乐以及显示超常的才智；有的人别无他求，只是为了藉此获取功利；有的人是为了远离沉闷乏味的凡俗生活和无尽欲望的桎梏，在高雅的精神殿堂中享受纯洁宁静的生活；有的人是为了认识世界，并给予其规律以贴切简明的描述，亦即为了深刻认识和准确揭示真理。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事业之所以久盛不衰，主要因为有后两种人支撑，尤其因为有第四种人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等编译，1976）多年前在给弟子的信中，程先生曾谈及对于科研的理解，他说：
从事学术研究，第一要求真，追求学术真理。第二要求深，要有深度。第三要求新，要有创新。真、深、新，这三个我们都应该追求。但如果要讲它的重要性，那真是第一位的。如果不真就毫无价值。然后再谈深，最后追求新。真、深、新，不能倒。（张建华，2011）
通过以上心迹坦陈可知，程先生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第四种人。怎样做学问亦即如何处理学术问题与为什么做学问亦即治学动机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大量事实表明，只有惟真是求，把真理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才会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始终保持学术体系的开放性，并在不断“闻过”和“从善”亦即不断“证伪”（波普尔语）的过程中，使之日趋合理稳密。从程先生审时度势，将起初的“不强行制止方言”（程祥徽，2005）调整为后来的“善待方言”（程祥徽，2010）再进而定位为“保护方言”（程祥徽，2011a）；从他愉快接受友人刘惟裘意见，将为鼓励港澳人大胆使用普通话创造的所谓自以为是说普通话，调整为：入门前自以为是，不怕嘲笑；入门后自以为非，不断提高⑾，（程祥徽，2000）等等，不难看出，程先生那“宽和”“灵活”且“极富人情味”的学术体系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合理完善。程先生注意到，事理与现实往往不尽吻合，在此场合不可只认死理而无视现实。例如，对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汉字简化，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程先生认为，对属于自源文字(self-initiated script)的汉字，以运动形式进行大规模整理，是否妥当可以讨论，（2011c）但同时必须看到，汉字简化已成历史且不可逆转。在孩子已经出生的情况下，喋喋不休地唠叨他是否应当来到这世上，不免迂腐；合乎人情的态度是把孩子带好，并处理好他与家族其他成员的关系。（程祥徽，1992）在事理与现实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处理二者关系，力求考察事理时避免认死理，能够正视现实以及过去事件形成的历史背景；强调现实时避免过于实用，以致拒斥事理角度的反思，拒斥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⑿对于 9 语文规范研究者来说，乃是经常面对的考验。应当说在此场合程先生总是处理得很“中庸”，很得体，这对于其正确语言规范态度的形成，显然亦起到重要作用。
四 见贤思齐，建立宽和灵活且极富人情味的语文规范观
《论语》曰“见贤思齐焉”，我们前面以存在争议的三个语文规范问题为例，就程先生所持态度、相关意见以及思想基础进行了考察，便是基于“思齐”目的。张载云：“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张载著、章锡琛点校，1978）意思是，能否以虚怀若谷的态度，不断调整内心世界，进而奠定正确的思想方法基础，乃是能否成功治学的关键。可见，向程先生看齐，主要是学习、领悟和把握其思想方法。易言之，是应当像他那样，建立正确的语文规范观。我们以为，如果大家赞同应将建立宽和灵活且极富人情味的语文规范观作为努力方向，那么，以下四点乃是需要予以认真考虑的：
1.与时俱进，调整不尽全面准确的学术观点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多年来被学界普遍认为无懈可击的某些语言学观点，严格推敲地说，是不尽全面准确的。这些观点包括：
a.语言是最重要的思维和交际工具； b.语言需要保持纯洁；
c.语言运用必须符合语言组织规律和约定俗成要求； d.语言必将走向统一；
e.文字是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
f.表意文字必将为表音文字所取代； ……
之所以说以上观点不尽全面准确，原因在于：a对语言多功能性认识不足，没有注意到语言同时是文化载体、娱乐手段、情感依托，等等。（王蒙，2008）b乃是索绪尔“同质说”（theory of homogeneity）影响的产物，它忽略了每个人的语言都是以“语库”(repertoire)形式存在，语言表层时刻处于变异迭出的运动状态（徐家桢，1986）；c把语用规范与语言规范混为一谈，张冠李戴（曹德和，2006）；d就直接原因看是受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⒀⒁题》中有关预测的误导（伍铁平，1989），就间接原因看则是受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设想的影响；e对汉字其他贡献关注不够，没有看到它同时是华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程祥徽、田小琳，1989）；f没有注意到有些文字由表意向表音发展，乃因为记录的是形态语言，前述演变有助于准确反映形态变化；汉语为非形态语言，且单音节语素同音现象严重，对于它来说表意文字属于最佳匹配；所谓表意文字必将为表音文字所取代，存在以偏概全之弊（程祥徽、田小琳，1989）。
以上观点多年来一直被学界视为行动指南，其片面失当之处或多或少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负面影响。在推进语文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走过的弯路，蒙受的损失，与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例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可以说语言学界普遍缺乏保护方言意识，这与只看重语言交际价值而忽视其文化价值显然是有关系的；一些学者对作家所谓“玩语言”说法反感之至，（王蒙，1993）对青少年的网络语言大加挞伐，则与忽略语言既是交际工具又是娱乐手段不无干系。又如不少学者一直视音译词之类语言变异为杂质污垢，这与他们坚信“纯洁性”乃是语言生命之根有关。再如有的人在语文规范评判上一再闹出先否认后追认的笑话，即因为没注意到语用规范与语言规范的区别，以语言规范为标尺考察语用。面对新生语用现象，不看效果而看是否符合语言规范；因为刚出现未用开，不符合语言规范要求，便判定为语病；后来逐渐用开，且复现率很高，则根据语言规范判定不是语病。其实无论起先的否定 10 还是后来的肯定都存在越俎代庖的问题，因为始终是拿语言规范评论语言运用。还如自1957年起，我国报刊上一再出现“统一祖国语言”“向汉语靠拢”等口号，同时不断挤压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空间；（楚伦巴根，1981）一些学者认为，“由方言单语制向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双语制，再向民族共同语的单语制发展”乃是汉语发展必然轨迹，并总是欣喜地看待方言萎缩，即因为相信，斯大林的语言大同论必将成为现实。还如上个世纪推行简化汉字，我们用同音替代法淘汰不少生僻地名用字，结果给地理文化保存乃至历史文明维护造成损失，（李宇明，2004）而这与忽略汉字文化价值显然有着因果联系。另如上个世纪的汉字简化，一些细节处理仓促草率缺乏合理性，总结教训乃因为不少人认为，简化汉字属于过渡字体，无须较真，而正是所谓表意文字将为表音文字所取代，使得他们产生如此想法。
前面提到的一直被视为无懈可击的观点，是在过去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身处今天历史环境求全责备是违背历史的。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发现其片面失当之处的情况下，则应及时加以调整。因为墨守陈规，胶柱鼓瑟，同样不是正确的历史态度。
2.审时度势，纠正有违时代特点的管理方式
中国由于拥有地理、自然、经济、社会、人文乃至文字等得天独厚条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一直保持着疆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高度统一。这不仅使中国有过汉唐盛世的辉煌，迄今保持着泱泱大国的雄姿，而且亦使民众具有很强的全局观念、集体意识和忘我品格、牺牲精神。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特别是其掌权者，不仅推崇“大一统”，而且习惯以“大一统”方式处理问题。“大一统”的“大”意指“张大”，“一统”意指“统一”，“大一统”亦即扩大强化各方面的统一。锥子没有两头快，搞“大一统”有它的好处，最近欧美爆发严重经济危机，而中国风景独好，这与其“大一统”体制不无关系；但搞“大一统”也有它的弊端，主要是它过度强调统一性而忽视多样性，为维持统一性而钳制乃至扼杀多样性。如何处理好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做到既统一又多样，“和而不同”，乃是当前改革的重要课题。“大一统”弊端在我国语言文字管理中亦随处可见。克服弊端首先得看到弊端，而能否看到取决于是否具有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年夏天广州发生“粤语**”，尽管程先生认为**掀起者应负主要责任，但同时认为：“必须从语言学理论上加以探讨，从根本上寻找根源，纠正错误的做法，促进社会的和谐。”（程祥徽，2011a）这里体现的就是反求诸己的精神。遗憾的是，许多更需要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恰恰最缺乏这种精神。孙中山曾告诫：“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且不说当今周边世界，反对专制的民主运动此伏彼起，族群意识空前高涨，分众服务方兴未艾；中国国内也在努力改变“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温家宝语），朝着“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江泽民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毛泽东语）的方向迈进，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语言文字管理方式，其中已经暴露大一统弊端的部分，理应顺势而为加以调整。比如影视作品中的方言使用，有关部门似乎应当停止滥发不得人心、说了白说的文件，让老百姓手中的旋钮和遥控器，对其实施控制和引导。
3.顺应民意，满足社会各界的合理要求
2006年岁末，伴随中央大政方针的调整，国家语委决定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作为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新目标。（李宇明，2007）能否将普通话与方言、简化字与繁体字关系处理好，对于能否顺利实现新目标具有决定意义。自从2004年元月杭州电视台创办方言新闻节目《阿六头说新闻》且一炮打响，南京、济南、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纷纷跟进，如今此类节目已遍地开花。有人批评这样做不合法（邵培仁、李雯，2004），此说不妥。《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六条规定，“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播音用语可以使用方言，各地开办方言新闻节目都履行了审批手续。那么是否合理呢？“理”包括事理和情理，事理的讨论已经很充分，而情理的讨论似乎关注不够。所谓情理是指人之常情，亦即老百姓内心普遍存在的情感倾向和情感判断。各地开办方言新闻以来，收视率很高，便是情 11 理反映。因为老百姓收视方言新闻绝非基于事理分析，他们并不了解，不同新闻内容（国事新闻还是民生新闻）、不同语言形式（普通话还是方言）、不同兴趣爱好（关心天下大事还是身边琐事）之间存在雅俗之分，雅对雅、俗对俗乃属理想匹配；他们纯粹根据情感倾向决定取舍。胡总书记曾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既然老百姓喜欢方言新闻以及其他方言节目，那么语言管理部门和语言研究者，就应尊重和顺应民情，运用掌握的行政权和话语权，精心呵护它而不是粗暴打压它。繁体字的规范问题，程祥徽（2004）、黄德宽（2004）、费锦昌（2004）等学者多年前就已提出，但没有引起重视。原因在于，有些掌权者认为繁体字属于落后文字，加以规范乃是迁就少数人。（林炎志，1995）以上看法似可商榷。文字是工具，工具的价值体现于适用与否。考察适用与否需结合具体用场，对于文言来说繁体字较为适合，对于白话来说简化字更为可取。二者各有所长，相互补充，谈不上谁比谁适用，更谈不上谁比谁先进。至于繁体字使用人数，仅台港澳就达两千多万，大体相当澳大利亚整个国家；如果加上大陆需要认读繁体字的文科大学生，以及海外的繁体字使用者，等等，总数更为可观。因为有几亿人使用简化字，而忽略几千万人的需要，是没有道理的，这有违后现代重视分众利益的潮流。坚持推普大方向的同时，给方言留下生存空间；提升通用汉字规范水平的同时，认真解决特用汉字的规范问题，“正确处理好语言文字主体化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许嘉璐，1998），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建构和谐语言生活的新目标。
4.知行结合，摸石过河过程中努力推进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前导，理论研究任何时候都不可放松。对于语文规范来说，亟待深化的理论课题为数不少。诚如胡明扬（1987）、侯精一（1994）、刘叔新（1995）所言，上世纪五十年代确定的普通话定义需要再斟酌。该定义至少存在四方面问题。其一，偷换概念：“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句话，本来是说北方话是普通话的基础，（罗常培、吕叔湘，1980）后来被理解为针对词汇系统而言；其二，缺乏自洽性：词汇是语法的组织材料，语法是词汇的组织形式，二者互相依存，“本是同根生”；认为前者来自北方话，后者来自典范白话文著作，不合逻辑。其三，违背事实：被视为普通话词汇代表的《现代汉语词典》，其词条“选自五四以来重要作家的文艺作品、全国性的重要报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般论著和学校课本”（闵家骥，1981），而非北方话词汇表。其四，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口语形式的北方话属于“局限语码”(restricted code)，词汇和语法简略粗糙，（Bernstein，B.B，1964）无力充当普通话词汇乃至普通话整体的直接基础，跨越书面语将普通话与口语形式的方言直接挂钩，导致理论上的漏洞。又如汉字发展规律，李荣（1987）指出，简化和繁化“这两种趋势都是古已有之”。苏培成（1989）评论时问道：“简化和繁化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有主有从呢，还是平起平坐。如果有主有从，那末哪个为主哪个为从”？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可是要想做出正确的回答，要做大量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对于这问题笔者有基于方法论的三点想法，即：考察汉字发展趋势，a.不可不考虑制约表义形式（包括语音、语法、文字等形式）的普遍规律，b.不可不联系所考察文字的依存基础和服务对象，c.不可不注意作为基础和对象的语言以及该语言特点给予文字的影响。不言而喻，表义形式首先讲求表义的明晰性，然后讲求用力的经济性。表义形式的演变不会仅仅受制于经济性。⒂汉字作为表义形式，其演变不会只受制于经济原则。通用汉字系统和特用汉字系统的依存基础和服务对象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在文言基础上产生，迄今仍以文言为最佳服务对象；前者主要在白话基础上产生，一直是白话的最好纪录工具。因为文言始终保持单音词为主的格局，随着表义内容的丰富，一词多义现象日趋严重；为减轻词义负担以及减少同音现象，在明晰原则作用下，特用汉字通过增加意符和音符而呈形体繁化趋势；⒃与此相对，由于白话中双音词不断增加，作为其记录工具的通用汉字出现区别性过量的情况，在经济原则作用下，通过保留轮廓、删略构件、起用古字、草书楷化、符号替代等方式，走向形体简化。⒄概言之，12 简化主要反映通用汉字形体的演变；而特用汉字总体上不存在这现象，文言盛行的清末以前它主要表现为繁化。正因为如此，裘锡圭（1987）说：“形声化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而形声化就往往是跟字形的繁化联系在一起的。”并指出，如果把简化理解为书写趋于便捷，亦即随着字体的演变书写越来越方便，可以认为汉字演变的趋势是简化；如果把简化理解为减少笔画，则不能认为汉字存在简化的普遍趋势。笔者关于汉字发展规律的以上想法未必妥当，提出来是为了就教于方家。根据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学说，以及哈耶克(F.A.von Hayek)的“理性不及”(non-rational)观点，科学家既无法全面把握对象亦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科学研究乃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的过程。鉴于全面把握对象需要借助集体智慧包括论敌的智慧，我们应重视交流，并注意倾听论敌的意见。在不同观点交锋过程中，不要把“学术问题牵连到政治上去，不容学者发表反对意见”（程祥徽，2011c）。伏尔泰（Voltaire）说过：“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将始终捍卫你说话的权利。”（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au bout pour que vous puissiez le dire.）我们应有此涵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理论研究的健康进行，才能通过理论研究不断修正狭隘僵化偏激的认识，才能建立宽和灵活且极富人情味的语言文字规范观。
五 结 语
学术研究从问题开始。问题就是矛盾，包括不同观点之间的矛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基于反映矛盾的需要，在开头介绍程先生学术思想以及后来就此展开深入讨论时，提到涉及矛盾的一些观点。其中有的被置于“正统派”名下。正统的学术流派多半带有保守倾向。有的学者只是在个别问题上与正统派看法相近，多数场合是很开明的，不公平地将其并入正统派，只是为了讨论方便。本文提及的发表过保守意见的学者，有些乃是中国语言学界的前辈和巨擘，笔者对他们一直深怀敬意。对其个别观点加以否定性评析，这使笔者深感不安。而所以没有放弃，乃因为笔者无法忘记唐兰（1981）在《古文字学导论·自叙》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本书里不免要批评到许多学者的错误。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辈和密切的朋友。„„郭沫若氏曾告诉我：“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不过，治学问而至不敢明是非，还成什么学问。学问本只是求真理。我们找出自己过去的不是，指摘别人的不是，同样，也愿意别人指摘我们的不是。
笔者多年来一直将其视为座右铭，指引自己做人治学。笔者坚信那些蒙受冒昧评点的学者，对这段话不仅有着更深领悟，而且早已身体力行，因而会谅解笔者的鲁莽。最后，姑且套用唐先生说过的话，请发现本文错误者，“指摘我们的不是”。
附记：本文构思过程中与曹德和先生多次交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和诸多帮助；修订过程中吸纳了沙宗元先生的重要意见，同时亦吸纳了马春华、黎洪、王萍等友人的很好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附 注] ⑴广义的网络语言包括：a.网络专业术语，如鼠标、主板、宽带等；b.与网络有关的特殊用语，如网民、触网、虚拟空间等；c.网民聊天室和电子公告栏上的常用词语和符号，如美眉、大虾、JJ、+U等。狭义的网络语言与前述第三类相对应。本文所说的网络语言主要指狭义的网络语言。
⑵程先生认为“一国两字”是客观现实，但没有必要以文件形式加以明确，因为这样做不利于台港澳与大陆文字上的统一。（参见《港澳用字》）
⑶胡明扬指出，汉族人并非绝对不能接受音译词，难以接受的只是那些表示既陌生又抽象的文化科学概念的音译词，对于表示业已熟悉的具体实体的音译词，如“巧克力”等，则连小孩都很容易接受。（《关于外文字母词和原装外文缩略语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2期）
⑷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新词语700条（王铁琨《10年来的汉语新词语研究》，《语文建设》1991年第4期）；而到后来，随着社会进步、信息爆炸和网络语言的大发展，每年新出现的语文性新词语都在上千条（陈章太《略论我国新时期的语言变异》，《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6期）。有违汉语构词规律的外来词，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小。《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六万多条，不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的外来词与其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毫。
⑸美籍哲学家窦宗仪认为：“文化是人们为了实现维持生存、享受生活和寻求生命意义的目的而创造的生活的模式，文化的内涵包括全部的人类生活方式。”（《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管见》，《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
⑹这里的“字符”，专指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包括意符、音符和记号三种形式。（参见裘锡圭《谈谈汉字整理工作中可以参考的某些历史经验》，《语文建设》1987年第2期)⑺参见程祥徽《草原忆趣》（载《面海三十年》）。
⑻关于“通用层面”和“特用层面”的划分，详见费锦昌《论汉字规范工作的层面性》（《汉字规范百家谈》，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⑼陈焕良曾指出，即便“阅读简化字版古书，也必须弄清繁简字之间形音义的复杂关系，否则就会以今律古，误解古书。”他认为无论对于整理古籍还是对于学习古代汉语、阅读古书来说，都必须认识繁体字。即此可知，至少作为中文系大学生，掌握繁体字乃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参见《从〈说文〉看繁简字的关系》，《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
⑽许慎《说文解字》云：“庸，用也。从用从庚……”（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0页）以“用”释“庸”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文字学得以证明。
⑾谢枋得《文章轨范》云：“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程先生所谓学习普通话，入门前自以为是，入门后自以为非，与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两相比较，程先生的说法则更为具体生动。
⑿有学者说：“被忽略的历史会变成被否定的历史，甚至导致重演。”这话不无道理。有些可以避免的错误而一再重犯，原因之一就是对历史缺乏必要的反思。
⒀斯大林对世界语言未来前途的预测是：“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从这些语言中将首先产生出一些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语言，然后这些区域语言再溶合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语言”。⒁程先生对语言大同论始终持怀疑态度，在《言语难统一》这首诗中，他说：“书同文字语难同，须待时空始建功。若使殊方无异语，东西南北尽归中。”明确表示这种情况永远不可能出现。（《泛梗集》，九鼎传播有限公司，2008年，第79页）
⒂“明晰性”与“经济性”，在我国语言学界存在形异实同的多样表述。罗常培、吕叔湘称之为“准确无误”与“省时省力”，沈家煊称之为“象似原则”与“经济原则”，董琨称之为“区别律”和“简易律”，金立鑫称之为“精确性”与“经济性”。
⒃形声字在商代甲骨文中仅占18%，在周代金文中占40%多，到东汉《说文解字》中已占80%，在清代《康熙字典》中已达90%。（党怀兴《简论形声字产生的几种途径》，《安康师专学报》1989年 Z1期）⒄根据刘俊一对3500常用汉字的穷尽式统计，在不包括592个后起字的情况下，笔画数字减少的占44%；笔画数字不变的占32%，笔画数字增加的占24%。（参见《趋易、求别——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力》，《青大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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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2浙江省高考语文作文试写 《且观且行》
且观且行
一撇一捺，大写一个“人”字；且观且行，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时而停下脚步坐在路边，欣赏欣赏风景，或为路过的人鼓掌喝彩；时而坚定地一路快跑，向着心中的既定目标努力冲刺：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
每个时代，总有这么一群人，一群孤独但有着饱满灵魂的人，他们是我眼中的英雄。我喜欢静静地坐着，仰望着他们高大的身影，羡慕且真诚地为他们热烈鼓掌。
这群人中有这样一个人，他为了肩负起黑暗的闸门而拥有一颗黑暗的心，他是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这个人就是鲁迅。我佩服他能弃医从文，这样的决定，这样的改变，只是因为他的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我为他鼓掌；我欣赏他的杂文，那是匕首，那是投枪，直刺国人愚昧的内心，我为他鼓掌；我更敬仰他勇敢而又执着的精神，他敢于揭开长期以来蒙着国人的黑色面纱，大胆地抨击这个黑暗的社会，我为他鼓掌。如果像鲁迅这样的一群人冲在时代的前头，那我就先停下脚步，静静地坐在路边，热烈地为他们鼓掌、喝彩，因为我做不到鲁迅那般：无情的揭露、愤怒的控诉、尖锐的批判、辛辣的讽刺、痛苦的呐喊。
这群人中还有这样一些人，我也会静静地坐着，看着，为他们鼓掌。他们如影子般那样，我始终也没能看清他们的脸庞，更不用说那个瘦削不堪的佝偻的背影。这一切，只源于我们的不关注，试问，有多少人曾注意过马路上那些穿着黄色安全衣的清洁工人？又有多少人曾正眼瞧过街道上那些永远弓着背清扫地面和垃圾的清洁工人？扪心自问，影子般的他们，永远只在路人的风景中蜻蜓点水般一扫而过，从来都不会成为路人眼中一道独立而又独特的风景。而我，感受着他们那影子般的孤独，无奈着他们那影子般的黑暗生存，体会着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默默的坚定信念。我愿意坐在路边，感动着为他们热烈鼓掌。
“人”，不在于做得有多大，而在于站得有多直、有多久。所以，我愿意为一切精神饱满的人鼓掌。当然，“人”，不仅要站得直、站得久，还得迈开步子坚定地奔跑起来，向着心中的既定目标努力冲刺，勇敢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英雄。
我要带着风一样的速度，像刘翔那样跨过一个又一个跨栏，直至胜利；我要带着霜一样的冷酷，公正严明地像包公那般解决难题；我也要带着雨一样的轻柔，如春风般吹开每一个人的心灵，如春雨般滋润每个人的心田，让人们不再悲伤、痛苦，而是看到生活的明亮与希望；我还要带着雪一样的洁白，将自己的青春绚烂的完全开放，永远保持自己尊贵骄傲的呼吸，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我告诉自己，我要努力坚定地奔跑。
当我看到体育健儿为国争光的那刻，我为他们鼓掌，而我也暗暗下定决心，我要在学习这块我经营的土地上，努力摘取我的金牌；当我看到断臂天使刘伟能够用双脚都能弹奏出如此美妙动听的音乐的时候，我为他鼓掌，而我也勇敢地在知识的海洋中扬帆起航，充满信心向着成功的彼岸前行；当我看到吴菊萍这样的女子不顾牺牲生命张开臂膀接住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为她鼓掌，我知道，我需要这样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鼓舞我，让我明白这个社会还有爱，还有无私的大爱，令我在前行的路上快跑着。
俗话说，看得多了，自然也就会了。我想说，当坐在路边欣赏，为英雄鼓掌之后，我明白，这些英雄足以让我有了奔跑的冲动，更有了奔跑的力量，甚至有了成为英雄的渴望。如果是这样，这个社会还会是人人都小心翼翼地珍惜自己的琐细欲望，为物质和肉体急急奔走吗？我肯定地说，不会！因为人人都会是英雄，都具有英雄所具有的精华，都有殉道者般的神圣和信仰，都有朝圣者般的坚韧与顽强。
回头看看身后的脚印，或深或浅，或隐或现：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脚步曾经暂停过，是我为哪个英雄鼓过掌；我也清楚地记得这些脚步曾经奔跑过，是我在努力地快跑。
“人”这一撇一捺，就是在告诉我们，两只脚应该要一前一后交替进行才可以行走，才可以奔跑；而人这一生，就应该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做一个路边坐着观赏鼓掌的人，也应该要且观且行、且行且观，做一个勇敢奔跑的人，让自己奔跑得更明确，奔跑得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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