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当代政治现象[推荐]

第一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当代政治现象[推荐]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当代政治现象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0-06-24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当代政治现象。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社会背景下，以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试点工作为资料背景，抽取党代表这个试点工作中的基本要素为研究样本，分析试点工作的经验与不足；分别从合法性、试点工作的实质、学理上存在的阻力和潜在动力等几个方面探讨试点工作不足的原因；从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思考进一步推进这项试点工作的社会动力。

关键词：党代表常任制、党内民主、合法性、社会动力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与党代表的常任制结合起来，形成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一个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发展的重大改革制度。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指，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后，在党的委员会任期内每年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行使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期间，党代表的资格继续有效，不再重新进行选举。也就是说，党的代表大会像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代表的权利也同人大代表类似。党的代表会议由党的委员会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听取和审议党的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告，讨论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对全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进行评议。对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我们党曾在八大党章中作过规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来。20世纪80年代初，中心有关部门又重新对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进行研究，并从80年代末开始，先后在十几个个市县区组织进行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马克思、列宁都主张年会制，年会制固然有利于实现党内民主，但是还有很大缺点；这种常任制和年会制结合，能够有效地弥补这些缺点，所以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的创造发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非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十分重视和倡导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有计划、有目的的展开此项试点工作。党的十六大政治告强调“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从而，此项试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的当代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本文试图把它放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的学理性分析，以求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它形成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动力。当然，鉴于社会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发现或重新发现“问题”的“答案”，而只是将“问题”“暴露出来”，本文力求摆脱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揭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过程中的某些推动或阻挠某一趋势的力量因素。

一、基本做法

全党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具有相对大的研究和探索空间。在这一方面，由于各地领导的心态不一，全党在这一方面的进程参差不齐。既有市、县市区、乡镇，也有大众企业、南宁卫生局等企业事业各单位。其中省辖市较少、县市区居中，最多者为乡镇一级党组织。一般地说，有三种类型：浙江等沿海开放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条件先行发展再实行试点的类型；四川等内陆省份开展试点工作与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同步进行的类型；陕西省等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基层组织迫于“人养不活”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主动开展了党委领导班子、党委书记的民主选举、竞选职位的试点工作，对当前进一步搞好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

第一种类型的基本做法。第一、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党员代表的素质，为发挥代表的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一是减少代表名额，提高代表群体的参政议政能力，有利于代表参与党内外事务。代表名额一般都比原来减少了20%以上，有的试点市县区以将 代表人数由300名减少到200名左右。如，四川省适当减少代表名额，调整代表结构，规定常任制代表的名额原则要低于上届非常任制代表人数的20%；绍兴市2003年党代会代表人数比上年党代会减少了20%；椒江市2003年党代会代表人数比上次党代会减少34%。同时，这两个市的代表群体在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分布状况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二是划小代表的选举单位。绍兴市党代会把市级机关和市直单位划分为83个选举单位，椒江全市共划分出104个选举单位，每个选举单位一般只产生1至2名代表。这样党员对代表候选人更为熟悉。也有利于代表与选举单位建立起——对应的关系。三是改进党代会的工作程序，让代表提前参与党代会的有关活动。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提前数天以代表团为单位组织当选的代表开展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向代表通党代会的主要议程；征求对党代会告，“两委”候选人建议名单的意见；提出履行代表职责的有关要求。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使代表的权利和义务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党组织有时间从容地处理某些突发事件，及时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使党代会开得更加顺利。

第二、确立党员代表在地方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绍兴市，这项制度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明确代表的任期与党委相同。赋予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权利和职责，主要的职责是：收集本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向代表大会和市委反映；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党的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群众的思想和生活等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党委和有关党组织提出工作建议和批评；根据有关规定，对党委成员实行监督；党委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委托党员代表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项调查。为了便于党员代表开展活动，给每位代表颁发了《党员代表证》，并规定了代表的活动方式。党员代表除了集中参加党内会议和市委组织的活动外，还可以在本选举单位内开展有关活动。二是划小代表团，为了使代表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加强对代表的治理和教育，按区域和工作性质将代表划分为若干个代表团。代表团在大会期间的职责是组织讨论，形成提案，酝酿人事问题等。平时各代表团根据需要可召开代表团会议，讨论党委提交讨论的问题；形成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提案；讨论本代表团所在区域和工作系统内的有关问题；提出工作建议。

第三、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定期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过去，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次党代会之间的间隔比较长。党代表大会难以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部署，做出决策。椒江市直接试行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市委、市纪委本年度的工作告，讨论决定本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及年度工作规划，讨论决定其他有关事宜等。绍兴市由于考虑到省辖市的范围比较大，从改革试点的角度出发，暂不实行年会制，但确定在两届党代表大会期间，再召开一至两次党代表全体会议。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监督，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机制，增强党的活力，2003年台州市向浙江省委请示，要求扩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省委同意台州市在全市范围内扩大这项试点，已经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椒江区继续深化，另7个县在2003年换届时试行，而现正处于届中的台州市本级和路桥区则到2005年换届时试行。

第四、大胆把试点工作引向省辖市。2003年8月19日上午，广东省首个地级市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中共惠州市委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挂牌。这标志着惠州党代表常任制开始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市委向全市每个党代表发出了《实行常任制，全赖你参与》的信和《党代表意见建议卡》，市委还依照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惠州的实际，在全国率先编辑了《党代表手册》一书，发给党代表学习使用。

第五、大规模全方位在乡镇铺开试点工作。迄今为止，江苏省已有100多个乡镇 推行党代会代表常任制工作，其中，如皋市委下发了《关于试行党员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意见》，已在全市23个乡镇全面试行镇党代表常任制；徐州睢宁县在2002年8月就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题会议进行认真研究，决定以全县16个镇党委召开党代会进行换届选举为契机，全面试行镇党代会代表常任制；宿迁市宿豫县乡镇试点工作也在2002年10月就已经全面铺开，等等。

第六、探索非常任党代表和常任制党代表共存的过渡办法。一是什邡市委按照《什邡市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行办法》关于常任制代表名额应低于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人数10—20%的规定，及时部署常任制代表确认工作，对全市81个直属党委、总支、支部提出明确要求。被确认的对象是市第十一届党代会正式代表和由于工作关系和代表结构需要，需重新选举增补的代表。代表初步人选书面向选举单位党组织提出自愿当市第十一届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代表的申请，并在党员代表会或党员大会上进行如何当好代表的公开承诺，并接受党员或党员代表无记名信任度测评。同时，凡有增选任务的党组织，都将按规定补选出常任制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党代表体制。二是江苏省泗阳县在所属23个乡镇全面试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制时，根据工作需要，补选部分党代表。考虑到维持党代表队伍的相对稳定性，补选党代表的人数基本控制在党代表总数的1/3以内。

第七、外企党员员工当选上常任制党代表。山东乳山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20名民营外资企业党员当选常任代表，外资企业的党员代表也是这次党代会的新成员。华隆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芳友是本届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作为外商独资企业的常任党代表。他将不只参加这一次会议，代表身份也不因这次会议的结束而结束，他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一样，任期5年。另外，2003年6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第十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青浦区赵巷镇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试行办法》，这标志着上海市党代会代表常任制试点工作也正式启动；后来通过的《中共天津市红桥区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常任制试行意见》和《红桥区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实施方案》，也表明天津市也正式启动了党代表常任制工作；并把落实党代表“审议权”，作为常任制党代表的一项最重要的权利。

第二种类型的基本做法。第一、形成了不同地区、层次和水平相结合的试点模式。如四川2003年大范围试行党代表常任制，初步积累了五种模式的经验，即市县乡三级联动型、县乡二级联动型、单一的县级常任型、单一的乡镇级常任型和企业党代表常任型。

第二、有重点、有突破地开展试点工作。四川将在全省条件成熟的地方，逐步地有组织地推广雅安市直选党代表的做法，并形成更大范围内试点，重点在市县两级的试点大格局。其中，四川省委组织部近日出台了《关于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行意见》。《意见》规定，党代表大会可以每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举行，审议当地党委、纪委的年度工作告，在换届期间选举当地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选举出席上级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的代表，听取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事项的落实情况和代表提出的提案、意见和建议的办理情况的说明，讨论确定当地党委认为需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其他事项。实行常任制的党代会代表可对本地的重要工作、重要项目和企业进行视察；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以提案的形式，或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质询的形式，对党员群众关注的问题和反映强烈的问题，向当地党委以及辖区内各级党组织提出提案或质询；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每年可组织代表对当地党委班子及主要成员进行一次测评，当地党委也应组织代表对重要部门和问题比较突出的单位进行评议和测评。《意见》还规定了党代会常任制的组织保障：党代表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代表的工作受党的纪律的保护。在权利保障方 面，《意见》规定，代表所提的提案、意见、建议由联络办转交给相关单位或个人；所涉及到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在6个月内给予负责的答复。代表所议定、质询、评议、监督的事项，一经当地党委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推诿或拒绝，不得对代表履行职权进行干扰，更不得打击复。

第三、省会城市开展试点工作。2003年9月，一是长春市朝阳区正式通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根据吉林省委及长春市委精神和长春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方案》的要求，朝阳区的“试点”工作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目前，试点预备阶段已经完成，开始了试点启动阶段，2003年12月至2006年底是试点深化阶段。二是广西南宁城北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始于1998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4年以来，城北区委通过制定《党代会代表常任制试行条例》、《常任制代表意见、建议处理办法》、《党代会代表活动暂行办法》来明确常任制代表的资格、权利、义务、职责，代表活动方式及日常治理。同时，赋予党代表包括检查权、表决权、选举权、质询权、监督权、评议权等；组织常任制代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12次；定期组织代表对党代会决议的落实情况和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视察；每年组织代表对处级领导干部进行测评，对城区中层干部的述职进行民主评议；代表每年向自己所在的党支部、选举单位的党员进行述职，告自己一年来参加代表活动的情况，今后履行代表义务、行使代表权利的打算等。

第四、选择有一定民主意识和民主经验的地方试点。2003年下半年，湖北省荆门市选择了省“两推一选”示范镇的杨集镇作为乡镇试点单位，试行了镇党委会讨论重大事项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的办法；从8月份开始，进行以“海推直选”镇党委书记、镇长，“两推一选”村党支部成员和直选村委会成员为主要内容的镇村两级班子换届选举工作。

第三种类型的基本做法。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在党的领导方式改革探索实践中，民主直接选举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和党员竞选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副书记的做法，这种直选和竞选的经验，为现在开展的党代表大会试点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案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直选和竞选乡镇党政领导班子这个创新做法，既不是上级领导部署的工作任务，也不是个别领导“秀”给他人看的“政绩工程”，而是党员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迫于“人养不活”的生存压力，自发开展的自觉自愿改革行动，并与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治理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咸安区委推出了一整套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即于2003年元月，在贺胜桥镇和横沟桥镇静静启动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两票”推选，竞争择优，交叉任职，机构精间，“四大家”合成“一家”，书记镇长一肩挑，党委政府原14个内设机构统一合并为4个办公室，各乡镇确定干部职能32-39人，“七站八所”与政府脱钩。一番大刀阔斧下来，全区乡镇机关干部由过去的690人精简到433人，其中领导干部班子成员由205人减少到108人，真正做到了减人、减事、减支。“海推直选”，使乡镇领导的“座椅”第一次如此直接地与群众的选票联在一起，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质的飞跃。的确，“这是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这场革命式的改革行动，为当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借鉴。

二、经验与不足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中，党代表起着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灵魂作用。假如党代表选不好，或者选准了但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则再好的领导制度、再好的领导体制都会走样变形、形同虚设。这一方面，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经验方面。一是党代表的任职资格。要求是本届党代表，也可以另行重新 选举新的常任代表，规定“被确认的对象是市第十一届党代会正式代表和由于工作关系和代表结构需要，需重新选举增补的代表。”对常任制党代表的文化水平做出了明确规定，农村代表原则上应具备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城区代表原则上应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二是党代表的产生方式。适当减少代表名额，一般都比原来减少了20%以上；划小代表选举单位，每个选举单位一般只选1至2名代表，便于党员对代表候选人的了解和监督；试行常任制后的代表全部由基层党组织差额选举产生，代表差额比例达到40%，有的还超过了50%。有的地方还采取了公开直选的方式产生党代表。三是党代表的法定权利、职责任务。制定《党代会常任制工作试行办法》、《党代表选举办法》和《党员代表制度的实施细则》，规定代表在选举、审议、评议、监督、建议五个方面享有充分的权利；在党代表日常行权方面均建立了相关运行机制：代表视察制度、代表提案质询制度、代表评议制度、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代表学习培训制度、代表考核制度等；规定选举单位1/3以上党代表或党员可以联名提出罢免他们代表资格的要求。规定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全镇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代表有权提出罢免案”。

第二，不足方面。党代表的职责和权利模糊，党代表和党代表大会、党委会、常委会之间的相互权力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权力的逆向运行行为仍存在。一是党委会给党代表布置调研任务。有的地方规定，党代表受党代表大会和党委的委托，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形成调查告，供党委决策参考。这种规定没有正确熟悉和处理党代表、党代表大会的决策功能，反把党委会的决策功能放大了，把党代表和党代表大会的决策功能变成了执行功能。所以建议改为，受党员群众或选举单位党组织的委托，党代表可以自行根据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作为党代表履行职责的手段和内容，并接受党员群众和选举单位党组织的监督和验收。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经党员群众或选举单位党组织的认可同意，可以另行接受区委、党代表大会常任组织的委托，开展若干调查研究，并向委托单位负责告。二是党委委员“上对下”式地联系党代表。有的地方建立了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制度，要求每位镇党委委员联系若干个党代表，每年至少谈心一次、家访一次，以加强对代表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这也搞反了党代表大会与党委会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党代表一旦常任，就意味着党代表将发挥参政议政的政治作用，不是党委委员主动联系党代表，做党代表的政治工作；而是党代表要主动联系党委委员，经常性开展谈心、调研工作，并要求和责成党委委员经常性地向党代表通有关重大事项，以征得党代表的意见。因为，党代表联系党委委员，可以把广大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议和意见向党委委员反映，以促进党委委员对基层情况的了解和把握，更好地制定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政策。总之，党委委员是党代表选举出来的，党代表可以代表党员将执政的权力交给党委会，也必须以适当必要的方式监督党委委员行使权力。至于党代表与党员群众、与选举单位的党组织的关系，也可以类推加以确定，即党员群众或党员小组、支部、总支和党委要经常性地与党代表保持工作联系，要求党代表如实汇情况、研究工作，并责成他们负责地把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议和意见向党委会作出汇，至少必须向党代表所联系的党委委员做通并备案在册。三是试点工作成了上级布置的检查任务。有的地方出台的《关于试行镇党代表常任制的意见》规定，将把党代表常任制的实施情况作为对各镇党建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年进行检查。看起来，这个规定是加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的有力举措，但从深层次来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部署的工作任务，而不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这样的改革，主动权完全操纵在上级党组织的手中，而改革的“主力军”——广大党员群众和基层干部却被动地跟着上级党组织的指挥棒乱转一气，其结果，必然不能达到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应有效果。四是党组织“规定”代表团团长人选。有的地方规定设立 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召开会议时间、活动内容由代表团长、副团长协商确定，等等。这些办法和规定没有充分地体现民主选举和党内竞选的基本原理，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党内民主精神是不相符合的。五是有意回避弹劾和罢免的程序。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党内民主的“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除极少数地方外，很多地方的试点工作中，对弹劾和罢免的程序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有的甚至是有意地回避。如某某县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某某县第十次党代会常任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全文六个部分共三十个条目，找不到弹劾和罢免的任何信息，诸如此类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办法”比例还相当大。党内民主建设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一个保证全体党员在有关党的一切重大问题问题上有最终决策权的运行机制。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依据，也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最终目标。在民主制度安排中，权力的授予者对权力接受者的约束和监督的最具威慑的力量就是弹劾和罢免——既然权力的接受者即受托方没有充分反映权力的授予者即委托方的意志和意愿，那么，委托方就有天然的权力收回先前基于错误信任而授予的权力。然后，基于新的信任，以民主选举和党内竞选的方式，重新确立权力的受托方。因此，弹劾和罢免是党员群众监督党代表、党委会、常委会，党代表监督党委会，党委会监督常委会的重要手段和制度保障。

三、主要原因分析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伟大探索，而且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互动的产物之一。因而，这项试点工作中的不足原因，不仅有党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笔者尝试从合法性、试点工作的实质、学理上存在的阻力和潜在动力等几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第一，没有充分熟悉到这项试点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维系“党的生命”的制度保障。以社会学的学术理念考量这句多少有些感性成分的断语，不难发现，党的生命是执政合法性的比喻表达。难以想象，一个缺乏执政合法性的执政党能够获得有效的政治生命。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有史以来把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到应有的高度——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勋、现实力量和远大理想足以提供可观的执政合法性，但是“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者都不会自动地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勿庸讳言，在党内，一些人“对‘合法性’这个用词感到迷惑”，因为“难道我们堂堂这么一个执政党还非法吗？还要去争取什么合法性吗？”这显然是对学理意义上“合法性”概念的误解，“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由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和‘适当性’”5】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所以，它强调的是一种“内心的同意”，即“心理认同”。联系到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不管这个政党所追求的理想是多么崇高远大，首要的就是它必须以某种制度形式得到自己成员的“心理认同”和“内心的同意”，如此才能动员党员接受并践行政党倡导的远大理想。也即，任何一种形态的政党都需要自己的合法性，执政党更是这样。在这一方面，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追求此一合法性的光荣历史传统，最为显著的就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因为，常任制下的党代表通过代表大会和其他方式的公开、自由讨论，最终达到“心理认同”和“内心的同意”；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制度形式能够如此构成政党自身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假如不以党的执政合法性为核心内容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其结果只能是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没有充分熟悉到试点工作的实质是权力的再分配和权力授受关系的再调整。一是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再分配、社会关系的再调整。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新形势下党内民主的完善和发展，也是党内权力的再分配和党内各阶层社会关系的再调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次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碰到很多的障碍。”不难发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扬党内民主肯定会对地方党委和党委领导成员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制约作用，地方党委有时也不愿意给自己套上个“紧箍咒”。所以，各级党委领导对推行常任制的熟悉程度也就决定了改革的深度。实行常任制后，势必会强化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内原有的三大会议制度的格局肯定会发生变化。原有党的领导程序、工作制度等相应也要发生变化，基于原有制度所产生的利益格局也需要调整，势必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还有少数人为了维护原有体制下过度集权的权力格局，打着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旗号，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借口阻拦党建改革，冠冕堂皇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二是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依据一定的民主理念对不同利益作出的制度性安排。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各种利益关系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表现。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可以充分利用“代议制”的形式调整党内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利益，协调党内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现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6600多万的共产党员不可避免地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每个阶层都有其自身利益需要诉求。必须充分考虑来自方方面面的利益，在党内充分表达、反复权衡，最终形成决策，这是党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的一项重要功能。同时，党内也存在利益团体，或是地方利益，或是部门利益，或是条线利益等。毛泽东在八大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党内利益团体关系的指导性文件9】党内权力的再分配，就是要改变当前党内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非凡是集中在主要领导手中等不正常的现象和体制。这必然要面对有权的一方即所谓的“权力精英”愿不愿意、以何种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稳妥地重新分配党内权利，改善当前的权力结构，协调党内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等棘手的问题。熟悉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个问题的艰难性，就不可能真正搞好当前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

第三，没有充分熟悉到试点工作的主要阻力来自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先进性显而易见。但是，“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一庞大的先进群体，并不是全部利益都整洁划一的。相反，由于各自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占有着不同质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使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不同利益群体。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根据各自所占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不同，可以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归十大社会阶层。这十大社会阶层均分布着广大的共产党员，即说明了共产党员的自身利益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是有区别的。而且，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治理者阶层”列入十大社会阶层的第一位，也即这一阶层占有着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政党的基本社会学规律”表明，“民主在经历了一种由优异分子统治的政府形式之后，最终变成一种贵族统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道德上，领导应该被认为是些最能干、最成熟一群。所以，他们有权力和责任将自己置于领导地位，不仅作为党的代表，而且作为能够清楚熟悉自我价值的个人担任领导职务。”因此，即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最轻易犯的错误是以权谋私、与民争利，最轻易失去民心的是腐败堕落，以至产生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作为改革，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一样，实质上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中国民主政治的特点是由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转变。对绝大多数‘党内精英’来说，这意味着权力的削弱。即使 绝大多数人能够主动意识到这种分权、让权的必要性，也仍然有一个感情上是否接受的问题。因此，最现实的方法，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选择：要么继续以老的方式行使权力，但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持续下降；要么放弃一部分权力，但这样会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只有在外部存在足够压力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才成为现实。由此而论，体制外民主是构成这种压力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我们要实行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要害就在于分解一部分“政治精英”手中过于集中但又不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权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以党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其他的合法形式“召回”属于党员群众、人民群众的权力。以有效防止出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这样一种实际上的“寡头统治”局面。

第四，没有充分熟悉到试点工作的主要动力是广大党员群众。民主的动力何来？民主的推进，有可能削弱一部分“政治精英”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讲，很难从“政治精英”内部找到民主的动力。实践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在具备足够的外部压力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目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过分强调自上而下，没有充分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没有充分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变成了不知结局的“常任制”演员。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领导，干脆把试点工作全部包揽下来，既不向人民群众、党员群众甚至一部分干部说明试点工作的理由、任务、程序、要求和结果，也不把试点工作的权利和义务交给人员群众、党员群众；只把它当作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既不向上告有关情况，也不向本单位有关工作部门保持业务联系，把试点工作当成了少数人联合攻关的严密的科学试验任务。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虽然很高，但苦于无法具体了解组织上的具体意图是什么，只能是跟着党组织的指挥棒“瞎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基本上处于服从、服务的配角地位。总之，不发动人民群众非凡是党员群众、而只依靠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策划的这场改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实践。因为无论结果如何，党内民主的成份仍没有增加多少。

四、培育和壮大试点工作的社会动力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要害在于根治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总病根”，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真实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因此，培育和壮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主力军”和“同盟军”，是搞好当前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全部的动力源泉，也是检验真假党内民主建设的试金石。

第一，积极开展党内宣传，尽可能地壮大改革“主力军”。一是党员享有的法定权利决定了党员是试点工作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党章》制定了“党员的义务、权利”内容，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党员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从党的法规的高度具体规定了党员权利：党员有权要求党的组织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务；参加表决的党员有表示赞成、反对的权利，也可以弃权；每个正式党员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等等。可见，假如在唯一执政党党内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不能保证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不能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对把握权力的人独立行使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党组织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那么，党内民主的所有内容都是空的。二是必须对广大党员群众“启蒙”党内民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和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的机制和制度。加之，在党执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因此，要大力宣传党内民主思想，切实开展好对广大党员群众的党内民主思想的教育、引导工作，把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的过程，当作党内民主思想启蒙教育的过程。这是决定党内民主建设，更是决定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成败的关键所在。

第二，开展党外宣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改革的“同盟军”。一是政治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社会与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变迁非凡是社会文化变迁对试点工作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促进、不可分离之辩证关系的体现。对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发展所形成的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执政党完全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发展资源和社会发展动力；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展不仅具有促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功能，而且具有增强执政党密切与社会关系的功能。二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必须取得群众的自觉与自愿。由于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民群众、党员群众习惯了旧有的权力模式，即使党内的“精英层”——领导阶层和学者阶层熟悉到这种危险并主动要求进行一场革命式的“权力改革”，假如没有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只能是孤军奋战。因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假如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本身实质就是“还权与民”，是对党内权力的再分配、对党内社会关系的再调整，是建设党内民主的伟大试验，必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非凡是党员群众。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任何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果断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三是适度地发动和组织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人民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能够把社会压力变成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支持力。相反，假如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之外，反而会激起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的不满和怀疑，人为地造成和加剧了党群矛盾，即把支持力变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观望、不满和怀疑的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就很轻易被放大，而且它与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也轻易被激化。假如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一批工作人员在那里忙碌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

第三，从思想上政治上确立以制度保障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行为观念。必须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从权力的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这确是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不容乐观的严重现实。一是认清体制不合理、不健全是党权力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痛恨那些丑恶的腐败分子的时候，也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一古脑儿地推卸到他们的头上。要知道，绝大部分的腐败分子所以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到万人景仰的领导干部岗位上，的确是曾经以自己的德与才，为人民群众做过这样那样的贡献的；不这样来看待腐败分子，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邓小平同志曾经为他们的下场作过最精辟、最准确，也是最客观、最有人情味的注脚：“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当然，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不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也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好，而是指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好；所以后来又断言：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死路一条，都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非凡是现行的党的领导体制“不好”。这也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最后不保晚节，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事业之腐败死路的最根本原因。有人说，假如他们有坚定的立场，有坚强的党性，等等，他们就不会有这个下场。这种分析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只靠一种理想和信念就能平安无事的治理天下，靠人们的思想而不是刚性的体制和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对于极少数领袖层次的非凡人物是行得通的，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或者是一般党员干部，则绝对是不合实际的。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他是一个社会的利益矛盾体，即使是“用非凡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也毫不例外。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假如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所以，人既然都有利益要求，那么，如何防止拥有人民赋予权力的党员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滥用职权呢？唯一的方法改进党的领导体制，从制度这个层面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地监控。其实，“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至“家长制”这个“总病根”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独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有英明的政治家诊断出共产党执政体制这一严重危害。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坦率指陈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严重弊病甚至危险，并与列

宁进行过多次信函讨论：“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室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没有对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如何进行政治统治进行过全面论证，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去解决身后新出现的革命与建设等课题。但列宁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实践中出现的这种政治权威的异化现象表示出了高度警惕：“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今天，我们党的执政体制仍不够健全，党内民主仍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这决不是简单依靠多设立一些监督和处罚机关，加大查处力度或者开展一场接着一场的“学习”、“教育”、“培训”等活动就可以持久见效的。二是全面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我国当前面临的全部危机，在于“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至是“家长制”这一“总病根”，没有得到正本清源式的彻底的根治。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心委员会。党的地方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实现党内民主的方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因为党内民主就是要从党的全部权力的源头上确保不被任何人“污染”。在当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就是探索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从权力的源头上遏制腐败，实践证实唯一有效的、现实可行的、渐进式好经验好办法。因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就是要把本来属于广大党员群众的权力，原原本本的归还给党员群众自己，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重新认清自己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地位，通过民主选举、党内竞选等方式，选出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谋利益的“政治代言人”，并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和机制，随时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以防止不被一些腐败分子一 有机会就有可能“偷”走并滥用的公共权力。

第四，正视和警惕党内民主的脆弱性。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革命，要发动广大党员群众正确熟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民主、坚持依法办事的关系，防止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蒙昧状态，确有必要在党员群众中，在基层党组织中，非凡是在农村的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好“启蒙”式的党内宣传，让广大的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切实认清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制度常任制的意义、方法、步骤、途径和目的，确保这场改革的健康顺利进行。“假如认为选民不能对于迫切的政治问题形成合理的判定，那么，为什么应该认为他们能够区分不同的领袖人物呢？人们根据什么认定选举的判定是正确的呢？假如选民能够评价相互竞争的领袖人物，那么，他们肯定就能够理解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实践和探索——从根本上说也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最为艰难的重大课题。

第二篇：福泉市推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做法与成效

——福泉市推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做法与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改进执政方式，提高领导水平，优化决策机制，夯实执政基础，我市积极探索，不断推进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淀了一定的经验。

一、基本情况

福泉市位于贵州省中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面积1688平方公里，辖9镇6乡2个办事处，总人口32万人。全市共有基层党组织483个，党员10179人。年初，我市在城厢、藜山两乡镇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工作中，采取“探索—总结—提炼—实践”的方法，狠抓工作落实，谋求方法创新，强力推进试点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全市推开常任制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目前，在两个试点的基础上，增加扩大了龙昌、黄丝、凤山三个试点范围。

二、主要做法

为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向纵深推进并力争取得新进展和成效，我市结合实际，重点在“三个着力”上下功夫：

（一）突出“四个抓手”，着力在强措施上下功夫

为确保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扎实深入开展，我市结合实际，突出“四个抓手”。一是突出联系指导抓手。明确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组织部长联系抓，加强试点乡镇工作指导，确保党代会常任制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试点乡镇党委成员分别联系指导各党代表小组开展代表视察、调研等活动，保证党代表小组活动开展取得实际效果。二是突出跟踪督查抓手。市委党建办定期对试点乡镇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督查，查看党代表作用发挥、查看试点乡镇党委重视程度、查看代表活动开展情况等，确保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克服搞形式，走过场。三是突出宣传造势抓手。为营造氛围，推动工作，城厢镇切实安排经费建设固定巨幅宣传广告牌。藜山乡多形式举办党代表理论知识培训会，张贴标语、下发资料，深入宣传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重要意义，争取党员群众支持，夯实群众基础。四是突出激励考评抓手。对代表履职情况进行述职考评，强化代表履职意识。

（二）建立“七个制度”，着力在强机制上下功夫

为保证常任制代表职权充分行使，积极履职，发挥作用，促进常任制试点工作迈向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强化制度创新，完善机制建设。一是建立党代表年会制度。听取、审议“两委”报告；选举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出席上级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的代表；讨论本级党委认为需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其它事项等。二是建立党代表提案、提议制度。两个试点乡镇都制定了党代表意见、建议处理办法。明确了意见、建议办理时限。三是建立党代表活动制度。明确了代表活动范围、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次数，并对代表开展活动情况进行总结评比，鼓励调动代表为社会发展献策献力。四是建立代表述职评议制度。党代表在任期内至少向原选举单位作一次述职，并接受批评。五是建立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重点开展党委成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三联”活动，切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排忧解难，架通“党群”连心桥，密切联系党群干群关系。六是建立代表学习培训制度。两个试点乡镇结合各自实际，采取集中培训、召开经验交流会或组织外出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对党代表进行培训，提高了代表素质，增强了代表履职能力。七是建立代表视察调研制度。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将代表按区域和行业（系统）组成代表组，定期组织代表对重点、热点问题等进行实地考察和专题调研。上半年，城厢、藜山两个试点乡镇以不同形式培训党代表50余人次；组织代表外出参观学习2次；深入学校、村级组织、辖区企业、农村调研2次；走访慰问贫困党员、贫困群众、孤寡老人共25人，与48户贫困党员群众实施结对帮扶，落实慰问、帮扶资金10余万元；收到代表意见、建议12件，已办理办结10件，有2件正在办理落实中。

（三）深化“六个一”活动，着力在强载体上下功夫 两个试点乡镇在制定完善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党代表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形式，不断丰富、深化党代表活动内容，积极创新活动载体，力求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取得实效。具体在“六个一”活动上加以落实。一是要求试点乡镇联络办公室设立一个意见箱。方便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反映社情民意、对同级党委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党委对不能处理和权限以外的党代表意见、建议要及时整理、上报上一级党委。二是要求每个代表提一条合理化意见、建议。每一位党代表每年至少向同级党委提一条意见、建议。上半年，两个试点乡镇共收集到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12条，其中被采纳12条。三是要求每个代表组每年组织开展一次代表活动。目前，两个试点乡镇代表活动开展正常。四是要求每个代表组写一篇调研文章。主要针对代表组在开展调研活动的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报同级党委或上级部门。五是要求每个机关党代表结对培养一名农村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农村科技致富能手进入党组织，切实解决农村党员发展难问题，进一步提高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优化农村党员队伍结构，增强农村党员“双带”后备力量。六是要求每个党代表承诺为民联系、督办一件实事。根据每个代表自身实际，积极承诺为民联系、督办一件实事，为民排忧解难。目前，两个试点乡镇共有7名代表从各自实际出发，为群众承诺办理实事10余项，其中有9项已兑现。

三、工作成效

半年来，福泉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成效明显。具体体现在“两个提高”“两个促进”“两个增强”上：

（一）提高了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代表在本届党委任期内每年都有机会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进一步增强了代表履行职责的政治责任感、光荣感，“任满一届，干好五年”，充分发挥其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向前发展。

（二）提高了党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两个试点党委对本乡镇的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等各方面所作的重大决策，积极邀请部分党代表列席会议,参与决策，促进决策实施准确化科学化。

（三）促进了党内监督机制的完善和监督渠道的拓宽。一是形成了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制度监督、会议监督多位一体监督体系，促进了党员领导干部勤政廉政；二是有利于党代表对党委班子和成员做出客观评价，促进政绩优化；三是有效推进党员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工作作风转变。

（四）促进了党委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党代会精神较好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保证党代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威性。

（五）增强了“三个文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态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党代表能在会前、会中、会后参政议政，献计出力，有力地促进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如城厢镇试行党代会常任制5个月多来，该镇经济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比增长18%；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13.8%；农民人均收同比增长11%。精神文明建设、整脏治乱、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藜山乡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后，紧扣发展主题，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努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民得到实惠，全镇形成了种植业、畜牧业、加工业等齐头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六）增强了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在未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前，党代表作用发挥途径不多，对本乡范围内，包括党内的重大事务和有关情况信息不太了解。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后，代表意识和党性观念进一步强化，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增强，在带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这意味着党代表在闭会期间仍然有党代表的头衔和执行党代表的责任，更好地发挥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作用。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就是将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非常任制改为常任制，改变党代表仅在党代会期间发挥作用的局限性，从制度上充分保障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和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凤翔作为全省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县，在试点工作中，坚持以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为核心，按照“制度先行，机制创新、保障有力、规范运行”的工作思路，从如何发挥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作用入手，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创新形式、完善机制，取得了初步成效。

基本做法

构建四大制度体系保障规范运行。一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体系。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凤翔县代表大会常任制度》，对县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义务、考核、纪律、权益保障及县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职权，议题的提出和表决，决议的实施都作了详尽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使党代表常任制工作迈上了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二是发挥党代表作用的制度体系。围绕党代表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建立完善了《党代表学习培训、视察调研制度》、《党代表“三联三促”工作制度》、《党代表建议书办理制度》等制度，明确党代表在党代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县党代办收集整理后，转交有关党委（组）或单位办理。三是扩大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修订完善了《县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县委全委会议事规则》，对常委会、全委会之间的权责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同时积极探索民主决策的有效途径和形式，建立了县委委员、县党代表列席有关会议制度，决策咨询和听证制度。县委作出重大决策前，都要充分听取党代表的意见、建议。县委召开全委会和常委会都要邀请一定数量的党代表列席。四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体系。通过制定《县委全委会对乡镇党政正职和县级党政部门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公开选拔副科级领导干部办法》、《干部推荐责任制》、《干部考察责任制》、《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等，在干部选拔任用的每个环节，都引入了监督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开性和科学性。

探索九种活动形式发挥代表作用。按照“小型、多样、务实、有效”的原则，组织开展了专题调研、通报会议、“双列席”、“双向评议”、“六个一”、科级班子及成员考察考核等六个单项活动，探索出了党内情况通报和情况反映、县委委员与党代表定向联系、重要决策征求代表意见、定期开展调研、党代表经常性联系群众、提出建议书、组织党代表进行述职、开展视察活动和开展“三联三促”活动等发挥代表作用的九种形式。通过开展“三联三促”活动，发挥代表作用。即：一个党代表联系一个基层党组织，促进其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个党代表联系一名普通党员，促进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个党代表联系一名贫困群众，促进其早日脱贫致富。董家河乡董家河村贫困户吴海在县党代表、村党支部书记胡宝庆的协调帮助下，拿到了他期盼已久的8000元小额贷款购买奶牛，发展奶牛养殖业，逐步走上了致富道路。据统计，全县257名党代表共联系党员326名，贫困群众480多名，办实事、好事120多件，受到了干部群众的欢迎和称赞，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创新六项保障机制落实代表权利。一是选举机制。对党代表产生的条件、方式、程序都做出明确规定，赋于党代会履行届中县委委员的补选，出选市党代会代表的选举等职权。二是监督机制。一方面是由党代表监督同级党委和基层党委，实现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规范化；另一方面，党代表也要接受监督和评议，形成党员→党代表→党代会的合理的、科学的、民主的梯次结构。三是激励机制。在全体党代表中开展评选先进活动，通过评选表彰先进典型，不断激励党代表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四是培训机制。定期对党代表进行政治素质和议政能力培训，组织部分党代表外出参观学习，提高了党代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了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履职能力。五是罢免机制。对党代表职务的撤销、罢免、辞职等都做出具体规定，形成优胜劣汰的进出机制，始终保持党代表的先进性。六是保障机制。通过《常任制度》，要求全县各级党委和有关党组织，必须自觉接受代表的视察检查，无条件办理好党代表的建议书。同时，将代表活动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用制度方式保障党代表的权益。

初步成效

提高了县委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利于集纳民意，聚集合力。党代表通过联系群众，广泛征求意见，以及专题调研，建言献策等活动，多渠道地参与县委决策，建立起了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拓宽了广大党员表达意见和参与党内重大项决策的渠道，使县委工作更加民主化、科学化。

巩固了党的代表大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党的观念。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以后，党代表资格是常任的，县委对代表资格审查特别重视，最后被确认的都是素质好、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代表，而且代表们在大会前的活动和大会期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表现了很强的参政意识和参与能力。同时，通过召开党代表大会表决党的决议，使党的代表大会真正行使谋全局、管大事、把方向的职能，党的代表大会的领导地位显著增强，有效强化了党的观念。

彰显了党的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县委和党代表的自身建设。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以后，县委在年会上要做《工作报告》接受代表审议。代表也经常向选举单位的党员汇报自己履行职责情况，听取党员意见。这样，一方面把县委领导成员的行动置于党员及其代表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也把党代表置于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加强了代表对地方党委的监督，改进了县委的工作作风，同时也加强了党员对代表的监督。县级领导干部坚持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受到了群众的普遍好评。

保障了党代表的权益，巩固了党代表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代表通过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参与县委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在党代会闭会期间，代表参与本活动组有关活动、联系党员，使代表的权益得到了保障，从而增强了代表的工作积极性，巩固了党代表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党代表和农村党员中树立了“不能干事创业的党员不是好党员，不能带头致富的村干部不是称职干部，不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基层组织不是坚强组织”的观念，激发了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积极性，有力的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党代表实行常任制，便于县委的重大决策，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及时通过代表反映，加强了县委与广大党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密切了党群关系。在2005年年会上，有十多名党代表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建议后，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在深入调研、外出学习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了“三抓两减一保障”的工作机制。三抓，就是抓旗帜工程、抓素质工程、抓基础工程，两减少，就是减少行政村、减少村干部职数，一保障，就是落实村干部报酬。

几点建议

宣传引导要到位。由于在闭会期间组织代表活动还处于探索阶段，社会上和党内一部分同志对其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不甚了解，认识上也不尽一致。因此，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板报等载体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让更多的党员和群众懂得探索党代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的意义，了解其发挥作用的载体和途径。

代表素质要提高。闭会期间组织代表开展活动，赋予了党员代表更为重要的工作职责。因此，在党代表产生之前，要明确其任职资格；在代表产生过程中，要建立一套科学的代表遴选机制；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代表培训机制，侧重加大对基层一线代表的履职能力培训力度，保证代表闭会期间作用的发挥。

活动开展要经常。一要经常探索活动载体，为党代表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提供舞台；二要经常组织代表活动，组织代表开展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征询意见等活动；三要切实推行党代表质询、培训和视察调研等制度，进一步提高党代表的政治地位，切实发挥作用。

职责定位要准确。人代会、政协会实行的都是年会制，其代表、委员都是常任的，而且部分代表委员与党代表有交叉，因此常任制党代表必须处理好与之关系，工作重点必须有所侧重，否则就会重复劳动，影响闭会期间党代表作用的发挥。要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渠道，避免和减少县委决策失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提倡互相学习，适当组织党代表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开展活动，在共同学习中提高自身能力，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奉献力量。

机构设置要配套。既然代表是“常任”的，发挥作用是“经常”的，作为指导和协调机构，党代会常任制联络办公室应该是“常设”的而非临时的，同时配备必要的人员编制和办公经费，这样更有利于保障活动的开展和代表作用的发挥。

（二）主要成效

1、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更好地发挥了党代会的最高决策和监督作用。试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党代表常任制，在更大范围内、更直接地体现全体党员意志，根本改变党代表只能在有限的几天内发挥作用的状况。加强了县委与党代表的沟通，强化了县委的领导核心地位，有力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

2、扩大了党内民主，提高了县委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试行党代表常任制后，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可以及时对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决策。同时通过建立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制度，开展征求意见、专题调研和旁听党委会议等活动，让代表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渠道参与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建立起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大大提高了县委工作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3、强化了民主监督，建立了党内良好的监督机制。永福县委制订了《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意见》、《党代会常任制监督实施细则》等制度，加强党代表对县“两委”班子及成员、县委任命或提名任用的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通过加强党内监督，从而大大推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增加其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促进了县委的各项工作。

4、增强了党代表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了党代表的作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后，党代表在会议期间履行职责，积极向县委提交议政案、建言献策，发挥了参政议政作用。在闭会期间，县委开展向党代表征求“金点子”活动、视察调研活动、联系党员活动、党内情况通报及质询、评议等活动，使代表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党内事务，为党代表作用发挥提供了平台，提高代表工作积极性，增强党代表的荣誉感、使命感。

5、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开展“三联系五带头”活动，形成了县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三级联系链，在党组织与党代表、党代表与党员、党员与群众之间建立起了广泛联系的桥梁，党代表在党员和群众中的威信明显提高，从而大大增强了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随着党代会的结束，随之出现了“党代表代表意识淡化”、“党代表不知发挥什么作用”、“怎样才能发挥作用”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

强化代表意识

强化党代表的代表意识，是代表作用有效发挥的基础。具体要做到“三破三立”，使“党代表作为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一是要破除“党代会闭幕代表作用终止”的观点，树立长期的代表意识。党代会闭幕并不意味着代表作用的终止，而应是代表作用有效发挥的开始。二是要破除“党代表就是参与选举”的观点，树立广泛的代表意识。党代表是经过广大党员层层推选产生的，是广大党员、群众的代表，具有代表性和作用发挥的广泛性，凡是与党员、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都应是党代表所时时关注的。三是要破除“党代表只能在党代会上发挥作用”的观点，树立多渠道发挥作用的意识。

完善工作载体

完善活动的形式和载体，是代表作用有效发挥的手段。一是要通过落实代表学习制度，保证代表素质与时俱进，体现先进性。党代表要坚持不断地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要加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切实通过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党的委员会尤其是组织部门要及时向代表提供学习资料，有针对性地、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学习，保证代表素质与时俱进。二是要通过建立落实定期召开代表会议制度，保证代表监督权的落实。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党代表会议制度，坚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有全体党代表参加的党代表会议，听取党委工作报告，全面了解党委工作。党的委员会要认真负责地向党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和下年的工作安排，接受党代表的审议和监督。三是要通过建立落实代表视察工作制度，保证代表视察权的落实。要经常组织开展视察活动。党代表视察工作要放眼党委全面工作，着眼群众关心的重大决策实施、重点项目建设等关键问题。在视察中，党的委员会要积极支持，该汇报的汇报，该说明的说明，保证让党代表在视察中了解真实情况。四是要通过健全落实代表评议工作制度，保证代表评议权的落实。要紧紧围绕党代会的目标任务的落实、事关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重大事项和热点难点问题等开展评议工作，评议中要做到每项评议都要有评议的结果和反馈意见，每次评议都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委员会要做好工作汇报，自觉接受评议，并要在评议后，根据代表评议结果及时拿出具体整改意见，保证评议工作真正有效开展。

理顺条块关系

理顺条块关系，是代表作用发挥的保证。一是要健全代表工作组织领导机构。代表工作能否正常开展，健全组织领导机构至关重要。各级党委都要建立代表联络部门，具体负责代表各项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和党代表的日常管理，保证代表活动始终处于有组织的态势。二是要对代表进行合理编组，分块管理。各级党代表数量众多，又来自不同行业和各条战线，不进行合理编组，作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要结合省、市、县、乡代表的层次和农村、县直的关系，实施省、市、县、乡四级党代表合理搭配，乡镇代表按地域编组，县直党代表按系统编组，并明确每个代表小组的组长，具体负责召集和组织本组代表的活动，保证党代表活动有序进行。三是要理顺关系。代表联络部门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党委要积极支持，密切配合党代表联络部门的工作。上级党代表联络部门组织领导下级代表联络部门和各代表小组工作。每个党代表小组都是一个独立的活动团体，在征得代表联络部门的同意后，可以独立开展代表活动

第三篇：福泉市推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做法与成效

福泉市推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做法与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改进执政方式，提高领导水平，优化决策机制，夯实执政基础，我市积极探索，不断推进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淀了一定的经验。

一、基本情况

福泉市位于贵州省中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面积1688平方公里，辖9镇6乡2个办事处，总人口32万人。全市共有基层党组织483个，党员10179人。年初，我市在城厢、藜山两乡镇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工作中，采取“探索—总结—提炼—实践”的方法，狠抓工作落实，谋求方法创新，强力推进试点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全市推开常任制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目前，在两个试点的基础上，增加扩大了龙昌、黄丝、凤山三个试点范围。

二、主要做法

为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向纵深推进并力争取得新进展和成效，我市结合实际，重点在“三个着力”上下功夫：

（一）突出“四个抓手”，着力在强措施上下功夫

为确保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扎实深入开展，我市结合实际，突出“四个抓手”。一是突出联系指导抓手。明确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组织部长联系抓，加强试点乡镇工作指导，确保党代会常任制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试点乡镇党委成员分别联系指导各党代表小组开展代表视察、调研等活动，保证党代表小组活动开展取得实际效果。二是突出跟踪督查抓手。市委党建办定期对试点乡镇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督查，查看党代表作用发挥、查看试点乡镇党委重视程度、查看代表活动开展情况等，确保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克服搞形式，走过场。三是突出宣传造势抓手。为营造氛围，推动工作，城厢镇切实安排经费建设固定巨幅宣传广告牌。藜山乡多形式举办党代表理论知识培训会，张贴标语、下发资料，深入宣传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重要意义，争取党员群众支持，夯实群众基础。四是突出激励考评抓手。对代表履职情况进行述职考评，强化代表履职意识。

（二）建立“七个制度”，着力在强机制上下功夫

为保证常任制代表职权充分行使，积极履职，发挥作用，促进常任制试点工作迈向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强化制度创新，完善机制建设。一是建立党代表年会制度。听取、审议“两委”报告；选举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出席上级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的代表；讨论本级党委认为需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其它事项等。二是建立党代表提案、提议制度。两个试点乡镇都制定了党代表意见、建议处理办法。明确了意见、建议办理时限。三是建立党代表活动制度。明确了代表活动范围、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次数，并对代表开展活动情况进行总结评比，鼓励调动代表为社会发展献策献力。四是建立代表述职评议制度。党代表在任期内至少向原选举单位作一次述职，并接受批评。五是建立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重点开展党委成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三联”活动，切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排忧解难，架通“党群”连心桥，密切联系党群干群关系。六是建立代表学习培训制度。两个试点乡镇结合各自实际，采取集中培训、召开经验交流会或组织外出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对党代表进行培训，提高了代表素质，增强了代表履职能力。七是建立代表视察调研制度。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将代表按区域和行业（系统）组成代表组，定期组织代表对重点、热点问题等进行实地考察和专题调研。

上半年，城厢、藜山两个试点乡镇以不同形式培训党代表50余人次；组织代表外出参观学习2次；深入学校、村级组织、辖区企业、农村调研2次；走访慰问贫困党员、贫困群众、孤寡老人共25人，与48户贫困党员群众实施结对帮扶，落实慰问、帮扶资金10余万元；收到代表意见、建议12件，已办理办结10件，有2件正在办理落实中。

（三）深化“六个一”活动，着力在强载体上下功夫

两个试点乡镇在制定完善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党代表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形式，不断丰富、深化党代表活动内容，积极创新活动载体，力求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取得实效。具体在“六个一”活动上加以落实。一是要求试点乡镇联络办公室设立一个意见箱。方便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反映社情民意、对同级党委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党委对不能处理和权限以外的党代表意见、建议要及时整理、上报上一级党委。二是要求每个代表提一条合理化意见、建议。每一位党代表每年至少向同级党委提一条意见、建议。上半年，两个试点乡镇共收集到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12条，其中被采纳12条。三是要求每个代表组每年组织开展一次代表活动。目前，两个试点乡镇代表活动开展正常。四是要求每个代表组写一篇调研文章。主要针对代表组在开展调研活动的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报同级党委或上级部门。五是要求每个机关党代表结对培养一名农村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农村科技致富能手进入党组织，切实解决农村党员发展难问题，进一步提高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优化农村党员队伍结构，增强农村党员“双带”后备力量。六是要求每个党代表承诺为民联系、督办一件实事。根据每个代表自身实际，积极承诺为民联系、督办一件实事，为民排忧解难。目前，两个试点乡镇共有7名代表从各自实际出发，为群众承诺办理实事10余项，其中有9项已兑现。

三、工作成效

半年来，福泉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成效明显。具体体现在“两个提高”“两个促进”“两个增强”上：

（一）提高了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代表在本届党委任期内每年都有机会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进一步增强了代表履行职责的政治责任感、光荣感，“任满一届，干好五年”，充分发挥其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向前发展。

（二）提高了党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两个试点党委对本乡镇的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等各方面所作的重大决策，积极邀请部分党代表列席会议,参与决策，促进决策实施准确化科学化。

（三）促进了党内监督机制的完善和监督渠道的拓宽。一是形成了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制度监督、会议监督多位一体监督体系，促进了党员领导干部勤政廉政；二是有利于党代表对党委班子和成员做出客观评价，促进政绩优化；三是有效推进党员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工作作风转变。

（四）促进了党委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党代会精神较好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保证党代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威性。

（五）增强了“三个文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态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党代表能在会前、会中、会后参政议政，献计出力，有力地促进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如城厢镇试行党代会常任制5个月多来，该镇经济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比增长18%；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13.8%；农民人均收同比增长11%。精神文明建设、整脏治乱、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藜山乡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后，紧扣发展主题，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努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民得到实惠，全镇形成了种植业、畜牧业、加工业等齐头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

（六）增强了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在未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前，党代表作用发挥途径不多，对本乡范围内，包括党内的重大事务和有关情况信息不太了解。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后，代表意识和党性观念进一步强化，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增强，在带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市委党建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