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

第一篇：案例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

案例：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

原告：刘燕文

被告：北京大学

一审受理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案例内容：

原告：刘燕文，男，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生。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

被告：北京大学

委托代理人：周其凤，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湛中乐，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

原告刘燕文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大学拒绝给其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基本案情介绍：1992年9月，刘燕文在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后，继续留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电子物理，其导师是以吴氏理论著称于世的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全德。由于实验仪器未能准时到位，刘燕文的论文推迟了半年才答辩。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的审查经过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当时7位委员全票通过）；其二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当时13位委员中12票赞成，1票反对）；其三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共计21位，对刘文进行审查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根据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并且这一决定结果未正式、书面通知刘燕文，他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关部门询问未获得学位的原因，也曾向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答复。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1999年7月，他从报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永诉学校拒发'两证'行政诉讼案，田永胜诉”一事的报道后，带着报纸来到海淀法院，院方终于受理了他的诉讼，至此他得以与北大对簿公堂。

第一次开庭时，刘燕文独面北大两位诉讼代理人（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其凤和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湛中乐），第二次开庭时何海波与何兵两位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作为其代理人出庭，由此海淀法院展开了“学子告北大，学生辩先生”的别开生面的一幕。

首先，第二次庭审之始，原告将诉讼请求由：1请求法院责令北大撤消其拒绝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决定；2请求法院责令北大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变更为：1请求法院责令撤消北大拒绝颁发其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决定；2请求法院判令北大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责令北大对刘燕文博士学位的授予予以重新审查。这一问题略经辩论，被法庭认可。

综合两次开庭，主要对以下问题展开调查与辩论：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此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96年1月24日作出的，现在已经是99年11月，因此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辩称：自96年知道该行政行为后，多次找校方、法院寻求救济，直到99年10月校方才给予了一个“研究结果”，因此，适用民事诉讼法之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本案在诉讼时效之内。2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博士论文的审查应为程序性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经过了国务院教育部的授权，并且委员的组成、表决程序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又因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于各院系分会的提议，有权否决，有权通过，也有权要求其重新审查，因此这种审查属于实质性审查。原告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及其人员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其审查不可能是实质性审查，而应当是程序性审查。由此，在答辩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通过对刘燕文博士论文的评定并且建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博士学位的情况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只要通过对其的程序性审查，就应当颁发刘燕文的博士学位。3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包括其行政行为的做出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和决定是否有法律依据？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人员组成，无记名投票等过程中都遵守了有关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告认为被告在拒绝给原告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之后，又拒绝给予原告申辩、申诉的机会，也未充分地告知原告拒绝给其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的理由，该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对于法律依据，被告辩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学位条例》的有关规定，学位的授予必须经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过半数同意，而原告刘燕文的博士论文未获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半数通过：在16位投票委员中，只有6票赞成，未达到半数，因此作出对其拒绝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是于法有据的。原告认为，批准的决定与不批准的决定都应当以过半数的票数通过才属有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21名委员，对刘燕文论文的反对票只有7票，远未达到全体成员（21位委员）的半数，甚至没有达到出席人员（16位）的半数，因此不能作出不批准的决定。故作出对其拒绝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于法无据。4颁发毕业证书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是否关联？被告辩称根据北大的有关规定，只有在博士论文获得通过的情况下，始能获得博士毕业证书，也即“二者是同时的”。原告的博士论文未获通过，所以不予颁发毕业证书。原告认为，北京大学的规定既不符合国家把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分开的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章（《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对颁发学历证书的条件的具体规定），《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在行政法上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其违反了法律和规章，法院不应适用。

最后，第二次开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听审和简短的休庭评议，法院当庭做出最终结论：对于诉讼时效问题，由于北大一直未书面通知原告最终决议，对于原告的申诉，也一直未将结果通知原告，“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反映其要求，并等待被告的回音，故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对于博士毕业证问题，按照国家教委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刘燕文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已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北大应发给其毕业证书。对于博士学位问题，北大学位评定会委员当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赞成票与反对票均未过半数，故学位委员会未形成有效决议。“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前，未听取刘燕文的申辩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影响了刘燕文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或提起诉讼权利的行使，该决定应予撤销。”法院判决：

1、责令北大在两个月内颁发给原告博士毕业证书；

2、责令北大在三个月内对是否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予以重新审查；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相关分析评述：

姜明安老师对本案的评述：

这个案子我没有去听审，也没有看过案卷材料，但原告和被告律师都打电话给我介绍过情况。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很多，我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谈点看法：

一、学生能不能到法院告学校？如果能告，对学校的哪些行为能告，能在哪种诉讼形式下告？法院应否受理刘燕文的起诉？

学生能不能告学校，关键在于学生和学校的争议是否具有能为人民法院裁判和受人民法院主管的性质。学生和学校之间可能发生的争议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民事争议，学生和学校同为平等的法律主体，争议通常因财产利益或其他民事侵权行为而发生。对此种争议，学生和学校均可以以对方为被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学生和学校之间可能发生的第二种争议是行政争议，学校和学生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学校是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权，学生是行政相对人，受校方行政行为的拘束。行政争议因学生对学校行使行政权的行为不服而发生。对此种争议，学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学校不可对学生提起行政诉讼）。学校和学生之间可能发生的第三种争议是有关学术性或内部管理性的争议，这类争议是因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或学生对校方教学安排或校纪处分等有异议而发生。对这类争议，一般只能通过学校内部程序解决，而不能诉诸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具体到刘燕文这个案子，究竟属于上述争议中哪一类争议，人民法院应否受理？我认为，刘燕文与北大关于毕业证、学位证颁发的争议为行政争议，属于司法主管的范围。当然，属于司法主管的范围并不意味着法院必须受理。一个具体行政案件，法院要予受理尚须符合下述条件：第一，该案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第二，起诉人具有原告资格；第三，被告适格；第四，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条件，行诉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受案范围有八种，分别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涉及经营自主权的行为、涉及许可证照的行为、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的行为、发放抚恤金的行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涉及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学生的毕业证、学位证与其人身权、财产权有一定关系，因为涉及其身份和待遇，因此可以认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此外，《教育法》第42条也规定学生有对学校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

关于第二个条件，刘燕文有没有原告资格。原告资格主要有两个要件，一是起诉人必须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能是行政主体。比如，在本案中，北京大学在行政诉讼中就不能做原告，二是起诉人必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比如，我和在坐的各位在该案中就不具有原告资格。此外，原告资格还可依法转移，比如，在直接利害关系人死亡后，其原告资格可以转移给近亲属。就该案而言，刘燕文的原告资格没有问题。

关于第三个条件，北大是不是适格的被告。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是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首先必须是行政主体，那么，北大是不是行政主体呢？所谓行政主体，是指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由其本身承担行为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北大肯定不是行政机关，但是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呢？《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授予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九项权利，法律在这里使用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但这里的权利有些具有权力（行政权）的性质，例如，第三项的招生权，第四项的学籍管理和处分权（主要指其中的开除学籍权），第五项的授予学业证书（包括毕业证和学位证）权等即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因此，北大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可以认为是法律授权的组织，可视为行政主体。

关于第四个条件，起诉时效问题，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时效有四种，第一种是一般时效，为3个月；第二种是经过行政复议的时效，为15天；第三种是救济性时效，为15个月，即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告知相对人诉权，使之耽误了起诉的，相对人可以在逾期1年内起诉（1年加上一般时效3个月即为15个月）；第四种是特殊时效，法律没有明确期限规定，指相对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可请求法院延长期限，是否允许和允许延长多久，由法院决定。就本案而言，被告的行为发生在3年前，只能适用第四种时效。刘燕文起诉，法院只能当作某种特殊情况处理。否则，不能受理。

二、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标准是什么？北大拒发刘燕文两证的行为是否合法？

行政行为合法的基本标准有三条：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

主体合法是指行为主体为行政主体，有行政组织法或其他具体法律、法规的授权，相应机关、组织如为合议制，行为时应有法定人数出席。本案行为的主体是北大，行为的实施者是北大学位委员会。北大颁发学业证书有《教育法》的授权，学位委员会开会时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委员出席，应认为主体资格没有问题。因为关于学位委员会开会的出席人数，法律没有规定，行为主体可以自由裁量，即使少于三分之二，也不能认定其违法。

内容合法是指行政行为有事实根据，证据确凿；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符合法定目的。北大拒发两证的行为在这方面似乎存在某些瑕疵。就事实和证据而言，授予学位的事实、证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考试成绩合不合格，第二是学位论文是否通过，第三是是否具备相应学位要求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而知识和能力又主要反映在学习成绩和论文质量上。这方面的基本证据就是学生学习成绩表和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决议。学位委员会对此的审查主要应是形式和程序性的，如审查学习成绩表的成绩是否有假，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是不是合法，其成员是否都具备资格，有没有循私舞弊的现象，答辩的程序是否有问题等。如果在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学位委员会对一篇已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加以否定在证据上就有所欠缺。

就适用法律、法规而言，教育部的规章规定毕业证和学位证书的颁发是可分的，而北大规定颁发毕业证要以取得学位证书为前提，两证不可分，这显然与教育部的规章有抵触。至于学位的授予，《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应以学位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但在学位委员会开会时，往往并非学位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在非全体成员出席的情况下，对于是否授予某学生学位，如已有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自然可授学位，在不到半数时，则应征求未出席委员的意见，以最后确定其是否过半数。否则，即可能有违法律规定。就刘燕文案而言，校学位委员会有委员21人，出席16人，6人同意授刘学位，不到半数。但如果未出席的5人到会，并都同意授刘学位，同意票即可过半数。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然而，可能性无论多小，但毕竟存在。

程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等符合法律的规定。就方式而言，根据行政法的理论，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特别是作出不利行为，应向行政相对人说明理由，为相对人提供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对于最后作出的行政决定，通常应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救济的途径。就本案而言，校方决定不授予刘学位，自然应听听刘的意见，如刘的意见有道理，应另找有关专家复审其论文，甚至重新组织答辩。当然，这些在我国还只是法理，成文法律对此尚未加以明确规定（尽管完全应该规定）。因此，北大现在没有这样做还难以说它违法，只是不合理而已。

三、本案有什么意义？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启示？

本案的意义和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本案和前不久判决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开辟了在教育领域为行政相对人（学生、教员、职工等）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在大陆法系，长期以来盛行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学生和学校，公务员和政府，犯人和监狱等相互之间存在着特别权力关系，这种特别权利关系的相对人（学生、公务员、犯人等）不能享受一般公民的某些权利，如向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学校、政府、监狱等）的权利等。这种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显然也有封建的身份关系成分。目前西方国家大多通过法律、法规限制这种特别权力关系的适用范围，但我国的法律、法规依然维护这种关系，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都没有给公务员、学生等对涉及内部行政关系的行政行为提供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现在这两个案例一开，就在教育领域首先打破了特别权力关系的限制，开了内部相对人通过司法途径告行政主体的先河。当然，这两个案例并非创制判例法，法院是通过解释法律、适用法律为学生提供司法救济的。在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特别权力关系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消除；学生可以告学校，但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告，作为行政诉讼，法院只受理《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受理的事项。

其二，本案暴露了教育领域现有法制的不完善，从而将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将采取措施，完善这方面法制。这个案子暴露出教育领域法制的不完善是多方面的。首先，《教育法》、《学位条例》等对学生（也包括教员）权利的保障不充分，如对学生被开除学籍、被拒发毕业证、学位证等没有规定说明理由，听取学生陈述和申辩等程序制度，更没有规定明确的司法救济。其次，《学位条例》有些条款过于抽象，不具体，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例如，第10条规定学位委员会决定是否授予学生学位，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这里没有规定学位委员会开会，法定出席人数是多少；是否通过要求全体成员过半数，没有明确是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过半数还是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也没有明确是通过和不通过均要过半数还是仅要求通过过半数；更没有明确投票时是否允许委员投弃权票等。如果是要求通过和不通过均要过半数，且允许委员投弃权票，那么，很可能发生学位委员会给学生颁发学位和不颁发学位都违法的情形。如本案同意票6张，反对票7张，弃权票3张，通过和不通过均不过半数（委员会21人）。这样，北大给刘燕文授予或不授予学位均是违法的。第三，法律没有明确答辩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性质和各自的职责范围。答辩委员会是一个学术性的专家组织，其决议不应为其他组织推翻，除非其组织成员不合格，答辩中有弄虚作假或违反程序的情形。学位委员会是一个行使行政权能的机构，它代表学校作出是否授予学生学位的决定。它虽然也是由专家组成，但其在审查非本专业的论文时则是外行。因此，学位委员会一般不应审查学生论文的学术质量，而应只审查学生的学习成绩表、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资格、答辩程序等。但是法律对此都没有规定，以致导致学位委员会多数委员不得不去评价、审查非本人专业领域，从而自己完全不懂或仅懂得某些皮毛的天书式的论文，并还要盲目地去就其论文学术质量是否合格投上一票。

其三，本案提出了一个对国家权力以外的公权力加以规范和制约的问题。过去我们研究行政法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对国家行政权的控制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公权力，如行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国有企事业组织所行使的某些公共权力。这是个大题目，今晚不详细展开了。

其四，本案的受理、审理和判决，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双方何方胜诉，都有利于提高学校和其他公权力主体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和其他公权力相对人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包括通过行政诉讼途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

这个案件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贺卫方老师的评述：

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当然刚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让自己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有一种角色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客户的利益作斗争。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是担心司法权的过度行使。我们都记得法国的托克维尔讲过，在美国任何政治性的事务都可能变化为法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如今强调依法治国，可能人们会以为法院管的事务越宽越好。但我还是有点顾忌大学的自主、大学的独立跟法院的权力直接进入大学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按照何兵先生的话来说，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但司法的阳光绝对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急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但是后来海波把他的一个代理词用E-mail传给我，我看了里面的代理词，我觉得有一种欣慰感。虽然大家法庭上各自代表自己的客户，但是在代理词中，你们却提出了非常深刻，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教育管理，大学的管理，以及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教育管理，能够通过什么样的进路，进入到这里边的一系列十分重大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很有见地的论证。所以，我自己感觉特别兴奋的一点是，这一场诉讼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超过刘燕文个人利益的本身。正如刚才两位所说的，如果相关机构不尊重处理问题的基本程序的话，今天可能是刘燕文，明天是你我，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案件的意义在这里。

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湛中乐教授的代理词，我只是看到一面之词，这一面之词让我感觉比较有意义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它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进路，它声称了或者说在原告律师的代理词里试图影响法官，法官意识到哪个进路是合理的，哪个进路是不合理的。很清楚，一篇专业论文水准的判断不是法院的事务，法官不应该走到这个领域里面，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也象学五食堂的师傅一样，或者说法律系的教师一样，没有办法判断一篇无线电领域的论文是否达到了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寻找一个既不涉及专业判断，又能够给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进路，以及这个进路对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析和论证，是这个案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原告的代理词里，我看到了他们对于包括学位授予制度在内的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进行的分析。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公开的场合，通过非常严密的论证来指出这些缺陷所在，是本案件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校级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是否足够合理，外行学者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合法性，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说法官不能判断论文本身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又赞成一个完全不懂物理学的学者可以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这在逻辑上不免自相矛盾。海波的代理词给我的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另一点是，他对于民主程序中的弃权票的意义，以及弃权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剖析，尽管篇幅所限他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刻的剖析。我们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民主，的确有许多地方我们没有学到它的精髓，或者说我们误读了某些东西。比方说弃权票，在学术委员会决定一个事关某个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的时候，投弃权票到底意味着什么，允许不允许有这样的弃权票，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也应当考虑，在校级委员会这个层面上，投反对票的委员是否应当提出自己的理由。事关毕业生命运，你应当极其负责，一个中文系的委员，投物理系学生的反对票，认为学生的论文不够博士论文水平，你的理由何在？把它写出来，并且加以公布，这样名落孙山的学生也会心悦诚服。与此相关，我觉得我们的民主中，对某些程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尤其是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做法。实际上，民主审议的决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记名投票，一种是记名投票。记名投票在某些场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判决案件时便是记名投票，而且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大法官都必须给出详尽的理由。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在决定某个教师是否能晋升职称的时候，最好是记名投票，因为无记名人们便难以知道，比方说，姜明安教授投的是谁的赞成票。人们根据姜教授的投票行为可以对他进行监督，我们可以判断，你到底适不适合做这样一种尊贵的角色。但是我们现在普遍实行无记名投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特定人的责任，无从判断他到底称职不称职，也无法调动委员们的责任心。所谓集体负责的结果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此外，个别委员的个人好恶，往往能决定当事人的命运，这是个偶然性很大的决策方式。在审议过程中，一些微妙的因素，例如有人为你登高一呼，或者相反，有人似乎是不经意地说出一句貌似平和，而实际上杀伤力极强的点评，就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要容忍这个偶然性，如何减少这种偶然性，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将非常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学位制度，以及相关的委员会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

就本案而言的第三个有意义的方面是，我觉得原告方的两个代理人非常注重强调司法先例的重要性。他们在试图用法官前面判决的那个案件来影响法官对本案的判决结果，而且特别点明这是类型差不多的案件，审理的法官又基本上是同样几个法官，前面的案子是这样判的，后面的案子为保持法律的统一性，为什么要作出另外一种判决呢？这种论证方法很有说服价值。我觉得如何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是司法实践中是相当要紧的东西。我们的公民都生活在统一的法制之下。法制的统一不仅仅要体现在我们的立法规范是统一的，而且还必须体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候的法官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他们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是统一的。虽然在我们国家不承认司法先例的强制性约束力，然而先例可以有说服性的拘束力，有引诱性的拘束力，这个拘束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法官不能对类似的案件昨天一个判法，今天就自己掌嘴，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要是那样的话，法律的可预期性将丧失殆尽。

上面是我对与本案直接关联的几个问题的看法。接下来要谈一谈，我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对现行大学管理制度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结合这个案件，我觉得在这个场合，我们有必要一起来探索一下，到底是否存在某些缺陷，如果存在的话，如何改进的问题。这是这个案件对我们教育界的意义。第一个缺陷，我们刚才已经有所涉及，就是如何避免外行决定内行的命运的问题。高等教育管理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教授会制度，就是教授治校。一个大学里面，谁是真正的主人，应该是这个学校的教授，和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是真正的主人。但是很不幸的是，半世纪以来，我们的传统，更愿意导入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群众路线，更多导入的制度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57年，北京大学有好几个教授成为右派的原因是他们不能容忍受外行人对教授专家们指手画脚。对一个相关学科评价的尺度，相关知识成果的评价尺度方面，我们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外行来决定内行命运的问题，在整个管理模式方面比较强调非学者来管理学校，这样一个模式，外部权力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进入到大学里的。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各种委员会，即使专业化的委员也存在一个简单通过一个多数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过份的民主化的问题。说民主的坏话在现代社会中永远是一个冒险的做法，但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制度。哈佛学院院长亨利o罗索夫斯基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谈到大学管理的问题，他提出七个方面的管理定律，第一个定律是，要相信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民主来改进的，过分的民主会导致精英的流失。他举的例子非常有意思，荷兰、法国，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普遍吸收学生和学校的其他辅助人员跟教授一起平等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导致的结果是最优秀的教授纷纷走人，他们用自己的脚来代替手来投票，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不能容纳精英。大家都能记起托克维尔对民主制度的担忧，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可能导致一个文化的逐渐的坠落，至少可以说文化的逐渐平庸化。罗索夫斯基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区别两种民主，一种民主是国家政治层面上的民主，那种是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一票来决定什么人来统治我们，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这个是“人人平等的民主”。另外一种民主，如果我们说是民主的话，“教员的民主”和各种各样的通过遴选机制，发证机制，来去决定其成员的群体或组织，它的民主模式，应该有所不同的，应该不是一人一票的，不同的人说话的份量应当不一样。你要充分考虑到一个人跟特定的机构之间的关系，他如果要一辈子都服务于这个机构的话，他的发言要重要的多，如果他要是一个四年或三年的匆匆过客，那你要注意不要给他太大的发言权。尽管他的话被哈佛的学生强烈攻击，但是管理制度方面的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所应当慎重考虑的。我们似乎要注意大学里教授由谁来决定，如果到了哪一天北京大学的教授是由全校的教职员工每人一票投票选举产生的话，我不知道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民主的悖论之一在于，假如大多数人投票决定实行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通过民主的方式作出反民主的决策，民主的倡导者该如何是好？而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这种经历。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一个学校如何创造一个责任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责任要明确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委员会制度，无记名投票制度，一个后果就是要说这个学校是由谁来承担相关决策的责任，都搞不清楚。在君主制度下，君主是把天下财产作为自己的个人财产，个人财产他珍惜，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制度，谁珍惜我们的公有财产啊？这个制度最大的缺陷之一是没有人负责任。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原因。责任没有人负，荣誉也不能够很特定化，北大管理得好是谁的荣誉，法学院管得好是谁的荣誉？荣誉归于集体，没有个人英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荣誉机制和惩罚机制以及相关的责任机制都没有，可能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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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贺卫方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贺卫方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当然刚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角度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客户利益而作斗争。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和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是担心司法权会过度行使。我们都记得法国的托克维尔讲过，在美国任何政治性的事务都可能变化为法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如今强调依法治国，可能人们会以为法院管的事务越宽越好。但我还是有点顾忌大学的自主、大学的独立跟法院的权力直接进入大学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按照何兵先生的话来说，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司法的阳光绝对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急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但是后来海波把他的一个代理词用E-mail传给我，我看了里面的代理词，我觉得有一种欣慰感。虽然大家法庭上各自代表自己的客户，但是在代理词中，你们却提出了非常深刻，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教育管理，大学的管理，以及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教育管理，能够通过什么样的进路，进入到这里边的一系列十分重大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很有见地的论证。所以，我自己感觉特别兴奋一点是，这一场诉讼已经超越了这个案件本身，超过刘燕文个人利益的本身。正如刚才两位所说的，如果相关机构不尊重处理问题的基本程序的话，今天可能是刘燕文，明天是你我，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案件的意义在这里。

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湛中乐教授的代理词，我只是看到一面之词，这一面之词让我感觉比较有意义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它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进路，通过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法官意识到了哪个进路是合理的，哪个进路是不合理的。很清楚，一篇专业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准的判断不是法院的事务，法官不应该走到这个领域里面，它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也像学五食堂的师傅一样，或者说法律系的教师一样，没有办法判断一篇无线电领域的论文是否达到了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寻找一个既不涉及专业判断，又能够给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进路，以及这个进路对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析和论证，是这个案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原告的代理词里，我看到了他们对于包括学位授予制度在内的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进行的分析。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公开的场合，通过非常严密的论证来指出这些缺陷所在，是本案件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校级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是否足够合理，外行学者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合法性，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说法官不能判断论文本身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又赞成一个完全不懂物理学的学者可以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这在逻辑上不免自相矛盾。何海波的代理词给我的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另一点是，他对于民主程序中的弃权票的意义，以及弃权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剖析，尽管篇幅所限他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刻的剖析。我们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民主，的确有许多地方我们没有学到它的精髓，或者说我们误读的某些东西。比方说弃权票，在学术委员会决定一个事关某个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的时候，投弃权票到底意味着什么，允许不允许有这样的弃权票，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也应当考虑，在校级委员会这个层面上，投反对票的委员是否应当提出自己的理由。事关毕业生命运，你应当极其负责，一个中文系的委员，投物理系学生的反对票，认为学生的论文不够博士论文水平，你的理由何在？把它写出来，并且加以公布，这样名落孙山的学生也会心悦诚服。与此相关，我觉得我们的民主中，对某些程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尤其是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做法。实际上，民主审议的决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记名投票，一种是记名投票。记名投票在某些场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判决案件时便是记名投票，而且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大法官都必须给出详尽的理由。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在决定某个教师是否能晋升职称的时候，最好是记名投票，因为无记名人们便难以知道，比方说，姜明安教授投的是谁的赞成票。人们根据姜教授的投票行为可以对他进行监督，我们可以判断，你到底是否适合做这样一种尊贵的角色。但是我们现在普遍实行无记名投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特定人的责任，无从判断他到底称职不称职，也无法调动委员们的责任心。所谓集体负责的结果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此外，个别委员个人的好恶，往往能决定当事人的命运，这是个偶然性很大的决策方式。在审议过程中，一些微妙的因素，例如有人为你登高一呼，或者相反，有人似乎是不经意地说出一句貌似平和，而实际上杀伤力极强的点评，就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要容忍这个偶然性，如何减少这种偶然性，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将非常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学位制度，以及相关的委员会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

就本案而言，第三个有意义的方面是，我觉得原告方的两个代理人非常注重强调司法先例的重要性。他们在试图用法官前面判决的那个案件来影响法官对本案的判决结果，而且特别点明这是类型差不多的案件，审理的法官又基本上是同样几个法官，前面的案子是这样判的，后面的案子为保持法律的统一性，为什么我们要作出另外一种判决呢？这种论证方法很有说服价值。我觉得如何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是司法实践中是相当要紧的东西。我们的公民都生活在统一的法制之下。法制的统一不仅仅要体现在我们的立法规范是统一的，而且还必须体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候的法官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他们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是统一的。虽然在我们国家不承认司法先例的强制性约束力，然而先例可以有说服性的拘束力，有引诱性的拘束力，这个拘束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法官不能对类似的案件昨天一个判法，今天就自己掌嘴，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要是那样的话，法律的可预期性将丧失殆尽。

上面是我对与本案直接关联的几个问题的看法。接下来要谈一谈，我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对现行大学管理制度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结合这个案件，我觉得在这个场合，我们有必要一起来探索一下，到底是否存在某些缺陷，如果存在的话，如何改进的问题。这是这个案件对我们教育界的意义。第一个缺陷，我们刚才已经有所涉及，就是如何避免外行决定内行的命运的问题。高等教育管理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教授会制度，就是教授治校。一个大学里面，谁是真正的主人，应该是这个学校的教授，和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是真正的主人。但是很不幸的是，半世纪以来，我们的传统，更愿意导入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群众路线，更多导入的制度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57年，北京大学有好几个教授成为右派的原因是他们不能容忍受外行人对教授专家们指手画脚。对一个相关学科评价的尺度，相关知识成果的评价尺度方面，我们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外行来决定内行命运的问题，在整个管理模式方面比较强调非学者来管理学校，这样一个模式，外部权力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进入到大学里的。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各种委员会，即使专业化的委员也存在一个简单通过一个多数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过份的民主化的问题。说民主的坏话在现代社会中永远是一个冒险的做法，但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制度。哈佛学院院长罗夫索夫斯基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谈到大学管理的问题，他提出七个方面的管理定律，第一个定律是，要相信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民主来改进的，过份的民主会导致精英的流失。他举的例子非常有意思，荷兰、法国，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普遍吸收学生和学校的其他辅助人员跟教授一起平等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导制的结果是最优秀的教授，纷纷走人，他们用自己的脚来代替手来投票，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不能容纳精英。大家都能记起托克维尔对于民主制度的某些负面效果的担心，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有可能导致一个文化的逐渐堕落，至少可以说文化逐渐平庸化。罗索夫斯基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区别两种民主，一种民主是国家政治层面上的民主，那种是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一票来决定什么人来统治我们，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这个是人人平等的民主。另外一种民主，如果我们说是民主的话，教员的民主和各种各样的通过遴选机制，发证机制，来决定其成员的群体或组织，它的民主模式，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应该不是一人一票的，不同的人说话的份量应当不一样。你要充分考虑到一个人跟特定的机构之间的关系，他如果要一辈子都要服务于这个机构的话，他的发言要重要的多，如果他要是一个四年或三年的匆匆过客，那你要注意不要给他太大的发言权。尽管他的话被哈佛的学生强烈攻击，但是管理制度方面的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所应当慎重考虑的。我们似乎要注意如果大学里教授谁来决定，如果到了哪一天北京大学的教授是由全校的教职员工每人一票投票选举产生的话，我不知道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民主的悖论之一在于，假如大多数人投票决定实行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通过民主的方式作出反民主的决策，民主的倡导者该如何是好？而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这种经历。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一个学校如何创造一个责任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责任要明确的问题，我们现在委员会的这样制度，无记名投票制度，一个后果就是要说这个学校是由谁来承担相关决策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在君主制度下，君主是把天下财产作为自己个人财产，个人财产他珍惜，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制度，谁珍惜我们的公有财产啊？这个制度更大的缺陷之一是没有人负责任。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原因。责任没有人负，荣誉也不是很特定化的，北大管理得好是谁的荣誉，法学院管得好是谁的荣誉？荣誉归于集体，没有个人英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荣誉机制和惩罚机制以及相关的责任机制都没有，可能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

这个判决在法律的程序方面存在许多疑点。最关键的问题是，当一个法院已经受理了一起案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裁判，就意味着法院以权威的行为承认了案件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受理了，然后经过一方当事人上诉，上一级法院又发回重审，下一级法院又说当事人在一审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样就等于是出尔反尔，法院的威信得不到保障，当事人对法院的预期也会变得复杂和混乱。而且，当一方当事人为这个案件的诉讼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力，而法院最后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这是否意味着法院应当为当事人所付出的这一切提供必要的补偿？这些问题都是这个案件存在的非常明显的缺陷。

所谓大学独立，是什么意义的独立？大学独立是否意味着它的所作所为都不受司法机关的制约？这个案子从一审开始就处在相当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中，司法与司法的裁判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介入到过去由高校完全垄断的事务中？高等学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由于大学明显行使着实际的裁判权和处分权，这样的权力能够给学生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在涉及到学生的权利（包括他能否获得学位，能否获得毕业证书等方面）时，应该让那些认为相关处置不公平的人有一个另外提出质疑的途径，就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对相关决策的合法性作出审查和裁判，从而使纠纷得到公正的解决。从法治社会的逻辑看，这个中立的第三方当然应当是法院。本案尤其是上诉之后的有关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例如高一级法院 如何尊重下级法院的裁判，尊重下级法院独立的权力。上下级法院的分级并不是行政意义上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而是为公民提供挑战一审法院裁判的机会，所以上下级法院一定要相互独立地行使各自的裁判权，而不是迁就、沟通、协调，这种沟通 协调在司法的领域显得很不正常。

这个案件一开始就涉及到如此复杂的因素，我自己也觉得很难预期司法系统能否非常顺利地作出裁判。某种潜在的东西，比如，海淀法院是个什么级别的法院，当事一方的北京大学是个什么级别的大学，这些观念都会带到司法过程中，影响相关的决策。一审判决结束后，你们的报纸做过非常深入的报道，学术界也做过非常深入、非常广泛的讨论。有一种声音的确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司法裁判影响了大学的独立，影响了大学的自治，因为授予不授予学生学位或毕业证书，应当是大学自治的范围，不应该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这个声音当时非常突出，也是许多人对这个司法裁判不满，试图施加影响的一个筹码。但是，奇怪的是，有许多批评者并没有很深入地研究司法的过程，导致了以讹传讹，在不清楚裁判过程的基础上作出批评。实际上，海淀法院一审的判决非常仔细地界定了什么是司法权力能做的事情，什么是司法权力不能做的事情，比如法官们认为北大校学位委员会在审查这样的事情时在相关的程序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如赞成票和反对票以及弃权票的统计和公布方面的问题；另外，校学位委员会是否给予了刘燕文必要的申诉机会。这些方面都是纯粹的程序问题。法院根据有关法律，明确要求北京大学给刘燕文颁发毕业证书。在有关法律的规定上，毕业证书是与学位证书分开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只要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及格就可获得毕业证书。北京大学自己制定的政策把它们合在一块儿了，所以刘燕文论文未通过校学位委员会审查，就连毕业证书也拿不到了。法院认为这样超越了法律，因此作出判决，要求北京大学授予刘燕文毕业证书。一审法院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在判决书中作了很好的说理，这样的判决书本来可以成为国家司法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也可以成为如何建立司法与大学的关系方面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这个里程碑被毁掉了，或者说成为另外一种里程碑，一座标志着我们的司法仍难以独立的里程碑。这让我感到由衷的遗憾。

另外一方面，为许多论者忽略了的一个事实是，这类案件（包括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出现之后，起到了许多正面的作用。法院判决大学败诉，不仅仅引起与案件有关的大学，而且包括其他学校对有关管理制度以及程序方面的检讨。据我所知，北京大学对这个案件非常重视，学校要求相关部门清理一下所制定的规章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对一些不符合国家法律的做法进行必要的修改，以避免今后出现这样的问题时再败诉。许多学校对这个案件也很重视，认为这个案件很重要，这个案件让他们知道法院也可以对学校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审查。由此，我认为这个案件的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作用，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往往能够对我们的相关制度建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最重要的是在法律方面。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强调依法治国，强调法治，但是人们对法治的倡导常停留在口头上。到底法律是不是至高无上的，到底司法的触角是否能真正对这个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法院是否在遇到案件时作出完全依据法律的裁判，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独立是否予以足够的尊重；在司法的过程中是否严格按照法律本身的逻辑来作裁判，这样的裁判是否能够发布出来，能否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东西？一遇到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案件，尤其是敏感的案件时，这些东西都变得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简单化的、情绪化的观念和力量，它们会形成对司法过程的强大干预。例如，要求法院既要讲法律效果，又要讲社会效果。其实法院严格地遵循法律来判决案件是最重要的社会效果。现在的依法治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能否真正允许司法逻辑的张扬。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从法治不发达到法治发达的阶段，而法治的发达总是体现为司法的逻辑突破政治的逻辑和一般人从常理出发的逻辑，体现为法律职业者以他们的专业化知识去调整社会的正当性。日本本世纪初叶有个大津事件，俄国皇太子访问日本时被一歹徒用枪打成重伤，日本政府担心破坏邦交或引起俄国对日本进行报复的军事行动，非常恐惧，因而主张俄国皇太子在日本受到了侵犯，应该按照日本皇室成员受到侵犯治罪。如果按照这个主张，那个歹徒就要判处死刑了。可是日本的司法界、日本的法院坚决地认为，按照法律的逻辑，外国的皇室成员到了日本就不能够按照皇室成员来对待，只能按照一般民众看待，如果按照一般民众，这个案件就不能判死刑，法院坚决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裁判。政府非常担心这样的裁判会时日俄两国交恶，但出乎政府意料的是，俄国反而因此对日本的司法独立表示敬意。这样的历史事件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大学内部的某些管理制度本身也在伤害学术的独立。在刘燕文案中我们看得到这类问题。本来，判断刘燕文博士论文的是否具备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准，越往a基层，越有权威，越往高层，在相关专业领域中的权威性越低越。例如，无线电系的学位委员会大多能够对一篇关于无线电的论文作出判断，但是，到了校学位委员会，成员来自不同院系，一个来自中文系的学者，学问再大，恐怕也难以判断一篇无线电专业的博士论文。因此，校学位委员会能够审查的只是程序问题，如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否符合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是否有某种舞弊行为，等等。我的建议是，大学这一级审查，如果有些人不限于程序性的审查而是进入到实质内容，进入到文章到底符合不符合博士论文的层面，投反对票的人必须书面提出自己的理由，举出相关的权威证据。如果不能举出理由，随随便便地否决，那么你到底是在行使什么样的权力？另外，为了强化责任感，我认为，学校学位委员会的表决过程应当实行具名投票制。因为你的这一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关系到一个人能否从这个学校正常毕业，获得学位，甚至涉及到一个人一辈子的生计和前途。这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在学校这个层次上必须进行相关的制度改革。甚至弃权票到底允不允许存在都有待商讨。弃权票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我又同意又不同意，该论文既符合博士论文水准，又不符合博士论文水准？这真正是模棱两可，不知其可。

第三篇：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兼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湛中乐 李凤英)

1999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

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

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

3、正当程序；

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

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

6、诉讼时效；

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

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按照公私立标准来区别大学的不同地位，从而确定学校与学生的不同权利、义务关系及相应的救济途径,这一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挑战。在日本，1970年以后，认为将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对学生的法律关系加以区别，并不合理，并且与教育、研究之非权力性质发生矛盾，因此逐渐趋向于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其与学生间法律关系均属一种“在学契约关系”。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将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来对待的，这在前述引用的判决中已有清楚的表述。更早一点是，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决书中有相同的表述。这一判决得到二审法院的维持，而且被最高人民法院将其选登于1999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这就实际上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件判决所作出的认可和支持。不过随着今后私立大学的增加，其地位是否与公立大学有所区别，以及公立大学（或者包括私立大学）所实施的哪些行为属于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这些问题都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以期在这类案件的处理上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

与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联的一个问题是：授予学位行为的性质。《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

（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

（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

（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

（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

（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我们注意到，法律在这里使用的是“权利”这个词，而非“权力”。但是，第3项规定的招生权，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第6项规定的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等，无论是从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强制性，还是从对相对方的拘束力和权利、义务的巨大影响力来看，都更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今后法律中应明确划分“权利”与“权力”，一方面利于保障学校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便于针对权力的行使设置相应的监督与救济机制，从而预防并减少权力的滥用，更好地维护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20条第1款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3条规定“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第4、5、6条分别规定了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标准。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综上所述，我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高等学校颁发学位证书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从这一点上来讲，高等学校的学位授予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应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当然，高等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亦属类似情况，在此不再赘述。

与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生与高等学校的关系问题。德国行政法传统上将学生、公务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特别权力关系”，从而区别于“一般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法律后果是：无法律保留、无基本权利的适用和无权利保护。可见，如果适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此种情形之下，学生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更多考虑的是学校管理的效率。但目前，德国行政法上，关于一般权力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特殊法律关系”。在教育关系、公务员关系等表现为紧密型持续法律关系的特殊设计的法律关系中，不仅存在基本的、涉及公民地位的决定，而且还存在大量的、日常性质的决定，其本身并不具有等同的重要性，不涉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原本的”法律关系，而只仅仅关乎机关的正常工作。因而，乌利教授从法律上将其分为基本关系与工作关系，其最重要的法律后果是：与基本权利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工作关系中的命令则不属于行政行为。而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52年（1977年）的“富山大学不承认学分事件”中，则提出所谓的“部分社会说”，其判决认为，大学不论是国立或私立，基于其教育学生与研究之目的，即使在法令无特别规定时，大学具有以学校规则等付诸实施之自律性、概括性机能。故使大学形成与一般市民社会不同之特殊部分社会，对于其间所发生之争端，并非全部当然得成为法院司法审查之对象。公法学者兼子仁教授则提出所谓的“教育法特有之契约关系说”。这两者都放弃了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我国目前在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侧重于管理和规范，对于学生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则相对薄弱，这是不争的事实。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国未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这对学生权利的保障实为不利，也不符合当今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今后立法中宜明确学校与学生之关系，既不宜定为“特别权力关系”，也不宜划入纯粹的“契约关系”，应充分考虑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特殊性和学校日常事务的复杂性，针对不同的事项确定不同的救济方式与途径，既给予学校以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又能对学生的权利予以充分有效的保障。

二、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是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而当把这句格言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时，就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引发的议论，人们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法院是否可以和能够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为学生提供救济？司法审查的介入是否意味着对学术自由的侵犯？当人们为司法的阳光照进大学校园而欢欣鼓舞时，是否也想到司法所带来的可能不止是阳光，还可能引发暴风雨？

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即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不属于第12条规定的排除性情形，但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行为与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行为是否属于同类行为呢？许可证和执照是直接赋予相对方从事某种职业或活动的资格，而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则主要涉及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证明、学术水平的评价。当然，不可否认，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取得与否与学生将来的就业、收入、社会评价等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适用第11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对于本案更为合适。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有更为明确的规定，其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以下权利：„„

（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

（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对于这里的“依法提起诉讼”，应当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而在《学位条例》中，有关学位授予争议的规定，主要有第16条：“非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团体对于授予学位的决议和决定持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异议。学位授予单位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当对提出的异议进行研究和处理。”第17条：“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第18条：“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而对于学位申请者的学生，却无任何声明异议、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规定。应当说，《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为司法救济进入教育领域提供了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则是自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之后才得以真正凸现，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则使这条路径进一步凸现和扩展。法院认为高等学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其经授权而行使的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认为拒绝颁发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行为不属于“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行为，则该行为是否又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呢？如前所述，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无明确规定有关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争议，学生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和第2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在目前教育领域缺乏应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将有关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学位的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的。进一步分析，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的行为属于羁束性行政行为，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如成绩合格，论文答辩通过，决议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等，就应予以颁发，在此意义上讲，法院也有权对该种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1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规定没有沿袭“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为”，应当说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利。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为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纳入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必然日趋增多，甚至从根本上取消“受案范围”这一概念。但是，就目前而言，对于司法救济在教育领域到底能够走多远，宜在法律中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学校针对学生所作出的哪些行为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除了“开除学籍”之外，“勒令退学”是否也应纳入？而对于学位授予这类学术性相对较强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是否合适？如果纳入，法院对此是否应当仅进行程序性审查？同时，相应地，在《国家赔偿法》中，是否也应当加入学生有权向学校求偿的规定？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它使人们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对学生作出的退学、开除等处分，以及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决定，事实上与学生将来的就业机会、收入情况等有着密切关系，是有关学生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项，在目前缺乏有力的行政救济的情况下，具有中立性、公开性的司法救济的介入就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当然，对于有关学生纪律惩戒的争议，是否可以考虑设置一个行政争议前置程序，而对于有关学位授予的争议，是否由有关的学术机构先行仲裁，或者由某类专门的行政裁判机构来予以裁决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问题。但关键的一点在于——教育领域中的行政救济应引入“准司法程序”，无论是复议还是仲裁，都应确保其中立性、透明性和及时有效性，以提高当事人对其公正性的信任度。而司法审查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审查的范围，是仅限于合法性审查，还是将合理性审查也纳入其中？是仅限于程序性审查，还是包括对行为内容的实质性审查？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法律中加以明确规定。但司法救济介入教育领域势成必然，这极大地利于对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的权利加以保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国外的情况。在美国，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受剥夺。但人们长期认为，社会对于由税收支持的教育有一种特权，因此对于公立学校的学生，政府有权对其受教育的机会加以剥夺。直到1961年狄克逊诉阿拉巴马教育委员会案及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法院认为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而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实体权利，因而要求在这一领域中适用正当程序。施瓦茨认为，在有关学生纪律的案件中，受教育利益上的财产权和名誉上的自由权都处于危险之中。自狄克逊案后，美国法院确认，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公立学校作出的开除学生的决定。1975年的戈斯诉洛伯兹案的判决则把正当程序扩大到了暂停学业的处分。该案中，法院认为，一位被暂停学业达10天的公立学校学生具有充分的财产利益和充分的自由利益要求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戈斯案件中所确立的原则在后来的案件中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在另一个案件中，法院认为，一位因学业及临床的糟糕表现而被学校勒令退学的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并不具有要求听证的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学业失败是一种例外，除非学校存在欺诈或不良信用。在德国，长期以来联邦行政法院在考试事件内容上不加审查，但对考试机关的考试程序有无重大违规作审查，包括：是否遵守程序性规定，是否对具体事实有误认，是否有偏离一般公认的评断标准，是否参酌与考试事件无关因素之考虑。而1991年4月17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同一天作成两项判决，改变了行政法院过去的保守见解，而主张应对考试争讼的实质内容作深入审查。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联邦行政法院态度保守，过于尊重放任考试委员的判断余地，以至在判断余地的外衣下往往评分错误，排除了法院审查权，致使判断瑕疵造成的后果须由应考人自行承担，实属不公。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刘案涉及博士学位授予这种学术性极强的行为，那么，法院的介入是否会损害学术自由呢？通常认为，学术自由是指独立地进行研究、教学的权利。德国汉堡大学教授Paul Kirchhof认为学术自由有五大内涵，即：不受驾驭，严谨地对知识进行探究及传播；共通联络的自由；学者的行为可以自我决定，并且对其行为自我负责；防止国家侵害；国家提供财力及机构支援。学术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必然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对于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固然是学术自由的一个内容，但当这种评价与学位证书的授予联系在一起时，这种评价就不再仅仅限于学术自由的范围，它与学生的重大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时就必然要求考虑对学生权利的保护，必然要求设置一个公开、公正的程序来实现这种保护。而当这种公开、公正的程序未被执行抑或根本上未建立起公开、公正的程序时，则法院的介入就无可非议，而更多应该考虑的问题仅仅是——法院介入到何种程度。

我们认为，与开除、勒令退学等针对学生的处分相比，高等学校授予学位的行为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专门针对学位授予的救济方式，在此种情况下，法院诉讼之门的开启势成必然。只有这样，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当然，法院对于高等学校的这类行为，是仅作合法性、程序性审查，还是包括合理性、实质性审查？针对高等学校的相关决定（是否授予学位、是否颁发毕业证书），法院可以作出哪些形式的判决？即是说，法院仅可以判决“撤销重作”，还是可以直接判决“责令颁发”？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应该说，在目前并不妨碍有关学位授予、毕业证颁发的争议进入诉讼程序，毕竟，我们不能漠视学生的权利而轻易地关闭法院的大门。

三、正当程序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争执的一个焦点就是程序问题。程序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曾说过：“苛严的实体法如果公正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是可以忍受的。” 毫无疑问，程序的保障在实体权利的保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我们就将着重讨论程序问题。

本案中，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强调：被告的决定不具有基本的程序正义。首先，被告的运行机制是一个让外行决定内行的体制。被告将实体的判断权交给非本专业的专家来判断，实际上是让外行来判断内行。当外行的专家们对他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的博士论文进行否决时，应当听取被否决者的意见。其次，本案中，原告的论文之所以被否决，是因为某些人对论文有异议。仅仅因为部分人对论文有异议或不同的评价，就在没有听取辩解理由的情况下否决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机制。程序的一个最基本要求是参与，被告的行政程序是一个不具有最基本程序正义的程序。而被告方的诉讼代理人则强调：北京大学拒绝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主体合法、权限合法、程序合法。决定虽然没有书面通知或送达给刘燕文，是按惯例由所在系主管研究生的领导或教务人员予以通知转告的，但事实上刘燕文很快得知了决定的结果，包括其领取结业证书、办理有关离校手续时都知道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最终结果。再者1996年1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决定时，法律法规尚无必须送达通知的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也没有规定类似的程序义务。所以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义务的问题，最多涉及到应该进一步完善现存法律规范，以及应当改善北京大学的工作程序问题。但这并非本案合法性审查的范围。法院认为：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的不批准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的决定，该决定未经校学位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的法定程序。因校学位委员会作出不予授予学位的决定，涉及到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否定决议前应当告知学位申请者，听取学位申请者的申辩意见；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后，从充分保障学位申请者的合法权益原则出发，校学位委员会应将此决定向本人送达或宣布。本案被告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前，未听取刘燕文的申辩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影响了刘燕文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权利的行使，该决定应予撤销。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依法定程序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

我们不难看出，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有：

1、校学位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未经其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程序。

2、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决定前，未听取刘燕文的申辩意见；在作出决定后，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影响了其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或提起诉讼权利的行使。对于第一个理由，我们将在后文中（见本文第五部分“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进行分析，现在主要就第二个理由进行分析。一审法院的判决实际确立了学校在作出有关学生重大利益的决定时，应当听取学生本人的申辩并将决定向其本人送达或宣布的程序规则，应当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并没有相关的程序性规定，但这些规则的确立是必要和符合切实有效维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要求的。只有这样，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受到关注和保障，而不会仅仅是口号式的书面宣言而已。但就本案而言，也许正是因为法律、法规中没有对学校的程序义务作出明文规定，加之本案发生在1996年1月，学校是否必须履行这样的程序性义务呢？或者说，让学校遵守其所不知晓的规范是否合适？我国目前未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而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在程序方面的规定都比较简略和粗糙，且偏重于管理而忽略相对方的权利救济，这种情况下，加快相关立法固然是解决之道，而在立法进一步完善之前，法院是否可以以判决的形式来确立一些基本原则，以实现对相对方权益的有效保护呢？本案中，一审法院实际正是这样做的。应当说，无论是从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目的，从行政法维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目标，还是从切实有效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要求来看，法院的这种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甚至在现阶段还是必须的。但就本案而言，法院也必须考虑到案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学校承担相关的程序义务是否恰当。同时，我们注意到，法院的判决词中并未使用“正当程序”这一概念，而强调的是“法定程序”。既然是“法定程序”，就被告方而言，1996年1月时，既无法律、法规规定相应的程序义务，也无法院的生效判决对其加以确立，则何来“法定”，又何来违法呢？此外，法院认定被告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将在后文中（见本文第六部分“诉讼时效”）再作进一步分析。下面，我们暂时离开本案，看一看外国法上有关正当程序的理论。

英国行政法上，韦德认为，自然正义是一个界定完好的概念，它包括公正程序的两项根本规则：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作法官；人们的抗辩必须公正地听取。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行政权，而不限于司法权。他同时指出，传统上自然正义局限于上述两项规则，它还未包括提供决定理由的要求，另一方面，还有个别司法见解认为自然正义要求决定必须以有证明价值的证据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在保障工会会员与官员免受不公正开除或其他处罚方面同样适用。法官丹宁勋爵谈到工会委员会时说：“„„这些在人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并可剥夺他人生计的机构，必须遵守正义的基本原则。它们不得不经审讯，不给他人以辩护机会就惩罚他人。任何与此原则相背的合同或做法都是无效的。” 而至于学生纪律案件，法院总体上认为学术机构纪律处理要求遵守自然正义的原则，但却拒绝应用过分严格的标准，只要处理大体公正即可。许多案件由大学视察员独自管辖，而根据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法院可以因为视察员滥用权力而撤销其决定，当然也包括违反自然正义在内。学生在因考试不及格或因行为越轨被开除之前，他们有权受到公平对待，受到听证。

在美国法上，“正当程序”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包括程序上的正当程序与实体上的正当程序。其中，程序上的正当程序主要包括：

1、告知适用规则；

2、送达书面通知，说明提出的具体指控；

3、及时送达通知并给予足够时间以准备辩护；

4、举行公正的听证，包括：a、不利证据的展示；b、律师的参加；c、除非有强制性的禁止原因，应允许交叉询问；d、允许被控方介绍证据；e、对听证过程进行记录。

5、告知上诉权。实体上的正当程序则主要包括：

1、适用的规则不得不当地模糊；

2、不得依据非书面的规则进行惩戒；

3、决定应有由实质性论据得出的结论予以支持；

4、重要证人的身份应予以公开；

5、应受控方要求，应举行公开或私下的听证。事实上，在对学生作出的各种决定中，虽然要求事先的通知与听证，但其时间和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在一些情形中，允许口头的通知，也允许没有律师介入。通常来讲，随着指控的严重程度和复杂程度的不同，其要求的严格程度也就不同。这一规则的例外是在紧急状态下，如果一名学生的行为破坏学校的学习氛围，使老师、其他学生及学校官员处于危险之中，或者损及财产，则学校可不经听证而要求其立刻离开学校。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求在决定作出后24小时内通知学生的父母，并且要求在学生离开学校72小时内，举行一个有学生本人参加的听证。而听证会陪审团人员的组成则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哪些人员应当回避是关乎听证公正性的有力因素。

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规定了比较严格的处罚程序，包括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而正如前所述，目前我国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在相关的程序规定方面相当薄弱，且该种情形在权利救济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应当说，在教育行政管理领域中引入更严密的程序规则，包括听证程序规则势在必行。它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学生的权利，另一方面，就长远而言，也有利于学校管理的顺利进行。在设置听证程序规则时，应当特别注意听证会成员的组成以及听证会与作出决定的关系问题。例如，可以规定决定不得依据未经听证会质证的证据而作出等。否则，听证程序将形同虚设。当然，这里所讲的程序不仅仅包括听证程序，还应包括通知、告知权利等一系列程序，它们互相协调、配合，使教育领域的相关制度趋于完善，既富有效率，又做到公正、公平。

四、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

与学位评定委员会相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吗？本案中，被告方的委托代理人认为：北京大学是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大学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学位评定委员会只是北京大学专司审核、批准是否授予博士学位决定职能的法定机构，不能成为最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的主体。尽管学校和学位委员会有紧密的联系，但二者毕竟不是同一主体，是种属关系。虽然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专门行使某项职权的机构，但不是一般行政法意义上所讲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只是法律规定的学位授予单位内部一种相对独立的特定机构而已。最终还得由北京大学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作出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所以，该诉讼中校学位委员会不具有适格的被告身份。那么，一审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判决书中这样写道：„„北京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9条的规定，设立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10条第2款的规定，依法行使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权，这一权力专由该学位评定委员会享有，故该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的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规定，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北京大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11条的规定，只有在校学位委员会作出授予博士学位决定后，才能发给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校学位委员会作出的是否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到刘燕文能否获得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故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确定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为适格被告，关键点在于其是否为行政主体。具体来讲，学位委员会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否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职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学位条例》第11条：“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的决议后，发给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意味着学位授予行为的最终形成，是以学位授予单位而非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相应证书为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位评定委员会更类似一个独立法人内部设立的工作机构，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行政主体。《学位条例》第10条第2款规定，作出是否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的权力“专由该学位评定委员会享有”，仅就该款规定，难以得出学位评定委员会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结论，我们很容易在《行政复议法》中找到有关行政复议机关内部法制工作机构职权的规定，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认定法制工作机构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本案中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具有被告资格，或者说北京大学是否应成为适格被告或共同被告，仍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

本案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否决了答辩委员会和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的论文。而前者是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后两者则是由本学科的专家组成。由此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外行评议是否合适？如果说对学术水平高低的判断需要外行专家的参与，那么这种评议应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进行，其权限又该有多大？

这里涉及的一个首要问题是：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与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关系。如果说，后者是前者在各系设立的分支机构，那么，对于已经被由同行专家组成的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的论文，由不同专业的专家组成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再对其作实质性审查有无必要？或者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作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分工可能更为合理。甚至，我们可以假设，现行的两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制度是否合理，可否合为一级？这一问题与评委资格问题密切相关，下面将作进一步的论述。

我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成员应当包括学位授予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教学、研究人员。„„参加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教学、研究人员，主要应当从本单位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中遴选。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中至少应当有半数以上的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由学位授予单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主要负责人（高等学校校长，主管教学、科学研究或研究生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或科学研究机构相当职称的人员）担任。„„”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半天时间中对二十九份博士论文作出了判断，对于每份长达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而言评委们实难进行专门仔细的审查，而匆忙作出对学生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对于无法到场的学生实欠公平。在1994年台湾公布的《学位授予法》中，有关博士学位考试委员资格问题在第十二条作了如下规定：“博士学位考试委员，除对博士学位候选人所提论文学科、创作、展演或技术报告有专门研究外，并应有下列资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担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在学术上著有成就者。

四、获有博士学位，在学术上著有成就者。

五、属于稀少性或特殊性学科，在学术或专业上著有成就者„„。”应当说，这样的规定更为具体和细致。

与评委资格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由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于博士学位论文是否应作实质性审查？避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草率作出决定，同时又考虑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工作量，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其对博士论文仅作形式上的审查。审查内容主要包括：答辩委员会、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组成是否合法，其运作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当然，从现行规定看，法律、行政法规未予明确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只作程序性审查。若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做好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84）学位字013号]的规定来看，似乎暗含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实质性审查权力。《通知》规定，“对某些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校后认为不合格的，也可以作出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定。但对这类情况，应从严掌握。”我们认为，如果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拥有实质性审查的权力，则可以考虑设计一个发回程序，即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上因“实质原因”（非因程序性原因）未获通过的博士论文，发回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答辩委员会，由其重新组织人员进行评定或答辩，如果再次通过，则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得以同样的理由再次否决。事实上，无论外行专家是否拥有实质审查的权力，关键的一点在于制度的设置方面应多加考虑学生的权利，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样也将减少纠纷，最终起到既保证学术水平、提高管理效率，又保障学生权益的作用。

五、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

本案一审判决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对《学位条例》第10条第2款规定的理解。该款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本案中，北京大学1996年1月24日第四届学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1996年1月26日召开的第41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到会人数为16人，对刘燕文博士学位的表决结果为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学位评定委员会据此作出不批准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的决定。而一审法院的判决为：“该决定未经校学位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10条第2款规定的法定程序，本院不予支持。”

从法院的判决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个疑问——

1、“决定未经校学位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是否意味着不论出席会议的学位委员有多少位，其决议须经学位委员会全体成员——21位委员的过半数通过？

2、是否无论是批准授予学位的决定还是不批准授予学位的决定，都必须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一审法院对于《学位条例》第10条第2款作如是理解，是否符合常理和立法原意呢？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惯例，是按照“批准授予学位的决定需过半数通过，否则，不予批准”去理解的，即是说，是否批准授予学位，是以赞成票与总票数之比（6：16）是否过半数来确定的，只要赞成票未过总票数的半数，就不予批准，而不再去管弃权票、反对票的情况，更不会去计算反对票与总票数之比是否过半数。倘若法律条文的含义是指：反对票与总票数之比（7：16抑或7：21？）也必须过半数，那么，在存在弃权票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赞成票与反对票都不过半数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之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由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表决。而一方面《学位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并没有设置在此种情形下须重新表决的程序，另一方面即使重新表决，也可能再次出现赞成票与反对票都未过半数的情形，如果这样，是否再次重新表决，直到出现赞成票或反对票过半数的情形为止？这未免太超出常理而导致了不可思议的结果。

我们主张对现行制度作相应的修改与补充。应以法律明确规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会议，方为有效。出席有效会议的人员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以上投赞成票，方为通过。这样就可以避免现存制度中隐藏的极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可以假设，本案中若赞成票为10票，其余6票为反对票或弃权票，而全体成员不以16人而是以21人计算的话，那么，同样会出现不能授予其博士学位的结果。

投票问题中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弃权票在投票中的地位问题。弃权票的含义是：对表决的事项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如上所述，我国传统的计票方法是计算赞成票与总票数之比，而弃权票是包含在总票数之内的，因此实际上，把弃权票与反对票同等对待。此种计票方法是否科学？是否有违弃权票之中立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议事规则第82条对“出席及参加表决的会员国”一词的含义明确规定为“本规则中的‘出席及参加表决的会员国’一词系指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会员。会员弃权者称为‘未参加表决者’”。此种做法是将弃权者与未出席者处于同样地位。在日本各议院，弃权票不算在投票总数之内，但把白票（无任何记载的投票）及其他无效投票算进投票总数之中。结合本案，把弃权票计算在总票数之内，是否适当，是否能较准确地反映投票者的意愿，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应该说，在目前这更多属于合理性的范畴，而非合法性的范畴。同时，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本案中，同意票在票上显示为划O，反对票在票上显示为划X，既未在票上划X，也未划O的为弃权票。即是说，把在票上未作任何记载的票作为弃权票处理。对于这类票是作弃权票处理，还是作白票来处理更为合适，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如果不把弃权票计入总票数，则在弃权票数量较多的情况下，获得的赞成票虽然较少，却很可能符合“过半数通过”的条件，那么此时是否又存在着另一种不合理呢？与弃权票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允许投弃权票？我们仍然从一审法院的判决出发，为了避免无休止地重新表决下去，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杜绝弃权票。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简单明确，绕开了弃权票地位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未有法律明令禁止投弃权票，弃权票的存在似乎有其合法的基础；另一方面，不允许投弃权票，是否也是对投票者自由表达意愿的一种限制？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们的投票行为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因此在此种情形下，不允许投弃权票。但是，该行为毕竟也是一种学术评价行为，若要求委员们对一篇申请学位的论文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反映他们对论文的真实评价和认知程度？

最后，谈一谈记名投票与无记名投票的问题。本案中，如前所述，原告在诉状中多次强调，“论文未获通过，主要原因不是论文存在什么问题，而是人为的问题”。如何在投票中减少“人为问题”的干扰，更重要的是，让相对方信任投票机制的公正性，我们认为，以记名投票取代无记名投票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较好办法。无记名投票固然利于投票者自由表达意愿，但对于投票者本身的监督则相对薄弱。相反，实行记名投票制在增强投票者的责任心，监督投票者秉公投票方面具有较明显优势，同时，对于学位评定委员会这样组成人员并不众多的机构而言，实行记名投票也具有可操作性。此外，我们主张，在实行记名投票中，进一步要求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者必须附注理由。这样更有利于对投票者实施严格的监督。

六、诉讼时效

本案中诉讼时效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随着二审法院以原审法院未能查清诉讼时效问题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一问题无疑又更加突出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刘燕文的陈述——“原告刘燕文诉称，„„根据规定，论文没有通过答辩的才发给结业证。其在论文未获通过后，曾向各方面了解其论文存在的问题，才发现论文未获通过，主要原因不是论文存在什么问题，而是人为的问题。其在此之后曾经向北京大学多次询问，北京大学给予的答复是无可奉告。其向校长反映，得到的答复是‘研究一下’，但此后再无下文。为此其也曾向国家教委学位办公室反映，学位办说已责成北大给予答复，然而其一直未得到消息。其曾经于1997年向法院起诉，未被受理。在此次起诉前，其也通知了学校，学校仍不管。其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向法院诉讼„„”

《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这就是通常所熟知的一年零三个月的起诉期限。至于在行政诉讼中是否可以借鉴民法领域的规则，实行诉讼时效的中断，在一审结束之后，2000年3月1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 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但就一审期间而言，法律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因此，在行政诉讼领域中参照适用民法领域的有关规则，在当时也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商榷的问题。在本案一审判决中，对于诉讼时效问题，法院认为：“被告作出不批准决定后，刘燕文曾向其反映不同意见，被告提出让刘燕文等候答复，但直到刘燕文向本院起诉时止，被告一直未向刘燕文作出明确的答复，故原告刘燕文的起诉未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在这里一方面并没有适用诉讼时效中断规则，另一方面则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行政相对方向行政主体主张权利，行政主体表示要答复，则行政相对方可以无期限限制地等待答复，即在此种情况下，诉讼时效无限延长，这多少显得不合常理。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件：考试不合格被勒令退学的学生本当得到听证，但他们一直拖了7个月才提起法律诉讼，因而不能使用调卷令与强制令，因为法院不愿给“那些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批准特权救济。当然在本案中，刘燕文与“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这里还涉及哪一方对诉讼时效的超出承担责任的问题。但如何公正合理而又令人信服地解决本案所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应该说，一审法院的判决在这一点上并不令人满意。

目前来看，对于原告刘燕文最有利的、直接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法》的新的司法解释，其中第4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刘燕文提供了北京大学为其颁发的（96）研结证字第001号研究生结业证书，被告据此认为，原告已于1996年1月得知了被告不为其颁发博士毕业证、向其颁发研究生结业证的决定事实。而原告认为，结业证的实际送达时间应在1996年春节后，而不是结业证上的落款日期，且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反映其要求，并等待被告的回音，故并未超出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最后认定：“上述证据表明北京大学已于1996年1月作出了对原告刘燕文颁发研究生结业证、其博士学位论文未获通过、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决定的事实”，并且认为“校学位委员会应将此决定向本人送达或宣布。„„在作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影响了刘燕文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或提起诉讼权利的行使„„” 在这里，是否可以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是一个让人质疑的问题，因为原告手中拥有北京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进一步而言，似乎也难以据此认定本案属于新司法解释第42条规定的情形——相对方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因而诉讼时效作相应延长。本案中，根据前面所引用的“原告诉称”，应当说，原告对于颁发结业证、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是知晓的。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新司法解释第43条的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这样似乎很容易得出结论——刘燕文一直为保障自身权利作多方努力，导致本案超出起诉期限的原因并不属于刘燕文本人，这与第43条规定的情形相吻合，因此，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出。至此，这一问题似乎已有了答案，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本案能否适用从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新司法解释？本案所涉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在1996年1月，而原告于1999年10月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于1999年12月17日作出，二审裁定于2000年4月30日作出，那么，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之后，在法律适用方面，应当作何等考量呢？法律的适用“不溯及既往”是公认的一个原则，当然在这里最有力的一个反驳的依据是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其中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然而这里又引发两个问题——一是新的司法解释并未对其适用方面“溯及既往”作出“特别规定”，二是《立法法》本身是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总之，有关诉讼时效的问题是一个争论点很多的问题，应当说，设置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增设一个过高的门坎，如何严格适用法律，而又不因过分拘泥于法律文字而有违法律公正之目的，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诉讼时效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举证责任问题。《行政诉讼法》原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有争议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新司法解释 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如果被告行政主体提出案件超过诉讼时效，则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如前所述，被告依据原告刘燕文提供了北京大学为其颁发的（96）研结证字第001号研究生结业证书的事实，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这一主张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此外，原告诉称其曾经向北京大学多次询问，曾经于1997年向法院起诉，未被受理，这些主张是否应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倘若我们认为被告的主张具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是否可以就此断定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而此后原告就该事项提出的反驳，就应当由原告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也就是说，在此种情况下，原告实际也承担了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领域，为保障相对方的权利，规定超过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但这里有一个证明标准的问题——在何种情形下，行政主体的举证责任因符合证明标准而完成？而此后原告对于诉讼时效所提出的新的主张是否应由原告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抑或仍然要求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我国目前仅笼统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缺乏细致明确的证据规则，而事实上举证责任不可能完全由被告一方承担。在美国证据理论上，认为在每起诉讼中对于每个争议均存在三种责任，即主张责任（pleading burden）,举证责任(production burden)和说服责任(persuasion burden)。主张责任就是提出诉讼主张或请求的义务；举证责任就是提出证据证明诉讼主张或请求的义务；说服责任就是使事实的裁判者相信其举证证明的争议或事实的存在与否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的义务。后两者合称证明责任（burdens of proof），即按照法律要求的证明程度和标准证明待证事实或争议的义务。对照本案，原被告双方就诉讼时效问题在举证责任上应作怎样的分配，一方面应充分考虑到行政相对方相对于行政主体处于弱势，不宜过分加重其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到证明标准、举证责任的转移等问题，以求做到公正合理。

七、毕业证问题

本案中，围绕毕业证问题，原被告双方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原国家教委1995年2月颁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及北京大学1995年5月制定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原国家教委颁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颁发博士毕业证书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21条第2款规定：“博士学位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学习任务，成绩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由所在院（系、所、中心）将全部博士学位报批材料送学位办公室审核，经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按规定发给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这二者的规定是否一致呢？ 原告方委托代理人认为：依照北京大学的做法，颁发毕业证书是以获得博士学位证书为前提的，刘燕文没有被授予博士学位证书，因而不能获得博士毕业证书。北京大学制定的实施细则在行政法上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该规定既不符合国家把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分开的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章的具体规定。根据《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并符合其他规定条件，就可以取得毕业证书，获得博士学位证书不是颁发博士毕业证书的必要条件。被告方的委托代理人则认为：按照原国家教委颁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北京大学制定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和北京大学多年来一直的做法，只有在博士生通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决定后才能获得博士毕业证书，否则，只能视具体情形获得结业证或肄业证书。一审法院采纳了原告方的意见，认定：刘燕文于1992年9月取得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学籍后，其按照北京大学制定的培养方案和要求，学习了规定的课程，参加了所修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也完成并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其德体合格，按照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的规定，其符合取得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资格，北京大学应当向其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北京大学以其博士学位论文未被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不向刘燕文颁发博士毕业证书，而向刘燕文颁发结业证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如何理解教委规章中的“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就本案而言，“通过答辩”是仅仅指论文通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还是包括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系分委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目前，法律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博士研究生阶段，课程相对较少，博士研究生的绝大多数时间与精力将花费在写作论文上。而毕业论文与学位论文又是一体的。那么，论文是否符合相应要求，达到相应水准，到底应以什么作为标志，是以通过答辩委员会答辩为标志，还是应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通过为标志，就成为本案中原告能否获得博士毕业证书的关键问题。原告认为其按教委规章的要求，通过了论文答辩，理应获得博士毕业证书。被告认为，其论文是否通过，是否达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生的合格要求，则要看其毕业论文（亦即学位论文）是否得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通过。只有经其批准，才予以发放博士生毕业证书。何况1995年以前北京大学就是这种做法，即学位论文最终未获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的，只能领取结业证书。为保证前后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北京大学确定了一个相同标准。从北大看来似乎也自有它的道理。那么，北京大学是否有自主权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规定呢？或者进一步说，北京大学的自主权应当有多大？本案中，很难断定北京大学制定的实施细则与教委的规章明显抵触，我们可以说，北京大学制定了比教委规章更为细致，抑或更为严格的规则。那么，在目前我国实行国家学历制度的情况下，高校到底拥有多大的自主权，高校能否制定更为严格的规则？如果高校有权制定出更为严格的规则，一方面，高校能走多远；另一方面，在此种情况下，又应该如何保障学生的权利？在行政法领域，行政主体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得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及法律原则和精神，这一原理可以参照适用于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高校。但高校与普通的行政主体毕竟有所不同，同一篇论文，在一所高校可能未获通过，但并不妨碍作者以其向另一高校或其他研究机构申请答辩，获得学位。那么，高校是否应拥有更多一些的自由裁量权呢？或者，关键并不在于高校拥有的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而在于对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否有富有成效的监督机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是否能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这正是本案带给人们最多思考的问题。

此案涉及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问题。但愿它能为我们的法律学习人提供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