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研究

第一篇：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研究

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研究

2014年11月24日 16:24 来源：《史林》2014年2期第129～140页 作者：徐锋华 内容摘要：保卫中国同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社会团体，它的创立有着独特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环境，其发展变迁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始终。保卫中国同盟向世界积极宣传中国抗战，募捐支援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救济自然灾害难民，先后经历了香港和重庆两个阶段，在另一种形式的战场上，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在此过程中，保卫中国同盟表现出了高超而微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同时也为自身在抗战胜利及中共执政后的两次改组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卫中国同盟的辉煌历史成就，除了团队成员的主观努力外，也与中共高层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人格魅力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保卫中国同盟；民族抗战；宋庆龄；共产党；国民党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徐锋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保卫中国同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社会团体，它的创立有着独特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环境，其发展变迁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始终。保卫中国同盟向世界积极宣传中国抗战，募捐支援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救济自然灾害难民，先后经历了香港和重庆两个阶段，在另一种形式的战场上，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在此过程中，保卫中国同盟表现出了高超而微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同时也为自身在抗战胜利及中共执政后的两次改组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卫中国同盟的辉煌历史成就，除了团队成员的主观努力外，也与中共高层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人格魅力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保卫中国同盟；民族抗战；宋庆龄；共产党；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2—0129—12

20世纪30年代末，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积贫积弱的中国骤然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进攻，一时间难免力不从心。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装备给养奇缺，特别是处于在野党地位的中共的军队，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医疗权利都无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于1938年联合各国各方人士，在香港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简称“保盟”)。宋庆龄领导该组织，依托香港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呼吁抗战、发起募捐，举办工业合作社和各种义演、义卖活动，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量医药和物资援助，并通过创办刊物将中共的抗战业绩向世界宣传，1941年香港沦陷后迁至重庆，在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阻挠和破坏的同时，继续向各界募款支援抗日根据地，以及致力于救济难民的工作。

目前学界对保卫中国同盟的感性认识，主要来自一些亲历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之后的回忆性论述，①不少论著在研究宋庆龄时也兼及到“保盟”。②就学术研究来说，直接的仅见少数几篇，③其他的还有些介绍性叙述，但大都停留在“纪念史学”或简史回顾的层面，对“保盟”的基本史实语焉不详，使人难以一窥全貌。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挖掘上海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中国福利会资料室的珍藏史料及相关报刊文献，试图对保卫中国同盟的创立背景、成立经过、历史功能及主要抗战业绩做一个全面的整体研究。

一 “保盟”创设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条件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抗战爆发后，尽管各国政府对日本仍持观望绥靖态度，不少主张正义的外国人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成立了许多反日援华团体，相继开展募捐支援活动。以英、美两个主要国家为例，1937年9月23日，英国成立“全英援华运动总会”(China Companion Committee)，讨论决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从经济方面为中国提供医药和服装等生活用品；二是从政治方面，由总会并通过一切国际团体组织各种会议，动员团结全国人民，抗议日本侵华，抵制日本贸易，督促各方采用一切手段援助中国；三是从宣传方面对新闻媒介和社会团体“供给一切关于日本侵略问题之讲演者及文献”。④10月6日，组建成医药组(后改为救济组)，得到英国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响应，出现了捐献钱物的热潮。10月9日，就向中国空运了药品、衣被、食品等物资。并由民间援助向政府方向发展，英国政府发动市长捐献了数额可观的英镑。如10月底的一星期内，该委员会即将1800码消毒纱布，224磅的棉织毛织品和大批绷带直接运交宋美龄。⑤此后，援华会每星期都有大批捐款和物资经香港转运到中国大陆。但由于中方没有接受捐赠的专门机构，捐赠活动显得杂乱无章。有的寄给国民政府，有的寄给了卫生署，有的寄给了汉口红十字会，有的寄给了地方政府，也有少数寄给了八路军。全美学生会得知日军在华暴行后，于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会议，有600余人出席，代表150余所美国大学，商议援华反日和开展抵制日货斗争。代表们当场将自己身上的日产丝袜和丝围巾解下来焚毁，以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和对日军在华兽行的抗议。⑥美国波士顿大学500余名学生与当地群众举行示威，将38箱日货投入大海，表示援华反日。⑦

华侨也自发行动起来，1938年5月，暹罗校书服务社同仁与华侨抗日会共同捐款港币3963.43元，化名“康联”汇款给廖承志，但不知为何误为“廖志承”，造成无法收款的情况。广东银行暹罗分行为此致函查询，“廖志承先生是否第八路军主任请代查明见复”。总行复日，“因该处地址不明无从代询，且第八路军主任是廖承志”。⑧这样一来。一往，迁延一个多月才得以收款。以上事实说明，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是积极支持并愿意进行物质援助的，但需要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接受捐赠并及时进行合理分配。

当时中国处在抗战初期的被动阶段，内地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封锁、隔绝，一重封锁是由于日军占领了沿海城市、控制海岸线构成的封锁，另一重封锁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进行的物资供应的封锁及新闻的封锁，禁止向根据地供应物资，甚至连医疗用品也不准供应。同时既不让外部的新闻传到内部，又不让把抗日军民作战的消息传到外部。⑨香港是中国当时唯一与外界有联系的窗口，而且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装备运输大动脉，同时它还是医疗救援物资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香港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的特殊性，对于开辟国际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十分有利：香港毗邻华南地区，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根据地仅一海之隔，便于与内地往来；香港是国际通商口岸，便于广泛接触同情我国人民的外国朋友，有利于争取国际援助。况且，由于香港地区的特殊条件，开展工作时可避免受到国民党当局直接的干扰和破坏。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香港虽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但绝大部分居民是中国人，具有爱国心。香港民众曾以组织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形式援助祖国抗战，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中华医学会会长牛惠生博士呼吁香港中华医学会支援上海抗战，得到热烈响应。香港的施正信医生、冯庆友医生等十余名医护人员组成香港医疗护理队开赴上海，到设在公共租界的收容伤兵医院工作了一个多月。莫应溎组织了一支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并捐献一部救护车，携备用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⑩“七七事变”后，香港有数十个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两万余元。这固然是因为“香港的生存，所有居民的生计——无论他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将取决于中国在战争中的胜利”，(11)同时也说明香港有良好的民众基础，有利于开展募捐抗战活动。

至于港英政府方面，周恩来特地当面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说：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赢得我国海外广大侨民的钦佩，他们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因此，我们需在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12)这样，双方在口头上达成默契，中共可以在香港设立秘密的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默察国际国内形势，向中央提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找廖承志谈话：“统战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并特意叮咛，“小廖，你到南京跟剑英同志先工作一段，熟悉熟悉‘行情’，再到香港开分号！”(13)廖承志辗转到港后即着手准备，于1938年1月成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白求恩过港赴延安时，廖承志与邓文钊、廖梦醒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元建树”。(14)而且，3月12日，为办事处机关作掩护的“粤华公司”被港英警察查封，并抓走了连贯等7人。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想在香港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仅靠年轻的廖承志等人是不够的。

在抗战初期的香港，许许多多的援华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福利和爱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得到空前发展。这个英属殖民地是遍布东南亚各地——南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外华侨的天然中心。华人的资本、华人的金钱源源流入香港，经香港流入大陆，“只要人们还认为接受和分配这种资金的人是可以信赖的，这种资金的内流就会连绵不断”。(15)因此，新的机构必须由一个享有国际声望、值得信赖的人来领导。这个合适人选，非宋庆龄莫属。宋庆龄早在淞沪抗战期间，就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保持密切联系，互相通报情况。当她得知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入山西抗日的消息后，立即与何香凝一起帮助“八办”向上海各界募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16)但1937年底，日军侵占上海后，此时的上海，对宋庆龄来说是个危境，更难以再继续革命活动了。孙中山早年投身革命事业时，就以港澳为基地，与东南亚、南洋和夏威夷等地的华侨建立了密切联系，这给宋庆龄创造了一定的人脉基础。根据个人条件，在香港这个相对自由又易于与国际联系的地方，宋庆龄可以更便利地为抗战事业多做工作。

如果说，宋庆龄早年是受惠于孙中山的威望才得到民众敬爱的话，那么在孙中山逝世后，一系列政治事件已经把宋庆龄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用实际行动向国内外证明了自己。1927年12月，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在比利时召开成立大会，1928年12月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又召开两次大会，宋庆龄因故没能参加，但被选为名誉主席。1932年，她是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筹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9月，她又被推选为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她还是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8月27－31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召开，代表世界各地3万余个群众组织的2 200余名代表出席，宋庆龄未能莅会，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当选为委员。(17)1933年12月29日，上海女声社发起选举中国现代女伟人民意测验，宋庆龄被推选为现代女伟人的第一名。(18)很显然，宋庆龄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有巨大的爱国热情，与世界各国又有广泛的联系，是发起组织国际统战机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世界人民、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理想人物。由宋庆龄来办理募捐支援抗战，确实是众望所归的。

宋庆龄是尊重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撤离上海来到香港的，当接到中共联络员李云送交的中共中央电报时，立即表示同意由李陪同移居香港。(19)宋庆龄同周恩来仔细商量，决定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其目的是加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只有她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最充分发挥各路人马的聪明才智”，她是“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心里的一面旗帜”。(20)宋庆龄由于非凡经历、坚定的原则性和磁石般的个人魅力，不可替代地成为这一事业的支柱和灵魂。

二 保卫中国同盟的筹备、成立与改组

在成立新的机构之前，宋庆龄做了一定的准备。1938年3月16日，她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号召海外侨胞继续给予祖国抗战军队以“鼓励援助”。(21)从4月初开始，即着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但“保盟”能够顺利成立，还离不开几个外国友人的帮助。这得追溯到1937年夏天，那时北平已被日军侵占，斯诺夫妇与新西兰作家、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接受委托，护送来北平治病的邓颖超、王世英以及张晓梅来到天津，当记者的犹太人爱泼斯坦为他们安排了住处，并代购船票掩护离开日占区，(22)邓颖超等从烟台下船前往延安。此时上海也已经被日军陷落，爱泼斯坦直接去了香港。

贝特兰在秋冬时分访问了延安和晋东南地区，于1938年2月到达汉口，在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周恩来，谈起华北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周恩来对他说要组织起来，找医疗物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让贝特兰把在游击区前线见到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交给在香港的孙逸仙夫人。当时，还讨论过把大量的医药物资从海外借道苏联带来的可能性等问题。(23)贝特兰3月间到香港，见到廖承志。宋庆龄得知情况后，让廖承志代表她召集开个会。会议在邓文钊家举行，廖承志说要组织一个国际性组织，要扩大工作，要找很有影响的人带头，也需要有地位的外国人。(24)在这次会议上，“保卫中国同盟”的名称被提了出来并得到通过，实际上这个名称是由宋庆龄选定的，(25)不过“这仅是一次酝酿会议，类似探测气球”，(26)会上并没有选出委员来，但很明显已经有了足够组成一个机构的人手。

5月20日，保卫中国同盟与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圣约翰大礼堂共同举办英、美、中三国书画艺术展览会。此前，为做好筹划工作，宋庆龄与廖梦醒及陈友仁之子陈依范专程拜访蔡元培，邀请其在开幕式上致词，蔡元培在展览会上号召大众“在全民抗战中担负起一份任务”。(27)香港总督和夫人都光临了展览会，香港大学的副校长史洛斯，他起初怀疑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伙出来搞宣传鼓动的激进分子”，(28)也到场讲了话。后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在港督家中举办了一次花园茶话会，由兼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的史洛斯主持。港督以当地首长的身份，邀请孙夫人作为贵宾，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官员也都被邀请出席。这件事促成的明显效果就是，港英当局公开支持孙夫人在香港的工作。(29)这时，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取道香港去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志愿人员，而响应宋庆龄号召支援中国抗战的海外捐款也陆续汇到，有关方面深感迫切需要一个处理此类事宜的对外机构。在这个紧急的有利形势下，宋庆龄和廖承志研究决定尽快建立一个面向国际的救援团体，成为中国人民与海外之间的桥梁。这个团体必须而且敢于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它是民间组织，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具有鲜明的奋斗目标，有坚定的原则，它的全部工作是帮助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30)

6月14日，在香港宋庆龄住宅的小客厅里，“保卫中国同盟”宣告正式成立，(31)宋庆龄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建议请宋子文担任这个机构的会长，(32)宋庆龄自己担任主席。经宋庆龄邀请，国际友人、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诺曼·法朗士教授担任名誉司库，英国人约翰·利宁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成员还有詹姆斯·贝特兰、廖承志、廖梦醒和邓文钊。8月利宁回国，不久爱泼斯坦加入接手负责宣传。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中呼吁：“一切愿做‘保盟’盟员，以增加工作效果的机构，请与‘保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联系„„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保盟’中央委员会为其他机构服务，不收任何费用。”(33)当时中国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切断了，“保盟”的成立，就是要“突破日本侵略者占领沿海城市后的封锁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施的物资和新闻封锁。尤其在接受外援一事上，保证各个环节的方方面面都能畅通无阻”。(34)因此，“保盟”目标有二：“

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它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35)保卫中国同盟就这样成立了，一个向游击区——华北和新四军进行抗战的安徽——输送金钱和物资的国际委员会。8月5日，“保盟”成立不到两个月，宋庆龄就致函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负责人，“您在划拨资金„„时碰到了困难。我们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正是为了确实地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好几个集团军都有代表驻在香港，他们也是我们同盟的成员。我们将愉快地按照您的指定，将资金划拨给某一个集团军或组织，并从那里取得收据”。(36)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宋庆龄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使得“保盟”内部工作氛围融洽且充满激情。“保盟”中央委员会非常精干，年轻而洋溢活力。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37)陈君葆、柳无垢、金仲华等人也陆续加入。据当事人回忆，保卫中国同盟“只有一个庞大的中央委员会，下面没有一般的盟员。妇女促进委员会由廖梦醒主持，成员大半都是一些委员家属，客串搞搞杂务和后勤的工作”。(38)但爱泼斯坦表示，“那个时候，实际上，不是名义上，‘保盟’中央就是宋庆龄。„„谁参加工作谁就是中央委员，不是什么人从下面选举的，也不是什么人从上头批准的。所谓庞大的中央委员会是不存在的。但有一班人，有很有力量的核心。后面有周总理，有没有毛主席我不知道”。(39)这话颇耐人寻味，一方面说明“保盟”急需人手，不能过于讲究入盟手续问题，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处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宋庆龄是“保盟”的领导核心并取得中共的支持。实际上，“保盟”初期的核心成员一直维持在10人左右，并经常通过开会方式处理重大问题。(40)

此外，宋庆龄还让爱泼斯坦在广州组织一些外国侨民、教师和留学生，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动员外国友人提供医药等方面的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武装抗日斗争，特别是极为有效的游击战。但不到一个月广州就沦陷了，广州分会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实际上没来得及做什么工作。(41)宋庆龄还曾打算在菲律宾、印度等地成立分会，但都因战事发展太快等客观因素而未能实现。“保盟”的正式分会只有上海的分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开拓了分会主要支援新四军、香港“保盟”总会主要负责支援八路军的新局面。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其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42)

皖南事变后，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3月份，宋庆龄对“保盟”机构进行调整，在中央委员会下面新设四个小组委员会：诺曼·法朗士领导的财政委员会、麦克斯·比克顿领导的运输委员会、邹韬奋领导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玛丽恩·苔德莉领导的促进委员会。(43)温源宁博士、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以及香港大学的N.P.郭先生(即许乃波)也参加了促进委员会。果然，宋子文受不了“保盟”在皖南事变上的政治表态，担心蒋介石责问而影响个人前途，于是与“保盟”关系破裂。为增强影响力，保卫中国同盟“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荣誉赞助团，其中包括孙科博士、冯玉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华，托马斯·曼，保罗·罗伯逊，赛珍珠和克莱尔·布思·卢斯”。(44)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保盟”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必要的应变事宜，部署各项工作。会后，留守人员立即采取措施，疏散和隐蔽人员，销毁所有的文件、材料、印刷品，包括已排好版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40－1941》。爱泼斯坦帮助柳无垢烧毁了一部分“保盟”的案卷，“中国工合”的邱茉莉为不使档案落入日本人手中，和同事们加以销毁。(45)宋庆龄当晚乘末班飞机赴重庆，临行前表示“一定要继续‘保盟’的工作”。但她这次去重庆，面临的将是更严峻的处境。

保卫中国同盟遭到重大损失，委员会的名誉司库诺曼·法朗士在参加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了。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被关进平民集中营，还有一位委员被关进华人监狱。有九位委员被迫乔装躲藏起来。(46)被关进平民集中营的是爱泼斯坦和贝特兰，爱泼斯坦与中国工合的邱茉莉等人设法逃出拘留营，经澳门达桂林转赴重庆。而关在另一个集中营的贝特兰则作为战俘被押解到东京，“为天皇而劳动”，直到日本投降才获释返回新西兰。被关进华人监狱的是廖承志，他在完成著名的秘密大营救后被国民党逮捕。几位重要成员失去自由，其他成员四散各处，“保盟”一时间陷于瘫痪。

1942年5月，周恩来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要她尽快前来重庆，协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47)夏天，“保盟”的工作人员柳无垢、金仲华、许乃波、徐舜美相继来到重庆，(48)其他成员也陆续报到。8月3日，廖梦醒辗转到达。她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参加重建“保盟”的工作。后来，她成了“宋庆龄—‘保盟’—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之间的联系人。(49)宋庆龄抵重庆后，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她两位姐妹的警卫森严的官邸解脱出来，找到一处远离她们的私宅，获得与友人们联系的自由，得以开始重新主持“保盟”的工作。最初，办事处只有宋庆龄和王安娜、廖梦醒3人。(50)8月中旬，“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成立，仍选宋庆龄为主席，委员有爱泼斯坦、邱茉莉、王安娜、廖梦醒、简·斯坦尼福思·培柯、约翰·福斯特、苏西·陈(即顾淑型)和许乃波。后来奥地利人魏璐诗也参加进来。(51)此时宋庆龄改组“保盟”中央委员会，除了人事上的实际变动外，还因为“美国援华会需要向美国对华救济联合会提供报告，并要求‘保盟’提供改组细节”。(52)“保盟”的名誉成员有克莱尔·布什、路易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华·C.卡特夫人、赛珍珠、埃德加·斯诺、文森特·希恩、保罗·罗伯逊、托马斯·曼、理查·华尔施、冯玉祥、何香凝、孙科、茅盾等。(53)“保盟”中央的办公室，就设在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宋庆龄寓所内。像在香港时一样，她们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继续为“保盟”事业奋斗。

1945年8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盟”的历史使命完成。12月，“保盟”发表声明，宣布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除了援助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外，开展赈济难民和孤儿、救助贫困的文化界人士等工作，完成了从抗日救亡组织到社会救济福利机构的转变。

三 在香港的社会功能与历史贡献

当时，新四军为了有利于取得物资援助，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54)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有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目的是统一一切募捐，严格控制所有的类似的爱国捐献运动，并通过其特务线索控制南洋各地华侨的爱国捐献团体，企图使每一分钱都落在蒋介石的腰包里。他们的口号就是：“进行独立募捐就是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抗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主持会议，严厉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等错误观点，(55)鼓励各部门募捐。蒋介石还用各种手段威胁保卫中国同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和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和威胁。幸好，港英当局对“保盟”不错，“虽监视我们，但不妨碍我们的工作”。(56)这样，尽管国民党“口头上赞成民族抗战事业，实际上却在进行阻挠和破坏”，开展工作的压力在香港依然存在，但“至少我们还能在那里为解放区收集战时救济物品，进行通讯和出版工作”。(57)

“保盟”遵照创办宗旨，成立伊始积极开展活动。宋庆龄和“保盟”的工作在香港民众中反响非常大。1938年8月，香港九龙深水(埗)的瓜菜小贩开始“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随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0月，香港同胞发起为抗战捐募寒衣活动，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其他赈济团体、学生界则举行赠旗募款、采购寒衣及防毒面具等活动。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师傅，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港币4000余元购买了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58)

宋庆龄呼吁国际友人捐赠，“因为中国贫困，中国的士兵缺少武器，穿不暖，吃不饱却走上战场”。(59)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响应，举办各种集会以千计，印制数百万份宣传中国抗战的传单和宣传品，通过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并一次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援华组织还捐赠许多医疗设备和药品，通过“保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多所国际和平医院。援华组织在运送援华物资时，坚持一定要把国民党战场和敌后战场并重，并尽可能更多地提供给敌后战场。但这一要求当然不会为国民党所接受。(60)当时边区医疗工作很困难，西药及手术设备很缺乏。“保盟”一方面介绍医务干部前去，如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印度人柯棣华大夫等。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种支援，就是医药物资的支援，输送当时伤病员极需要的药物，如消炎剂、破伤风血清、奎宁、各种疫苗等，以及各种手术设备、化验设备，大批担架、毛毯、被服等。尽管困难重重，保卫中国同盟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进行了巨大支援。

在宋庆龄的多方努力下，“保盟”成立仅一年，就收到各国捐款达到25万港币。(61)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保盟”又收到16.3万余元的港币捐款。(62)“保盟”仿效美、英等国，于1941年5月发起“一碗饭运动”，到9月初结束时，出售餐券和捐款共收入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国币。(63)国际上捐赠给“保盟”的款物，除了少数由捐助者指定对象外，大部分由宋庆龄全权做主拨给最迫切需要捐助的抗日根据地。(64)“保盟”还全力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到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为止，“短短两年间，中国工合接受国外华侨和国际人士的捐款2000余万，全部支援了中共”。(65)“保盟”和工合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壁垒、支持长期抗战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6)宋庆龄曾要求“保盟”的各种活动都要符合原则，也就是，“援助不受政治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这样，共产党支配的地区也包括在受援范围之内。„„‘保盟’执行这一方针未久，便被一些人认为它是专门援助红色分子的组织”。(67)因此，“保盟”有时就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装运，1939年冬，从图云关运送10吨较贵重的医疗器材、药品抵达延安。(68)虽然香港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非常便利于向海外呼吁、与海外联系以及募集救济物资，但是把这些东西送到物资匮乏的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这问题在1940年以后显得特别严重，那时，国民党几次掀起反共高潮并封锁边区，日军又切断了中国与越南的交通，支援工作越来越困难。有一次，英美友人送给共产党4卡车最迫切需要的救命药品和贵重的外科器械，当这批物资运到陕西三原国民党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上时，却受到阻拦。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斗争，最终无效，那些救济品连一盎司都没有到达延安。(69)不过，后来有人发现这些药品在西安黑市出售。尽管如此，保卫中国同盟仍然想尽一切办法，给边区和游击区送去了物资。(70)

保卫中国同盟在西摩道设了一个办事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迁渝办公。宋庆龄将“保盟”的办公费用控制在资金收入的5％以下，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实处。同时，每收到一笔捐款，不论数目大小，她都亲自在收据上签字，(71)以为征信。“保盟”实质上是一个联络委员会，直接介绍中国内地的实情和需要，然后从海外得到相应的支援。它是在一个“以英国殖民地为背景的地方，由中国的爱国者和外国的进步分子所组成的、唯一无可匹敌的混合体”。(72)经过连续几年的努力，“保盟”在香港开辟了抗日救济工作的新局面：与美、英、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援华团体和东南亚、南洋的华侨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各类捐款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抗日前线；“保盟”的《新闻通讯》和《华商报》等出版物深受海外读者的欢迎，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册上升到2500册。(73)

“保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地得到应用”(74)。它“完全是做救济工作的。它筹集到的救济款物成为共产党控制地区主要的外部供应来源”(75)。而经济和医药援助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76)“保盟”的活动在实际上将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条国际统一战线，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保卫世界和平有着重要意义。“保盟”在香港的3年半中做了大量募捐工作，筹集了几十万元，折合美金18.85万元(当时一个士兵的月饷约为50美分；1美元可供3个孤儿作一个月的生活费)，其中绝大部分用以购买药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甚至新四军成立时的通讯设备也是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助成的。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共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77)四 重庆时期的卓绝维持

重庆时期“保盟”的任务与前一时期相同，不同的是客观环境更形恶劣。当时美国按照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的援助和军事装备，全部到不了敌后根据地。(78)而在重庆的一些国际救济团体，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影响也不给抗日根据地以援助。香港被日本占领，“保盟”不可能再继续活动，重庆没有海上交通，国外援助的东西来不了，开展“保盟”的工作要比在香港困难得多，而且重庆是蒋介石直接统治下的地方，“保盟”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阻挠。不过，重庆也存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有来自盟国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对宋庆龄全国团结抗日、所有抗日力量一视同仁的主张较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争取到了一部分救济款，并且确实送到了后者手中。(79)

在重庆的三年多时间里，“保盟”与国民政府的社会局不断地作斗争。“保盟”所筹得的款物，极大部分是交给解放区的，国民党处心积虑地找寻借口来对其进行破坏和迫害。“保盟”在香港时，国民党无计可施，但“保盟”迁到重庆后，他们觉得机会来了，提出“保盟”必须要向重庆市社会局登记，并且干涉经济，要“保盟”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80)因此，“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联系都必须加以伪装”，(81)为了应付当局的盘查刁难，“保盟”的来往账目有两份。一份是公开的，用中文书写；另一份是秘密的，用英文书写。这样即使有人想来找岔子，也无从查起。(82)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保盟”利用国民党官员的媚外心理邀请一些外国人士担任财务委员，使用他们签署的支票。(83)“保盟”还同国外机构联合起来，争取外汇兑率的调整，终使直接救济汇款可获100％的补贴。(84)

“保盟”在重庆重建后，为争取海外援助，宋庆龄通过王安娜与纽约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农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和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等保持密切联系。其中，美国的国际皮裘制革工人工会，主动支援了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分院，并负担它一年的开支。(85)另一位委员约翰·福斯特，则帮助“保盟”将外币汇款兑换成国币，刚好中央银行的一位出纳员曾是他的学生，提供了很多方便。而八路军战士就在银行拐角处的汽车里等他，提取现款后直驶宋庆龄家中。(86)这就使“保盟”的工作逐渐得到了开展。宋庆龄对王安娜说，近期“许多人要到重庆来，我们应能与他们合作并为我们的救济活动举办一次演出，让保卫中国同盟在这里更为旗帜鲜明和为人们所知晓”。(87)

“保盟”每次开会都在宋庆龄家里，在她的亲自主持下进行，这样国民党政府就不敢指使特务捣乱以及其他干涉，它虽然竭力想孤立宋庆龄使她不谈政治，但是却做不到。“保盟”支持者的强大阵容，“使国民党对‘保盟’实行镇压或者即使是公开指为‘赤化’都很为难”，(88)但也并不放过它，威吓和骚扰不断。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更加肆无忌惮，与敌伪勾结，封锁解放区，不让物资通过，甚至公开抢劫“保盟”运送到解放区的物资。“保盟”向陕甘宁边区的输送，沿途要通过国民党的重要封锁线，十分困难。宋庆龄为此想尽办法，时而转交八路军办事处运输，时而通过国际友人交邮，时而利用美军飞机空运，时而交外国医疗队带往。在这些物资上，往往写有“孙夫人寄”的字样，国民党尽管背离了孙中山的典范和原则，但对这位缔造者的崇敬几乎到了神化的地步，对其遗孀仍存有一定的尊敬，因而军警不敢扣押。再者，中共正式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国民党也无法阻止宋庆龄会见他，“保盟”可以利用国民党允许的交通方式，如当时往来于延安、重庆之间的汽车和飞机，向解放区运送物资。(89)宋庆龄非常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她在散步时看到一些贫苦的人，就会停下步来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90)河南受灾后，宋庆龄和“保盟”发起足球义赛募捐。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不料国民党却宣布，只有他们才能为河南省举办募捐。宋庆龄对此决定置之不理，足球义赛照常进行，同时，金山、司徒慧敏领导的金山话剧团，义演两天，收入全部捐给“保盟”赈济河南水灾。(91)每逢周末，宋庆龄经常在家里举办舞会，邀请各类人士参加，不过尽力保持着没有政治色彩，但国民党方面还是认为，那是“用来搞共产党宣传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而且“对国民党一般成员的思想也施加了很多影响”。(92)

在此时期，“保盟”帮助中共边区完善了医疗体系。约翰·福斯特在武汉失守前就与“保盟”开始了联系，不久即成为其委员。其时，美国大使馆随员、海军陆战队的埃文斯·卡尔逊电告在武汉任教的福斯特，说国际红十字会有大量医药物资存放在武汉，而日军将在三天内切断武汉以北的铁路线，请他帮忙把这批物资运送给华北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福斯特与“保盟”一起，将两车厢医药物资经平汉铁路转往陇海铁路，越过黄河送达太行山八路军驻地，建立了一座医院，这“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的机构，把美国人、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军人和和平主义者统统团结在一起了”。(93)随后，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集中了大部分的国际援助，提供给边区。“保盟”对抗日根据地的资助，1942年为7万多美元，1943年资助国际和平医院5.45万美元、医疗工作87411.50美元、儿童工作12327美元、西北计划200295美元。(94)这主要是因为刚迁到重庆，对外工作和募捐活动一时难以展开的缘故。1944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12500美元，法币4710978.50元；医疗工作110135美元，法币188996元；儿童工作179430.52美元，法币1808996元。前两项的法币捐款中，一部分指定用于儿童工作。1945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510034.80美元，法币166175629.04元；儿童工作359297.60美元，法币40408363.63元。(95)

“保盟”设法建立一些供应和平医院的常备运输线，在边区内组织一些小型的驴骡商队。但由于敌人一直在破坏，常常造成供应品的大量损失或人员的伤亡。医院自力更生从边区周围设法采购，但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常遭国民党扣留，药品来源异常困难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96)根据马海德的汇报，宋庆龄和“保盟”得知抗日根据地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创办制药厂，于是在支援时就有所侧重，使得许多制药厂1939年开始逐渐开办起来。(97)据资料记载，1942年八路军制药厂全年开支中，“保盟”捐款占12％以上。(98)援助边区政府的托儿所21处，其中最著名的为洛杉矶托儿所。到1943年，才基本上解决了医院所需要的大部分药材。1944年9月，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刘伯承、陈赓等148人联名给宋庆龄写感谢信，“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99)国际和平医院慢慢完备壮大，由一所只有几百张床位的医院，发展成为拥有中心医院和分院、床位较多的完整医疗网。到抗战结尾时，它和其他医疗组织一起，为一亿四千万中国人民提供了医疗保健。(100)五 结语

“保盟”是宋庆龄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并领导的许多团体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组织，为中共军队的扩建、壮大，对受灾人民的救济和妇女儿童的福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从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保卫中国同盟收到的现款总数为：国币810879.93元、港币185640.11元、美元54437.65元、英镑3417镑8先令9便士、3059.15加拿大元、1032.32比索、38.75西班牙比塞塔、7荷兰盾。加上大量的物资，如X光机、显微镜、各科手术器械、理疗设备、医学教科书、各种药品、敷料、毛毯、衣服、奶粉、维生素、罐头食品等等。(101)1941—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医疗工作、儿童、西北计划、河南灾民救济项目款额达165.3万美元、2.15亿元法币。其中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有65万美元和1.7亿多元法币。(102)除“保盟”自身运行必需的开支外，全部支援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另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到1947年，“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解放区支援钱款折合约22亿元法币，(103)各种医药物资不计其数。尽管由于日久年深，大量药品和物资、钱财至今也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数据，具体数字上难免有细微出入，但不难看出，“保盟”对中共援助的数目之大。此外，“保盟”还联系提供了专业的医疗技术人员，如众所周知的白求恩、柯棣华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保盟”派驻延安的马海德大夫，以及著名的国际援华医疗纵队等，帮助中共建立完善了一整套设施较为齐备的医疗体系。

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盟”成功地扮演了连接中国抗日军民和国际社会捐赠者之间的桥梁角色，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中国抗战的顺利进行。“保盟”在没有硝烟的无形战场上艰苦卓绝地奋斗，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其历史作用不可抹杀。另一方面，“保盟”是宋庆龄特殊地位的一个产物，也是她和中共精诚合作的产物，“只有党，没有她不行，只有她，没有党也不行”。(104)“保盟”作为抗战年代的一个特殊社团，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背景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其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有：

一、宋庆龄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以及特殊的身份地位，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使“保盟”赢得了国内外支持和援助；

二、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保盟”的不少成员甚至包括宋庆龄的秘书都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对“保盟”也一直非常重视；

三、“保盟”处在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后期在重庆则充分利用各种政治外交力量来抵御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宋庆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

第二篇：宋庆龄的故事和名言

导语：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下面由小编为您整理出的宋庆龄的故事和名言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一）宋庆龄的故事

宋庆龄的小故事之诚实守信

宋庆龄小时侯，一天，全家要到伯伯家做客，走到大门时，宋庆龄突然停下脚步。“怎么了，孩子?”爸爸奇怪地问。“我不能去了。我已经答应过小珍，今天上午教她叠花篮。”宋庆龄答道。小珍是宋庆龄的同学。“哦，是这样。”父亲松了口气。

“以后再教她吧，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不都可以吗?”“不行不行，我跟她约好的。”宋庆龄忙说。“不要紧，明天再向她解释一下，要不，道个歉也可以嘛。”爸爸继续劝说着。“不，你说过，做人要守信用。要是我忘记了约会，明天向她道歉是可以的。可是，我并没有忘记呀，我不能言而无信。”宋庆龄坚定地说。

宋庆龄送家里人出门后，一个人回到房间里，耐心地等候起来。她一会儿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又坐到琴凳上弹钢琴，平时很熟的曲子，今天却总是弹不准。可是，直到全家人吃过午饭回来，小珍也没有来。妈妈心疼地说：“我的女儿一个人在家，该多没意思啊!”宋庆龄仰起脸回答道：“一个人在家，是很寂寞。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快活，因为，我心中坦然。”

宋庆龄信守诺言，宁可不去伯伯家看鸽子，也要等候小珍，而且空等一天也心中坦然，这是守信用的表现。

宋庆龄的小故事之爱国之情

1908年,宋庆龄15岁。这一年,她被父母送到美国留学,进了佐治亚洲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宋庆龄是个文静而爱沉思的女孩子。她学习非常勤奋,尤其是想到将来要为穷苦的祖国人民做事时,她就更加刻苦地学习。

有一次,班里要讨论历史方面的问题,她认真地收集资料,认真地思索,做了充分准备。

在讨论会上,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发言。他说：“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你们看,那些所谓文明古国,譬如亚洲的中国,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人民的希望在欧洲、在美洲。在我们这里。”

这时,坐在前排的宋庆龄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她紧缩双眉,耐心地听者美国同学的发言。那位同学刚讲完,宋庆龄就站了起来。教室里立刻静下来了,宋庆龄显得有些激动,但她仍然用柔和的声调说：“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它永远属于亿万大众。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没有被淘汰,也不可能被淘汰。有人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但它决不会永远的沉睡下去。总会有一天,东亚睡狮的吼声将震动全世界!因为它有广阔的土地,勤劳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富饶的物产,有无数革命志士,为了它的振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交口称赞：“说得好,以理服人。”“这些话多么有力量!”

宋庆龄虽然身在国外,但她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内的情况,她常对同学说：“我不能忘掉中国,我对祖国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宋庆龄的小故事之聪明机智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要逮捕孙中山。一天晚上，他派出部队包围了总统府。

凌晨两点钟，孙中山接到秘密报告，叛变的部队要攻打孙中山住的越秀楼了。孙中山要宋庆龄跟他一起撤离，宋庆龄想：如果和孙中山同时撤离，目标太大，很容易被敌军发现，于是她坚持自己留下，使敌军误以为孙中山还在，不会过早冲进府来．这样就能掩护孙中山秘密撒离。孙中山坚持要宋庆龄一起走，宋庆龄却坚定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先生。为了中国，你先走。”

孙中山只得忍痛和宋庆龄道别。他身穿长衫，头戴礼帽，肩背药箱，化装成去急诊的医生，由护卫带着出了总统府，避过叛军，平安地登上了永丰兵舰。按照和宋庆龄事先约好的信号，鸣炮三声，表示平安到达。炮声传到了越秀楼，宋庆龄放心地对身边的人说：“先生平安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凌晨两点半，叛军果然开始向越秀楼进攻，枪炮声不断。越秀楼上的五十余名卫士奋勇抗击四千余名叛军。一直坚持到早上八点钟，宋庆龄认为自己再留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了，才决定冲出包围圈。这时，叛军杀进了总统府，府内士兵向外冲，一片混乱。宋庆龄化装成士兵由卫士护卫冲出大门。遇到叛军阻拦，宋庆龄急中生智，打开手里的包袱，把钱物撒在地上，叛军立刻哄抢起来，宋庆龄和卫士乘机逃了出来。他们刚走不多远，忽然发现前面街道拐弯处过来几个敌兵，宋庆龄和卫士们立刻躺在街上的死尸中间，骗过了敌兵。等敌兵走远后，他们连忙爬起来，藏到一户人家去，才躲过了这次危险。

最后，宋庆龄和卫士们也终于安全到达了永丰舰，和孙中山会合了。在场的人无不佩服宋庆龄的机智勇敢。

宋庆龄的小故事之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故事

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横滨，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这是宋庆龄长成后首次会晤她所仰慕的革命家。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极为兴奋，她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

宋庆龄在9月16日见到孙中山以后的半个月内，会晤孙中山达七次之多。她帮助孙中山所做的工作，完全是争取平民的自由和幸福，她充分了解孙中山内心所怀的热忱。

宋庆龄凝视着孙中山：“有一件事我要晓得，你愿不愿和我永远在一起?我知道你结过婚，但那已经过去，与目前的事情不发生的关系。……记得我小时候听你讲过：‘要是我不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么我的生命便毫无意义’。现在我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

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但是找到父母的强烈反对，于是被父亲软禁在家。好在看管宋庆龄的女仆心疼她，趁买菜的机会秘密给孙中山发了一封信，孙中山才得知宋庆龄被软禁的情况，派朱卓文到上海营救宋庆龄。

宋庆龄给父母写好了留言条。去了东京。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逃到日本的第二天，49岁的孙中山与22岁的宋庆龄在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虽然说宋庆龄与孙中山年龄上相差的比较大，但是最终两人确实经过重重考验，最后在一起了。两人算是成为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算是政治和爱情的结合，尤其是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那份深情与崇拜!

宋庆龄的小故事点评

宋庆龄不单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她还是一位令丈夫尊敬喜爱的妻子。在政治中，宋庆龄勇于创新，源源不断的接受着新的事物，却也不会排斥传统；尽管在外表上宋庆龄温婉可人，可却心性坚韧的追随者自己的丈夫努力完成着革命。而在生活中，宋庆龄却摇身一变。变成了如她的长相一般的温婉可人，对自己的丈夫尊敬、细心、温柔，变成了一位完美的妻子的角色。一个可以把工作与生活中完全分开，分别扮演者不同性格，不同角色的宋庆龄无疑是优秀的。希望大家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二）宋庆龄的名言

1、一切工作和努力的结果，归根结底，应该使儿童的健康和福利得到改善，这是适用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条规律。

2、常识是从吃苦劳作中得来的，任何成果都是吃苦劳作的成果。

3、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4、对儿童要恪守我们的天职是我们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一。

5、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

6、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7、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对儿童要恪守我们的天职是我们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一。

8、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

9、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10、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从幼儿到小学、中学时期，大部分是生活在家庭里，而这正是孩子们长身体、长知识、培养性格、品德，为形成世界观打基础的时期，父母的一言一行都给孩子深远的影响。

11、有些事情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对儿童要恪守我们的天职是我们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一。

12、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蒂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孩子长大成人以后，社会成了锻炼他们的环境，学校对年轻人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总是家庭。

13、知识是从刻苦劳动中得来的，任何成就都是刻苦劳动的结果。

14、只要以大众为根底并为大众效劳的革新，才干破坏军阀、政客的权利，才干脱节帝国主义的桎梏，才干真实实施社会主义。使我不说话的仅有方法，只要枪决我，或许拘禁我。

15、我的一生是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篇：保卫和国家安全工作制度

保卫和国家安全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了维护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和生产的正常秩序，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实行安全保卫责任制，做好本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各单位应根据需要，建立和健全安全保卫工作机构，配备安全保卫干部；不建立安全保卫工作机构的单位，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保卫干部。各级公安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统一负责对本条例的贯彻实施和检查监督；各单位行政领导负责本条例在本单位的组织实施；上级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检查督促。

第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实行安全保卫责任制，应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确保重点、保障安全的方针，以防特、防盗、防火、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为主要内容：

一、对干部职工经常进行敌情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遵纪守法观念，提高警惕，提高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自觉性，严防敌特破坏，及时发现、制止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

二、严格执行国家的保密法规，加强保密教育，建立和健全保密制度，严密各项保密措施，堵塞失密、泄密漏洞。

三、严密单位内部治安管理。建立和健全值班、会客、留宿等制度。大型厂矿、商场、宾馆、重要仓库、高等院校

等单位要建立治安巡逻制度。

四、严格执行单位职工宿舍区、招待所的户口管理制度，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员的管理。对本单位职工家属居住比较集中的宿舍区，要建立和健全治安管理组织，以所在地基层人民政府和居民委员会紧密联系，互相配合，对职工家属加强思想教育，动员职工、家属制定和执行文明公约，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大院（楼）等活动。

五、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对武器、弹药、部分刀具、易燃易爆物品、剧毒物品、放射性物品、有害菌种以及珍贵文物、机密文件、机密图纸资料等管理规定，建立专项管理制度，责任落实到人。

六、对存放现金、贵重物资、重要票证和其他重点要害部位，必须设置安全设施，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

七、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加强安全防火知识教育。对电源、火源、危险物品仓库和重要物资仓库，要有专人负责管理。要划定防火责任区域，配置消防设施，根据需要建立专职或义务消防组织，做好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

八、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各项规章制度，严禁违章作业。

第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群众性治保、调解组织，依靠群众做好本单位治保、调解工作。

第五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本单位有轻微

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年职工和家属青少年要认真做好帮教工作。对列入帮教对象的，单位领导要组织有关人员，在公安、司法部门和所在地街道、学校配合、指导下，建立帮教小组，制订和落实帮教措施，做好思想转化工作。

第六条 发生反革命案件或刑事、治安案件和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所在单位应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保护现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处，做好抢救、善后工作，堵塞漏洞，加强防范措施。

第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实行安全保卫责任制，要与本单位实行岗位责任制、经济责任制紧密结合，严明奖罚措施。

第八条 对认真执行本条例，积极维护治安，勇于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防止案件和事故发生的有功人员和单位，由本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或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嘉奖。

第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或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或疏于预防，以致发生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和其他严重治安问题的，应追究直接责任者和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视情节轻重，分别由本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制裁；或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本省有关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对破坏执行安全保卫责任制，或以暴力和其他

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以及对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应依法给予惩处。第十一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和驻本省的国家及外省、市、自治区所属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各单位可根据本条例和实际情况制订实施办法。

第四篇：宋庆龄和周恩来最后一次近距离会面

宋庆龄和周恩来最后一次近距离会面

宋庆龄与周恩来相识相知半个世纪。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之间的过往是很多的。但在“文革”中，周恩来超乎寻常地忙碌，他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所以，在这个阶段，宋庆龄与周恩来的接触越来越少。

互相牵挂的两人有两年未曾谋面

1972年9月5日，何香凝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宋庆龄亲致悼词，周恩来出席。这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打电话问候宋庆龄，对宋庆龄的医疗和日常起居中的问题也经常做出具体安排，但他们一直没有再见面。当时，社会上悄悄流传着周恩来生病的消息，宋庆龄当然对周恩来也更加牵挂。

1974年8月2日清晨，宋庆龄突然出现面瘫。第二天，病中的周恩来仍然十分周到地亲自打来电话问候。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宋庆龄的面瘫己大致康复。她惦记着两年没有见面的周恩来，提出要在自家庭院的南湖中为周恩来打一条鱼。9月20日，宋庆龄站在窗前看工作人员捕鱼，第一次下网就捉到一条23.5斤重的大草鱼。她很高兴，指示秘书杜述周立刻把这条大鱼送到中南海。当天下午，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赵炜电话报告宋庆龄，鱼收到了，并代表周恩来表示感谢。

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宋庆龄终于见到了抱病出席的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年份都要举行国庆招待会。1950至1952年间，国庆招待会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名义举办的。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此后即改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举办。唯一的特例是1964年，这一年是建国15周年，9月30日，由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宋庆龄、朱德、周恩来联名举办国庆招待会。1974年是建国25周年，按惯例要隆重庆祝。

9月27日，宋庆龄接到电话，邀请她出席30日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国管局局长在电话中解释说，这次招待会规模空前，要有4500人出席。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他还特别说明，招待会时间不会太长，约一个多小时。宋庆龄表示同意出席。

30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和所有与会的人一样，宋庆龄也在担心，长期抱病的周恩来总理是否能够如过去一样主持国庆招待会。

招待会开始时，周恩来的身影出现在宴会厅的入口处。人们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为了看清周恩来，不少中外来宾不顾礼节，站到了椅子上。

周恩来穿着深藏青色中山装，虽然身体消瘦、脸色苍白，但他仍如人们熟悉的那样仪表堂堂、气度非凡。主宾席是一个长桌，破天荒地安排了63个人。周恩来在正中就座，左侧第七位是江青，右侧第六位是宋庆龄。这个“排座次”恐怕是周恩来很费了些脑筋的。因为在见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江青排在第七，宋庆龄则被排在第二十。

当周恩来走到话筒前准备致祝酒词时，全场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似乎渴望用这种方式使周恩来留下的时间更长久些。等待了片刻，周恩来双手做向下压的动作。在他的一再示意下，宴会厅里才渐渐地平静下来。周恩来的苏北口音和温和的微笑，让人们如痴如醉。短短的祝酒词，竟被不时爆发的热烈掌声打断十余次。有些根本不到断句的地方，也被人们不适当地插入长时间的掌声。

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恩来身患癌症已有两年多，而此时他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对他出席这次招待会，医护人员是持反对意见的。但周恩来坚决地说：“我要出席这次招待会。”他心里明白，这次相聚，很可能就是与大家的永别。

医疗组的妥协方案是：

一、周恩来出席，但不讲话；

二、只讲前面几句话，后面的话由别人代念讲话稿；

三、必须提前退席。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周恩来表示同意。

来到宴会厅，周恩来亲自完成了他的祝酒。他举杯提议：“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他的祝辞将招待会的气氛推到了高潮。为了照顾医疗组的感受，祝酒后周恩来没有再次入席就座。他歉意地和临近的宾客握手告别，提前退场。

最初，在给朋友的信里，宋庆龄曾几次表示：自己对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很不情愿的。她说：“当我被劝告去参加上月30日晚的庆典时，我被告知我只要到到场就行了。”“30日我被‘硬拉’去参加一次宴会，当时我的眼睑还肿着呢。”所以持这样的消极态度，是因为她预测周恩来难以出席。她不愿意被当作一个“文革”中“大团结”的标志。1974年10月5日，伦敦《经济学家》周刊的报道中说：“周参加了宴会，几乎所有能够抬得起头来的中国领导人都出席了。6位八旬老人出现在主桌，包括88岁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他已经有一年未见活动了；以及孙逸仙遗孀宋庆龄，自1972年以后只见到过她一次。”老朋友陈翰笙事后向宋庆龄提供了这份剪报。

能够在国庆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宋庆龄又是惊喜又是心酸。

10月6日，宋庆龄在给瑞士女教师奥尔加?李夫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长期患病显得清瘦，周作了一次极好的讲演。有些客人站在他们的座位上，为了看清楚这位肩挑重担而又拒绝一切?T惑的人。”

10月7日，邓颖超打来电话说：“国庆宴会看到您在主宾席很高兴。外宾多，不便打招呼问好。回去累吧？听总理讲，看到您身体还好，很高兴。”宋庆龄答：“谢谢亲切慰问。想见面谈几句话，愿望没有达到。”

10月11日，宋庆龄致信老朋友邓广殷：“我参加了二十五周年国庆宴会，有四千五百个宾客。总理说能看出我的眼睛因为面瘫的缘故还有点肿。”

10月15日，她又致信陈翰笙：“我的眼皮仍然肿着，是我六个星期以来面瘫的后遗症。但是我还是待在那里坚持到了最后。我见到了总理。”

10月22日，宋庆龄致信老朋友爱泼斯坦：“在宴会上，我见到了总理。他很憔悴而且面带倦容，但他以高亢的声音，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当然他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他身体健康。但是他现在仍然在住院治疗。”

应该说，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也是周恩来生前与宋庆龄的最后一次近距离相见。此后的1975年1月13日，宋庆龄曾坐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主席台上，看到瘦骨嶙峋的周恩来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的背影。宋庆龄再次见到周恩来，就是在北京医院与他的遗体告别了。

宋庆龄一生中出席过多少次会议，恐怕是很难统计的。会议上发给与会者的讲话稿，她刻意收在身边的并不多。特别是开幕词、闭幕词、祝酒词之类的礼节性讲稿，似乎更不具留存的价值。但是我们确实在宋庆龄的遗物中见到了一份祝酒词。

这是《周总理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这份祝酒词十分简短，包括标点也只有短短的420字。这份16开大小的讲稿有一道折痕，显然是宋庆龄对折之后放到衣袋里带回来的。当我找到它的时候，它放在宋庆龄书房的黑色角柜里。与它放在一起的有宋庆龄亲笔书写了书皮的《广州蒙难记》，有毛泽东签名送给宋庆龄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等等极具纪念意义的物品。

（作者为北京宋庆龄故居原主任）

责任编辑 周峥嵘

第五篇：宋庆龄的儿童教育思想和实践

宋庆龄的儿童教育思想和实践

宋庆龄（1983～1981）是我国现代卓越的政治家、妇女界的杰出领袖和热心儿童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宋庆龄祖籍广东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我国国土的时候，面对数以百万计的战时灾区儿童，她积极促进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团结合作，于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下设许多保育院、难童收养所及为难童服务的医院、学校等。同时通过她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宣传、募捐，为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积极筹措经费。1939年春，她又发起了为战时灾区儿童服务的运动，支持这些地方建立发展托幼机构。当时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就是最早受援的托幼机构。著名的洛杉矶托儿所，也是通过她的呼吁得到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和进步人士的热心捐助而在原来的中央托儿所的基础上成立的。1942年～1945年，宋庆龄在重庆期间，还曾以中华全国儿童福利会主席的名义，多次举办足球义赛，募集捐款，积极开展孤儿救济工作。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领导“保盟”继续支援边区儿童保教事业。据不完全统计，该会曾资助过边区10个托儿所和孤儿院。同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她还先后在上海的贫民区办了3个儿童福利站和妇幼保健室，给生活无着的儿童免费发放衣物、食品、预防疾病、巡回治疗、宣传卫生常识，不定期召开母亲会，教育她们做好妇婴保健工作。在关心儿童生活的同时，她并且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由福利站为许多无力上学儿童成立了识字班，并广泛开展“小先生”活动，帮助失学儿童识字，教唱进步歌曲，传播革命思想。此后，她还在1947年筹办了一个以贫苦少年儿童为主要成员的儿童剧团，亲自选定并首次公演了鲁迅翻译的苏联儿童剧《表》。同时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为贫穷孩子开展义演、义卖活动。1949年曾在上海举办“三毛乐园会”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此外，由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还通过30多个团体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在全国义养了5000多个孩子。并资助湖南4所孤儿院和全国30多个学校、儿童团体。她就是这样脚踏实地和卓有成效地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为孩子们做了许多最急需要的工作。许多儿童从她的关怀中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因此当时报刊曾赞誉她主持的福利站是“使贫苦儿童得救”的社会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尽管她国事紧张繁忙，仍然十分关心儿童保教事业，并热切关怀台湾和国外的儿童，为祖国的希望、人类的未来而努力。

1949年7月，上海刚解放，宋庆龄就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了一所托儿所。1951年该所分为婴儿托儿所（收56天～2周岁婴儿）和托儿所（收2～6岁幼儿）两部分。1953年婴儿托儿所改称托儿所，收1岁半～3岁婴儿；原托儿所则改为幼儿园，收3～7岁幼儿。招收对象主要是干部、军烈属、劳动模范、工人、知识分子、残疾人和国际友人的孩子。同时在1950年8月，宋庆龄还把“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成“中国福利会”（下简称“中福会”）。并明确规定其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主要任务是“在妇幼卫生保健和儿童文化教育方面，开展实验性、示范性工作。”1951年宋庆龄获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当即将10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中福会。后由该会根据她的意愿，在上海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此外，她还先后创办了《儿童时代》半月刊、少年宫和儿童艺术剧院等。儿童艺术剧院前身是儿童剧团，是我国第一个儿童剧院。它成立后曾创作和演出了许多适合幼儿园和中小学学生及教师、家长观看的优秀剧目，如《马兰花》、《小足球队》、《童心》等，多次获国家奖，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宋庆龄进行儿童教育、妇幼保健和国内外宣传的主要阵地是中福会。中福会的每个单位，包括妇幼保健站、托儿所、幼儿园等，从设想到建立，无论方案设计、规模大小、地址选择、服务对象，还是业务人员来源、培训，她都亲自过问并悉心指导。

宋庆龄心里时刻装着亿万儿童。几乎每年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她都要亲自写信、撰文、题词，向全国儿童致节日祝贺，寄予殷切的期望。她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观看儿童作品展览，请孩子们到家作客。她还经常抽时间去保健院看望婴儿，慰问产妇。多次到托儿所、幼儿园探望孩子们，检查卫生、儿童营养和教育工作。从30～80年代，她还亲自抚育过许多孩子。其中有烈士遗孤、贫苦工作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和“祖国的花朵”在一起，着眼缔造未来的工作，是她最大的乐趣。

宋庆龄热切关怀着台湾儿童和国外儿童。她在多次讲话、演说中呼吁：“我们热切关怀台湾的儿童，我们要为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实现统一祖国而努力。”“为了保障各国儿童的健康成长的权力，我们愿意同各国人民一道，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幸福的新世界。”

1981年5月在宋庆龄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依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儿童事业上。她接连写下三篇文章，这也是她毕生最后的三篇文章：《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致“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的贺信》和《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充分表达了她对儿童深切的爱和极大的期望。

宋庆龄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奋进的一生。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是受到全中国儿童、少年热爱的最慈祥的老祖母。

二、论儿童保教工作的重要意义

宋庆龄酷爱儿童工作，着眼于未来。她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关心儿童的命运，而且把儿童工作提高到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兴亡、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宋庆龄呼吁“救济战灾儿童”，把这个工作看成是保卫和培养新中国的新一代的斗争。她认为儿童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大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成为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她又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人类的花朵”，未来共产主义建设者。“培育儿童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和革命未来的大业”，“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并告诫人们“如果在保卫儿童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和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

当我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拨乱反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后，她更将儿童工作的意义提高到防止和平演变、保证社会主义永不变色的高度。指出培育儿童的工作，乃是“百年树人的重要工作，是关系到我们革命事业的成败的问题，是关系到能否保得住社会主义江山，我们的革命在今后几代人手里会不会变质，共产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重大问题。”

在强调儿童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宋庆龄还从解放妇女、促进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出发，特别论述了托幼工作的重大意义。她语重心长地说：“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权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平等。”因此，她多次呼吁把妇女尽快地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求托幼机构不仅要做好培育幼儿的工作，而且要担负解放妇女的责任。她指出：“幼儿教育工作一方面是培育祖国的花朵„„同时也是解放劳动力，使做父母的从抚育子女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工作。”这里宋庆龄把幼儿教育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彻底解放妇女，紧密联系起来。只有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政治远见、博大胸怀和拳拳爱心，对祖国、对人类充满着希望的人，才会对保教事业有如此的远见卓识。

三、论教育面向全体儿童和儿童的全面发展

宋庆龄一贯主张向全体儿童进行教育，使孩子身心健全发展。早在40年代，她就提出了“为广大贫苦儿童服务”的方针。主张“我们不仅要给孩子们粮食、衣物和医药，还要给他们精神食粮，让他们看到未来。”建国后，她更加重视对全体儿童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曾多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面向全体儿童，把下一代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她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直接反映在我们的宪法中：“保证我们国家每个儿童的健全发展，是我国每个公民的目标和义务。”她还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对幼儿园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出了明确指示。她说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长知识、培养性格、品德，为形成世界观打基础的时期，应当使他们：“在体育并在德育、智育方面都健康地发展。”在论述儿童的全面发展时，宋庆龄特别强调要保证儿童有健康的身体。她认为儿童的健康，对于一个民族的强盛有重要意义，要有强健的民族，就必须先从母性及儿童福利着手，保证儿童的身体健康。为此，1950年6月1日，在庆祝解放后第一个儿童节时，她在当天《人民日报》上题词说：“我们要使他们得到温暖的保育，养成健全的体格，成为革命的生力军，肩负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她并且指出，健康尤其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必须从小抓起。要开展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教育儿童“要锻炼身体。要从小养成卫生习惯，保护眼睛，增强体质，才能获得充沛的精力，养成活泼开朗的性格。”“她还要求成人要让孩子玩，认为玩是孩子生活的需要，通过玩可以发展孩子的体力和智力，培养集体主义思想和活泼开朗的性格，而且适当的玩有助于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她向保教人员建议：“我们要为孩子的成长创造最好的条件。”当她听到中福会幼儿园为孩子们添置不同年龄层次的活动器具，全体教职工义务劳动为幼儿园修建了游泳池，开展“三浴”（日光浴、空气浴、温水浴）锻炼时，高兴地写信，给予表扬鼓励。信中说：“你们为幼儿锻炼身体创造条件，亲自动手修游泳池，这种精神和行动是可贵的，希望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使儿童从小懂得精简节约，创造条件，锻炼自己。”在她的关怀下，该园通过实践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卫生保健管理制度，孩子们健康

状况普遍良好，长期来都达到和超过规定指标的要求。

在强调体育重要的同时，宋庆龄对儿童的智育也很重视。她指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千百万人民的忘我劳动。而要劳动，就必须有文化知识，有从事生产建设的本领。”因此，必须教育儿童，使他们从小就能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立志做文化的主人，做自然的主人，做宇宙的主人。”同时她还要求在智育方面应当重视儿童智力的开发，提倡让孩子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就获得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希望教师能通过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故事、儿歌、玩具、教具、游戏等去培养幼儿学习的兴趣和求知的渴望，发展他的语言表达力、观察力、记忆力和注意力以及动脑和动手的能力。因此多年来，中福会的幼托组织在她的鼓励下，始终注意寓教育于生活、娱乐和游戏中。并探索出了不少启迪幼儿智力的新方法、新途径。如把计算机引进教学、开展“娃娃学电脑”活动和在教室设置娃娃角、美工角、计算角、自然角、积木角、语言角等，以发展幼儿的兴趣、爱好与特长。此外，还常常组织孩子走出幼儿园接触社会与自然。

宋庆龄还特别重视儿童的品德教育。她在许多讲话、题词、文章中曾精辟地论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内容和方法。她强调儿童的成长不是自发的，需要正确的思想去教育，并一贯反对娇惯、溺爱孩子。她指出，在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应该毫不例外地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向他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要使他们生活有目的，这个目的应是把个人的前途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要使他们具有正确的世界观，树立明辨是和非、正义和非正义、真理和谬误的标准。1964年4月当《工作日报》讨论《怎样教育我们的子女》问题时，她又著文，强调指出：“离开了教育，即使无产阶段家庭的子女，也不能自发地形成无产阶级思想；离开了教育，即使老子是英雄，儿子也不一定会成为好汉；„„幼苗纵然生在肥沃的土地上，但是如果没有农民细心的培育，不去锄草、施肥、灌水、除虫、修枝，就很难长成茂盛的庄稼。”

在品德教育的内容方面，宋庆龄十分重视向孩子们进行革命理想的教育。她指出，当代的孩子“生长在和平的环境中，没有经受过剥削和压迫，„„不了解革命成果得来不易，加上他们年轻幼稚，知识不足，因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缺乏抗毒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播下革命的秧苗，不断地以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他们，增强他们的抗毒能力，使他们能够分清好坏是非，爱憎分明，从小立志做个革命家，立志做建设时期的英雄。

同时宋庆龄还强调要向孩子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使孩子成为“不怕严寒风雪的松树，而不是养成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纤花细草”。要求教育孩子学习革命前辈的优秀品质，从小树立集体主义精神，诚实勇敢，团结友爱，先人后己，不怕困难，有礼貌，遵守纪律，艰苦奋斗，勤劳朴素，憎恨敌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等优良品德。尤其对于劳动教育，她强调应当从小抓起，首先参加自我服务，学会管理自己的生活，进而“学习雷锋的榜样，争着做好人好事，为集体谋幸福，„„立志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此外，在宋庆龄的儿童教育思想中美育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她指出：“优美的音乐、美术、文学对陶冶性情起着重要作用，能够抵制那些不健康的有害的东西，养成优美高尚的情操，”在儿童身心全面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因此当中福会为孩子们编纂《保卫儿童》画册时，她十分支持并为它题词：“保卫和平，保卫儿童。”以后又曾为幼儿园学画题字“祝学画进步。”在她的鼓励和指导下，中福会幼儿园还开展了电子琴、国画、溜冰等艺术活动。

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宋庆龄论述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时，对于玩具、教具在幼儿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她说：“玩具和教具是对婴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工具。尤其是玩具，最为幼儿所喜爱。它是幼儿生活的伴侣，也是幼儿快乐的源泉。”为此，她在出国访问时，常常特意为中福会幼儿园的孩子们购买一些玩具、连环画等。

正由于宋庆龄非常重视儿童的全面发展，在她亲自创办的中福会托儿所和幼儿园里，30年来曾先后培育了8000多名在各方面都得到良好发展的孩子，他们有如受到阳光雨露特殊滋润过的小树一样，如今已成为国家的栋梁，战斗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她创办的中福会托幼机构不仅是孩子们幸福的乐园，担负着培养人才的奠基工程的重任，而且成了向外宾展示新中国幼儿教育的窗口，受到国外人士的赞誉。例如一位来自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在采访调查之后就曾十分赞许地说：“托儿所的孩子性格开朗，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智力发展快。”同时由于他们的成绩突出，还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教卫生群英会儿童工作先进单位和全国儿童工作先进集体、个人，成为全国学习的模范，在全国幼儿教育战线上进一步发挥了实验和示范的作用。

四、对儿童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积极倡导

为了提高儿童教育工作的质量，宋庆龄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工作的科学研究。早在1950年11月18日她在为中国福利会所作的《新中国的信息》录音讲话中，即提出了要逐步从事科学研究的议题。她说：“我们必须„„逐渐地有计划地使我们各单位的工作发展到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科学水平。这样才能够和全国各有关单位合作，对妇幼保健、儿童文化教育事业发生重要影响。这是我们的社会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的要求。”为了有组织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年，在宋庆龄领导下，中福会就成立了儿童工作研究室。50年代中期，当全国城乡托幼事业蓬勃发展时，她曾对该会幼儿园负责人说：“你们办园好几年了，应该搞一些科研，给人家传播一些经验。”1959年，她又连续4次给该会写信，强调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1960年1月26日，她在《给中国福利会同志们的信》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客观形势的改变，要求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机构要有所改变”，要“在‘示范性’、‘实验性’的目标之外”，增加“科学研究这一目标”。并建议把这一思想反映在中福会的3年规划中。1961年宋庆龄在对该会工作总结的意见中，又重申：“要使科研工作更加顺利开展，并提到更高的水平。”

在宋庆龄的积极倡导和热情鼓励下，当时中福会所属妇婴、托幼机构都先后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例如：在托儿教育方面，遵照宋庆龄的指示，中福会托儿所一直将保育工作放在首位。从1954年起，就将“三浴锻炼”作为体格锻炼的一种科学手段，进行了系统的实验和研究。实验和研究的结果表明，它对孩子生长发育，减少疾病，增强体质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上海文化出版社在新家政丛书《优生优育》上曾介绍推广了他们的这一科学研究成果。同时该所通过科学研究还编写了《幼儿食谱》等专著，被全国不少托儿所学习借鉴。他们还为上海市、区、郊县的托幼机构分期分批培训营养员，并应邀到外省市开办营养食品学习班，推广科学研究成果。在幼儿教育方面，在宋庆龄热情鼓励下，中福会幼儿园早在1950年就开始运用最新的科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有计划地搜集幼儿发育的统计数字，并将幼儿分组进行实验研究。并于1959年，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编写出版了《我们是怎样培育祖国花朵的》一书。宋庆龄曾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充分肯定“这是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在幼儿教育中的点滴经验，是幼儿园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并勉励保教人员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本书在全国发行后，被当时广大保教工作者称作“及时雨”，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此后他们又通过实验研究出版和发表了《怎样领导幼儿游戏》、《对学龄前儿童游戏兴趣的研究》、《兴趣游戏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和《采用构造玩具教学对幼儿创造力发展的影响》等书籍或论文，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在妇婴保健方面，他们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

对儿童教育工作进行科学研究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尤其在我国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尚处初级阶段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点，应当认真学习宋庆龄大力倡导、重视科学研究的精神。要勇于并善于大胆实践、实验，办好试点园所，以极大热忱组织和推广，以促进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更快更好地前进。

五、论培育儿童是全社会的责任

为了教育好下一代，宋庆龄十分重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三方面的紧密结合。她多次给父母、教师和儿童保教工作者和社会各方人士写信，语重心长地说，把孩子“教育成符合革命需要的人，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很好的结合起来。”认为要使儿童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各方面都能很好地发展，不经过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努力，是很难做到的。1978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人民日报》曾发表了她的文章《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文中再次强调“培育新一代是全体人民的重大责任，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互相配合才能做好。”1979年“六一”儿童节，她又在题词中进一步指出“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为此，她呼吁：“关心儿童、人人有责”，要求：“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学校、家庭、剧院、校外教育机构、以至各种文化娱乐场所，都要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能够继承革命传统，成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成为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战士。”在这里，她向我们深刻地阐述了全社会培育儿童的必要性、重要性，同时也指明了教育下一代的共同目标，体现了我们国家、社会对儿童的殷切期望。如何向儿童实施“三结合”的教育？

宋庆龄首先强调“父母、教育工作者、儿童保教工作者和社会各界都应以高度的责任心，以充满了对儿童的真诚的爱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并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教育儿童。因为孩子的认识和学习，首先是模仿的过

程，从咿呀学语、认识周围事物，到学会各种动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成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的榜样。” 而且孩子是十分敏感的，“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们的小眼睛、小耳朵。在托儿所工作中如此，在一切的儿童工作中都是同样的。”因此，她告诫人们，单凭言教是不行的，必须实行“身教”，让儿童从长辈的良好行为上找到自己正确的生活习惯和道德标准。

同时宋庆龄很重视向孩子进行正面教育。她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指出他们“活泼好动，好奇好问”，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丰富的想象力。自控力差，因此应“坚持正面教育，运用启发、说服、鼓励等方法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教育工作。”

要贯彻形象生动有趣有益的原则，开展活泼、丰富多采的教育，要“寓教于玩”，并允许孩子提出问题和热情回答孩子的问题。采取任何形式对儿童强制和使用暴力，以及对儿童采取放任和轻率态度的人，都是辜负了社会对他们的委托。

在正面教育中，她还特别强调了儿童读物的作用，她指出：“革命的儿童读物，是儿童的良师益友。”并多次向老红军、老干部、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各条战线的人们呼吁，请他们都来参加并大力支持儿童读物的写作工作，源源不断地为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让儿童看新书，看好书。宋庆龄一生热忱关怀、热爱、培育儿童。直到她逝世前夕，在她给儿童节报告会的贺信中还深情地说：“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她衷心期望“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三方的结合„„还要更紧密、更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使我们的下一代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能得到发展。这样，到2000年，我们的年轻一代才能展翅飞翔，奔向我们的伟大目标。”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宋庆龄对儿童和儿童教育工作的深切关怀。

宋庆龄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为儿童保教事业所做出的光辉业绩和她的光辉思想，都给我们留下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她献身儿童保教事业的崇高精神，必将大大推动我国托幼事业的迅速发展。宋庆龄为儿童保育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必将永垂史册，长留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为世界瞩目，尽管道路曲折，但总趋势是前进的。其基本经验如下：

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社会的需要相适应。经济实力和社会需求为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必要性和可能性。适应了则事业蒸蒸日上、稳步前进；违背了则盲目发展、大起大落。新中国成立后4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曾出现过3个稳步发展阶段，即1950～1957年、1962～1965年、1979～1989年和2个盲目发展阶段，即1958～1960年、1975～1976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此，事业发展必须避免主观性和盲目性，应使发展的数量、规模、格局、形式、速度等方面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相适应。

二、学前教育事业的管理必须全面规划、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合作、充分调动全社会办园的积极性。必须克服单纯依赖国家办园的思想，应当使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谁主办就由谁管理，但统一由政府来领导。这样才能使这一项既是教育事业又是福利事业的学前教育兴旺发达起来，并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管理体制。

三、学前教育机构必须贯彻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履行促进儿童发展和为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的双重任务。学前期是人生发展的奠基时期，必须促使儿童的身心得到和谐的发展。为此，学前教育机构必须兼顾教和养两个方面的任务，做到保育和教育并重，克服重教或重养的思想。同时，要既注意发挥学前教育机构的教育功能，又注意发挥它的社会服务功能。当前，在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背景下，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尤为重要，不能对立或偏废。

四、学前教育科学的繁荣，有赖于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等关系，充分运用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的宝贵财富。回顾过去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中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当时由于彻底否定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历史和西方的学前教育思想，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苏联的学前教育的理论和经验，致使我国的学前科学研究机构，缺乏对我国学前儿童及学前儿童教育的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等等。虽然近10多年来，在方针和措施方面有了根本的改变，使学前教育和其他教育领域同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由于过去的失误所造成的短期内还是不能完全弥补的，这就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学前教育体系至今尚未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