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回忆我的老师华罗庚先生——纪念华老诞辰90周年
回忆我的老师华罗庚先生——纪念华老诞辰90周年
前 言
华罗庚先生是55年前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求学时代的老师。2000年11月12日是华老的90周年诞辰，华老的许多弟子和朋友都到了他的故乡江苏省金坛市，参加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作为华老的一个老学生，我能有机会应邀作了一次回忆华老的报告，真感到异常兴奋而荣幸。当天大会中的不少发言，都说到了华老往年的音容笑貌和对学生们的严谨而亲切的教导，一切犹如历历在目，都怀有不胜感激之情。我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已以“回忆我的老师华罗庚”为题刊载在由中国数学会普委会、北京数学会与首都师大主办的《中学生数学》杂志上[见2000，11月上期]。现今我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由《数学通报》和《数理天地》发表。
一、50年前的片断回忆
正如王元的著作《华罗庚》一书中所说，抗日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当年我前往昆明求学之前，已从报纸上得知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华罗庚以其著名的《推垒素数论》荣获教育部的一等奖。另外，还从报刊上读到有关他的艰苦奋斗历史和一些有趣的故事。那时候我正好自学了一本胡睿济编著的《整数论初步》，略知数论是一门优美而精深的学科，所以我在西南联大数学系学完了两年课程之后，很自然地怀着高度崇敬的心情，选修了华先生的“初等数论”课程。后来还学了他开设的必修课“近世代数”。记得两门课我都得到了90分的最好成绩。
华先生讲课姿态很灵活，喜欢在黑板前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他在黑板上写字不多，只写出那些最必要的算式，而很注重讲问题的来龙去脉和论证思想，有时也穿插讲点小故事。所以听他讲课我感到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有一次华先生应俞大维部长（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防部长”）之邀出差去重庆期间，曾让他的助教闵嗣鹤先生来领导我们分头报告他编写好的各章数论讲义。我努力把华先生的一章讲义弄懂之后，很高兴地报告了三次，曾得到闵先生赞许。这对我后来喜爱数学教学无形中起到了积极的鼓励作用。在我的印象里华先生并不看重考试。他教我们两门课程时，一次考试也没有。当然，学生们对他这样的老师是很欢迎的。但他要求我们必须作一批他所指定的习题，最后根据作题的表现状况给我们打分数定成绩。这样，无疑是体现了对青年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自觉性的尊重和鼓励。我想，正因为华先生本人是自学成才的，所以他看重人的主动自觉性也就很自然的了。1945年我从大学毕业后，有幸被留校作华先生的助教。每星期批改一次由华先生授课的近世代数班的习题本。记得当年学生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优秀青年名叫陈国才，他的习题做得特别好，可以预见他是最有前途的。后来，他果然成为海外华裔的杰出数学家，但不幸英年早逝了。多年前香港数学会通讯上还有专门文章纪念他。
记得当年华先生讲课的主要特点是，他总是尽力把题材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有时也对一些数学定理及其证法的妙处，赞叹几句。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说：“高水平的教师总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把难的东西讲容易。反之，如果把简单的东西讲复杂了，把容易的东西讲难了，那就是低水平的表现。”这些话是使我终生难忘的。
还有一次在讲近世代数课时，他对大家说，他在步行来校的路上才真正想通了“许耳引理”（Schur’s lemma）的妙处。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竟能在学生们面前毫无保留地表白对一个著名定理的体会过程，真使大家更加敬重他的坦诚性格和求实精神。
二、华先生的治学经验及名言
华先生很重视做学问需要有“看家工夫”。所谓看家工夫指的是作科研时必不可少的最基本而有用的本事。据他所说，他的扎实的看家工夫主要来源于三部经典著作。一是克里斯托尔（G.Chrystal）的《代数学》，二是兰道（E.Landau）的《数论教程》（三大卷），三是特恩波尔（W.H.Turnbull）与爱德肯（A.C.Aitken）合著的《标准矩阵论》。他说，《代数学》使他学会了计算技巧，《数论教程》使他获得了从事数学研究的分析功底，而《标准矩阵论》虽是一本薄薄的书，却是帮助他后来完成“矩阵几何”和“复分析”巨大研究成果的基本工具。
记得北京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段学复教授，50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曾对我说过，据他所知华先生在青年时代即精读兰道的三卷巨著，共作了6大本笔记，可见其功夫之深。《标准矩阵论》这本老书，曾由华先生传给了闵嗣鹤先生，后来又由闵先生传给了我。至今保存在我家已有50余年了。从这本老书中还可以看到当年身为名教授的华先生曾作过书中习题的痕迹。19世纪初叶的杰出数学家阿贝尔（N.H.Abel）曾有这样的经验和见解：“只有直接面向名家的原著才能最有效地取得宝贵的知识和智慧。”显然华先生成功的经历与阿贝尔的成才经验及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读到读书的方法问题，华先生自有一套深刻的独到见解。我们曾多次听他说过“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的道理。当然这也是他自己读书成功的经验之谈。
他的经验是，首先要作好读书笔记，笔记中要补充书中的不足之处，包括补足定理证明的缺陷等等。还要选作书中的习题。这样就好象是把薄书读成厚书了。他还说过：“读数学书而不作习题，真好象是入宝山而空返。”进一步是要努力提炼出书中题材的基本要点和核心内容以及论证方法的关键所在。因为要点、核心和关键经过分析、概括和彻底理解后也就会变成直观上一目了然的东西，显然只须用极小的篇幅即可记录下来，所以厚书也就变成薄书了。
对待探索性科学研究，华先生认为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些差错是常有的事。他说：“只有庙宇里的菩萨才不会出错误，凡是研究工作做得越多的人，出现差错的机会也就会越多。”这和法国已故分析学大师阿达玛（J.Hadamard）的观点正好是不谋而合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阿达玛曾在他的著作《数学领域中的发明心理学》一书中说过，“在数学中我们不怕出错误，实际上错误是经常发生的。”他还说：“就他自己（阿达玛）而言，所发生的错误往往比他的学生所发生的错误还多。但由于他总是不断地加以改正，故在最后的结果中，就不会再留有这些错误的痕迹。”
事实上，从事数学创造性研究工作，一般都免不了要经历“猜测—不断试证—不断纠错—确证真理”等步骤，所以杰出的数学家们都会有雷同的经验和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数十年前当华先生在数学上取得卓越的重大成就而享有盛誉之后，一般人常把华先生称赞成“天才”。实际上他个人并不认可“天才”的说法。记得有两次他曾和我谈论到有关人类智力的看法。他认为一般正常人的天赋智能其实是差别很小的。但由于人们实际生活环境与条件的不同，智能被开发的程度不同，才使人们的智能在表现上有所差别。他常说他自己的科学工作成就主要靠勤奋，还常用“勤能补拙”的成语来勉励我们。
往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代，每次我去华先生家拜访求教时，总是看到他安然自若地坐在一个吃饭用的大方桌边作研究。我的印象是，他喜欢在饭桌上写作，而并没有固定的书房和写字台，也没有象样的沙发椅。
我做他的助教时，他曾问我：每天工作几小时？我回答说“大概每天搞数学三至四小时吧。”他说：“这么少时间搞数学怎么够！工人每天还要工作八小时呢。”听他这么一说，我真是很感惭愧，心想：做老师的每天工作时间比我的两倍还多。
三、华先生的工作特色与价值观
华先生在数论、代数、几何与复分析等领域的卓越成就及贡献，已在王元的《华罗庚》传中作了很好的介绍。这里我只想从宏观的角度谈一些华先生工作的主要特色与有关的价值观念。这对继续发展我国的数学教育来说，应该会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从华先生的许多著作可以看出，他丰硕的数学工作成果所反映的“价值观”主要表现为：追求简易、重视技巧、寻求显式、坚持构造和看重应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华先生和著名的德国数学家雅可比（C.G.J.Jacobi）、克罗内克（L.Kronecker）以及兰道颇有类似的工作特色。就善于用初等方法处理艰难问题的这种本事来看，他又和杰出的已故匈牙利数学家爱尔特施（P.Erdos）十分相似。大家知道，杰出的分析家兰道的写作风格是：简洁、精巧和严谨。华先生对此极为赞赏。事实上，华先生的著述和作文也很象兰道的风格。然而，又因为华先生还有很好的文学底子，所以他的那些表现在科普作品的写作技艺方面，却不是兰道可比的。
在科研工作中，为获取创新成果，华先生很象欧拉（L.Euler）和高斯（C.F.Gauss）那样，十分重视计算、观察、归纳和分析。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想了解他的研究工作全过程，那就最好从他桌旁的纸篓里去找出他的大量草稿纸来看。当年我虽然没有那样去做，但我从华先生的言谈中，以及后来读了欧拉和高斯的传记之后，就逐渐领悟到他们的科研工作方法实际上是极为相似的。我并未问过华先生是否读过高斯传记，但平时听他的言谈，确切得知他对高斯的“从归纳到论证”的思想方法是极为通晓而崇敬的。在看待数学工作成果的价值时，华先生对“数学思想”和“数学技巧”两个方面是并重的。有时甚至把数学思想放到更高地位。例如，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谈到了“数学家”与“数学匠”的两个不同概念。他的意思是说，数学家应该是既有高明的创新思想，又有高明的方法技巧。如果只重视技巧而缺乏高明思想那就至多只能成为数学匠了。当然，为了解决大量有一定应用价值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能精心细作的数学匠队伍也是非常需要的。此外，华先生还很强调“联想”在数学创造性研究过程中的作用。这里我想起了半个世纪前的一个真实故事。记得1946年春云南省发生“昆明事变”之后不久，我去昆明郊外华家看望华先生时，他告诉我说，城里响了几天枪炮声，他是闭院不出，天天在院子里躺在帆布床上仰观天空中的白云变幻，忽然有一次由联想使他得到了一个美妙的数学新思想。他没有谈论细节，但我知道那个时期正是他科研的高产时期，每年都有不少佳作寄往美国发表。例如，那时期他在美国的好友徐贤修先生曾在一次来信中告诉他，他在美国一年内发表的多篇论文的总页数多达一百数十页。
上述真实故事也正好说明了，华先生的一个数学新思想（或数学灵感）产生的机遇和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所说的“三上文章”的经验是非常相似的。欧阳修曾说过，他的佳作都是“三上文章”，那就是在“马上”、“厕上”和“枕上”形成文思后产生的文章。如此看来，产生文学灵感和数学灵感的心理机制及情境条件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正如国内外一些数学家所评述，华先生和印度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S.Ramanujan, 1887-1920）颇有不寻常的相似之处：（i）他们都出生于东方文明古国的清贫家庭。（ii）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数学人物。（iii）他们都是精于演算技巧并且对于“数学的形式结构”都具有特别悟性的计算大师。例如，拉马努力金特别擅长于无穷连分式与无穷乘积等解析式子的算法技巧，并有一种独特的直觉力使他能猜到或验证许多精美奇妙的公式，而为世人所赞叹。相似地，华先生操作矩阵运算就象是摆弄普通数字那样得心应手，因而能顺捷地得到了“矩阵几何”等方面的一系列极为优美的构造性成果，而为数学界所称道。然而，拉马努金由于长期食物营养不良而英年早逝。他的工作成果始终保持着某种原创性的独特个性，而他未能发展成为一个完全成熟了的能进入数学主流中去的数学家。华先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一生中虽然遭受过王元著作中所说的“三大劫难”，但总算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以致能活到75岁。他的博学多闻、勤奋努力加悟性，还使他的工作活动能融合到世界数学主流中去，所以终于成为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奠基者和领航人。
一般理论数学家往往只顾研究，不愿多谈应用。华先生与众不同，他一贯强调数学的应用价值，并且身体力行，为推广数学应用而效力。例如，70年代前后他带领工作组不知疲劳地在国内各地大力推行简易实用的“优选法”，为生产实际部门创造了很可观的经济效益，那确实是十分感人的事绩。作为华先生多年助手的国家计量学院前院长谢庭藩教授，在金坛市的纪念活动中，还专门介绍了华先生及其弟子们在统筹与优选法方面的理论贡献。足见华先生对貌不惊人的应用课题也同样是怀有巨大热忱的。
四、后 记
我有幸从青年时代起就从华先生那里获得了终生难忘的教益：一是向他学到了不怕计算和乐于计算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帮助我培育了一些“硬分析”工夫。二是在他的教学与科研风格影响下，使我较早地形成了“追求简易”和“重视显式结构”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后来研究函数逼近论与计算数学以及组合数学都是大有帮助的。三是华先生的兴趣广泛性格以及对治学方法的见解，启发我养成了爱读数学发展史和科学方法论的习惯。这样，终于使我有机会能在1980年左右开始在国内三所大学讲授“数学方法论”课程，并于1983年出版了一本颇为畅销的《数学方法论选讲》。现今此书已有第三版问世。
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华先生曾应邀出差去重庆（抗战时期的陪都）为当时的国防部门解决一个关于日军军用密码的破译问题。华先生以其卓越的慧眼很快识破日军密码的转换工具即数论中的麦比乌斯（Mobius）公式。这一令人惊喜的信息，曾鼓舞了我与当年的概率论课程老师钟开莱先生（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合作写成一篇用麦比乌斯反演公式求解一类组合概率计算问题的文章（发表于1945年美国统计数学年刊）。后来我自己以及与我的年青合作者又一起在海内外发表了数篇有关广义麦比乌斯反演公式及其应用的论文。饮水思源，这一切都要感谢当年华先生的知识传授与启示。最后要说的是，在我大学毕业时，正是由华先生的推荐和当年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的首肯，才使我有机会留校从事数学工作。实际上这也是使我后来能享有漫长的“数学生涯”并能得到顺利发展机会的人生关键一步。所以今天来纪念我的已故老师时，很自然地怀有一种深深的崇敬和铭感之情！我衷心祝愿有志于数学科学事业的年青一代继承和发扬华老艰苦奋斗、刻苦钻研、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为我国的科技与科教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徐利治（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116024）
—完—
第二篇：我的老师胡希恕先生 单志华
我的老师胡希恕先生 单志华
早有心思写这个题目，有缅怀，亦有感于中医界的现状。然而几次提笔又放下，总觉得这题目太过沉重。较之老师的盛名，较之这个社会功利化的标准，较之一个个如今已经成为“博导”的他的学生们，总觉得我没有给老师争光添彩，也无缘什么显赫的社会兼职、学术头衔。我所做的，只是按照传统的家传、师承，加上为拿文凭而系统接受的学院派教育；按照传统的读书——临证——再读书——再临证，这样的模式走了三十余年。在跟随刘老攻读中医经典著作期间，1982年初夏，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结识了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另一位名老——胡希恕老先生。记得父亲当时患肺心病住院，病情发展出现肾积水，导尿失败，其中一位名老提出用麝香外敷肚脐，借其芳香开窍之力或许有效，于是院方派人去山西讨回一点上好的麝香给父亲用上，果然尿液点滴而出，可是也就这样了，终未能解决问题。父亲病情在恶化，高烧、神智昏迷、大小便闭塞不通，已出现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院方邀请中医药大学的六位名老中医（包括董建华、王绵之、我老师刘渡舟、胡希恕、赵绍琴、杨甲三）会诊，有位名老提出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当以扶正为主，先保心肾控制住病情。84岁的胡老诊完舌象脉象后，提出一个与众人截然不同的“峻剂攻下”法并处方案，还说：“小大不利治其标”，必须先解决大小便问题——这就是救人。态度非常果断。众名老念其年事最高，便都依了。但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服药到第二天，奇迹发生了：大便五次，开始排尿。到第五天，尿量已达正常，肾积水消失，父亲开始下地活动......后来刘渡舟老在胡老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辩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就这样，一周后父亲出院了。为表达谢意，父亲准备了两瓶茅台酒让我送给胡老。老人家那会儿住在东直门医院宿舍——一个小两居室，采光也不太好。记得那是一个午后，大约3点半的时间，估计老人家午睡已醒，我携礼登门致谢。胡老连连摆手说：你父亲就是太客气，没这个必要嘛！我说这是家父的一点心意，还请胡老笑纳。落座后，我见桌子上摆着围棋盘还有布局的棋子，便问胡老：您在跟谁下棋？胡师母在一旁回答：他是自己跟自己下。有这等下法？我感到奇怪。胡老问我会下围棋吗？我说只学了一点点，谈不上会。胡老说：祖宗发明的围棋不仅是娱乐，也是医生看病不同阶段的一种演示，我自己跟自己下，考虑的是用药如用兵，怎么开局、怎么落子、布阵，这里头辗转腾挪，显尽机巧，是为轻灵一路；另一面，走坚实一路，步步为营，渐展威风。棋局经常会纷繁缭乱，但心绝不能乱。看病如下围棋，要有识有胆，胆识具备。我痴痴地听着，这不就是陆游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吗！当胡老了解到我在学中医时，便说：我现在每周末给内科医生们还有留学生讲《伤寒论》，你如果愿意，就来听听吧。我跟他们说一声就是了。于是我每周末去听胡老讲课，带一个日本产的松下“板砖式”录音机，连听带录，回到家就整理笔记——整整记录两大本，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又一大收获！胡老的传授让我实实在在地学会了“读经典”的思维方法，知道什么叫“读书”了。如此坚持了一年，直到83年夏秋之交，胡老病重住院为止。胡老先生密切结合临床讲解《伤寒论》，每发真知灼见，我时有振聋发聩之感！老人家已近85岁高龄，但思维敏捷，颇有口才。讲《伤寒论》的篇章结构，气势高屋建瓴；而具体到每一条，甚至每一个字，又毫发毕现，细致入微。真的，太精彩了！试举一例（一般读者可绕开此段比较专业的文字）：伤寒论第31条经文：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译成白话就是：感冒出现的表证，如果出现脖颈后背发僵不舒展，加上没有汗怕风的症状，用葛根汤治疗。就这17个字，胡老讲：葛根汤的组成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为何以葛根名汤？是张仲景为了突出“项背强几几”这一主要症状，再从葛根汤的用量上，葛根四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依次主治项背强、无汗、恶风，与经文先后顺序一致。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冠以“太阳病”是提醒医家此病还处在感冒的表证阶段，类型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中风”。但太阳病见“恶风”，又颇像桂枝证，然桂枝证是“汗出”，此是“无汗”，何意？本条经文以“恶风”代替太阳病的恶寒，反映出表证有化热苗头（风为阳邪），但尚未形成热像；第三层意思：无汗与恶风相连，含义深邃，这是表证渐趋化热的动态描述。同时，首揭“太阳病”，煞尾用“葛根汤主之”，恰是太阳病将入阳明病（或者阳明里证外合太阳表证）的一个过渡阶段。总之，张仲景这17个字告诉医者：此三个症状，“项背强几几”是为突出主证而设，故列为一；“无汗”反映出病起于“伤寒”或者说属麻黄证，但病势在变化，已渐渐失去表“寒”之典型征象，而出现化热之“恶风”，想必张仲景在此动了一番脑筋，故起首曰“太阳病”，而不曰“伤寒”。这是经文的含义。运用到临床上，大凡项背僵直不柔和的病人，如颈椎病、颈性头痛、眩晕、背痛等等，都可以考虑用葛根汤为主加减治疗......一部《伤寒论》398条，基本上条条如此，老人家就是这样讲。胡老才华横溢，一专多能。早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即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后担任哈尔滨市电力公司会计股股长，市政局公署营业股股长。还在辽宁省立中学担任过英文教师。日本侵略中国，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到北京，凭借早年拜师学的中医，于解放初期，与陈慎吾等名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填补了这一阶段我国中医教育史的空白。胡老一生淡泊名利，治学非常审慎，他的大量医学手稿总是根据临床所得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论著。然而唯一在六十年代发表的一篇题为《伤寒的六经论治与八纲的关系》论文，给了医学界一个不小的震动，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历代医家缺乏论述的难题”。胡老于1984年初春病逝。在他病逝十五年后，他的大量手稿由老人家的弟子们陆续整理出版问世，他的独特又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大大震撼着中医界。门里人都知道，在中医四部古典医著中，《伤寒论》是最硬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它是衡量一个中医水平能力的一把尺子。自宋金.成无己首开其端为《伤寒论》作注解以降，历代医家趋之若鹜，大致分类有三：维护旧论派，错简重订派，辨证论治派。据粗略统计，为《伤寒论》作注解者，不下500家。从学术繁荣的角度看，可以说蔚为大观。但从临床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则大失仲景本意。使一部活泼泼的《伤寒论》变得扑簌迷离，雾障重重。一批居学术高位拿着丰厚俸禄的研究者，为功名著书立说，抄来抄去，陈陈相因，使《伤寒论》脱离临床束之高阁，被一些有条件捞取学术头衔的人当成抢眼的“冷饭”，而翻来覆去地炒。乃至大多数临床医生竟不知也不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言之何物？！我们都说中医的精神实质在于辨证论治，如果不能将《伤寒杂病论》有效地应用于临床，那么中医就彻底失去了它的阵地，辨证论治四个字就是形同虚设的空架子。胡老在病逝二十几年后，又被中医界同道缅怀并造势宣传，除了证明老人家学术上的货真价实外，也凸显出胡老的理论勇气和中医教育家的过人的才华。他对《伤寒杂病论》的深透领悟，并建立起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不能不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历史性贡献。比如中医的脉学，自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问世以来，历代奉为圭臬，迨至明朝李时珍父子《频湖脉学》问世，虽以四言诀、七言诀的形式易学易诵，朗朗上口，但与临床脱节，壅赘繁琐，较之仲景脉学已属南辕北辙。胡老在研究伤寒论的同时，结合数十年的丰富临床经验，认真系统地研究了张仲景脉法，撰写出《脉学概论》一稿，老人家秉长沙遗风（注：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返博为约，执简驭繁，质朴实用，惟求实效，同时又有很强的理论性、思辨性。他身在学院，却没有学院派的某些陈腐气，而是推陈出新，别开生面而鹤立鸡群。有学者甚至评价为：胡希恕先生是继清朝伤寒大家柯韵伯之后200年来，又一位有着独特理论体系的伤寒界经方大家。如果说刘老在学术上使他的学生脱俗变质、由石变玉的话，那么胡老则是把这“玉”雕琢成临证学以致用的“器”。两位中国现代的伤寒大家是我终生缅怀的恩师！„„回忆我的三位老师，联想我走过的30余年的中医之路，我感到，中医是一门既吃功夫又强调悟性的学问。历代讲究传道之人。有些“不传之秘”，非不传也，问题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传道之人？如果是，你必能于经典著作的无字处悟出真谛，进而发现“有”，更上层楼。精华的东西是不会直白地写出来的，必须有一个“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过程，这寻找的过程可能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在寻找而没有结果。那“蓦然回首”者已属少数，真正找到“灯火阑珊处”的“那人”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下功夫的人多，出成就的人少，而有大建树的医家更是凤毛麟角。何以如此？悟性修炼使然。缺乏圆通妙澈之智，欲臻化境，诚为难矣！古人云：“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于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今天的中医状况有没有这种倾向呢？可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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