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望增加中国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精选）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望增加中国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农民在土地租赁上有了更强大的法律保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规模更大的农村土地市场。这一趋势有望帮助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也是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村土地市场仍高度受限。耕地为村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代表)，直接买卖耕地是违法的。不过，自1984年以来，农民个人获准出租或转让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得到了2002年一项新法律的支持，去年又获得了高层领导的进一步支持。中国的领导人正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以应对持续的贫困和贫富不均。
据农村发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周三在北京公布的一项调查，这样做的结果是，现在农民们可以拿到更高的土地租金，签订期限更长的租赁合同。
自1999年以来，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非营利机构一直在对中国农民状况进行独立调查，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进行调查的外部机构之一。最近一次调查是在2008年年中，当时该机构采访了17个省份的1,879位农民。
在2008年的调查中，土地年租金的中值提高到了相当于每英亩267美元的水平，比2005年调查中每英亩125美元的价格增加了一倍有余。这个价位与美国西海岸已灌溉耕地的租金相当。农村发展研究所表示，租金上调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越来越认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可靠的，因此也是有价值的。有超过15%的土地转让合同期限在3年以上，比2001年时的6%有所增加。
农村发展研究所创始人普罗斯特曼(Roy Prosterman)说，这表明人们开始从中期角度看问题。如果你能让农民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这是启动全球经济所需的一大要素。
农村土地市场的形成意味着有为耕地定价的可能。农村发展研究所表示，从标准30年期租约的平均租金可以得出，全中国的耕地总市值可能约为1.2万亿美元。对此加以利用可以帮助农民变得更加富足。约有15%的受访农民正在以某种形式转让土地。现在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种自己的地以外的来源。
福建省沙半(音)村的48岁农民张德平(音)说，通过出租土地，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工厂工作，或是在别人的地里干活。每年9月至来年3月，他都把家里的地租出去，在剩下的时间里种些水稻自用。
他说，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把地租出去，真可以赚不少钱，因为他除了收租金外，还为别人干活赚工钱。我们可以比在自己的地里种田赚更多的钱。
在交易的另一方，租别人的地种庄稼的农民收益则可能更高。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租别人地的农民中有36%进行资本投资。普罗斯特曼说，这类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
沈伟峰(音)租了张德平的地，同时还租了当地其他近500个农户的地。他种植高价值作物，比如大头菜、番茄和青椒，并向俄罗斯和蒙古出口。沈伟峰是90年代中期开始这类生意的，不过当时他发现很少有其他农民愿意把地租给他。
沈伟峰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部分村民愿意把地租出去，他们甚至担心自己不能把地租出去。他种的地已经从最初的约40英亩扩大到了现在的100多英亩。
得益于日益坚实的法律基础，这样的交易越来越普遍。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在土地使用权方面，有58%的农民现在都有一份正式的书面合同或证书。威胁土地使用权的一个主要因素──村里的有关部门强迫进行土地资产的重新“洗牌”──已经减少了。调查发现，土地使用权的重新“洗牌”情况从此前调查的占农民的3%下降到了每年约1%。
普罗斯特曼说，现在的挑战是，中国需要把这些法律保护扩大到两亿农户中的其他人群中。
维基百科: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一个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概念，指少数人拥有越来越多土地的过程。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另外一些人只能拥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丧失土地。在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里，土地兼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激发民变。但是在工业社会，土地兼并则能够向工业商品提供市场和劳动力。例如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土地兼并运动，但是英国十分幸运，圈地运动成为促发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从而渡过了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历代朝廷都将抑制土地兼并作为基本国策，这也是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
土地兼并与土地私有化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中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实处于两难境地:现行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小农经济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国农业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政策。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人所持的理由，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认为土地私有化之后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由此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其实这样的预测是不准确的。没有证据表明土地私有化就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土地兼并现象一定会有，但是这一现象是否会达到引起社会**的程度却值得商榷。以中国人“恋地情结”，出卖自己土地的现象将不会很普遍，中国人在哪种情况下才会出 卖自己的土地呢?一种是在发达的情况下，做生意发了财不需要继续土里刨食式的谋生手段，或在大城市里谋得一个好职业举家迁入所供职的城市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可能会被视为累赘而出 卖，但是这也仅仅说出了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也许上面所说这些人出于留后路的想法之一保留自己的土地也未可知，从中国农民的秉性来看很有可能;第二种情况是农民破产，被迫出 卖自己的土地以维持生计，引起这种后果的必要条件是种粮食赔钱，原因一是粮食太便宜而生产资料太贵且税费过重，二是自然灾害，前者是出于社会的原因不单纯是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后果，比如国内粮食市场对国际开放，而国内的生产资料市场未能同步放开，或者生产资料属于垄断产业比如电力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种情况会有所缓解，对于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民破产，则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避免。我眼下只想到上述两种情况，有意者可以补充。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中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实处于两难境地:现行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小农经济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国农业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政策,但是农场制模式在中国却行不通,原因是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如果土地一旦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那些丧失土地的人并不能都成为农业工人,势必有许多人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容忍这个人口无节制增长带来的恶果。这种状况势将持续很长时间,而小范围的土地兼并则会成为中国土地状况的一个异数.所谓的小范围的土地兼并是指前述那些因不再需要土地的人出 卖自己的土地。这种状况目前即已存在。比如在温州，因为很多人出外谋生，致使许多土地面临抛荒的危险，而政策又不允许抛荒，为了避免被课以重罚，他们在离家之前必须妥善处理自己的土地，多数情况是他们出钱请其他人代为种地，除了出钱之外，农业税还得自己缴，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之与他们实在是一种束缚，如果允许他们自由出 卖自己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类似的情况多发生在南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北方则比较少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情况将越来越普遍。
土地兼并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过程
要使中国从小农经济的封建国家转变成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化文明国家，农业土地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状态，转变成企业管理的规模化状态，是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没有这样的过程，农业的现代化无从谈起，国家进入现代化社会的目标，更是无从谈起。
历史地看，世界上现代化国家形成的发展历史，无不首先是农业土地成功兼并的发展历史。有了成功的土地兼并，也才有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工商化，农民才成为了农业经济的产业工人，生产工具也才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英国可以说是通过土地兼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典范。从16世纪早期到17世纪末，通过协议性圈地运动完成了土地从共权到私权的确立(当然也可能通过强制手段达成协议)。到了18世纪，又有了圈地法令，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圈地。土地共权改革为私权，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土地规模化的基础。圈地运动逐步消灭了佃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状态，使成片的土地掌握在了有资金实力和管理能力的农场主的手里。他们为了追逐高利润，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集约化生产水平，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直到19世纪初，英国农业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法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政府实行了“减”的办法：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国家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鼓励农村年轻人离土离乡，到国营企业做工;其他青壮年劳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与减少农业人口的做法相反，对农地经营规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同时，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父子农场、兄弟农场以土地入股，开展联合经营。各级政府还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这是一种非盈利组织，它们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此外，国家还给大农场提供低息贷款，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促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1955年，法国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有127万个，20年后减少到53万个，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增加了4万多个。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50年代初近40%，现在只有2.2%，农民平均占有农地达到10公顷以上。
虽然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土地集中的规模化生产经营。小农经济的农业形态，是发展不成现代化农业的，中国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开始“土地兼并”的历史征程。虽然道路漫长，但是就象种庄稼一样，只要开始耕作，并且精心管理，就一定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地权不均”一定会导致社会不公平?
对中国过去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式影响最大的有两种理论，即“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和“乡村和谐论”。“中国封建社会”理论亦称“租佃关系决定论”，其特点是非常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它大致有五个环环相扣的命题。第一，认为传统农村最大的问题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地权集中、使用分散，因此造成耕者无其田，有田者不耕，形成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这种意义上的农民特指佃农--以致农村被割裂成两个阵营，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第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说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小农两极分化。这种以“私有-买卖”作为租佃关系成因的解释还引申出两个理论：一是认为既然小农经济会两极分化，租佃制又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则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地产还不够，紧接着还要消灭小地产，搞集体化，否则又会启动下一轮“两极分化”。二是所谓“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之说，如果租佃制是万恶之渊，“私有-买卖”又是租佃之源，这就必然强调“抑商”的必要，同时忽视“限权”的必要--因为抑商正是要靠官家。第三，以“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兼并危机、主佃冲突，最终爆发农民战争”的模式，来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周期论。以此解释中国历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极生治，治极生乱”的现象。第四，以“中国地主制，西方领主制”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区别，尤其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两个流行说法都与“租佃决定论”有关：一是说中国的租佃制是小生产，而西方的领主制庄园据说是大生产，有利于使他们过渡到资本主义。二是说中国租佃制下土地可买卖，导致“以末治富，用本守之”，工商业积累都用来买地了，因此不能形成资本原始积累。而据说西方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所以工商业赚了钱只能在业内滚动，资本就积累起来了。第五，用这套说法解释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近代国内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据认为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都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后来的国共斗争也是由于共产党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胜利了，国民党没解决这个问题，就失败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共两党的斗争描写成土地改革派和反土地改革派的斗争。这五个命题环环相扣，形成很完整的一个逻辑体系。
与此相反，早在1949 年以前就一直有对乡村社会的另一种逻辑。其最典型的代表并不是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而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如梁漱溟先生等人，他们和西方汉学的一些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传统社会另一极的看法，笔者称之为“乡村和谐论”。与阶级斗争之说相反，这些学者把传统乡村看成一个非常和谐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其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句话：“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据说传统的国家官府只管城里人，乡村社会则依靠习惯法、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非常和谐地在自我调节。而进行这种调节的主要组织资源，就是被描述为传统之根的家庭-宗族组织。据说宗族是自治的，自治靠什么呢?靠伦理，通常是特指传统血缘共同体-宗族关系中的族缘亲情与辈分等级所维系的人际交往准则。而这种伦理的代表、从而也就是小共同体公共利益的代表，被认为是乡绅。如果说“中国封建论”者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之地在“乡村和谐论”者那里是个充满温情的大家庭，那么乡绅在前者那里被描述为欺贫虐佃的大地产主，在后者那里则是以道德立身、为乡亲请命的读书人。这种作为地方精英、乡村自治代表、民间伦理化身的乡绅，越来越成为解释中国传统农村的关键概念。总之，“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描绘的是一种玫瑰色的传统乡村。
但这种理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真正解释过以往称为“农民战争”的社会爆炸现象何以会发生。假如传统乡村的内部关系真的那么和谐融洽，而外部的专制权力又对它并无影响，那么大规模的、惨烈与残酷程度在人类各民族内战史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
三、几乎是规律性地、大约每隔两百年就发生一次，这究竟是为什么?
更为古怪的是：这两种在理论形式上最为对立(其逻辑上的不相容性远远超过国共两党农民-土地理论的差异)的解说，在现实政治中的关系却似乎不那么对立。不仅当年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流最终选择了与中共合作，今天这两种说法也同时流行，有时甚至同时出现在同一人、同一部著作中，而似乎并不需要以实证和理论上的争辩来排解二者的逻辑矛盾。然而从学术角度看，上述关于租佃和宗族的理论极有辨证的必要。笔者十年前曾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一书①，对明清以来关中地区的超低租佃率和自耕农社会进行了分析。该书发表后引起两类反响：一是认为此类特征不仅关中有之，如过去就一直质疑“地主经济”论的美国学者赵冈先生，便在其新著中引述了上述关中数据来为他的中国传统农业非地主经济论作补充证明②。而其他一些地域经济史的研究者也指出当地存在着类似关中那样的特征③。二是认为所谓关中模式只是极特殊的个案，不能说明关中一般，更不能说明中国。如郑磊认为，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土地分配比较平均、租佃对立不严重是关中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异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经济涵义”不构成什么冲击④。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森田明主张关中在明清之际有所谓土地兼并浪潮，以致导致原有“水利共同体”解体⑤，其说虽在拙著之前，并非针对拙论，但是也有人以此质疑“关中无地主”之说。
其实，笔者在那本拙著中已经指出，所谓“关中模式”的理论意义无非是说，过去许多被认为需要改变的传统弊病(多以约定俗成的贬义词“封建社会”名之，其实只要不拘泥于古义，此词本属无可无不可)本非有赖于租佃制的存在而存在，也未必因租佃制的消失而消失。这并不是说这种传统中不会有租佃制，也不是说租佃制本身没有弊端。只是租佃制并不像以往所说的那么重要，或者用那时的用语，租佃制及其引起的诸问题并非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已。因此，尽管关中的地权分散状态并不像郑磊所说的那样只是民国大饥荒造成的短期偶然现象，明清时期关中也不像森田明所说的那样发生过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其实并非问题的关键。笔者当然无意证明关中历史上任何时段都从未有过更高程度的土地集中，更不想证明中国其他地区也和明清以来的关中一般地权分散。清代以至民国的“关中模式”无疑是地权分散的传统自耕农社会的一个特例，“租佃决定论”不能用以解释它。传统中国乡村的其他时段与地域可能比“关中模式”的土地更集中一些，自耕农少一些，租佃率高一些。但因此“租佃决定论”对于它们就能成立吗?笔者对此非常怀疑。
地权不均也未必意味着租佃制发达，即使在存在租佃关系的情况下，租佃关系和我国的传统结构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经济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地方(如华北)，租佃关系也非常不发达。如果那里有一些大地产的话，也大都是用雇工经营的，就是说北方多经营地主，南方多租佃地主，这是很早人们就已经看到的现象。如果地域设定，那么时间变量也似乎有类似的函数关系，如江南，明代还有不少经营地主，到清代基本上就没有了。然而，清代的资本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无疑比明代要发达得多。总之从地域讲，江南比华北发达，时间上讲，盛清比明发达，但是租佃制则偏向于在较发达的时空中存在。这与所谓租佃制代表“封建自然经济”，而雇佣制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到底是雇工经营“先进”还是租佃经营“先进”。现在姑且不管什么“先进”与否，也不管租佃还是雇佣，只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看上述地权分布状况的可能意义。
我们知道，如果抛开政治上的不公平，仅就经济方面讲，导致人们生存状况相差悬殊的直接原因是消费状况的差异，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也，而这又与收入状况的差异直接相关。土地分配的不均只有转化为收入、消费的不均，才会造成社会不公并加剧社会矛盾。由于消费统计比较困难，因此，如今人们讨论社会公平时主要关注的指标是收入分配的不均，吉尼系数也主要是用来计量收入分配不均度的。如今国际上一般都认为，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在0。3以下，属于相当平等的社会;0。3-0。5是比较不平等的社会;0。6以上是很不平等的社会。通常认为我国如今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已经超过0。4，一些有影响的调查，如经济学家赵人伟课题组、社会学家李强课题组都认为早在1994年我国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45左右。
如果像以“租佃决定论”为基础的“中国封建论”所说的那样，传统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租佃关系中的地主与农民的不平等，亦即是地权不均导致地租剥削引起的收入不均与消费不均，甚至如改革前的一种流行说法：地租是封建社会剩余劳动的基本形式，赋税、利息、商业利润等等都是地租的再分配，那么上述中国传统水平的地权分配不均会导致一种怎样的不平等呢?设想一种逻辑上的极端状态：某个超大地主占有社会上的全部土地，其余所有社会成员完全无地并且沦为该地主的纯佃户。这时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1(即逻辑上的极值)。假设这时的地租率为50%(即通常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常态的“对半分租”)，那么该地主将占有社会总收入的一半，而其他人共分另一半。不难算得此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为0。5，只是地权分配不均度的一半。
如果改租佃为雇佣，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一般而言，如果收入分配不均并非因政治强权造成，即如果其原因主要是经济上自由的要素交易与资本孳息(如雇佣、租佃、借贷等)，那么“生息资本”(所谓生产资料)分布的不均度必然显著高于收入分布的不均度，亦即“财富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的不平等”。道理很简单：一个经济上高度分化的社会可能有大量的无产者，但不可能有大量的无收入者。在农村可能有许多无地农民，但不可能有不吃饭的农民。反过来讲，富民可能垄断资本(或土地)，但不可能垄断收入。作为平民他们的“不劳而获”需要通过要素交易(即“土地与劳动的结合”)来实现，这种交易必然带来收入的分散。
因此在富人主要由平民、而不是由权贵组成的英、美等国，20世纪通常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在0。3-0。4之间，然而其资本分配的吉尼系数就要大得多，往往达到0。8以上③。在今天的其他国家，虽然由于民主化程度低，“权力收入”和来自“统治-服从关系”的收入比重相当高，但是如果仅计算受到此种收入影响较小的乡村平民中的收入分配状况，则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例如据分析，1991年在孟加拉国农村，农民来自乡村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只有0。28，可是该年该国农村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0。65，几乎高出前数一倍。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抽样研究显示：1988年，中国农村农地分配的吉尼系数，未调整土地为0。50，调整过的土地为0。47，但当年乡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只有0。34。1995年中国农村分化加剧，这个数值上升到0。42，但是如果只计来自农业的收入，则吉尼系数只有0。24左右。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传统中国，如果只考虑平民中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那么显然，无论在租佃制还是雇佣制下，地主都不能获得其土地上的全部收获，而佃农或雇工可以全然无地，却不会全然无收获，只有自耕农占有其土地上的全部收获。换言之，地主占有的收入比例小于其占地比例，佃(雇)农占有的收入比例高于其占地比例，只有自耕农的收入比例与占地比例大致相等。这样，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就会明显小于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虽然两者的比值并不固定，但是根据经验，在地租率大致为50%、地权分配吉尼系数为0。3-0。7区间时，因租佃关系引起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与地权分配吉尼系数的比值约在0。5-0。6左右。
于是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面临两个推论：
推论1：如果按“租佃决定论”的逻辑，与传统时代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数相应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将只有0。26-0。3上下。如上所述，这在今日社会统计学眼中属于“平等社会”，其平等程度远比今日中国(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超过0。4，甚至可能超过0。5)为高!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怎么会有社会不公?怎么会发生社会危机乃至屡次发生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这将令人难以理解。
推论2：反过来讲，如果这个社会的确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发生过社会危机与社会爆炸，那么这种不公与危机就应当另有原因。这种原因使收入分配的不均可能甚于地权分配的不均，甚至在“均田制”条件下仍会因社会不公引发爆炸性的社会危机。
总之，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这种程度的土地不均在逻辑上只能导出两个结论：或者社会矛盾来源于土地不均，那么这种矛盾将无关痛痒，传统社会是个一团和气的桃花源;或者社会矛盾会很尖锐，但矛盾的根源必然另有所在。二者必居其一，在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推翻这两者。
第二篇：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
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流转 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我区在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积极构建区、乡、村三级服务平台，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适度规模效益初步显现。目前，全区各乡镇（街道）都建立了规范标准的土地流转服务大厅，335个行政村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站。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达7.8万亩，签订流转合同2.65万份，参与流转的农户达1.96万户。
**取得的优异成绩得益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2010年、2011年土地流转工作连续两年作为区政府着力实施十大惠农工程之一扎实推进。同时，采取多项措施切实解决好农村土地二轮承包遗留问题，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完善流转市场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经管理机构，加强流转管理服务，促进我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健康发展。
一、开展农村土地政策法规宣讲活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农村土地方针政策，提高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政策法规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中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和**区农业局联合组成农村土地政策法规宣讲团，对全区9个乡镇、街道和工业园区的乡镇干部、村居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共1200余人开展了集中培训。重点就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合同规范、涉农信访等方面的政策法规进行宣讲，并发放了临沂市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临沂市农业委员会联合编纂的《农村政策法规100问》，使基层村干部真正懂法、知法，在农村土地工作中严格依法行政，切实把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理解好、贯彻好，确保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不受损害。
二、实行土地承包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为保护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巩固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成果，**区制定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临东办字[2010]149号），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流转健康发展。
（一）提出具体整改要求与期限。为把责任追究制度落到实处，**区以区农业行政部门为主导，组织乡镇街道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自查自纠活动。一是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根据市区有关要求，组织乡镇街道深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逐一排查存在问题，实施动态销号管理，切实解决农村土地承包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健全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指导各乡镇街道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委员会，健全完善土地流转纠纷调解机制，妥善解决土地承包流转矛盾纠纷，切实履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职责和义务。
（二）明确实行责任追究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的有关规定规定，对下列违法行为根据情节实行责任追究：
1、以家庭承包方式发包农村土地，未按照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数平均分配、发包到户的；
2、剥夺、侵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3、超过法定比例预留的机动地未承包到户的；
4、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的；
5、未将承包期延长至法定期限的；
6、擅自变更解除承包合同，调整或收回承包地的；
7、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发包不宜采用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和因工程建设、自然灾害毁损的农村土地的；
8、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申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
9、扣留承包方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
10、扣留或擅自更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的；
11、其它侵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益行为的。
（三）制订责任追究的具体办法。自2010年11月1日起，对农村土地承包违法行为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经济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由相关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违法行为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引发重访、集体访、越级访，造成不良影响的，经查属实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报请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实施责任追究及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大监督考核力度，依法实施土地流转。
**区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组织、监察、农业、财政、国土、信访、民政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土地流转的供求登记、信息发布、项目推介、中介协调、合同签证、追踪服务和纠纷调处等工作，各乡镇街道、工业园区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同时，区委、区政府还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考核办法》，将土地流转工作纳入了区委、区政府对乡镇（街道）年终考核。实行区级班子包乡镇（街道）、乡镇（街道）班子包流转基地建设责任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目标责任机制，有力促进了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健康快速开展。
第三篇：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提高农业生产力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提高农业生产力
——对蒙阴县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和思考
中共蒙阴县委党校 刘 强
刘 强，1975年2月生，男，蒙阴县委党校 讲师，教研室主任，本科。联系电话（0539-7149916，***）。
【内容摘要】所谓土地使用权流转，严格意义上讲，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框架下，农地产权结构被分解为三种权利，其一是所有权；其二是承包权；其三是经营权（使用权）。因此，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也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国家允许农地合理、有序地流转，是我国农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充分调动和保持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是推动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近年来，蒙阴县按照中央土地政策的精神，坚持政策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工作方针，以市场为导向，在稳定家庭承包经济的基础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把它作为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抓好土地整理、主体培育、形式创新、机制完善，使流转面积逐年扩大，流转速度明显加快。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强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了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步伐，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键字】农村 土地流转 提高 生产力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实现农村发展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制度保障。当前，实现农村土地流转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措施和途径，也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一． 蒙阴县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蒙阴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全县地貌，深受构造、岩性、气候、河流等内外营力作用的控制和影响。整个地形南北高，中间低，由北西向东南倾斜。全县总面积1601.6平方公里，其中山丘陵区占27%，低山丘陵区占54%，准平原区占10%，水域 占9%，现有耕地面积47万亩。截止目前，全县土地流转总面积2.6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6%；其中互换面积1.36万亩，转包面积0.97万亩，租赁面积0.3万亩。
1.蒙阴县土地流转的现状
作为一个山区县，蒙阴县丘陵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4%，土地流转势在必行。1998年，土地实行二轮延包时，由于土地地级过多、级差过大、农户承包的土地分散的七零八落，有的甚至十几处，每块面积往往只有几分几厘，难以实现连片开发，严重影响了土地产出效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土地实行有序流转，促使小片归大片，将分散的土地化零为整，使农村土地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由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由零星种植向集中连片开发转变，进一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为切实搞好这项工作，县委、县政府于2002年在联城乡许家沟村进行了土地流转试点。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土地流转问题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特别强调要在农民自愿、有偿的前提下。2009年初，中央1号文件提出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让农民自愿选择，任何人不能强迫农民去流转土地，或者阻止不让农民自愿流转土地。在政策的引导下，蒙阴县为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变的原则。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落实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前提。按照中央、省、市一系列指示精神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蒙阴县精心组织、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全面落实了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依法完善了二轮延包工作，基本上做到了承包地块、承包面积、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书“四到户”。共落实土地承包面积44.6万亩，让农民吃下“定心丸”，为土地流转打下了基础。
二是坚持自愿有偿原则。坚持以《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央、省、市有关政策为依据，以农户自愿为前提，以双方协商为基础，达到双赢效果。
三是坚持土地向连片开发集中原则，土地流转的目的是提高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同时更要方便农户耕种，因此通过流转，实现土地连片开发是提高生产效益的重要途径。
2.蒙阴县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蒙阴县农村土地流转的步伐明显加快，规模不断增加，结构不断优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互换 即承包户之间为方便耕种管理，交换其承包地块的使用权。这种土地流转方式在蒙阴县比较普遍。近年来，农户组织成立专业合作社，有计划、有组织的 沟通农户互换土地，将分散的土地集中到一起，既方便了耕种，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土地的连片经营，也为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创造了条件。通过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也成了蒙阴县土地流转的一大特色，自2002年以来，共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2400多个，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界牌镇双河峪村富民合作社成立于2003年，建社伊始，合作社就积极引导社员进行土地流转，全社共流转土地400余亩，实现了连片开发，在此基础上合作社组织社员兴建塘坝3处，建水池56处，修生产路2600米，目前全社共发展蜜桃260亩。联城乡许家沟村共有144户，400多口人，该村有600余亩未开发利用土地，其中有多户农户承包地。该村于2002年组建了三个合作社，并以这三个合作社为依托进行了土地流转，将原来分散多处的农户承包地，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了流转，每个合作社通过流转得到了200多亩土地，并由合作社按人口分配到户，为合作社建立一社一品的生产格局创造了条件。坦埠镇中药材协会流转农户承包地1100余亩，现年生产优质药材种子5万余斤，取得经济收入62万元，带动入会农民人均增收3000多元。再如野店镇南晏子村952人，人均耕地1.5亩，近年来，该村建立7个合作社，9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调整互换和开发整理土地1200亩，形成了“一社一大片，一户一大块”的种植格局。
转包 即承包方将承包期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使用权，以一定条件转给第三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原承包方与转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变。据调查，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土地流转的承包户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又不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的承包户，他们有的进城务工，有的则从事第二、三产业。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务农人员相对减少，无劳力户或外出务工经商户将自己的承包地转包出去，既保证了农户的土地收入，也促进了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二是年老体弱，无力进行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户。
出租 即承包户将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出租给本村外的他人经营以获取租赁收益。蒙阴县旧寨乡采取这种方式流转土地120亩，占流转面积的1.8%，主要是租给了企业。例如山东中信钙业有限公司、蒙阴九寨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蒙阴县边家风味食品有限公司等均采用这种方式从北楼、八里庙子、西彭吴等村租凭土地。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山东美华农业（原润东果蔬汁）有限公司是蒙阴县招商引资来的一个大项目，计划投资3亿元。该企业为建立自己的原料生产基地，计划租赁农户承包地3000亩，目前已落实300余亩，既为农户增加了收入，也为公司进行标准化生产打下了基础。采用租赁这种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出租户不仅获得了土地租赁收益，还可利用农闲季节，进入当地的工厂打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获得了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利于城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3.蒙阴县土地流转的特点
蒙阴县土地流转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既保证了土地适当集中和规模化经营，实现土地开发效益的最大化，又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利益，取得了农民得实惠、村集体增收入、经营者获利益的“三赢”效果,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流转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在免征农业税前，村组织和农户流转土地主要动机是为了完成税费上缴任务，避免土地撂荒。免征农业税后，不论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规模流转，还是农户自主进行流转，其动机都是为了增加收入。可以说二者的行为由被动变为主动，进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二是土地流转的范围不断拓宽。免征农业税后，农民种田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他们的惜地意识提高，流转的土地由当初的撂荒耕地扩展到整合农用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已由原来在亲戚、本村、本乡的农户之间进行，扩展到外村、外乡甚至外来企业。三是土地流转的市场取向开始显现。部分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现在为享受国家对种粮面积的补贴纷纷要求收回已转包的土地，或要求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重新确定流转费用。
4.蒙阴县土地流转的效益分析
从全县的角度的看，土地流转有利于促进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有利于破除土地城乡二元分割，土地流转盘活农村“沉睡的资本”，其收益是农民“特殊社保”。蒙阴县通过加快土地流转，促进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加快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土地流转，蒙阴县农村土地走出了一条由分散经营向集约经营发展的新路子，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促进了农户的连片开发，加速推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例如旧寨乡初步形成了无公害蜜桃、干煸肉丝、兔毛加工三大支柱产业，培植了杏大精品示范园和农产品加工创业园，现拥有优质无公害蜜桃3.2万亩，农产品加工企业23家，其中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家，农产品注册商标8 个，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农业增效。
二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通过土地流转，有一部分承包户的土地转移到外来企业手中，农户不仅可以得到土地租赁收益，还可进入企业打工，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例如山东中信钙业有限公司租赁旧寨乡北楼村78户承包户的土地65亩，这些承包户不仅可获得每年每亩1000元的土地租赁费，进厂务工的，每月还可拿到1500元的工资收入，仅此一项，每年增加收入20000余元，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从调研了解情况看，蒙阴县的土地流转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 产业化经营，对培置壮大农村特色和优势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蒙阴县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
蒙阴县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新机制有一些新思路、新举措，在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引导和支持下，农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提高，土地流转有了新气象。但同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农民认识不到位，观念滞后，流转水平低，进程较缓慢。在农村旧思想根深蒂固，给承包土地流转带来困难。农民就业空间小，农民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建设初期，大多数农民主要还是依靠土地收入解决吃饭、看病、上学、养老问题，这就造成农民对土地流转存在后顾之忧，宁愿造成地荒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大面积撂荒必然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给农村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农民的“两不”和流转业主的“两怕”是影响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观念障碍。农民的“两不”，指的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不占白不占”的心理普遍存在，“不愿”交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农民将农村承包土地作为其生活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敢”流转或交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业主的“两怕”，指的是业主“一怕”农村土地政策不稳，不敢大胆投入;“二怕”农业生产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压力大，不敢大规模搞开发。
第二，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形成，缺乏中介服务。目前，由于缺乏土地流转的市场中介组织，土地流转主要依靠农民自发进行，想转出土地的农户寻找流转对象难，而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大户却苦于挨家挨户的谈判费时费力，使流转成本增大。土地流转缺乏中介组织，信息传播渠道的不通畅，严重影响了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第三，运作程序不够规范，容易形成土地纠纷。土地流转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多数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是自发形成的，以亲朋邻里间为主，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规范性差，在某些方面不具有法律效力，有的也未经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审查同意;二是土地流转有的不按规范签订合同，合同条款、标的不明确，甚至与现行法规相冲突，如租用土地的时间超过了二轮承包期规定的时间等。有的曲线炒作地皮，实行耕地“农转非”;三是县乡级合同管理机构审查、签证或公证机关公证体系还不完善。没有建立完整的土地流转合同档案，农村土地流转资料档案比较缺乏。农村土地流转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制约土地流转。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流转效率低，土地承包纠纷隐患较多，处调难。个别地方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落实不到位，土地没有确权到户，影响了农村土地流转规范有序开展。
第四，利益分配机制不科学，调动不起农民的积极性。有的地方土地流转存在 较大风险，损害了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例如，在土地流转前，缺乏对流转业主的农业经营能力资格审查和评估的市场准入机制；在土地流转后，又缺乏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流转业主一旦经营上出现失误，无法履约，常常给参与流转的农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造成损失后，又缺乏有效的补偿办法，风险由农民承担。农民的流转收益缺乏增长机制还表现在流转合同的约定上，农民土地流转收益一般是一签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变，大多数农户土地出租后，一亩地一年的租金100-300元，流转期间不再调整租金，没有考虑经济发展变化及流转供求关系对流转收益的现实影响。
第五，缺乏龙头企业带动、产业支持。农户间土地自发流转比重大，集体组织引导流转少，规模化推动力量不足。虽然农民之间通过自发土地流转对防止土地荒芜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土地流转后仍然没有改变农户各自分散的经营方式，缺乏组织化规模经营，市场搏弈能力差，经济效益低。一些发达省份，在征得农户同意的基础上通过集体统一组织流转，有力地推动了以土地合作组织形式和土地股权制形式快速发展，促进了土地流转加快，实现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蒙阴县得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相对较少，带动土地流转力量不足，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不够紧密。
第六，承包土地少，规模生产难形成。平均分包土地的格局使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增收的难度增大，扩大规模经营又没有多余的土地，放弃承包土地又担心生活没有保障，有限的土地限制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农业土地资源的浪费。小规模生产，农民收益难增加。分散零星生产经营方式难以摆脱小农经济的桎梏，制约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成和推进
三．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蒙阴县在实际工作中除应遵循上述方针外，还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尊重农民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地位，土地流转不能违背平等自愿的原则。土地是否流转及以何种方式流转，必须尊重农民意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碍或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能为了流转而流转，不要把土地流转当做有利可图的事情，不能在流转过程中损害农民的利益。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也一定要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二是要在确权到户的前提下引导流转。蒙阴县各乡镇要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在对农民的承包地进行物权化保护的前提下引导流转，流转期限由流转双方依法商定，流转期满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仍归属于土地流出方。三是推动流转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流转补偿 的标准和形式，应由流转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同时，要认真执行上级部门公布的土地流转最低指导价，并明确多种兑现方式，以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四是土地流转不能改变基本农田的用途。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基本农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能把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农田改变用途。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对新形势下如何发展现代农业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引人关注的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被放在七项部署的首位，这既显示了中央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中央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近几年，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成为必然。于是，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全国各地展开。尽管土地流转是规模化经营的必然趋势，但是全球粮食危机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粮食安全对我们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因此，土地流转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三个不得”中的“不得改变土地用途”。确保粮食安全应成为土地流转的终极目标
四．进一步推进蒙阴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思路是以发展为主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在流转原则上，坚持维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长期稳定农户承包权，依法流转使用权。在流转目标上，依靠各方面的优势组合，实施耕地规模集约经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针对蒙阴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积极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探索土地流转的新机制，不断总结经验，努力使土地流转为全县农业发展、经济建设服务。
1.加强政府引导，着力政策推进，完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
土地流转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引导尤为重要。政府可以出台专门文件，召开专门会议，全面宣传贯彻党中央土地政策，解除部分基层领导和群众思想疑虑，同时结合实际，制订鼓励流转的政策，特别明确土地开发利用政策，轻税薄赋政策，权益保障、环境、信贷、服务方面的政策。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经营主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县乡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有所作为，不乱作为，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同时充分调动村级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依法完善前期流转中的遗留问题，积极组织竞争流转。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转让、出租、互换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精神，加强对土地流转必要性的宣传。要让群众认识到，土地不仅仅是农民就业和生存的手段，更是一笔庞大的资产，加快土地流转正是合理利用这一 资产，增加收入的有效手段。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和通过流转土地增收致富的典型，让农民了解政策，消除误解，放心流转。
土地流转市场是土地流转的最重要条件,而流转中介组织是沟通买卖双方最主要的桥梁和纽带。建立全县农村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负责土地承包及流转的政策把握、方案制订和业务指导、流转信息发布和中介等工作。政府要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安排专项工作经费，保证土地流转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严格农村土地流转程序，规范合同管理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山东省实施办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要求，必须要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程序和行为，严格农村土地流转申请、审核、信息发布、合同鉴证等流转程序，确实保障农民利益。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监督管理，要制定统一的流转文书格式，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的流转，当事人双方均必须依法订立相应的流转合同，流转合同的签订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要坚决维护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严肃性。对已有土地流转合同，尤其是口头合同，要积极引导双方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责、权、利，保护双方的利益。同时，要针对当前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局面，有前瞻性、预见性地在合同中留有余地，确保出现新情况以后，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例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最关心地租价格，可以考虑由政府指定出一个相应的指导价格，并根据社会的经济指标定期调整，既不能让农民哄抬价格，又不能使地价被低估，确保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创造出土地流转长期稳定高效的社会环境。
3.完善农村保障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
完善农村保障，特别是失地农民的保障，是促进土地流转的重要一环。土地流转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土地问题，而是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相联系的社会问题。在垛庄镇调研期间，调研组针对一些种田水平不高的农户，提出“把土地流转出去，给种植水平比较高的农户耕种，失地农户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建议。针对这一建议，有些农户比较感兴趣，但他们的后顾之忧是如果外出务工或经商不成，回家后又失去土地，会给生活带来困难。针对这类问题，政府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解决：一是制定新的补偿办法，让农民享受到土地征收、征用带来的利益升值，合理分配土地收益。二是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社会保障基金制度，确保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足额到位、专款专用。三是实行有针对性的补偿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措施，做好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阶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衔接工作。四是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就业和再就业培训体系，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
4.土地流转与发展农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相结合 蒙阴县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在全省乃至全国走在前列，在今后也要保证蒙阴县的各农业合作社健康稳定发展，始终保持合作组织成为蒙阴县农业农村工作的一大亮点。壮大农业合作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搞好土地流转，保证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生产的需要，推动传统农业转型。
在此次调研活动中，垛庄镇蒙河阳光葡萄合作社的社长刘长军同志就提出为了保证种植型合作社生产规模化，应该加强土地流转。该合作社吸收了全村三分之二的农户参加，发展蜜桃200多亩，葡萄100亩，给入社农户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但由于未入社的农户土地与入社农户土地交错分布，不能使果品生产连成片，给规模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下一步如何正确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确保果品生产成规模，提高效益就显得尤其重要。
再如岱崮镇井旺庄果品合作社自成立后，把社员的60多亩桃园进行统一管理，在县农业局的指导下按无公害果品生产规程组织生产，保证了果品质量，现正申报国家绿色食品标志。果品已成功打入上海、广州的市场，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如果把合作社继续做大做强，带动周围更多的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加入到果品生产中来，不仅合作社发展壮大，而且可以提高全体果农的收入和蒙阴县果品的知名度。
农业龙头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助推器，在发展农村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发展规模越大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大，要求农民土地流转的面积就越大，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拉动也就越来越大。政府应制订优惠的政策，加大扶持力度，拓展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其外联市场、内联千家万户的作用，逐步打造产业品牌，自主开发经营项目，吸引农户入股，推动土地流转进程。尤其要充分发挥区域优势，通过流转土地建立基地，按照企业要求实施标准化生产，探索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的路子。农业龙头企业也可与合作社进行合作，把生产基地转给合作社管理，合作社为企业提供加工农产品，企业为合作社统一提供良种、技术、农资、销售等服务，形成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基地”三位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这方面蒙阴县的龙头企业润东果蔬汁公司已经在高都镇开始了尝试，但规模还比较小。但是，单靠企业进行这项工作有难度，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在这方面加强指导服务，特别是对土地流转要予以引导，减轻企业的工作负担。
5.把土地流转与精品示范园区建设相结合
农业精品园区发展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如寿光的蔬菜示范园、烟台农博园、上海松江农业精品园等，这些园区的建设不但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且成为农业旅游的热点。比如2008年寿光第九届蔬菜博览会就接纳了152万游客前去观光，吸引外资64亿元，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这方面，蒙 阴县开始着手精品示范园区的发展，例如蒙阴县的桃花节等活动，但场所分散，缺乏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精品示范区。蒙阴县可以立足于果品大县的实际，通过土地流转，集中一部分土地搞精品果品园区建设，不仅可以示范引进新品种、新技术，而且可以通过示范园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同时可以把示范园做为农业旅游热点吸引外地客户来观光旅游，宣传蒙阴县果品大县的形象，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
6.通过农业综合开发促进土地流转
作为农业县，我们每年扶贫农业开发、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土地整理等项目比较多，通过这些项目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政府可以综合规划，选好发展项目。按照区域化、特色化、产业化思路，进行规模经营、集约经营规划，着力招商引资，利用这些项目实施的机会对农村土地进行合理流转。今后，还可以考虑适当加大向农业项目招商引资的政策倾斜扶持力度，通过财政贴息、补贴等形式，争取一批有实力、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竞争能力强、效益显著的农业项目，以点带面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主动性。
7.积极探索有益的土地流转模式
对于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目前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可以借鉴其中的先进经验，也可以自己探索适应当地情况的有益的流转模式。例如滕州市西岗镇的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的运转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在借鉴他们运作方法的基础上，蒙阴县土地流转管理中心可以建设制定一套规范土地流转的办事程序。再就是学习宁阳市建立的“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路子和“底金+分红+劳务收入”的土地流转分配方式。这种土地“股份+合作”流转模式的运作、管理、经营和分配机制主要有四大特点：其一，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为股份共同组建合作社。按照“群众自愿、土地入股、集约经营、收益分红、利益保障”的原则，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其二，合作社按照民主原则对土地统一管理，不再由农民分散经营；其三，合作社挂靠龙头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其四，合作社实行按土地保底和按效益分红的方式，分配时，首先支付社员土地保底收益，留足公积公益金、风险金，然后再按股进行二次分红。这种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也值得借鉴。
第四篇：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发改委城乡科王新霞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加大对农业投入，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整合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促使我市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1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4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840元。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对我们进一步做好农业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党和政府对农业越来越重视，二是农业宏观政策环境越来越优化，三是社会投资农业欲望越来越强烈，四是农产品市场前景越来越看好。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农业投入不足，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建立，二是农业用地受限，规模经营空间严重不足，三是农民素质不高，新型农民培训有待加强，四是科技含量较低，服务体系不健全，五是加工流通滞后，产业链条不够发达，六是基础设施薄弱，抵御灾害能力较差。这些不利因素表明，我市农业和农村工作仍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如何抓住机遇、面对挑战，在新形势下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势必提上议事日程。对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
1、认真落实惠农政策，实现“惠农政策型”增收。近1
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我们要把抓好这些政策落实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折不扣执行免除农业税政策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落实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玉米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和能繁母猪补贴等补贴政策。从近两年来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惠农政策型”增收已经在农民增收中占到一定比例。2010年，全市共向农民发放粮食直补资金7121万元，其中种粮直接补贴1165万元，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5956万元；发放良种补贴1683.3万元，其中小麦良种补贴822.7万元，玉米811.6万元，棉花49万元。市农民人均得到补贴82.3元。
2、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实现“特色种植型”增收。这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主要渠道。一是进一步抓好粮食生产。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粮食高产栽培技术的基础上，继续实施粮食高产创建活动，推广优质、高产小麦、玉米良种，落实增产技术，达到亩均年产吨粮，从而带动全市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二是在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以蔬菜、中药材、红薯、烟叶、棉花等为重点，调整种植结构，积极发展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近几年来，全市草本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亩均效益达到1300元以上；红薯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亩均效益达到700元；蔬菜种植面积15万亩（复种），亩均效益达到1500元以上。
3、积极发展现代畜牧业，实现“畜牧养殖型”增收。一是紧紧抓住国家、省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机遇，认真落实了能繁母猪补贴政策。二是大力推广良种畜禽，提高良种畜禽覆盖率，增加广大养殖户的饲养效益。三是积极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支持有创业能力人员畜牧创业发展，实现畜牧创业带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4、强力推进产业化经营，实现“龙头带动型”增收。一是围绕主导产业和资源优势，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2010年，全市许昌市级龙头企业达到38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4家，全市农业企业固定资产达到14亿元，销售收入达到23亿元，农户从农业产业化组织新增收入4亿元。
要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来带动农民收入增加。二是按照围绕原料上加工、围绕加工上规模、围绕规模上配套、围绕配套创品牌的工作思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5、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实现“劳务输出型”增收。目前，实施劳务输出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一是加强了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对16-30岁的青年主要进行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使他们由体力型转变为智能型；30-45岁的青壮年主要开展引导性培训和短期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加转岗就业机会；45岁以上的中年人主要进行农业新技术、新知识的培训。二是坚持就地转移和向外输出双管齐下。一方面积极有序地做好向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的输出工作，另一方面围绕我市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积极培植壮大产业集群，加快铸造产业集聚区、陶瓷产
业集聚区、三粉加工产业集聚区、档发产业集聚区、分离机械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提高产业效益，增强行业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第五篇：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必然选择——对佛山市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回顾与展望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必然选择——对佛山市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回顾与展望——汤虹玲
发表 发表单位: 市委宣传部
2009.12.23 时间: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内容提要：《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及土地流转的管理等问题。《纲要》之所以高度重视土地流转的问题，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本文首先阐述了佛山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情况及主要成效，继而对我市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进行回顾和总结，最后对目前的土地流转中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加快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 农村股份合作制 农业产业化
《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纲要》之所以高度重视土地流转的问题，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不少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安定带来冲击，损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呼吁慎重对待。笔者认为，土地流转涉及了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许多重大的问题，不宜简单草率的下判断或结论，而应当在深入基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结论。[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产业化，而农业产业化要建立在两个支撑点上：一是农产品要能走向市场，二是要规模生产和经营。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规模生产的基本前提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源——土地能适度集中，即要有一定的土地规模。当前，农业生产规模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土地分散，也就是土地凝固在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手中，土地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农业的规模生产和经营是不现实的。因此，解决土地分散问题应从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切入点，从而引导和实现土地的适度集中。目前土地分散经营的状况已经构成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必然选择。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讨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显得意义更加重大。
一、我市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及主要成效
1993年下半年，佛山市委市政府制订和下发了《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意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南海试点的基础上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实行“土地入股，资产量化，合股经营，按股分红”，开始了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004年，市委、市政府出台和实施《关于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决定》(农村工作五十条)和九个配套政策文件，有力地推进了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推动下，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为105.9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4.75%，远高于全国（9%左右）和全省（15%左右）的水平，呈现出流转起步早、比例高、市场取向明显、以入股形式流转为主等特点，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一）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市通过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小规模分散经营和土地撂荒问题，促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使土地逐步向龙头企业、种养专业户集中，提高了土地集约化的程度，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如南海区目前农业规模种养大户达6017户，其中种植业有1309户，规模种植面积1.9442万亩；水产养殖规模经营户23277户，规模养殖总面积5.2967万亩；畜牧规模养殖有2712户。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实现农产品年销售额24.7亿元。高明区更合农业园区走上绿色无公害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生产经营之路，打造了“温氏肉鸡”、“合水粉葛”、“合水乳鸽”、“鸿基龙眼”、“阳光罗非鱼”等一批绿色无公害农业品牌，形成了1500万只无公害肉鸡、130万只优质肉鸽集约化养殖基地，1.5万亩绿色粉葛生产基地和5000多亩优质高档次无公害罗非鱼养殖出口基地。
（二）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二三产业全面发展
通过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股量化、参与分红，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如目前南海区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79%。通过对农村社区土地的“三区规划”，既集中了部分耕地和山坡地用于二三产业建设，又有效解决了社区之间因土地交错、格局分散带来的非农产业发展征地难、开发难的问题；既节约和保护了农村土地资源，又降低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三）增加了农民收入，保护了农民利益
通过以农村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后，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保护了农民的利益。通过将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作股量化，给农民配股分红，使农民能够获取稳定的集体资产收益。据调查，2008年南海区股份分红金额达16.8亿元，人均股份分红2347元。与此同时，农户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收入。据调查，一个农村家庭以
每年两个劳动力在家务农经营计算，人均纯收入6000元左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一人务农、一人外出打工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7000元以上。
（四）明晰了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
通过以农村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通过对包括集体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作股量化，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价值化，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拥有永久性股份和分红的权利，将集体资产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使用权实行“三权”分离，进一步明晰了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
二、我市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以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为抓手，推动土地流转机制创新
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而农村的改革又发端于土地承包。土地承包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和整个经济的繁荣。但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相对凝固、难以流动，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不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大市场的要求，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这一宝贵的资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南海区委、区政府在到广州天河、深圳宝安等地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南海的实际，开创性地提出了进行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制改革方案，即推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权分离，让农民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集体经济。在南海罗村下柏、里水沙涌、平洲洲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93年下半年，佛山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关于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意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禅城、南海、顺德和三水等区全面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实行“土地入股，资产量化，合股经营，按股分红”，把农户分散承包的土地以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形式集中起来，实现土地集体所有不变，农户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土地的经营由股份合作组织统一规划、合理使用。通过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的形式，明确了农民长期享有土地承包收益权，农民持股权证长期享受集体土地收益分配。到目前为止，上述四个区建立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2992个，其中股份合作联社（有限责任公司）275个，股份合作社2717个；设置股权750.14万份，其中土地股份数609.22万份，入股土地面积101.45万亩；资产股份数140.92万份，2008年人均股份分红1736元。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推动了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实现了土地由分散走向集中，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土地承包中的丢荒弃耕问题，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增加了农民收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提高土地流转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市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为目标，坚持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紧紧依托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引导农村土地向园区转移，收到了明显效果。目前，全市建成市、区两级农业现代化园区22个，园区面积13.8万亩。其中，市级5个农业生态园区的13个示范片点面积9.1万亩，引入各类农业龙头企业、经营户600家。具体有三种模式：
1、“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如陈村花卉世界，投资控股成立“陈村花卉世界有限公司”，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原则，对园区内的土地统一规划建设，并积极完善各方面的配套服务。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公司与股份合作社依法、公正、公开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开发经营。目前，陈村花卉世界花卉产品交易额达16亿元，出口总值达2000万美元；土地升值一倍，平均租金达5000元/亩以上；直接带动农户近6000户种植花卉近2万亩，带动农户增收1.3亿元，户均增收2.1万元。
2、“政府搭台，自发流转”模式。如高明区农业生态园西安崇步中心区，总面积19500亩，覆盖3个村委会、20个自然村。自2004年12月开始由市、区两级财政投入进行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以来，加强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引导入驻园区企业、种养大户与农村集体或农户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通过这种模式，使农村土地承包金由原来的400元/亩提高到了1000元/亩以上，大大提高了农村集体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促进了农民增收。
3、“股份合作，市场经营”模式。如南海区万顷洋现代农业生态园区，成立“万顷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由公司统一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土地。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提高了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入股农民年终股份分红增加10倍以上。
（三）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手段，发挥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
多年来，我市以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重点，采取“公司（协会）＋农户”、“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等行之有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促进农村集体土地向公司、向农业生产基地集中，并向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不断提升我市农业产业化水平。目前，全市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已发展到23家，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10家，带动农户9.6万户；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33个，其中专业合作社5个，成员4904人。通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发挥了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
三、我市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及今后发展思路
虽然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流转规模化程度不高。我市农村大部分土地流转后没有形成应有的规模，相当一部分流转的土地还处于粗放、分散经营状态。据调查了解，我市有一定规模经营的土地只占全市农用土地总面积的10%左右；二是流转周期不统一。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期长短不一，长的达20年，短的只有1年，且以5年以下为主，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需要，不利于农业的长远规划和发展；三是流转管理和服务体系不健全。我市有关部门特别是镇（街）有关部门没有配备专门人员和力量开展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多数镇（街）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土地流转合同档案管理和台帐管理制度。土地流转程序、合同签订不够规范，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协议纠纷；四是规划滞后且落实力度不够。我市虽然制定了《佛山市土地总体规划》，但有些区没有按照全市一盘棋的思想制定优势互补、统一协调的土地发展规划。各区即使制定了一些相关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规划难于落实，致使一些已进入规划的农业园区和农业综合项目，因二、三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而受到挤占或取消。由于缺乏规划引导，村与村、镇与镇之间在土地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相互扯皮；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功能划分不清，布局凌乱，对农村土地造成严重污染和浪费；五是部分村民对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由于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部分年龄较大的村民和妇女对于土地流转存在后顾之忧，宁肯粗放经营，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部分农民担心土地流转以后，将来政策一变会失去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就业困难，导致许多农民不愿放弃承包的土地；有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的收入没有明显提高，挫伤了农民流转的积极性。
农村土地流转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受到现行法律法规政策、传统思想观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做好如下工作：
（一）做好土地总体规划，抓好土地规划落实
为了集约节约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使土地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市局必须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做好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控制好土地流转的总量、结构和动态平衡，各区应按照全市一盘棋、区与区之间优势互补的指导思想做好相关的土地利用规划，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一旦制定出来，就不容任何人随意改变，从而避免土地规划流于形式。这就要求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时间跨度要较长且是科学的、权威的、超前的、符合实际的。若随着客观条件改变，原有的土地规划与实际脱节的，可以变动，但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召开听证会来改变。总之，要慎重改变。同时，为了避免土地规划流于形式，应由人大常委会来监督规划的落实。要建立农村土地用途登记管理制度，严格界定农用地与非农用地，防止农村土地在流转中变更用途、难以复耕，影响农民长期利益。
（二）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探讨土地流转新模式
1、土地信用合作社模式
通过土地信用合作社进行流转，农民将自己所承包的土地存入土地信用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租赁合同，明确双方权利，再由土地信用合作社对外招商引资，将土地贷给种养大户或企业经营。信用社从贷地费中提留部分资金用于办公和公益事业开支，其余返还存地农民。土地信用合作社是一种有利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壮大集体经济、推动土地流转市场化、规范化的新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2、两分两换模式
所谓“两分两换”就是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房屋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宅基地换房、承包经营权换社保。可借鉴江浙经验，积极开展“两分两换”试点，探索农村居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城镇社会保障的有效途径，帮助农民和企业规避土地流转风险，促进农村居民离土进城。在探索“两分两换”试点过程中，要鼓励农村宅基地多形式流转，如允许置换商品房、农民公寓房、物业或货币补偿等，引导农民集中居住。通过宅基地流转，腾出旧宅基地转成建设用地，上市拍卖筹资建设农民公寓，或发展二三产业。要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三）加大政府监管，促使土地有序流转
为了使承包者能按合同兑付租金或承包金，保障农民利益，避免因流转费用或合同问题产生纠纷，必须加强政府尤其是区、镇（街）两级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监管，保护农民和企业双方的利益。
1、尽快建立土地流转交易中心
建立土地流转交易中心，让土地流转进入市场，进行市场化运作，有利于加快土地的流转速度，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平台，有利于土地流转的规范、公平、公开、透明，也便于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监督和管理。
2、镇（街）要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管理机构
建立涉及镇（街）、村两级组织和土地、农业、林业等多个部门的行政指导管理体系，指导、协调、监督、管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关事务，特别是做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等的签订、变更、注销等登记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以保证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的规范性、有效性，防止出现合同纠纷。
3、充分发挥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
在村组设立土地流转信息员，负责土地流转的具体操作，协助做好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登记和档案管理工作，接收农户申请托管的土地，合理利用撂荒地，把土地流转出去。
（四）建立健全政策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土地流转各方面的积极性
1、建立引导农民脱离土地束缚的激励机制
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流转中征收或在财政收益中提取社保费用，对流转后无地农民实行社保制度，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有关部门对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如可以建立农地流转补贴专项资金，对流转土地的农户、集体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加大对农业规模经营的财政补贴扶持力度。加强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农民外出务工信息引导和管理，确保农民工有效有序流动。
2、建立鼓励企业开展土地规模经营的激励机制
对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按当地产业布局规划，成片集中从事土地规模经营开发建基地的，政府给予政策优惠和财政扶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企业和种养专业户从事种养业规模经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在项目安排、产品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对投资者在其获得通过土地流转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投资兴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可以免相关手续和收费等优惠政策。
3、建立开展社会中介服务的激励机制
对于社会自发组建的从事土地流转经纪业务的组织或个人，可给予所得税减免或按经纪业务量大小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
（五）深化和完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
实践证明，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是促进土地流转并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长期稳定的有效途径。当前，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举措。
1、逐步推进股份合作社的资源整合，延长承包期
到目前为止，我市除个别区外已基本完成以村为单位建立股份合作社的体制改革，但因经济基础及地域因素差异的影响，社与社之间的土地资源整合力度较小，影响了土地的大规模流转。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向集约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要积极推进股份合作社之间的土地资源整合，成熟一个搞一个，逐步过渡到以村委会建立股份联合社。农村土地的承包期要适当延长（如
延长到5-10年），各镇（街）要统一承包期，这有利于土地的连片开发和集约经营。
2、保障农村特殊群体应当享有的权益
为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应当重视和保障农村特殊群体（如外嫁女及其子女、自理粮人员、回迁户等）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省府109号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的相关规定，明晰上述农村特殊群体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身份界定标准，从而保障农村特殊群体应当享有的权益在农村中得到有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
3、规范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股权配置
目前我市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其股权都是按份额配置到个人的，这与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以户为单位承包（户的承包经营权）不相衔接。对此，应尝试以户的承包经营权入股，以户为单位按份额配置股权，以此规范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股权配置，与承包法相衔接。
（六）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服务体系
1、完善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
农村土地流转缺乏法律保障，在当前形势下，面对新的国情，当务之急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的配套制度，使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价格打破城乡界限，享有与国有土地平等的权益，实现“同地、同权、同价”。
2、建立以土地价格评估为重点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
制约土地流转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土地供求信息不畅，出现“要转的流不出，要地的得不到”和价格扭曲等矛盾。因此，要尽快组建具备一定资质的公益性的土地价格评估机构，制定包括土地级差收入、地表农作物、区域差异、规划用途、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在内的基准价格，指导土地出让双方交易；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强化土地流转纠纷调处机构职能，履行宣传发布土地流转信息、制定规范合同文本、监督指导流转合同的签订和备案、开展流转主体资质审查、及时调处土地流转纠纷、查处土地流转中的坑农行为等职责。
3、构建土地流转投融资体系
要解决农业融资的“瓶颈”问题，必须突破农村土地不能作为抵押物的制约。建议政府与农发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
作社等金融机构研究制订关于全面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施细则，明确抵押的条件和范围，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价值认定和抵押登记制度，设计抵押贷款的风险防范措施，通过设立风险金，成立担保公司，实施市场运作等方式，积极推进开展抵押贷款业务，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中遇到的资金紧缺这一瓶颈问题。
4、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
农村土地进行流转后，伴随而来的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的问题。为此，政府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向城镇第二、三产业分流；做好岗前培训工作，提高就业人员素质，为农民的转移就业创造条件；对有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民，政府在信贷、税收、工商、土地等给予政策优惠，鼓励、扶持农民自主创业。农民创业成功后又可吸纳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形成良性互动。
5、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农村土地实现全流转，农村有部分农民既无田耕又无法实现再就业，维持生计只有靠股份合作社分红，生活较困难。为此，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村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纳入城镇的大社保中，提高参保率；要提高农村低保补贴标准，建立低保补贴标准与物价变化联动机制。
（作者系佛山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经济学副教授）
[1]摘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2008年12月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