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译家
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译家
余光中在其璀璨的文学生涯之中,诗、散文、翻译、评论、编辑五者兼顾,各呈姿采,但论者提到余教授时,总称之为「诗人余光中」,[散文家余光中],至于有关其翻译方面的成就,却鲜有涉及。1其实,余光中早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翻译,数十年来,译出经典名著凡十余册,再加上丰硕精辟的译论,真可谓洋洋大观。余光中虽然自谦翻译只是“写作之馀的别业”,然而,这“别业”馀绪,比起许多当行本色翻译家的毕生成就,不论规模或影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造就一位译者,实非易事,所以译者虽然满街走,真正够格的译家并不多见。”这段话,是余光中教授在《作者、学者、译者》一文中提出的。2不错,坊间的译者多如过江之鲫,一般人只要能操两种语言,不论是否精通畅晓,即可执笔翻译,并以译者自居,但译坛中真正译作等身,能成名称家的,却如凤毛麟角,寥寥可数。
以下试从翻译的经验与幅度、翻译的态度与见解、译作的特色与风格、译事的倡导与推动等各方面,来综述余光中的翻译成就,剖析其译论与译著间知行合一的关系,并彰显其如何身体力行,展现出“作者、学者、译者”三者合一的翻译大家所特有的气魄与风范。
一、翻译的经验与幅度
余光中是专注研究、擅写论文的学者;勤于笔耕、不断创作的作家,由这样的学者兼作家来从事翻译工作,的确是最理想的人选。一般来说,学者治学之际,迻译西书、评介西学以为佐证的比比皆是;而作家创作之余,偶拾译笔、以为调剂消遣者,亦为数甚多,然而“别业”终非“正务”,真正能对翻译另眼相看、情有独钟、锲而不舍、矢志不渝的学者作家,余光中可说是佼佼者了。
余光中的翻译生涯,起步得很早,于大学期间就已执译笔。3《老人和大海》(The 0ld Man and the Sea)于一九五二年开始连载于《大华晚报》,一九五七年由重光文艺出版社发行出版;脍炙人口的《梵谷传》初译于一九五七年,译文亦先连载于《大华晚报》,后出版于重光文艺(此书重译于一九七六年,历时一载,于七七年完成,新译本于一九七八年由大地出版社出版)。余光中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则出版于一九五二年,辑录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间的作品。4 因此,翻译之于创作,即使不算同步启程,也称得上亦步亦趋、形影相随了。
在余氏长达四十馀载的文学生涯之中,翻译与创作,就如两股坚韧不断的锦线,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在瑰丽斑烂的画面中,织出巧夺天工的双面绣。自六十年代初开始,余光中不但写诗吟诗,也论诗译诗,而他的译诗是双向进行的,不但外译中,也中译外。一般文学翻译多以外语译成母语为主流,理由很简单,文学翻译所要求于译者的,是对外语的充分理解,对母语的娴熟运用。对外语的了解,还涉及语言背后的文化精神,社会习俗,这是一个学者的工作;对母语的运用,则包括造句遣辞的推敲、各种文体的掌握,这就关乎作者的功力了。余光中固然是外译中的高手,但中译外也得心应手,应付裕如。这种左右逢源、两者兼能的本领,在当今译坛中,实不多见。究其原因,自然与其学问素养大有关系。余光中早岁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然而中文造诣也极深,用他自己的话语--“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最可以看出他秉承中国传统的渊源。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出身于外文系,又教了二十多年英诗,从莎士比亚到丁尼生,从叶芝到佛洛斯特,那”抑扬五步格“的节奏,那倒装或穿插的句法,弥尔顿的功架,华兹华斯的旷远,济慈的精致,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渗人了我的感性尤其是听觉的深处。” 5因此,余光中译诗,可说是一种锻炼:“说得文些,好像是在临帖,说得武些,简直就是用中文作兵器,天天跟那些西方武士近身搏斗一般。” 6如此经年累月浸淫砥砺,翻译之功,乃愈见深厚。
余光中所译名家诗,结集出版者外译中包括《英诗译注》(一九六0);《美国诗选》(一九六一);《英美现代诗选》(一九六八);《土耳其现代诗选》(一九八四);中译英则有New Chinese Poetry(《中国新诗选》)(一九六0);Acres Barbed Wire(《满田的铁丝网》)(一九七一);The Night Watchman(《守夜人》)(一九九二)等。这些译著,时间上跨越三十余年,数量上更达数百首之多,这期间,余光中出版了十多本诗集,写了将近八百首诗,诗风亦迭经变迁,瑰丽多姿,由此可以想见译作与创作之间,彼此观照,互相辉映,那种穿针引线、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影响,是多么复杂、多么深刻!
除了译诗之外,余光中于一九七二年出版翻译小说(录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一九七七年出版《梵谷传》重译本。八四年更进入戏剧翻译的领域,出版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一九九二年出版《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一九九五年则出版《理想丈夫》(An Idea1 Husband)。余光中写诗,写散文,但从未尝试过小说或戏剧的创作,这两种文类的翻译,多少在他文学的版图上增添了两幅新拓的领土,使其开展的艺术天地,显得更加辽阔与宽广。
余光中的翻译经验是丰富而全面的。从纵的方面来说,其翻译生涯绵长而持久,绝非客串玩票式的浅言即止;从横的方面来看,余光中翻译的十多种作品之中,包括诗、小说、传记与戏剧等多种文类,而来自英国、美国、中国、印度、西班牙、土耳其的不同作者,又往往风格殊异,海明威的朴实简劲及王尔德的风雅精警,可说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极端。就如一幅庞大繁复的拼图,要使细致的小块一一就位,各安其所,若非译者具有高深的学养,卓越的文才,则绝难成事。因此,余光中译品的幅度之大,并非常人可及,而从如此丰富的翻译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也就更显得字字珠玑,言出有据了。
二、翻译的态度与见解
余光中虽然一再谦称翻译只是自己“写作之馀的别业”,但是他从事“别业”的态度却是十分认真与审慎的。翻译,在这位文坛巨子的心目当中,绝非微不足道的小技,而是传播文化的大道。在写于一九八五年的《翻译乃大道》一文中,余先生曾经剖白过:“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其实,我的'译绩'也不限于那十本书,因为在我的论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译文,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 7由此可见,翻译之于余光中,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工作,全神贯注的经营。
以广义来说,余光中认为创作本身也是一种“翻译”,因为“作者要'翻译'自己的经验成文字”,这经历跟译者“翻译”时的心路历程相仿。不过,作家创作时,须全心捕捉虚无缥缈的感受,将一纵即逝的灵感定型落实,其过程是由“混沌趋向明确,由芜杂趋向清纯”,8换句话说,创作式的“翻译”可说是无中生有,化虚为实;而译者的“翻译”,却早已有范本在侧,任凭一己才情卓越,也无法如天马行空,恣意发挥。“不过,译者动心运笔之际,也不无与创作相通之处。” 9因为译者在原文的理解与译文的表达之间,在取舍辞藻、斟酌句序之际,还有极大的空间,足以调度驱遣,善加选择。因此,翻译与创作,在某一层意义上,是息息相关,彼此相通的。正因为如此,余光中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余光中的翻译艺术观,自然而然影响到他对翻译的认知与见解。他以为译事虽难,译程虽苦,但翻译本身仍然充满乐趣,妙处无穷。首先,从一个学者的立场来说,他认为要精读一部名著,翻译是最彻底的办法。这一点,许多学者兼译者都有同感。翻译《源氏物语》的林文月教授就说过:“翻译是我精读文章的最有效方法。经由翻译,我才能厘清懂得的部分与暧昧朦胧之处。因为必须在白纸上落下黑字,含混不得。” 10不但如此,余光中认为翻译还可以解忧,因为一旦开始译书,就好比让原作者神灵附体,译者自此跟伟大的心灵日夜相对,朝夕与共,两者在精神上的契合,超越时空,到了合二为
一、无分彼此的地步,这种感情,极其净化,极其纯挚。余光中初译《梵谷传》,三十多万字的巨著,前后译了十一个月,那时的经历,十分动人:“那是我青年时代遭受重大挫折的一段日子。动手译书之初,我身心俱疲,自觉像一条起锚远征的破船,能不能抵达彼岸,毫无把握。不久,梵谷附灵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第二自己“(a1ter ego)。我暂时抛开目前的烦恼,去担梵谷之忧,去陪他下煤矿,割耳朵,住疯人院,自杀。梵谷死了,我的'第二自己'不再附身,但是'第一自己'却解除了烦忧,恢复了宁静。那真是一大自涤,无比净化。”11这就是艺术上所谓感情抒发(catharsis)的最佳写照。有趣的是,在此处,余光中提到附在自己身上的是梵谷的灵魂,而非原作者史东(Irving Stone)的灵魂,可能是因为原著是本传记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传记,梵谷是笼罩全书的主角,性格鲜明,形象突出,而操笔写传的作者,虽然文笔流畅,节奏明快,他的个性,反而隐而不显了。译王尔德当然是另外一回事,这一遭,译者与原作者直接对话,互相较量:“王尔德写得眉飞色舞,我也译得眉开眼笑”,12能令译者动容的,自然不是剧中的主角任真,而是才思敏捷、下笔成趣的戏剧家了。翻译对译者的影响,并不限于翻译期间,往往还点点滴滴渗入译者的思维深处。一九七八年夏,余光中往北欧一行,途经巴黎,虽则匆勿一日,彷如过客,但竟然浮想联翩,在心中泛起梵谷的种种行状--“我想起了《梵谷传》巴黎的那一章,怎么译者自己都到了第五章里来了呢?” 13这种身历其境、心神俱醉的代入感,发生于重译《梵谷传》后一年,若非译者翻译时,曾经全力以赴,形同意创作,以作家敏锐的心灵、感性的笔触,捕捉洋溢原著的诗情,描绘含蕴其中的风貌,那书中的情景,又怎会如此触动心弦,重现眼前?
翻译固然可以令人解愁忘忧,乐在其中,但译者介于原著与译作之间,进退两难、兼顾不暇的苦楚,余光中也深有体会。有关翻译,他的妙喻极多,往往以寥寥数字把翻译的真谛一语道破。首先,他认为大翻译家都是“文学的媒婆”,道行高,能力强,可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 14其实,见诸坊间许多滥竽充数的劣译,这种禀赋特殊的“媒婆”,恐怕少之又少。一般的“媒婆”,只有乱点鸳鸯谱的能耐,手中撮合的尽是一对对同床异梦的怨偶,话不投机的冤家,真正能心意契合、灵犀相通的佳偶,简直是百中无一。因此,余光中又提出译者如巫师的比喻。他认为倘若原作者是神灵,那么译者就是巫师,“其任务是把神谕传给凡人。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 15就因为如此,译者不免疲于奔命,虽竭尽己能,仍然落得个两面不讨好的地步!
怎么样才能曲传“天意”,尽道“人话”?换言之,真正上佳的译品,应该看来像翻译?抑或读来像创作?这就涉及翻译理论中历时已久、争执不下的关键问题了。提倡“直译”的译者,认为应尽量保持原著的异国情调;倡导“意译”的译者,却认为译文应读来如创作一般自然流畅,不著痕迹。其实,“直译”或“意译”的二分法,未免把翻译的进退两难
过分简化了。余光中提出鸠摩罗什“翻译为嚼饭喂人”的比喻,并转化为译文“生”与“烂”的问题。他说:“译文太迁就原文,可谓之'生',俗称直译;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俗称意译。” 16他认为理想的译文,既不能生,也不必烂,够熟就好。但是这种恰到好处的火候,又岂是初译者就能掌握到家的?观乎余光中,既有学者的尊严与自重,又有作家的才具与自信,因此,执笔翻译时,才不会顺从生硬刻板的直译,也不会仿效率性而为的意译。他更不屑如庞德一般,假翻译之名,行创作之责,把自己意欲抒发的诗情,改头换面,寄托在移植自异域的作品之中。余光中的翻译,一丝不苟,严谨审滇,短如一首诗,长至三十万言的宏篇巨构,都在体现出自己服膺的原则与信念。在翻译的领域中,余光中可说是位贯彻始终的理论家,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三、译作的特色与风格
余光中的翻译,蔚然成家,充满独有的风格与特色,举其要者,有下列各项。
首先,余光中的译品,自年轻时的少作,迄成名后的力作,数十年来,始终不脱“学者之译”的本色。所谓“学者之译”,译者必然在翻译时,以传播文化、译介名著为己任。这样的译者,时常会在译文前后,加上序跋,或在译文每一章节或段落之后附系注解,有时译文之详尽严肃,竟“令人有阅读课本的感觉”。17余光中认为任何作品,译得再好,倘若没有“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译者如果通不过学者这一关,终难服人。” 18因此,他的译品,往往以前序后跋、附录注解衬托,而呈现出牡丹绿叶、相得益彰的风貌。举例来说,最早出版的《老人和大海》,译者曾在序中指出原著的错误:“据海明威自己说,他曾先后读此书达二百遍之多;所谓千锤百链,炉火纯青,自不待言,不过其中至少有一个字-一个星的名字恐怕是写错了。我是指本书第四十四页中的'莱吉尔'(Rigel)一字。”译者接著提到这颗星中文叫做参宿七,继而再将“参宿七之不见于新大陆九月之晚空”的前因后果,以大段篇幅,仔细剖析。19余氏这种治学求真的态度,在《梵谷传》中也一再表现,例如梵谷重返巴黎,再遇画家罗特列克,提到后者亦因神经失常而进过疯人院一段,译者在行文中加注曰:“按罗特列克曾因失恋酗酒而进过疯人院:他家里特派专人终日跟踪监护。但此时才一八九0年,此事尚未发生,实系原作者史东之误。” 20由此可见,一位严肃认真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绝不会给原作者牵著鼻子走。遇到原著有误时,余光中既不会把译文改头换面,大动手术;也不会眼开眼闭,以讹传讹,而是以审慎负责的态度,在注解中把谬误一一指出,妥为修正。
余光中的《英诗译注》本身就是译、注并行、翻译与解说兼备的作品。译者翻译之余,对原诗的内容、作者的生平、以及诗作的背景都详加剖析,令读者大有裨益。《英美现代诗选》则更进一步,书前有译者长序,对译诗之道,多有阐发;而翻译每位诗人的原作之前,必定先介绍其生平事迹、思想脉络、创作渊源及作品特色,然后再涉及个别诗作,夹译夹叙,甚至还不时做出自我批评。例如译叶慈《为吾女祈祷》一诗时,译者指出“全诗十节,韵脚依次为AABBCDDC。译文因之,惜未能工。” 21这种躬身自省、力求完美的态度,的确尽显谦谦学者虚怀若谷的胸襟与气度。
余氏译品的前序后跋,往往可以独立成章,成为一篇淋漓大笔的论文或跌宕恣肆的散文。《梵谷传》新译本的长序--《从惨褐到灿黄》(一九七七)可以跟《破画欲出的淋漓之气--梵谷逝世百周年祭>(一九九0)、《梵谷的向日葵》(一九九0)、《壮丽的祭典--梵谷逝世百年回顾大展记盛》(一九九0)等文,相提并论,先后呼应;王尔德的喜剧,虽然主要为剧院观众而译,但《不可儿戏》的序文《一跤绊到逻辑外》及译后《与王尔德拔河记》;加上附于《温夫人的扇子》译本中的《一笑百年扇底风》,以及《理想丈夫》译后--《百年的掌声》,却足以单独结集,成为论者研究王尔德喜剧的珍贵资料。余光中的译作,不论是诗、小说或戏剧,都不是仅仅译来供读者茶余饭后消遣之用的,他曾经说过,总要比“翻译做得多一点”。譬如《梵谷传》书后,还把书中提过的艺术家一一列表说明,其目的在于提倡艺术,因此,译著的对象,除了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之外,还扩大到艺术爱好者的层面了。22
对于原文风格的掌握与处理,余光中深切体会到“翻译不同文类,有不同诠释”的道理,因而采取了“分别对付,逐个击破”的战术。他认为译诗是相当感性的,一不留神,便易越轨。因此,他主张译诗应尽量注意原文的格式与音律之美,译文体裁以贴近原文为依归。凡是韵律诗译出来必然押韵,译自由诗则不然。23不同诗人的风格,如爱伦坡擅头韵,佛洛斯特爱用单音节的前置词和副词,艾略特喜复音节的名词等,24译者必须小心领会,细加分辨,这样,译者的风格就不会笼罩原文了。至于译小说,余光中对付海明威、梅尔维尔以及传记家史东的手法,都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却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对原文句法的尊重。他说:“原文的一句,一定译成一句,不会断成两句。我的句子不会在原文的句号之前停顿,多出一个句号。至于长句切短,我最多加个分号,我是相当忠实于句法的。” 25余光中的这番话,在《录事巴托比》的译本之中,最可以得到印证。《录事》一书由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全书不见序跋,这是余译之中鲜有的情况,然而全书是以中、英双语形式出版的,最足以显示出译者对原著句法亦步亦趋的“贴近”程度。原文中有一段如下:
He lives,then,on ginger-nuts,thought I;never eats a dinner,properly speaking; he must be a vegetarian then;but no; he never eats even vegetables,he eats nothing but ginger-nuts.余氏中译如下:
那么他就靠姜饼为生了,我想;正确地说,从不用膳的;那他该是个吃素的了;又不是的,他从不吃蔬菜,只吃姜饼。26
这段话译来既合乎中国语法,又贴近原文句法,余光中对自己提倡的翻译原则,倒的确是言出必行的。
尽管如此,原作者与译者的风格是否相近,对翻译的难易,也起了不少作用。余光中认为笔下风格多变、各体皆擅的译者,翻译起不同风格的原著来,自然最得心应手,更有调度回旋的余地;反之,则捉襟见肘,周转不灵。余氏自认二十四岁的少作《老人和大海》,译得过分文雅,译文之于原文,似乎在“水手的手上加了一副手套”;假如如今重译,年已七十的译者,再战六十三岁的作者海明威,当可有所不同。27余氏又觉得译《梵谷传》,因原著风格明朗,较易对付;译梅尔维尔,则偶尔需“耐著性子,跟著他走”;至于译王尔德,就不必过分操心了。28
王尔德的翻译,其实是另外一个领域,即戏剧的翻译。在《不可儿戏》的译后,余光中讲得十分清楚:“我译此书,不但是为中国的读者,也为中国的观众和演员。所以这一次我的翻译原则是: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希望我的译本是活生生的舞台剧,不是死板板的书斋剧。” 29这一“活生生”的要求,使译本也活泼灵动起来,原作的如珠妙语、犀利词锋、精警双关、对仗语法,都成为考验译者功力的重重关卡,译者在此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便冲锋陷阵,过关斩将。所幸余光中的文字向以文采斐然,才思敏捷见称,对付起王尔德来,也就如鱼得水,棋逢敌手。有时候,由于中文“对仗工整”的特性,译来甚至比原著更浑然天成。30
由于余光中是才气横溢、能诗擅文的大作家,翻译时,译者自身的风格,必然会展现在译作之中,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余译体。余光中的译品,可以“声色俱全,神形兼备”来形容。所谓的“声色俱全”,是指余译之中特有的音律节奏之感,色彩变化之美。众所周知,余光中喜爱音乐,从古典乐到摇滚乐,无所不嗜。而余氏写诗,也最重音律。他曾经说过:“我和音乐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交代一下。……节奏感与音调感可能因人而有小异,但是诗人而缺乏一只敏感的耳朵,是不可思议的。音调之高低,节奏之舒疾,句法之长短、语气之正反顺逆,这些,都是诗人必须常加试验并且善为把握的。” 31余氏译诗时,以诗人特有的语感与节奏来字斟句酌,反复诵吟,因此译出的成品,自然别具神韵。这一点,翻阅余氏所有翻译的诗作,必可有所体会,此处不赘。余光中与宋淇都曾经提到“译诗一如钓鱼”,32译诗而无诗才,钓起之鱼,必为皮肉皆无的残骸,而非骨肉俱全的佳品。余译诗作之音律铿锵,节奏分明,译者身兼作者之长,岂非无因。
余光中译品之“色彩变化”,最能体现在《梵谷传》的重译本中。论者尝以为傅雷译品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见称,其中“色彩变化”一项,喻其译法变化多端,同一词汇出现在不同语境之中,必然悉心处理,细辨歧义。余光中行文的“色彩变化”,除上述意义之外,更表现在他散文创作的设色手法之中。余光中散文的设色可谓“百彩纷陈,瑰然大观”。33作家文字的璀璨雄奇,缤纷夺目,一旦化入译作之中,就出现了以下的句子:
可是使他伸手翼蔽自己愕视的双眼的,却是四野的色彩。天空蓝得如此强烈;蓝得硬朗,苛刻,深湛,简直不是蓝色,完全没有色彩了。展开在他脚下的这一片绿田,可谓绿色之精,且中了魔。燃烧的柠檬黄的阳光,血红的土地,蒙马茹山头那朵白得夺目的孤云,永远是一片鲜玫瑰红的果园……这种种彩色都令人难以置信。他怎么画得出来呢?就算他能把这些移置到调色板上 去,又怎能使人相信世上真有这些色彩呢?柠檬黄、蓝、绿、红、玫瑰红;大自然挟五种残酷的浓淡表现法暴动了起来。34
且看另一位译者的作品:
不过,促使他伸手去模自己被迷惑的双眼的却是乡间的 色彩。天空是如此浓烈的蓝色,那样凝重、深沉,竟至根本不是蓝色而全然成了黑色;在他下面伸展开去的田野是最纯粹的绿色,非常非常的绿;太阳那炽烈的柠檬黄色;土地的血红色;蒙特梅哲山上寂寞的浮云那耀眼的白色;果园里那永葆新鲜的玫瑰色……这样的色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如何能把它们画下来呢?即令他能把这些色彩搬到他的调色板上、他又怎能让人相信它们的存在呢?柠檬黄、蓝、绿、红、玫瑰,大自然信手把这五种颜色摆在一起,形成了这种使人难受的色彩情 调。35
此处姑不论两译孰高孰低,然而余译对色彩的描绘,的确较为生动,较有气势,似乎把梵谷画中令人观之而“蠢蠢欲动、气蟠胸臆”的感觉,36如实勾划出来了。
翻译的“神形兼备”,当然是历来译者努力以赴的最高要求,毕生追求的最终目标。如前所述,余光中译诗则讲求原诗的格律,译文则恪守原文的句法,在“形”的保留上,的确竭尽己能,甚至远超过许多其他的名家。但是,余光中对“神”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说:“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 37偶尔,也有力不从心,难以两全的时候,这关头,余光中“只好就迳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 38王尔德戏剧的翻译,为了顾及观众的现场反应,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余光中权衡之下,就时常做出舍形重神的选择。他在《不可儿戏》译后解释道:“因此本书的译笔和我译其他文体时大异其趣。读我译诗的人,本身可能就是诗人,或者是个小小学者。将来在台下看这戏的,却是大众,至少是小众了。我的译文必须调整到适度的口语化,听起来才像话。” 39余光中曾谓译者如作者,手中必须有多把刷子,才能应付不同文体。观乎上述一番话,余氏挥动手中众刷时,是极有分寸的,完全以文本的特质,读者的类别,在神形取舍方面,做出适度合理的调整。
尽管如此,余氏的译文始终保持“中西相容、文白并存”的特色。余光中早期承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之余,曾经锐意革新,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又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 40不过,他更明白“株守传统最多成为孝子,一味西化,必然沦为浪子,不过浪子若能回头,就有希望调和古今,贯串中外,做一个真有出息的子孙。学了西方的冶金术,还得回来开自己的金矿。” 41正因为如此,余光中的译文,从早期的“相当西化”已经演进为后期的“中西相容”了。余氏曾把欧式句法分为“良性”及“恶性”两种。对恶性西化,他口诛笔伐,深恶痛绝,在《中西文学之比较》(一九六七)、《翻译和创作》(一九六九)、《变通的艺术--思果著〈翻译研究〉读後》(一九七三)、《哀中文之式微》(一九七六)、《论中文之西化》(一九七九)、《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一九八七)等文中,曾把种种劣译典型,列举说明,并严加批评。然而这些译病,例如“们”字的滥用,副词词尾“然、地”的重复、抽象名词“化、度、性”的泛滥、被动式“被”字的僵化,修饰语“的”字的堆砌 42等等,往往在《梵谷传》初译中频频出现,在重译本中却一一改善了。43余光中初译《梵谷传》于一九五七年,重译于一九七七年,经过二十年的磨练,译笔自有不同,这跟译者创作的风格渐趋圆熟老练,大有关系。无独有偶,傅雷翻译《高老头》凡三次,依次为一九四六年,一九五一年及一九六三年,在重译本中,也刻意把初译中“的的不休”或“它它不绝”的毛病,逐一克服。余氏重译《梵谷传》而耗时一年,修改万处;傅雷三改《高老头》而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名家对自己译著精益求精、煞费苦心的态 度,令人感动。
余译的另一特色,是“文白并存”,这与译者的文风大有关系。余光中曾谓“在白话文的译文里,正如在白话文的创作里一样,遇到紧张关头,需要非常句法、压缩字词。工整对仗等等,则用文言来加强、扭紧、调配、当更具功效。这种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的综合语法,我自己在诗和散文的创作里,行之已久:而在翻译时也随机运用,以求逼近原文之老练浑成。” 44余光中这种文白糅合的风格,在四十年的翻译生涯中,十余本的译著里,持续出现,历久不衰,使余氏译文在处理原文冗长迂回的句法中,占尽下笔利落的优势。我们可以从早期到后期的各种译本中找到例证。先说《老人和大海》。这本海明威的名著,译作不少。余光中虽说自己当时年轻,在创作天地里见过的世面不多,因此译得太文,但是这部小说描写老人在大海中与巨鱼搏斗,过程充满动感,而动作词的翻译,向来是初学者视为畏途的难关,倘若译者完全以欧化语法加白话辞汇来译海明威,则译文必然拉杂拖沓,累赘不堪,原本生动活泼的场面,也会变得疲弱乏力,了无生气。在余译本中发现如下的句子:“于是大鱼垂死奋斗,破水而出,跃入半空”(译本页56),“他仰视天空、远眺大鱼,又熟视太阳”(页57),“它向上疾升,毫抚忌惮,终于冲破蓝色的水面,暴露在阳光之下。”(页59),“可是不久它已寻著,或者只追到一痕气息,它便顺著船迹,努力疾泳。”(页60),“接著他系好帆脚索,使布帆盛满微风,把小船带上归路。”(页66)。我们在译文中,明显见到对仗工整的痕迹,以文配白的句法。这种风格,文雅之余,却出奇地捕捉了原著中强烈的动感,再现出海明威明快的笔锋。《录事巴托比》一书,充满各式各类的抽象名辞,不啻译林中随地蔓生的杂草,丛丛堆堆,阻挡前路。梅尔维尔的文风,跟海明威截然不同,长句连连,转弯抹角,叫译者无所适从。余光中处理的方法,往往借助文言徐疾有致的特色,来压缩长句,扭紧语气,使译文念来畅顺无阻。举例来说,原文“Like a very ghost,agreeab1y to the laws of magical invocation, at the third summons,he appeared at the entrance of his hermitage.”(页35),余译为“应验了巫术招魂三呼始显的法则,他活像一个幽灵,出现在隐士居的入口。”(页36)。换一个生手,翻译这样的原文,恐怕要搏斗良久,纠缠不清了。《梵谷传》是余光中下了苦功重译的作品,因此,不论写情写景,译来都舒畅自如,迹近创作。且看这样的句子:“傍晚此时,墓地无人,万籁俱寂”(页50),“次日垂暮之际,文生独立窗前,俯览全院。”(页51),“又自问自答,把文生溺于滔滔不休的独白”(页642),“这种完美而幽静的宁静,已近乎身后的岑寂。”(页643)。余光中译文的独特风格,在此彰显无遗。至于王尔德的喜剧,翻译时当然以口语为主,但原作的如珠妙语,似锦隽言,若非译者古典根基深厚,长于驱遣文字,擅于调配精句,则难竟全功。
四、译事的倡导与推动
余光中毕生在翻译上沉浸的时间与倾注的心血,不下于创作。四十年来,他不但为译介名著而苦心孤诣,为培植后学而循循善诱,更在长年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发展出一套清晰明确的译论。此外,他更著书立说,为提高翻译的地位而大声疾呼。
余先生认为翻译负有传播文化的重任,岂可小看,因此,他有这样的感慨:“大学教师申请升等,规定不得提交翻译。这规定当然有理,可是千万教师里面,对本行真有创见的人并不很多,结果所提论文往往东抄西袭,或改头换面,或移植器官,对作者和审查者真是一大浪费。” 45接著他又提出自己对翻译的见解:“其实踏踏实实的翻译远胜于拼拼凑凑的创作。如果玄奘、鸠摩罗什、圣吉洛姆、马丁·路得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职,我会毫不考虑地优先录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 46
余光中由于深切体会到历来译者饱受漠视与奚落之苦,不惜挺身为译者请命。一九七二年,他因希腊九位缪斯之中,无一司翻译而不平; 47一九八五年,他质问在各类文学奖项充斥台湾之际,何以“译者独憔悴”?他认为文化机构应设立一个翻译奖,对翻译家的成就予以肯定与重视。48到了一九八八年,“梁实秋文学奖”正式设立,分散文与翻译两组,由余教授出掌翻译组选题及评审的工作。在第一届“评审委员的话”中,余先生特别阐明设奖的意义:“中华日报主办的这次翻译奖,是以梁实秋先生的名义为号召,意义更为深长。梁实秋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有数的翻译大家,不但独立译出莎士比亚的全集,而且把其他西洋名著,诸如《沉思录》、《西塞罗文录》、《咆哮山庄》、《百兽图》等十三种,先后中译过来,更在晚年编译了厚逾两千六百页的《英国文学选》一巨册。以他的名义设立的这个翻译奖……可为文坛开一风气,并为译界提高士气。” 49就为了要提高译界的士气,余教授不辞劳苦,不畏艰辛,担下了繁重的任务。首先是选题,为了题目程度适中、深浅恰当,余教授往往以苦行僧的态度“整日沉吟,踟蹰再三” 50接著,向主办当局建议评审委员名单。委员必须为翻译界知名学者,且为推动翻译热心人士,余教授自设奖以来,年年筹划邀约同道中人,诚非易事;然后是审阅数百篇参赛稿件,沙中淘金、去芜存菁;最后一关,就是召开评审会议,由各委员闭门终日,埋头苦读,反复研究,再三审阅,终于选出名副其实的得奖佳作。余教授这种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的确可说是译界楷模,其实本身早已应获得翻译终身成就奖了。
除了对翻译直接的推动之外,余先生还指出译圃足以终身耕耘、历久不瘠的长处。第一,翻译可以“少年译作中年改”,正如余光中之重译《梵谷传》;傅雷之再译《约翰·克利斯多夫》、三译《高老头》;第二,翻译不受年龄的限制,创作或有江郎才尽的时候,翻译却无文思枯涸的可能。文坛中勇闯译林,老当益壮的猛将,数之不尽,中外皆然。因此,余光中表明将来退休之后,有意完成“未竟之业”,再译几部画家的传记,“其中必不可缺艾尔·格瑞科的一部”。51如所周知,余先生对格瑞科心向往之,为了译他的传记,更潜心学习西班牙文。52这种不惜一切、矢志从原文直接翻译,以求真存全的心意,跟杨绛当年翻译《堂·吉诃德》的情况,有点相似。根据杨绛所述,当初接获译《堂·吉诃德》的任务时,已年近五十,为了怕“摸不住原著的味儿”,她拒从英文或法文转译,而决定从头学西班牙文,“但凭著一股拼劲硬啃了两年,总算掌握了这门外语。” 53不过等到全书译完,却已经花了十多年宝贵光阴了。
余先生曾谓:“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 54又说,退休之后,如有闲暇要译个痛快,除上述格瑞科传之外,还要译罗特列克,窦纳等画家的传记,以及缪尔的《自传》等。55身为余译的忠实读者,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值此余光中先生欢庆七秩华诞之际,我们远在香港,临海遥祝,但愿他如松柏常青,永远沐受缪司的恩宠。像余先生这样一位运笔如椽、文思泉涌的大家,我们绝不愿他轻言退休;我们也深信,即使他当真决定告别学府,也必然难有闲暇余兴来专注翻译。我们只盼望学者精研之际,作家挥洒之余,能如往常一般,继续眷顾翻译的“别业”,除了诗人的作品,画家的传记之外,为我们译出更多其他类型的经典名著,包括早已列入翻译名单的《白鲸记》,以及文学或译学专论。我们之所以盼望余先生能涉及理论的翻译,并结集出版,是为了使往后的学者,在撰写论文、引证西学之时能有所依据,不再在文章中喋喋嚅嚅,絮絮聒聒,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目前的学术界已饱受恶性欧化及拙劣译文之害,久而久之,往往积非成是,以丑为美,中文的纯净与优雅,早已破坏殆尽了。我们需要的就是像余光中先生这般身兼学者与作者之长的翻译大家,在译著与译论中,现身说法,泽被后进,为学府与文坛做出巨大的贡献。
注释
1.黄维樑曾著专文《余光中“英译中”之所得--试论其翻译成果舆翻译理论》评论余光中的翻译成就,见黄维梁编,《璀璨的五采笔》(台北:九歌,1994年)417。
2.1994年台北举行“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余光中出任主讲嘉宾,特撰《作者,学者,译者》一文作专题演讲。
3.1994年台北举行“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余光中出任主讲嘉
宾,特撰《作者,学者,译者》一文作专题演讲。
4.见黄维樑编,《璀璨的五采笔》及《火浴的凤--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台北:纯文学,1986年)两书,书中详列出《余光中著作编译目录》。
5.见余光中,《先我而飞--诗歌选集自序》,《余光中诗歌选集》第一辑(长春:时代文艺,1997年),3
6.见余光中,《先我而飞--诗歌选集自序》一文。
7.见余光中,《翻译乃大道》,《余光中散文选集》第四辑(长春:时代文艺,1997年)7。
8.见《作者,学者,译者》一文。
9.见《作者,学者,译者》一文。
10.见金圣华,《桥畔闲眺》(台北:月房子,1995年)32。
11.见余光中,《何以解忧》,《余光中散文选集》第四辑,487一88。文集中提到Van Gough时,依中国大陆译为“凡高”,此处还原为余译之“梵谷”,下同。
12.见余光中,《何以解忧》,《余光中散文选集》第四辑,487-88。
13.见余光中,《北行歌》,《余光中散文选集》第三辑,529。
14.见余光中,《翻译与批评》,《余光中散文选集》第一辑,303。
15.《桥畔闲眺》,30-31。
16.《桥畔闲眺》,7。
17.林文月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以译笔优雅、治学严谨称著,所有译作,都附加大量注解,例如《枕草子》第188段至191段的文本只有
一、两行,但注解共有28条。见金圣华编,《〈伊势物语〉之翻译及其笺注》,《翻译学术会议: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1998年)90。
18.见《作者,学者,译者》一文。
19.见余光中译,《老人与大海》序言(台北:重光文艺,1958年)3。
20.余光中译,《梵谷传》下(台北:大地,1995年)633。
21.余光中译著,《英美现代诗选》(台北:时报,1980年)66。
22.本文作者於1998年7月5日曾在香港对余光中就翻译问题作一专访,详见1998年10月号《明报月刊》刊载之《余光中的“别业”--翻译》一文。
23.本文作者於1998牟7月5日曾在香港对余光中就翻译问题作一专访,详见1998年10月号《明报月刊》刊载之《余光中的“别业”--翻译》一文。
24.《英美现代诗选》,205。
25.《英美现代诗选》,205。
26.余光中译,《录事巳托比》(香港:今日世界,1972年)31-32。
27.本文作者於1998年7月5日曾在香港对余光中就翻译问题作一专访,详见1998年10月号《明报月刊》刊载之《余光中的“别业”--翻译》一文。
28.本文作者於1998年7月5日曾在香港对余光中就翻译问题作一专访,详见1998年10月号《明报月刊》刊载之《余光中的“别业”--翻译》一文。
29.余光中译,《不可儿戏》(香港:山边社,1984年)134。
30.本文作者於1998年7月5日曾在香港对余光中就翻译问题作一专访,详见1998年10月号《明报月刊》刊载之《余光中的“别业”--翻译》一文。
31.余光中,《〈白玉苦瓜〉后记》,《余光中诗歌选》第二辑,302。
32.余光中译注,《英诗译注》(台北:文星,1965年)1;林以亮编,《美
国诗选》(香港:今日世界,1961牟)2。
33.何杏枫,《论余光中散文的设色》,《问学初探》(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4年)93。
34.《梵谷传》下,505。
35.常涛译,《梵谷传》(北京:北京,1983年)
36.《梵谷传》中的译者按语,见《梵谷传》下,525。
37.《不可儿戏》,133。
38.《不可儿戏》,133。
39.《不可儿戏》,134-35。
40.余光中,《〈逍遥游〉后记》,《余光中散文选集》第一辑,470。
41.见余光中,《先我而飞--诗歌选集自序》一文。
42.余光中对“的”字的累赘用法,曾著专文《的的不休》,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见《翻译学术会议--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1-13。
43.见张嘉伦,《以余译〈梵谷传〉为例论白话文语法的欧化问题》(台
中: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年)。
44.见余光中《的的不休》一文。
45.见余光中,《译者独憔悴》,《余光中散文选集》第四辑,10。
46.见余光中,《译者独憔悴》,《余光中散文选集》第四辑,10。
47.见余光中,《翻译和创作》,《余光中散文选集》第二辑,293。
48.见余光中,《译者独憔悴》,《余光中散文选集》第四辑,10。
49.《金合欢--梁实秋文学得奖作品集》(台北:中华日报,1988年)122。
50.《璀璨的五采笔》,437。
51.见余光中,《〈从徐霞客到梵谷〉自序》,《余光中散文选》第四辑,318。
52.余光中,《何以解忧》,《余光中散文选》第三辑,486。
53.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1990年)537-38。
54.见余光中,《四窟小记》,《余光中散文选》篇四辑,129。
55.见余光中,《四窟小记》,《余光中散文选》第四辑,132。
(《结网与诗风》苏其康主编 台北市 九歌出版社 1999)
附:余光中生平简介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重九日出生于南京。早年相继就读于金陵大学、厦门大学。1950年5月底来到台湾,后转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发表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同年转入本校研究院研究英国文学,获硕士学位。1958年赴美进修,翌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回国后,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1985年至今,任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甚广。然而,他的诗名太著,许多读者忽略了他亦是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事实上,至今为止,他出的翻译集共有13种,译作包括《梵谷传》、《老人和海》、《英诗译注》、《美国诗选》、《英美现代诗选》、《满园的铁丝网》、《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录事巴托比》等,及中译英作品《中国新诗选》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合译)等。(张爱珍)
作者金圣华女士简介:浙江上虞人。香港崇基学院英语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及大学校董。译有麦克勒丝的《小酒馆的悲歌》、康拉德的《海隅逐客》、厄戴克的《约翰·厄戴克小说选集》及布迈克的《石与影》和《黑娃的故事》,论述与编著有《英译中:英汉翻译手册》(与孙述宇合著)、《傅雷与他的世界》、《因难见巧一名家翻译经验谈》(与黄国彬合编)、《桥畔译谈——翻译散论八十篇》及《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创作有《桥畔闲眺》、《打开一扇门》及《一道清流》。
第二篇:中国翻译家
不懂外文的著名翻译家——林纾
林纾(1852~1924年)是我国近代一位享有盛名的翻译家,他一生共翻译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挪威、瑞士、希腊等国小说180余部,270多册,计1200万字,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司各特、雨果等众多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草婴
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于宁波,现居上海,俄语文学翻译大家。
主要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小说12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肖洛霍夫作品(《新垦地》、《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卡塔耶夫《团的儿子》、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
董乐山
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999年1月16日于北京病逝。董乐山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全国解放后曾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和英语教学工作。1981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译协理事,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美国社会与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与翻译家。著作有《译余废墨》、《文化的休闲》、《文化的误读》、《边缘人语》等;译作有《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与人合译并校订)、《苏格拉底的审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韩素音自传》(之一)、《囚鸟》、《鬼作家》、《基督的最后诱惑》(合译)、《巴黎烧了吗?》等;编著有《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等。他翻译的《西行漫记》是斯诺这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中文译本中翻译得最好、流传最广的一部,译作文笔流畅纤巧,达到很高的水准。他是一位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所编著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独辟蹊径,是希图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傅雷
(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上海南汇人。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学习艺术批评。1931年回国,在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和法文。1933年后历任时事汇报总编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长。抗战爆发后转事译著。一生共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
从30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毕业翻译作品三十余部,主要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巴尔扎克著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亚尔墙·萨伐龙》《夏倍上校》《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于絮尔·弥罗埃》,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名著《艺术哲学》等。写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专著,以及《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评(三里湾)》《评(春种秋收)》等散文。
季羡林
(1911.8.6-)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桦
1927年生于昆明。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校主修英国语言文学。在国家外事部门工作三十五年,其中近十四年任职中国驻丹麦大使馆。1997年,获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颁发的“丹麦国旗骑士勋章”,奥登塞市安徒生奖委员会“1997年安徒生特别奖”,并被“冰岛冰中文化交流协会”接受为荣誉会员。2000年,出任“丹麦奥登塞安徒生奖执行委员会”委员。2002年,获丹麦“伦斯特德隆奖”。2004年,担任中国“安徒生形象大使”。
主要译著有:《安徒生童话故事精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关于尼耳斯?玻尔的一些回忆》(合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新译本四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丹麦概况》(1997),《丹麦立宪史》(1998),冰岛《埃伊尔萨迦》(1999),及丹麦短篇小说、歌曲若干。主编丹麦凯伦?布里克森作品四卷并翻译其中的《七篇奇幻的故事》、《冬天的故事》等两卷(新世纪出版社,2000)。著有《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新世纪出版社,1998)。
吕同六
1938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1962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专业,回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全国意大利文学会会长等职。在40多年 的翻译生涯中,吕先生一直致力于将意大利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入我国,他主持的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经典名著”丛书等体 系较大,眼光独到,收录完整,在文学爱好者中很有口碑。近年来,他任主编、由译林出版社出 版的《卡尔维诺文集》和《莫拉维亚文集》等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因为在中意文化交流方面贡献突出,吕同六获得过多种相关荣誉,如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1996)、意大利 总统授予共和国骑士勋章(1990)等等,2002年6月3日,他荣获意大利国家最高荣誉——由意大 利总统颁发的爵士勋章。他出版过的主要著作有:《地中海的灵魂》(1993)、《多元化多声部 》(1993)、《寂寞是一座桥》(2002)等。
罗念生
(1904.7.12—1990.4.10)学名罗懋德。生于四川威远。192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开始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1927年在北京主编《朝报》文艺副刊时,在清华校刊上发表散文《芙蓉城》,这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1929年至1933年先后进美国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
1931年在纽约与罗皑岚、柳无忌等合办《文艺杂志》。1933年开始翻译希腊古典文学。此后几十年间,译出许多希腊重要名著。1933年到1934年在雅典美国古典学院研究古希腊悲剧和艺术。1934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1935年与梁宗岱合编天律《大公报》诗刊。
1936年在成都与朱光潜、何其芳、卞之琳等创办文艺半月刊《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古希腊文学。1964年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作书目:
《龙涎》(诗集)1936,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芙蓉城》(散文集)1943,西南图书供应社
《希腊漫话》(散文集)1943,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
《论古希腊戏剧》(论文)1985,戏剧
《二罗一柳忆朱湘》(回忆录)与罗皑岚、柳无忌合著,1985,三联
翻译书目:
《儿子的抗议》(中篇小说)英国哈代著,与卢大野合译,1929,远东图书公司
《醇酒·妇人·诗歌》1930,光华
《傀儡师保尔》希腊施笃谟著,与陈林等合译,1931,光华
《伊菲格涅亚在陶洛人里》(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36,商务
《俄狄浦斯王》(悲剧)希腊索福克勒斯著,1936,商务
《特罗亚妇女》(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44,商务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1954,人文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1957,人文
《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
《索福克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
《蛙》(剧本)希腊阿里斯托芬著,1961,人文
《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1962,人文
《诗学诗艺》(理论)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与杨周翰合译,1962,人文
《诗学》(理论)希腊亚里斯多德著,1962,人文
《意大利简史》英国赫德、韦利合著,与朱海观合译,1975,商务
《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1980,湖南人民
《琉善哲学文选》(政论)古罗马琉善著,1980,商务
《伊索寓言》1981,商务
《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1983,湖南人民
《希腊罗马散文选》1985,湖南人民
《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1988,北京
《伊索寓言选》1988,人文
王道乾
(1921—1993),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艺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绍兴人。1945年毕业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获学士学位。1947年赴法国公费留学,在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攻读法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1950年在华东文化部工作。1954年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文艺月报》编委等职。曾经当选为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代表。1961—1966年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派往出版干校参加《世界史》翻译工作。1979—1993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外国文学报道》杂志主编,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1991年获学术突出贡献国家特殊津贴。
王道乾先生还担任过以下职务:国家社科基金会外国文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委;《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美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辞海·文艺理论、现代文学部分》主要编写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部分条目撰写人。
以翻译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而蜚声海内外的翻译家王道乾先生,在中国创造了一个文坛神话:他在汉语世界里创造了“另一个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他的笔下诞生出的一系列杜拉斯作品,如:《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广场》、《埃米莉·L》、《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物质生活》等,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作家的创作,有相当一批如今驰骋文坛的作家从中获益良多。由此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一个“《情人》现象”,也就是一个作家如何在另一种语境中最充分、贴切地演绎和表达?这是文坛颇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象。不过在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勉为其难”的翻译家,正是某种时代的局限造就了我们的翻译家。如果文学翻译界颁发“诺贝尔奖”的话,那么王道乾先生将是当之无愧的获得者。
王道乾著译作品年表
1951年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法)让·弗莱维勒编选,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2年 《亨利·巴比塞》(法)让·弗莱维勒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5年 《左拉》(法)让·弗莱维勒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米晒耳·隆代》(法)安德烈·腓力普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7年 《烟斗》(短篇小说集)(法)安德烈·斯梯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尔扎克怎样给人物取名字》(法)戈日朗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 《红与黑》(选译)(法)司汤达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作品选》
1964年 《关于文学的发展》(法)马拉美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方文论选》下卷
《拉辛与莎士比亚》(选译)(法)司汤达 著,(同上)
1972年 《巴黎圣母院》(法国电影)(法)让·德拉努瓦导演,上海电影译制厂
1979年 《拉辛与莎士比亚》(全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愿快乐常在》、《鲁滨逊·克罗索的结局》(短篇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 《琴声如诉》(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1981年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小说)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南京大学外国文学所《当代外国文学》
1984年 《广场》(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中国社科出版社《世界文学》
1985年 《情人》(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 《克洛德·西蒙》(随笔)(法)阿兰·罗布-格里耶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1988年 《彩画集》(散文诗)(法)兰波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关于<彩画集>》(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同上)
1989年 《埃米莉·L》(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文汇出版社
《婚礼弥撒——关于(埃米莉·L)》(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0年 《杜拉斯访谈录》(随笔 22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尔戈古堡》(小说,遗稿未发表)(法)于连·格拉克 著
1991年 《地狱一季》(散文诗集)(法)兰波 著 花城出版社
《通灵者书信二封》(法)兰波 著(同上)
《智者的幸福》等诗四首(法)莱昂-加·格罗 著,《世界文学》 《诗三章》(法)于·拉布吕斯,(同上)《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小说,遗稿未发表)(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1992年 《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所《当代外国文学》 《驳圣伯夫》(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年 《ECCE HOMO》等诗六首(法)亨利·米肖 著,《世界文学》杂志 《睡眠及其他》(随笔四篇)(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当代外国文学》杂志
1994年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礼拜五》(散文)(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外国文艺》1995年 《爱的沙漠》、《福音散文》(散文诗)(法)兰波 著,(同上)《亨利·贝尔》(法)梅里美 著,社科文献出版社 《(意大利绘画史)导言》(法)司汤达 著,(同上)《(吕西安·勒万)序言》(法)司汤达 著,(同上)《(吕西安·勒万)原编者序》(法)亨利·马尔蒂诺 著,(同上)《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关于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法)雅克·拉康 著,武汉大学出版社《法国研究》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随笔,关于《琴声如诉》)(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1996年 《书及其他》(随笔十九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 《物质生活》(随笔集)(法)(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情人·乌发碧眼》(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法)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 《红与白》(小说,原名《吕西安·勒万》)(法)司汤达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社会地位》(小说)(法)司汤达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亨利·贝尔》(法)梅里美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旅人札记》(散文)(法)司汤达 著,花城出版社 未来的现象》(散文诗)(法)马拉美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森林的通道》(诗)(法)安德烈·于盖托 著,(同上)1999年 《书》(随笔一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重庆出版社 《书》、《巴黎》(随笔)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三联书店《书城》杂志 2000年 《一天上午的回忆》(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彩画集——兰波散文诗全译》(法)兰波 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吕叔湘-英语
夏志安-英语
杨绛-英语
刘士聪-英语
鲁迅-俄语 朱生豪-英语
张谷若-英语
第三篇:小小翻译家
小小翻译家
适用范围
1-6年级
游戏目的培养学生把英语和汉语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游戏类型
输出型游戏
游戏准备
配套的英语句子卡片、汉语句子卡片两套
游戏教学实例
(1)教师带领学生复习英语句子,直到学生基本熟练掌握。
(2)教师把英语句子卡片贴在黑板上,把汉语句子卡片放在讲桌上。
(3)将学生分成两组,从中各挑选出两名学生上台参加游戏。
(4)教师以 “Ready? Go!” 作为指令,宣布游戏开始,两组中的一名学生负责从黑板上摘英语句子,另一名学生负责从讲桌上找出相应的汉语翻译。最快完成且准确的小组获胜。
(5)教师授予获胜的两人“小小翻译家”称号。教师把卡片的顺序打乱,挑选学生上来继续参加游戏。
注意事项
(1)奖励一定要公平、公正。
(2)这个游戏还可以以教师说出英语句子,点学生起来说汉语翻译,或教师说出汉语翻译,点学生起来说出英语句子,或学生之间一问一答的形式来操作。当然,也可以请组织能力较强、发音清晰、准确的学生上台来主持操练活动。
(3)为表示教师对“小小翻译家”的重视,教师可以用卡片把“小小翻译家”打印出来,然后签上教师自己的名字,或专门刻一个“小小翻译家”的章,以对学生起到更大的激励作用。
Finish My Sentence
适用范围
1-6年级
游戏目的通过简单的输入和简单的变通,来完成新授和复习的任务
游戏类型
输入型游戏
游戏准备
在进行板书时将句子中的重点地方标出来
游戏教学实例
这是一个单词和句子并重的游戏。下面以 “What is your name?” 的操练为例做一说明。
(1)教师引入游戏,设置简单的情景,询问学生的名字,并通过一定的动作、表情让学生明白教师所说句子的意思。
T: What is your name?
S1: Zhou Lan.T: Yes, very good!
(2)教师依次问几个学生,以达到强化的目的。
(3)为让学生掌握这个句子,教师首先要把突破句子的重点放在单词name上。
T:(教师突然摸摸脑袋,作疑惑状)老师在说话的时候,不小心掉了小尾巴,看看哪个同学能帮老师把小尾巴找回来?(教师的话要有鼓动性。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游戏中去。)
T: What is your…?(教师在这里停顿就是为了让学生说出name这个单词,对于能够说出来的学生,教师要积极给予表扬。)
(4)当学生能清晰、准确地说出name一词后,教师在每说一次 “What is your name?” 时就减少一个单词,以此让学生不断完成下去。
T: What is…?
S: your name.T: What…?
S: is your name.…
而what一词可以通过教师张嘴不发出声音的方式让学生掌握,这样,这个句子就完成了它的输入。本游戏的趣味性调节点就在于教师要越说越快,有时甚至要打乱顺序不从第一个单词说起,以此让学生的思维紧紧跟随教师运转。注意事项
(1)奖励要敏感,及时表扬那些能说出来的学生,尽量避免出现教师说半天,而学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情况。
(2)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除了操练速度要快以外,还可以让学生进行抢答,使学生处于活跃的状态。
第四篇:余光中
余光中,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他,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1949年随父母去了香港,1950年迁居台湾,之后,就一直在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写作讲学。他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却成了文坛一位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1974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同年写下了《听听那冷雨》这篇散文。
1992年,终于得以回到他思念已久的大陆。他的母校是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他曾到母校参观,也写下了优美的散文。余光中对大陆对家乡的情感是非同寻常的。
他曾说:“从21岁负笈漂泊台岛,到小楼孤灯下怀乡的呢喃,直到往来于两岸间的探亲、观光、交流,萦绕在我心头的仍旧是挥之不去的乡愁。”谈到作品中永恒的怀乡情结和心路历程时他说,“不过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现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我们读的这篇散文《听听那冷雨》,就是抒发了作者的乡愁乡思,写作者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三)理解掌握字词
本文宜详细地给学生讲解字词。先给学生在课文中画出字词,老师讲解一番。字词学习不能作为课文的附属,有时可单独列出学习讲解。然后,再让学生读课文。
字词有:
惊蛰:二十四节气之一。三月5,6或7日。蛰:动物冬眠,藏起来不食不动。比较:蜇,螫。
料峭:形容微寒,多形容春寒。春寒料峭。(汉语词汇是多么丰富!)
淅沥:象声词,形容轻微的风声、雨声、落叶声等。例: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霏霏细雨:霏霏,雨雪纷飞;烟云很盛。比较,菲菲:花草茂盛、美丽。
安慰孺慕:孺慕:爱戴、怀念。
仓颉:见书下注释。
滂沱:特别要注意前一字读第一声。百读不厌:厌,为满足。
舔 与 舐区别。鸹犊情深。
蜗牛:比较才学的“蜂房水涡”。
蠢蠢而蠕:蠢蠢,形容蠢动的样子。蠢蠢欲动,指敌人准备进功或坏人策划破坏活动。
云气氤氲:见书。
岑寂:见书。比较 涔涔
雨意迷离:迷离,模糊和难以分辨清楚。
宵寒袭肘:宵,夜。比较,霄:云,天空。
石破天惊:石破天惊逗秋雨。出自李贺《李凭箜篌引》。现比喻文章议论新奇惊人。本形容箜篌的声音忽而高亢,忽而低沉,出人意料,有不可名状的奇境。
湿黏黏:黏同粘。
忐忐忑忑:心神不安。
羯鼓:见书。
寒濑:见书。比较“水獭”。
舐 :舔。
翩翩:很快地飞。轻快地飞舞的样子。擎天:读法注意。意为向上托举。嘈嘈切切:前字读第二声。
苔藓:阴花植物一类。
沉思冥想:冥,深。
鸟声啾啾:读法注意。
讲解诗句和学习一下原诗:
1、荡月生层云 决眦入归鸟
2、商略黄昏雨
3、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附原诗
望岳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终南山 王维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赏析:王维的《终南山》,简练的八句,就写出了终南山磅礴的气势。诗人完全不采用通常的山水诗中突出山水泉石、丛林古木的描写手法,而是从全局着眼,从大处落墨。写它的全貌,突出它延绵不断的走向和无涯无际的广度。这就把整个终南山的山势通过总体性的布局展现在我们眼前,使人觉得是在观赏一幅巨画。“连山到海隅”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极远以致无法见其端际;“阴晴众壑殊”又把人们视野展到极宽以致难以穷其变化的境界。而“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两句,又使画面的构图留有足够宽广的天际,一则不使人感到充塞,二则烘染云气的变化又会反衬山势的开扩。可谓“展或大或小之图,写百里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而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说郭•画学秘诀》)诗的结尾“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则形同山水画中随意点缀的一两个小小的人物形象,虽写了人,但使我们感到在这广阔的山区实在是难以见到人。这种随处点染的构图效果,更突出地反映了这首诗完全用的是画家的眼光、画家的笔法,充分体现了绘画的构图美。)
点绛唇 丁未冬过吴松作 姜夔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赏析:
南宋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之冬,白石往返于 湖州苏州之间,经过吴松(今江苏吴江县)时,乃作 此词。为何过吴松而作此词?因为白石平时最心仪于 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龟蒙生前隐居之地,正是吴松。
上片之境,乃词人俯仰天地之境。“燕雁无心”。燕念平声(yān烟),北地也。燕雁即北来之雁。时值 冬天,正是燕雁南飞的时节。陆龟蒙咏北雁之诗甚多,可能与他多年居无定所,浪迹江湖的感受及对龟蒙的万分心仪有关。劈头写入空 中之燕雁,正是暗喻飘泊之人生。无心即无机心,犹言纯任天然。白石一生布衣,又值南宋衰微之际,家国恨、身世愁实非晋宋名士可比。故下文写出忧国伤时之念。太湖西畔一语,意境阔大遥远。太湖包孕吴越,“天水合为一”(龟蒙《初入太湖》)。本词意境实与天地同大也。“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商略一语,本有商量之义,又有酝酿义。湖上数峰清寂愁苦,黄昏时分,正酝酿着一番雨意。此句的数峰 之清苦无可奈何反衬人亡万千愁苦。从来拟人写山,鲜此奇绝之笔。比之辛稼轩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又是何种不同的况味。第四桥即“吴江城外之甘泉桥”,是陆龟蒙的故乡。自述:“性野逸无羁检,好读古圣人书,探大籍识大义”,白石则精于礼乐,以布衣而对传统文化负有高度责任感,此 二人又一相同也。正是这种精神气质上的认同感,使 白石有了“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即是这种认同感的体现。怀古正是伤今。“残柳参差舞,”柳本纤弱,那堪又残,故其舞也参差不齐,然而仍舞之不已。舞之一字执著有力,苍凉中寓含悲壮,悲壮中透露苍凉。白石本词用舞字结穴,蕴含无限苍凉悲壮。)
(四)布置课后朗读课文。有感情地读。读出感情,读出美感。
第二课时
(一)同学们课后读了课文吗?感受怎样?有没有体会语言之美?
请学生谈谈体会感受。畅所欲言为好。批评文章也可。
(二)阅读欣赏课文内容。
同学们,听听那冷雨,题目看作者着重于听觉来感受雨。那么除了听雨,有没有写观雨呢,文章哪些段落写观雨嗅雨?
1——4段。
那么5——12段,大体上是写听雨。其实听雨只是作者感悟雨的方式,作者要借雨来表达他的情怀。所以这里的雨不管是观的、嗅的、听的,都形成了很美的诗的意境,传达出了作者的情思,我们要深加体会。
1、学生读1——4节思考:
第1——4段从哪里的雨写到哪里的雨?这些雨有何特征,有没有看出作者的情怀?
这1——4段中,有没有你不懂的句子和词语,可提出来讨论。
——解读这部分内容。着在讲解,从台北的雨写到对大陆的怀想,从雨的中国意蕴写到雨的特点滋味,再写到美国的雨,又详写中国雨的情味和古典的意蕴。
——突出了什么情怀?怀想中国之雨,突出乡思之愁和故国之恋。余光中笔下的雨,是中国之雨,乡愁之雨,也是文化(引用古诗文意境)之雨。意境深远,内涵丰富。细加体会,才能领略文章妙处之一二。暂时没领会不要紧,以后还可多读多领会。
——具体有哪些句子理解有困难,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
2、学习5——12段内容。
哪句话承上启下?第5段第一句。这部分作者听了那些特别的雨声?
A古典之雨 少年到中年到白头之雨
B树上屋上之雨
C日式古屋上之雨
D伞上之雨
——再读一遍5——12段,体会这部分你最欣赏的好句子,说说句子的内涵和意境。A. 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
如何理解这句中的四个词?各有什么意味,结合句子看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思?古中国曾经多难,雨声缠绵,让人感觉凄凉,凄清,凄楚,如今故乡离得远,于孤岛上,听雨,便是凄迷,就有些迷茫了,大陆多年不年,于今会是怎样,不是有些迷茫吗?
B.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
文人雅士的爱好,与雨交融写,突出了他们的雅兴。竹楼之雨也是古典和中国的。
C. 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寻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来,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
形象地写出了台风台雨的特征,声响巨大,翻天倒海。语言极为生动。
D. 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了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
为什么这里的句子不用标点符号?这样断句形成一种怎样的意韵,你觉得好不好?
这里的句子一气呵成,循的是诗的节奏,给人一种诗的意境。意象密集地闪现,仿佛一个个镜头闪过,组合成一个画卷,突出雨下得酣畅淋漓,下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这正表现了诗人乡思满怀,那江湖的一切,那大中国的画面都在雨中闪现在作者的眼前。突出了他的故国之思,家乡之恋。作者曾在川地呆过不少日子,所以此处特别提到了四川。
E. 还有的好句略。
学生如要说,可再说说。从形象、内涵、情感等方面去体悟,也就欣赏了意境之美。
(三)内容和写作特色小结
余光中诗意的散文,我们领略了一斑。好的写景散文是美文,作者以丰富的词汇,优美形象的语言,丰富的内涵,深广的意境,为我们写尽了雨的特点。抒发了作者的故国之思,乡愁之感。
作者以听雨(清明时节的雨)为主线,将横的地域感(从美国,到台湾,到大陆)、纵的历史感(从太初有字,到亡宋之痛,到公寓时代)、和纵横交错的现实感(人到中年沧桑过后的洞明人生,现代都市对传统意趣的破坏,对永恒的理想追求)交织成一个形象密集、书写瑰丽、情切意浓的美的境界。不管岁月的漂泊带给人们多少的沧桑,但那种家国之思却永远都不会改变。
作者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功底,又学贯中西,所写之文纵横捭阖,我们要多读细加体会。
附录学习余光中诗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 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呵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愁四韵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血一样的海棠红
沸血的烧痛
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信一样的雪花白
家信的等待
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母亲的芬芳
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第五篇:中国著名翻译家
中国著名翻译家
草婴
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于宁波,现居上海,俄语文学翻译大家。
主要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小说12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肖洛霍夫作品(《新垦地》、《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卡塔耶夫《团的儿 子》、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董乐山
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999年1月16日于北京病逝。董乐山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全国解放后曾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和英语教学工作。1981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译协理事,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美国社会与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与翻译家。著作有《译余废墨》、《文化的休闲》、《文化的误读》、《边缘人语》等;译作有《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与人合译并校订)、《苏格拉底的审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韩素音自传》(之一)、《囚鸟》、《鬼作家》、《基督的最后诱惑》(合译)、《巴黎烧了吗?》等;编著有《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等。他翻译的《西行漫记》是斯诺这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中文译本中翻译得最好、流传最广的一部,译作文笔流畅纤巧,达到很高的水准。他是一位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所编著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独辟蹊径,是希图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傅雷
(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上海南汇人。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学习艺术批评。1931年回国,在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和法文。1933年后历任时事汇报总编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长。抗战爆发后转事译著。一生共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
从30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毕业翻译作品三十余部,主要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巴尔扎克著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亚尔墙·萨伐龙》《夏倍上校》《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于絮尔·弥罗埃》,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名著《艺术哲学》等。写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专著,以及《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评(三里湾)》《评(春种秋收)》等散文。
季羡林
(1911.8.6-)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桦
1927年生于昆明。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校主修英国语言文学。在国家外事部门工作三十五年,其中近十四年任职中国驻丹麦大使馆。1997年,获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颁发的“丹麦国旗骑士勋章”,奥登塞市安徒生奖委员会“1997年安徒生特别奖”,并被“冰岛冰中文化交流协会”接受为荣誉会员。2000年,出任“丹麦奥登塞安徒生奖执行委员会”委员。2002年,获丹麦“伦斯特德隆奖”。2004年,担任中国“安徒生形象大使”。
主要译著有:《安徒生童话故事精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关于尼耳斯?玻尔的一些回忆》(合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新译本四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丹麦概况》(1997),《丹麦立宪史》(1998),冰岛《埃伊尔萨迦》(1999),及丹麦短篇小说、歌曲若干。主编丹麦凯伦?布里克森作品四卷并翻译其中的《七篇奇幻的故事》、《冬天的故事》等两卷(新世纪出版社,2000)。著有《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新世纪出版社,1998)。
吕同六
1938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1962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专业,回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全国意大利文学会会长等职。在40多年 的翻译生涯中,吕先生一直致力于将意大利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入我国,他主持的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意大利经典名著”丛书等体 系较大,眼光独到,收录完整,在文学爱好者中很有口碑。近年来,他任主编、由译林出版社出 版的《卡尔维诺文集》和《莫拉维亚文集》等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因为在中意文化交流方面贡献突出,吕同六获得过多种相关荣誉,如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1996)、意大利 总统授予共和国骑士勋章(1990)等等,2002年6月3日,他荣获意大利国家最高荣誉——由意大 利总统颁发的爵士勋章。他出版过的主要著作有:《地中海的灵魂》(1993)、《多元化多声部 》(1993)、《寂寞是一座桥》(2002)等。
罗念生
(1904.7.12—1990.4.10)学名罗懋德。生于四川威远。192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开始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1927年在北京主编《朝报》文艺副刊时,在清华校刊上发表散文《芙蓉城》,这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1929年至1933年先后进美国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
1931年在纽约与罗皑岚、柳无忌等合办《文艺杂志》。1933年开始翻译希腊古典文学。此后几十年间,译出许多希腊重要名著。1933年到1934年在雅典美国古典学院研究古希腊悲剧和艺术。1934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1935年与梁宗岱合编天律《大公报》诗刊。
1936年在成都与朱光潜、何其芳、卞之琳等创办文艺半月刊《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古希腊文学。1964年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作书目:
《龙涎》(诗集)1936,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芙蓉城》(散文集)1943,西南图书供应社
《希腊漫话》(散文集)1943,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
《论古希腊戏剧》(论文)1985,戏剧
《二罗一柳忆朱湘》(回忆录)与罗皑岚、柳无忌合著,1985,三联
翻译书目:
《儿子的抗议》(中篇小说)英国哈代著,与卢大野合译,1929,远东图书公司
《醇酒·妇人·诗歌》1930,光华 《傀儡师保尔》希腊施笃谟著,与陈林等合译,1931,光华
《伊菲格涅亚在陶洛人里》(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36,商务
《俄狄浦斯王》(悲剧)希腊索福克勒斯著,1936,商务
《特罗亚妇女》(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44,商务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1954,人文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1957,人文
《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
《索福克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
《蛙》(剧本)希腊阿里斯托芬著,1961,人文
《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1962,人文
《诗学诗艺》(理论)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与杨周翰合译,1962,人文
《诗学》(理论)希腊亚里斯多德著,1962,人文
《意大利简史》英国赫德、韦利合著,与朱海观合译,1975,商务
《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1980,湖南人民
《琉善哲学文选》(政论)古罗马琉善著,1980,商务
《伊索寓言》1981,商务
《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1983,湖南人民
《希腊罗马散文选》1985,湖南人民
《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1988,北京 《伊索寓言选》1988,人文 王道乾
(1921—1993),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艺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绍兴人。1945年毕业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获学士学位。1947年赴法国公费留学,在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攻读法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1950年在华东文化部工作。1954年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文艺月报》编委等职。曾经当选为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代表。1961—1966年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派往出版干校参加《世界史》翻译工作。1979—1993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外国文学报道》杂志主编,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1991年获学术突出贡献国家特殊津贴。
王道乾先生还担任过以下职务:国家社科基金会外国文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委;《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美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辞海·文艺理论、现代文学部分》主要编写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部分条目撰写人。
以翻译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而蜚声海内外的翻译家王道乾先生,在中国创造了一个文坛神话:他在汉语世界里创造了“另一个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他的笔下诞生出的一系列杜拉斯作品,如:《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广场》、《埃米莉·L》、《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物质生活》等,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作家的创作,有相当一批如今驰骋文坛的作家从中获益良多。由此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一个“《情人》现象”,也就是一个作家如何在另一种语境中最充分、贴切地演绎和表达?这是文坛颇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象。不过在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勉为其难”的翻译家,正是某种时代的局限造就了我们的翻译家。如果文学翻译界颁发“诺贝尔奖”的话,那么王道乾先生将是当之无愧的获得者。
王道乾著译作品年表
1951年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法)让·弗莱维勒编选,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2年 《亨利·巴比塞》(法)让·弗莱维勒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5年 《左拉》(法)让·弗莱维勒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米晒耳·隆代》(法)安德烈·腓力普 著,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7年 《烟斗》(短篇小说集)(法)安德烈·斯梯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尔扎克怎样给人物取名字》(法)戈日朗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 《红与黑》(选译)(法)司汤达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作品选》
1964年 《关于文学的发展》(法)马拉美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方文论选》下卷
《拉辛与莎士比亚》(选译)(法)司汤达 著,(同上)
1972年 《巴黎圣母院》(法国电影)(法)让·德拉努瓦导演,上海电影译制厂
1979年 《拉辛与莎士比亚》(全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愿快乐常在》、《鲁滨逊·克罗索的结局》(短篇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 《琴声如诉》(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1981年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小说)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南京大学外国文学所《当代外国文学》
1984年 《广场》(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中国社科出版社《世界文学》
1985年 《情人》(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 《克洛德·西蒙》(随笔)(法)阿兰·罗布-格里耶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1988年 《彩画集》(散文诗)(法)兰波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关于<彩画集>》(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同上)
1989年 《埃米莉·L》(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文汇出版社
《婚礼弥撒——关于(埃米莉·L)》(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0年 《杜拉斯访谈录》(随笔 22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尔戈古堡》(小说,遗稿未发表)(法)于连·格拉克 著
1991年 《地狱一季》(散文诗集)(法)兰波 著 花城出版社
《通灵者书信二封》(法)兰波 著(同上)《智者的幸福》等诗四首(法)莱昂-加·格罗 著,《世界文学》 《诗三章》(法)于·拉布吕斯,(同上)《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小说,遗稿未发表)(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1992年 《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所《当代外国文学》 《驳圣伯夫》(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年 《ECCE HOMO》等诗六首(法)亨利·米肖 著,《世界文学》杂志 《睡眠及其他》(随笔四篇)(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当代外国文学》杂志 1994年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礼拜五》(散文)(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外国文艺》1995年 《爱的沙漠》、《福音散文》(散文诗)(法)兰波 著,(同上)《亨利·贝尔》(法)梅里美 著,社科文献出版社 《(意大利绘画史)导言》(法)司汤达 著,(同上)《(吕西安·勒万)序言》(法)司汤达 著,(同上)《(吕西安·勒万)原编者序》(法)亨利·马尔蒂诺 著,(同上)《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关于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法)雅克·拉康 著,武汉大学出版社《法国研究》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随笔,关于《琴声如诉》)(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1996年 《书及其他》(随笔十九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 《物质生活》(随笔集)(法)(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情人·乌发碧眼》(小说)(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法)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小说)(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 《红与白》(小说,原名《吕西安·勒万》)(法)司汤达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社会地位》(小说)(法)司汤达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亨利·贝尔》(法)梅里美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旅人札记》(散文)(法)司汤达 著,花城出版社 未来的现象》(散文诗)(法)马拉美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森林的通道》(诗)(法)安德烈·于盖托 著,(同上)1999年 《书》(随笔一篇)(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重庆出版社 《书》、《巴黎》(随笔)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上海三联书店《书城》杂志 2000年 《一天上午的回忆》(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彩画集——兰波散文诗全译》(法)兰波 著,上海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