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 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几点思考
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连会有律师，男，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大学法学教师，现为河北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河北省级文明律师事务所—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保定市火车站对面燕赵大酒店北门二层连会有律师办公室），同时具有律师资格证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连律师既在大学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又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在国家法学学术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较一般律师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了更好更扎实的条件。现为多家单位的法律顾问。连律师擅长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收集、调取证据、取保候审、质证、辩论等业务。座右铭为：诚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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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为视角
从十八世纪人权运动兴起以来，人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通常，人权的内容一般被认为有三大类，即人身权、财产权（包括生命权、生存权、人身安全权、人格尊严权等等）；政治自由和权利；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其中人身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引申出的“疑罪从无”理念，标志着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权保护体制。但笔者认为，我国无罪推定原则未能充分地得到贯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特别是人身权的保护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本文对无罪推定原则对人权保护的价值、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渊源、内涵及价值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
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称，起源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利益”的原则，由于古代刑民不分，故又称之为无责任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任何被怀疑为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最基本的内涵是，任何人非经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被确定有罪之前，不能被认定为有罪，享有被认为无罪的权利。除此之外，无罪推定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1）、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2）、侦查、追诉及审判机关负有全面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明有罪的可靠程度，排除合理怀疑。（3）被追诉人享有诉讼保障的权利，禁止对被追诉人和证人采取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措施，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渊源。
最早表述无罪推定思想的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此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法律化，至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之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此后，无罪推定原则被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重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明其有罪前应视为无罪。”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项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在社会主义国家，无罪推定原则也得到认可，前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之前，不认为是犯罪的人。”1978年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指出：“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之前，被视为无罪。”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世界上很多国家将无罪推定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被归定在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11条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开审判中，依法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土耳其宪法》第2章第38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在未被法院证明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越南宪法》第5章第72条第1款规定：“在没有具备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书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被看作有罪并要受刑罚。”《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49条规定：“每个被控告有罪的人，在其罪行未被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证明和未被法院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之前，都被视为无罪。”
（三）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
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其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价值。无罪推定原则以人权思想和人权理论的发展为契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蛮、残酷，在“天赋人权”的思想下提出的，无罪推定原则本身孕含了人权思想。无罪推定原则也必将推动人权保护的发展，它能够有效避免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利，保障公民的名誉、人格尊严等权利，对人权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而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相关法律文件中称为“人权保障的基石”。法学家们也对无罪推定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诉讼学家罗纳德。伊斯利尔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体现了人人享有的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的权利”。前苏联法学家斯特罗戈维奇认为“无罪推定是最高的人道主义，是民主的诉讼原则，它在性质上具有十分深刻的道德、伦理内容，将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对人和人的美德的尊重，以及作为关心人和人的名誉这一前提的人格价值”。前苏联学者蒂里切夫则认为“无罪推定是苏维埃刑事诉讼所反映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法制原则”。
二、对我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原因分析
无罪推定原则不能在实践中得到切实，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制度中，刑事司法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传统的侦查、审判模式和观念根深蒂固，一时不能得到改变。二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认为“封建社会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资产阶级针对有罪推定，提出了无罪推定。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国家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 从而确立了“以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的刑事司法原则。三是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价值取向侧重于控制和惩罚犯罪，以维护社会秩序，许多制度设计简单、粗糙、不合理，忽视涉讼公民的人权等相关权益的保护。
（二）问题表现
无罪推定原则得不到充分贯彻的突出表现就是自证其罪、重视口供、刑讯逼供，以及滥用待审羁押措施和超期羁押。
1、“自证其罪”，重视口供为定案依据。侦查、追诉及审判机关负有全面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明有罪的可靠程度，并排除合理怀疑，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侦查、检察及司法机关从一开始就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证明无罪的责任就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被视为有罪，既然有罪，其就应当侦查、审判的任何阶段，对有关犯罪事实如实向司法机关陈述，无权保持沉默，否则被视为抵抗侦查和审判，认罪态度不好。由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中国特色的司法政策、量刑情节得以形成、保存，并影响至今。在自证其罪前提下，口供在定罪量刑中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有关报道中，有的法院把没有口供，但依据其他证据判令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当作刑事司法理念革新而加以宣扬，足见重口供意识的强大。
2、刑讯逼供未能杜绝。刑讯逼供也是有罪推定的必然产物，与自证其罪密切相关，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又坚决不认为自己有罪，那么司法机关动用刑讯逼供手段强近其提供口供似乎比较正常。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侦查中，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其侦查程序不受刑事法律所规制，因此刑讯逼供更是成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机关取得案件重大突破的主要手段。在治安案件中，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由于针对的对象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理治安案件的人员主要为联防队员，所以询问、处理程序同样不受刑事法律所规制，例如曾经轰动全国的“处女卖淫案”，由于不是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即使出现严重后果，也无法律依据定罪处罚，所以这种行为大可肆无忌惮地发生。
3、待审羁押强制措施滥用、超期羁押现象大量发生。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待审羁押强制措施是有其法定适用条件的，但在司法实践中，拘留、逮捕为最常见的措施，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相对较少。这一问题也与有罪推定有关，既然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那么为了防止“纵虎归山”，就要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在案情疑难时，司法机关想到的不是恢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而是想方设法延长侦查期间，或者补充侦查，规定的侦查期间往往得不到严格遵守。强制措施的滥用、超期羁押，不仅直接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也影响到最终的裁判结果，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已被采用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即使符合适用缓刑条件、从轻或减轻处罚条件，法院也往往不予适用，虽然最高法、最高检已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相关措施，但如果不从制度着手，强制措施滥用、超期羁押难免会卷土重来。
三、几点建议
（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宪法地位。
无罪推定是重要的法治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其规定在宪法中，由于宪法的效力远远高于刑事诉讼法等其他普通法律的效力，确立无罪推定的宪法地位，有助于社会更加重视无罪推定，也适应我国刑事诉讼国际化的需要。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根据无罪推定的含义，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司法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因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逻辑的必然。
（三）建立和完善待审羁押的审查机制。
1、司法审查制度。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先行拘押、逮捕、待审羁押措施的撤销、变更均由预审法官或法官审查批准。2扩大取保假审适用范围，保释制度是防范强制措施风险的有效方法，在西方国家，除少数特殊情况，如罪行特别严重的，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原则上都可以被保释。
3、待审羁押措施变更和撤销制度，如《德国刑事诉讼法》120条规定，一旦待审羁押的前提条件不成立，或者情况表明继续羁押与案件重大程序和可能的刑罚或矫正及保安处分不相称时，应当撤销逮捕令；《法国刑事诉讼法典》179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在侦查结束之后超过2个月仍然延续羁押；我国澳门《刑事诉讼法》199条规定，若6个月未提出控诉，或者10个月已经进行预审但未做出起诉批示，或18个月未做出一审判决，羁押应当消灭。
（四）加大刑讯逼供的查处力度，修改《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规定，将司法工作人员作扩大解释，将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机关人员，以及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人员也纳入刑讯逼供罪的主体范围。
转自：刑事辩护网
第二篇：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 浅论“疑罪从无”
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连会有律师，男，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大学法学教师，现为河北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河北省级文明律师事务所—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保定市火车站对面燕赵大酒店北门二层连会有律师办公室），同时具有律师资格证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连律师既在大学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又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在国家法学学术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较一般律师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了更好更扎实的条件。现为多家单位的法律顾问。连律师擅长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收集、调取证据、取保候审、质证、辩论等业务。座右铭为：诚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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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疑罪从无”，我国的司法制度从“疑罪从宽”到“疑罪从无”的转变都带来了一些什么问题，“疑罪从无”在实施上存在什么亟待解决的方面呢？
修改前的定罪原则──疑罪从宽
在1990年出版的王勇的《定罪导论》中定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疑罪从宽”。在中国的古代，统治者对于疑罪，一般只是在量刑是作从宽的处理，而基本上不涉及定罪问题。在专制主义的统治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于不能查证属实的疑罪定了罪；二是对疑罪除以赎刑的做法对于无钱可赎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随着物证技术的发展和人权思想的深入，疑罪从宽的原则成为了定罪的基本原则。《定罪导论》中对于疑罪从宽提出了一下机关方面的意见：
一、被告人可能犯有数罪，但能够查证属实的只有一罪或者其中几个罪，应按查证属实的罪数去认定。
二、被告人可能犯有较重的罪，但能够查证属实的只是较轻的罪，应当按较轻的罪予以认定。
三、被告所犯之罪可能属于牵连犯或吸收犯，但能够确认的只是其中处刑较轻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只能按所认定的这一犯罪行为定罪。
四、被告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但由于客观原因而使这种罪行得不到查证属实的，则应按无罪处理。
但是96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之后“认定无据，否定无理”，是为疑罪。过去，法院都是以退回乃至一再退回“补充侦查”应对“疑罪”。司法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往往是以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为代价的。所幸的是，现在，这一“习惯做法”已经成为历史。
刑事诉讼中的“疑罪”
所谓“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经审查在定罪与否的问题上存在疑问且未得到合理排除的情形。在通常情况下，这里所指的“疑问”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在定案事实和证据上存在“疑问”的案件时有所见，这些案件都涉及定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有的案件的最终结果是因“证据不足”而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有的案件是因为有了权威机构作出DNA等技术鉴定才使“证据不足”的问题合理得到解决，从而使罪犯落入法网。
“存疑无罪”制度的确立
“疑罪从无”即在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时对刑事被告人“宣告无罪”的一种制度。这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1996年在对刑事诉讼法进行重大修改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增加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长期以来，对刑事案件中的“认定无据，否定无理”的“疑罪”问题没有纳入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有罪还是无罪等关键问题存在重大分歧的疑难刑事案件，大都不敢也没有法律依据作出无罪判决，而是采取反复退回补充侦查、司法机关内部进行协商、请示上级机关甚至将案件长期“挂起来”的做法。其惟一的法律依据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中有关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补充侦查”的规定。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导致被告人长期受到超期羁押、严重侵犯其合法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
对“疑罪”案件的处理，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有关司法机关曾作过类似于“疑罪从无”的规定，试图从司法解释的角度弥补法律上的缺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4日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检察院仍未查清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犯罪事实并提供足够证据，法院调查也无法查证清楚，不能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在判决书说明情况后，直接宣告无罪”；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1989年12月13日在《关于办理流窜犯罪案件一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规定，对这类“抓获的罪犯，如有个别犯罪事实难以查清的，暂不认定，就已经查证核实的事实，依法及时作出处理”；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中规定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而又确实无法查证清楚、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上述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显得“底气不足”，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得到的执行。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经过审理终结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这些规定，不仅从基本法律的角度强调了“定罪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的“惟一性”和人民法院在定罪时也必须“依法进行”的合法性，而且重新确立了对“疑罪”的处理原则，成为“疑罪从无”的法律依据。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为疑罪从无确立了前提；
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补充侦查次数以二次为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就确立了审查起诉阶段的疑罪从无；
三、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了经法庭审理，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人，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这是疑罪从无的明确表达和最终确立。
“疑罪从无”的意义“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疑罪”从有、从无之争，集中表现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与保护社会机能之价值冲突。“疑罪”从理论上讲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有罪，要么无罪，“疑罪从无”有背“有罪必罚”，有放纵犯罪之虑而“疑罪从有”却有“刑及无辜”，滥用刑罚之忧。“刑罚是两刃之剑。使用不当会两败惧伤”。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是当代法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疑罪”择其有，无疑是轻视人权，滥用刑罚权及社会本位的表现，与刑法的保障机能和现代刑事法制的根本精神相悖，“疑罪从无”则是其必然的结论。?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犯罪，保护社会的利益，是通过对犯罪予以刑罚打击为手段的，即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达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之效果。当嫌疑人是否犯罪存疑的情况下，采取“疑罪从有”原则，如果嫌疑人确属有罪，通过刑罚手段予以处罚，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可达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之目的，但由于其罪存疑，难免有“滥施刑罚”之阴影，对犯罪者适用刑罚之功效将大打折扣；反之，如果嫌疑人无罪，“疑罪从有”，结果则是刑及无辜、刑罚权滥用、人权受到摧残，而同时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刑罚的适用则完全与刑法宗旨相背，刑罚之正义丧失贻尽，刑罚适用之功效等于负值，人民会因个人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而丧失对法律的归属之感，产生对司法人员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依法治国的进程。可见“疑罪从有”不仅无法实现刑法的保障机能，也不能使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得以圆满的实现，而且还构成了刑罚和犯罪对社会利益和公民人权的双重威胁。?而“疑罪从无”在满足刑法保障机能要求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保护机能的放弃。事实上，对有罪者因暂时不能确证而从无，只要将来能够予以完全确证，刑罚对于他仍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犯罪嫌疑人已被纳入刑事诉讼的程序之中，国家刑罚的威慑力，事实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他，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满足，刑罚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予以发挥。因此，“疑罪从无”可使刑法的各种价值尽可能的得以满足，并能避免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动用陷入尴尬，与刑法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境地，因此“疑罪从无”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
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一方面可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恶”，确保国家刑罚权的动用在法制的规范中运转，强化司法人员的人权意识；另一方面，可促进侦查机关及司法人员证明犯罪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与改进。“疑罪”的形成，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证明技术问题使然。因此，“疑罪”之减少的有效途径，是国家侦查机关及司法人员证明犯罪的能力和证明犯罪的技术手段与水平的改善与提高，“疑罪从无”有助于推进整个国家刑事司法体制的文明和进步。
“疑罪从无”在实施上的问题
司法统计表明，我国地方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大约在50万件、被告人在60万人左右。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存疑无罪”制度之前，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经过审查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而退回补充侦查的，大约占公诉案件总数的5-10％；而在确立“疑罪从无”制度后，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而宣告无罪的案件，多则几千件，少则几百件。从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来看，在全国法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被告人中，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宣告无罪的：1997年为1170人、1998年无此数据、1999年为5878人、2000年为6617人。司法实践证明，在这些“宣告无罪”的被告人中真正属于因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不足一半。
当然，并不是说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宣告无罪”的越多越好，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推理过去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而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与刑事诉讼法确立“疑罪从无”制度后“宣告无罪”的案件应该属于同种类型，因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后这类案件的数量也应当与刑事诉讼法修正前的“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数量大致相当。道理很简单，在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无论是人民法院还是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从总体上讲一般不会发生大起大落的变化。可是，人民法院的受理的公诉案件中属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在受理案件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一下就一落千丈，这究竟是说明司法人员的办案水平突然明显提高呢，还是意味着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疑罪从无”制度尚未得到有效的执行？
其实，这两种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首先，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控辩式审判、取消免予起诉和收容审查等原则或制度的确立，都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司法机关的办案质量和司法人员的业务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次，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传统的“被告人即是犯罪分子”的影响不可能因为法律的修改就一下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对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经审查确认属于“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是否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告无罪”，不仅需要司法人员具备相当的胆识，更需要有一个能够“依法办事”的司法环境。最后，对“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被告人“宣告无罪”之后，负有侦查职能的司法机关本应继续加大侦查破案的力度，使真正的犯罪分子落入法网，可事实上，对这类案件司法机关大都作了“结案”处理，客观上从一定程度影响了对犯罪的打击。因此，如前所述，在“存疑无罪”的情况下，对被告人之所以“宣告无罪”，实际上是在既不能认定有罪也不能肯定无罪的情况下不得已作出的一种选择或曰推定，而这种推定显然是以“可能”放纵个别真正的犯罪分子为代价的。但是，在按照“存疑无罪”制度对“证据不足”的被告人“宣告无罪”后，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就可以置之不理，司法机关理应继续纳入侦查的范围，一旦发现罪犯的蛛丝马迹，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收集证据、审查起诉并向人民法院重新提起公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枉不纵，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完成司法机关的历史使命。
其实，归根结蒂“疑罪从无”的难以实施是根我国法官的中立地位、沉默权以及举证责任等法律制度是有关的。
首先，我国法官的中立地位并未真正确立，难以保障“疑罪从无”。司法人员尤其是侦查人员，出于特定的职业心态和思维习惯，容易产生疑罪从有的倾向。从文化角度，克服这一倾向有赖于对传统的长期改造；从制度的角度，克服这一倾向，要通过侦、诉、审三方权力的相互制约来克服不良心理导致的权力滥用。我国在传统上和现实上，都比较强调公、检、法三家工作目标的一致性，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相互之间有较强的信赖感，这样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如果侦、诉机关产生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倾向，如疑罪从有，则不易得到法官的纠正。因而，突出法官的中立地位，使之成为侦、诉机关和被告人的居中裁判者，使刑事诉讼的结构由线性结构转变为三角形结构，对于疑罪从无的实现至关重要。刑事诉讼法在庭审活动中引入了对抗制，并且淡化了法官在庭审前对公诉案件的审查程序，这些规定从立法上强化了法官的中立地位，但在实践中其有效运作的实现还需要一个渐进的磨合过程。?其次，“疑罪从无”没有举证责任及沉默权两项制度上的保障。疑罪从无与举证责任及沉默权具有整体关联性。从举证责任来看，如果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即在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的情况下（此时可视为一种疑罪状况），则判定被告人有罪，这在一定意义上，只不过是疑罪从有的另一表达方式。因而刑诉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在于司法机关，这与疑罪从无的规定保持了逻辑上的统一。但是，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尽管被告人承担“如实回答”讯问的义务并不必然说明他的回答对自己不利，他完全可以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讯问过程中，嫌疑人面对强大国家机关的侦查人员，总是处于相对弱小无助的地位，而且，出于职业心理，侦查人员在潜意识中对被告供述中能够证明有罪的部分显然兴趣更大，这样无形中使犯罪嫌疑人带上了自证其罪的色彩。另外，嫌疑人无沉默权将使其在疑罪情况下的处境处于恶化。当侦查人员面临疑罪时，如果除了口供确实无法找到其它证据，这时无沉默权的犯罪嫌疑人便成了唯一可能的突破口，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诱供、逼供的可能便会增大。当然，以上不良后果并非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便能彻底解决，但至少使疑罪从无多了一层保障。
结语“疑罪从无”不仅是司法制度的一项改革，也不仅仅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发的改革。“疑罪从无”体现了我国人权意识深化在法律中的体现，体现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法律人权思想。同时在司法实践中突出的问题也使我们认识到了我国法律中需要改革的其他的方面。我国到底应不应该建立“沉默权”制度？前些时候和足坛丑闻同样被媒体抄做的沸沸扬扬的牡丹江人民法院提出并率先实施的“零口供”制度改革到底有没有意义？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仔细回顾了一个很著名的描述司法物证鉴定技术的香港连续剧《鉴证实录》，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部连续剧中香港的司法鉴定技术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分子鉴定、DNA鉴定、骨骼重塑，包括很少见的耳纹库、虹膜库都被较为广泛地采用了，而且成本都已经比较低廉。然而在我国大陆DNA鉴定等先进的物证技术存在着不普及、过于昂贵的缺点。这其实也是“疑罪从无”的实施受到阻碍的重要原因。这就不会出现想某些犯人所叫嚣的那样“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了。
所以从“疑罪从宽”到“疑罪从无”的转变牵动着我国立法、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疑罪从无”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司法改革。
参考书目
王勇《定罪导论》
《法制日报》2001年6月20日
《法制日报》2001年11月4日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5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邢丽亚《浅谈“疑罪从无”》
转自：刑事辩护网
第三篇：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农村老年性犯罪问题研究
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连会有律师，男，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大学法学教师，现为河北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河北省级文明律师事务所—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保定市火车站对面燕赵大酒店北门二层连会有律师办公室），同时具有律师资格证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连律师既在大学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又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在国家法学学术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较一般律师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了更好更扎实的条件。现为多家单位的法律顾问。连律师擅长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收集、调取证据、取保候审、质证、辩论等业务。座右铭为：诚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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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老年人（一般以60岁为老龄的起点）年老体弱、耳目不灵、手脚不便，主要是受侵害、欺凌、虐待和遗弃的对象，而很少成为违法犯罪的主体。但从笔者所在法院近两年的刑事审判可以看出，老年犯罪特别是老年性犯罪呈上升趋势。其实，老年犯罪与其他人犯罪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由于主体的特殊性，决定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犯罪的特点和社会危害性，也决定了同这一类犯罪作斗争的特殊意义。
2001年，笔者所在法院受理审结奸淫幼女（现均以强奸罪一个罪名定罪）、猥亵儿童案共19件，老年犯罪的5件，占26%.2002年，受理审结23件，老年犯罪的7件，占30%.2003年上半年，受理审结16件，老年犯罪的7件，占43%.由此可见，老年性犯罪率在我地（农村）上升较快，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经审理后分析，与60 岁以下成年人犯罪相比，这类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一、犯罪手段的非暴力性。在这类犯罪中，他们一般不与被害人或者其他社会成员发生正面冲突而直接使用暴力，大多选择了非暴力的方法。通常是利用被告人与被害人常具有亲戚关系或邻里关系，被害人年幼无知，其监护人没有预料到被告人会对被害人进行侵害，放心地让被害人到被告人家中或在外玩耍，被告人则用少量的钱、食物、放好看的录像等施以小恩小惠，诱骗被害人上当；或者利用被害人不敢向他人诉说的弱点，暗中秘密地对被害人进行侵害。如66岁的先某某就是以看电视为由将邻居5岁的幼女诱骗到自己床上对其实施奸淫；63岁的阳某某用两元钱买“猫耳朵”将同社4岁幼女奸淫。
二、所涉罪名的确定性。由于受老年人心理、生理条件及处于较落后农村地区的环境条件的限制，老年犯罪所触及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奸淫幼女和猥亵儿童。老年其他类型的犯罪，目前我县尚未发生。
三、被告人的犯罪年龄日趋高龄化，而相对的被害人的年龄却低龄化，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均是未成年人。19件老年性犯罪案件中，有8名65岁以上，其中罗某某奸淫幼女一案，罗某某作案时已高达79岁；余某某猥亵儿童一案，案发时余某某年满75岁。作案平均年龄为64.4岁。而被害人中最大的幼女13岁，最小的不到4岁，而往往在同一案件中又有多名被害人。如游某某与其孙女（其父母外出打工）同居一室，趁其孙女经常叫同学在家留宿之机，游对其孙女的多名同学实施猥亵和奸淫。
四、被告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全是农民，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1人，8人是文盲。
五、犯罪的预谋性。与中青年性犯罪相比，老年性犯罪更具有一定的预谋性，大多不是因为顿起淫心，往往与被害人都有过接触，以各种方式取得被害人的信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出手，犯罪比较诡密，如果不是被害人声张，一般很难侦破。其实，并不是被告人不知道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是一旦被侦破起诉，他们往往摆出一副等死的样子，装聋作哑，或翻来复去地说“我做了错事”，对犯罪事实则避重就轻。
老年性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多为未成年幼女或男童（部分为智力或精神类残疾人），社会危害性较大，究其犯罪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错误的需要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性功能有所衰退，但不会完全丧失，而且对性的欲望和兴趣能维持到相当高的年龄。现阶段广大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因此对精神生活的要求相应提高，性需要也就成为高龄期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很多人的老年期是阴郁的，特别是离婚、丧偶者，或终生未婚者，他们往往无性生活的条件，少数缺乏自制力，放纵自己的老年人，采用非法手段，满足性欲望，以致构成犯罪。如杨某某猥亵儿童一案，杨某某以性刺激和性满足为目的，不仅采用卑鄙下流淫秽的语言和行为，与三名男童相互玩弄生殖器，而且对三名男童进行了鸡奸。
二、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近年来，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沉渣泛起，屡禁不绝，特别是正以高速度向农村蔓延，使得农村男性老年对此现象不能正确认识，有的卷进这股浊流，而有的就铤而走险，将罪恶之手伸向幼童，踏上犯罪道路。如65岁的余某某终身未娶，与其80余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也从来没有性的体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受别人唆使，花二十元钱在一茶馆内喝“板板茶”，与一女子有了第一次性的体会，回家后仍想着这事，于是将邻居家5岁的女孩叫进屋实施了奸淫。
三、法制观念淡薄。我国现有老年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度里，头脑中很少有法制观念。进行普法教育以来，由于受文化水平低等条件的限制，接受法制教育的很少，许多老年人不仅是文盲，更是法盲。
四、社会及家庭伦理道德沦丧。农村文化事业的局限，使得部分老年人不能获得健康的精神食粮，以致个别老年人对善恶、美丑、荣辱等不能准确判断，导致伦理道德丧失。
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的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32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因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达10%，按国际上的标准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长趋势，老年性犯罪的现象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将呈上升趋势。由此要引起高度重视，建议：
一、司法机关要积极稳妥地处理老年性犯罪案件。除对犯罪分子要狠、准、稳地进行打击外，还要从引起老年性犯罪的原因、主观动机、客观环境等去分析，针对个案的实际情况定罪量刑。对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尽可能地考虑由被告人进行赔偿，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老龄化问题，努力创造条件，真正落实“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政策。在农村，应当将敬老院、老年活动室等地方办得更有特色，使这些地方能吸引农村老年人，让他们在这里能交心、谈心，做到心情舒畅，情绪稳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生在世皆有岁暮黄昏垂老之时，炎黄子孙要发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全社会要行动起来，让我们善待老年人，给老年人一方快乐的热土。
三、加强老年人法制教育。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老年人中知法、懂法的少，法盲较多。因此，应根据老年人的特征，采取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对老年人进行深入浅出的法制教育，使他们树立严格守法和依法办事的基本观念，让有不良行为方式和有不良倾向的老年人弃暗投明。
四、加强公民道德教育。趁贯彻“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东风，大力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人们形成缺德可耻、守法光荣、违法可憎的观念。同时，建立健全村规民约，让村民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
五、对幼女（童）要严加管教。纵观这部分案件，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或联系，且被害者为年幼无知者，因此，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幼女或幼童要加强管教，不让其单独外出，更不能随便接受他人的财物或东西，以免受诱骗上当。特别是父母均外出打工者，更应随时关注幼年子女的身心健康。
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对现存的社会丑恶现象，特别是卖淫嫖娼现象要坚决打击取缔、治理整顿。
转自：中律网
第四篇：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教师性犯罪的心理因素分析
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连会有律师，男，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大学法学教师，现为河北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河北省级文明律师事务所—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保定市火车站对面燕赵大酒店北门二层连会有律师办公室），同时具有律师资格证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连律师既在大学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又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在国家法学学术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较一般律师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了更好更扎实的条件。现为多家单位的法律顾问。连律师擅长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收集、调取证据、取保候审、质证、辩论等业务。座右铭为：诚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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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我得声明，在心理学方面我近乎一个白痴，在题目里用上“心理因素分析”这样的字眼，无非是想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
教师性犯罪，现在可谓成了人们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日前，中国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三部委就最近陆续发生的多起教师强奸学生的恶性犯罪事件发出通报，强调对事件相关责任人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其中，对教师性犯罪知情不报的教师，将要开除出教师队伍，永不录用。对于这种“教师性犯罪，同事知情要报”的强调，读完之后，笔者心情反倒更加沉重起来。如果不是有了太多知情不报的惨痛教训，有关部门又如何会做出如此决定？
就我所知，关于教师性侵犯、性犯罪的原因，现在人们普遍归结于畸形的师生关系即教师对学生的绝对权威和学校的管理等方面。因此，大多数人赞同从法制和学校管理方面解决问题。这固然没错，但未免过于简单，“脚疼医脚，头疼医头”，最终问题依然无法真正解决。其实，人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青年男教师的心理问题，特别是性心理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在性尤其是性心理方面，我们总是容易出现极端。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种种变态行为普遍存在，比如性骚扰就是例证。但我们却不敢或者不愿去面对它。这是一个大环境：我们的社会整体上缺乏对性、性心理，尤其是变态性心理的关注意识。试想，那些有性侵犯、性犯罪行为的教师如果在心理方面能够及时得到疏导，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悲剧可以避免。我们应该承认，教师不是圣人，普通人身上的动物性他们同样有。加上现在中小学教师生存压力大，道德素质参差不齐，存在心理问题的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我们怎么采取措施惩罚教师性犯罪，对于促使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教师个人的心理健康——却一点改变也没有。如此又如何能保证重惩之后没有再犯？血泪已经一次次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笔者以为，造成教师性侵犯、性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一些教师变态的性心理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师生关系的特殊性和学校管理方面的漏洞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心理方面的因素是最关键的。因此，要真正根本解决问题，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各大中小学校建立专门针对教师心理健康的组织，为教师心理健康提供咨询和服务。这才是长远之计。转自：中律网
第五篇：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 缓刑的适用之我见
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连会有律师，男，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大学法学教师，现为河北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河北省级文明律师事务所—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保定市火车站对面燕赵大酒店北门二层连会有律师办公室），同时具有律师资格证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连律师既在大学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又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在国家法学学术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较一般律师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了更好更扎实的条件。现为多家单位的法律顾问。连律师擅长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收集、调取证据、取保候审、质证、辩论等业务。座右铭为：诚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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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缓刑是对原判刑罚附条件的不执行。缓刑制度起源于英国，由英国法官希尔所创，1870年北美波士顿州颁布缓刑法，1889年布鲁塞尔国际刑法会议决定将缓刑作为一切犯罪行刑的制度，自此各国相继仿效。我国刑事立法首次规定缓刑制度的是1952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根据这个条例规定，宣告缓刑只适用于贪污犯罪，以后才逐渐推广适用于其他犯罪，且在审判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1979年刑法，对缓刑制度予以确认。现行刑法进一步调整了适用缓刑的条件，确立了缓刑期间应当遵守的事项，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的考察职能，完善了撤销缓刑的条件，从而更加体现了我国缓刑制度的特色。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对适用缓刑的条款规定得仍然比较原则，弹性过大，造成实际适用中随意、臆断和失衡。为此，笔者拟结合审判实践，对如何正确适用缓刑略陈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缓刑适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忽视适用缓刑的实质性条件，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率上升。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将孕妇、患重病、家庭生活困难、工作需要等作为适用缓刑的理由；而不注重分析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综合考证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不全面了解被告人回归社会后的改造环境。致使部分被宣告缓刑的罪犯，缺乏对社会的负疚感，不能珍惜对他们不予关押的宽大处理，在缓刑考验期内，违法违规，再犯新罪。从而严重损害了缓刑制度的信誉和功效。
2、对缓刑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刑罚具体适用的一种制度，是依附于原判刑罚而存在的一种执行刑罚的方法，认识不足。有的审判人员在评议案件时，对某个被告人量刑提出两个刑期，即适用宣告缓刑时，所判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相对较长。这实际上是将缓刑误认为是一个比有期徒刑或拘役较轻的独立的刑种，显然是错误的。
3、缓刑适用中利益驱动明显，将罚金刑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赖以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同一地区的各个家庭亦贫富不均，犯罪分子对财产占有量的差异很大，所以，犯罪分子对罚金数额的承受能力不尽相同。特别是先行羁押的被告人对财产刑的先予执行与否，完全取决于亲友。因此，罚金刑是否执行到位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被告人的悔罪程度。将罚金刑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极易误导“金钱万能”，诱发司法腐败。
4、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案件，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缓刑。这种把缓刑当作万能胶、缓冲器的和稀泥做法，严重地违背了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混淆了罪非罪的界限、处刑与免处的界限。
5、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当适用缓刑的而未适用，不该适用的却适用了，“人情缓刑”、“金钱缓刑”、“权力缓刑”屡见不鲜。这一不良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的尊严，使社会和个人双受其害，徒增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适用缓刑的条件
1、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适用缓刑的对象只能局限于罪行较轻的人犯。这一规定比较切合我国实际。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大多数犯罪最低刑度在三年以下，由于覆盖面大，能够充分发挥缓刑的功能。同时，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作为犯罪本质特征的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刑期的长短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相对应的。一般来说，被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对其宣告缓刑，把他们放在社会上监督改造，可以减少和避免监管场所中因交叉感染而造成恶性循环现象，鼓励他们弃旧图新，重新做人。而被判处高于三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罪行较重，社会危害性往往较大，则不宜放在社会上监督改造，因此，不适用宣告缓刑。在我国主刑中，管制是最轻的一个刑种，但由于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关押的刑种，为此，也就失去了适用缓刑的必要性。另外，笔者认为，适用缓刑的对象，刑度为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人民法院的宣告刑，而不是指刑法规定的法定刑。有些犯罪的法定刑虽然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如果罪犯具有法定从宽情节，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具备缓刑条件的，仍然可以宣告缓刑。
犯罪分子不是累犯，这是缓刑适用对象的排除条件，亦称为禁止性条件。累犯之所以不适用缓刑，是因为累犯主观恶性较深，不易教育改造，社会危害性较大，难以防止不致再危害社会。而缓刑则具有非监禁性、开放性和教育刑的特点，不仅要考虑社会安全的防卫，同时要考虑罪犯自身的可悔改程度。
2、犯罪分子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属于累犯，这只是适用缓刑时必须遵守的对象条件，但它并不意味着所有被判处这种特定刑罚的犯罪分子，都应当宣告缓刑。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必须是犯罪情节不很严重，主观恶性不深，并且具有悔罪表现。
犯罪情节是适用缓刑的基本因素。犯罪情节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文仅研究影响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我们通常将用以区别罪与非罪界限的情节称为基准情节；相对于基准情节，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主要情节有：情节显著轻微、情节轻微、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或情节特别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等。其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比照基准情节的法定刑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通常比照基准情节法定刑从重处罚或提高一个刑度处罚，部分犯罪（如侮辱罪、虐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则将其作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或情节特别恶劣则是比照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加重法定刑的根据。为此，笔者认为，犯罪情节较轻是宣告缓刑的适中条件，基准情节以及作为构成某种犯罪必备要件的情节较重、情节严
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是宣告缓刑的参考情节，即可以根据犯罪的动机、犯罪的手段、犯罪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犯罪造成的损害结果、犯罪侵犯的对象、犯罪人的一贯表现及犯罪后的态度等酌定情节，综合考虑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情节特别严重或情节特别恶劣的，则不能适用缓刑。
悔罪程度是确定罪犯的社会危险性的主要标志之一，所以，悔罪表现是宣告缓刑的关键因素。悔罪是指罪犯在认识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之后，自己对其做出否定评价。那么，如何认定罪犯的悔罪表现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认证：①坦白认罪。认罪是悔罪的前提，只有认罪才有可能真正悔罪。所谓认罪是指投案或归案后如实地、彻底地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则是认罪服法的最好体现。同时应当指出，被告人（罪犯）在交代全部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行为及性质进行辩解，不能据此认为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②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在关键时刻幡然悔悟，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状态。中止犯放弃犯意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之间悔罪是共同的，只是悔悟程度有别。③赔偿损失。罪犯在犯罪后能够积极赔偿由于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造成的各种损失，主动向被害人（被害人的近亲属）赔礼道歉，取得其谅解，一方面有利于钝化矛盾、稳定社会，另一方面也是罪犯认罪、悔罪的客观表现。④挽救损害。罪犯采取了防止犯罪结果的积极措施，但实际上并未能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如交通肇事犯肇事后，立即护送伤员去医院治疗，伤员经抢救无效死亡。这种挽救损害的行为，虽然不能视为犯罪中止，但这是罪犯悔罪的实际行动。⑤积极退赃。盗窃、贪污等罪犯案发后，积极退赃，既减少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减小了社会危害性，且表现了罪犯的悔罪决心。⑥遵守监规。罪犯自觉遵守羁押场所的规章制度，勇于与同监人犯的违法违规行为作斗争，体现了罪犯的悔罪态度。⑦检举立功。罪犯在羁押期间，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属实，或为司法机关依法侦破其他刑事案件提供重要线索，或者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罪犯的立功行为，都是罪犯的悔罪表现。
3、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宣告缓刑的推定条件。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宣告缓刑所期待的重要目标的宗旨，同时，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际上是指罪犯不存在再犯罪的趋势或再犯罪的可能性。认定罪犯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仅仅是一个可能性的预测。但是，这种可能性的预测不能主观臆断，应当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也就是说应当综合案件的各种情况和主客观因素，集中考察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这些主客观因素，主要包括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的情节和主观恶性，犯罪后的认罪、悔罪表现及外部社会改造环境的优劣。因此，具有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也是保证宣告缓刑的罪犯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关键因素和客观条件。所以，人民法院在作出宣告缓刑决定前，应当注意考察监管条件和教改环境，注意征求罪犯所在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和公安派出所的意见，注意落实社会帮教组织和帮教措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宣告缓刑，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实质条件、推定条件及排除条件是相辅相承的，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在审判实践中，一定要正确适用缓刑，既要防止滥用，也要防止该适用而不适用。
三、适用宣告缓刑的主要对象
下列对象，由于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小、教育改造容易，只要具有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有一定的悔罪表现，且不是累犯，原则上都可以考虑适用缓刑，以实现刑法设立缓刑
制度时所倡导的以教为主、惩教结合、立足于挽救的目的。
1、少年犯。一方面，由于少年犯生理上尚未完全成熟，智力发展尚不完善，人生阅历浅，辩别是非能力差，容易走上犯罪道理。另一方面，由于其世界观还处于形成阶段，可塑性大。对其宣告缓刑，借助家庭、学校及社会力量，容易教育、感化和挽救；同时可以避免在监狱中交叉感染、恶习加深、重新犯罪。但如果罪犯的监护人不愿监管或缺乏家庭管教条件的，则不宜宣告缓刑。
2、初犯、偶犯。初犯、偶犯大多数是由于法制观念淡薄，一念之差而失足犯罪，其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比较容易感化教育，接受改造，故一般可以宣告缓刑，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让其吸取教训，悔过自新。但对犯罪情节恶劣，主观恶性大，且无悔罪之意的初犯、偶犯，则不能宣告缓刑。
3、过失犯。过失犯罪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不大，如果造成的后果不很严重，又有悔罪表现的，则可以宣告缓刑。但对于过失犯罪后无悔罪表现的，如交通肇事后逃逸、案发后不能积极赔偿损失等，则不宜宣告缓刑。
4、从犯。从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不大，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故可适用缓刑。但对主观恶性大，犯罪情节严重的从犯，则不能适用缓刑。
5、胁从犯。胁从犯是指被胁迫、诱骗参加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地位，所起的作用较小，罪行比较轻，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如果对其减轻处罚，通常可以宣告缓刑。
6、预备犯。犯罪预备是一种不完整的犯罪形态。预备犯与既遂犯比较，预备犯的社会危险性相对较小。因此，对于普通刑事犯罪中的预备犯，如果犯罪情节不很严重，主观恶性不深且具有悔罪表现，依法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的，可以适用宣告缓刑。但对犯罪性质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主观恶性大的，则不能适用缓刑。
7、中止犯。犯罪分子在关键时刻幡然悔悟，中止犯罪，造成损害的，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一般情况下，可以适用缓刑。
8、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的肇事者。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都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出于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动机，主观恶性小，所以，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如果对其减轻处罚，可以适用缓刑。
9、自首者和立功者。自首和立功是犯罪分子悔罪的具体表现，因此，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10、精神障碍者和盲、聋、哑及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这类罪犯，如果犯罪情节不很严重，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对其宣告缓刑，依靠社会力量帮教监管，有利于减轻劳改机关的压力。
转自：刑事辩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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