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间人身侵害为何要加重处罚（推荐五篇）

第一篇：亲属间人身侵害为何要加重处罚

亲属间人身侵害为何要加重处罚

（一）关于亲属间人身侵害

亲属间人身侵害为何要加重处罚？中外刑法显然有一个共识，即：亲属间人身侵害之犯罪的恶性，比一般人身侵害罪更重。用我国现今的刑法术语来说，就是情节更严重，动机更恶劣。

为什么呢？我想不外三方面理由。

第一，亲属之爱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最深厚的爱，是其他一切爱的基础或发源地。中国儒家认为此种爱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是人的本性，是“善瑞”[76].古希腊人也认为一切犯罪发生于常人间时人们看得比较轻，但发生在亲属间被视为伤天害理的罪恶[77].对一般人相害，虽违背人类“同类相怜”之爱的义务，但毕竟只违背了更高更远层次的义务，是外层或引伸义务；对亲属侵害，则违背了人类最深最低层次的义务，是内层或原始义务。稍微高等一点的动物都知父母子女间更亲更爱；人若加害亲属，则无异禽兽，则败坏堕落到骨髓里面去了。对这种更加败坏，恶性更深的人，难道不应处以更重之刑罚？中国古法有“原心论罪”原则：“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78]，前引欧美的法条表明他们似乎也注意“原心”、“原志”：“志”（动机）大恶者当然应比“志”中恶和小恶者处刑更重。一般说来，亲属之爱是最说不清原因的、无缘无故的、本能的情感，是最不具备经济性质或利害评估权衡的爱的情感。爱亲属是“天然之善”，害亲属是“天然之恶”。比起破坏“后天之善”（人定之善）的“后天之恶”来，天然之恶理当更严厉惩处。

第二，亲属之间一般都有互相关爱之“恩”。忘恩负义，当然犯罪恶性更大。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夫妻之间有“相濡以沫之恩爱”；兄弟之间有“手足之恩”。对有恩者的犯罪，当然从理论上讲比对无恩者犯罪更恶。这种恩，当然不一定全是物质形式的，也有精神形式的。恩是爱的维系因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犹大叛卖恩师耶稣，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千古罪人；直到但丁的《神曲》仍将其发配到地狱最底层（第九层）的冰湖中与叛卖亲属者一起受冰湖冻刑[79]；侵害对己有恩的亲属更是如此，更应重罚。知恩图报之情感是人类最善良的本性之一，忘恩负义者的犯罪恶性是远重于一般犯罪的。一般人之间的犯罪只打破了一道防阻犯罪之屏障（法律或公共秩序），侵害亲属生命健康者则打破了两道或三道屏障（加上亲属血缘或婚姻之爱的屏障、亲属间恩慈之爱的屏障等等）。就是说，对亲属犯罪者下了更大的罪恶决心，作了更大的罪恶努力，付出了更大的罪恶能量，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应该获得更严厉的报惩。在外国刑法中，这种亲属之恩也是得到法律的相当重视的。如前波兰刑法典第252条规定：如果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给他的近亲属带来了帮助或是为避免自己或近亲属遭受刑罚而为，法庭可以考虑减轻或免予其刑罚[80].这等于承认即使从错误的途径、方式施恩亲属也有某种正当性，因为符合人性。非但如此，甚至非亲属间的恩义关系（情感）滥用也能得到法律的宽宥，如阿根廷刑法（1958）第278条规定，近亲属包庇隐匿犯罪不罚，甚至犯罪人的亲密朋友及从前曾经从他那里得到过巨大恩惠的人包庇隐匿犯罪也可免予处罚[81].这等于承认用不正当（非法）方式报恩也有某种正当性，因为它合乎人性。法律既如此宽容恩义关系的不合法发挥使用，则对亲属间正常的恩义情感要格外特别加以保护，自不待言。对忘却亲属之恩义者（即竟然忘恩负义达到狠心杀、伤亲属的程度的犯罪人），法律当然要规定异于常人的重罚。第三，亲属间密切相处，更不易防范犯罪、避免受害；故法律要格外设重法保护之，以防有人利用亲属相处之便利杀伤亲属，以警效尤。由于亲属身份之故，人们在与亲属相处时一般基本上没有戒备之心，若有一逆伦亲属要杀伤之，简直如杀伤赤子，极为容易。同时，犯罪亲属和受害亲属间的亲密相处，哪怕到了谋杀的前夜，外人也不会警觉并提醒将要受害的亲属注意，故亲属相害没有社会阻止力量（而通常人之间的侵害则可能有外人阻止、举告等），这也使得亲属受到亲属的杀伤极为容易。亲属之间多了一层信任，对信任者犯罪最容易得逞，这种犯罪性质也最严重。故在但丁的《神曲》中，犯罪分为四类，由轻到重分别是：无节制罪、暴力罪、对非信任者的欺诈罪、对信任者的欺诈罪。最重的就是对信任者的欺诈（背叛）罪，包括叛卖亲属、叛卖恩人、叛卖宾客朋友等等。最深最恐怖最残酷的地狱就是为这些犯罪人准备的。既然他们如此冷酷无情（冷血者），就让他们在科奇土斯冰湖中受永久冻刑吧[82].为何对信任者犯罪罪恶最重？因为信任者最无戒备，最易受侵害。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222－3条、222－8条、222－10条等多条均将尊亲属侵害卑亲属与常人侵害因年龄、疾病、残疾、怀孕、智障而明显极易攻击或罪犯明知极易攻击的人列在一起，加重其刑，正是考虑到卑亲属因信任尊亲属或因为幼弱而极易攻击这一规律[83].对极易攻击者而犯应加重其罪，这种观念，显然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情感。欧美法和中国旧法不约而同地为侵害亲属设重于常人之刑，正是出于上述三点共识。这应该是没有多少争议的。否则无法解释亲属杀伤加重专条。

至于杀伤尊亲属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加重处刑？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除了上述三点原因之外，可能还应特别注意到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尊亲属一般对于卑亲属有格外特殊的恩，正如中国古语所谓“恩重于山”。对这种恩义的背叛，比对一般亲属恩义的背叛罪恶要重。这是应格外（比伤害一般亲属更）加重处刑的主要理由之一。父母对于子女有生身之恩、哺育之恩、教养之恩、呵护之恩，非有比侵害一般亲属更险恶的动机目的不足以驱使一个人背逆此深重之恩。《唐律》以殴伤及谋杀祖父母父母为“恶逆”，列为“十恶”之第四恶，仅次于侵害国家和皇帝的谋反、谋大逆、谋叛。即是说，视杀、伤父祖为私人侵害中的首恶（最严重之罪）。《唐律疏议》解释了这样对待此罪的理由：“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嗣续妣祖，承奉不轻。枭镜其心，爱敬同尽；五服至亲，自相屠戮，穷恶尽逆，绝弃人理。”故规定无一例外地均处最高刑――斩首[84].枭、镜（又作獍）是传说中两种（或一种）吞食父母的恶兽。人悖至重之恩而杀至亲，则如同枭镜，应待以极刑。西方法传统的前述规定（如法国的极刑：斩首、砍手、羞辱并用以惩杀尊亲属者及绝不宽宥之规定）也应有同样的立法理由，只是不会把父母之恩强调到如此极端而已[85].第二，对尊亲属的侵害包涵着对教导权威的蔑视、挑战、侵犯；在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甚至也是对一种特定管理权威的侵犯。在侵害生命健康同时还冒犯权威，当然罪责更重。在古罗马共和时代以前，家长即是法官，维持全家秩序，可以审判家庭成员，对他们有惩戒权，可以卖他们到国家为奴，甚至有权杀戮。帝政时代以后家长生杀权被取消，但惩戒权仍在，审判权仍与国家并立[86].这种情形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父母甚至可以直接要求国家将不孝之子处死或流放，其在家内的管教惩戒权大小可想而知（直到清末亦然）。对这种权威的侵犯，如同对皇帝的权威，官长的权威、师父的权威的侵犯一样严重，不可饶恕。比如《唐律》规定：杀本属府主、判史、县令、现受业师等为“不义”，处以重刑，远重于一般杀人。这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罪行同时是在对抗作为人类文明秩序基础之一的管理教导权威。杀、伤尊亲属处极刑，也有同样惩治侵害管教权威之意。至于《唐律》把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都一起列入“恶逆”，处以极刑，同样也有惩治对管教权威之侵害的考虑。这些亲属，都是尊长，都属于一个尊贵集团（或许可称之为亲属圈中的因年龄和辈份、伦理而形成的“贵族集团”），他们对卑幼虽不一定有养育、教育之恩，但伦理赋予了他们附属于父祖的管理、教训之权。最典型的是本来辈份平等的兄姊、夫，伦理也定其为尊者，有管教弟妹妻妾之权威。所以中国古法在保护尊亲属权威问题上远比西方周密、严厉。在西方古代，似乎不见把祖父母父母以外的亲属视为管理教育权威象征并重惩对其侵犯的情形。

第三，侵害尊亲属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侵害体力衰弱者。侵害弱者罪恶更重；法律要特别保护弱者，故要特重其刑。一般说来，当子孙的力气和智力成长到足以故意杀、伤父祖之时，也正是父母衰弱（或至少开始衰弱）之时。法律若不立严刑惩治加害衰弱的父祖者，则不足以保护弱者的权利，也不足以惩阻威吓那些道德败坏企图恃强凌弱的恶逆之人。这种规定与法律规定对家庭成员虐待遗弃之罪加重惩罚的意图是内在一致的，与法律保护婴幼未成年人及妇女的用意是一致的。当然也有少数情形下体力情况或许相反，但法律是以大多数情形为考虑标准的。关于保护弱者的这一考虑，西方法律似乎更加关注；而中国古代法似乎主要是把父祖当作特定权威和恩人来保护，当然也应有保护年老衰弱者的考虑，只是不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