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厦大徐祖华教授

第一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厦大徐祖华教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1

许祖华2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如何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本文认为，信念是关键。不同类型的信念，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提供不同的保障。原型信念，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现知识创新的基础性信念；模型信念，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现知识创新的工具性信念；德性信念，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现知识创新的道德性信念，也是为原型信念与模型信念获得真实性提供保障的信念。

关键词：研究 知识 信念

作为精神活动的任何科学研究，在实践和价值层面上都是一种提供新知识的努力。这种努力能否达到目的并形成超越已有知识的成果，其关键则取决于研究者所具有的信念，因为，［1］145“信念是以已有知识为前提，从而获得新知识的一个中介。”正因为它是获得新知识的［2］36中介，所以，现代知识学认为，“可以把知识论称为‘信念学’”。在文学研究中，作为旧知识与新知识中介的信念，它的内涵，它的价值取向，它的存在方式，它自身的规定性，它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等，都直接影响文学研究的格局，影响文学研究创造新知识努力的成败与价值，也当然关系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质量，特别是知识创新的质量和境界。而认知的责任，又是保证信念合理性的道德因素，当然也是保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质量的主体因素。本文将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对这些知识学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原型信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信念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在属性上也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主体对客体进行感觉、知觉、分析、判断的认识活动，所以，这种精神活动往往以两种基本的认识形式为自己思维展开的依托，这就是感性认识形式与理性认识形式。而这种精神活动由于不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对在具体而特定的时空中存在的文学现象进行批评、分析、判断的具有实践性的认识活动，这也就决定了这种认识活动的展开往往应遵循认识活动由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规律与程序。而原型信念就是在感性认识阶段获得的一种信念。在知识学信念中，原型信念是主体的初级信念，它表明的是主体“由经验观察而得到的对客体自［1］142然属性的一种认可。”这一初级信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无论在相对的意义上还是在绝对的意义上，都是实现其知识创新的基础性信念。当我们将纯粹的理论问题还原为具体操作的研究行为，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这一基础性信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性特征的认识活动，它与其他文学研究一样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认识活动——文本阅读（包括原始历史文献的阅读），即资料收集，这一活动在认识的序列中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理性认识活动，但在规定性上则主要是一种感性认知活动。这种感性认知活动在文学研究的实践意义上是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活动，它对科 12 收稿日期：

许祖华（1955—）男，湖北仙桃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学研究来说虽然如人要获得空气一样的重要，但它毕竟还不是研究活动本身，只是研究活动前期的工作。只有当研究者对这些资料的属性、特征、面貌认可并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后，也就是形成了原型信念之后，才可能对它们展开研究，也才可能有科学研究这种创造新知识的活动。如果研究者不认可这些资料，或者对其真实性形成了否定性的认可，没有形成创造新知识的中介和条件——原型信念，一切美好的关于文学的研究也就无法展开，也不可能展开。所以，从文学研究的绝对意义上讲，原型信念的形成，不仅是研究活动展开的基础，在现实性上它还标志着研究活动的正式开始。同时，从文学研究的相对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虽然面对的是一个具有特殊的历史规定性和自身本质规定性的对象，但同样需要在原型信念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价值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已经用不可更改的事实说明了原型信念对自身的重要性。我们只要稍作扫描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凡是至今仍然具有学术的活力，或者说，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里程碑似的研究成果，都是严格地遵循了研究的知识学规律的成果，都是将自己深沉的分析、判断建立在原型信念之上的成果。反之，一些曾经喧嚣一时随后就被人们遗忘的研究成果，其弊病虽然多种多样，但一个基本的致命病兆就在于时髦的判断不是建立在原型信念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先验知识的基础上；华丽的分析不是从生动、鲜活的原型信念出发，而是从硬性、抽象的概念出发；不是用原型信念生动、鲜活的感受拥抱对象，而是用逻辑冰冷的刀锋切割活生生的文学现象，其结果不仅消泯了文学的美感，而且也无法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知识。例如，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流行的年代，有学者直接借鉴系统论的先验知识对鲁迅创造的阿Q形象进行分析，其成果曾经轰动一时，被称为是这一方面研究的最新收获，可是，时过境迁，它的学术形象就模糊了，而学术的历史潮水也很快就将其淹没在了知识的海洋深处，它也没有学术的活力从知识海洋的深处升起自己的身影，更没有理论的底气再显自己昔日的辉煌，人们也很快就忘记了曾经轰动一时的它，学术史也难见它的踪影，它也再没有进入以后研究者的参考文献之中。因为，这种不从文学研究的原型信念出发，违背文学研究知识创新规律的所谓研究，它既无法形成具有自己生动感受的内容，也无法真正切近研究对象本身，它也当然无法为鲁迅研究提供新的知识，事实上，这样的研究也的确没有提供新的知识，包括新的观念，它仅仅只是将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在一个主体自己认为是崭新的理论模式——系统论模式中进行了排列。所以，当它不能提供一种新的知识的时候，它自身也就无法以别人不可替代的价值形式在学术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知识的范围内，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具有同样的铁率，也具有同样不可违背的规律，而学术史也和文学史一样具有知识学的法则，它们都仅仅只给那些提供了新知识，提供了别人无法替代的新东西的创造文本以地位，而一切无法或没有提供新东西、新知识的文本它们都不屑一顾。

当然，我们不能说文学研究从原型信念出发就一定能创造新知识，但我们却完全可以说，无论在绝对还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这样一个判断是经得起实践和逻辑检验的：任何文学研究只有建立在原型信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顺畅而合理的展开，而只有当研究能顺畅而合理地展开后，文学研究也才有可能创造新的知识。

原型信念为什么可以为文学研究创造新知识提供保障呢？也就是说以原型信念为基础的文学研究为什么就可能创造新知识呢？这是由原型信念的本体特性决定的。正是这些特性在实践和逻辑的层面上为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提供了保障。

原型信念的第一个特性是它的客观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由于原型信念不是依凭逻辑形式提供方便从理性或一般观念出发间接得到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主体与客观对象面对面通过对自己感性经验真实性的认可而直接获得的，因此，它是一种具有经验性与客观性的信念，是经过了主体验证的信念，是与认识对象的面貌和感性存在方式（不一定是本质的存在方式）基本相吻合的一种认识成果。这种认识成果，即使具有片面性，也是客观对象某一方面特征、面貌的反映，具有被经验的事实验证的客观性。如，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有的人就发现狂人是个生理有问题的疯子，很显然，这一感性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关于这一认识的原型信念是肤浅而有明显偏颇的，但却是可以在作品中被验证并由作品所提供的事实支撑的真的信念。所以，尽管这一信念肤浅而具有片面性，但与作品提供的内容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是符合作品某一方面实际的。原型信念正是以这种客观性的品格，在最基本的层面保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真切性。而一种研究的成果，如果具有了真实性，它就有可能达到提供新的知识的境界。反之，如果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某种现象或某个对象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形成的信念不能在对象中找到事实的根据，那么，这样的结论与信念在它丧失了真实性品格的同时，也就预示着它不可能提供具有价值的新知识。这样的所谓研究除了制造一堆语言的垃圾外，它能收获的还有什么呢？

原型信念的第二个特性是个人性。原型信念由于是个体在实践中对经验和事实的一种认可，所以，它天然就具有个人性特征。这种个人性特征正是文学研究提供新知识的重要保证。正如一棵树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人的原型信念也是有差异的，所谓“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对文学阅读中原型信念具有的个人性特征的通俗而形象的表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有个性的研究成果，多是有原型信念作支撑的成果，而那些人云亦云的结论，则多是忽视原型信念的结果。比如，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反传统的问题，学术界有一种普遍性的看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反传统具有过激倾向，其立论的根据则是五四的反传统是全面的。说五四反传统有过激倾向，这的确可以在历史文献和文本中找到相应的事实根据。如鲁迅在批判中国汉字时甚至如是说：“汉

［3］105字不灭，中国必灭„„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这的确有过激倾向。但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全面反传统的，这显然不是从原型信念出发得出的判断，而是对先验知识或别人观念盲目认可的结果。全面反传统不仅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也做不到。翻开原始的历史文献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没有一个新文学的先驱批判和否定过唐诗的伟大价值，更没有一个人否定过《红楼梦》的杰出意义，相反，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还高度赞扬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伟大的意义，充分肯定《红楼梦》的杰出贡献，认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4]348写法都打破了。”面对这样一些可以验证的文献资料提供的事实，如果从原型信念出发，我们能说五四新文学的反传统是全面的吗？

二、模型信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工具性信念

原型信念虽然为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提供了基础，但知识创新的实现，还得依靠模型信念。正如建造一座大楼，有了材料和地皮，但大楼的最终形成还得依靠图纸与工具。模型信念就是建造大楼的图纸与工具。“所谓模型信念，就是经过主体的认知结构对外界的信息进行加工、建构而形成的某种认知图式。它是在主体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对经验观察得到的信

[1]143-144息进行选择、理性思考而形成的一种理性信念。这种信念以知识为内核。”它是理性地整理各种经验知识的思维准则，是把经验知识构成理论体系的一种基本框架，是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中介。如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就是一种典型的模型信念。

模型信念由于是以知识为内核的，所以它有两个基本属性：主观性与先验性。正因为模型信念具有先验性，所以可以直接移植或借鉴；也正因为其具有主观性，所以必须经过主体的思考才能获得。即使是具有先验性可以移植或借鉴的模型信念，也必须经过主体的思考与认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移植或借鉴别人的模型信念，但这种借鉴或移植的信念必须是能够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就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来看，我们的研究基本是移植或借鉴的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模型信念。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来说，这种移植与借鉴是应该，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征是相吻合的，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知识背景的作用下生成、发展、建构的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新型文学，它本身就带着西方知识的内容与形式，具有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因素。这一点，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特有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所缺乏的。所以，在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最敏感、最忠实地引进西方的观念、知识以及各种模型信念也就成为了同人的自觉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往往得风气之先的本体性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引进西方的模型信念，固然给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新局面、新的成果，但也直接导致了两个明显的硬伤，一个是，似曾相识的研究结果比比皆是；一个是，生搬硬套的论文、著作不绝如缕。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忽视了模型信念的特征及它的有效性原则。

模型信念作为对经验知识的抽象所形成的一种理性信念，它是在抛弃了个别性、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它具有普遍性、公共性及主体间性，具有对某一方面知识普遍的适应性和主体间的相互交流性与共同性，如心理学的模型信念，它不是对某个特殊个人心理特征的抽象所形成的信念，而是对大多数人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抽象结果的认可，所以，这一模型信念是适应大多数人的。以这种适应大多数的模型信念来研究历史存在的某些文学现象，即使这些文学现象是独特的“这一个”，但由于研究的模型信念是具有公共性的，那么，得出大致差不多的知识性判断（观念）也就不奇怪了。例如，运用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的话语与权力这种模型信念研究鲁迅与茅盾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两个作家的话语系统是个性鲜明的，但由于研究者使用的模型信念是一样的，结果，除了材料和对其现象的陈述不一样，所得出的关于话语的模型、规范则基本是一样的。还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模型信念，研究者几乎将它套用在所有中国现代文学的类型研究中，称为“××原型研究”，其结果同样是除了对象与陈述不一样，结论也基本相似。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类研究完全没有价值，有价值的应该是研究的过程，如陈述的不一样，而缺乏新的知识品格的往往是结论，没有价值的也往往是这部分内容。尽管这样的研究有的还是有价值的，但对于这种似曾相识研究现象出现的必然性，我们还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不解决这个知识学的问题，即使我们再自觉地引进更多的西方理论，也将无助于我们研究的知识创新。

模型信念虽然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是以某类知识为前提的，是对某类知识的抽象所形成的理性信念，所以，这也就决定了它还具有固定性，正是这种固定性决定了它的有效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是可以框套所有对象的框架。如女性主义的解构男性中心的模型信念，有它特定的规范与所指，并不是说，只要对男性进行批判或否定，对男性人物的毛病与习惯进行嘲弄，就是对男性中心的解构。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尤其在对女性作家及作品的研究中，生搬硬套这一模型信念几乎成为了一种时髦。们知道，张爱玲在自己的作品中的确否定了男性人物，但我们又如最典型的是对张爱玲及其小说的研究，很多研究者都喜欢运用这一模型信念，其结果是事实与结论常常捉襟见肘。我何解释他也同样塑造了一批怪异的女性人物呢？如果说她对男性人物的否定是女性主义意识作用的结果，那她对女性的否定又是什么意识的表现呢？无论答案如何，在逻辑上都将形成一种自相矛盾，因为，对女性的否定并不是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模型信念的价值追求。女性主义解构男性中心，其政治目的是为了女性的解放，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也看到了这一点，正如英国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所认为的一样，“女性文学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是以女

[5]505性主义的性政治为主题的文学。”可见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模型信念是有自己的对象与价值追求的。以这种有特定规定性的模型信念来框套具体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只能有两种：一是削足适履，一是小题大做。前面关于张爱玲的研究状况就属于前一种。至于小题大做，那就更多了。如对其他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就是如此。在研究者的意识中，似乎只要是女作家就一定有女性主义意识，其作品就一定提供了女性主义的模型信念或知识内容，于是，为了目的牵强附会也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手段，在这种手段的作用下，所谓研究

[6]191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罗素曾经说过，“每一件知识都是一个正确的信念”，即使我们假定女性主义的模型信念是正确的，但方法的非科学性，手段的不合理性也会活活闷死这正确信念的生命，而要提供新的知识那就更只能是一种妄想。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原则上讲当然是要独立思考而形成自己的模型信念，从技术工具的角度讲，就是要根据具体的对象，选择适应的模型信念，因为，模型信念本身也是一种工具，一种进行精神性创造的工具，不是创造本身（当然铸造这种工具是一种创造），创造本身的形成要靠我们正确地使用工具，如果将工具当作了创造本身，那么，不仅工具会失去它的意义，而且任何以创造新知识为目的的研究都将进入自我证明的怪圈而形成重复论证或无法论证。如，对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义特征的研究，研究的过程用逻辑学的三段形式直观显示就是：女性主义模型信念——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符合女性主义的模型信念。在这一过程中，前提与结论重合，也就是女性主义模型信念自己证明了自己。当然，这种研究也是有价值的，但价值仅仅表现在提供了女性主义模型信念合理性与可验证性及实践性的一个例子，它的结论却不具有新知识的内容。如果说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乏创造的新知识，除了别的原因之外，与我们往往将工具，尤其是具有新意义的工具当作创造本身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承认，任何具有先验性的模型信念，要想与具体的研究对象完全吻合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模型信念是普遍性的抽象信念，抽象信念是在舍弃了大量偶然性和特殊性的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进行思考，努力寻找其契合点。一般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中含纳了的内容，与研究者借鉴的构成这种知识体系的信念的契合是比较容易的，如中国现代文学含纳了西方（当然也包括中国，限于我们讨论问题的规定这里从略）20世纪前半叶及之前的知识内容与形式，而研究者如果借鉴的是与这些知识相一致的信念，如现代主义的模型信念，西方传统的知识中的人本主义模型信念，主客对立与统一的模型信念等，那么，契合度就往往比较高，而那些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与发展的知识背景无关而又是后起的西方模型信念要与其研究对象契合就比较难，因为，要使这些没有共同背景的知识与信念契合是需要智慧的。这个智慧就是思维能力。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实现，也就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智慧，这正是我们应该自觉加强培养的方面。

三、认知责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德性（道德）信念

认知责任的思想，最典型地体现在西方现代“内在主义”知识学中，“其实，这个思想很容易得到理解：如果一个人只是仓促地形成一些信念，或者只是不加审视地接受一些信念，[7]20那么，甚至从日常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不负责任的。”反之则是负责任的。认知责任不仅是道德学的一个问题，也是知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知识是产生于认知德[2]280性的真信念。”这一问题是道德学与知识学结合形成的当代知识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学术道德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涉及研究的知识创新问题。

具有认真的态度与良好的品性是科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众所公认甚至具有自明性，无须赘论。有无责任感，在学术道德层面是一个态度和品性问题，而在知识层面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是直接关系知识的合理与不合理、真与假的问题，因此也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一般说来，无责任感所获得的信念往往是得不到合理辩护与证明的信念，在这种信念基础上形成的命题提供的知识由于同样得不到合理的辩护与证明，它的真实性就会受到普遍的怀疑，如果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获得的信念碰巧是真的，那么那仅仅只是偶然的运气给予的恩惠；如果这些信念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有缺陷的，那么它提供的知识就是假的或者是有明显缺陷的，而假知识在本体上不可能陈述对象的本真面貌与本质特征，有明显缺陷的知识也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对象的真实价值，这些所谓的知识除了反面意义外，不仅与知识的创新追求完全不沾边，而且它是否是知识的属性都得不到任何保证，它的社会价值、学术意义也就自然被自己解构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主体由于自身条件或社会环境的制约，即使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也不一定能获得真信念、创造新知识，在形成信念或者接受一些信念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无知与误解的情况，但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无知或误解是可以原谅的。无论就现实人的认知能力而言，还是从现实人认知的价值追求而言，无知与误解不仅应该原谅，而且是正常和具有意义的，正如爱尔维修所说：“无知是真知识与伪知识之间的中点。无知的人的位置在伪

[8]481学者之上，在有才智的人之下。”同样，误解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同样是有意义的。英

[9]92国哲学家赖尔曾经指出，“凡有可能误解，就有可能理解”哲学家们这些深刻的观点既揭示了人获得真知识的起点和过程（从无知到真知，从误解到理解），更指出了人达到正确知识彼岸的可能性。更何况，有些误解还有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如，上世纪五四新文学的先驱对进化论这种知识体系某些方面的误解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无知也好，误解也罢，都不可怕，都可以原谅，可怕和不可原谅的是不负责任。无知与误解之所以不可怕和应该原谅，除了上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是不自觉地认可了假信念或有缺陷的信念，在这一方面它们与不负责任有本质的区别。不负责任之所以可怕并不可原谅，除了它往往会以假知识将人引入假的世界外，还在于不负责任的人随意或仓促认可一个信念的目的主要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个人的功名利禄。所以，它不仅害己也害人，它不仅会使研究者自己的人生价值、学术价值无法实现，而且也直接干扰了正常的学术秩序。学术造假是这一方面极端的例子。学术造假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产生的行为与结果，它包含了认知责任中不负责任的所有动机与因素并将其推到了极端，它不仅仅是随意地选择一个信念或仓促地形成一个信念，而是自觉而处心积虑地认可假知识、虚构假信念，将这种假信念当作已经验证了的真信念作为研究的基础，并将在假信念基础上形成的假成果作为“新知识”向社会公布，以实现自己沽名钓利的阴暗目的。所以，从知识的层面讲它具有可怕性，而从社会道德的层面来看，它则具有可恶性，并且是十分严重的可恶特性。它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知识创新的研究活动，而且，如果将其投入社会实践，还会带来无法预测的灾难性后果，即使对于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样纯粹精神性的活动，也同样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有人伪造一份资料，而且这份资料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个重要问题或对象，如现代化问题，鲁迅，并认可它是真的，在这种以假为真信念作用下形成的研究结果一旦面世，它当然会直接干扰我们正常的学术研究，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一结果的欺骗性、非真实性没有被识破，那么，我们以前关于这一问题或对象研究的成果就会被全盘否定而成了垃圾。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难道不是灾难吗？

正因为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面对各种信念（包括原型信念与模型信念），另一方面也要区分那些是不负责任的态度，那些是负责任的态度，那些是由于不负责任的态度产生的研究结果，那些则是由于无知或误解产生的结果。总的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硬伤，多是由无知或误解造成的，真正出于邪恶私欲而进行的学术造假或不负责任的态度出现的伤病在数量上是绝对少数。这是对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一个基本评估。尽管由于无知或误解出现的硬伤是可以原谅的，但我们也不能总是自我原谅；同样尽管故意伤害我们研究的人是少数，但我们也决不能原谅。虽然以负责任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不一定就能获得真信念，但是，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去追求信念，却是获得真信念的保障，所以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同样，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虽然也能瞎猫碰死老鼠地获得真信念，它却不是获得真信念的主体条件和保证，所以我们不仅要从道德层面反对，也要从知识学的层面高度警惕。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了我们的责任，那么，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创造新知识的精神活动，就是完全可能的。参考文献

[1] 鲍宗豪.知识与权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 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 转引自许祖华.智慧启示录[M].（台）文津出版社,1993.[4] 鲁迅.鲁迅全集[M].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 转引自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英] 罗素.人类的知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 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9] ［英］赖尔.心的概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信念 创新 责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

许祖华

（英文摘要）

Belief, Innov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knowledge issues of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Xu Zuhua

(Literature School;Center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China)

Abstract: How to achieve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of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belief is the key.Different types of beliefs provide different safeguard for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of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Prototype belief, Model belief and Morality belief are the main types of these beliefs.Within them, Prototype belief is the basic belief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of the study 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nd Model belief is the instrumental belief of it, Morality belief is moral belief of it.Furthermore, Model belief provides safeguard for the others.Key words: study;knowledge;belief

（五百字的中文摘要）

如何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其关键取决于研究者所具有的三大信念。原型信念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展开的基础性信念。它的客观性与个体性的特征，在知识学的意义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新研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而忽视这一基础性信念仅仅从先验知识出发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所谓研究，则难以为研究提供新的知识。

模型信念是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的工具性信念。它的主观性与先验性的特征，使它既能为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模型与标准，又往往会消泯对象的个性。作为工具性信念，它并不等于创新本身。过去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似曾相识的众多所谓的成果，就是将工具性的模型信念当作创新本身所导致的。

德性信念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责任信念。有无责任感，在学术道德层面是一个品性问题，而在知识层面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无责任感所获得的信念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辩护与证明，在这种信念基础上提供的知识，它的真实性就会受到普遍的怀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无知或误解可以原谅，但不负责任的研究态度则是我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两千字的中文摘要）

如何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其关键取决于研究者所具有的三大信念。原型信念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信念。这种信念是研究者在文本阅读这种认知活动结束后形成的认可。原型信念的客观性与个人性特征在实践和逻辑的层面上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提供了保障。就客观性特征看，原型信念是与认识对象的面貌和感性存在方式（不一定是本质的存在方式）基本相吻合的一种认识成果。这种认识成果，即使具有片面性，也是客观对象某一方面面貌的反映。如，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有的人就发现狂人是个生理有问题的疯子，很显然，这一感性认识以及形成的原型信念是肤浅而有明显偏颇的，但却是可以在作品中被验证并由作品所提供的事实支撑的真的信念。而一种研究的成果，如果具有了真实性，它就有可能达到提供新的知识的境界。就个人性特征看，所谓“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对文学阅读中原型信念具有的个人性特征的通俗而形象的表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有个性的研究成果，多是有原型信念作支撑的成果，而那些人云亦云的结论，则多是忽视原型信念的结果。比如，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反传统的问题，学术界有一种普遍性的看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反传统是全面的，具有过激倾向。这显然不是从原型信念出发得出的判断，而是对先验知识或别人观念盲目认可的结果。全面反传统不仅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也做不到。翻开原始的历史文献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没有一个新文学的先驱批判和否定过唐诗的伟大价值，更没有一个人否定过《红楼梦》的杰出意义，相反，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还高度赞扬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伟大的意义，充分肯定《红楼梦》的杰出贡献。如果从原型信念出发，我们能说五四新文学的反传统是全面的吗？

模型信念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工具性信念。它是把经验知识构成理论体系的一种基本 框架。它的先验性特征决定了它可以直接移植或借鉴，而它的主观性特征则决定必须经过主体的思考才能获得。就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来看，我们的研究基本是移植或借鉴的西方的模型信念。这种移植与借鉴是应该的，因为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征是相吻合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西方知识背景下生成、发展、建构的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新型文学，它本身就带着西方知识的内容与形式。这正是它有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引进西方的模型信念，固然给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新局面、新的成果，但也直接导致了两个明显的硬伤，一个是，似曾相识的研究结果比比皆是；一个是，生搬硬套的论文、著作不绝如缕。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忽视了对模型信念有效性的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原则上讲当然是要独立思考而形成自己的模型信念，从技术工具的角度讲，就是要根据具体的对象，选择适应的模型信念，因为，模型信念本身也是一种工具，一种进行精神性创造的工具，不是创造本身（当然铸造这种工具是一种创造），创造本身的形成要靠我们正确地使用工具，如果将工具当作了创造本身，那么，不仅工具会失去它的意义，而且任何以创造新知识为目的的研究都将无法实现。

德性信念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认知责任信念，其意是指我们在认可一个观念的时候要有责任心。有无责任感，在学术道德层面是一个品性问题，而在知识层面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一般说来，无责任感所获得的信念往往是得不到合理辩护与证明的信念，在这种信念基础上形成的命题提供的知识由于同样得不到合理的辩护与证明，它的真实性就会受到普遍的怀疑。当然，主体由于自身条件或社会环境的制约，在形成信念或者接受一些信念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无知与误解的情况，但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无知或误解是可以原谅的。不负责任之所以可怕并不可原谅，除了它往往会以假知识将人引入假的世界外，还在于不负责任的人随意或仓促认可一个信念的目的主要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学术造假是这一方面极端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面对各种信念，另一方面也要区分那些是由于不负责任的态度产生的研究结果，那些则是由于无知或误解产生的结果。总的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硬伤，多是由无知或误解造成的，真正出于邪恶私欲而进行的学术造假或不负责任的态度出现的伤病在数量上是绝对少数。这是对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一个基本评估。尽管由于无知或误解出现的硬伤是可以原谅的，但我们也不能总是自我原谅；同样尽管故意伤害我们研究的人是少数，但我们也决不能原谅。虽然以负责任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不一定就能获得真信念，但是，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去追求信念，却是获得真信念的保障，所以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了我们的责任，那么，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创造新知识的精神活动，就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