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华信集团主办首届国际能源整治论坛
中国华信集团主办“首届国际能源政治论坛”
2012年12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华信集团旗下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能源政治论坛——暨中国—俄罗斯—中亚—里海国家油气合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是在落实中俄两国领导人提出的“深化两国能源全方位合作”这一背景下召开的，以“构建中俄能源经济共同体”为主题。来自中国、俄罗斯、中亚和里海地区等多个国家百余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能源公司高层人士参加了本次盛会。
中联部副部长于洪君、中国华信集团旗下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行政总裁陈秋途、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党委书记蒋庆哲和校长张来斌、俄罗斯农业-食品政策与自然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戈尔布诺夫、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等中外高层领导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陈秋途总裁代表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主席叶简明先生做了开幕致辞。
会议在主会场发言之后，设置了四场分论坛，分别围绕构建中俄能源经济共同体、中-俄-欧盟能源格局“大三角”、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能源安全与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等主题展开深入地讨论和交流。
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增进了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家之间的能源学术交流，加深了在能源领域上的相互认识和了解，达成了共同构建中俄能源经济共同体的共识，促进了这些国家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
陈秋途总裁代表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主席叶简明致开幕词
首届国际能源政治论坛现场
中美高端对话部分专家观点摘要
（一）能源合作的挑战与机遇
1、英曼上将的主题演说
关于选举年的中美关系，英曼指出，两国拥有非常不同的政治系统，美国的政治系统很大程度上被四年一届的总统选举所左右，但他强调，在选举年的政治表述，主要是针对国内的听众，不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任何影响。他表示，三分一的美国选民，都是独立人士，他们真正的关注，是下届总统是否有能力带领美国人走出困境。他指出，美国的总统虽是四年一届，但实际只有两年时间处理真正的问题，因为在选后需要花一年来安置各个职位、并需要预留一年用来竞选连任，双方要把握这两年时间，推动共同合作。
英曼强调，外交上，美国人拥有非常深远的孤立主义的传统，主张采取不干涉原则，即除自卫战争外不主动卷入任何外部军事冲突。即使是现在，这种传统思维仍在美国相当流行，最近共和党于衣阿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显示，有20%至25%的选民，仍然有这种思维。他表示，美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只是希望确保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以利于市场贸易和确保世界经济的繁荣，最近奥巴马政府在亚洲的战略部署，相信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他强调，在军事上，美国目前并无打算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美国在亚太区的部署亦不会成为对中国的威胁，期望两国能建立合作的框架，并希望在此框架下见证中国的崛起。
英曼又指出，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以确保未来25年的世界繁荣，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将很大程度上视乎这三大经济体的互动。英曼最后指出，尽管中美双方在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双方均透过各自的努力，达致经济的繁荣，成为伟大的国家，双方必须互相尊重各自的文化和制度，绝不能让这些差异干扰和平和繁荣。
在能源合作方面，英曼认为化石能源的地位依旧牢固，质疑在现阶段太阳能和风能取代化石能源的可能性，而近期在巴西附近海域发现可燃矿物质，又或加拿大的油砂，都无助舒缓石化能源的紧张，因为开采这些能源的成本，并不符合的经济效益。英曼认为，技术革新才是解决能源问题的关键。他指，当他还在海军任职的时候，美国政府曾是技术革新的领导者，由于不用考虑版权问题，可以轻易达致新技术的转移并普及，但现时，国防部在推动技术革新的的角式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私人企业。因此，如何保障私人企业的知识产权，以推动技术革新，至为重要。他认为，若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就知识产权进行诉讼，将有利推动新技术的开发。
不过，英曼亦认同，中美两国在能源合作上还是有广泛的空间的，他举例指，中美是世界两大产煤国，如何合作改进这种燃料，并减少其副作用，是双方共同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的所在。
2、法伦上将的专题演说
法伦上将在下午的专题演讲中，除了剖析中美两国的共同桃战和机遇外，亦对当天的研究会作出总结性的响应，他认为观念和态度在中美关系中非常重要，两国未来的合作进展，端视乎双方如何看待对方。法伦坦言，中美两国虽然因为现实而走近，因人口与经济等因素的相似而密不可分，但中美之间依旧存在着相当的不信任与猜疑。他认为两国在加强对话之前，需要改变各自一些预设的前提，以有利于两国合作动机的酝酿，而拥有了合作的动机之后，两国便可以利用和自的技术和长处，共同推动双方的发展，确保能源和国家安全。
（二）互信
博比‧英曼上将认为，中美两国在建立互信的过程中，必须对未来的困难与挑战有所掌握，对管理不慎带来的危机有所警惕，同时应避免受短期利益干扰，要将视线聚焦到引领未来20年以上的对话合作之上。他相信，即使在不同经济布局、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之下，只要双方都能尊重规则，就可以争取合作，并稳定地竞争。他还祝贺上海合作组织成功邀请阿富汗成为观察对象，此举对阿富汗的经济和治安有促进作用，并认为中美两国可以在反恐方面加强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认为，中美开展互利合作，取决于双方的意愿与能力。在中美国力对比发生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依赖于两国如何处理彼此利益，以及如何看待彼此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运用的影响力。双方能否建立互信，可用一个公允的准绳即国际法进行衡量，这包括了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以及外国不宜在中国遵守了国际规则之后依然施加压力。沈教授同时认为，西方不应将很多的个人行为视为国家行为，诸如在中国黑客袭击外国网站等问题上。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宋怡明（SZONYI, Michael A.）教授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是当前国际形势下的特定产物，无法在一时之间消解。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危机的规避和管理机制。他认为，两国应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待两国目前的合作和竞争关系，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在鼓励中国增加透明度的同时，也应鼓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透明度，并在特定议题上积极反思，对个别事件上的国家利益定义保持开放态度。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表示，中美关系再度走向低谷，主要原因包括双方对全球事务的不同看法，不同的全球治理目标，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美国对华制约和防范战略等等。中美两国需尊重各自核心利益，保持高层互访态势，充分利用现行对话机制，增加教育与文化交流，妥善解决问题和纠纷。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分校政治学教授傅礼门则指出，中美两国均了解到合则两利的道理，军事冲突不可想象。然而政治板块似乎正无可避免地走向军事冲突，这对两国人民而言均是灾难性的。他认为，此次研讨会致力于建立中美互信，对华府和北京之间的和平与互利合作有着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何志平在总结发言时表示，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逐步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尊重。他认为互信是一切外交关系的根本，呼吁与会者真诚对话，防止中美双方因误判对方战略目的而反应过度。
（三）与日本的三边对话
本次研讨会着重针对最近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部署、中日钓鱼岛争议以及能源合作等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探讨。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沱生先生表示，三国领导相继换届，三国未来政策的取向中既有合作因素又有冲突因素。三国应采取一系列近、远期政策，避免误判，增加互信，加强危机管理与机遇管理。而矛盾有三种原因，包括结构性的矛盾、利益分歧和误解。对于结构性的矛盾和利益分歧只能管控，但是误解却可以消除。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潘振强少将表示，亚太地区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中美关系是这一新的力量结构和秩序中一对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他认为日本右翼崛起并非中国的宣传，世界各国的媒体都观察到这点，不久前韩国也曾呼吁日本正视历史。他呼吁美国应该促使日本回到和平发展的轨道，这将符合两国的利益，更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威廉．法伦上将（Adm.FALLON, William）认为美国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本土的事情，做好自己的定位。当美国减少对外国的干预，做好自己的事情，外国就自然对美国有信心。对于近日的中日争端，法伦呼吁媒体在报导时应该持平，不应该激化矛盾。
日本原外务政务次官滨田卓二郎表示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并对主办机构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二战之后，日本人都根深蒂固的相信不应该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果安倍内阁违背和平原则，就会失去日本人民的支持。并呼吁应该通过类似这次中美对话的机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东京大学情报学教授松田康博认为，中国追求和平崛起，但是和平崛起需要付出相应代价。他也引述日本过去的发展经验，指出发展速度太快会导致一定问题，而现在中国的崛起速度已经过快，会产生一定的不适应。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常务理事小山坚博士认为，全球能源价格反复和亚洲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增加等因素，令能源安全对各国愈益重要，尤其是能源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如日本、美国和中国。并探讨了三国可能的能源合作范围。
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张抗先生则认为，随着深海、非常规油气的开发，石油枯竭的悲观论点已成为杞人忧天。他认为现代的各国已经没有必要「为石油而战」，不应把合理的竞争夸大为对抗。
（四）核心价值与世界秩序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纪宝成表示，和平发展是全球化形式下不可逆转的趋势，中美两国应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包容双方的差异，追求共同繁荣和社会发展。
专研基督教文明的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表示，“经文辩读”必然反对任何个人的优先，种族的优先，文化的优先，意识形态的优先，也包括宗教本身的优先。或许这正是破除狭隘的“身份”立场，在多元处境中寻求价值共识的必要前提。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表示，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然而由启蒙运动所形成的启蒙心态却有很大的盲点，例如是从极端的个人主义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他倡议在文化中国的理念下，建立一种超越启蒙心态的、新型的人文主义。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认为，全球化为东方文明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根本上改变了三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失衡的状态。东西方精神文明与价值都内在地具有普遍性，在精神、价值层面，必须承认东西方各文明都具有普遍性，都是普遍主义，只是它们之间互有差别，在不同历史时代实现的程度不同，这就是多元的普遍性。
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中小学组成员的葛来仪(GLASER, Bonnie S.)表示，美国单极时代已经结束，虽然美国在可见的将来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将持续不断地缩小差距。一些观察家预测，在2016至2025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中国的崛起得益于现在这个不可能颠覆的国际体系，但中国并不满足现状，这令中国可能尝试寻求改变。和平过渡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是可能的，价值观的对话是促进和平过渡的重要部份。
曾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罗凤鸣(ROOSEVELT-WELD, Susan)，在会上讲解了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研究，尝试从法学的角度理解两国核心价值的异同。
精通中英双语，曾为江泽民、俞正声、李源潮、卡特、基辛格等中美政要做过翻译工作的戴博(DALY, Robert)认为，中国有很多好的价值观值得全世界学习。真正的价值观必定是可以被人评价的，个人应该有选择的权利。
曾担任白宫高级顾问的阿米塔伊•埃齐奥尼(ETZIONI, Amitai)则认为，对话可以带领东西方文明理解双方的核心价值，但问题是如何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找寻到平衡点。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创系主任李晨阳表示，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的理想生活可能有所变化，它的核心价值的配置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文化间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社会的核心价值，会更有利于互相学习和沟通，也有助于各个社会（文化）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各自的核心价值，更有利于实现各自的社会理想。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杨国荣表示，我们需要将和谐与趋同性区分开来。中国的哲学在古代就已经注意并开始强调这一区别。趋同性意味着排斥多样性，最终会导致空洞和抽象的状态。但和谐蕴含了对多元性的包容，从而将丰富的来源和现实性的特点赋予给了文化。
（五）世界秩序的转化与能源合作
联合国大会第67届主席耶雷米奇认为，中日关系可借鉴欧洲这段历史，互相让步，以免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东亚圈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原美国中央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伦也表示，今天中日之间的纠纷可以借鉴欧洲经验，并呼吁中日两国应该向前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可以避免历史上曾出现的国强必霸、后起与现存大国无法共赢共存的局面。共赢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旗帜。现有的国际秩序尽管并不完美，需要改善，但维护了战后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大国的矛盾可在现有体系中得以缓和、解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这一体系中得到快速发展的机遇，而目前中国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维护者、改良者和完善者之一。
第二篇：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简明简历
叶简明同志简历
中文名：叶简明
国籍：中国香港
民族：汉族,出生日期： 1977年2月23日
职业：实业家、慈善家
学历：大学本科、在读研究生
代表作品：构建有组织的共同经济体
所属公司：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职务：董事局主席
社会职务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主席, 中国文化院主席, 上海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主席。
第三篇：中国华信：上海华信石油集团获上海浦东新区国内大企业总部认证
中国华信：上海华信石油集团获上海浦东新区国内大企业总部认证
上海华信石油集团获得上海浦东新区国内大企业总部认证。自国家《“十二五”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办法》出台后，为支持国内大企业总部的发展，浦东新区政府已推出14项服务总部经济的创新政策和举措，启动了新区总部经济共享服务中心，为新区总部企业提供协调、智库、咨询等服务。新区还对得到批准的国内大企业总部给予一定的奖励。
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是浦东新区政府认定排名靠前的国内大企业总部。2013年，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华信董事局的领导下，步入了跨越发展的“快车道”，并成长为上海民营企业中，名副其实的领航者。2013年，中国华信集团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大关，并成功跻身于中国企业500强以及上海民企100强第2名，为浦东新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第四篇：访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陈秋途——建党组织应发展要求
访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陈秋途——建党组织应发展
要求
一家以“拓展国家海外能源经济利益，做民族企业”为己任的民营企业集团，对于党组织作用的深刻认识和内在需求，到了一种执着的地步。从2012 年12月党委、纪委正式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已建立起13个党支部，另有3个支部正在筹建，企业党员职工表现出强烈地融入组织发展的愿望，纷纷将组织关系转入公司。公司党委书记、总裁陈秋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立党组织，是推动中国华信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与中国华信的战略格局和发展定位是分不开的。
打通国际、国内两大市场
中国华信作为一家大型能源企业集团，正在原有能源、化工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加快天然气板块产业布局，打通国际、国内两大市场。
截至目前，中国华信已先后与以色列、墨西哥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分别签订了年供100万吨以上的15年以上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合同；同时，还与这些国家石油公司在海外天然气资源开采开发、输送、储备等领域合作进行着密集磋商。在国内，中国华信组建了天然气公司和专业业务团队，与中石油、华电等大型国有能源、电力企业也已确定战略合作框架，准备在天然气码头、储备、管道等基础设施投资、大型电力煤改气项目和天然气终端市场整合等方面联手出击。
与此同时，中国华信借助其中国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海外上市公司，正在积极开拓和整合其海外资本市场，获取海外融资，为产业投资提供持续的发展基金。预计其海外融资额度年内可望达100亿美元以上。
“天然气板块的快速布局与发展是华信对国家最新颁布实施的《天然气利用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华信产业升级战略的持续发展。”陈秋途书记介绍说，今年以来，为推动落实中国华信董事局制定的产业战略发展规划，他先后于3月、5月和6月多次应邀率团出访俄罗斯、以色列、墨西哥等国，考察和推进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并分别会见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以色列议会议长埃德尔斯坦、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克里姆别托夫、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埃米利奥等高层政要及能源巨擘。
构建有组织的经济共同体
“公司成立之初，董事局主席叶简明就明确了公司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持国家能源战略产业发展，辅助国家拓展海外能源经济利益的战略和使命。”陈秋途说，这体现了华信的战略格局。华信一直在探索中国企业发展的一条新道路——构建有组织的经济共同体。这是华信追求的目标，也是华信运营的一种机制和体制。这是一个崭新的模式。
他解释说，社会公众对民营企业的普遍认知是“家族企业”、“追逐私利”，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民营企业无法做到可持续发展。华信的理念是以人才为本，将各式各样的人才组合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这个经济共同体在组织形式上被称“民营集体制”，是在董事局共同领导下的多企业合作制度。
这种制度安排的呼应首先体现在企业核心理念上。中国华信董事局主席叶简明以传统中国文化为核心，提出了“由力而起，由善而终”的华信为商之道。陈秋途解释说，力，首先是一种吸引力，将各种力量吸引并凝聚到华信这个平台上。聚集到一起的目的是“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加入华信的人，华信也成就他，但华信最终是属于国家，属于社会的。
“一企两制”和“三种关系”
除了文化上的认同，这个经济共同体还要怎样的制度纽带来维系？陈秋途认为，文化是一种精神基础，单靠这种文化还无法实现企业的有效运作。随着华信事业不断壮大，有很多很有能力的人逐渐加入到华信。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会产生很多各式各样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还需要依靠完善的制度设定。这具体体现在中国华信的组织体系和有序管理当中。陈书记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其中的核心：公司以国家基本法律为根基，充分发挥商人的契约精神，制定了《中国华信基本公约》作为共同遵循的思想原则和行动纲领，内部采行商人经济、儒家主义和军事化管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形成了以“一企两制”的分配制度、“总经理负责”的行政管理制度和“三种关系”为核心的管理运行体系，和谐、有序、有力、规范地解决了企业发展的基本问题。
何为“一企两制”？何为“三种关系”？陈秋途表示，中国华信在定位上讲，其股权是不分的，这个产业是为国家的。所有聚集到华信的人，先为这个大的集体奉献，把它做大做强。对这个集体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允许他成立个人公司，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从而成就个人，获得财富。华信正是用这种一企两制的方案解决了个人发展与平台发展的关系。“三种关系”则是用来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三种关系”简单来讲就是老板、事业经理人和职业经理人。对于不同层面的人员具有不同的管理模式，但相互之间形成连续的整体。具体来讲就是，刚进入华信，首先接受军事化的管理，认认真真学习我们的制度、文化和业务，到一定的水平，可以提拔。到总经理阶段，统称为事业经理人。这些方方面面加盟进来的人才，有带资金的、有带技术的，还有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他们属于聘任制，对其实行的是儒家主义的管理。对于其中敢于担当，真正融入企业发展的，就可以逐渐成长为商人经济的老板，成为公司股东。
中国华信非常注重现代管理技术和手段与华信管理体制的结合应用。一本名为《中国华信主要管理制度汇编》的手册显示，中国华信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和管理架构，相继建立了完善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和专业财务管控系统，形成了严格的流程把控、风险控制、内部核算机制。
陈秋途认为，现代科技是实现管理理念、提高企业运作效率的有效手段，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他表示，中国华信在能源合作和技术研究上也做了大量努力，与中国石油大学联合举办了“中俄能源政治论坛”，并与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国际能源问题研究中心，共同建立独立能源数据库，开展新能源、天然气等领域技术创新应用研究。
党的政治引领和精神凝聚不可或缺
在中国华信有组织的经济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党的政治引领和精神凝聚是不可或缺的，其组织优势正在对企业发展发挥着越来重要的作用。陈秋途表示，今年初，中国华信董事局主席叶简明提出了中国华信“安全、制度、品牌”三大建设指标。“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转型，困难不断的形势下，中国华信要做到长远安全的战略发展，更好地实现‘做民族企业’的报国理念，推动企业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党建工作。开展党建工作，是加强华信政治建设的组织基础，是推动华信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华信坚持把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核心组织体系。从党委班子成员与经营核心的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两者几乎是重合的。目前，中国华信党委已经先后在全国下属公司范围内设立了13个党支部，另有3个支部正在筹建过程中。华信党员员工表现出强烈的融入组织发展的意愿，纷纷将党组织关系转入公司。让党员成为骨干，让骨干变成党员。这在中国华信不是一句空话。据介绍，公司中层以上60%-70%是共产党员。新员工的录用也强调了党员优先的原则。“这成为华信组织建设的重要基石和力量。”陈秋途书记表示。
中国华信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在党建工作中竭力防止“两张皮”，目标和活动都尽显务实之风。党委成立后，结合企业工作特点，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党委班子和党务干部在建设学习型组织中发挥表率带头作用，组织学习经典政治理论，注重运用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各类专业知识。
同时，为提高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与党委同时建立的中国华信纪委，制定出台了《中国华信干部问责细则》，设立了中国华信纪委举报中心，加强干部监督制约机制，全面推行党务公开，认真查处在廉政建设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强化纪检监察职能，建立有效的反腐倡廉工作制度，为企业发展和干部培养提供保障。
党委注重加强组织建设，推进落实董事局制定的企业发展规划。自成立以来，中国华信党委在总部机关和下属各级公司范围内，开展情况调查，完善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活动实效，并先后开展“党员示范岗”、“优秀党员”评选等活动，要求党员做到“平时看得出”、“困难时刻站得出”、“危险时刻豁得出”。
陈秋途表示，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和两新组织平台为中国华信党建工作以及政企、企业间的合作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今年中国华信党委的工作目标，首先是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主线，以上海市委和市社会工作党委关于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指示为依据，围绕董事局主席叶简明提出的“树立一个信念、打牢两个根基、加强三项建设、推进四化发展”为核心目标，为把中国华信打造成中国永续经营的标志性企业提供服务保障。
正如陈秋途所说，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其生命力在于如何有效地将企业组织的特殊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历史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企业和党组织来讲，这都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华信持续发展创新的内在核心之一。（刊登于7月12日《解放日报》）
中国华信党委纪委成立大会现场
中国华信党委书记、总裁陈秋途
第五篇：复星集团梁信军在2013首届长江青年投资人论坛上的演讲
非常感谢学院邀请，也非常感谢两位院长，特别高兴能够跟这么多的校友在这边聚会。这样一个论坛让我还是很惶恐，有这么多投资的大家和精心研究的同学们。
我自己是长江EMBA五期的，进入长江之前坦率讲我对宏观经济是毫无感觉，我一直认为企业家把需要了解的周围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当时到长江我是想学点东西，现在可以更加透彻地观察环境，观察周边，我觉得是长江给我很多，所以也非常希望非常愿意把我所学所思回馈给大家。我觉得一个企业家如果天天谈论术、势、道，很荒唐，但是一个企业家如果从来不去思考也是有问题的，最重要的刚才一个同学提到“取势”重要还是“明道”重要的问题，一个企业家通常的工作是埋头做事情，尽量多地快地去跑，但是当前面是十字路口，是一个岔路的时候真的不应该跑得太快，你还是应该站着来，好好想一想。今天就是一个我们需要站起来去想一想的时候，这是一个拐点，未来的10年究竟该恐慌还是欣喜，未来变了没有？
未来10年世界会大变吗？因为我是一个投资机构投资企业，我脑子里想的问题对未来有什么机会，我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世界真的大变。最主要的变化，随便列举几条。一个是美国，非常有概率在未来10年当中美国很可能会成为全球能源第一大国，无论在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方面，甚至在太阳能方面它都有可能成为第一。第二，基本确定它还会保持世界资源第一大国的位置，它有可能保不住消费第一大，但是消费第二大肯定可以保住。创新第一我觉得没有问题，美国人经常干的是革命性地创新，我们干的是实用新型，人家是发明专利。全球的人力资源的吸引力，我相信在可预见的十年当中美国应该还是全球第一。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定，我相信也应该是全球第一。我说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谁能告诉我美元将来坚挺不坚挺？答案是呼之欲出的，美元会很坚挺。美元坚挺的话美国的债务危机还是不是危机？如果要通过财政结余来还掉这15万亿债务的话任何人风险都很大，但是如果你的货币是很坚挺的情况下，多一点钱就还掉了，债务就不是问题。因此这样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猜想一下。第一，对国内而言印了大量地货币。第二，对国际而言由于多种因素导致它还是全球最坚挺地货币，会不会出现一个国际上美元是升值的，在国内通货膨胀贬值的情况，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很多的投资机构、保险机构，你觉得要不要在美国投点资呢？你要把钱存在美国还是买一点美国的资产？大家很确定。
第二是欧洲的问题，欧洲现在风险非常大，因为它选了一条最艰难的路在走，试图通过财政结余把债务还掉，这个路走得非常难，走得通走不通不知道，两三年后再看能不能走得通，如果可以走得通，在座的很多同事都是搞企业，企业碰到负债率偏高怎么办？一个比较简单的急救的方法，赖帐，斩息，我们又不是没有干过，很多银行也干。第二个方法，借新债还旧债，这也是很好的方法，美国人在干。还有一个方法，提高企业的盈利去还债，搞过企业的人都知道，如果你靠盈利把负债率从80多降到44的话，我相信你的企业会迎来另外一个高速发展的5—10年。欧洲的情况一样，如果欧洲真的可以通过财政盈余的方式把财务危机解决，我相信后10年全世界最健康的经济体不会是美国也不会是中国更加不会是日本，很可能是欧洲。但是这条路走得通还是走不通，我们看两三年。
第三，能源。现在能源的投资是最热的，能源投资你用多少价格愿意买油田、矿、油的基金，有一个潜台词，你对煤价、电价进行了预测，你有多少信心认为以后会是多少钱？煤价呢？会不会跌？为什么不会跌？你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用一个可行的方法看一下，第一，看一下北美的样本，由于页岩气技术的发展，主要都是中小企业做的，页岩气的技术发展已经把北美的天然气的价格打到了中国的四分之一多一点，打到相当于欧洲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看来要长期保持在那。由于页岩气的发展，以及天然气对石油的替
代作用，已经导致北美的油价低于欧洲的油价，这两个大的市场，平均差20美元，很多人说天然气量很少对油没有影响，看看北美的样本，是很少，但是已经导致油价跌20美元，20%的差价。因此我觉得页岩气的技术，扩张没有什么悬念，因为都是中小企业掌握的，关键是这些扩张的技术能不能用在北美之外的大量地区使用，资源附存条件能不能快速产出，如果可以快速产出我觉得对能源价格的颠覆应该不需要二三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北美发展页岩气一共就15年时间左右，这15年高速发展，由于页岩气技术的变化很可能对石油会从高价逐步走往中高价甚至中价，完全有可能。第二个是太阳能的问题，中国的一次能源60%是电力，电力的主要成本是煤，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的生产企业一年的产量和发电能力300万千瓦而已，300万千瓦有多大？上海电气两台机组就把它干掉了，就300万千瓦，相当于最大的公司一年两台机组帮你定制，所以就没有规模效应。以现在这样一个太阳能的能力，每千瓦的发电能力大概需要达到8000元的成本，每度电的发电要达到7毛的成本，但是如果你把太阳能产能的能力翻一番，变成800万千瓦，再翻一番变成1600万千瓦，发电的成本能到多少钱呢？第一步就可以到5毛，第二步能到3毛5，到3毛5是什么概念呢？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火电的发电成本就应该在3—3.5毛之间，如果太阳能的产能到达1600万千瓦这么一个规模，有可能你的电，太阳能发的电跟火电是可以同场竞技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包括欧盟的很多国家对新能源发电都是有补贴的，中国补1毛1，当太阳能有一天它的价格发到3毛5的时候，你火电如果想跟太阳能竞争，你必须要发到2毛4，你发到2毛4的价格跟太阳能才有一拼。如果火电发到2毛4角你认为煤价多少钱？我觉得能源的问题我们要去了解它的边际安全在什么位置，不应该抱着那么坚挺上涨的想法，这是我的想法。
第四，资源。毫无疑问未来10年中国还将是全球第一大的有形商品的生产国，所以我们一定是全球有形原材料最大的消耗国，我的问题是未来10年新增的有形商品的制造真的都还在中国吗？如果天然气的价格，像北美跌到中国的三分之一，电力价格跌到我们的一半，真的以天然气为原材料的这么多工业还应该留在中国吗？我觉得我们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不是那么确定，全世界未来10年新增的产能很可能不在中国，会在印尼、印度、土耳其吗？我们得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次我们总书记在博鳌讲了，中国不想排第一了，我认为基本就是肯定的不会排到第一，中国的经济不排第一的时间不会是10年，我觉得快则3年，慢则5年，中国一定不是全球第一了。下一个问题，谁是第一呢？中国会排在第几呢？如果你把第一、第二都讲清楚了，问题是你要做一些对冲投资吗？你要在这些新兴市场做一些配置吗？这个问题要问自己。现在我们有很多金融机构它的研究期非常长，对投资者的责任是非常长的，但是它的资产绝大部分都在中国，其实这样一个配置策略表明了它的一个观点，它认为未来10、20甚至30年中国还将是最好的回报的市场，这个观点真的对吗？我认为要打问号。还有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通胀的问题，通胀我刚才提到了美国，其实日本比美国还厉害，美国一个月1400亿美元，日本一个月要印1700万美元，中国从来不跟人家争论，我们实干兴邦，去年就印了2万亿美元，欧洲一直想印，但是它的宪法一直阻碍它印，非常难受，憋着。我觉得未来8、10年或者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会看到一轮席卷全球的通胀威胁，我觉得是百分百，这个威胁能不能变成现实？这个还要观察。如果你投资不去考虑对冲自己的通货膨胀的风险，我认为这是非常短势的。有学者测算，我是基本认同，认为投资品的通胀率甚至会在10—11，我认为我是基本认同，如果在中国你的投资收益内生收益率不能达到10—11你是亏损的，和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一模一样，干的是一样的事，我们作为投资经理对自己应该有更高地要求。
第二，未来中国会有大的变化吗？我认为答案是确定的。如果你用过去10、20年对中国的理解来把握你对中国未来需要怎么去走路去做判断的话，我认为你很有可能会输钱，中国未来10年和过去10年完全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人口红利。过去我们讲的是劳动力。去年小概率事件偶发性的劳动力居然出现净减少了，但是这是偶然的，总的来说真正劳动力出现减少是在2019年，19年后劳动力就是净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减少了之后，政府的就业压力就会下来，中国对GDP增长的期望值也会下调，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会下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政府未来的投向意愿。这个人口红利关键取决于它能不能转化，能不能从劳动力转成消费红利、金融红利，消费红利的问题看上去是有支撑的，我们的可投资资产个人的还有73万亿，光存款就有43万亿，中央政府还有一个居民收入翻番的计划，10年要翻一番，有些不怀好意的人也解读了，房价也要翻一番，这也是一个说法。我想说其实消费没有这么乐观，第一，消费我觉得未来7、8年维持15%左右的毛增长的概率非常高，但是消费真正地压力在哪里呢？我们先看下面这幅图。
13、14年是中国的抚养比最低的年份，对老人的抚养，对幼儿的抚养负担最轻的。但是很遗憾，到2020年增长非常大，11年的时候地方财政对养老的资助只占4%，但是到20年很可能就会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20—25%。这个类比适用于家庭，家庭的开支用在抚养上也是很小，但是到19年就不一样了，所以因此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我觉得在7、8年后就会快速地显现出来。当老百姓觉得抚养有压力的时候，他的消费意愿就会降低。当政府觉得需要它补贴的量非常大，全部的新增财政都补贴进去还不够，还要吃它存量的时候，它新投资的愿望也会降低。因此我觉得我们回过头看消费，有几个结论是很清晰地。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分支行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的占比将能够接近我们的人口占比，很多行业将达到20—25%，刚才我听到几个老总在说，我们将来要考虑行业的配置问题，我觉得你其实考虑一个问题，你在问自己，未来3、5年哪些行业将在中国市场的占比能达到20—25%，你就在这些行业里找最好的企业投，一定不会错的。第二个结论，到20年后，中国的消费会减缓，不是大家想象的一路高歌猛进，这两个事情要辩证地来看。刚才提到人口红利还有第三个，特别做提醒，今天在座的大部分投资人，有一块非常巨大地增长，跟于冬董事长提到的有点关系，就是服务业。中国到明年的6月份人均GDP就超过7000美元了，12年已经有10个省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了，到了3000美元了，老百姓解决温饱了就开始消费，到了7000美元要追求体验，不是追求拥有。所以服务业会有爆炸性地增长，各种经济体包括东亚、欧洲、美国，包括战后的日本都毫无例外，东亚四小龙也不例外，当人均超过7000美元之后，就意味着4—6年当中整个GDP会增加4—6个百分点，对中国来说多大呢？以去年将近50万亿GDP为例，这个数字跟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大体相当，在未来的4—6年会突然横空出世一个跟中国医疗保健品那么大的行业，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估值还很低，你为什么不把它找出来呢？我觉得服务业的增长将是爆发性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早点去布局对服务业的投资。
第二，城镇化，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也要追问我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城市化的速度会一成不变一直这么下去呢？没有拐点吗？我认为有拐点。很可能在19年劳动力的拐点之后城市化的拐点也会出来，速度会显著放慢。第二个问题，房地产真的是一直供不应求吗？这个我代表本人观点，不代表我们复星集团的观点。以我个人的观点房地产未来10年就是供大于求，政府不用调控，房价自然会下来，但是现在没有人相信。如果我们去算一算大数，有一个算法。过去的城镇化每年1%不到一点，如果考虑中央现在高度重视城镇化，每年如果1.2%左右的速度，人均按照25平方米配置，未来10年安置这些人需要100立方米，不是人人买得起，我们叫有效购买，要打折，一般人买不起。有效购买力可能要打7折，70立方米。动拆迁不会产生新的需求，拆掉1平方米还要补1平方米，这是平衡。供应有多少呢？这个数字是公开的数字，在建的房屋有35亿平方米，开发商的土地储备有30亿平方米，计划供地的数量41亿平方米，城镇人口，存量的住宅210亿平方米，属于3套房子
以上的占20%以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不考虑存量，只是考虑增量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一块新地都不卖正好衡量，65亿和70亿差不多，如果40亿供出去的话就会过剩30亿，当然结构不平衡，有些地方会多出来，有些地方还是缺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存量房跑出来再多40亿，就是这个大的走势。存量房会不会跑出来呢？我们就要考虑房产政策的问题。我们公司内部有几个同事也跟我打赌，跟我堵1000万，后来我说你的身价没有1000万，要么一人拿出100万跟我堵。他跟我堵房地产的持有税会不会出台，他说不会出台，我说一定会出台。为什么会出台？去年卖地收入，土地财政也是大家攻击比较多的，很多人说去年土地财政2.68万亿，土地不是无偿取得的，为了动拆迁每年多少自焚什么的，老百姓激烈反抗。动拆迁本身是有成本的，估算大概在40%左右。如果每年按照评估价格增收1%，跟美国的房地产税差不多，持有税，我们就能收到2万亿人民币。如果你对首套房豁免一下，你就能收到16000亿人民币，如果政府再客气一点，对二套房也豁免一下，就能收到4000亿。富豪收它2%，8000亿，收他3%，1.2万亿，你当总理也要算这么一笔帐，长江同学都会去开发的，如果你收3、4、5套房，收他3%，还是全民欢欣鼓舞的事。我讲这个数字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不要那么天真认真土地财政是不可替代的，存量税只要敢征马上可以替代，因为存量的规模足够大。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如果它征了会产生什么结果？现在我们的房屋持有收益只有1.2—1.4%左右，租售比，过去是憧憬房价升值所以愿意保有房子，如果房价未来是供大于求的预期，本身就不升值了，并且你保有过程当中现在只能收1.2，每年政府还要问你收2%，你觉得很爽吗？恐怕有很多的高净值人群，持有存量房的意愿会降低？他会愿意走人。所以3、4、5套房的40亿平方米跑出来交易捣乱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你要把它看成房地产的供应，更加能够了解房价的预期。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商业房的问题，大家觉得风险小，也不限购，各地上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城市综合体，你把这些体量加上，去年我们的整个闲置率还不高，只有17%，但是把这些体量加上到了15年就是灾难性的数字，我认为商业房产的风险一点都不小。还有一个问题，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哪个风险小？一般人认为一二线城市风险小，三四线城市你造房子还有那么多人买么，这也是大的风险。再一个，存量房这么多人想跑出来的话，我们还要预测中心城区的房价就不会跌吗？房价跌与不跌取决于供求，我们就要去看，中心城市它新增的房产有多少，中心城市愿意跑出来交易的存量房产有多少，如果仔细看看存量房中心城市是大很多，在欧美的发达国家新增房产平均大概是3套，老房子交易是1套。中国新增
3.6，老房子1。所以结论是三四五线城市在新增开发量方面风险其实是蛮大的，一二线城市对于存量房交易的敏感性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某一个政策影响它存量房跑出来或者跑进去的话马上就会影响，所以不要这么天真认为房价不会变。讲这个事情就涉及到固定收益的问题，现在的地方债8万多亿，基本上都是以未来的土地收益来做还款来源，如果将来整体的是供大于求的关系，你的土地不能以你预期的这么高的价格卖出去的情况下，你这个债真的很安全吗？我认为得掂量掂量。个人判断如果3、4年内偿清的债非常安全，但是7、8年后真的一路还是这个情况吗？很难说。这个事情就像轮盘一样，赌一赌，看看你的运气。
还有一个房地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互联网。过会我会专门讲一个互联网的话题，互联网对房地产的影响非常深远。我觉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第一，把房地产大的形势要看清楚。第二，还要把自己的成本管清晰。第三，更多的要做一些体验性的地产，防止互联网的冲击。第三，工业化的问题。最近你看凡是带什么鸡的生意都不太好。我现在为肯德基操心，它卖什么。现在奶粉没有问题，说中国人喜欢买便宜货，现在我们要到香港搬运三奶四奶，现在不仅香港，英国都限奶了，中国老百姓这么可爱，冒着犯法的风险，不远万里运奶粉，为什么？当安全跟价格冲突的时候，他选择安全。因此千万不要认为消费品服务业只要消
费类的服务类的都是好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可以长期提供安全的产品，我相信消费者会放弃你的。所以你投资的时候不要认为没有问题，这个方面我认为政府是真的应该反思。老百姓对食品，对这种添加剂的安全到了这种程度？谁造成的？都是业内的坏人，你怎么没有把他们抓起来呢？这个需要反思。
最后一个资源能源讲过了，接下来我讲讲金融。11年的时候间接金融占到了融资总额81%，但是到12年只有50%，所以我们考察所有的银行都要去看，它能不能从直接金融当中受益，反过来我们要更多地考察那些好的直接金融的品类。这样一种转型的好处，老百姓的融资，民营企业融资更方便了，因为更多渠道。坏处是什么呢？原来金融的风险是可以监管到的，就在银行体系，现在有50%已经监管不到了，所以金融的系统性风险的确在加大。第二个问题，利率的问题。央行说人民币的利率市场化还要小步慢行，我们看看实际的市场情况是什么呢？去年银行业大概新增了11万亿的存款，银行业去年卖出去将近3万亿的理财产品，卖出去的理财产品平均的利率是4.7，在同一个窗口发生的，你倒过来想，我们等量置换一下，这个窗口收到11万亿，然后又卖出去3万亿，起码有3万亿利率按照4.7的。银行过去两年我们都是全世界最盈利的银行，去年1.2万亿的利润，全世界第一名，我们保持了全世界最好的息差，如果息差降到1.3怎么办？还有多少是好银行？我觉得你要问自己。我觉得对金融的问题当然金融还有一个创新问题，我们为了克服通货膨胀，还要鼓励人民币出海，有很多创新。最近你看惠誉对我们的评级，虽然我们强烈抗议，但是人家说的话你应该认真听听。第一，它认为信贷跟GDP的比例占比太高了，意味着投资刺激经济的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地方债的占比太高，地方债风险很大。第三，它认为靠信贷来推动投资的方式为金融机构积累了巨大的风险。第四，它觉得未来中国政府应该把货币逐步从开放要往紧缩走。这几点非常有意思。刚才听到一个对冲基金的朋友讲投资的问题，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对冲基金怎么赚钱，如果计算机搞一个模型就可以挣钱的话，那其实不要到长江来学习了，你们都应该学模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花几十万学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投资机器当然模型涉及边际条件我们要学，这个边际条件是什么？我们投资四个维度。第一，价值投资，低买高卖。低潮的东西要认真地看，现在不是怕金融机构都不好吗？很便宜，你要认真地看。人人都说石油好得不得了，你最好离它远一点，显然不符合价值投资的理念。太阳能这么糟糕，认真看看，包括风能，总有一天太阳能会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中国动力，30、4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中国，但是不能按照过去20年看。第三通胀我不讲了。第四，我讲讲互联网。互联网过去跟传统行业是两张皮，一个是白天一个是夜晚，一个是虚拟一个是现实，各走各的没有相互影响。但是去年互联网就开始跟现实经营较劲了，并且它影响的方式很有意思，一开始影响的就是渠道，渠道恰恰是所有投资人里面的宠儿，我们喜欢投渠道，稳当，收益率高，PE值25倍以上。去年互联网对渠道的影响，这边大家看到我拉了一个体育的，体育这个行业去年就这么6、7家上市公司，关店4900家，你关一家店多少钱？20万要吗？不管你公司承担还是加盟商承担，总而言之是损失。如果20万那就亏了9亿多。第二个问题，13年你们还关吗？14年还要关吗？要关多少？这个问题要一直问下去。你的总量的开店数里面关20够吗？是不是要关到50？关店的一次性损失谁承担？你的股价还应该这么高吗？第二，像3C的，家电、百货、服装的，我认为客单价从几百弄得不好会上升到一两千，一两千的玩意也要受互联网影响。这样就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关店对房地产就是灾难，你关店了意味着面积不要了，我就租给别人了。未来商业地产的房租我估计会蛮便宜的，商业的闲置面积也会增加。我们看行业还得问问看它具体要关多少个店。第二个影响，生产和服务的供应方式，过去是B2C的，根据我能生产多少创新多少来考虑怎么找客户群，将来更多的恐怕由消费者的需求来。第三，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我印象很深，我在今年春节
前看到上海本地的报纸报道，说上海有些儿童娇生惯养，小学生，学校里面没有空调他很不适应，报纸就呼吁说这些孩子家长要好好反思了，这个孩子怎么弱不禁风。我想报纸是比较傻的，为什么呢？这些孩子生下来他们家就有空调，他走到哪都有空调，吃饭的地方有空调，玩的地方有空调，为什么教室就没有空调。我生下来觉得空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应该有，所以没空调觉得不爽。我小时候不会这么觉得，因为家里没有空调，学校冷很正常，家里也很冷。我们把这个再延伸到互联网，现在7、8岁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有IPAD、IPHONE，等这些孩子长大开始消费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觉得互联网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跟空调、自来水、电力是一样的，怎么能忍受没有互联网的生活呢？还有什么人工搬运的东西弄掉算了，我们不玩了。等他们成为主流消费人群的时候，有很多业态会彻底消失。如果你不能跟互联网拥抱，不能跟互联网融合的话你就要死。
第四，投资公司怎么进化自己。要有一些持有性的产业，巴菲特也长期持有，不要老是天天交易，最后政府把钱收走了，你也没有什么钱赚。还是应该持有一些。中国有些东西像服务业消费长期还是看好的，应该持有的。第二，我觉得还是需要投资的，我们在持有这个环节，我的收益率比投资收益率还高，我们持有时间很长，我们投资只有24，持有还是好的。第三，用资产管理的方式规避一些负债率的风险。第四，长期来看还是保险比较好。最后我讲一下有没有大的投资环节，前面PE的环节说要注重交易量，我在这边想说一下，投资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的，如果你投10个投100个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如果你的投资水平一样的话，大概就有10%甚至20%会进入到失败的行列，一定有。你投10个就有2个，投100个一定会有20个，所以控制投资风险最好的办法是控制数量，千万不要追求数量，数量要降低。数量降低的反面词规模要扩大，千万不要觉得数量大是规避风险。大规模的投资目前有几个系统的机会，第一，我们称之为中国动力全球资源的机会。我们找到那些中国的市场未来会占全球20—25%的行业，在这些行业找到全球数一数二的品牌，这些主要的市场来源在欧美，欧美没有成长，所以它的利润销售额的增长速度降下来，甚至减少，所以它的PE就很便宜。我们最近买了几家，基本上PB都是低于1的，PE基本上6—8倍，非常便宜，龙头企业。找到这些公司，你成为它的全球第一、第二大股东，协助他把中国的事情搞好，中国占了全球25%，你把中国市场一搞好，欧美损失掉了可以在中国找回来，只要中国一增长全球就增长，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这个模式可以不断地找，可以找到很多大的项目。第二个是什么呢？中概股的做空。我对自己的股价是不满意的，低于净资产。280多家中概股，至少有10%是非常杰出的企业，现在被连累连带做空了，我认为应该大胆地反做空，我们现在就是这招，我把事情研究清楚了，只要你敢卖我就敢买，买到你不敢卖为止。第三，金融跟互联网跟资源的机会，因为大家都怕了，怕了之后这个行业反而有机会，这个方面值得认真思考。我再顺便讲一下PE的问题，PE从长期看中国是不缺钱的，资金很多，所以PE这个环节未来的市盈率是下不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把PE做好势必要往VC再走走，这是第一个PE今后要考虑的。第二个要考虑的，从现在的情况，比PE还便宜的，你还死守着原则一定要投资非上市的公司，不是脑子有问题的吗？已上市的非流通的比非上市的还便宜，非要纠缠没有上市的。第三，退出机制，道路是非常狭窄的，这恐怕要寻求非上市的退出，非中国的退出，没有这几把刷子我觉得做PE风险还是蛮大的。当然聚焦大项目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民生银行我们去年搞了一把，效果很好，民生银行做了49%。分众09年搞的，也很好。项目找得到，不用发愁。投资既是年轻人的年轻，也是年长人的天下，巴菲特80岁还可以做投资。
面向未来10年，我的个人看法，春暖花开，风和日丽。值得大家好好进取。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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