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序--《人与自我》(广西大学人文)
《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序
尚传道
本文选自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梅贻琦老师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从1898年戊戌政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在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做出卓越贡献、而为知识界和人民群众敬仰不忘的伟大人物，只有蔡元培、张伯苓、马相伯、胡适、黄炎培等可以和梅老师的名字相提并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
综观梅老师的一生，他的突出特点是：
第一，终身献给高等教育事业。
梅师自1914年由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到清华担任教授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出任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梅师作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常委之一，长期独立在昆明主持西南联大的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复员时期，梅师又将清华发展到比“七七”以前更大的规模。1949年离开大陆，后去台湾，直到1962年逝世，他妥善地保管了清华的庚款基金和用此基金息款购置的图书资料。去台后，他先筹建了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今天的与北京清华并驾齐驱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梅师于1962年病逝。
半个世纪，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奉献给我们清华。现在清华大学已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这与梅贻琦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献给一个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人，古今中外是少有的，而梅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粹然儒者”的典型。因而，我们大家从心底深处“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在政治上，梅老师生活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两次分离的时代他于1949年后虽然离开大陆并后又去了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总理在京津各大学负责人的集会上公开表示：“梅贻琦先生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第二，梅老师一生办大学，成绩卓越。他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带规律性的精华，上升为理论和方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大师论”
他在1931年出任校长的当天，就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根据这个论点，他长校期间，千方百计地罗致当代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为教授，始终荟聚着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为推动清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教授治校”
从“大师论”出发，他坚持“教授治校”的办学方针，他把校长摆在“公仆”的位置上，以身作则地贯彻为教授服务，为学生服务，为国家的教育长远利益服务。
(三)“通才教育”、“全人格”教育
他主张大学阶段要重视各种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面要广，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实际有用的人才。
(四)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就是主张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允许百家争鸣，才能得到百花齐放。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梅老师的教育主张是否合于真理，我们从他实践的结果，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从1931年梅师长校到1950年的20年中，清华出的人才特别多，它产生了一大批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具有世界权威的大师、学者、专家，真正是繁星灿烂，光照宇宙。即以我毕业的1933年级(大学第五级)为例，就产生了钱钟书、曹禺这样的文学、戏剧大师；张明觉，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试管婴儿之父”；孙增爵，得美国专利近60项，是驰名世界的石油化工专家；卓牟来，在美国经营航运，于纽约市中心自盖摩天大楼的大企业家；乔冠华，国务活动家，国际知名的外交家，政论家；柯召，数学权威，四川大学校长；谷霁光，史学权威，江西大学校长；程裕淇，地质专家，地质矿产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吴组缃，国际知名的文学家，冯玉祥将军的老师，北京大学教授；王竹溪，物理学权威，北京大学副校长；赵力章、傅承义、顾功叙，我国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李国干，著名经济学家，画家，台湾大学教授；张天开，从事国际劳工运动的著名专家；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国际驰名的国际法学权威；沈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张昌龄，水利专家，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主要设计人等。
在纪念清华八旬大庆时，冯友兰老师发表论文，说：“清华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迈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1929至1931年间罗家伦校长和冯老师等是这个过程的创始人。从1931年至1950年的20年间，梅贻琦校长完成了这个过程。我国当代文、理、法、工、农各门类独立的科学、技术的创建人、奠基者都产生或荟聚于这个时期的清华园，列举他们的芳名如次：
钱三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我国核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钱学森——“中国的氢弹之父”；
钱伟长——力学物理的创建者；
华罗庚、陈省身——数学大师；
王大珩——光学大师；
贝聿铭——建筑设计大师。
清华各院系的奠基人有：
施嘉炀，顾毓琇、刘仙洲、陶葆楷等、是工学院的创建人；
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吴宓、赵元任、王力是国学、文学、语言学的奠基者；
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贺麟是哲学系的创立人；
蒋廷黼、刘崇鋐、吴晗、是历史系的奠基人或高才生；
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是社会学系的建立者；
浦薛凤、王化成、钱端升、萧公权、张铣是政治学系的奠基者；
陈总、萧遽、余肇也是经济学系的创建人；
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任之恭是物理学系的创建者；
张子高、高崇熙、萨本铁是化学系的奠基者；
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庄圻泰、许宝骤是数学系的创立者；
赵九章、傅承义、顾功叙是地球物理、地震学的奠基人；
陈桢是生物学的建立人；孙国华、周先庚是心理学的建立人；
翁文灏、谢家荣、袁复礼是地质学、黄厦千是气象学的创始人。
以上列举的并不完全，但由此可见建立我国独立的现代学术的概貌。所有这些学术的规划和负责人物都是在梅校长领导下工作的，是梅校长的不朽功勋。
还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西方人主持的诺贝尔奖金，在远东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和李远哲教授，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都是梅校长的学生。
第二篇：梅贻琦与清华
梅贻琦与清华
法学院柯友乐
[摘要]：坐落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中，清华走过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从满清时代的封建制度，到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期间又经历了外族日寇入侵而被迫西迁昆明的艰苦历程。从建立之初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到致力于人才本地培养的国内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在国家遭受苦难，国民遭受奴役的年代，清华大学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梅贻琦先生等清华学人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而这，就是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今天，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走近清华，走近梅先生。
[关键词]：梅贻琦；清华大学；清华基金；清华精神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琦自一九○九（宣统元年）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1］这是梅先生在1941年的报告《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中的一个片段。其实生于天津的梅先生并非一开始就是清华的学生，而是我国另一所知名的学校---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1904年，作为南开中学的第一期学生，梅先生就读于此，后来考入保定高等学堂。
可以说，在此之前，梅先生与清华大学都是无任何交集的。梅先生与清华联系的真正开始则要归因于中美两国的“庚子赔款”事件。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战败，随即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以后（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议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月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服大信。”［2］于是，在1909年的六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时，以“游美学务处”的名义开始招考留美学生。梅先生在1909年“游美学务处”组织的第一次留美开始中就通过了考试，后就读于美国的伍斯特理工学院。1915年春留学归国，同年秋天开始担任清华物理系的教师，后又担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得以在十年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乃至世界知名大学之列。在这期间，清华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核心思想，是谓教授治校、文理兼备，倚重通识、注重科研。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七年里，清华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当时清华任职的教授多为专业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且有学校物力支持，清华研究院设立文、理、法三个研究所，包含十个学部，为全国大学之最，成为全国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在文、理、法、工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科学研究成果。梅贻琦与清华基金
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之根基。清华名义上称之为“国立清华大学”，然实际上国民政府对其未有任何财政之拨给。清华大学教研之运作的各项经费来源，全部依赖于清华基金。所以说，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建立、存在及发展的根本基础。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 1
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建立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而这样的环境，则亦给梅先生在治校上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几年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这笔资产，将其用在清华最需要的地方，添置图书，购置仪器，扩充校舍，聘请教授„„在西迁时的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办学。但由于抗战期间，政府的财政极其困难，对于北大的财政拨给大幅度减少，而南开则又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无任何政府财政之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其联合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吃亏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梅先生没有自私自利，而是尽其所能，以微小的基金支持者北大和南开。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形成了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说“先生以年最少，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校务因以日进，先生之力居多”。
1948年底，梅先生在在战火中从北平飞至南京，后至纽约。1950年起，梅先生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先生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梅先生临走时的情形，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3］
梅先生自1951年起，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与此同时，梅先生还曾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肖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利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此信未交给学校，此事亦不了了之。［4］梅先生一直想着拿有限的钱为国家做长期的研究工作，1956年，在梅先生的主持下，台湾当局在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清华基金又一次发挥了她的巨大作用。
繁忙的事务与来回奔波，简衣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梅先生因病住院，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与病魔作斗争的生活。1962年5月19日，梅先生逝世。在他逝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时发现梅先生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5］
梅贻琦与清华精神
一、清华的民主
“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学可以算得上一个„„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是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6］清华民主制度的形成，与梅先生是有着巨大的关联的。在专制风气仍很浓厚的民国时期，梅先生却采用了西方国家“教授治校”的民主模式，谓在学校中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之互选评议员七人组成，其职权主要有“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各学术之设立、废止及变更„„议决其他重要条件。”［7］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及行政部各主任组成，校长为主席，教授会的主要职权有“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决议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8］民主的制度给了清华每一位学生，每一位教授自主决定校务的权利，调动了每一位清华人的积极性。这也就是清华在当时条件下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
一。
二、清华的自由
“晚赴章矛尘之约，同座为傅、杨、樊、钱、周、汤，皆北大同人„„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难大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优惶！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9］学术自由对于一国之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之时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学者至北大任教，促进了北大学术的极大繁荣。然而，清华又何曾不是如此呢？清华的自由不仅是学术的自由，还是思想的自由。梅先生曾说过“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在梅先生担任清华校长期间，无论是对于陈寅恪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对闻一多、吴晗这样的民主人士，梅先生都未曾有过任何批评之意见。相反，梅先生是非常敬仰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民主人士的，在他们被暗杀后，梅先生对当局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与对二位先生的极大惋惜。对于清华学生之思想发展，梅先生向来是无任何要求的，他的宗旨却只是有一条，那便是要求学生“培养完全之人格，为国家的发展谋利。”当学生为抗争国民党的暴政而游行时，先生未曾反对过，相反，他是千方百计的保护学生，营救被捕学生。清华的学术氛围亦是自由的，教授们可以自由地自由地进行学术讨论，可以查阅各种书籍，包括当时的一些“禁书”（共产、马克思、社会主义）。可以说，在梅先生任职的清华园里，清华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一切对于清华的发展亦是有极大之帮助的。
三、清华的时代责任感
1931年，在梅先生就职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梅先生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0]梅先生认为，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术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清华大学的教育方针，就是造就专门，以供社会建设之用。当时的中国，外患深重，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侵略的可能。当时社会中的爱国青年往往不能安心学习，对于此种情况，梅先生提出“但是只有热心是不能于中国有真正补助的„„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
[11]在国难深重的年代里，梅先生似一位长者，细心引导着青年学生以正确的方式报国，培养清华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腔热血，几句口号。
也就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情况下，在清华经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梅先生在清华原有专业基础上添置了一系列实用的、对国家有帮助的专业，如农学、化学、航空航天等专业，为抗战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梅先生也不是一味要求学生死读书的，他要求学生培育健康的体魄，“我们要将灵敏的脑力，寓寄于健全体魄之中。而后才能担当艰巨，才能谈到救国”。[12]在抗日战争时期，清华的诸多学生应召入伍，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各种服务。梅先生的儿子梅祖彦亦在这个时期从清华入伍，后被派至美国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就读于梅先生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梅先生为此颇感欣慰。
在清华大学走过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清华学人依旧保持着这样的精神，“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早已与清华大学融为一体。百年清华，培养的不仅是一批批专业化人才，更是培养了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这样的一番情景，梅先生不曾看到，但一定在他的意料之中.结束语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实践证明，清华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然斯人已去，历史的滚滚洪流仍不断向前流去。今日之
大学，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巨额的贷款，无休止的扩建，无休止的扩招；思想的不自由，学术的不自由，大学的不独立；学生的浮躁，教授的功利主义，大学的利益至上。学术造假，学校管理层腐败，这些在我们的耳中已不再陌生，昔日的学术殿堂俨然已成为某些人牟取利益的工具。大学，除了几栋大楼，还有什么？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不是没有可塑之才，但却一直培养不出大师，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几天以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辞职了，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位“根叔”。在他的离职演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令人回味。我也将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让大家去思考。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为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民主而感到资金的困扰，但朦胧中我似乎又感觉到白花花的银子在暗流中对着我窃笑。我奈何不得，徒有遗憾，我感到遗憾，大学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当有些人不得不去琢磨，窥视甚至制造微妙时，多少精力、努力都耗散在那些无谓的微妙之中。其实，要改变此一现状无关乎意识形态，只关乎实事求是。”
参考文献：
[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2]参见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3]参见《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4]参见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5]参见岳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6]参见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8]参见《清华学习组织大纲》，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9]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0]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12]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第三篇：荣誉与爱荣誉--《人与自我》(广西大学人文)[推荐]
荣誉与爱荣誉
罗家伦
(1897-1969)1928-193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1941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文选自罗家伦《新
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我所提出的“荣誉”就是指英文的“Honour”或德文的“Ehrlichkeit”。这两个外国字，本都含有人格的意义，在中文方面，很难找到适当的译名，我现在译作“荣誉”。
人生的目的不仅是为生活，而且还要荣誉的生存。荣誉是人格光辉的表现，也是整个人生不可分解的一部分。没有荣誉心的人，就谈不上人格；漆黑黯淡地过一世，这种生存有何意义？
西洋人很重视荣誉；他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更重要。假如你说某人无荣誉，他一定认为这是对于他最大的侮辱。为了荣誉问题而实行决斗，也是常见的事。这种决斗办法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他们对于荣誉的尊重，却不可小看。英国人对于身兼枢密大臣的内阁阁员，称作“The Right Honourable”，不是恭维他是最高贵的，而是恭维他是最荣誉的。美国西点（West Point）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训是三个字，就是“国家，责任，荣誉”（Country，Duty，Honour）；这是他们在军人精神教育上对于荣誉的重视。欧美许多学校的考试，还有所谓“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就是教员于出题以后，立刻退出教室，并不监考；他只在黑板上写一个大字，就是“Honour”（荣誉）。于是学生懔然于荣誉的观念，不敢作弊。万一有人作弊，不但学校立刻把他开除，而且这个人从此不齿于同学。（最近西点学生同时是全美冠军足球队队员九十人，因考试抄袭而全体开除，任何人不能挽回，就是一例。1951年9月9日补注。）
荣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却太不发达了。为唤起一般人对于荣誉的认识和尊重起见，所以我特别提出这“荣誉与爱荣誉”的问题来讨论。
说到荣誉，往往就要联想到“名誉”。但是荣誉和名誉不同，荣誉不就是名誉。“名誉”在英文里面，是另一个字，即“Reputation”。名誉是外加的，而荣誉，却是内足的。更明白一点说，名誉只是外界的称许，而荣誉则内部发出来的光荣——也可说是光辉——与外界所加上的名誉相合而成的。所以荣誉具有内心的价值，较名誉还要可贵。西洋虽有名誉为第二生命的话，但荣誉却简直是第一生命，或是第一生命的一部分。不过，名誉和荣誉也有关联。人是社会的动物，多少都需要外界的刺激，外界的鼓励，外界的承认，人格外能自发的向上，自觉的求进步；所以人大都是要名誉的。“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好名誉不一定就是坏事。苏联就常常采取以名誉来鼓励人努力工作的方法。所以他选择工作最努力的工人为“工人英雄”；用这工人的名字去名工厂，去名制度。对于到北极探险的人，也常常加以“英雄”的徽号；这都是用名誉来奖励人奋发有为的证据。这并没有害，而且有益。中国的老子曾经问过一句话：“名誉身孰亲？”我想许多西洋人的回答一定是“名亲！”
荣誉不是名誉，更不是“虚荣”。虚荣在英文里面是“VaniAty”，也可译为浮名。虚荣乃求他人一时之好尚，或是庸俗的称颂，而即沾沾自喜，以为满足的。虚荣的表现，就是好
炫耀，好夸大，藉此以博得他人对自己的称赞。譬如女子常喜穿华美鲜艳的衣服，以引人的注意；男子则好出风头，往往做了一次什么会的主席，便自以为了不得，自以为是这小世界里的“小英雄”。这都是虚荣在作祟。虚荣是从错觉（Illusion）来的。错觉是虚荣的粮食，虚荣全靠他培养大的。所以错觉一旦幻灭，虚荣也就随之消散。荣誉则不然。他不是求之于外的，而是求之于内的，所以他可以自持，可以永久。西洋人说虚荣是女性的——但他不是优美的女性，是堕落的女性。男子何曾不好虚荣，不过女人较甚一点。普通女子都欢喜别人恭维她，捧她。如果男子要向女子求婚，最好多称赞她几声“安琪儿”或是“天仙化人”，那她便很容易落到情网里去了！这种虚荣，岂能和荣誉相提并论？
荣誉不但和“名誉”、“虚荣”不同，而且和“野心”不同。“野心”在英文为“Ambition”，它可说是一种男性的虚荣。男子大都好求自己政治的名誉、权力、地位、官阶，以作个人自私的满足。这种野心有时也能推动人去做有益的事，但动机仍是自私，所以很容易发生不良的结果。有些人野心一旦发作，便往往不问自己的能力如何，竟为所欲为，以求侥幸的成功。“小人行险以侥幸”，其结果鲜有不将自己的荣誉甚至身体埋葬于野心的灰烬之中。如果说野心是荣誉，那它只是堕落的荣誉。
至于所谓“门第”、“头衔”、“豪富”，那是更说不上荣誉了。这些都可叫做“荣宠”，而决不是“荣誉”。不过也有一种荣宠，是靠自己努力的成绩换来的，不可一概厚非。譬如外国有些科学家，对于科学有重大贡献，政府特赐他一个荣誉的头衔，如德国大学教授得“政府枢密顾问”的头衔一样。
这确是一种比较高贵的荣宠，虽然不是真正的荣誉。
荣誉既不是名誉，又不是虚荣，更不是野心或荣宠，那么真正的荣誉是什么呢？我以为真正的荣誉，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必须能维持生命的庄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有荣誉心的人，必定有不可侮的身体，不可侮的精神，不可侮的行为——简单说有不可侮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完整的，不容稍有玷污。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他的理想的生命，是崇高、伟大、正直、坚强，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的生命是高贵的，庄严的，所谓“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所以别人尊重他，而不敢轻视他；爱敬他，而不敢亵渎他。
第二必须能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是人生最不容易做到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所以有荣誉心的人，对于标准以下的事，是绝对不干的。至于那一切欺骗、狭小、鄙吝、偷懒，和其他种种“挖墙脚”的事，他更是不屑干的。这正是孟子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大人的对面是小人，是小丈夫，是贱丈夫。有荣誉心的人，是以“大人”自许的。
第三必须是自足的，也是求诸己的。外界的称许，如系实至名归，也所不辞；譬如以科学上重大的贡献而得诺贝尔奖金的人，若是他配得的话，当然可以安心接受，何用推却？但凡事应该求诸自己，尽其在我，不必分心去猎取流俗的恭维。流俗的恭维，不但靠不住，而且在有荣誉心的人看来，反为一种侮辱。名画家的画，并不在乎有多少外行的人赞美，而贵乎能得一个真正内行的人来批评。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就是这个道理。即使内行的人也不称许，自己仍可得到安慰，因为自己的天才得到发挥，在自己的努力中，就有乐趣存在。古今中外，许多大艺术家，都是死后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大科学家开
普勒（Kepler）在他一部名著《Weltharmonik》序上说道：“你的宽恕我引以自娱，你的忿怒我也忍受；此地我的骰子掷下来，我写成这本书给人读，是同时的人读或后代的人读，我管他干么？几千年以后有人来读，我也可以等，上帝也等六千年以后才有人来臆度他的工作。”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可说是一种孤寂的骄傲，但是这决不是骄傲。翻开一部科学史来看，古今多少科学家，在生前享国际大名的，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以外，还有几人呢？造化弄人，奇怪得很，生前最不求虚名者，往往死后最能得名。如果自己对人类真有贡献，即使名不可得，又有何妨？世间真正的价值，常埋藏在无名者之中。许多汲汲求名的人，实在可以休矣。第四必须自尊而能尊人。真正有荣誉心的人，不但爱自己的荣誉，而且也爱他人的荣誉。荣誉不是傲慢，乃是自尊而能尊人。“子以国士待我，我亦以国士报之。”其实毁灭了他人的荣誉，自己的荣誉，也就建设不起来。在侏儒国里，就算自己是长子，又有什么意思？要做长子，就要到长子国里去做，不要在侏儒国里做！有荣誉心的人，一定能尊人，能下人。他承认人的能力，赞叹人的特长，尊敬人善处，能适当的自尊，也能适当的低头，上谄下骄的事，绝不在他的行动意识里面。
总而言之，荣誉就是人格，是人格最光荣的完成！
爱荣誉乃是一种意志的倾向，行为的动态，是要以忠诚纯洁的行为，去得到依于德性合于美感的承认的，德国的哲学家包尔森（Friedrich Paulsen）说：“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强烈的对荣誉之爱，而伟大的事业可以表现。”社会的向上靠此，人类的改善靠此，历史的转变也靠此。
我们今日不但要提倡个人的荣誉心，和对于荣誉的强度的爱，而且要提倡集体荣誉观念，集体的荣誉观念，就是个人对团体的荣誉之爱。譬如一个家庭，凡是家庭的各分子，都要努力保持一家的“家风”或“家声”，不能做有辱门楣的事。又如一个商店，不肯卖坏东西，诚恐坏了他的牌子，也是出于爱护集体荣誉的观念。再如一个学校，无论是教职员或学生，人人都应该知道学校荣誉的重要，不能随便塌学校的台。实验室里未成熟或不正确的报告，不可轻易发表；因为这对于个人的责任的关系还小，对于整个学校的荣誉却太大了。不独以“长胜军”或“铁军”著称的军队，全部队的长官和兵士，要爱惜他本部队历史之光荣；凡是国家军队，谁不应该勇猛奋发，维护国家军队的光荣。扩而大之，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不没落和毁灭，必须由构成他的分子，共同努力维持和增进他集体的荣誉！人生是需要有荣誉的。不荣誉的人生，是黑漆漆的，无声无臭的。有荣誉的人生，是高贵向上的；无荣誉的人生，是卑污低下的。禽兽才只要生存，不要荣誉，也无荣誉的观念。人应该是理智感情和品格发展到最高程度的动物；人不只要生存，而且要荣誉。荣誉也可说是人类的专有品。所以英国的诗人拜伦（Lord Byrom）有两句诗道：“情愿把光荣加冕在一天，不情愿无声无臭的过一世！”
按：本文初发表于《新民族》第三卷第一三期，1939年2月27日出版；嗣经订正、补注，辑入《新人生观》。
第四篇：关于新闻自由--《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
关于新闻自由
休谟
(1711-1776)，荚国哲学家。本文选白(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没有什么比我们这个国家中人们所享有的极端新闻自由更易使外国人感到吃惊了。我们可以任意向公众报导一切，并可公开指责国王及其大臣们所采取的每项措施。假如政府当局决定打仗，人们便断言他们误解了民族利益，若非别有用心，便是愚昧无知；而且宣称在当前情况下和平最为可取。假若大臣们热衷于和平，我们的政论家便一味散布战争气氛，鼓吹杀伐，并把政府的和解措施说成是卑怯行为。鉴于这种自由是别的任何政府，不论是共和制的或是君主制的政府所不容许的，即使在荷兰和威尼斯都是不容许的，那里比法国和西班牙限制更严，这就自然会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惟独大不列颠人民享有这种特权? 我们的法律之所以容许我们享有这种自由，原因看来在于我们政府的混合体制：它既不全是君主制，也不全是共和制。人们将会发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下述政治观察是真实可靠的：政府中的两种极端，自由与奴役，常常相互最为接近；而且，如果不走极端，而是将少许的君主制和自由掺和，政府就会变得更为自由；另一方面，若是将少许自由和君主制结合，则政治枷锁总是变得更为沉重和难于忍受。在一个像法国那样的专制政府里，那里的法律、风俗、宗教等一切凑合起来，使人民完全安于自己的处境，君主对臣民不可能抱有任何猜忌之意，因而易于容许他们享有大量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在一个像荷兰政府那样完全是共和制的政府里，那里没有任何足以引起同家猜忌的突出的行政官员，因而可以授给他们以决断大权而无危险；这种权力对于保持安定和秩序虽有很多好处，但对人们的行动却也给予相当大的约束，并使每个公民必须人人尊重政府。看来甚为明显的是：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国这两个极端在某些实际情况下互相接近，其表现是：
一、行政官员对人民无猜忌之意；
二、人民对官员亦无猜忌之意。这种互不猜忌在两种情况之下均可导致互相信任：在君主国中产生一种自由，在共和国中产生决断之权。
上述观察还表明：在每个政府中，手段、方法相互差别极大，而君主制和自由的结合赠使得枷锁不是较易承受，便是更为沉重；为了说明这种观察符合情理与事实，我必须引述塔西佗所说的一段话，他讲的是帝制下的罗马人。他说：他们既不能忍受完全的奴役，也不能忍受完全的自由。一位有名的诗人在一节生动描述伊丽莎白女王的政府和政策的诗中，将此话译改成法语，用来形容英国人：
绐桀骜不驯的英国人套上枷锁，他们既不能自由地服役，也不能自由地生活。
——《亨利亚特》
根据这些评论，我们认为古罗马帝制下的政府是一种专制和自由的混合结构，其中专制占优势；英国政府同样也是一种混合结构，不过其中自由居支配地位。二者所导致的后果，符合上述观察，这是从那些采取混合体制、导致互相戒备和猜忌的政府可以预期的事。古罗马的皇帝很多都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玷辱人性的暴君，而他们的残暴显然主要是由其忌恨之心所激发的，是由于他们看到罗马所有的大人物都不能容忍一家一族的统治，不能容忍一个不久之前并不比他们高贵的家族的统治。与此相反，英国政府虽然与君主制混合，但共和制部分居于优势；为了保存自己，它不能不对行政官员保持戒备、猜忌，排除一切专断之权，并以通用而又固定的法律，保障人人生命财产的安全。除了法律明白规定者外，任何行为不得认为是罪行。除了依据提交法官的法定证据外，不得以任何罪名加之于人，而这些法官还必须是出于本身利益、自觉监视大臣们有无违法乱纪行为的本国国民。由于这些原因，可以说在英国存在的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放肆)和从前在罗马存在的奴役与暴虐一样多，这些原理说明为什么在这些王国内存在这么多的新闻自由，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府所容许的限度。因为人们担心：如果不认真防止专权现象的发展，如果没有一种将警报从我们王国的这一端传送到另一端的简易方法，专制独裁就会不知不觉地凌驾于我们头上。为了约束宫廷野心，必须经常鼓舞人民的精神意气，必须利用宫廷害怕唤起人民的心情遏制其野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比新闻自由更有效了。通过新闻自由，整个民族的学识、智能和天才可以用来维护自由，激励人人都来保卫自由。因此只要我们政府的共和部分能够持续抵制君权，它自然会认真保持新闻开放，这对它自身的生存至关重要。
不过，也必须承认：无限的新闻自由也是这种混合体制的政府的伴生弊病；不过我们对此很难、也许不可能提出什么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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