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所长在2005年神经所年会上的讲话

第一篇：蒲慕明所长在2005年神经所年会上的讲话

蒲慕明所长在2005年神经所年会上的讲话（2005年11月26日）

大家好，今天是神经所2005年年会，像往常一样，我先讲几句。先谈谈神经所2005年的发展。总的来说我们所2005年进展非常好。评估一个研究所的发展首先就是看它的科研产出。我们过去这一年的产出是建所以来最好的一年。在《神经科学杂志》以上的杂志共发表了十篇论文（包括徐天乐组前几天发表在Neuron上的文章）。单从论文质量来看，我们可以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看研究所发展状况的另一个标准就是这个所PI和学生的招聘情况。是不是有很多人来申请神经所PI的职位，是不是很多学生希望进神经所。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的进展也不错。神经所在开始的头几年，由于成绩还没有表现出来，并没有很多海外学者有兴趣来应聘。从2003年开始申请人数大大上升，在这二个月，我们就要面试五位PI候选人。神经所的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动态保持30个研究组，我们现在是15个组。大家也许注意到，神经科学领域很广，为什么我们现在招聘的PI多数是细胞分子神经生物学领域的？这主要是因为这几年我们招聘的条件不是依据研究领域，而是依据应聘人的科研水平。国外高水平的细胞分子领域的研究人员多，所以来应聘的这个领域也多。等我们到了二十个研究组以后，就要考虑哪些研究领域我们需要加强，较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领域招聘。这是我们发展的策略，这样才能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研究所。另一个好的进展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学术评审制度，每个研究组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定期的评审，研究员是每四年一次，高级研究员是每六年一次。能坚持真正做到严格的学术评审的国内研究所是不多的，我们可能是做得最彻底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做下去，还要做得更好。严格的评审制度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退出机制，就是对因不愿意参加评审或者评审未通过等种种原因而离开神经所的，我们建立了很好的退出机制。比如我们允许学生、仪器设备都可以带到新的单位去，这样就建立和推动了一个良性的流动机制。按正常理解所有的仪器设备都应属于研究所，过去惯例是人走空着手走，这对他重新建立实验室继续研究工作是有很大阻碍的，对国家资源也是一个浪费，因为留下来仪器设备相当部分很可能是其他组用不上的。所以我们制定出一个公正合理的退出机制，这是我们经过很多努力才做到的，也是我们建所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在国内呆久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最后我觉得神经所的发展很关键一点就是我们的行政支撑系统，办公室人员对提高我们所的工作效率、推动各种工作、打破国内旧的各种框框做了许多努力，这是非常难得的。没有我们行政、支撑人员我们这个所是办不好的，我们应该谢谢我们各个办公室和公用实验室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众鼓掌！）。一流的研究所的标准

现在国内外对神经所的评价很高，随时都有许多神经科学家、访问团来访。神经所好在哪里？国内常常说要建立国际一流的研究所、办国际一流的大学，国际一流到底是怎样一个标准？我个人认为第一、就是看科研水平,这个所每个实验室发表顶尖杂志文章的平均数,出来的文章是否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第二、就是我刚刚讲的招聘情况，进我们所的PI是什么水平，在国外是什么单位在跟我们竞争？第三，我们有多少PI被他们所在领域的重要的国际会议邀请做大会报告？假如我们以这三个标准为准，我们在国际上是怎样一个地位呢？大家不是喜欢排名吗？我自己估计，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每一年都能做到像今年这样，我们是可以与美国前四十名大学竞争的。假设前20名是一流的话我们还没达到一流，如果你认为前40名是一流的话，那我们可以算一流，这是非常粗的估算。发展中的不足和期望目标

下面再说神经所发展中的缺点。第一是我们这里的科研骨干，也就是我们的组长们还比较年轻，大多数是起步不久。而在国际上已经有一定地位的组长很少。一般一流研究所和大学都有一大群资深的教授，年轻反而是少数。我们下五年、十年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组长能够在国际上成为他们所在的领域的知名学者。大多数组长是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与国外的一流研究所相提并论。要做到这点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假如一个组长和他的实验室在这个领域能连续性每年都有好的文章出来，持续五年、十年，大家就会注意到他，国际大会也会邀请他去做大会报告，这样他就成为国际知名学者。上面这个目标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做得到的。但对神经所来说比较困难的目标是有突破性的重大科学发现，能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大家不只是公认你是一流学者，而且把你看成领袖人物，能做到这样才能真正奠定我们神经所在国际上的地位。你们看Harvard、Caltech、Berkeley、Stanford这些学校都有几个这样的人物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的目标我们只能期望，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们一定能够有重大突破。只有当我们多数的实验室能达到刚才讲的一流水平，产生具有突破性的重大科学发现的可能性才会大大增加。时间久了总会有重大科学发现。要达到这个目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钻研重大问题。

我举个例子，英国的Cavendish实验室，也就是DNA双螺旋发现的地方，在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世界科学的主要中心，物理学和结构生物学发展的许多重大成果都是从Cavendish实验室出来的。进去的年轻人一个个变成大科学家，许多成了诺贝尔奖得主。那些年轻人都是天才吗？Cavendish实验室选人都选得那么准吗？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进去都变成一流的科学家？Cavendish实验室那个环境到底有什么特别？我觉得不是那里的仪器设备特别好，也不是那里的“大师”特别聪明，脑筋特别灵，出的题目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环境给所有进Cavendish实验室的年轻人一个信心。自己建立了信心，持久下去就会有重大发 现。这种信心是由Cavendish实验室的传统风气形成的，以前进这个实验室的人都能做到，那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建立了信心。还有大师对他的期盼，他对自己的期盼。信心和期盼成就了Cavendish实验室辉煌的历史。要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就要做重要的问题。重要问题大家都知道，并不是只有那些大师知道，外面的人也知道，但为什么外面的人做不好？因为别人没有那样的信心和胆识去做，而在Cavendish实验室你就可以去做。一篇新的、写得好的综述就会告诉你哪些是重要问题，每个领域都有一大堆重要问题，尤其是神经科学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你不要挑选人家已经做得差不多的小问题，而是盯住那些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所以我希望神经所的老师、同学有信心做出最好的工作，有信心和胆识去做重要问题，最终会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

第二篇：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7年会上的讲话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7年会上的讲话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 早上好！这是神经所第八届年会。在此我们欢迎科大的老师和同学来参加今年的年会，这是神经所今年与科大的第二场交流，今年五月长假期间有些组长已经到科大去举行过一次报告会了，以后我们要继续这样的交流，对双方都很有好处。今天在场的还有我们新聘的研究组组长们, 包括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来的王伟、苏塞克斯大学的吴思、还有神经所晋升为组长的章晓辉和黄福德。另外还有两位来应聘组长的：德州大学的孙坚元、冷泉港实验室的胡海岚。他们借年会的机会来感受神经所的情况，我们也要借这个机会来给他们留下全面的印象。

一、科研经费与产出

我先把今年所里的进展大致向大家报告一下，然后谈一个主题工作进展报告、转博报告等。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同学报告的质量是逐年上升。但还有很多缺点，包括表达、逻辑思考、图表制作、英文写作各方面的缺点。我们要求工作进展报告用英文写作，但常常有错字及文法错误，其实只要按几个键就可以把错字挑出来，细心琢磨一下就可以修正文法，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到，都是需要改进的。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缺乏接受别人意见的能力和习惯。在听报告时我们的老师常常是非常严厉的、非常尖锐的、不客气的，当面指出实验上、图表上的问题。前天晚上的谈心会，有个同学抱怨说, 我做了一年的工作，老师说“没有意义”一句话，全部给打翻了，许多同学感到极度沮丧。老师严厉的批评是求好心切、望子成龙的心情造成的，假如批评过分严厉，同学回去也千万不要沮丧，工作也做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老师们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批评有没有正反馈？是否要改进我们的批评方式？

我希望同学们不要把老师在报告会上的批评当作对你个人的评价，这是对你的工作的批评。每个人的科研能力都是训练出来的，没有人天生就有非常强的科研能力。只有通过接受别人的批评，好好的改进自己，能力才会越来越强。有些同学对别人的批评的反应都是防卫性的--有人说你错了就立即想用各种方式辩说你是对的，这种反射性的反应、没有通过思考的反应是一个科学家最忌讳的事情。不经过思考是否别人的批评可能是对的，只想怎样反驳他，用抬杠的心理来回应。我们有很多同学还要继续学习怎么样接受批评。当然我们也要学习怎样批评别人，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在这里我再次重申培养与同学和老师交流能力的重要性。一个能够跟别人很好交流的学生，将来很可能就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交流不是单向的，要能问问题，能问好问题，还要能恰当地回答人家的问题，人家问你时要回答，人家有反驳时你要再回答。这个交流要通过思考，面对面的时候要能够通过逻辑思维来应对这种交流，这种能力是一个好科学家必须具备的，也是需要长期锻炼才能具备的。所以我不断地要求大家要问问题，这是第一步。你在研讨会上、在听报告的时候，不是就是坐在那里听，你要想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可以提问。我已经要求每位同学每年至少问一个问题，今年问过问题的同学请举手……我看到还不到一半。我们研究生工作进展报告的时候，我要问你今年问了什么问题，得到了什么回答。这几天的年会也是问问题的好机会。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几个月前我请组长们在各组组会的时候，告诉每一位实验室成员怎样仔细写实验记录本。每个实验室的要求不一样，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记录实验过程的结果，所以我请组长们在组会的时候要讲清楚，大家照着各个实验室的规定去做。

从今年开始，我们的论文工作进展报告和转博考试都要检查实验记录本。现在我还要请各位举一下手……组长已经告诉你怎么写实验记录本的请举手…..有些组已经做到了，有些组还没有做到。所以没有讲的组下个星期组会都要讲一下，包括实验样品、实验过程、实验数据等该如何记录，讲得越详细越好。现在，我以沉重的心情告诉各位今年神经所发生的一件大事。今年5月14日国外一个著名学术刊物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JCI)的主编给生科院和神经所发了一份信，指出神经所一个实验室向该杂志投送的一篇论文中有一个图是“blatant manipulation”，方式是把文章里面的图8B左右翻转以后用作为图6D。他们请专家进行检验，专家确认“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identical bands were represented in both figures”。收到该研究组长转发给所里的信后，我们立即要求生科院组织了一个包括生科院领导和所长在内的调查委员会。由调查委员会聘请了一个工作小组进行调查，工作小组包括了我们神经所和外所的五位组长。每位调查小组成员被要求分别调查原始实验资料、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聚在一起讨论。最后经过五次集体讨论、并与当事人交谈后得出了结论。以下是调查小组的主要结论：

结论一: 论文手稿原始的实验记录不够规范；

结论二: 图8B的Western blot实验结果的原始胶片显示多条带，且实验结果pattern不总是完全一样；

结论三: 图8B的原始胶片最右侧的一个泳道有一条明显的条带，但是其左侧紧邻的四个泳道在以“镜像”被当作图6D时这条带没有了；

结论四: 图6D 所含内参照actin 的pattern是由8B的actin移位一条泳道所造成；

结论五:图6D和图8B的实验原始胶片上分子量标准、实验日期以及样品名称标注不清，因此无法判定胶片确实来自某一实验或某一组样品。

调查小组的最终结论是图6D系取自图8B实验的原始胶片，该图是作者将图8B实验的图像左右翻转与截取后的结果。这部分结果的展示严重失实，JCI编辑对手稿中图6D/8B的指控成立。

调查委员会收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认定工作小组的调查是可靠的。神经所的全体组长开会决定建议生科院取消这位同学的学位。该研究组长虽然不知道这位同学伪造该图的具体情况，但是他在手稿送出之前，没有仔细查看原始资料，所以这位组长有失察责任，所里对他也进行了相应（减少工资和运行费）的处分。取消这位同学的学位的决议我们已在四个月前上报到生科院，现在我们仍在等待生科院的决定。

因为这件事情使我想到科学诚信的重要性。虽然这种事情在世界各国的许多著名大学都发生过，但如何处理好这类事件已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要做严谨的科学，要保持神经所的声誉，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再出现了。所以我今天想详细讲一讲什么是科学不端行为。

四、科研不端行为（research misconducts）的定义

因为科研不端行为不断地出现，美国在九十年代经过各种国家机构历时好几年的研讨后，定下了一个大家公认的科学不端行为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的。描述如下： 科研不端行为定义为在提议、执行和评审科研时或在报道科研结果时有伪造(fabrication)、不忠实(falsification)或剽窃(plagiarism)行为。(所谓”F F & P” 三种科研不端行为)。科研的定义包括所有科学、工程和数学领域内基础、应用和示范性研究。

伪造(fabrication)就是无中生有地伪造实验结果，并记录或报导这些结果。不忠实行为(falsification)就是操纵科研材料、仪器或实验程序，或改变、省略数据或结果，使得科研结果不能准确地表现在科研记录里。科研记录定义为包括在描述与科研探索的事实真相有关的数据或结果。例如实验室记录本（包括实物或电子形式）、科研计划建议书、科研进展报告、摘要、论文、口头报告、内部书面报告、以及科研杂志文章。

剽窃行为(plagiarism)就是以未适当说明来源的方式，掠取别人的想法、程序、结果、或文字。包括在评审有保密性的科研建议书或论文文稿时获取的。但是要注意一点，科研不端行为不包括无意识的过错（honest error），或者个人意见上的不同（differences of opinion）。当一个事件发生以后，要判决这一事件属于科研不端行为必需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该行为与科学界公认的、为保持科研记录真实性的准则有足够的差异；(2)该不端行为是有意识的，或是不顾后果地不在乎公认科学行为准则；(3)该行为是可被占优势的证据所证实的。上面所讲的最近所里所发生的这一事件，工作小组和神经所断定这是属于科学不端行为是基于上面所说的三个标准。因为“制作” 图6D需要三步骤：左右翻转图8B、切掉一条泳道、移位参照蛋白actin。这不可能属于无意识的过错行为。从实验室原始实验记录本上得到的证据也明显地说明“制作”出来的图缺乏原始数据。

五、灰色地带的科研不端行为

直接无中生有地伪造科研结果在科学界并不多见，尽管这种事件被曝光得最厉害。这种伪造欺诈行为在其他任何行业都有，是明显的犯罪行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是很少人敢冒险的。所以这种科研造假行为我今天就不多谈了。我想谈的是具有隐蔽性的科研不端行为，或称灰色地带(gray zone）的不端行为。科研不端行为与无意识行为或不良训练造成的过失是有区别的。所以我希望今天能把这种灰色地带的问题说清楚。

灰色地带的剽窃(gray zone plagerism)。最明显的剽窃就是把人家的文字、文章复制，当作是你自己的东西来发表，不注明引用出处。然而，另外还有一种极为广泛的、灰色地带的剽窃行为, 就是偷窃别人的想法、方法、结果或重复别人未发表的实验或结果，当作自己的成果发表。这种剽窃常常是很难断定的，是灰色地带的问题，为什么？就是有人争论说这是科学竞争。虽然我听到你说过这个想法，但是我也有可能独立思考得到同样的想法，你不能证明这个想法不是我自己脑中想出来的。此外，有些人认为当别人的工作还没有被发表，我就有权利去“重复”别人的工作。只要我收集到我自己的数据，我就可以发表我自己的文章。我只要做得比你快，做得比你好，文章发得比你快，你就只能接受竞争 “失败”的现实。有些人认为尽管事实是也许你有这个想法或开始这个实验比我早，我获得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在会上听到你有关尚未发表结果的报告，我是有权利去做这个实验。的确不错，没有人可以阻止别人去做相同的实验。但是，科学界有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一种合乎科研道德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正对同一科学问题感兴趣，并且你认为你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你应该首先与那个已开始着手实验的人交谈，并告诉他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询问他是否介意你也做同样的科学问题。也可以问他你是否可以和他合作共同探索这一科学问题（比如说你可以提供另一种实验手段）。他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假如是不同意，你 最好停止你的实验，因为他已经在做这个实验。如果你认为你能完成更多的他无法做的实验，你可以问他是否打算做那些另外的实验，他是否介意你去尝试一下。即使你得不到同意，你依然可以去做这个实验，如果你不介意和他（或他的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受到伤害，因为你恶名将会被口口相传。假如你已经告知他你将做同一个实验，这可以说是公平的竞争，应不属剽窃，因为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说你自己原没有这个实验的想法。反过来说，当知道了别人的想法或发现后，你秘密地完成这些实验，尽快地发现实验结果。我个人的意见是，即使你告知他你完成了你的工作并准备投稿或提议和他的文章共同投送，我仍然认为这是不合科研诚信的行为。这是因为你侵占了别人的credit，并破坏了科学交流的精神。我们常听说有些人听了别人的报告后，立即用相同的手段做同一个科学问题、而且不告知当事人，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诚信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科学界是公正的，对那些在灰色地带常有剽窃行为的人，大家都有共识，最终会鄙视他。他的科学生涯会因此受到影响和限制。

现代科学界，许多人（包括一些刚进入该领域的年轻人）可能认为现在的科学就像做生意一样，你必须使用商业竞争手段。在你出产品前（发文章之前）要隐藏你的商业机密（想法）。然后你要不择手段地去“销售”你的产品（发现），包括夸张、不忠实、甚至欺骗，为了是要能发表文章，最好是发表在高档杂志上，这样你可以得到名利。要在商业界想成功，你必须是非常有侵占性（aggressive），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得到最大的credit。有人认为很多科学家（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这些对科学研究的扭曲的观点正威胁着传统的科学精神。如果这些扭曲的观点得以盛行，从事科学研究将不再是你我值得骄傲的职业。

我认为最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就是现在日益蔓延的灰色地带的不端行为，这些行为正严重地威胁着科学的核心精神，也就是对追寻自然界真理有共同兴趣的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交流的精神。因为许多灰色地带的不端行为的存在，科学交流变得日益困难，因为你必须小心你的想法可能被“偷窃”。当你有一个想法时，你就想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这个概念原来不是科学界的，科学知识应是全人类共享的，只有商品才有产权。现在因为有很多剽窃行为，像商人做生意一样的欺骗行为太多了，在科学界也变得商业化，要谈知识产权。然而，知识产权这个概念与自由科学交流的精神是直接相违背的。绝大多数科学想法不是从真空里产生的，是在交流中产生的，你的想法刚产生时常是半生不熟的，经过交流你的想法会变得成熟，各种可行的实验也变得更清晰。你可能有一个原始的想法，经过讨论，别人帮你修正了一下，使想法变得更好。我认为在科学上真正是original的想法是很少的，因而要求一个想法的“知识产权”在理想的科学世界里是不恰当的。然而，当今社会仍以贡献的大小来分配报酬，由于不同的科学家对这个想法和它的实验论证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必须给予那些做出贡献的科学家恰当的credit。因此在发表你的想法或实验结果时你应有恰当的引用或答谢。现在许多人有这样的倾向：就是不恰当地强调自己的贡献而淡化别人的贡献。严格来说也应属于灰色地带的不端行为。灰色地带不忠实行为（gray zone falsification）。我再讲讲不忠实行为。首先要和科研操作无心的过失区分开。不知道怎么样去采集数据、分析数据、表述数据，犯了错误，这个性质是不同的，这叫做过失,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忠实的行为。但是如果你明知故犯，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是不忠实的行为了。首先，我讲讲什么叫做操纵(manipulate)数据，就是已经得到的数据，你选取你想要的结果，而且只要符合你的假说的结果，这个是最常见的灰色地带的不忠实行为。做任何实验，得到的数据结果常常不是你想要的，是否你可以想一个理由说这数据是不合适的，就忽略不计? 实验数据是否可以选择？选择有怎么样标准？没有哪个实验一做就可以得到很漂亮的结果。只有在你的实验技术不断提高、实验数据逐渐变得可靠后才会有漂亮的结果出现。在怎样的情况下你怎样处理你的实验结果？所有这些都是灰色地带的问题。做科学严谨和不严谨之间的差别，就要看你对这些灰色地带问题自己把握的标准。假如你忽略不计一些数据，认为这样的省略是恰当的，请注意你是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认为除非你能真正说服你自己，也能说服别人这些数据可以忽 略不计，否则你在描述你的结果时应该包括所有的数据。如果你得出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你最好先确认一下你是否被你自己被有选择性地挑选数据所误导。在科学史上，人们常常引用孟德尔（Mendel）的例子，他可能排斥了一些计算豌豆的数据以得到支持他遗传学定律的数字。还有测定电子的电荷量的密利根（Milikan）的例子，在他做油滴实验时，在推论电子电荷量时没有理由地排斥了一些不合他设想的数据。事实是孟得尔和密利根的结论最终都是对的。你认为你有他们的洞察力或运气去选择数据来满足你的假说吗？历史上还有多少人因为冒险选择数据而被误导呢？

近来在生物界另外一个日益普遍的问题就是图像处理上的不忠实行为。在用电脑数字处理图像时、使用软件（如photoshop）改变你的图像，以达到你所希望看到的实验结果。最近神经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三个月前我寄给神经所所有的老师和同学的一篇文章，是JCB(Journal of Cell Biology)编辑写的有关实验图像怎样正确处理的文章，这里我还要请大家举手，从头到尾读过这篇文章的请举手……。还有很多人没有读。我今天就在这里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要点跟大家总结一下，很快的讲过去。JCB 定下了这些图像处理的规矩，比其他许多杂志更彻底。现在很多杂志（包括Neuron等）都遵照JCB 定下的规矩。下面我具体概述一下（下从略，见Rossner, M.& Yamada, K.M.What’s in a picture? The temptation of image manipulation.J.Cell Biol.166, 11-15, 2004）。

六、为什么要做科研不端行为

为什么有人要做科研不端行为？原因很简单，为了要得到学位、要得到经费、要晋升、要得名得利。对他们来说，不端行为似乎是一条“捷径”。当然，在任何行业都有不端行为, 但是科学是最不合适做不端行为的。因为做科学的目标就是要找真相，科学这行业也就最不能容忍不端行为。

但是你说我现在为了短期的目标，就冒一点险吧，在灰色地带稍微做一点不端行为。只要我达到短期目标，将来我不做了，我成名以后就不做了。问题是如果你希望呆在科学界，任何不端行为都可能成为你学术生涯的污点，从而阻碍你的发展。如果你的发现是重要的，那么它必须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任何与这个工作有关的错误可能都会被发现。重要的工作别人一定会去重复，不真实的话你就成不了名。即使你成名了以后再被发现，那就是类似黄禹锡得到的结果。最后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当今社会诚信的重要性。丧失诚信已成为当今社会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这些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成为社会诚信的柱梁，因为追寻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真理是我们的工作。那些不能认同诚信的标准、不认同做科学的目标就是探索真理的人，最好离开科学界，因为这真的不是合适的职业。你很难从你的职业中得到乐趣，事实上你的生活将是痛苦的。因为一个科学家得到的报偿并不只是发表文章或是与你研究成果有关的物质上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做科研真正的乐趣是在寻找自然世界真相的过程中得到的乐趣。背离诚信将最终剥夺你可能从做科学上得到的乐趣。也许这种真正的乐趣不是刚开始做科学时都能体会得到。事实上，在艰苦的科学生涯里能持续下去，需要你能享受追寻真相的每个过程，就是在你做科研的时候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得到的进展, 得到对自然的认识，哪怕是非常小的认识，都是乐趣的源泉。假如你完全不能领会这种乐趣，只有最后的成果（论文或毕业证书）才能使你快乐觉得有回报，这回报需要花的时间太长了，太辛苦了。希望各位想想这个问题，可以慢慢体会吧！最后，今天谈的是我在所有年会讲话中最严肃的话题。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科研诚信问题的时候了。为了我们的科学生涯，为了神经所的未来，为了国际科学界关注的中国科学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守最高标准的科学诚信和道德。我想到生科院的座右铭：砺志求真，笃学明德！砺是磨砺的意思，磨砺志气、磨砺心志；笃学，踏踏实实做学问，锲而不舍的做学问；明德，阐明自己的道德，净化、修炼自己的品德。希望大家以这座右铭共勉！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第三篇：蒲慕明神经所2004年所年会上的讲话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4年所年会上的讲话

（2004年11月27日08:30）

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我们很多人起个大早来参加会议，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到，我们就不等了。在一个星期前我们神经所得到一个好消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蒋辉、郭炜、梁新华的论文被Cell接受了。这是给我们所年会的一个礼物，是一件大事。国内的工作在Cell上发表，在这二十五年还是第一次。蒋辉、郭炜、梁新华在吗？站起来！我们大家向他们祝贺（众鼓掌！）。

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三位同学努力工作是很明显的，饶毅老师的指导也很有功劳。但主要的成功还是实验工作的成功。在实验科学界常常有人说“ideas are cheap, it’s the experiment that counts”。Ideas大家都有，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谁把实验工作做成功、做完整，谁就有主要贡献。有人说这是我的想法，那是你的想法，要分清楚。事实上Idea在实验科学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再说科学研究是讲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中ideas是free floating，大家都有份，很难说这idea完全是你的，不是别人的，除非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想法。这篇Cell文章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也不要吹牛说这是重大突破。这只是在axon differentiation 过程中signal transduction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做得很清楚，面面俱到，结论无懈可击，这样就达到了Cell的标准。但不是说axon differentiation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每个人手中做的实验，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实验做得彻底、做得完整，就可以达到Cell标准。

我看很多实验室的课题，包括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数据信服，对自己得到的结果常常不够critical。一般的project，开始的时候总有一个基本现象，根据这个基本现象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就围绕这个假说做实验。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些数据很合你的假说，有些数据不合，常有的做法就是把不合的数据放在一边，合得就相信了，认为自己的假说果然被证实。其实许多数据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自己却已被自己说服了。而且继续朝原来的方向做下去，有反证也不认真对待，到最后很可能走上歧途，因为你的假说可能有问题。所以重要的是任何假说只能作为working hypothesis，不要被自己的假说所局限，假如你的实验结果跟假说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只是告诉你假说需要修正，以便进一步提一个更好的假说。那个新的假说应该能包括解释与原来预测不合的、有反证的结果。

我想很多同学、老师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常常做实验求证自己的假说，得到的结果不合，就放弃了，不往下走，另外开一个头。这其实是不对的，有时是很可惜的。假如你得到的结果没有证实你的假说，你一定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假如你一次实验、两次、多次实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你就要问，是因为你的实验技术不行，还是你的实验的方法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重复、有正有负、有太多的noise？假如是方法不行，这个方法在你那个系统内应该行，而你做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放弃继续下去就是没有克服实验的关。假如别人在类似的系统，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在你手中却不行，你就得继续做，不能放弃。反过来说，假如你能够证明你的实验技术方法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结果就是和你的假说不一样，那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这就表示说你原来的假说有问题。你原来的假说是在大家公认的思路, 公认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假如实验证据跟你的假说不合的话，表示说现在公认的想法是不对的。你应该换一个新的想法才会能够包涵你现在的结果。这样常常就可以引导到更重要的发现。科学发展就是把现有的公认想法改变。你得到与你假说不合的反证其实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就是说你的假说有错误，大家想法都有错误，当然首先你要完全确信你的实验结果是可信的。

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出好文章，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当然出好文章你马上就可以毕业，这是好事。但我们所里强调出好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把科学研究工作脚踏实地做彻底，做严谨，能够拿到真实可信的研究结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杂志。所以出高水平杂志的文章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水平。这使我想到现在外面有些人在批评神经所，包括我们有些科学院的领导。他们认为神经所没怎么样，不过就是出几篇好文章，而基础科学文章对社会没有什么大意义等等。确实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对社会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意义，我们没有办法治神经系统疾病。那我们的社会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基础研究？要强调出好文章？在整个科学界除非有重大的突破，出几篇文章可以说不起一丝波澜，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我们是一个起点，我们就是要强调脚踏实地、严谨、彻底地做科学研究，建立一个不浮夸的学风。现在我们科学界、社会上，盛行浮夸风。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世界领先，有多大突破，对社会有多大意义。几十年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浮夸风，在科学界里还仍然盛行。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义。

我们有没有社会良心？是不是只为了自己成名成家出好文章？我相信不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工作，工作做得彻底从长远来说自然会有社会意义的，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工作很容易联系到神经系统疾病，退行性疾病等问题。时候到了，工作做严谨了，是credible，自己相信，别人也相信，在国际上大家相信，在这个时候就能做出与疾病相关的问题有突破的工作，才会有人take it seriously，才会真正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树“一个大旗”，说我们要解决重大神经退行性疾病，要解决Alzheimer’s disease、Parkinson’s disease。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时候未到。当我们建立了高水平的研究室，能够把科学问题解决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能力解决与疾病有关的问题，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集中大家精力去解决一个重大疾病问题，才有成功的把握，现在还没有。

我们有些科学家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几亿的钱，举个大旗就要几亿，为他们自己的项目要国家投资大笔的经费，没有想想做这种研究到底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一些基本功夫还没有建立的实验室投入大量资金，这对社会是多大的浪费。我想提醒这些科学家，去看看我们社会现在的情况，看看农村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些农村还很穷，你买个大仪器放在实验室不能确实好好用，可以养活多少困苦的农民？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浮夸，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好好做科学，是我们做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

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些心里话。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同学老师们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前途，大家不再喊口号了，很多人也不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科学家生活在象牙塔里，对社会上的事情不关心，看到的就是上海、北京繁华的一面，生活是很不错的。心里想的、盘算的都是自己实验室、工作上的事情。我觉得科学家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对这个社会要有一些了解。平时我们离开上海到外面去，都是到一些旅游点去旅游，去陶冶心情。但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不安定因素，有些农村还很穷。社会虽然是繁荣了，但有严重的两极分化，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作为一个科学家，关在门里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吗？是否还要考虑一下你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如何表达出来？对这个社会将来的发展有什么贡献？也许这有点唱高调，有时候我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发展有些阻力。但是几千年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就是社会良心、对社会的关心。到现代，“五四运动”以来要民主、要科学，这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中国传统就是知识分子不是只顾自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传统在我们这一代是应该继承下去的。这里大部分同学都要离开这个所，很多都要出国，都是为自己前途奋斗。大家关心中国，关心国内社会，关心我们这个社会的延续，关心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积极地参与？参与的方式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想想这些问题。我最敬佩的科学家，像过去的爱因斯坦、Niles Bohr，现在的 David Baltimore、Richard Lewontin、Steven J.Gould 都是有社会良心的科学家，不但自己工作做得好，他们对社会关心，对社会不正义的事情提出抗议。而且最重要的不光是批评，自己批评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好。现在大家不满的事很多，批评的事很多，而对自己的要求却不够。我觉得从一个科学家社会良心上来讲，最简单的起点就是从你自己的工作做起。你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好，你待人处世也好，能够做到脚踏实地，真实严谨的态度，然后你还要能够慢慢地影响别人、影响这个社会。假如我们的科学界大家都说，照着国情吧，国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怎样做我们是管不了的，那我们就永远变不了，情况就会越来越坏。现在我经常会听到我们一些科学家说：“腐败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上亿的钱很容易地就被浪费掉。现在政府愿意投资科学研究，这些经费是不拿白不拿。如果你不拿这些经费，同样会被别人浪费掉”，“与社会上可见的腐败相比，科学家用科研经费款待朋友、公费旅游等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从科研工作上讲，在神经所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有些经费被轻易地浪费掉，只是因为我们在开始实验前没有好好的思考与计划，在定购仪器前没有认真考虑购买的必要性和该仪器的使用率。所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开始，看我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是怎样表现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如果我们自己都腐化了，我们还能期望我们的社会不腐化吗？ 现在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圣人”、“烈士”，而是绝大多数人能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让我们从争做神经所的“好所民”开始，然后尽可能地去影响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在科学界、在这个社会成为好公民。

有些人批评我到神经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国那一套带回来，不合国情。“不合国情、要安定团结”，这些说法是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科学界虚假浮夸、人事关系主导一切等等各种弊端的最好挡箭牌。我们科学界，甚至整个社会改革目前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这种要安定团结、要合国情、要讲人情的做事方式。这是我个人，也希望神经所同学老师们要坚决抵制的。我觉得我们所这五年来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我希望我们的意义不止在这里。我们要在神经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榜样。我们的工作，我们做科学的态度，都能作出一个好的榜样，将来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今天我就大致讲到这里，开始我们所的报告（众鼓掌！）。

第四篇：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年会上的讲话以及关于研究生做科研

学习形成假说和检测假说

刚才说了研究生第一步是学习怎样去想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更重要的是学习怎样找问 题，怎样形成(formulate)假说和检测（test）假说。通常开始时由老师给一个问题，但是 你要学到怎样找好问题、找大问题。这个步骤比较困难，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其实这 是一个科学家终身要学习的。我认为在生命科学领域目前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探索 性”（exploratory）研究，搜寻未知的现象。另一种是“假说所推动的”(hypothesis-d riven)研究。在分子细胞生物学中的一些领域，假说所推动的研究占主要地位。已经有很 多现象，你可以形成一个假说，去检测它，在检测过程中对自然现象有进一步了解。但是 在系统和认知层面上的神经科学，很多是未知的，在形成一个有用的假说之前，需要收集 更多的事实和发现新现象。探索性研究重视观察自然现象，要以尖锐的洞察力观察自然现 象(observation with a keen eye)，观察时要专注、要想像，对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现象

是不是有意思，要做恰当的判断，这种探索性研究很可能是未来神经科学发展有所突破的 关键。

我们神经所现在大部分的工作是假说所推动的研究。今天我化一点时间谈怎样形成假说、以及怎样检测你的假说。简单地说，别人发现那个现象，你看到这个现象，你把两种现象 联成一个因果关系，形成一个有意思的假说。人家没有联想到你联想到了，这就是你的假 说。下一步是去检测你的假说。首先，我想指出怎样才是好的假说。一个合理的假说并不 一定是一个好的、有意思的假说。我认为一个好的假说应该有以下三个特性：首先，一个 好的假说所引导出的因果关系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surprising, novel“令人惊奇的”、“新颖的”假说）。第二、一个好的假说所引导的推断是可以立即用实 验去检测的。第三，一个好的假说是可以立即引导出其他有意思的假说。

通常一个假说就是要给一个有因果关系的联系。检测你的假说，其实就是为这个因果关系 寻找证据。怎样检测因果关系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common sense)。我举个例，你发 现在你的系统里A→C，在已知的另外一个系统里B→C，你把它连到一起提出一个假说：就

是A→C必须通过B，也就是A→B→C。要检测这个因果关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掉B，看看

A有没有办法产生C。假如没有B，A照样可以产生C，那你的假说就被推翻了，就没有继续下

一步的必要了。反过来说，假如没有B，A就不能产生C，那么你的假说没有被推翻。假如没

有B的话，A就不能到C，B就是A→C的必要条件。当然你还有其他要检测的,在你这个系统里

你是否可以看到A→B？可否看到B→C？假如你的实验能得到A→B,你同时也发现并不需要有

A，B的出现就可以得到C，这就可以说B是A→C的充分条件。B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那么A→B→C的因果关系在你的系统里就暂时可以成立了。事实上大部分科研就是研究因

果关系，如果你都检测清楚了，最后结果是你的假说在你的系统里可以暂时成立了, 你就 是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

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你拿走B时的处理是不是特异性的？是不是在拿走B时，其他的东西也

被打坏了？例如你用药剂阻断B，这个药剂是不是有充分的特异性，其他条件有没有变？还 有很多药理实验没有100%的效果，你怎么对待这样的结果？我们常见的就是B被阻断之后，A造成C的数量大大减少，一般就会认为这个假设是成立的。但为什么C没有完全消失？是不

是因为B阻断没有做到彻底？还是A还有不同的途径可以到达C，也就是说A→D→C。假如是

后面所说的那种情况，你的假说就失去了强度，所以你一定要回来找原因，到底为什么阻 断B只是部分有效果？是不是有更好的假说。如果用许多方法阻断B，你一直只能得到部分

阻断，也许你就应该寻找D，从A→C的作用中D可能比B更重要。这样你就要放弃原来的假说，即便你原来的假说非常新颖、非常吸引人。你是坚持还是放弃你原有的假说变成了一个 关键的问题。

我们假定的因果关系是A→B→C，B是介导A到C，但是真正的因果关系可能是A→D→C，B可

能只是影响D，是D存在的必要条件。假如B拿掉，A到C可能会受影响，但并不马上表示B就

是因果关系中的一环。即使B→C（B导致C是充分的)，因果关系可能仍然是A→D→C。要真

正的令人信服，你必须证明你的系统在实际生理条件下A能产生适当量的B，而产生的B的量

足以产生C。这时候定量信息就很重要。如果没有定量信息支持你的假说，可能B只是A→D

→C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调控者(modulator)，而不是A→C真正的介导者(mediator)。已往与 当今文献中许多关于信号转导的争论就是由于缺乏对于信号转导途径的介导者与调控者的 明确区分，而出现了太多的不可靠的相互矛盾的因果关系的假说。

还有，绝对不要说你的实验已经证实(prove)了你的假说。实际上没有一个假说是可以被证 实的。假说是永远只能被推翻但不能被证实的，所有的实验结果最多只能说是支持你的假 说。简单的说，在你这个条件下你得到的结果和你的假说不矛盾，所以你的假说在目前仍 然成立。换一个条件你得到的结果可能会与你的假说有矛盾。因为永远有一些条件你无法 或没有测试，所以你永远不能排除你的假说可能是错的可能性。在写文章或做报告时至多 只能说“数据符合或支持我们的假说”。

学习做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

研究生必须学习的第三点，就是要学习做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大家知道科学家不是生存 在真空里，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在学术界、在社会上有品德的科学家才会受到多数人的尊 重，他的工作才使人信服。有品德的科学家是严谨的,是讲公德的,是有诚信的,是尊重事实 , 并捍卫真理的。不要有了结果，即使数据靠不住，自己都不能信服的东西，也出文章。今年这文章出了，下面做不下去了，别人不能重复，那你的名声就毁了。假如你的发现是 吸引大家注意的，将来大家知道这个工作是错的，你的科学生涯就会有污点。不可以因为 眼前要出一篇文章，将来后患无穷。严谨态度要从小事做起，你到公用实验室使用仪器，该签名时就签，应该怎样操作就怎样操作，要守规矩。想省事走小路和占小便宜反映了你 的态度，这种态度积累在一起成为习惯，到最后就会犯大错。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培养 严谨的态度，这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同学都能注意到和重视的。

科学家的品德同样也反映在与人合作的态度上。跟人家交流合作必须是公平互惠的。合作 是一个科学家要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假如你不会合作，在未来的科学世界里你必定 是非常局限的。学会怎样做一个好的合作者是你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怎样合作，从做 学生开始就要学习，因为在做学生时合作是最多的，老师交给你的工作是整个项目的一部 分，你要跟别人合作。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到了国外后，很常见的一种想法就是认 为你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就要竞争，要竞争就要厉害，要抢，不能退让。中国人过去都是 软弱，被欺负，所以现在要竞争,要抢，有一个便宜就占一个便宜，有好处不拿白不拿。我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浅薄的态度。你总是占便宜的话，人家就不跟你合作。最常见的 问题就是出了文章谁做第一作者？都认为自己贡献最大，自己应该是第一作者。但是要量 化贡献并使每个当事者都认为是完全公平的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的算法都不一样。有些 时候很难去断定你的贡献一定是55％，所以你是第一作者，别人贡献是45％，所以是第二 作者。在很多情况下就是PI作主，PI要公平，要做一个合适的评估。我们不要因为得不到 第一作者就认为这世界太不公平。其实没有百分之百的公平，假如这次你感觉吃亏了，你 采用一个和气的态度接受这个事实，下一次自然会有好的安排。即使你的合作者这次占了便宜，下

一次他可能认为应该让你多得一点。这都是有来有往，不要以为目前此时此刻一定要什么 事情都是你第一，要学会怎样与别人合作。我自己经历就是这样，与人家合作时,我不争文 章排名，但到了真正很“吃亏”的时候我是会反对的，但一般我都是很容易商量。你会发 现很多文章我是倒数第二名。当然我是PI，你们可能觉得不一样。其实学生也一样，在一 项工作中谁的贡献怎样大家心中会有正确的估价。所以多年来我都有很好的合作，我自己 有很多收获，因为通过这些合作我自己得到了学习，也扩展了研究领域，总的来说对做科 学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合作时不要斤斤计较，要以做科学为主。不要为计较眼前 的利益，把自己的名声搞坏。我就知道国内有些PI甚至对没有参与工作的学生或其他有关 系的人也会给个好处，把他的名字放在文章上，给学生排名有时候也是乱来的。还有的PI 跟人家合作就一定要坚持自己占绝对的好处。到最后常常导致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另一个与科学家品德有关的事就是国内科技界普遍的浮夸风。用文字或在公开场合描述你 自己的成就，有时候也许比较难做到完全客观。但现在国内许多对个人或单位研究工作的 意义或取得的成就的描述，常常夸大得不成比例。有人辩解说“这是公关，为了经费和名 声，这是必须做的”。“每个人都这样做，国外的科学家也是这样公关的”。我不赞同这

种态度，如果过分夸大事实、不诚实的、欺骗的行为是所谓的国际趋势，我们也不应该遵 循这样的趋势。我反对科学家像商人一样，用尽一切办法，包括欺骗，去“销售”他自己 和他的单位。我坚信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应该是诚实的，即便是面向“无知”大众或那些 不懂得他的研究领域的领导也必须是诚实的。当一个科学家成为科学管理者时，应更有义 务坚守科学家的行为准则，讲实话，不浮夸。中国科技界盛行的浮夸，包括申请经费时的 浮夸风，归根主要还是科学家不能坚守基本的品德。这种浮夸风已经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 发展、中国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尊重的主要障碍。我希望我们的研究生、下一代的科学家 能纠正这种不良的社会倾向，要对自己、对科学、对社会都能坚守诚信的品德。

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在我结束之前，我送给大家两句座右铭，这都是著 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胡适说的。胡适当时讲的是考证工作，但同样也非常适合我们做科学。第一个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第二个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果能严守这 二个座右铭，你将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最后讲一件事，就是最近有很多同学和外面的人问我，说我神经所所长是不是马上要被解 聘了？（众笑）是不是还在做所长？我可以告诉大家，很简单的几句话，建立神经所是我 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什么都可以放弃，神经所是决不会放弃的，要赶我走还不容易 呢（众鼓掌！）。大家都知道我们神经所在国内科学做得好，什么人要赶我走还不是那么 容易的事情，能够赶走我的是谁？是我们神经所的老师和同学，只要我们老师和同学认为 我应该留在神经所，那我就在神经所，不做所长我也还会在神经所（众鼓掌！）。

国生化工程论坛-> 学术资源->

说一些关于研究生做科研的东西吧(转载）

在这个论坛混了这么久,加上出国前也在实验室混过一小段时间,对国内的部分和我年龄相仿的研究生的科研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常说美国科研教学体系多么优越,其实我现在觉得除了政策那一块是我们动不了的,科研方法这边其实就只差一层纸.国内很多科研做得好的研究生肯定早就捅破了这层纸,做出了丝毫不比国外研究生差的东西,但是还没摸到门道的肯定也有不少.我觉得国内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学生做东西不够规范化.而问题的核心就是对文献的处理.美国有比较牛的教授,有不怎么样的教授,但不管你跟的什么导师,做一个项目的程序是大同小异的.最开始老板给你一个课题,介绍背景,一般同时会建议你看一些文献和参考书.然后老板一般会说说他的idea,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也有的时候老板可能根本没有具体的idea,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得出来.这时候一般你可以和老板反馈你的看法,由你以前的知识积累判断这个东西容不容易做出来,主要困难在哪里.但是这个时候因为还没有调研文献,自己说的意见肯定是不成熟的,除非你以前偶然对这个问题有过深

入研究,不然一般都是自己和老板交换意见后互相保留意见,各自继续去思考和研究.第二步就是我认为科研最重要的部分了,就是调研文献,看参考书,在文献的基础上想idea了.感觉美国和国内学生做科研差得最大的就在这里.国内对学生更多的是看你做得够不够多,没有功劳有苦劳.一般认为想idea的事情都是老板的任务,下面的学生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在美国教授一般对具体的科研是很“无知”的,他掌握的一般是很宏观的东西,什么的课题他认为有发展前景,容易要到钱,容易取得突破等等.当然教授也会有具体的idea,但是学生也会有idea,大家互相讨论,谁的idea更好就上谁的.国外对原创性思维的重视是超过国内的,而且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培养.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很多情况都是老板给了一个课题,我调研了文献之后觉得这个课题不是一个近期能做好的问题,然后说服老板放弃了这个方向.另外一种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课题本身能做出来,但是不是用的老板原来想象的方法,然后我说服老板采用我自己的方法.第三种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老板只是给一个泛泛的方向,然后我阅读这方面的文献,然后提出我自己设计出来的课题让老板评判可行性.一般来说,在美国学生和老板是在一种非常平等的环境下讨论问题的,我认为这是和国内研究生相比的一个最大区别.我前面不停的在强调调研文献,因为我觉得这是国内很多研究生重视得不够的地方.以前在bbs上看过一篇文章,说经常被当作笑料的那些动不动宣称证出了歌德巴赫猜想的“民科”和正规的科研工作者的区别就是前者根本不管文献都是自己拍脑袋想东西,后者却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进行科研.研究生拿到老板给的课题,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应该是查阅sci上的相关文献.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在类似问题上的成果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有所创新.好像国内很多研究生都把这最关键的一步忽略掉了,我觉得这是绝对错误的.应该养成每周查查文献,了解自己相关方向的最新进展的好习惯.像acs的杂志都有一个功能,每周把新文章的摘要寄到你电子信箱,非常方便.很多人在论坛上发文章问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其实很多情况下如果你查阅了相关文献,你自然就明白了这个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是已经有了定论还是仍然open.在有了具体的idea后当然就是开始做了.对计算化学来说就是选取软件或者自己编程,开始计算.我觉得离开具体的问题讨论软件的优劣是意义不大的,一般应该是根据问题选软件,而不是做软件的奴隶.最好是掌握多种软件和一定的编程基础可以随时对软件进行修改.最后当然就是分析数据进行讨论开始写文章了.这方面我就不多写了,因为我认为科研的关键是在出idea的那一步,所以我重点说了那一步.

第五篇：蒲慕明_2003～2011年在神经所年会上的讲话(缺2009年的)

蒲慕明

男，1948年生，美国籍，博士。

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从事轴突导向和突触可塑性的分子与细胞机制研究，有卓越的贡献。

1970年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1974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博士学位。1974-1976在普度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以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1976-1985）、耶鲁大学（1985-1988），哥伦比亚大学（1988-1995），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96-2000）任职。蒲慕明博士自1999年11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他现在还担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Stephen W。Kuffler神经生物学讲座教授及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神经生物学讲座教授。蒲慕明博士至今共发表了130余篇有关膜生物物理、突触生理、发育神经生物学等方面的论文。他目前是《细胞生物学杂志》、《神经科学杂志》、《神经元》杂志的编委。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脑发育和可塑性的基础研究”(2000-2004)。

蒲慕明教授为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基础科学研究所，他坚持科学研究的原创性、本土性，激励和推动全所科研人员瞄准科学重要问题，为提高中国神经科学在国际中的学术地位做出应有的贡献。至2005年8月神经所在Cell、Nature、Science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原创性研究论文22篇。现研究所共有14位研究组组长，其中5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4人获得创新研究群体资助，9人获得中科院“百人计划”资助。研究所成立5年以来，共有33位研究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奖、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等。

在蒲慕明所长“以人为本，制度化管理，发扬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与吸收国际先进管理相结合”的理念指导下，神经所已经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3年所年会上的讲话

（2003年11月29日上午）

今天非常高兴在新的讲堂看到神经所现在人数大增，比去年、前年都要多得多，我想再过一、二年楼上也要坐满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自己的想法、一些感想。先谈一下我们神经所的“路标”（roadmap），就是我们所未来的前程。我想我们神经所的发展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期，我觉得今天是我们起步期的结束。头四年，我们建立了神经所，把应该有的设备和各种机制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的起步期。下面六年是我们的成长期，我们从刚开始的七个组，我和吴老师的组、李老师、郭老师、张旭、何士刚、冯林音、周专，七个组，我们现在是十三个组，四年之内可以说是加倍了，再过六年，到神经所十年庆的时候，我们要有 30个研究组，那这个礼堂一定是坐满了，这三十个组就是下面这六年我们要慢慢地建立。这成长期就是一个最”critical” 的时期，大家都知道我们神经系统发展有一个”critical period”，就是成长期的 “activity” 是神经系统结构的形成最重要的因素。成长期是我们神经所发展最重要的时期。等下我将谈谈我们成长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再下来十年，就是十一到二十年，应该是神经所的丰收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收获了，但这些收获现在不见得看得到的，可能要再过十年那个时候才能看到。这是我看到的神经所头二十年的 roadmap，三个阶段。我们目标是什么？很简单，我们要在上海建立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怎么样叫做“一流”？到怎样的地步我们才算达到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我想这可以分三个步骤(three steps towards the excellence)。第一步就是我们不断要有高质量的文章出现，这是第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组已经有很好的文章，这是第一步，这是 visibility。大家看到我们是在科学各个领域里有贡献，这还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还有第二步。这第二步就是我们有很多实验室建立了国际的声誉，就是国际上在你这个领域里提到有那些实验室是做得好的，人家马上就会想到神经所的这个实验室，这是国际声誉。这个国际声誉是怎么来的呢？文章要不断地在高质量杂志上发表，这还不够，还需要形成一个系统。而且成了系统后，还要有影响力，有impact, 我们的PI们要不断收到国际重要会议的邀请，去作大会报告，这是一个标准，这是国际上的承认，要达到这一步,不是几篇文章可以达到的，要建立一个有系统的贡献，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是toward excellence的第二步。最后还有第三步,就是说我们神经所要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有突破，能开创新的领域，开创新的方向，有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是可以达到世界领袖级的声誉，在世界上所有的一流机构中都有几个这样的领袖人物，没有领袖人物就不是世界的一流机构，所以这“三期”其实也是配合到我们的“三期”的roadmap，在起步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出高质量的文章，成长期建立我们的声誉，丰收期的时候我们要有重大发现。什么时候出现重大发现？也许明天就出现，那更好。但是我说的三期发展能够保证到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之内我们能够达到有重大发现的那个目标。

怎样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在未来的成长期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不是招人才、不是争资源，是建立一个一流的科学文化。没有科学文化，不管有多少人才、多少钱都没用。我们不缺人才、不缺钱，我们缺的是一个文化。什么是科学文化？很简单，第一就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怎样探索问题、怎样做研究？怎样对待你的实验数据？怎样对待你的假设？做实验不是只是出文章，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有任何偏见。Peter Medawar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对一个科学家来讲最困难的事是放弃他自己的假设（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a scientist is to give up his own hypothesis）。做实验得到的结果和你的假说不一样时，你是怎么样对待？你是不是把不符合假说的实验数据放在一边，把符合你的假说的实验数据拿去发表？即使你现在可以发表高质量的文章，你并没有解决问题。时间到了，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就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标。这就是严谨的态度，与之相关的是第二点，就是科学交流的态度，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科学交流，你看到有问题就指出、批评。批评性的科学交流是我们国内最缺乏的，国内的会议、研讨会说好话的多。真正“批评性意见”，指出你的错误的很少。批评的交流态度有两点：一就是对别人工作的“批评态度（”critical attitude)，你能够坦诚、不顾面子地指出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就是你对于批评意见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critiques)，自己对人家对你的批评是什么态度，批评别人容易，接受别人批评难，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现在很多journal club，我们很多学生可以指出很多文章什么地方不对，很容易批评别人。但是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接受？Referee’s 给你的评语，看的时候你是否仅仅说这是有敌意的，不懂我的工作。不懂你的工作是你写得不好，还是你的工作真有缺点，你有没有自己反省？拿到editor的拒绝的信, 第一个反应是泄气的、伤心的、愤怒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想到应该回实验室做更进一步的工作，冷静地想想看这些评语。科学家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大科学家对别人批评不会生气，反而高兴，因为他知道如何从别人的批评中如何进一步地提升自己。所以文章写出来、送出去，只是第一步。你要能够从第一步得到反馈意见，认真对待反馈意见，即使里面有些敌意，有些竞争，有些错误，但是大部分referee的报告是值得好好考虑地。借助别人对你的批评，好好地提升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假如这一关无法克服的话，永远没有办法提升自己。我想今天我们开这个会，从现在开始，critical exchange的重大障碍。所以我们不要讲面子，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重视这点。批评性交流跟严谨态度其实是相关的。为了严谨所以要批评。

建立科学文化的第三点是创造一个有紧迫感的环境。世界上所有的一流的科学机构，你进去那里，会做出一流的工作，为什么？不是那边的资源多、仪器好，老师特别聪明，主要是一个紧迫感，所有一流的机构都有我叫做“必要的紧迫”（essential tension)，这个名词是我从 Thomas Kuhn借来的。Thomas Kuhn讲科学发展的过程，每个时期的科学都有大家接受的统治一个领域的范例（paradigm）。到有各色各样证据与这范例不合，造成tension, 使得这范例非改不可。tension大到范例破碎的程度，新的范例就出现了。这个科学发展的 “essential tension” 我借用来说科学机构、科学家的成长,“essential tension”使得你不断往上，不断地发挥你的创造力。各位到了一流的机构里，你就会发现，这些机构会给你各式各样的压力，老师对你的期望，同学之间的竞争，你与同行之间的竞争，你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压力，你想要发挥你自己的才能，要在这个领域做出一流的工作，变成一流的科学家。各种压力，内在、外在的，使得你在那个环境中做出有创造力的工作。我们很多人说，我们要有宽松的科学环境，做科学要宽松，大家可以随便思考，但是很多人对宽松环境的理解是不对的，宽松并不代表没有压力，没有紧迫感。现在的科学发展这么快、竞争这么强，过去的Cavendish Laboratory 的宽松环境，让Max Perutz二十年去解决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个世纪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在Berkeley、MIT, Princeton 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只要有好的结晶体，”one protein a day”，这是他们的口号。一天就解决一个蛋白的结构。这就是现在发展的速率。有紧迫感，随时考虑怎样把工作完成，在这样情况下，创造力才会出来。宽松的环境，假如不能使你有创造力，这种宽松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造成有 “必要的紧迫”的环境，使得大家能够发挥最大的创造力。国外对中国科学家的勤奋、聪慧、基本训练都是有很高的评价，为什么很多人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成果，一出去到人家的研究机构里就变成最好的研究人员，为什么？这就是国内机构缺乏一个必要的紧迫感，没有这个，我们就达不到这个最高的、一流的研究所的目标。

我想以后我们谈的机会很多，我今天就想把roadmap很简单地为大家列出来。大家将一起工作共同渡过成长期。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每次回来我觉得自己是在成长、有些问题现在我还没有我们的同学懂得多，我所做的就是和我们的学生和研究组长一起对神经科学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大家在一起以严谨的态度去切磋，去解决重大问题。我自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在成长，在学习。跟大家一起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我现在看到的roadmap已不是十年了，是二十年的。二十年所庆的时候是我退休的时间，我希望在这之前，看到的不仅是我们同胞在球场上、运动场上得冠军，尤其是女同胞在世界小姐、模特大赛上得冠军，我希望看到我们的科学家也能得到几个冠军！好，我今天讲到这里（众鼓掌）！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4年所年会上的讲话

（2004年11月27日08：30）

今天我们很多人起个大早来参加会议，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到，我们就不等了。在一个星期前我们神经所得到一个好消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蒋辉、郭炜、梁新华的论文被Cell接受了。这是给我们所年会的一个礼物，是一件大事。国内的工作在Cell上发表，在这二十五年还是第一次。蒋辉、郭炜、梁新华在吗？站起来！我们大家向他们祝贺（众鼓掌！）。

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三位同学努力工作是很明显的，饶毅老师的指导也很有功劳。但主要的成功还是实验工作的成功。在实验科学界常常有人说“ideas are cheap, it’s the experiment that counts”。Ideas大家都有，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谁把实验工作做成功、做完整，谁就有主要贡献。有人说这是我的想法，那是你的想法，要分清楚。事实上Idea在实验科学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再说科学研究是讲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中ideas是free floating，大家都有份，很难说这idea完全是你的，不是别人的，除非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想法。这篇Cell文章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也不要吹牛说这是重大突破。这只是在axon differentiation 过程中signal transduction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做得很清楚，面面俱到，结论无懈可击，这样就达到了Cell的标准。但不是说axon differentiation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每个人手中做的实验，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实验做得彻底、做得完整，就可以达到Cell标准。

我看很多实验室的课题，包括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数据信服，对自己得到的结果常常不够critical。一般的project，开始的时候总有一个基本现象，根据这个基本现象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就围绕这个假说做实验。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些数据很合你的假说，有些数据不合，常有的做法就是把不合的数据放在一边，合得就相信了，认为自己的假说果然被证实。其实许多数据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自己却已被自己说服了。而且继续朝原来的方向做下去，有反证也不认真对待，到最后很可能走上歧途，因为你的假说可能有问题。所以重要的是任何假说只能作为working hypothesis，不要被自己的假说所局限，假如你的实验结果跟假说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只是告诉你假说需要修正，以便进一步提一个更好的假说。那个新的假说应该能包括解释与原来预测不合的、有反证的结果。

我想很多同学、老师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常常做实验求证自己的假说，得到的结果不合，就放弃了，不往下走，另外开一个头。这其实是不对的，有时是很可惜的。假如你得到的结果没有证实你的假说，你一定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假如你一次实验、两次、多次实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你就要问，是因为你的实验技术不行，还是你的实验的方法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重复、有正有负、有太多的 noise？假如是方法不行，这个方法在你那个系统内应该行，而你做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放弃继续下去就是没有克服实验的关。假如别人在类似的系统，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在你手中却不行，你就得继续做，不能放弃。反过来说，假如你能够证明你的实验技术方法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结果就是和你的假说不一样，那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这就表示说你原来的假说有问题。你原来的假说是在大家公认的思路, 公认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假如实验证据跟你的假说不合的话，表示说现在公认的想法是不对的。你应该换一个新的想法才会能够包涵你现在的结果。这样常常就可以引导到更重要的发现。科学发展就是把现有的公认想法改变。你得到与你假说不合的反证其实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就是说你的假说有错误，大家想法都有错误，当然首先你要完全确信你的实验结果是可信的。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出好文章，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当然出好文章你马上就可以毕业，这是好事。但我们所里强调出好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把科学研究工作脚踏实地做彻底，做严谨，能够拿到真实可信的研究结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杂志。所以出高水平杂志的文章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水平。这使我想到现在外面有些人在批评神经所，包括我们有些科学院的领导。他们认为神经所没怎么样，不过就是出几篇好文章，而基础科学文章对社会没有什么大意义等等。确实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对社会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意义，我们没有办法治神经系统疾病。那我们的社会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基础研究？要强调出好文章？在整个科学界除非有重大的突破，出几篇文章可以说不起一丝波澜，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我们是一个起点，我们就是要强调脚踏实地、严谨、彻底地做科学研究，建立一个不浮夸的学风。现在我们科学界、社会上，盛行浮夸风。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世界领先，有多大突破，对社会有多大意义。几十年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浮夸风，在科学界里还仍然盛行。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义。

我们有没有社会良心？是不是只为了自己成名成家出好文章？我相信不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工作，工作做得彻底从长远来说自然会有社会意义的，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工作很容易联系到神经系统疾病，退行性疾病等问题。时候到了，工作做严谨了，是credible，自己相信，别人也相信，在国际上大家相信，在这个时候就能做出与疾病相关的问题有突破的工作，才会有人take it seriously，才会真正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树“一个大旗”，说我们要解决重大神经退行性疾病，要解决Alzheimer’s disease、Parkinson’s disease。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时候未到。当我们建立了高水平的研究室，能够把科学问题解决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能力解决与疾病有关的问题，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集中大家精力去解决一个重大疾病问题，才有成功的把握，现在还没有。

我们有些科学家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几亿的钱，举个大旗就要几亿，为他们自己的项目要国家投资大笔的经费，没有想想做这种研究到底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一些基本功夫还没有建立的实验室投入大量资金，这对社会是多大的浪费。我想提醒这些科学家，去看看我们社会现在的情况，看看农村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些农村还很穷，你买个大仪器放在实验室不能确实好好用，可以养活多少困苦的农民？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浮夸，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好好做科学，是我们做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

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些心里话。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同学老师们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前途，大家不再喊口号了，很多人也不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科学家生活在象牙塔里，对社会上的事情不关心，看到的就是上海、北京繁华的一面，生活是很不错的。心里想的、盘算的都是自己实验室、工作上的事情。我觉得科学家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对这个社会要有一些了解。平时我们离开上海到外面去，都是到一些旅游点去旅游，去陶冶心情。但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不安定因素，有些农村还很穷。社会虽然是繁荣了，但有严重的两极分化，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作为一个科学家，关在门里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吗？是否还要考虑一下你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如何表达出来？对这个社会将来的发展有什么贡献？也许这有点唱高调，有时候我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发展有些阻力。但是几千年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就是社会良心、对社会的关心。到现代，“五四运动”以来要民主、要科学，这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中国传统就是知识分子不是只顾自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传统在我们这一代是应该继承下去的。这里大部分同学都要离开这个所，很多都要出国，都是为自己前途奋斗。大家关心中国，关心国内社会，关心我们这个社会的延续，关心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积极地参与？参与的方式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想想这些问题。我最敬佩的科学家，像过去的爱因斯坦、Niles Bohr，现在的 David Baltimore、Richard Lewontin、Steven J。Gould都是有社会良心的科学家，不但自己工作做得好，他们对社会关心，对社会不正义的事情提出抗议。而且最重要的不光是批评，自己批评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好。现在大家不满的事很多，批评的事很多，而对自己的要求却不够。我觉得从一个科学家社会良心上来讲，最简单的起点就是从你自己的工作做起。你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好，你待人处世也好，能够做到脚踏实地，真实严谨的态度，然后你还要能够慢慢地影响别人、影响这个社会。假如我们的科学界大家都说，照着国情吧，国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怎样做我们是管不了的，那我们就永远变不了，情况就会越来越坏。现在我经常会听到我们一些科学家说：“腐败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上亿的钱很容易地就被浪费掉。现在政府愿意投资科学研究，这些经费是不拿白不拿。如果你不拿这些经费，同样会被别人浪费掉”，“与社会上可见的腐败相比，科学家用科研经费款待朋友、公费旅游等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从科研工作上讲，在神经所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有些经费被轻易地浪费掉，只是因为我们在开始实验前没有好好的思考与计划，在定购仪器前没有认真考虑购买的必要性和该仪器的使用率。所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开始，看我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是怎样表现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如果我们自己都腐化了，我们还能期望我们的社会不腐化吗？现在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圣人”、“烈士”，而是绝大多数人能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让我们从争做神经所的“好所民”开始，然后尽可能地去影响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在科学界、在这个社会成为好公民。

有些人批评我到神经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国那一套带回来，不合国情。“不合国情、要安定团结”，这些说法是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科学界虚假浮夸、人事关系主导一切等等各种弊端的最好挡箭牌。我们科学界，甚至整个社会改革目前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这种要安定团结、要合国情、要讲人情的做事方式。这是我个人，也希望神经所同学老师们要坚决抵制的。我觉得我们所这五年来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我希望我们的意义不止在这里。我们要在神经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榜样。我们的工作，我们做科学的态度，都能作出一个好的榜样，将来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今天我就大致讲到这里，开始我们所的报告（众鼓掌！）。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5年会上的讲话

（2005年11月26日）

大家好，今天是神经所2005年年会，像往常一样，我先讲几句。先谈谈神经所2005年的发展。总的来说我们所2005年进展非常好。评估一个研究所的发展首先就是看它的科研产出。我们过去这一年的产出是建所以来最好的一年。在《神经科学杂志》以上的杂志共发表了十篇论文（包括徐天乐组前几天发表在 Neuron上的文章）。单从论文质量来看，我们可以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看研究所发展状况的另一个标准就是这个所PI和学生的招聘情况。是不是有很多人来申请神经所PI的职位，是不是很多学生希望进神经所。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的进展也不错。神经所在开始的头几年，由于成绩还没有表现出来，并没有很多海外学者有兴趣来应聘。从2003年开始申请人数大大上升，在这二个月，我们就要面试五位PI候选人。神经所的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动态保持30个研究组，我们现在是15个组。大家也许注意到，神经科学领域很广，为什么我们现在招聘的PI多数是细胞分子神经生物学领域的？这主要是因为这几年我们招聘的条件不是依据研究领域，而是依据应聘人的科研水平。国外高水平的细胞分子领域的研究人员多，所以来应聘的这个领域也多。等我们到了二十个研究组以后，就要考虑哪些研究领域我们需要加强，较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领域招聘。这是我们发展的策略，这样才能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研究所。

另一个好的进展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学术评审制度，每个研究组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定期的评审，研究员是每四年一次，高级研究员是每六年一次。能坚持真正做到严格的学术评审的国内研究所是不多的，我们可能是做得最彻底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做下去，还要做得更好。严格的评审制度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退出机制，就是对因不愿意参加评审或者评审未通过等种种原因而离开神经所的，我们建立了很好的退出机制。比如我们允许学生、仪器设备都可以带到新的单位去，这样就建立和推动了一个良性的流动机制。按正常理解所有的仪器设备都应属于研究所，过去惯例是人走空着手走，这对他重新建立实验室继续研究工作是有很大阻碍的，对国家资源也是一个浪费，因为留下来仪器设备相当部分很可能是其他组用不上的。所以我们制定出一个公正合理的退出机制，这是我们经过很多努力才做到的，也是我们建所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在国内呆久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最后我觉得神经所的发展很关键一点就是我们的行政支撑系统，办公室人员对提高我们所的工作效率、推动各种工作、打破国内旧的各种框框做了许多努力，这是非常难得的。没有我们行政、支撑人员我们这个所是办不好的，我们应该谢谢我们各个办公室和公用实验室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众鼓掌！）。

 一流的研究所的标准

现在国内外对神经所的评价很高，随时都有许多神经科学家、访问团来访。神经所好在哪里？国内常常说要建立国际一流的研究所、办国际一流的大学，国际一流到底是怎样一个标准？我个人认为第一就是看科研水平,这个所每个实验室发表顶尖杂志文章的平均数,出来的文章是否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第二就是我刚刚讲的招聘情况，进我们所的PI是什么水平，在国外是什么单位在跟我们竞争？第三，我们有多少PI被他们所在领域的重要的国际会议邀请做大会报告？假如我们以这三个标准为准，我们在国际上是怎样一个地位呢？大家不是喜欢排名吗？我自己估计，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每一年都能做到像今年这样，我们是可以与美国前四十名大学竞争的。假设前20名是一流的话我们还没达到一流，如果你认为前40名是一流的话，那我们可以算一流，这是非常粗的估算。

 发展中的不足和期望目标

下面再说神经所发展中的缺点。第一是我们这里的科研骨干，也就是我们的组长们还比较年轻，大多数是起步不久。而在国际上已经有一定地位的组长很少。一般一流研究所和大学都有一大群资深的教授，年轻反而是少数。我们下五年、十年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组长能够在国际上成为他们所在的领域的知名学者。大多数组长是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与国外的一流研究所相提并论。要做到这点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假如一个组长和他的实验室在这个领域能连续性每年都有好的文章出来，持续五年、十年，大家就会注意到他，国际大会也会邀请他去做大会报告，这样他就成为国际知名学者。

上面这个目标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做得到的。但对神经所来说比较困难的目标是有突破性的重大科学发现，能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大家不只是公认你是一流学者，而且把你看成领袖人物，能做到这样才能真正奠定我们神经所在国际上的地位。你们看Harvard、Caltech、Berkeley、Stanford这些学校都有几个这样的人物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的目标我们只能期望，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们一定能够有重大突破。只有当我们多数的实验室能达到刚才讲的一流水平，产生具有突破性的重大科学发现的可能性才会大大增加。时间久了总会有重大科学发现。要达到这个目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钻研重大问题。我举个例子，英国的Cavendish实验室，也就是DNA双螺旋发现的地方，在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世界科学的主要中心，物理学和结构生物学发展的许多重大成果都是从Cavendish实验室出来的。进去的年轻人一个个变成大科学家，许多成了诺贝尔奖得主。那些年轻人都是天才吗？Cavendish实验室选人都选得那么准吗？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进去都变成一流的科学家？Cavendish实验室那个环境到底有什么特别？我觉得不是那里的仪器设备特别好，也不是那里的“大师”特别聪明，脑筋特别灵，出的题目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环境给所有进 Cavendish实验室的年轻人一个信心。自己建立了信心，持久下去就会有重大发现。这种信心是由Cavendish实验室的传统风气形成的，以前进这个实验室的人都能做到，那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建立了信心。还有大师对他的期盼，他对自己的期盼。信心和期盼成就了Cavendish实验室辉煌的历史。

要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就要做重要的问题。重要问题大家都知道，并不是只有那些大师知道，外面的人也知道，但为什么外面的人做不好？因为别人没有那样的信心和胆识去做，而在Cavendish实验室你就可以去做。一篇新的、写得好的综述就会告诉你哪些是重要问题，每个领域都有一大堆重要问题，尤其是神经科学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你不要挑选人家已经做得差不多的小问题，而是盯住那些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所以我希望神经所的老师、同学有信心做出最好的工作，有信心和胆识去做重要问题，最终会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

 研究生教育

下面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今年开始我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研究生教育。一个所的成就不要只看它现在有什么成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学生从这个所出去将来的发展怎样，他是不是变成一个好的科学家？他出去之后是不是觉得他在神经所待了那么几年确实学到怎么做科学，能够不后悔。让他重新做一次研究生的话，他还会选择到神经所。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神经所教育才是真正成功了。我记得上次有个座谈会，一位老师问我“你觉得在神经所工作这几年有什么是你最遗憾的”？我说我最遗憾的是我们神经所过去这几年有的学生走的时候是一肚子气走的，很不满意，觉得在这里很多时间是浪费掉的。这就表明我们所过去这几年没有真正办好。我希望我们能加强对研究生的关注。今年我们对于研究生转博考试、对于博士生向其论文指导委员会的进程汇报制定了更加全面、严格的要求。这也显示了神经所越来越关注、并尽力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我希望明年研究生工作能做得更好,学生们不仅仅感受到科研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同时有回报，也能渐渐体会享受做科研的乐趣，工作能做得愉快。这也是保证我们每个实验室能够成功的基础条件。

 学习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希望研究生能够学到什么？研究生刚进来时对做研究是新手，第一步是要学怎样去动脑筋思考问题,怎样集中足够的心思专注地去解决问题。过去都是念书，书上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是要你解决问题，把实验交给你，要你去做。很少实验是完全顺利的，一定是有困难的。困难出现时你怎么解决困难？不光是学习实验方法，而是在方法上出问题时学习怎样解决，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学习解决科学问题最重要的一面就是学习怎样能集中自己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在一个具体问题上，能集中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就如同你以前准备考试一样，但要以更主动积极的方式，而不是被动消极地吸取信息。不是说你必须日日夜夜坐在实验室，一次次地重复同样的操作，而是能聚精会神地(with intense concentration）去思考问题，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找出所有的可能性，从文献上找，去请教别人。不但在实验室里想，甚至睡觉时也想。这也许不是偶然，我以前解决实验难题最好的想法都不是在实验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深夜无法入眠时想出来的，这就是把所有心思集中在解决问题上。

学习思考和解决问题要有练习的机会。老师应该给同学许多练习的机会，要鼓励同学尝试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创造力需要培养，而培养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现在许多“大科学”大实验室不是一个好的训练研究生的地方。做大规模的测序筛选，操作的是自动化大仪器，不需要用“脑筋”，只要根据既定的程序一步一步操作，这样不是一个训练研究生的好环境。我们神经所每个研究组都是属于小实验室的环境，老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有很多交流，常常有问题要解决的，学生不是来做技术员的，是来学做科学的，实验出问题的时候同学要主动积极地提出解决的方案，不仅仅只是去问老师讨教新的指令或解决方案。

在实验生物科学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年轻人一变成组长以后就不做实验了，招一大群博士后或学生，自己则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跟实验台脱离了关系。老一辈的科学家都是自己动手。我做PI后还自己做了15年的实验。只有自己动手才会有感觉，知道实验做不出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十年前我还声称假如我们实验室细胞培养或电生理记录出了问题时，让我来做，我可以解决问题。因为我曾长期在实验台上，有感觉。现在的趋势是大部分年轻的PI不做实验了，真正跟自然对话的就是在实验台上的学生了，这是一个缺点。补救这个缺点就是PI应经常接触实验台，学生做实验的时候应该常坐在他们旁边陪他们做实验，这将有助于发现和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

 学习形成假说和检测假说

刚才说了研究生第一步是学习怎样去想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更重要的是学习怎样找问题，怎样形成(formulate)假说和检测（test）假说。通常开始时由老师给一个问题，但是你要学到怎样找好问题、找大问题。这个步骤比较困难，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其实这是一个科学家终身要学习的。我认为在生命科学领域目前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探索性”（exploratory）研究，搜寻未知的现象。另一种是“假说所推动的”(hypothesis-driven)研究。在分子细胞生物学中的一些领域，假说所推动的研究占主要地位。已经有很多现象，你可以形成一个假说，去检测它，在检测过程中对自然现象有进一步了解。但是在系统和认知层面上的神经科学，很多是未知的，在形成一个有用的假说之前，需要收集更多的事实和发现新现象。探索性研究重视观察自然现象，要以尖锐的洞察力观察自然现象(observation with a keen eye)，观察时要专注、要想像，对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现象是不是有意思，要做恰当的判断，这种探索性研究很可能是未来神经科学发展有所突破的关键。我们神经所现在大部分的工作是假说所推动的研究。今天我化一点时间谈怎样形成假说、以及怎样检测你的假说。简单地说，别人发现那个现象，你看到这个现象，你把两种现象联成一个因果关系，形成一个有意思的假说。人家没有联想到你联想到了，这就是你的假说。下一步是去检测你的假说。首先，我想指出怎样才是好的假说。一个合理的假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有意思的假说。我认为一个好的假说应该有以下三个特性：首先，一个好的假说所引导出的因果关系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surprising, novel “令人惊奇的”、“新颖的”假说）。第二、一个好的假说所引导的推断是可以立即用实验去检测的。第三，一个好的假说是可以立即引导出其他有意思的假说。通常一个假说就是要给一个有因果关系的联系。检测你的假说，其实就是为这个因果关系寻找证据。怎样检测因果关系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common sense)。我举个例，你发现在你的系统里A→C，在已知的另外一个系统里B→C，你把它连到一起提出一个假说：就是A→C必须通过B，也就是 A→B→C。要检测这个因果关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掉B，看看A有没有办法产生C。假如没有B，A照样可以产生C，那你的假说就被推翻了，就没有继续下一步的必要了。反过来说，假如没有B，A就不能产生C，那么你的假说没有被推翻。假如没有B的话，A就不能到C，B就是A→C的必要条件。当然你还有其他要检测的,在你这个系统里你是否可以看到A→B？可否看到B→C？假如你的实验能得到A→B,你同时也发现并不需要有A，B的出现就可以得到C，这就可以说B是A→C的充分条件。B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那么A→B→C的因果关系在你的系统里就暂时可以成立了。事实上大部分科研就是研究因果关系，如果你都检测清楚了，最后结果是你的假说在你的系统里可以暂时成立了, 你就是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

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你拿走B时的处理是不是特异性的？是不是在拿走B时，其他的东西也被打坏了？例如你用药剂阻断B，这个药剂是不是有充分的特异性，其他条件有没有变？还有很多药理实验没有100%的效果，你怎么对待这样的结果？我们常见的就是B被阻断之后，A造成C的数量大大减少，一般就会认为这个假设是成立的。但为什么C没有完全消失？是不是因为B阻断没有做到彻底？还是A还有不同的途径可以到达C，也就是说A→D→C。假如是后面所说的那种情况，你的假说就失去了强度，所以你一定要回来找原因，到底为什么阻断B只是部分有效果？是不是有更好的假说。如果用许多方法阻断B，你一直只能得到部分阻断，也许你就应该寻找D，从A→C的作用中D可能比B更重要。这样你就要放弃原来的假说，即便你原来的假说非常新颖、非常吸引人。你是坚持还是放弃你原有的假说变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假定的因果关系是A→B→C，B是介导A到C，但是真正的因果关系可能是A→D→C，B可能只是影响D，是D存在的必要条件。假如 B拿掉，A到C可能会受影响，但并不马上表示B就是因果关系中的一环。即使B→C（B导致C是充分的)，因果关系可能仍然是A→D→C。要真正的令人信服，你必须证明你的系统在实际生理条件下A能产生适当量的B，而产生的B的量足以产生C。这时候定量信息就很重要。如果没有定量信息支持你的假说，可能B 只是A→D→C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调控者(modulator)，而不是A→C真正的介导者(mediator)。已往与当今文献中许多关于信号转导的争论就是由于缺乏对于信号转导途径的介导者与调控者的明确区分，而出现了太多的不可靠的相互矛盾的因果关系的假说。

还有，绝对不要说你的实验已经证实(prove)了你的假说。实际上没有一个假说是可以被证实的。假说是永远只能被推翻但不能被证实的，所有的实验结果最多只能说是支持你的假说。简单的说，在你这个条件下你得到的结果和你的假说不矛盾，所以你的假说在目前仍然成立。换一个条件你得到的结果可能会与你的假说有矛盾。因为永远有一些条件你无法或没有测试，所以你永远不能排除你的假说可能是错的可能性。在写文章或做报告时至多只能说“数据符合或支持我们的假说”。

 学习做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

研究生必须学习的第三点，就是要学习做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大家知道科学家不是生存在真空里，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在学术界、在社会上有品德的科学家才会受到多数人的尊重，他的工作才使人信服。有品德的科学家是严谨的,是讲公德的,是有诚信的,是尊重事实, 并捍卫真理的。不要有了结果，即使数据靠不住，自己都不能信服的东西，也出文章。今年这文章出了，下面做不下去了，别人不能重复，那你的名声就毁了。假如你的发现是吸引大家注意的，将来大家知道这个工作是错的，你的科学生涯就会有污点。不可以因为眼前要出一篇文章，将来后患无穷。严谨态度要从小事做起，你到公用实验室使用仪器，该签名时就签，应该怎样操作就怎样操作，要守规矩。想省事走小路和占小便宜反映了你的态度，这种态度积累在一起成为习惯，到最后就会犯大错。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培养严谨的态度，这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同学都能注意到和重视的。

科学家的品德同样也反映在与人合作的态度上。跟人家交流合作必须是公平互惠的。合作是一个科学家要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假如你不会合作，在未来的科学世界里你必定是非常局限的。学会怎样做一个好的合作者是你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怎样合作，从做学生开始就要学习，因为在做学生时合作是最多的，老师交给你的工作是整个项目的一部分，你要跟别人合作。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到了国外后，很常见的一种想法就是认为你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就要竞争，要竞争就要厉害，要抢，不能退让。中国人过去都是软弱，被欺负，所以现在要竞争,要抢，有一个便宜就占一个便宜，有好处不拿白不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浅薄的态度。你总是占便宜的话，人家就不跟你合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出了文章谁做第一作者？都认为自己贡献最大，自己应该是第一作者。但是要量化贡献并使每个当事者都认为是完全公平的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的算法都不一样。有些时候很难去断定你的贡献一定是55％，所以你是第一作者，别人贡献是 45％，所以是第二作者。在很多情况下就是PI作主，PI要公平，要做一个合适的评估。我们不要因为得不到第一作者就认为这世界太不公平。其实没有百分之百的公平，假如这次你感觉吃亏了，你采用一个和气的态度接受这个事实，下一次自然会有好的安排。即使你的合作者这次占了便宜，下一次他可能认为应该让你多得一点。这都是有来有往，不要以为目前此时此刻一定要什么事情都是你第一，要学会怎样与别人合作。我自己经历就是这样，与人家合作时,我不争文章排名，但到了真正很“吃亏”的时候我是会反对的，但一般我都是很容易商量。你会发现很多文章我是倒数第二名。当然我是PI，你们可能觉得不一样。其实学生也一样，在一项工作中谁的贡献怎样大家心中会有正确的估价。所以多年来我都有很好的合作，我自己有很多收获，因为通过这些合作我自己得到了学习，也扩展了研究领域，总的来说对做科学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合作时不要斤斤计较，要以做科学为主。不要为计较眼前的利益，把自己的名声搞坏。我就知道国内有些PI甚至对没有参与工作的学生或其他有关系的人也会给个好处，把他的名字放在文章上，给学生排名有时候也是乱来的。还有的PI跟人家合作就一定要坚持自己占绝对的好处。到最后常常导致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另一个与科学家品德有关的事就是国内科技界普遍的浮夸风。用文字或在公开场合描述你自己的成就，有时候也许比较难做到完全客观。但现在国内许多对个人或单位研究工作的意义或取得的成就的描述，常常夸大得不成比例。有人辩解说“这是公关，为了经费和名声，这是必须做的”。“每个人都这样做，国外的科学家也是这样公关的”。我不赞同这种态度，如果过分夸大事实、不诚实的、欺骗的行为是所谓的国际趋势，我们也不应该遵循这样的趋势。我反对科学家像商人一样，用尽一切办法，包括欺骗，去“销售”他自己和他的单位。我坚信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应该是诚实的，即便是面向“无知”大众或那些不懂得他的研究领域的领导也必须是诚实的。当一个科学家成为科学管理者时，应更有义务坚守科学家的行为准则，讲实话，不浮夸。中国科技界盛行的浮夸，包括申请经费时的浮夸风，归根主要还是科学家不能坚守基本的品德。这种浮夸风已经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中国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尊重的主要障碍。我希望我们的研究生、下一代的科学家能纠正这种不良的社会倾向，要对自己、对科学、对社会都能坚守诚信的品德。

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在我结束之前，我送给大家两句座右铭，这都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胡适说的。胡适当时讲的是考证工作，但同样也非常适合我们做科学。第一个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第二个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果能严守这二个座右铭，你将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最后讲一件事，就是最近有很多同学和外面的人问我，说我神经所所长是不是马上要被解聘了？（众笑）是不是还在做所长？我可以告诉大家，很简单的几句话，建立神经所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什么都可以放弃，神经所是决不会放弃的，要赶我走还不容易呢（众鼓掌！）。大家都知道我们神经所在国内科学做得好，什么人要赶我走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能够赶走我的是谁？是我们神经所的老师和同学，只要我们老师和同学认为我应该留在神经所，那我就在神经所，不做所长我也还会在神经所（众鼓掌！）。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6年会上的讲话（2006年11月25日，根据录音整理）

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早上好！今年是神经所第一次与外单位一起开联合年会，我们有机会与很多香港科技大学的老师与同学一起讨论科学问题，进一步了解彼此的科研进展，为下一步合作提供基础。我相信这次年会一定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大的收获。我先简要介绍一下神经所过去一年的工作进展与下一年的展望。然后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科研创新的问题。

一、组长招聘工作

神经所建立到现在已有七年了。七年对人的一生来说是不短的，我们的张旭老师七年前是一头黑发，现在已灰白了（众笑）。但是对一个研究所来说是很短的，神经所还非常年轻，套句毛主席的话，我们现在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将来前途无限。神经所原来的规划是至2010年达到三十个研究组的规模，现在只有十五个组，招聘的步伐不快，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本来计划每年增聘四到五个研究组，这样到2010年神经所就能达到目标了。三十个研究组的一个所可以大致包含神经科学各个领域，是学科相对完整的研究所。假如我们三十个研究组都有很好的工作的话，我们在国际上就会具有竞争力和地位。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每年要新增加四、五个研究组，需要相当的资源。我们现在是与国际一流单位竞争人才，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而且从今年开始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实行计划分配，神经所下五年总共只分配到3个名额，即使入选百人计划，经费下拨一般也要迟缓一、二年，不能帮助我们新的组长们立即建立实验室。今年神经所向中科院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每年多支持点引进人才的启动费，最终科学院还是决定用已经定好的“公式”拨款。我们没有拿到我们要求的引进人才专项经费，所以在招聘资源方面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新所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神经所还是要继续发展，还是要继续做好招聘工作，可能步伐要慢得多。我们招聘的目标不单是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所以下几年也许不能扩充到三十个研究组，但我们会尽可能争取发展至二十五个研究组。

虽然在招聘新的研究组长方面有困难，我们在这里的研究组的情况是非常好的，资源是充分的。这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神经所几乎把所有资源，包括行政费用都放到实验室去，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行政机构，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我们就不能做到这点。七个秘书管理15 个组、168个学生的事务，一个行政人员常常做二个人的事。还有胡谦等非常具有奉献精神的公用实验室老师，常常是一个星期工作七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把许多行政的经费用来招聘、用来做实验室经费，所以我们实验室的经费是充分的。另一方面，我们研究组长们非常努力，工作出色，能够争取到国家其他经费，包括科技部、基金委的经费。所以即使我们招聘速度比原来的计划要慢，我仍然是乐观的。我们研究组的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这也是我对下一年的展望。

二、研究生培养工作

神经所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过去这一年我们继续彻底、严格执行硕士生转博资格考试以及已经转博的研究生工作报告的制度。我知道在座的同学都觉得这两项措施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做得很严格，相当一部分同学第一次没有通过，还需要再考试一次、再报告一次。虽然这些制度让你感觉到了压力，但这是很好的机会，通过各个老师的意见，你可以真正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做得更彻底、更完善。这是非常有益的，不要把它当成负担，尤其是研究生的报告。我希望每位同学写好计划书和工作进展报告，我们有固定的格式，大家要按照这个格式认真写。这是练习用英文写作的很好锻炼，是你将来一定要用的技能。借这个机会做这种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让谢老师再给大家发一次写作要求，请大家认真写好工作进展报告和转博计划书。

三、科研产出

研究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科研产出，神经所的科研工作都是围绕基础神经科学，产出主要表现就是论文。论文的数量很容易评估，大家可以数。但怎样客观、公正地评价科研工作的质量？一般公认最好的方法就是国际同行评审。投送到一流杂志的论文，就是去让高水平的国际同行严格评审。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论文是所有年轻科学家在科学界建立学术声誉必要的和必经的步骤。在几十年前，也许你可以闭门造车，做你自己有兴趣的工作，不管别人对你的评价如何，但现在不行了。你所有的工作都需要有资源，是否有资源主要是看你的工作。开始时给每个年轻科学家的资源可以只看他的潜力，但是几年之后每个年轻科学家都要用产出来证明自己，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方法。现在很难说等你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看你的科研产出，除非你可以说服你所在领域的一些领袖人物，使他们愿意尽最大努力支持你。所以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在竞争激烈的科学世界是不可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神经所会有很大的压力，现在我想谈谈压力的问题。我们老师、同学常常说在神经所的日子真不好过，压力太大。工作一定要出成果，要及时发表论文。每个人都有压力，我想说的是现在全世界所有一流的科研单位没有一个不是有高压力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每个人把这种高压力当成是必然的、必要的，不可能没有的。你想减少压力，不要有高压力，你可以到二流、三流的单位、学校去做老师、做学生，在那里，老师可以轻轻松松拿终身职，学生甚至可以不发表论文也能毕业、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在那里工作的科研人员，他们主要是学习、钻研别人做的工作，他们不是产出重要工作的主要来源。所以，你想要做科学的推动者，你必须做出人家想要钻研的工作，而不只是钻研人家的工作。事实上，许多创造性工作就是在这样高压力的环境下完成的。

五、积极应对各种挫折

有人说我可以承受压力，工作可以很努力，但是这环境太坏，我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挫折。即使我愿意努力，这么多挫折实在让我做不下去。所以我想谈谈挫折的问题。挫折是每个科研工作者都会遇到的，而且是一辈子、永远都会遇到的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只要做科研就会不断遇到挫折。当然挫折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与科研无关的挫折，如个人的、家庭的挫折等等。今天我要说的是跟科研有关的挫折，比如我们如何面对实验做不出来的挫折？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有一些跟科研有关但不是真正科学问题上的挫折，比如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同学之间的关系，与别人合作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心里不顺畅。自己做的工作没有得到人家的认可，包括你的文章被拒，文章署名次序问题等，这些都是挫折。这些挫折虽然与科研不是直接相关，但事实上这些也是大多数科学家会面临的挫折。即使你将来做了组长、成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你还会文章被拒，还觉得同行对自己的认同度不够，你没有得到应得的声誉。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一个成功的与不成功的科学家最大的差别是在他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挫折时，有没有因为这些挫折影响他做出更好的工作？有没有把这些挫折转化成一种动力？我没有得到同行认可，我就把工作做得更好，使同行们没有办法不承认我在这个领域的贡献，这就是面对挫折的积极态度。这次你的导师决定这篇文章你不是第一作者，你不但没有停止认真工作，而且更加努力、刻苦钻研，一直到他不得不认识到你的贡献。对于很多挫折我没有一个通用方式去解决，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不能因为挫折而影响你继续做出好工作的毅力。我常常说困境孕育创造力（Adversity breeds creativity）。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挫折：没有挫折、一帆风顺的环境常常不是最有助于做出创造性工作的环境。

六、什么是创新工作

现在讲讲创造力或创新（creativity or innovation）。大家都在说创新，整个科技界都在说创新。今天就谈谈我对创新的认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分析一下怎样的工作是创新性工作。我想把创新性研究的要素列出来，供大家参考讨论。

新颖性（Novelty）：概念或假说可以有新颖性，对自然现象有新颖的看法，就是概念的新颖性。发现新的现象也有新颖性，你做了一些探索性实验，有些自然现象以前没有人看到，你现在看到了。发现已知自然现象的新联系也算有新颖性，你发现这个现象与那个现象有关联的证据，虽然这些现象大家以前都看到，你提出这些现象之间有关联，就是新颖的发现。你也可以发明一些新的实验方法、新的分析方法，把以前人家做的东西，你用新的方式来处理、来研究、来分析，这也是新颖性。一个新颖的工作也可以是解决现在有争议的问题，虽然你没有提出新的观念或假说，但是你把有争论的问题解决了，这也是有新颖性。甚至对很老、很经典的概念，原来是大家都公认的概念，你现在有新的实验去驳倒以前那个概念，也是新颖性。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新颖性，但所有的新颖性都有一个令人惊讶（surprising）的成分，能引人瞩目（raise the eye brows）。

你需要有目标地去寻找新颖性工作吗？你是怎么判断你的工作有没有新颖性？我想提出两点：第一，你的工作是否具有新颖性不全依赖于进行前人没有做过的题目。第二，尽管新颖性发现是不可预知的，但它又是无处不在的，看你是不是能注意到它们、发现它们。常常有学生来问：我有一个假说，某某已经发现这个，另外人发现那个，现在我做这个实验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是不是新颖的假说（novel hypothesis）？我的回答是这样的：首先我要问，假如你的实验结果能支持或“证实”你的假说，它会是令人惊讶吗？一个令人惊讶的假说通常是一个新颖的假说。假如你还未提出你的假说大家就知道你做出的实验肯定就是那样的结果，那就不是新颖性假说。但是，如果你的实验结果驳倒了你的假说，这反而可能是令人惊奇的结果。本来大家都这么想，但你的结果却恰恰相反，那很可能是新颖的发现。不过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你所在领域的同行是否会关注你的实验结果？你跟其他同行科学家说我得到的结果是反的，不是大家预料中的结果，假如同行听了都不在意，那这很可能就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颖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你完成你的实验之前把你的想法与你的同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能聚集高水平的同行科学家的科研环境，可以在开始或完成工作之前不断地与同行进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有意思的新颖性工作就是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实验结果都能引起大家的惊奇，引起同行的瞩目。要引人瞩目，你的假说或实验必须是重要的，这里就要提到创新性工作的另一面，就是工作的重要性。

重要性（Significance）：创新工作应该不只是新颖的，不是说人家没做过你做了就是创新。创新必须要联系到重要性，新颖性和重要性是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我有一个同事，在完成NIH四年项目评委工作后对我说：现在我终于不需要再读那些申请研究“鸡爪对鸡屎的影响”的经费申请书了。很多申请书的差别主要就在重要性这一点上。在生命科学领域，重要性常常在于你想研究的现象与活体动物中的自然现象的接近程度。举例说大家现在对神经元凋亡很感兴趣，我要提个申请书，研究“机械力对神经元存活的影响”，我要拿神经元培养皿放在摇床上去摇，然后研究怎样的频率、怎样的振幅可以使神经元凋亡。我也可以做定量的复杂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械力对各种神经元凋亡信号转导途径的影响。各位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吗？有人会资助这个工作吗？当然大家都会摇头，没有什么意思嘛！你只是用摇床去杀死细胞，你做这个实验有什么意义呢？你要问的是在生理条件下，是否有类似的机械力存在，是否会杀死神经元。我还可以提出另外一个申请，去研究“机械力对神经元功能的影响”，也用培养神经元。我们都知道动物在生长时，组织生长伴随着的力可能会影响神经元，包括机械性压力对神经纤维的生长、神经元功能的影响。神经元对机械力敏感的离子通道可能会开放，导致了信号转导，影响神经元的功能。我建议去测定组织生长可能产生的机械力，并用微玻璃管在培养皿中的单个神经元上施加类似的机械力，以观察对神经纤维生长和神经元功能的影响。这样的申请书可能会得到同行评审的支持，并且认为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在生命科学领域，判断工作是否具有重要性的一个很基本的标准就是必须从生物体相关性来考虑你的工作的意义。最后，你的工作的重要性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通常是由你所在领域的同行的意见来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论文指导小组，帮助你判断你的论文工作是否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送文章到高水平的杂志，让高水平的同行来评审你的工作是否有意义。我们组长的研究工作的意义，同样也需要让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来评审。

连续性（Continuity）：刚才我说了新颖性、重要性，创新工作还要有连续性。我说的连续性是指科学进展都是基于现在已有基础之上的。创新工作不是凭空出现的，即使最新颖的发现、最重要的创新工作，像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研究也是基于普朗克的量子概念，相对论也是基于先前测量光速的研究，基于Maxwell，Poincare，Lorentz等理论和数学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没有一个创新性工作不是基于已知科学结构、概念框架、实验和分析方法。你的同行必须能够理解你的工作，这就是创新性工作的连续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特异功能”非常新颖，你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这些现象有重复性，但是它们不能基于我们现在已知的物理和化学原理以及对人类感觉系统的认识来理解，也不能通过现在已有的科研方法来进一步研究分析，所以它不是创新。

独特性（Uniqueness）：创新工作还有比较微妙的一面，就是它的独特性，创新性的研究往往在探索途径上显示其独特性。关于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有人说科学发现没有什么独特性，今天你没发现，明天张

三、李四同样也会发现。但是我的同事著名分子生物学家Gunther Stent一直强调科学工作与创造性艺术（creative art）一样，都具有其独特性。每个一流的科学创新工作与艺术篇章一样，都烙下了创作者的个人印记。所以有时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漂亮的创新工作能把许多关键实验或证据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解决一个重要问题。换别人也许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的手段和方法可能要复杂得多，有些实验可能不大合适甚至不大可信。虽然得到了同样结论，但是取得结论的过程远不够简洁、漂亮、有确定性(definitive)。也就是说完成每个重要的创新性工作就像创造一件艺术品，科学家留下了他个人的印记。

完整性（Completeness）：一流的创新性工作常常具有完整性，就像画素描，必要的笔划都在那里。完整性与创新性工作的独特性直接相关，因为一个完整的形象如何被呈现于世是由各个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自己决定的。就像画素描，重要的创新性工作常常并不需要包含所有的细节，但是必要的都在那里。一个二流的科研工作可能就是因为少了几笔。因为少了关键性的几笔，工作就不太有说服力，对于这个领域的贡献也就不够明确。及时性（Timeliness）：创新的另一要素就是及时性。创新工作要在相关领域里产生短时程或长时程的影响，常常需要及时出现。所以能否有及时性是创新工作是否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但是并不是所有创新性工作都是及时的，有的创新工作是早产的，出现时不被重视，其重要性多年之后才被发现。我们常常讲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是早产了几十年。但是一般来说及时性能帮助创新工作产生影响力。关于创新工作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我有些个人的经历和想法以后有机会再谈，现在讨论更实用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创新工作。

七、如何做创新工作

科研工作怎样能有创新性？创造力是从何而来的？创造力能否学习？ 这些都是难题，我不能声称说我有答案。在三十五年科研生涯中，我不断努力去做创新的工作，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经验和感想。

广铺触角（broad scientific exposure）：首先要学习把你的触角铺得广。我刚才说许多创新工作是把表面上不相关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别人没有想到这样的联系，你想到了，这就是令人惊讶、引人瞩目的创新。很多创新工作的源泉是“联系”。所以要有广泛接触、你的触角铺得广是做出创新工作的一个有益的条件。就拿听学术报告来说，如果你认为不是与你有关的工作，就没有兴趣去听，那你就错了。事实上你需要常常听那些与你的工作好像无关的报告。听完这些报告你可能会突然有些想法、有些灵感，可以把别的领域的东西引用到你自己的领域来，做出创新工作。去听与你无关的报告可能比听与你工作直接相关的报告更重要。参加会议也是这样，有时参加与你工作无关的会议比参加与你工作直接有关的会议更有收获。今天香港科技大学叶玉如教授也在这里，大概15年前，我在巴黎参加了一个与我没有直接关系的会，我以前不认识的叶教授也在那个会议上，我们谈到她做的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的工作，谈的过程中我们想到既然神经营养因子对神经生长与神经元存活有这么大影响，也许对神经突触功能也有影响，所以决定合作试试研究神经营养因子对神经突触功能的影响。我们回去后就马上动手做，完成后，1993年出了一篇文章，开创了突触可塑性研究里的一个小领域。所以把触角放远对做出创新性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探索历史（Learn the history）：学习与你研究工作相关的历史对做出创新性工作也是非常有益的。我刚刚说创新性工作都是有连续性的，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之上的。我在上课时常常要求同学们，读文献不要只看文献描述的工作（What was done?）。还有四个“W”就是科学研究的诚信问题。先讲科研经费，实验室要做好工作需要适当的经费，去年的年会报告我说神经所的经费不足，科学院给我们招聘新课题组的经费不够，这个情况今年已有很大的改善。事实上科学院今年发给所有研究所的经费都是大幅上升。这种科研经费一年比一年多的趋势是很明显的。现在的问题已不是经费的问题。现在中国科学家面临的问题是要能在得到足够的科研经费后能做出相当成绩来,向中国人民交代；是要能向国际同行证实，我们有足够经费之后确实也能够做出大量国际一流的、领先的工作。神经所过去几年的科研产出是怎么样的呢？作为一个基础科学研究所，科研产出的评价就是看出了些什么论文，这是最简单、公认的标准。我们看看神经所成立八年以来每年科研产出数量的图表，神经所在今年发表的所有论文，到了31篇的最高峰。其中比较重要、高质量的论文（Journal of Neuroscience 以上）今年也到了最高峰14篇。大家可以看到每年的论文数有些波动。一位神经所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对我说，今年神经所的高质量论文产出在他看来是不太可能持续下去（not sustainable）。我的回答是：也许有波动，但是上升趋势是肯定的，事实将证明你是错误的。当然算数量只是一面，我们的目标不是论文数，而是下面的两个具体目标：第一，我们要有一些实验室能成为世界领先的实验室，有一些组长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各个研究领域的领袖人物；第二，我们要在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如果我们不能够达到这两个目标，我认为神经所还不能算是真正成功。要达到这两个目标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除了要出好论文，还要出一连串有系统性的好论文，都是针对一个重要科学问题的论文，你在这个问题上比别人做得好、做得深入，能够真正把问题解决，才有机会得到重大的突破。有人说重大科学突破是要碰运气的，但运气不是凭空而来的，只有把科学问题做得深入才有机会遇到这样的突破。神经所的几个实验室已经开始集中聚焦、深化科研。如郭爱克老师在果蝇行为的神经网络基础的研究；张旭老师在感觉系统神经肽分泌和受体运输机制的研究；王以政老师TRPC通道功能的研究；段树民老师在胶质细胞和神经细胞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徐天乐老师在酸敏感通道功能的研究；罗振革老师在神经元极性形成的研究。现在看来如果他们集中精力在一个重要方向，坚持做出一连串的有相关性的成果，都有可能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因此我上面说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虽然很难预测神经所什么时候能取得重大科学突破，但是我有信心神经所迟早会取得有重大意义的突破，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二、集中科研方向、加强合作交流

我再谈谈集中科研方向的问题。神经所最近对2005年后成立的实验室进行了工作进展评审，基本上我的印象是大部分实验室的研究精力分得太散、问题做得太多、不够集中。也许有些组长认为他现在还不知道要聚焦在哪一个问题上，所以就分散，等找到重要的问题后再集中，但是这个分散情况能越早改过来越好，因为很多时间、精力、经费可能都会被浪费掉。当然每位科学家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有的科学家喜欢一辈子就做一个问题，越做越深，把一个问题弄得清清楚楚；而有的科学家则喜欢同时做很多问题。后一种风格要求你有足够的能力、精力和经费，通常不适合刚起步的科学家。事实上，没有任何限制地允许你同时做许多科学问题的时代可能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趋势是分工很细，每位科学家必须找到他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早些聚焦科研方向有利于占领你自己的生存空间。当然很多实验室都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学生都希望有自己的课题，有一篇自己的论文，第一作者的论文。结果就是很多实验室里形成了许多小的、分散的课题。我希望每个实验室都认真考虑怎样联合同学们在一起合作做课题。为什么要强调合作呢？同学们之间的合作有许多好处：第一, 你可以钻研比较难的问题，一个需要较多人力、多种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第二，通过合作可以跟其他同学有更多的交流、互相影响。每位同学、每位科学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怎样从别人那里学到长处、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短处，这是一个科学家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面。单独工作、闭门造车不是做科学的好方法。其实我认为一个科学家在他早期的学习阶段，学会跟别人交流比出文章更重要。第三个合作的好处是看得见的实际的好处，就是可以出好论文。也许第一次合作你不是第一作者，但如果贡献足够多，你有可能是共同第一作者。神经所从开始时就强调两、三个同学一起出一篇好论文，都可以做有相同贡献的共同第一作者，都可以毕业。简单地说，假如我要考虑博士后的申请者，一个同学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的第二作者，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是一篇不怎么样的文章的第一作者，我宁可要前一位做博士后。虽然他不是最大贡献的作者，但是他通过跟其他同学的合作，受到怎样做高质量工作的洗礼，他的标准和对高质量的科学工作的理解也是不一样。这样的同学是更有吸引力的。第一次合作你不是第一作者，第二次合作你可能就是第一作者，你可以出好论文，也学会了跟别人交流、合作的能力。上面讲到的合作的益处同样适用于实验室之间的合作。合作并不应只是简单地提供技术、样品、或试剂，实验室之间合作应包含更广义的科学交流 – 交流想法和见解。在神经所已开始出现几个实验室合作做课题的现象，我希望那些有合作的实验室可以在一起举行定期的联合组会，以期达到更有效的交流。最后，科研合作通常都会出现怎样分享成果（credit）的问题。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长期合作的障碍。我们知道很多合作不成功的例子就是因为分享credit时意见不合而散伙。从我的个人科研生涯来说，我与许多实验室有过合作，也得到了很多益处。我学到了二个道理：第一、在合作时很难量化每个人在合作中的贡献，使每一个人对所得到的credit都满意。第二、从长远来说, 从科研合作中得到最大受益的常常都是那些在分享credit时不斤斤计较的人。

三、研究生教育

下面谈谈研究生教育的问题。神经所的成功毫无疑问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我们的研究生，研究生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决定神经所的质量和声誉，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研究生的教育。神经所的组长们花很多时间在听同学们的报告-工作进展报告、转博报告等。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同学报告的质量是逐年上升。但还有很多缺点，包括表达、逻辑思考、图

表制作、英文写作各方面的缺点。我们要求工作进展报告用英文写作，但常常有错字及文法错误，其实只要按几个键就可以把错字挑出来，细心琢磨一下就可以修正文法，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到，都是需要改进的。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缺乏接受别人意见的能力和习惯。在听报告时我们的老师常常是非常严厉的、非常尖锐的、不客气的，当面指出实验上、图表上的问题。前天晚上的谈心会，有个同学抱怨说, 我做了一年的工作，老师说“没有意义”一句话，全部给打翻了，许多同学感到极度沮丧。老师严厉的批评是求好心切、望子成龙的心情造成的，假如批评过分严厉，同学回去也千万不要沮丧，工作也做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老师们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批评有没有正反馈？是否要改进我们的批评方式？我希望同学们不要把老师在报告会上的批评当作对你个人的评价，这是对你的工作的批评。每个人的科研能力都是训练出来的，没有人天生就有非常强的科研能力。只有通过接受别人的批评，好好的改进自己，能力才会越来越强。有些同学对别人的批评的反应都是防卫性的--有人说你错了就立即想用各种方式辩说你是对的，这种反射性的反应、没有通过思考的反应是一个科学家最忌讳的事情。不经过思考是否别人的批评可能是对的，只想怎样反驳他，用抬杠的心理来回应。我们有很多同学还要继续学习怎么样接受批评。当然我们也要学习怎样批评别人，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在这里我再次重申培养与同学和老师交流能力的重要性。一个能够跟别人很好交流的学生，将来很可能就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交流不是单向的，要能问问题，能问好问题，还要能恰当地回答人家的问题，人家问你时要回答，人家有反驳时你要再回答。这个交流要通过思考，面对面的时候要能够通过逻辑思维来应对这种交流，这种能力是一个好科学家必须具备的，也是需要长期锻炼才能具备的。所以我不断地要求大家要问问题，这是第一步。你在研讨会上、在听报告的时候，不是就是坐在那里听，你要想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可以提问。我已经要求每位同学每年至少问一个问题，今年问过问题的同学请举手……我看到还不到一半。我们研究生工作进展报告的时候，我要问你今年问了什么问题，得到了什么回答。这几天的年会也是问问题的好机会。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几个月前我请组长们在各组组会的时候，告诉每一位实验室成员怎样仔细写实验记录本。每个实验室的要求不一样，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记录实验过程的结果，所以我请组长们在组会的时候要讲清楚，大家照着各个实验室的规定去做。从今年开始，我们的论文工作进展报告和转博考试都要检查实验记录本。现在我还要请各位举一下手……组长已经告诉你怎么写实验记录本的请举手…。有些组已经做到了，有些组还没有做到。所以没有讲的组下个星期组会都要讲一下，包括实验样品、实验过程、实验数据等该如何记录，讲得越详细越好。

现在，我以沉重的心情告诉各位今年神经所发生的一件大事。今年5月14日国外一个著名学术刊物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JCI)的主编给生科院和神经所发了一份信，指出神经所一个实验室向该杂志投送的一篇论文中有一个图是“blatant manipulation”，方式是把文章里面的图8B左右翻转以后用作为图6D。他们请专家进行检验，专家确认“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identical bands were represented in both figures”。收到该研究组长转发给所里的信后，我们立即要求生科院组织了一个包括生科院领导和所长在内的调查委员会。由调查委员会聘请了一个工作小组进行调查，工作小组包括了我们神经所和外所的五位组长。每位调查小组成员被要求分别调查原始实验资料、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聚在一起讨论。最后经过五次集体讨论、并与当事人交谈后得出了结论。以下是调查小组的主要结论：

结论一：论文手稿原始的实验记录不够规范；

结论二： 图8B的Western blot实验结果的原始胶片显示多条带，且实验结果的pattern不总是完全一样；

结论三：图8B的原始胶片最右侧的一个泳道有一条明显的条带，但是其左侧紧邻的四个泳道在以“镜像”被当作图6D时这条带没有了；

结论四：图6D 所含内参照actin 的pattern是由8B的actin移位一条泳道所造成；

结论五：图6D和图8B的实验原始胶片上分子量标准、实验日期以及样品名称标注不清，因此无法判定胶片确实来自某一实验或某一组样品。

调查小组的最终结论是图6D系取自图8B实验的原始胶片，该图是作者将图8B实验的图像左右翻转与截取后的结果。这部分结果的展示严重失实，JCI编辑对手稿中图6D/8B的指控成立。

调查委员会收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认定工作小组的调查是可靠的。神经所的全体组长开会决定建议生科院取消这位同学的学位。该研究组长虽然不知道这位同学伪造该图的具体情况，但是他在手稿送出之前，没有仔细查看原始资料，所以这位组长有失察责任，所里对他也进行了相应（减少工资和运行费）的处分。取消这位同学的学位的决议我们已在四个月前上报到生科院，现在我们仍在等待生科院的决定。

因为这件事情使我想到科学诚信的重要性。虽然这种事情在世界各国的许多著名大学都发生过，但如何处理好这类事件已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要做严谨的科学，要保持神经所的声誉，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再出现了。所以我今天想详细讲一讲什么是科学不端行为。

四、科研不端行为（research misconducts）的定义

因为科研不端行为不断地出现，美国在九十年代经过各种国家机构历时好几年的研讨后，定下了一个大家公认的科学不端行为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的。描述如下： 科研不端行为定义为在提议、执行和评审科研时或在报道科研结果时有伪造(fabrication)、不忠实(falsification)或剽窃(plagiarism)行为。(所谓”F F & P” 三种科研不端行为)。科研的定义包括所有科学、工程和数学领域内基础、应用和示范性研究。

伪造(fabrication)就是无中生有地伪造实验结果，并记录或报导这些结果。不忠实行为(falsification)就是操纵科研材料、仪器或实验程序，或改变、省略数据或结果，使得科研结果不能准确地表现在科研记录里。科研记录定义为包括在描述与科研探索的事实真相有关的数据或结果。例如实验室记录本（包括实物或电子形式）、科研计划建议书、科研进展报告、摘要、论文、口头报告、内部书面报告、以及科研杂志文章。剽窃行为(plagiarism)就是以未适当说明来源的方式，掠取别人的想法、程序、结果、或文字。包括在评审有保密性的科研建议书或论文文稿时获取的。但是要注意一点，科研不端行为不包括无意识的过错（honest error），或者个人意见上的不同（differences of opinion）。当一个事件发生以后，要判决这一事件属于科研不端行为必需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该行为与科学界公认的、为保持科研记录真实性的准则有足够的差异；(2)该不端行为是有意识的，或是不顾后果地不在乎公认科学行为准则；(3)该行为是可被占优势的证据所证实的。上面所讲的最近所里所发生的这一事件，工作小组和神经所断定这是属于科学不端行为是基于上面所说的三个标准。因为“制作” 图6D需要三步骤：左右翻转图8B、切掉一条泳道、移位参照蛋白actin。这不可能属于无意识的过错行为。从实验室原始实验记录本上得到的证据也明显地说明“制作”出来的图缺乏原始数据。

五、灰色地带的科研不端行为

直接无中生有地伪造科研结果在科学界并不多见，尽管这种事件被曝光得最厉害。这种伪造欺诈行为在其他任何行业都有，是明显的犯罪行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是很少人敢冒险的。所以这种科研造假行为我今天就不多谈了。我想谈的是具有隐蔽性的科研不端行为，或称灰色地带(gray zone）的不端行为。科研不端行为与无意识行为或不良训练造成的过失是有区别的。所以我希望今天能把这种灰色地带的问题说清楚。

灰色地带的剽窃(gray zone plagerism)。最明显的剽窃就是把人家的文字、文章复制，当作是你自己的东西来发表，不注明引用出处。然而，另外还有一种极为广泛的、灰色地带的剽窃行为, 就是偷窃别人的想法、方法、结果或重复别人未发表的实验或结果，当作自己的成果发表。这种剽窃常常是很难断定的，是灰色地带的问题，为什么？就是有人争论说这是科学竞争。虽然我听到你说过这个想法，但是我也有可能独立思考得到同样的想法，你不能证明这个想法不是我自己脑中想出来的。此外，有些人认为当别人的工作还没有被发表，我就有权利去“重复”别人的工作。只要我收集到我自己的数据，我就可以发表我自己的文章。我只要做得比你快，做得比你好，文章发得比你快，你就只能接受竞争 “失败”的现实。

有些人认为尽管事实是也许你有这个想法或开始这个实验比我早，我获得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在会上听到你有关尚未发表结果的报告，我是有权利去做这个实验。的确不错，没有人可以阻止别人去做相同的实验。但是，科学界有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一种合乎科研道德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正对同一科学问题感兴趣，并且你认为你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你应该首先与那个已开始着手实验的人交谈，并告诉他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询问他是否介意你也做同样的科学问题。也可以问他你是否可以和他合作共同探索这一科学问题（比如说你可以提供另一种实验手段）。他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假如是不同意，你最好停止你的实验，因为他已经在做这个实验。如果你认为你能完成更多的他无法做的实验，你可以问他是否打算做那些另外的实验，他是否介意你去尝试一下。即使你得不到同意，你依然可以去做这个实验，如果你不介意和他（或他的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受到伤害，因为你恶名将会被口口相传。假如你已经告知他你将做同一个实验，这可以说是公平的竞争。应不属剽窃，因为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说你自己原没有这个实验的想法。反过来说，当知道了别人的想法或发现后，你秘密地完成这些实验，尽快地发现实验结果。我个人的意见是，即使你告知他你完成了你的工作并准备投稿或提议和他的文章共同投送，我仍然认为这是不合科研诚信的行为。这是因为你侵占了别人的credit，并破坏了科学交流的精神。我们常听说有些人听了别人的报告后，立即用相同的手段做同一个科学问题、而且不告知当事人，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诚信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科学界是公正的，对那些常做灰色地带有剽窃行为的人，大家都有共识，最终会鄙视他。他的科学生涯会因此受到影响和限制。

现代科学界，许多人（包括一些刚进入该领域的年轻人）可能认为现在的科学就像做生意一样，你必须使用商业竞争手段。在你出产品前（发文章之前）要隐藏你的商业机密（想法）。然后你要不择手段地去“销售”你的产品（发现），包括夸张、不忠实、甚至欺骗，为了是要能发表文章，最好是发表在高档杂志上，这样你可以得到名利。要在商业界想成功，你必须是非常有侵占性（aggressive），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得到最大的credit。有人认为很多科学家（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这些对科学研究的扭曲的观点正威胁着传统的科学精神。如果这些扭曲的观点得以盛行，从事科学研究将不再是你我值得骄傲的职业。

我认为最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就是现在日益蔓延的灰色地带的不端行为，这些行为正严重地威胁着科学的核心精神，也就是对追寻自然界真理有共同兴趣的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交流的精神。因为许多灰色地带的不端行为的存在，科学交流变得日益困难，因为你必须小心你的想法可能被“偷窃”。当你有一个想法时，你就想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这个概念原来不是科学界的，科学知识应是全人类共享的，只有商品才有产权。现在因为有很多 剽窃行为，像商人做生意一样的欺骗行为太多了，在科学界也变得商业化，要谈知识产权。然而，知识产权这个概念与自由科学交流的精神是直接相违背的。绝大多数科学想法不是从真空里产生的，是在交流中产生的，你的想法刚产生时常是半生不熟的，经过交流你的想法会变得成熟，各种可行的实验也变得更清晰。你可能有一个原始的想法，经过讨论，别人帮你修正了一下，使想法变得更好。我认为在科学上真正是original的想法是很少的，因而要求一个想法的“知识产权”在理想的科学世界里是不恰当的。然而，当今社会仍以贡献的大小来分配报酬，由于不同的科学家对这个想法和它的实验论证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必须给予那些做出贡献的科学家恰当的credit。因此在发表你的想法或实验结果时你应有恰当的引用或答谢。现在许多人有这样的倾向：就是不恰当地强调自己的贡献而淡化别人的贡献。严格来说也应属于灰色地带的不端行为。灰色地带不忠实行为（gray zone falsification）。我再讲讲不忠实行为。首先要和科研操作无心的过失区分开。不知道怎么样去采集数据、分析数据、表述数据，犯了错误，这个性质是不同的，这叫做过失,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忠实的行为。但是如果你明知故犯，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是不忠实的行为了。首先，我讲讲什么叫做操纵(manipulate)数据，就是已经得到的数据，你选取你想要的结果，而且只要符合你的假说的结果，这个是最常见的灰色地带的不忠实行为。做任何实验，得到的数据结果常常不是你想要的，是否你可以想一个理由说这数据是不合适的，就忽略不计? 实验数据是否可以选择？选择有怎么样标准？没有哪个实验一做就可以得到很漂亮的结果。只有在你的实验技术不断提高、实验数据逐渐变得可靠后才会有漂亮的结果出现。在怎样的情况下你怎样处理你的实验结果？所有这些都是灰色地带的问题。做科学严谨和不严谨之间的差别，就要看你对这些灰色地带问题自己把握的标准。假如你忽略不计一些数据，认为这样的省略恰当的，请注意你是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认为除非你能真正说服你自己，也能说服别人这些数据可以忽略不计，否则你在描述你的结果时应该包括所有的数据。

如果你得出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你最好先确认一下你是否被你自己被有选择性地挑选数据所误导。在科学史上，人们常常引用孟德尔（Mendel）的例子，他可能排斥了一些计算豌豆的数据以得到支持他遗传学定律的数字。还有测定电子的电荷量的密利根（Milikan）的例子，在他做油滴实验时，在推论电子电荷量时没有理由地排斥了一些不合他设想的数据。事实是孟得尔和密利根的结论最终都是对的。你认为你有他们的洞察力或运气去选择数据来满足你的假说吗？历史上还有多少人因为冒险选择数据而被误导呢？近来在生物界另外一个日益普遍的问题就是图像处理上的不忠实行为。在用电脑数字处理图像时、使用软件（如photoshop）改变你的图像，以达到你所希望看到的实验结果。最近神经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三个月前我寄给神经所所有的老师和同学的一篇文章，是JCB(Journal of Cell Biology)编辑写的有关实验图像怎样正确处理的文章，这里我还要请大家举手，从头到尾读过这篇文章的请举手……。还有很多人没有读。我今天就在这里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要点跟大家总结一下，很快的讲过去。JCB 定下了这些图像处理的规矩，比其他许多杂志更彻底。现在很多杂志（包括Neuron等)都遵照JCB 定下的规矩。下面我具体概述一下（下从略，见Rossner, M。& Yamada, K。M。What’s in a picture? The temptation of image manipulation。J。Cell Biol。166, 11-15, 2004）。

六、为什么要做科研不端行为

为什么有人要做科研不端行为？原因很简单，为了要得到学位、要得到经费、要晋升、要得名得利。对他们来说，不端行为似乎是一条“捷径”。当然，在任何行业都有不端行为, 但是科学是最不合适做不端行为的。因为做科学的目标就是要找真相，科学这行业也就最不能容忍不端行为。但是你说我现在为了短期的目标，就冒一点险吧，在灰色地带稍微做一点不端行为。只要我达到短期目标，将来我不做了，我成名以后就不做了。问题是如果你希望呆在科学界，任何不端行为都可能成为你学术生涯的污点，从而阻碍你的发展。如果你的发现是重要的，那么它必须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任何与这个工作有关的错误可能都会被发现。重要的工作别人一定会去重复，不真实的话你就成不了名。即使你成名了以后再被发现，那就是类似黄禹锡得到的结果。

最后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当今社会诚信的重要性。丧失诚信已成为当今社会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这些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成为社会诚信的柱梁，因为追寻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真理是我们的工作。那些不能认同诚信的标准、不认同做科学的目标就是探索真理的人，最好离开科学界，因为这真的不是合适的职业。你很难从你的职业中得到乐趣，事实上你的生活将是痛苦的。因为一个科学家得到的报偿并不只是发表文章或是与你研究成果有关的物质上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做科研真正的乐趣是在找自然世界真相的过程中得到的乐趣。背离诚信将最终剥夺你可能从做科学上得到的乐趣。也许这种真正的乐趣不是刚开始做科学时都能体会得到。事实上，在艰苦的科学生涯里能持续下去，需要你能享受追寻真相的每个过程，就是在你做科研的时候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得到的进展, 得到对自然的认识，哪怕是非常小的认识，都是乐趣的源泉。假如你完全不能领会这种乐趣，只有最后的成果（论文或毕业证书）才能使你快乐觉得有回报，这回报需要化的时间太长了，太辛苦了。希望各位想想这个问题，可以慢慢体会吧！

最后，今天谈的是我在所有年会讲话中最严肃的话题。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科研诚信问题的时候了。为了我们的科学生涯，为了神经所的未来，为了国际科学界关注的中国科学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守最高标准的科学诚信和道德。我想到生科院的座右铭：砺志求真，笃学明德！砺是磨砺的意思，磨砺志气、磨砺心志；笃学，踏踏实实做学问，锲而不舍的做学问；明德，阐明自己的道德，净化、修炼自己的品德。希望大家以这座右铭

共勉！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8年会上的讲话

（2008年12月26日）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是神经所2008年年会，今年的年会与中科院遗传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有30位老师和同学们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在座的还有从上海其他单位来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从北京来的有几个研究组虽然不是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但是大家应该都能够听懂他们的报告，而且可以交流，这是向其他领域学习的一个好机会。神经科学是一个非常杂的交叉学科，就是在神经所的24个研究组中差别也很大。现在神经科学界有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研究分子、细胞、发育几方面的之间交流没有问题，而与研究神经网络、行为、认知的交流有非常大的困难。用从上而下（top-down approach）和从下而上（bottom up approach）研究方法的，听不懂彼此的工作，自成一个群体，而两个群体之间没有交流。希望我们神经所能跨越这一隔阂，能够交流，讲的东西彼此能够听得懂。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你必须记住在座很多人可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所以你需要把背景交代清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建立的实验系统是怎么回事？至少要把大的框架讲清楚，让别人虽然细节听不懂，但大致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

一、神经所2008回顾

首先回顾一下神经所2008年的进展，对所外其他单位也许是一个参考。神经所今年第一件大事是在五月举行了一次研究组长评估。神经所新进研究组长在四年后有一次评估，通过两次评估以后就可以改成六年评估一次。第一次四年评估我们叫做中期评估（mid-career review），相当于为达到美国大学终身职位（tenured appointment）前的中途评估，评估的目的是看研究组的工作进展、研究系统是否很好地建立起来。研究成果的多少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研究课题和工作的质量和潜力。神经所对新进研究组长的第一次评估事实上比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中期评估还要严格和彻底。对每个研究组长我们从国外邀请六位同行专家通讯评审（对研究组长匿名），加上从国外邀请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到神经所来实地评估考察。委员会针对每个研究组都有两名（主审和副审）专家（primary and secondary reviewers），要求他们在到达上海实地考察之前就已经审阅过研究组的书面材料和通讯评审报告，并撰写评审报告草稿。通过二天的实地评估，以及与评审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讨论后，主审和副审对草稿再做修改，最终完成总结报告。报告包括对研究计划、研究方向的具体批评和详细的建议。所长根据他们的总结报告来决定组长是否通过评估，决定是否续聘四年。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年参加评估的四位组长都成功地通过了评估。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个评估不只是对研究组长的评估，也是对整个研究组工作的全面评审，成功通过意味着研究组的所有成员、包括所有同学的努力都得到了认可，我们向这四个研究组祝贺！

第二件大事是神经所研究组长的招聘。今年新建立了五个研究组，包括吴思的神经信息处理研究组、吕海东的脑功能成像研究组、张鸣沙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组、焦建伟的神经干细胞研究组、胡海岚的神经环路与行为可塑性研究组。这五个组都是今年完全到位，有的组已经开始工作。从这五个组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招聘比较有针对性。在朝着系统、认知和神经干细胞等神经所比较弱的方向进行布局。

第三件大事是神经所在五月召开了国际顾问委员会和在十一月召开了理事会会议。神经所顾问委员会是由国外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的，理事会是由国内知名的科学家和科研管理领导组成的。这两个委员会对神经所的科研发展、行政管理等都表示了赞许，但同时也指出了神经所在发展过程中一些非常关键的缺陷、以及神经所要达到世界一流科研机构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首先，两个委员会都指出神经所的组长尚未建立起国际声誉。只有在一些研究组长成为各自研究领域中的领袖人物，神经所才能达到国际一流的标准。他们进一步指出了神经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很多研究组没有一个有系统的研究计划（coherent research program），用一句顾问委员会概括性的话：“许多实验室往往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计划，把重点放在一个大问题上，而是从事多个相关性少的研究方向，没有一个具体的长期目标”。委员们特别关注这点，我也希望各个研究组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希望2010年顾问委员会会议能看到神经所在这一点上有所改进。第三点他们指出了神经所博士后研究水平的人员太缺乏，没有博士后培养规划，也没有很好的招聘计划，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四点是关于研究生的教育问题，他们觉得研究生的各种考核委员会做得很不错，但认为我们学生对国际上相关学科的了解都是通过上网、通过读文献了解来的，没有亲身经历。所以建议我们的研究生应该多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课程。这点我们已经在尽量做，但是做得还不够。所以今年我们制定新规定：要求每一个研究生在毕业之前有一次机会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现在我们组长出国机会很多，但是同学们出国机会很少，国际顾问委员会要求同学们也都能够参加国际会议。我个人的意见是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的最佳时间是论文研究的中期，当这个学生有一定的研究经验并已完成了一些原始工作，以海报的形式在国际会议发表工作成果（尽管文章尚未发表）。事实上，同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将大大有助于论文的后期工作和文章发表的质量。关于在同行中报告未发表的结果的争论，我以后会专门谈。最后一点，顾问委员会指出我们的动物房条件还是达不到国际水平，实验动物的条件还需要加强。委员会指出我们应该更好地利用灵长类的模式动物，灵长类研究设施需要进一步改善。

第四件大事就是11月神经所应中科院路院长的要求做了神经所下十年的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得到科学院领导的肯定，并且开始全面落实。这个计划包括下面二个关键点：第一，神经所要继续扩大体量，以每年增加三个研究组的速度，争取到2020年达到50个研究组。这50个研究组分成四个部门（Division）：分子与细胞神经生物学部门、发育神经生物学部门、系统认知神经生物学部门、脑疾病机制部门。到2020年每一个部门将有10到15个组，这样我们在每个学科方向上都有一个相关的完整的团队，可以解决神经科学各个领域的问题。第二，在这四个部门发展的同时，我们要建立一个脑疾病研究中心（Center for Brain Disorders），这个中心将主要利用灵长类动物为模型，基于神经系统的基础研究，对脑疾病和脑创伤的模型进行研究。这个中心将使神经所在基础科学研究得到的成果能够应用到对社会有益的方向。简单地说，我们的计划是在2020年能够真正达到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假设在2020年时请国际神经科学家指出世界上最好的五个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我希望他们会提到上海神经所，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

二、口头交流（Oral Communication）的重要性

下面三天的会议，我们根据研究组的大小和到位时间，给了每个组30到45分钟，大部分报告都是由学生来做，15分钟一个，我知道很多同学都花了很长时间来准备这个报告，有些同学会用英语，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机会。知道怎样表述你的工作与知道怎样去做研究工作是同等重要。我不是说吹嘘浮夸，而是能把你的工作的基本原理、实验过程、实验结果清晰地表述，让他人完全了解你的工作。从事科研的乐趣常常是来源于表述你的研究结果。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新现象，当然你会有乐趣，但是另一个乐趣源于与同行的交流。一种交流是发表你的论文, 当你的论文被同行认同，认为你的工作是有趣的有意义的，并引用你的论文时你会感到乐趣；还有一种交流就是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当同行说你的发现很有意思、说你讲得很好时你也会感到乐趣。事实上同行对你的评价也是科学生涯中乐趣的主要来源。我的同事Gunther Stent(不幸今年过世了)有一次跟我说他的感受，他说“假如把我放到一个孤岛上，给我无尽的资源让我做研究，没有任何机会跟别人交流，我是不会做研究的，我做研究的目的是要做出成果以后，能够有人听我讲这项研究是怎样有意思，没有这个回报我不干”。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行为，你要将你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效、有逻辑性地、切中要点地告诉别人，这个能力是从事科研的人非要学会不可的。所以大家要重视口头报告。这几天的会议是个好机会。

三、如何学习、加强口头交流能力平常应该怎样学习、加强口头交流能力呢？第一个就是好好利用研究组组会（lab meeting）的机会，虽然这不是正式的会议报告，只面对自己的研究组，但是你也要认真地去做，就像做正式报告一样，展示的图要好好准备，甚至在报告之前自己先练习。第二，平时在实验室要多跟实验室内外的同学交流、谈科学，就是谈你现在做的内容，有问题你要讲出来，每次讲问题的时候要有意识地要求自己讲得简洁、扼要，这是有意识地自我训练的过程。第三，从与来访的科学家午餐座谈的机会中练习。我们现在午餐座谈的做法是很有其意义的，这不是“免费午餐”，你是有任务的。在去之前你至少要看看报告人的简历，读一篇他的代表论文，不能只是坐在那里吃、不讲话，每个人至少要问一个问题（当然希望问题多的同学也要有一点节制，给别人一点机会）。借各种机会练习怎样介绍你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是否能用

一、两分钟的时间把你的工作讲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怎样做这个工作？最近得到什么结果？当来访者问你做什么时，每个人都可以很快地讲清楚。来访者进一步问你一个问题时，你能清楚地、正确地回答问题，这个技能必须要经常练习学会的。我们现在报名参加座谈的情况是：有名气的来访者很多人都争着要报名；比较没有名气的报告者，报名的人就少了。我觉得来访者虽不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还是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学的。我们的组长也是一样，我在这里请求组长们，有来访的科学家时，腾出时间和他们见面，每个星期至少见一个来访者，不管他是不是跟你同领域，哪怕你对他的研究领域没有兴趣，你也跟他交流，谈你的工作，问他的意见。借这个机会也能够锻炼自己的交流能力。从实际的角度出发，这种机会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与从国外来的杰出科学家交流，让他知道你的工作，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下次他组织国际会议时就邀请你去做学术报告。否则除非你有突破性的发现，像Yamanaka 那样把iPs做出来，一下子就从默默无闻到国际知名。大部分科学家的名声是怎么建立的？就是靠交流。你要出一系列的高水平论文，还要不断地跟同行的科学家交流，才能建立在你自己研究领域里的声誉。对同学来讲, 现在申请国外博士后职位时常要求电话面试（phone interview）, 电话面试就是要听听你介绍你自己的工作，你能正确、简明地解释你的工作吗？问你问题时你是怎样回答的？回答的反应是否敏捷？是不是答到了要点？你问他的问题是不是切题？是不是扼要、清晰、适当？从这种交流就能决定要不要接受你。你必须要有这个能力，才能进一个好的实验室。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靠随时随地抓住机会去练习！

四、如何选择研究课题

下面我要讲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选择研究课题。选题是每个科学家随时要面临的。怎样选题？选题以后怎样进行？什么时候应该放弃课题？选题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选的题目不好，浪费了时间和资源，到最后成果有限。事实上，要解决一个没有意思的小问题与解决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问题，常要花费同样的时间和资源。那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呢？

怎么决定你的研究课题是否有意义？送论文发表，审稿回来经常会有下面的评语：“This work offers no significant conceptual advance”, “…。mere technical improvements” “…。incremental over previous publications”, “…。superficial”, “…。not of broad interest”…。论文被拒常常就是这些原因。简单地讲，当你选择你的课题时，你是否或多或少地能确定当你完成课题后同行对你的工作是否会给予上述批评? 换句话说，一个好的课题不只是简单延伸你自己或其他人已发表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技术改进，而是有实现概念性突破的潜力。我不是说你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发表文章，我想说的是你的工作的科学意义最终将由科学界同行的意见决定。这是大家公认的标准。因为总不能让你一个人说了算。你说我就是为了好奇心来做科学研究，不管我的工作是否重要。本来做科研有好奇心是关键，别人说不重要的我认为重要，这不是显示自己有独创性吗? “为什么我们要在意别人怎么想？”(What do you care how other people think？)Richard Feynman如是说。但是Feynman是独特的伟大科学家，你有没有Feynman的能力不理会别人的意见呢？就算你有能力，你要做自己认为是有意义的工作，你能否自己资助你的研究工作在自己家里做呢？现在的实验科学是需要社会来资助你的工作，你必须要得到社会、同行的认可，需要大家认同你的工作是值得资助的。

五、可行性和解决问题的艺术（Feasibility and the art of soluble）

一个还没有被解决的重要的问题，这就一定是好的研究课题吗? 不见得！好的课题同时必须要有可行性，就是这个问题利用已有的技术在目前是可以被解决的。关键是你能否设计一套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Peter Medawar 说 “科学是解决问题艺术（science is the art of soluble）”。科学是怎样通过设计实验和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艺术！但怎样才能学好这门艺术，刚入门的研究生，没有足够做研究的经验是无法立刻获得这个能力的。同学们需要听导师的建议，听论文指导委员会专家的建议。我们年轻的研究组长们需要听听来访的资深科学家的意见，他们有经验，掌握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艺术。大家都知道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你问一个高中生，他也能说出神经科学领域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他不知道什么问题是现在有条件进行研究的、是能被解决的。

在这里我想再重申抓住各种交流机会的重要性。有国外来访的一流科学家时、或当我们参加各种会议遇到他们时，我们可以找机会去与他们交流，告诉他你在做些什么，问他的意见，问这些问题是否目前已经有条件可以去解决，哪些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很多一流的科学家访问国内科研机构时感到在科学上的交流意义不大，总是做几个报告，完后就是参观先进的仪器设备，宴请旅游，和中国科研人员、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科学交流。我们应该主动找机会跟他们交流。也许你并不会采纳他的建议，但我相信你会从他告诉你的东西中受益。有些科学家不愿告诉同行科学家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怕自己的“想法”被盗。在竞争激烈的领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我一直相信科学家从坦诚的交流中得到的益处通常远远高于可能潜在的损失。当然，你可以闭门造车并最终获得成功；你也可能最终领悟到“解决问题的艺术”。但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失去科学交流可能带来的好处。

六、探索性的研究（Exploratory research）

下面我要谈谈两种现在最常见的研究方式：探索性的研究和假说驱动的研究。在生物科学的前沿领域、如神经科学，仍然存在很多未知现象，我们要寻找新的迹象，来了解自然现象。很多的原创性的发现，都是探索性研究的成果。探索性研究一个最近好的例子就是Yamanaka发现四种转录因子可以诱导成纤维细胞重编程（reprogramming）为干细胞（inducible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 cells”）。众所周知已分化的细胞可以“去分化”（de-differentiate）。因而已分化的细胞诱导成干细胞原则上是可能的, 只要你能找到一些转录因子适当地打开或关闭一些基因的表达。所以Yamanaka花了几年的功夫，找到了四种转录因子可以诱导成纤维细胞成为干细胞。还有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探讨另一个问题：已分化的细胞是不是可以不经过“去分化”，直接就诱导成另一种已分化的细胞？所谓的“转分化”（trans-differentiation）。原则上这也是可能的, 只要你能找到另一些转录因子可以适当地打开和关闭和另一种已细胞分化相关的基因。几个月前，大家看到《Nature》上的文章，哈佛Doug Melton实验室，化了几年的努力，找到了3个转录因子，能把外分泌细胞（exocrine cell）转化成β细胞－胰岛素分泌细胞。这二个探索性研究的例子指出生物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只要你可以想到的、不违反物理化学定律的机制，都可能被生物系统所利用。上述例子表明人为的操纵可以完成重编程，这对将来生物医学应用非常有意义。我们也可以问“转分化”是否在生物体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已经是常被使用的机制？例如充当一种组织的自我修复机制？原则上讲这当然是可能的，只是需要我们去发现相关的证据而已。所以我相信这样一个原则：只要不违反物理化学定律，任何只要对生物体可能有用的机制，你将会在一些组织或一些特定环境下发现它们存在的证据。生物进化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进行不断地筛选各种各样可用的机制，你能想象出的机制很可能已经被自然筛选使用。例如，目前我们对大脑里面的认知机制知道得很少，这大概仅仅是受限于我们的想象力，只要我们能想象出合理的机制，然后去探索，就有可能发现这些机制存在的证据。注意，探索性研究不是毫无目标的探索或观察，它往往是基于预想（preconception），甚至是靠假说来驱动。例如，“转分化”可以用细胞正常发育过程时分化所用的一套转录因子，就是一个合理的假说。有了这个假说之后探索“转分化”需要的转录因子就有一个探索的准则。

发现去甲肾上腺素得到诺贝尔奖的Julius Axelrod 常常说，很多原创性的工作都是快而脏的(quick and dirty）。”dirty”是说不是所有的实验条件都在你的控制之下的。在探索性研究中，等你把所有的条件都搞清楚了才去探索是低效的方法。相反，基于你的“直觉”和“猜测”，你可以忽略许多小细节, 并把重点放在几个重要的参数上，以加快你在一个有很多参数的空间里的探索。当你观察得到一些现象后才能慢慢去把其他细节和不同参数的影响搞清楚。“脏” 的实验工作是可以允许被用于探索性研究的初始阶段，其后必须要有严格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才能充分肯定一个科学发现。

七、假说驱动的研究（hypothesis-driven research）

下面讲第二种研究方式：假说驱动的研究。现在生物学一些较成熟的领域中已观察到很多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你可以提出一个假说，把一些原先被认为不相关的现象理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同时发现证据来支持这样的因果关系, 你就可能做出贡献。基于这个假说你可以有各种预测（prediction）-比如说为了这个假说成立，某一个环节必须是充分的也是必要的等等，你就可以用实验去检验。在这样假说驱动下的实验，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自然现象。我刚才讲的探索性研究常常是我们这个假设驱动的研究的前奏。例如，当你找到几个关键转录因子可用诱导iPs细胞，你可以就这几个转录因子可能如何产生iPs细胞的机制提出一个假说，你可以用你的假说来驱动进一步的实验，来了解诱导iPs细胞的机制。

那什么是好的假说？首先，让我说说什么是不好的假说。当你提出一个不好的假说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当然，这是可预期的”。因此，一个好的假说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令人惊讶的新颖性。例如，大家都知道有两个现象，但是不知道这两个现象有关联，你的假说提出这两个现象有关联，是通过什么机制产生关联的。假说的重要性往往依赖于这两个现象知名度。如果你的假说能清楚地解释知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你又能提供实验证据支持这个假说，你就对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好的假说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在几个现象之间要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我常听到学生报告论文计划（thesis proposal）时说我的假说就是“xxx是xxx现象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样简单的假说对驱动实验不是有效的假说。我认为一个有效的假说最好起始于三个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如：“A是通过B 来产生C”（“A→B→C” , 我叫它“ABC假说”）。这个假说立即可以指出用实验可以检验的预测，有效地驱动你的研究。ABC假说应该如何检验？前几年我已经讲过了，这里我就不再细讲。但是我想再提醒一句，假说是用来被推翻的，不是用来被证实的。一个有用的假说对我们认识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你的实验结果可能符合（consistent with）或支持（in support of）你的假说，或可能证明你的假说是错误的，但你永远无法证明你的假说是绝对正确的、是绝对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测试的实验条件总是有限的，而客观世界的条件是无限的，永远都有可能在某些条件下你的假说是错误的，会被推翻的。事实上你的研究工作真正的意义就是在于不断地寻找证据去推翻（refute）已有的（或你的）假说。已有的假说被实验结果推翻，我们就修正想法，提出新的假说，我们对自然界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科学的进展就是一步步地修正假说。当一个假说能经受住长时间不被新的实验检测证据所推翻，它就成为我们目前认识自然现象的一个普遍接受的“理论”或“学说”。一些科学家就是因为提出这种长时间不被推翻的假说而获得他们的荣誉。然而迟早很有可能新的实验证据不符合这个假说。当然，如果你是首先提出这个假说的，接受证据去推翻你自己的假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证据还是选择无视证据？当你真正能认识到“假说是等待被推翻的，是永远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你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否定的实验证据。

八、什么时候该放弃一个课题? 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一个课题和知道如何选择一个课题同等重要。同学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实验总做不成，想看到的实验结果老看不到，一次又一次重复总做不成，是不是该放弃这个课题了？但是，你所谓的“实验做不成”，有几种可能：第一种是想看到的信号看不到。假如别人用了同样的技术，在相似条件下能够看到信号而你看不到，这是你技术上不过关的问题。你需要改善你的技术，而不是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的实验，希望有 “好运”，信号突然出现。你怎么判断你的技术是否过关? 我发现很多同学没有体会到阳性对照（positive control）的重要性。你应该重复一个其他人使用相同的技术做过的实验, 并决定是否你能得到预期的信号。你有了高信噪比的阳性对照信号后，你对你自己的技术就有信心了。当你再做你自己的实验时如果看不到信号的话，那表示可能真的没有信号。当你改变所有实验条件仍然给你阴性结果，这就是你该放弃或修改这个研究课题的时候了。第二种你常常认为“实验不成功”的情况，就是结果不能重复。结果有时候阳性，有时候是阴性，但当阳性偶尔出现时它是非常强的信号。这时候该怎么办？这种结果可能表示你的实验程序或方法的某个成分没有控制好，或者你每次实验的样品有变化。你必须找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并决定这些问题是否能解决，然后再决定是否放弃这个课题。还有第三种“实验不成功”的可能性。你每次做实验，想看到结果是增加的信号，但每次看到却是减少的信号，因为这个结果不合你的期望，你感到失望并判定这个实验是失败的，准备放弃这个课题。我说这课题不但没有失败，它可能会得到最好的结果。如果你的结果是可重复的，只是它不符合你的预测，这意味着你的预测（基于你自己的或别人的假说）是错误的。同时也意味着你收集到了驳斥目前假说的证据。这种结果可能导致修改目前公认的想法，组成你的领域的进展。因此，一个未预料到的有重复性的结果比可预料到的结果更有趣，当你的实验结果不是你所预期时，你永远不应该放弃你的课题。

九、结束语

根据统计数字显示，我们可以预测在座的大多数同学，将来是不会以科研作为终身职业的。所以，你们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干什么呢？我说攻读博士学位对每个同学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你现在学习怎样去选择研究课题，学习怎样靠你自己或与他人合作去有效地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能力。不管你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有这个能力你就会成功，而做科学研究是学习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最好训练。所以你们要抓住这有利条件，利用在研究所这几年宝贵的时间，好好学习解决问题的艺术。你在读研期间的真正收获不是博士学位或发表的文章，而是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今天的讲话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10年年会的讲话

2010年 12月28日

今年的年会是一次不寻常的年会，以往的联合年会是请一个外单位，今年邀请了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以及浙江大学医学部三个单位。由于时间有限，今年每位研究人员介绍自己工作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会议的内容更丰富、交流的机会也更多。三天前，我还没有决定今年年会讲话的主题。听完三天的演讲，我和大家一样，都有些感想。我决定今天的主题就再一次讲“创新”，我们现在处处都在讲创新，报纸上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有关创新的内容。今天我就谈谈我对创新的看法，有的内容在各种场合讲过，在神经所时间较长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啰嗦，但我现在算是老人家了，有资格啰嗦了。

创新的含义首先定义一下“创新”，什么是创新？创新的研究有很多种，比如说，理论科学家对某种自然现象提出新的看法，提出新的理论或概念，就是创新。对于以实验为主的生物学研究来说，实验上的创新也有很多种。有一种创新是观察到新的现象。比如你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发现了一种前所未知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在你的实验条件下才被发现，这就是创新。还有技术上的创新，举例来说，物理学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发明了加速器，才能观测到subatomic 层面的现象。生物学亦是如此，随着新的显微技术、新的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发展，原先看不到的生物微观现象现在能看清楚了。这是通过技术上的创新，从而观察到前所未知的自然现象。还有一种创新，别人已经观察到了现象A和现象B，但不知道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你虽然没有发现新的现象，但是你把A和B之间的因果关系搞清楚了，提出一个新的联系，这也是创新，因为你的研究推动了对自然界的了解。另一种形式的创新不是建立新的联系，而是通过新的分析方法，把一个别人已经观察到的现象解释的更好，这同样也是一种创新。对于我们刚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来说，学的都是别人已有的技术，看到的现象也常常是别人已经发现的现象，我们如何创新呢? 我认为你们仍然有创新的机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当你已经获得了你的实验数据，显微镜观察的数据还是生化实验得到的数据，你是如何选择分析数据的方法？很多同学都是照着别人论文里的方法去做分析。但是，作为一名研究生，从事的是原创性研究，应该思考能否在别人的分析方法基础上更进一步、做更好的分析、设计更定量的方法，甚至是使用一种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假如你拿到数据后完全不知道怎么分析，这是最好的创新机会！因为当你不知道怎么分析时，常常是因为没有别人的范例可循，无法照着别人的方法进行分析，这是创新最好的时机。如果你能自己设计出一种方法，这就是创新了。作图的方式也是如此，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别人的方法来作图呢？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想一种更好的方法来作图？你的新方法很可能使人眼前一亮，这就是创新。你的论文若内容、方法都与别人已发表的文章没有多大差别，你的工作就不是什么创新的工作。再举个例子，我们有几个研究组，对树突发育有兴趣，但分析方法都是照着别人发表的方法来分析树突的长度、分支点数等等，但这些方法都没有考虑到很多树突形态的细节，忽略掉很多其他的参数。分析spine的形态也是如此，过去大家都只算spine数目，没有分析spine的形态和免疫荧光染色的亮度，我很高兴看到这次于翔组的同学报告里分析了spine染色亮度的信息，这就是进一步分析方法的创新。在座的刚刚开始研究的同学都可以尝试着对现有的分析方法做改进。还有另一种情况，你听到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报告时也可能得到灵感，把其他领域的分析方法用到你自己的工作上，这种方法在你的研究领域中可能从来没有人使用过，这也就是你的创新。回顾式的创新研究寻找到新的东西、观察到新的现象、获得新的知识，发明新的方法，这无疑都是创新，我称之为前瞻式（prospective）创新。但还有一种创新，是现在很少人去做的一种创新，我称之为“回顾式（retrospective）”创新。听了今年年会的交流，我觉得大部分研究工作与欧美实验室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属于前瞻式研究, 有竞争性，但不见得能够竞争得过他们。欧美一流的实验室往往拥有很好的资源、设备、学生和环境，假如你是刚刚踏进这个研究领域的新人，要和这些实验室竞争，你就处在劣势之中。这时候，你不妨试试我所说的“回顾式的研究”。就是用新的方法、新的技术去研究老的问题。你不一定要提出新的理论、发现新的现象，你可以针对过去别人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用新的方法去重新研究（re-investigate）。如果你使用了新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把一个存在争论的老问题解决，这也是创新。甚至我们可以研究教科书上的问题，很多教科书上的理论或假说都是根据几十年前的实验得到的结论。当时的实验技术与现在相比可能落后得多，得到的实验数据也可能比较粗浅、不可靠。但这些理论或假说因为写进了教科书，也就没有人再去检验它们的可靠性了。现在你可以用新的方法去设计实验，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去检验它们是否正确。虽然基本上是在重复别人的实验，但用了新的方法。我相信有50%的机会，你的实验结果可能验证了原先的假说；也有50%的可能，你的结果与原先假说所预期的相反。我们都知道教科书上的内容，很可能有50%是错误的，最终会被重新修正，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哪50%而已。重新研究这些经典的问题，是没有人竞争的工作。很多人认为经典的问题，很多年前已经研究过了，现在再重新研究是自找麻烦，再说大家都喜欢新的东西，没有人愿意去重复别人的实验，认为重复别人的实验没有credit。但是用新的方法重新研究经典问题，很有可能把这一问题重新翻新，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这种回顾式的研究和前瞻式的研究一样，是属于创新的范畴。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地修正现有的假说和理论。当新的知识和新的现象不断地积累，不符合现有假说和理论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达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就必须修改现有的假说和理论，这就是Thomas Kuhn所说的paradigm shift。但是，paradigm shift往往需要等待新知识慢慢地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才非改不可，而我说的回顾式的研究方式，直接去冲击和验证我们现有假说和理论的实验基础，直接去寻找基础是否有破绽。这种研究可能可以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假说和理论，也可能推翻了它们。假如你的实验结果能巩固这些现有的假说，你提供了新的证据，是可以发表一篇重要的论文。相反，假如你的证据与现有假说不合，那你就中奖了，很可能对科学进展有重大的贡献。这种“回顾式研究”我至少已经谈了十年了，我一直强调用新的设计来研究经典的假说，是初始研究工作者一个很好的策略。因为这种研究是不需要与人竞争的，又同时有机会做出重要的贡献，甚至重新开启一个研究领域。以我自己的实验室为例，我们有好几项的工作就是重新研究一些经典的假说，比如 Hebb假说，得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

要做有重要性的创新工作所以，创新有很多形式，不是一定要“新”。而且“新”的工作不一定就是有意义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做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原则上都是新的工作。我们年会上交流的工作，都是新的工作，都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实验，但是不是都是有意义的有重要性的创新工作呢？我认为大部分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在追随着欧美现有的研究趋势，常常只是验证大家公认的假说，增加一点枝节。这种工作缺乏成为重要创新工作的潜力。为什么？因为你研究的问题不是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有重要性的创新工作常有“令人惊讶”、“受人瞩目”的成份，要使看到你结果的人会说“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样做呢？”。为什么大家会惊讶，因为你的工作不是大家原先可预料的。真正有意义的创新工作必然是去研究那些重要的、未解决问题。什么是重要的未解决问题呢？我认为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目前能够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是需要时间、人力和物力而已。比如说90年代对人类基因组测序，大家都知道这是重要的问题，而且可以被解决，只是那时候测序的机器没有现在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测序。现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有这样的重要的未解决问题，相对于基因组学（genomics），所谓“连接组学”（connectomics），就是去搞清楚脑内所有的神经环路。理论上我们可以用3D 重建大量的电镜切片资料去描绘脑内所有的神经元连接网络，以现有的技术条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是肯定能成功的。你知道了这是个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你是否去解决这个连接组学的问题呢? 现在国外很多单位都准备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要做这方面研究，也是可以的，只要你有资源，努力去做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并不一定是现在最好去做的问题。人类基因组测序结果出来了以后，并没有解决什么重大问题，还是需要对基因功能的深入研究，这些测序结果才能发挥功能。第二类的重要问题是那些还没解决、但缺乏足够线索，不知如何下手的重要问题。有些问题有线索，可以着手去解决，但将会十分困难和冒险，并一定可以成功。比如说工作记忆问题、语言问题、认知问题，甚至更复杂一点的意识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有关理解人类大脑、那些有人类独特性的现象，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缺少足够的线索，缺少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你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找到一些办法，就有可能解决这些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如何选择一个重要的问题知道了一些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但又如何去选择做哪个问题呢？这里我想引用Peter Medawar的话。Medawar是一位免疫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我认为他是20世纪最有智慧的生物学家。他一生写过很多书，我们的阅览室就有一些，我再次推荐大家去阅读，书中充满智慧。他曾经说过：“Science is the art of soluble”，他的意思不只是说科学是解决问题的艺术，更深一层的意思是：“科学是找寻在现有条件下有可能解决的问题的一种艺术”（science is the art of finding a problem that is “soluble” at this time）。怎么去选一个在现有条件下可以被你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呢？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讲清楚的，是要学一辈子的。而且每个人性格不同、选题时都有各自的风格、独特的方式。一般来说，在选择问题时，都会有一些线索，根据这些线索，有的人就愿意去做一些冒险的研究，而有的人则选择做风险低的研究。当你面对一个很难的科学问题，你会犹豫这个问题在你手中是不是可以被解决？假如你觉得有信心可以克服现有条件的不足，解决现有的研究瓶颈，你就可以冒险选这一问题。胡适在讲考证的时候，说过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我们做科学也是一样。要做真正的创新研究你就要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就好比探险，要走出新的道路，探险的过程中必定要冒险，不然就不是探险了。不冒险就找不到新的道路，也找不到宝藏。所以要大胆假设，大胆地提出你的研究假说，大胆的提出你的研究目标，然后想办法实现。说到大胆假设，我常说：“生物体系中，任何你能想象得到的，对生物体是有用的，而不违反物理化学原理的机制，都有可能被生物体应用”。（In biology, any mechanism you can imagine, as long as it is useful to the organism and does not violat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inciples, is likely to be utilized by the organism）。这是因为生物机制的演化是经过了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因此当这些生物体确实真正非常有用时，很可能最终被演化挑选保留下来。所以你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各种各样的假说，只要是合理的假说，不违基本物理化学原理的假说，你都可以去研究，这就是大胆假说。这句话我说过了很多次，但我不记得是我听别人说过的，还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还是我自己体会到的。我一直希望能够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一直找不到。既然找不到，我就暂时说这是我自己的格言(Poo’s dictum)。我们常常不能够说清楚某个“想法”（idea）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想宣称自己拥有某个想法的”知识产权”。但科学上的想法很难去明确搞清楚是谁先想出来的，你很难搞清楚你的想法是在和别人交流时别人告诉你的，还是别人告诉你一半，你自己想一半，或者是在交流时突然出现在你脑中的灵感。所以我认为在科学领域里，谈知识产权没有意义，假如每个人都想要知识产权，那就天下大乱，科学界也就没有自由的交流了，科学的进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过去20世纪科学的高速进展很大程度上是靠自由的科学交流。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物研究被商业化了，搞得现在乌烟瘴气，21世纪如果还是这样的话，科学发展要走下坡路的。

怎样学会创新

作为刚入门的研究工作者，如何去学会创新？我有一些想法，在SIBS 上课时讲过一些，现在我要再讲一遍。第一，知道一件创新工作是如何做出来的比知道这件工作是什么更重要（Knowing how an innovative work was achieve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ing the work）。要学习、了解别人的创新工作，只读别人的论文是不够的。别人为什么会想到做这项研究工作，他的论文中是不会详细写的。现在的科学论文都是重新组织包装过的，看上去都是很自然的提出了某一假说，做了一系列实验去验证这一假说，最终得到了结论。但是，很多重要的发现都不是在原来预料之中的，但作者不会在论文中告诉你，这是现代科学八股文造成的后果。其实我们是有机会知道创新工作的来龙去脉，我们经常有一流的科学家来访问，我鼓励大家多提问题。下次如果交流的时候冷场，没有人问问题，你就可以问一个标准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工作?”。你会得到最有意思的答案，他会说：“啊，这问题好。我们原来在做某个实验，结果发现了另一个现象，最后我们改变了方向，最终做出了现在的工作”。所以要知道别人做出创新工作的过程，你必须积极地去寻找、去发掘。这就是安排大家和来访学者共进午餐的原因，就是让大家能有机会问他们这样的问题。要全面地了解一项创新研究工作，要了解5个W： What, Who, When, Where, Why。第一个W就是研究工作本身，后四个W就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历史。了解每一个创新工作的5W，知道创新工作是怎么做出来的，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当你面临类似的情况时，你就能做出合适的选择，最终做出创新的工作。知道重要创新工作的来龙去脉很重要，而这在论文中是没有的。描写重要研究工作历史的书籍很多，我也推荐给大家很多本相关的书籍。今天的研究生报告一等奖也是这一类书，是我保存了30年的一本《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1979年原版）。第二，知道怎样去探索事实比知道这些事实更重要（Knowing how to find the fact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ing the facts）。现在有太多你不需要知道的信息，知道太多的信息反而对你不利，现在已经有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的问题。太多的信息往往会限制你的创造力，因为你得到的每个信息好像都是事实，每个人都非常肯定地说我发现了这个、发现了那个。结果你得到一大堆信息后，反而思路被局限住了，被抑制了，最终什么工作都不敢做，都做不成。所以不要拼命地下载并阅读所有跟你工作可能有关的论文，尤其是低年级的同学绝对不要这样做。在开展研究工作之前，先读几篇综述论文是重要的，但不要去读所有的论文。在你研究过程中，有需要的话再去读论文，千万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里下载论文，这就像吸烟一样对你有害。没有选择性的阅读有碍健康。第二，要善于接受批评意见（Be receptive to criticism）。并积极地征询别人的批评意见。那些只愿意听别人赞赏的是不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家。最常见的批评意见就是论文投稿后收到的审稿人对你工作的意见。很多人说审稿人是竞争对手，要打压你，不公平。但是大部分的审稿人，尤其是高质量期刊的审稿人一般还是公平的。这些人不敢不公平，否则下次编辑就不会再让他审稿，时间久了在他的领域就无法立足。所以大部分审稿人的批评是公平的，值得仔细考虑的。要善于接受批评意见，尤其是严厉的否定的意见。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但你越能接受批评你越能达到更高的科学水平。第三，学做创新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对待挫折(Learn to deal with frustration)，因为做创新的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如是容易的话，别人早就做了，还要你来做么？所以要解决重要的问题，必定会碰到很多挫折，花的时间会长，得到报偿的时间可能很慢。但你要达到目标，你就非得忍受挫折不可。研究过程中的挫折很多，比如刚才提到的论文投稿被拒的挫折，别人对你的工作的批评的挫折，拿不到经费资助的挫折，做不出实验的挫折等等。很多人问我，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我常说，能够正确对待挫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从另一角度来说，我认为挫折是产生创造力的源泉（adversity breeds creativity），甚至没有挫折你就做不出好的工作。一帆风顺的环境，常常不能激发你做出最好的工作。我们说画家、作家最好的作品恐怕都是在最困苦的时候，等他赚了大钱以后作品都不好。徐悲鸿在巴黎学画时，买面包的钱都没有，肚子饿到胃痉挛。抗战时在后方画那些历史人物画（如愚公移山等），都是最困苦的时候的佳作。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道理，越在困苦之中，越能激发你的创造力。不知道为什么，当你不得不突破困境时，你的创造力就出现了。徐悲鸿的故事实际上很有趣，他的前任夫人一定要拿到他一百幅画，才肯离婚。所以徐悲鸿为了要离婚，就非画画不可。在极端困苦、极端挫折之下，他画出了很多好的作品。所以进一步说，如果你现在觉得日子很暇逸，经费用不完，发表中上的论文没有问题，那就说明你需要进入困境，你必须要找到更难的问题，突破更难的问题所造成的困境，才能更上一层楼。有些著名的科学家每十年换一个领域，就如天体物理学大师S。Chandrasekher, 我们神经所的顾问Chuck Stevens 都是这样。因为十年后，他就觉得这个领域做得差不多了，没什么挑战了。要有新的问题才会有挑战，有挑战才会有困境，只有突破困境才能再上一层楼。最后，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11年年会的讲话

第一部分，2011 年12 月27 日

各位老师、同学好，今年的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比较短，第二部分到年会结束之前再讲，时间长一点。2011 年快过去了，2012 年马上就要到来，在年终的时间希望给大家一段祝词（blessing），不只是“贺”，而是“祝”。最近整理了我过去的讲话和文字，找到了十年前，即2001 年年终时，给神经所老师和同学们的一封祝信。我现在就读一下这封信，我觉得这些祝词也非常适合现在。在座的可能只有少数人还记得这份祝词。原文是我用英文写的，王燕翻译成中文。

亲爱的神经所同仁们：

2001 年即将结束，在此我祝愿大家有一个丰硕的新年。神经所成立已有二年。回顾过去的二年，我不禁要说，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1998 年当我作为吴老师的客人第一次访问上海时，我从未梦想到在320号大院内会屹立着今天这样的神经所。大家二年来的刻苦工作带来了神经所的今天。神经所对中国神经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界，都将是一个独特的经历，因为我们能够试验许多新的事物，提出了过去不可想象的高目标。从八十年代初，我就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建立科研教学机构的工作。但对在中国土地上成功地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研究所，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了信心。这将是一个会记载在中国科学史上的研究所。作为这个历史性事件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我们都应该感到自豪。让我来描绘一下我所想象的十年后神经所的前景，到那时现在的学生都已毕业离开。请将这封信保存好，以便验证我的想象不是一场白日梦。到2011 年，神经所将有近三十个研究组，并拥有从现有大楼延伸而成的新大楼，面积将是现有的三倍。至少有十个研究组将成为世界上知名的实验室。就是说，他们每年将在国际顶尖的科学杂志上至少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并经常被邀请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根据科学成果的平均质量，神经所将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领域中最出色的研究所。一些研究组长将被国际同行视为本领域中的重要人物。神经所毕业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将成为国际学术单位追逐的对象，因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神经科学界最上乘的训练（我们的阅览室的科学书籍将是全中国最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些实验室将做出重要的神经科学工作，这将向国际学术界表明，在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将可能成为现实。

我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当我看到最近日本政府正式地宣布日本将在未来的五十年内力争获取三十个诺贝尔奖时，我被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对体育和申奥倾注了我们所有的民族热情，但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中国科学，我们的民族热情又在哪儿？确实，我们中的许多人选择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是喜欢科研工作吸引人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中肯定有许多人有着更高的追求目标--即在神经科学领域中取得划时代的发现。诺贝尔奖表彰划时代的发现，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标准。要达到这个目标，通常需要数十年的献身。作为神经所的第一任所长，我决心尽我最大的努力将神经所变成一块沃土，在这块沃土上神经科学的种子将会发芽、生根、并开花。我的“梦”就是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终将“降临”神经所，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一天。对那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希望有朝一日能祝贺你们取得了达到这样傲人的成就，而你们的科学生涯是从我所帮助建立的神经所开始的。

当我还年轻时，我曾梦想在科学上取得伟大的成就。回顾我的科学生涯，我比绝大多数同龄的科学家工作更勤奋，并在一些领域中取得了被认为是重要的发现。但是命运使然，我还没有做出真正划时代的工作。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过去的数十年内促使我保持高涨的热情向前迈进的因素，并不仅仅是追求划时代发现这一目标，而是在发现那些相对地不那么重要、但却是新的现象时所获得的快乐。我已经越来越真正地喜欢这种进行科学探索的生活。我也深深地感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须为一流的科学家提供一个安全港，使他们能在其中追求科学，并以事先无人能够指示或预料的方式对社会做出科学贡献。这就是德国马普学会和它的许多研究所想要达到的目标。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社会的“大气候”，至少并不允许“纯”科学的追求得以茁壮成长。时代在变化，我现在对神经所的信心，部分地是基于我的估计，即我们现在已经可能建立一个不仅允许、而且积极地培育和鼓励一流的“纯”科学探索的研究所。在过去的二年里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神经所同事间的关系并不一直是非常融洽。在新年来临之际，我衷心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能深思一下怎样用自己的方式为使神经所成为一个出色的研究所而做出贡献。我并不要求任何人做出大的牺牲，但是我期待我们能有一个更和睦、更进步的新的一年。前面有那么多重要而有兴趣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衷心的祝福。

第二部分： 科学追求的事实与謬论

2011 年12 月29 日

一、前言

今年年会非常热烈，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有一些好的进展，有很多精彩的报告，大家都觉得很兴奋。现在我先讲所里的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所领导加入了“新鲜的血液”，王以政老师开始担任学术副所长，舒友生老师担任党委副书记，王佐仁老师是研究所新增的所长助理（注：蒲慕明为所长、王燕为党委书记兼行政副所长、罗振革为所长助理）。最近我们又来了几位新的研究组长，包括Washington 大学回来的顾勇和Vanderbilt 大学回来的王征，还有昨天刚报到的Harvard 大学张翼凤。欢迎他们加入神经所的研究团队！

下面我想讲讲我对这次年会的感想。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一两年来，研究组内的合作比以前做得好，有更多同学之间的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合作起来的工作就做得更好。此外，高年级的同学带着低年级的同学一起工作是最好的方式。另外，研究组之间的合作也比以前多、且好，但是现在的合作比较多的还是交换技术、材料，还没有达到两个组共同研究同一个科学问题的阶段。同一个问题，两个或多个实验室一起合作，可以分别解决分子水平、细胞水平、环路水平、功能和行为水平上的相关现象。合作达到的协同效果比单独做要大的多，这样才能有竞争力，才可能及时解决重大问题。我们所里都是小实验室，但我们竞争的对象常常是国际上有基础的大实验室，要超过他们，必须要合作。我希望今后几年，研究组之间的合作要更进一步，不光是技术和材料的交换，还要有思路的交换，真正做到“智力合作”（Intellectual collaboration），还要能一起探索到好的问题，一起去解决。

第二点我想谈的是：“什么是最好的、完整的和令人满意的工作”。未来这几十年，我认为神经科学的主要问题的不只是去发现新现象，而是要解决不同层面现象之间的联系。神经系统有多个层面，从基因--分子--细胞--环路--系统--行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用一个层面现象来理解紧临的另一个层面的现象。我们常发现两个距离很远的层面上的现象有相关性，但是这个相关性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比如一个基因变了，你看到行为上的变异，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行为实验，可以看到各种行为出了问题，但这是否理解了神经系统是怎么操作的呢？我看还差得很远。再举个例子，认知神经科学家使用功能磁共振（fMRI）方法，发现某一个特殊的脑区在进行某种认知行为时，电活动增加了，也许可以在Science 或Nature 上出一篇flashy（华而不实）的文章，但是这种发现并没有带来真正有意义的对脑科学的理解。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所谓对自然界的理解，就是指一个层面的现象如何用下一层的现象来理解。像物理化学这样的成熟科学都是如此，分子的问题从原子层面来理解，原子的问题从电子、质子和中子层面来理解，一层一层地研究下去。你可以说这就是还原论，但是现代科学用的基本上就是还原论的研究方式（reductionist approach）。所以，一个令人满意的工作至少要解决两个紧临层面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机制”（mechanism），所谓的机制就是一个层面的现象对另一个紧临层面的现象的解释。现在“时髦”的做法是，不管看到什么层面的问题，都要去研究有没有动物行为上的反应。我认为即使有行为上的反应，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意思。比如你发现小鼠神经元的树突或树突棘（spine）变了，行为上有改变，用水迷宫测试发现记忆学习不行了，这对你理解树突或记忆学习有什么贡献？最基本的东西坏了，当然行为会有问题。我们现在建立了很多行为学的检测，好像不做行为实验，你的结果就不够漂亮，工作就没有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有意思的应该是去发现某些特定的树突出了问题以后，在某些特定的网络造成什么问题，或者那些分子的变化造成了树突的变化。这就是一个层面对理解紧临层面的贡献，当然这还不能解释最终对行为上有什么贡献，这需要一层一层地往上研究。对一个问题真正有意义的理解常常只要往上或者往下走一步，没有必要跳得很远，跨过很多层面看相关性没有多大的意思，真正做机制就是要集中研究相邻层面之间的关联。

下面我要讲的内容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也是常常有同学问我的问题。我要讲讲科学追求中到底什么是事实（facts），什么是謬论（fallacies）或者是不可靠的说法。

二、科学兴趣

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大家经常会问的，为什么我会对做科学有兴趣（How did I become interested in science?）。有一些所谓标准答案，其中最常听见的就是“我从小就对科学有兴趣”，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谬论。有人认为很多大科学家、成功的科学家都是从小就对科学有兴趣，所以他就一辈子追求科学，这是一个谬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没有真正深入做科学是不会知道什么是科学，对科学兴趣的理解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小时候，你父母为你买了一些关于科学的漫画书籍，你看了，父母觉得你很乖而夸奖你几句，然后你再多看一些，慢慢觉得自己好像对科学感兴趣。事实上不做科学是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包括我们很多刚进入神经所的研究生，都说对脑科学感兴趣，实际上还不知道科学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真正对科学的兴趣是源于实际去做了科学研究（“Real interest in science comes from actually doing science”）。我自己做科学的兴趣从那里来的？简单说，我是一直到从事科学研究十几年以后，才觉得自己真正对科学有兴趣。我的兴趣是慢慢培养起来的，而且是越做越有兴趣。因此不要太相信你现在有兴趣，有些同学一进入实验室就声称对这个课题有兴趣，对那个课题没兴趣。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兴趣？假如给你一个课题，很快做成功了，并发表一篇Nature 论文，你说你有没有兴趣？所以，只有当你成功地完成了一项研究工作以后，真正的科学兴趣才会出现。兴趣只是大脑中的一种奖励机制（reward mechanism），你认认真真做工作，而且把工作做成功了，带来了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你的兴趣也就随之而来。不是说一定要出一篇Nature 论文你才会有兴趣。假设你在做的实验都做成功了，发现了新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别人都没有发现，这时候你就有兴趣了，无论这个发现有多重要。所以不要太强调你对什么有兴趣或者对什么没兴趣。另外，如果将来你希望真正建立对科学的兴趣，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要尽早取得成功（achieve success early）。这是有一种正强化作用（positive reinforcement）。一开始你第一个课题做顺了，成功地做出结果，兴趣就开始建立了，即使你的贡献不是最主要的，是跟着你的师兄师姐一起做的。不要寄望你一开始做研究，就要做一个重大科学问题，一定要出重大成果，发表一篇你自己的重要论文，这种期望达到的可能性极低，因为你还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研究。一开始就不成功，带给你挫败感，如此几年以后，你对科学绝对没有兴趣，最终放弃科学。

三、为什么要读研究生

下面我想再谈谈大家为什么读研究生。我列出了5 个可能的原因，请在座的研究生、博士后仔细思考以后，每人只选择两个原因，然后我们大致统计一下每个原因的得票率。原因（和得票率）如下

1。要发表一篇好的论文、取得学位（得票率：约 30%）

2。要有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得票率：约 15%）3。要学做一个科学家(得票率：约20%)4。要学习怎么解决问题(得票率：约80%)5。要学习怎样跟别人相处（得票率：约 10%)我来一个个分析，这5 个原因中，那些是事实（facts），那些是谬论（fallacies）。第一：要发表一篇好的论文，取得学位。这当然是合理的原因，也是需要的。但如果这是你选择读研究生主要的原因，那是很不合适的，是很有缺陷的。因为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是在你的导师的实验室做的工作，也许你的运气很好，发表一篇论文，很快可以毕业。但如果你换了一个实验室呢？你不见得能发表论文。假设你的运气好，也许两年就发表一篇论文，达到了毕业的要求。但是你是否学到了你想要的本事？你毕业离开后是否可以变成一个好的科学家？对你的下一步发展有没有好处呢？假如你读研究生是以这个为目的的话，第二年、第三年做的好就可以毕业离开了。以我的看法这不应该是读研究生的主要目的。

第二：要有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选择这点的人也不少。假如这是你主要目的的话，那你很有可能会失望的。因为能够做出一个重要科学发现的机会是不大的，即使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论文，也不见得是重要的科学发现。再说句不中听的话，重要的科学发现需要一个很好（既重要又可解决）的课题，这种机会本来就很小。即使你的运气非常好，碰上了一个很好的课题，做出重要的发现，发表了很好的论文，学术界只知道这个工作是你导师的实验室做的，跟你的关系不大。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举例，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做了一项重要工作，一年多就完成了，我的导师说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发表了一篇Nature article，我就毕业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跟我的导师多做2-3 年的研究，得到更多的训练，我后来的成就可能会更高。得到研究发现和学到做研究的本事是不等同的。所以，即使你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也不应该是你读研究生的主要目的。

第三：要学做一个科学家。也有不少同学选择这一项，但是我估计将来在座的研究生里可能只有不到10%的人会成为科学家，大部分人将会走到别的途径上。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科学家的职位。不仅仅在国内，国外也是如此。即便在国外的一流大学中，最终能成为科学家的比例也不会高得了多少。如果你读研究生的目的是成为科学家，那么很有可能你要失望的。

第四：要学习怎么解决问题。这是大家选择最多的，我也认为是对的，是事实。你来这里读研究生，就是训练你的逻辑思维，训练你怎样去一步步地解决问题。训练你遇到困难时，如何向别人请教，如何去探索，最终把一个问题解决。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你真正最需要的，如果你在这五六年的时间没有学会这个能力，一切都是空谈。如果你把这个能力学会了，将来你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即使是办个企业，都是没问题的，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是不需要解决问题的。所以，学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你在这里做研究生真正的目的。无论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是小，都是一个训练的方式。哪怕是做一个小实验，解决一个小问题，都是在训练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少走弯路，有效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五：要学怎样跟别人相处。举手的人虽然很少，但我认为这和第四项同样重要。如果让我选择读研究生的原因，我会选择第四和第五点。做科学也好，做其它任何职业也好，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如何与人相处，这个相处不仅仅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相处，更重要的是如何与人合作交流，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别人的想法如何去接受，如何欣赏别人的工作、虚心向别人学习，而非什么事想到的总只是自己。所以我前面和大家讲研究组里的合作，不仅仅是为了要发表好论文，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学会怎么和别人相处，怎样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工作。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自己做老板也好，在大公司里做职员也好，都需要这个能力。

四、是否适合做科学

上面讲的是为什么读研究生，接下来研究生做了一段时间，论文也发表，学位也拿到了，这个时候你要决定是不是继续做科学。这时候，你可能已经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对做科学有兴趣。假如你在研究生期间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觉得自己对科学很感兴趣，一辈子就准备从事科学研究了，那么如何判断你是否适合做科学呢？你要做科学肯定是希望做成功的，让我们先看看成功的科学家有那些品质。

第一个品质就是有一个逻辑头脑（logical mind），逻辑头脑是指逻辑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逻辑思考，关键是你逻辑思维的能力和习惯是否比别人好。虽然这是可以学习的，但是有些人一直没有养成逻辑思考的习惯。所以你要自己判断一下是否有逻辑头脑。目前在科学界找工作都要面试，为什么要面试？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判断你是否有逻辑头脑。在面试的交谈过程中，就要看你如何能把别人给你的信息整理好，做适当地分析并给予快速地回应。这就是看你的逻辑头脑，而不是看你曾经有过多少篇好论文。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交流能力，就表明没有很好的逻辑头脑。

第二个品质就是坚持（persistence）。有没有坚持的能力，能否能自律（self-discipline），不怕失败，做实验失败不会泄气，可以长期忍受挫折。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这种品质？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但科学是特别需要坚持的一种工作。因为科学工作中失败的时间远大于成功的时间。做科学与做小生意不同，做小生意每天都可以赚点钱，赚多赚少的问题，但是做科学可没有这个好处，所以你要自己考虑清楚。

第三个品质就是灵活性和谦虚（flexibility and humility）。灵活性就是要能够改变，做科学研究的人往往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应该随时根据获得的信息，根据与别人的交流及其他的情况而改变，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想法。广义上的谦虚是指对自然的谦虚（humility towards nature），这是个大问题，这里我要强调的谦虚是对其他人的谦虚。其他科学家所做的工作，你要虚心地去欣赏（appreciate）。我认识这么一位“科学家”，他认为其他任何人做的工作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只有他自己做的是对的，我认为这种人不是一个好科学家。灵活性就是要愿意从别人学习好处、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自己因而能够改变获益。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事实：在过去的十年来，从国内去国外做博士后的人员，包括从我们神经所毕业出去做博士后的人员，在国外大学里的声誉是走下坡路的。而且从神经所毕业的学生到国外著名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声誉下降的比别人还要快，这是不少真实的例子。我曾问过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是否愿意接收我们所毕业的学生做博士后。但是这位教授表示他不愿意要神经所的学生，他自己的经验显示，招收神经所的博士毕业生还不如要一个大学毕业生。这位教授举了一个实例，曾经有一个神经所毕业的博士生到了他的实验室，他手上正好有一个很有前景、很好的课题，他希望这位学生做这个课题。

但是我们的学生坚持要做一个自己想出来的课题，这位教授怎么劝都无法说服他，只能由这位学生去做自己的课题。最后，这位教授把这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交给了其他的研究生去做，最近做成了，出了好论文。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学生就是没有灵活性，自恃很高，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如果你完全不听导师的意见，那么你去那个实验室做什么呢？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有很多学生在国外做博士后，只有少数人成功，大部分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有些人对去的实验室不满，要换实验室，一个不满意再换一个，跳到最后一事无成。耐心留在一个实验室好好做工作是个关键。你要在科学上真正地成功，必须要虚心。即使你博士毕业，你也只是刚刚开始踏入科学研究的门槛而已。你到著名实验室是去学习的，如果导师给你的意见你完全不听，那你去那个实验室做什么呢？你去一个实验室做博士后，是实验室给你提供的研究资助。如果你坚持要做自己的课题，有些比较容忍的导师可能会说，好吧，算你聪明，我给你资助，你去做吧，几年以后没做成你再离开。有些导师可没有这种耐心，现在经费困难，你用我的经费、我的设备去做我认为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课题，又不肯听我的意见，马上解聘！有些我们的学生在国外换实验室，不是他真的不想留下来，有的是和导师无法相处，有的根本就是导师不愿意让他继续在实验室工作。所以，你们现在还很年轻，一定要虚心，多听比你有经验的人的意见。有些导师虽然不是你敬仰的诺贝尔奖得主，可能只是比你多几年的经验，你也必须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否则你就没有去那个实验室的必要。我知道所里有些同学现在就没有这种灵活性，导师的意见怎么都不听，总有自己的一套，认为在科学问题上可以和导师平起平坐，这是不合理的！你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希望做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是要能说服你的导师，让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同意你去做。否则你必须按照导师的意见去做，这也是训练你的虚心。从某种角度来说，科学研究中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如同师傅与学徒的关系，你来这里是做学徒的，要有做学徒的心态，必须要听取比你有经验的人的意见。当然，导师也各有各的风格，有些导师给予学生极大的自由度去探索他们有兴趣的问题。极少数的学生，可能有能力去摸索他们自己的路，他们可能不需要导师的指导。但科学不是可以无中生有的，这些学生在自己探索过程中也需要有灵活性和谦虚的态度去吸取别人的经验，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培养灵活性和谦虚的态度对你未来的生涯非常重要。这一点也不光体现在科学研究中，和前面讲的与人交往也有关系。你从事任何职业，除了做小生意以外，都会有老板或者上级主管，你都必须虚心地考虑他们的意见。谦虚（humility）不是一个贬义词，不是指处处忍让。我们现在经常听说，做科学研究要有“攻击性”（aggressive）、要独断（assertive）、要反权威。十多年前，一般人的印象是国内去国外的学生都比较谦让（humble）、比较害羞（shy）。但是最近十年来的学生却表现得攻击性十足，非常独断，有时候独断到完全没有道理。这也许是目前社会上年轻一辈普遍以自己为中心的风气，认为只有这种态度才不吃亏。权威是不可全信，但你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反权威，而不只是为反权威而任意反权威。

五、为什么要出国做博士后

现在很多同学都说毕业后要到国外去做博士后，但是很多人也许没有很好地想过为什么要出国。我列出了下面五个原因：

1。因为大家都出国

2。不出国就找不到好工作

3。希望在国外接受更好的训练 4。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5。想在国外创建一番成功的事业

我们来一条一条分析，哪些是事实（facts），哪些是谬论（fallacies）。

第一条，好像大家都出国。我当年出国就是这个原因，不是我真的对出国有兴趣，而是当时好像有出息的人都出国了，我不出国我就是没出息。这就是随波逐流。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跟着别人走，你的生涯和事业可以有一个独特的方式。国内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都有独特的经历。科学界也有，比如卢柯。他从来没有留学国外的经历，只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和短期交流访问。他毕业于南京一所不是很有名的学校，随后在中科院沈阳金属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但他已经成为了目前中国年轻一辈中最强的科学家。我们曾去金属所访问，看他的谈吐、风度、待人接物的水平以及表现出的科研才能，真是有大科学家的风范。不一定要随波逐流地出国。

第二条，不出国就找不到好工作。现在有种现象，好像要找一个好的工作，一定要喝过一点洋水才行。似乎不出国就找不到好工作，只有出去回来才会有千人计划之类的资助。国家目前出台的一些人才政策的确有这种错误的导向，对在国内自己培养的人才不够重视。但是千人计划入选者将来都会成功吗？也不见得！真正成功的人也不见得一定要出过国。我们所的龚能就决定不出国，去负责九亭平台的工作，这平台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国内这样的单位很多，神经所有，其他单位也有，这需要你自己摸索，自己去寻找。你也可以留在国内做博士后，国内现在也有很好的单位，也可以发表很好的论文。即使你发表的论文可能没有你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好，即使你没有找到国内一流大学或研究院所的工作，去了二、三流的单位，将来你就没有发展前途了吗？我看未必!90 年代的一流院校，就像是今天的二、三流的院校。上世纪90 年代裴钢、吴家睿回到上海时，科研条件差，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建立。假如你现在去了一个二、三的院校，你就像他们一样是重要的开拓者。现在只要你做研究做得好，就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只要你自己努力，有能力，不出国也是可以成功的。

第三条，希望在国外接受更多的研究训练。你如果有机会去一个好实验室，是可以受到进一步的训练。如何能够真正受益？这就回到了我刚刚讲的问题，你去的实验室的导师应有更多的经验，你应该虚心学习，真正学到做科学的本事。不要一去就想着要立刻发表好的论文，没有那么容易的。去国外不要只想混几篇论文，混个资历，要有真正的学习态度，进一步接受更多更好的研究训练。这才是个很好的理由，我也是完全赞同的。第四条，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听说我们所里有些学生只是想出去看看国外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想回来的，而且最终都会回来的。最近有些同学去参加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年会，第一次出国回来后说，美国不就那样子嘛，还不如上海。上海可能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之一，也许从科研的角度讲，上海还不如波士顿、纽约，但是如果只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完全没有必要。

第五条，想在国外创建一番成功的事业。这是个很好的理由，很有志气。有些同学就是想要在国外建一番事业，成为一个大牛。但是要知道这不是容易达到的目标。大家都知道，海外有成千上万的博士后找不到好工作，根本不用说创建成功的事业。现在要找到好的工作，一定要有好的成绩。不是说出过国就可以找到工作。现在想要回到神经所或其他国内一流单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不是出过国有几年博士后经验就可以竞争成功的。国内都如此，更不要说在美国建立一个实验室，困难更大，竞争更多，可能性更小。所以，如果这一条是你出国的唯一目的或最主要目的的话，很多人恐怕都要失望的。总之，为什么要出国一定要想清楚。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包括我的一些

个人经验，这次时间不够了，也许留到明年再讲吧。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工作顺利成功。怎样做一个优秀的研究生系列9－－蒲慕明教授和学生的谈话（整理，受益匪浅！）

http：//seanlyceum。blogbus。com/logs/7876038。html

承受郁闷、面对挫折：

【提问】：蒲老师，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础科学确实很重要，但是基础科学却很难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好处，有时我们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一点结果都做不出来，这个时候心里就特别郁闷，觉得花那么多钱不值得。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遇到，您是怎样使自己从这种郁闷心情中走出来？(众鼓掌！)【蒲】：所有做科学的人对你讲的话都会有同感，所以大家鼓掌。要做科学就要能忍受郁闷、忍受挫折。没有挫折就没有快乐，将来你真正做出东西以后，就会体会其中的意义。你也许一时做不出东西来，其实做不出来、没有出文章这些都是其次的，科学在于做科学的过程。将来你慢慢做久了就会体会到，不一定是出了文章才觉得特别有意义。当你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在自己跟自然对话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怎样对待挫折，是一个科学家成功与否的关键。面临困境，不管学术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困境，你是否能坚持不懈、突破困境？我常说“困境孕育创造力”，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伟大的文学艺术品，都是在困境中产生的。你读“徐悲鸿的一生”，他的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在困境中产生的，甚至有些画是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画出的。今年是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百周年，1905年是科学史上所谓的“奇迹年”，26岁的爱因斯坦在这一年发表了五篇重要的论文，篇篇都是瞩世之作，包括光电效应（得Nobel奖的作品），狭义相对论，布朗运动的分子理论，导出E=mc2等等。大家在赞叹他惊人的创造力之余，也许没有注意到这时期正是他处于一生中最艰难的困境之中。他拿到Ph。D之后，向几个著名物理学家申请作助手，都被拒绝了，有一段时间还得找家教为生，最后到了瑞士专利局作个小职员。在物理学界，他没有一点地位。他用业余时间，作出这些伟大的作品, 是否也是非突破困境不可的心态带来的创造力？

自我创造学习的环境：

【提问】：您刚才谈到很多资金分配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多老师关心的suffering，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是老板底下的学生，他们更在suffering。您觉得有些老板召了一、二十或三、四十个学生，还甚至于要求学生必须出影响因子在3分以上的文章才能毕业，您是怎样看待中科院现在这种制度？

【蒲】：我觉得假如一个实验室有三、四十个学生一般是不能够做好的。一个实验室老师跟学生之间要有交流，那么大的实验室很难有很好的交流。除非这个实验室可以自己形成小的group。美国有一些高产出的实验室是很大的，但它总是由好几个小group组成，在小group里相互之间有很好的交流。你可以从与比你senior的同学、博士后之间的交流中得到好处，跟老师的关系不大。所以在一个大实验室里，靠的是学生自己，学生一定要自己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切磋的环境，自己来摸索。简单一句话，不能什么都靠老师，一个人的成长靠的是自己。我跟各位讲，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老师真正算是我的mentor，我的老师也不是很著名的的科学家。作学生、博士后时我主要是靠我自己。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埋怨实验室环境。实验室假如给你的条件可以让你买试剂，提供仪器设备，可以让你做你要想做的实验，这就是很好的环境。我们要自己能够创造条件，与老师有好的交流，同学之间形成好的交流。同学间的彼此学习可能比向老师学习还更重要。我给大家说一个我非常有感触的事。大家知道我在Berkeley有一个实验室，在这里也有一个实验室，我发现Berkeley的实验室似乎没有上海的productive。我并没有太多地照顾上海的学生，他们自己互相切磋讨论都是很深入的，形成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相互之间的学习比向我学还更多。总之，你在实验室不要什么都靠老师，有什么事情不顺心就是老师不好，你要自己创造你自己的学习环境。

必要的紧迫感： 【提问】：蒲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在座的许多同学将来都会有机会出国，您也说希望大家将来都能回来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一些事。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或者更早，就有海归派回来，这些已经不是个人行为，已经有很多人回来，但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学术水平还没有比较高的提高？将来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有些人回来时雄心勃勃，希望干一番事业。但回来没有几年就又冷淡下去了，我想问问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蒲】：你这个问题很好，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的科学发展很大一部分可能要靠海外回来的，在海外的时候他们都能做出很好的工作，为什么回来以后就不见得能做出一样好的工作呢？显然这里的环境不适合他们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什么在国外比较能够做出一流的工作？我觉得环境的差别就是那里有好的科学文化可以激励你做出好东西来。我常常说海外的环境是非常紧迫的环境，尤其是对于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刚才那个同学说三、五年做不出东西来，觉得很郁闷，你如果到海外去说不定五、六个月就做出来了。为什么？那里逼着你非做出来不可，你在这里可能没有那样的紧迫感。一个是环境的压力，老师给你的压力，同学给你的压力。别的同学都做得好，你是一个外国人更要做得好，在那个社会里你要能出人头地才会有前途。各式各样的压力逼着你，使你非做好不可。一流的现代科研机构总是存在着必要的紧迫感，不会是个很宽松的环境。关于同事同学之间的相互压力我举个例子，我在美国五个不同的大学里工作过，其中有比较二流的大学、有一流的大学。把五个学校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差别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你隔壁实验室的学术水平。他们的压力逼着我自己非做好不可，每年非出几篇像样的文章不可，否则就觉得没面子，学生也不来跟我。环境使你要证实你自己,不断提升自己。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比国内大多数做得好，不需要证实自己,没有压力要提升自己的水平。除了环境的因素，当然还有我刚才讲的交流的因素，没有机会与其他科学家有益处的交流，得到中肯的意见，想错、做错时也没有人批评，大家客客气气，没有切磋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倡导建立一种交流文化，生科院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需要努力建立起紧迫的环境,好的交流环境。现在生科院其他所会有些压力，因为神经所做得比较好，出了一些好成果。彼此之间要有良性的竞争，别人做得好，就要想想看他为什么会做得好。神经所现在的一点成果也是一种比较紧迫的环境造成的。建所时我要求我们每个PI一定要通过国际评审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做得好。怎样证明？一个标准就是出好文章，就可过关。否则你就得说服评审团，你的工作有潜力，将来会有好成果。所以大家都努力出好文章，这种压力是最肤浅的，还有更多各式各样的压力，包括PI、同学们对自己的期望，科学上的理想等，使得你自己能发挥最大的潜力。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建立这样紧迫的环境，所有人的潜力能发挥到最大的程度。

学做科学的本事不是只学技术： 【提问】：蒲老师您认为在读研究生阶段最应该学会的是什么东西？说白一点，以您的经历来看，读研究生阶段最应该去做的事情有哪些？或者说得再明白一些，等五年我们这些人毕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因为拿到学位而高兴，而是做到了蒲老师今天说的在读研究生阶段应该做的事情而感到高兴，这些事情有哪些？

【蒲】：在读研究生时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做科学，不是学技术，不是学会使用这种那种先进技术你就达到目的了，其实这些都是化不了几个月的功夫就学会的。你要真正变成好的科学家，就要学会怎样运用你的技术解决问题、怎样能够把实验工作做得面面俱到，分析结果时能学会严谨的态度，把问题解决到没有人能够说你的结论不可靠。不管是所谓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问题，你如果能够学会怎样能较彻底地解决科学问题，将来不管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都会受惠无穷。要学作科学的本事，而不是学技术。

怎样走上科学之路： 【提问】：蒲老师，我有一个一直比较困惑的问题，我不知道支撑我们做科学的根本信念是什么？因为在历史上很多好的科学家他们做科学是因为他们有兴趣做这个，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五年之内必须发好的文章，你才能毕业；然后你才能在国外好的实验室做博士后，你必须再发好的文章，才能做faculty；你又必须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发好的文章，才能保住你的工作。所以如果有一个课题是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和一个课题你做了之后短期之内就会有成效的，我们不得不选择后者，而不能选择前者。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样做科学，你觉得能做出好的science吗？(众鼓掌！)【蒲】：这是好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科学？我不好说什么大道理，跟你们讲讲我个人经历吧。刚开始的时候我对科学只是有模糊的认识，中学时我是喜欢文学的，还喜欢写现代诗，现在看起来都会脸红的诗（众笑）。但是我父母说你将来要有前途，必须要学理工，否则就找不到工作，吃饭都有问题。所以我就去学理工，选什么呢？物理。为什么学物理？那时物理好像是最高层的、最有前途的科学。杨、李的成就鼓励了六十年代的许多年青人，都觉得学物理是最好的，所以我也进了物理系。学了物理以后我发现物理确实有意思，非常美妙，于是对科学开始有了兴趣。但怎么又变成生物了呢？当时台湾清华大学有物理系，没有生物系。有一次有个教授来演讲谈到mind与brain的关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开始对生物学有点兴趣。不过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我还是进了物理研究所，我首先进了一个属于大科学的大实验室，我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这段经历。由于在大实验室作技术工作，感到无趣，就跑到一个小生物物理实验室去作论文，我想我学了点物理，对生物学也有点兴趣，就做生物物理吧。当时我也不清楚生物学是怎么回事？生物学的重大问题在哪里。那个实验室正好在用物理技术研究膜蛋白的扩散现象，这个问题我可以下手，所以在那里做了一个论文就毕业了。毕业之后，我真是惶惶然不知所去，我对生物学仍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于是我到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研究所参加一个暑期班，期间有一个书展，我买了一本 “发育生物学”的书（“On Development” by J。T。Bonner)。看了这本书里之后，我发现发育生物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其中提到的 L。Jaffe的工作就特别有意思。他发现细胞发育时有自生电场，这电场有什么意义？是否反过来影响细胞发育呢？我觉得生物电与生物体发育的关系蛮有意思的，就去找Jaffe做postdoc。做完postdoc以后，对了解生物现象有了更高的兴趣，就想有些发育生物学上的一些大问题假如能解决那多好。但是我觉得我真正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是在我自己有了实验室以后，可以自己自由探索有兴趣的问题以后。刚开始有实验室时我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其他的本事，只会做一点实验，人家雇我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就去了，只是一个job。我是否真的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可能并没有。很多人进入科学圣殿是想拥有辉煌的前程，有要得诺贝尔奖这样大的期望，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兴趣。真正对科学的兴趣只有从投入科学探索的工作中才能慢慢培养出来的。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我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得到了乐趣，这乐趣并不是解决了大问题的乐趣，而常常只是解决了小问题，得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别人也说很有意思的结果。这些乐趣使我慢慢觉得科学生活真是有意思，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科学家了，因为我确实解决了科学上的问题。我对应该怎样去做科学的认识跟我喜欢看书的习惯直接有关。我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中等的学生，在台湾清华物理系书读的比我好、考试考得比我好的同学很多，但是后来很多人放弃了从事科学。我是走上科学之路的少数人之一，而且我还是做得不错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是自己培养自己成为科学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看书，书看得多，不只是看文学、看小说，主要是看科学家写的书和科学家传记，回顾他们怎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另外还看科学史。慢慢使我自己进入科学领域，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是说我的生涯就是大家都要走的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真正从追求科学变成一个科学家的路，每个人走的都是不太一样的。在读研究生时期，如果这五年你对做实验确实有很大的兴趣，对某一个方向特别感兴趣，说不定你就走上做科学的道路。也说不定你将来不做科学，你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是现在你最宝贵的年轻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将来你做科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我希望各位要注意自我教育，将来要做好科学，一定要知道怎样解决科学问题。自己摸索时要看成功的科学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读论文看书，不要只看他得到什么结果，也要注意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他会想到做那个实验，得到那样的结果。这样你就知道将来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做。所以我说一定要看一些好书，我实验室的研究生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去读《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这是一本很厚的关于分子生物学史的书，图书馆一定有的，我的研究生读完那本厚书的人并不多，读不完也没有关系，能读多少就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本书是一个科学记者访问了上百位在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生物学家谈他们在那个时代做研究的来龙去脉。读科学历史对了解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生涯中的选择： 【提问】：在你的科学生涯中有没有过痛苦的选择？

【蒲】：再说我作选择的故事。做完博士后我得考虑将来做什么？那是很关键的时刻。当时我有三个选择，事实上我确实都尝试了。第一我选择回台湾，回我母校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我是台湾出来的，回台湾教书不是很好吗？于是我就写信给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当时清华校长徐贤修还给我回了一封用毛笔写的信，说“年轻人有志归国服务，其志可嘉，交于理学院沈君山院长办理”，就没有下文了。后来知道他们雇了另外一个人，也许是我的专业不合适，所以回母校没有成功。假如我回台湾教书的话，我的生涯就不一样了，科学上成就也许小些，但我现在可能已桃李满台湾。我的第二个选择：我想我在中国社会受了早期教育，又在美国学了一点科学，什么样的工作最合适？想来想去恐怕到联合国工作最合适。为什么？那时联合国正好需要雇佣大批华裔做文书工作。我想也许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因为我是学科学的，又懂中英文，应该可以为世界科教文事业做点贡献。于是我就申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翻译工作，申请书递进去，结果打回票，没有录取我。二个选择都没成功，第三个选择就是只能在美国找工作。我申请了六个学校，只有二个学校面试，一个是我原来做博士后的学校，因为他们认识我，不好意思不面试，事实上不想雇我。另外一个是加州大学Irvine分校，他们正好需要我的专业，于是我就去了Irvine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是做了选择的，但最后还是走上科学之路，这是命运的安排。

【提问】：命运的安排！你难道没有作过主动的选择？ 【蒲】：有的。这是在我对科学发生了兴趣之后的事。那时我对Irvine的环境很不满意。虽然我在Irvine做得似乎不错，很快就拿到终身职(tenured)正教授，但我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满意，觉得很泄气。我想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但是我是一个二流学校的终身职教授，要到好学校去，他们不会马上给终身教授。但我还是决定要找一个好的环境。Yale大学当时成立分子神经生物学系，系主任我认识，我就给他打电话希望到那个系去工作。他说欢迎，但告诉我当时他那里没有tenure track的职位。Tenure track在美国大学是很重要的，是拿到终身职的必经之路。否则所有的工资都是靠自己申请经费，一旦申请不到经费就没有工资，就马上走路，这叫non-tenure-track的research professor。当时所有人对我说，这算什么职位，你在 Irvine做教授，一辈子不用愁，到Yale去是前途茫茫，搞不好过几年就被人赶走。当时我确实做了一个主动的选择。我想假如我科学做得不好，被赶走，就去开餐馆。但是如果我做得很好，Yale自然会给我tenure。于是我离开了Irvine，到了Y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