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国胜：2010年慈善热与中国式困境

第一篇：邓国胜：2010年慈善热与中国式困境

邓国胜：2010年慈善热与中国式困境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1年1月18日 作者：谭伟山 冯海泳

●嘉宾简介：

邓国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NGO研究，公共组织问责、绩效与能力建设。

2008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公益元年，回顾2010年媒体、公益界、政府的慈善热，和2008年最大的不一样在于，2010年的反思多了、辩论多了，人们对很多问题有很深刻的探讨、思考、辩论。2010年公益舆论热点

2010年公益慈善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最热的一年，热度并非表现在捐钱方面，而是表现在全社会对公益慈善的关注和反思。从年初的章子怡诈捐门事件就开始呈现出这种热度，章子怡事件实际上凸显了社会如何看待名人捐赠和名人慈善秀、名人如何捐赠等问题。2010年发生了西南大旱，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其他的国家，旱灾从来捐款都是少的，因为旱灾一般不死人也不倒房，很难吸引公众关注。但西南大旱时企业家曹德旺捐赠了2亿元，但这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关键是他捐赠的方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捐给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并且跟中国扶贫基金会签了合同，假一罚十，你帮我发放救灾款，2个亿发给受灾的灾民，如果你发的不是穷人而发给了当地的富人，只要我发现了一个，你就得赔我十个。

为什么这种做法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因为中国以前很多富人企业家捐赠，捐完就不管了，但曹德旺不仅捐且跟进监督，跟中国扶贫基金会对赌。由此，捐赠者在捐赠过程中的角色与责任是什么引发了思考。是仅仅捐钱吗？还是要有监督的职责？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捐赠者除了捐钱还应该做什么？事实上，包括小额的捐款者，都可以用脚投票，谁公开透明我就捐给谁。

2010年另一场天灾是玉树地震，虽然它的捐赠比不上汶川地震，但也过了百亿。政府一文下达，要将捐款汇缴，引起社会抵制，这也凸现了救灾捐款中政府该不该统筹，该不该将民间的捐款资金汇缴到统一账户等等问题。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巴比”来华事件轰动一时，最积极的响应者是企业家陈光标，他承诺要裸捐，大概整整两个月，中国媒体一直在报道巴比以及陈光标裸捐，这背后折射出的又是东西方捐赠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能够从西方的捐赠者身上学习到什么等问题。

对于富人、企业家到底应该怎样做慈善，怎样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一年里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宗庆后就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对员工和消费者提供好的就业机会和消费品，有人认为这不矛盾，还应该对社会尽责。在辩论的当时，讨论的焦点就在于富人、企业家到底应该做慈善才会更有效率。

还有壹基金，最近几周壹基金事件又在热炒，其实凸现了公益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和发展环境的问题，民间自发的公益慈善组织如何获得合法身份，如何在民政组织获得登记注册？

公益界发展重点事件

2010年中国公益慈善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非常多，上面我只列举了少数几个，去年除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公益慈善界自身也非常热闹。

首先是基金会中心网成立。这是行业内部的事，一些基金会自发组织起来建一个网站，向老百姓交代各个基金会的公开透明度到底怎么样，接受了多少社会捐赠，钱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基金会要联合起来建设一个中心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老百姓普遍对于民间慈善机构，特别是基金会不信任。有学者曾经做过研究，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百姓最相信哪一个。中国老百姓相信比例最高的是政府，最不相信的是公益慈善组织，这跟西方的调研结果不一样，就是因为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度不够。一些先知先觉的基金会觉得既然老百姓不信任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搞一个网，将我们基金会所有的信息公开，老百姓只要一上这个网就知道我们这些基金会将捐款用到哪里去了。

行业内去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成立，院长叫王振耀。王院长原来是民政部的司长，从官变成学者，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中国的机制是不流通的，今天做学者，明天就不可以做官员。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公益慈善组织缺乏一流的管理人才，这是最大的瓶颈之一。成立这样的研究院，培养公益人才，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培养公益人才，但目前为止培养的学生，真正到公益慈善组织工作的很少，大部分都到企业里去了。这凸现一个问题，怎么培养人才，培养的人才怎么在公益慈善界留住他。

去年的另外一件大事，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公益慈善机构也意识到机构需要更多的合作、更多的联合、更多的形成网络，共同探讨行业内的事情。汶川地震时合作非常好，很多公益慈善组织合作共同做一些公益慈善事业，但是汶川地震之后又都散了，这里就凸现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合作与网络问题。

2010年12月在广州召开了全民公益大会。这个大会带来的价值观是，公益慈善绝不仅仅是富人的事情，需要所有公民参与，通过行动改变社会。公益慈善可以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中国公益慈善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救灾捐赠，救灾捐赠款占整个社会的捐款比例高达整个社会的70%，日常捐款的比例非常低。为什么在广东开这个会，因为广东在这个方面做得相对好一些，公民日常性的捐款比较普遍。

另外公益慈善界的奖项越来越多，招商局扶贫创新奖，社会创新奖，壹基金典范工程、南方都市报的公益盛典等等，都来奖励公益慈善组织。因为评奖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通过评奖，通过奖励，而不是通过惩罚，来引导和促进更多的个人、组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创新性的行为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西方国家也走过这样的道路，我到美国调研时发现，公益慈善界的奖也特别多，就是通过不断的获奖、不断的激励，进而不断地成长。去年的一个热点是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热。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潮流，发展社会企业。大家发现公益慈善组织主要靠社会捐赠，可持续性比较低，特别是财务的可持续性比较低，一旦遇到金融风暴就很难维持。这几年国际上兴起了新的做公益慈善的方式，这就是社会企业，用企业的方式来赚钱，同时成立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自我可以造血。为了回应近年来国际兴起的公益新潮流，国内也非常热闹。政府的公益慈善努力

除了媒体、公益界，政府去年在公益慈善领域也非常热闹。去年我国在继续修订慈善法，也开了不少会，比如苏州开了中英慈善论坛，山西开了中德慈善论坛。去年我们还对三个条例进行了修订，主要是对登记注册条例方面。

除了国家层面修订法律法规，地方层面更热闹，去年江苏省颁布了第一部地方慈善促进条例，湖南省起草了公益慈善事业的草案，上海市也出台了公益慈善方面的草案，宁波市也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草案，深圳市步子更快，当然这些都还没有出台，但政府这样热衷于公益事业，必然会促使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除了法律法规方面，地方政府在公益慈善领域也有很多创新。北京是首都，北京市政府在公益慈善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方面以前一直很低调，但2010年很高调，政府拿出上亿资金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北京王府井地段是黄金地段，东城区政府居然在王府井附近拿出一层，给公益慈善组织免费办公开会，培育东城区的公益组织。上海、深圳、南京市政府都有很多新的举措，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推动培育公益慈善组织，有很多的探索。

除了这些政府创新之外，也刮起了一阵政府慈善风暴。2010年山西吕梁市政府通过红头文件，要求一个煤炭企业要做一件公益事业、带动一个产业发展。陕西府谷更厉害，将煤老板召集起来，你们要做公益慈善事业，一夜之间效率很高，捐款是12个亿。河南荥阳市政府、四川遂宁市等打造慈善城市等，当然，这些情况也需要深入地讨论。2010年的反思

2008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公益元年，回顾2010年媒体、公益界、政府的慈善热，和2008年最大的不一样在于，2010年的反思多了、辩论多了，人们对很多问题有很深刻的探讨、思考、辩论。

第一，慈善到底是富人的专利还是应该全民地参与平民的慈善？两个都重要，我们不仅需要富人的慈善，也需要平民的参与。在美国，平民的个人小额捐赠占整个社会捐赠的比例一般都在70%左右，而中国除了汶川地震2008年之外，一般年份不到30%，中国大部分还是企业捐款、富人捐款。广东是一个特例，广东人民习惯低调做慈善，广东平民参与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

第二，做公益慈善只是捐钱吗？还是既要出钱还要出力、更要出心？曹德旺事件就是这样，不仅捐了2个亿，还绞尽脑汁来想怎么监督。

第三，我们不仅需要救灾的捐款，我们更需要常态化的日常捐赠，这也是去年反思比较多的问题。

第四，“巴比”来华，带来的思考是，做好事也要精益求精，否则也会变成坏事。在一百年前的西方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一些公益慈善的捐赠不仅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使贫困问题更常态化，因为人们习惯了被救助，不愿意通过自己的自力更生改变。

第五，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环境，包括凸现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问题，公益产业链的打造，公益创新等等一系列反思的问题。

第六，政府在公益慈善领域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如何定位，比如打造慈善城市，一些地方通过政府的红头文件劝募是否妥当等等。

通过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出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困境。

第一是认识方面的挑战。富人的财富观念有待于提升，就是不仅要赚钱，而且还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很多富人也不懂得怎么做慈善。普通公民的慈善认识也还有局限，平民的参与程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全国大部分地区志愿者参与的比例非常低，比捐赠的比例还要低。另外慈善的本质是民间自愿自发的行为，这才是慈善的本质属性。可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慈善也姓公，通过红头文件劝募，越俎代庖。

第二是制度层面的挑战。慈善组织登记注册难的问题仍很严峻，壹基金事件就深刻地暴露出来这个问题。慈善组织的募款资格也需要讨论，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真正有募款资格的只有公募基金会，大量的公益慈善组织是没有募款资格的，但是怎么来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还有减免税问题，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政策，是有的，我们到广东一些企业调研，他们捐了款，但没有享受到减免税的待遇，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不知道。企业12%以内、个人30%内，可以是税前扣除的，但是很多人、很多企业并不知道可以抵税，即使知道了也很难获得，因为操作的过程太复杂、太难。

第三，是慈善组织自身面临的挑战。首先，官办N G O行政化色彩太重，没有活力。现实生活中，他们垄断了很多资源，另外不管是官办还是民间的公益组织，都存在公开透明度的问题。还有公益慈善组织的专业性、效率问题，以及人才问题、管理人才，这些都是慈善组织自身面临的挑战，这也是现在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困境。未来的走向

对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未来走向，我个人很乐观。中国现在的捐款一年才500亿左右，突破2000亿、5000亿为期不远。随着社会认识程度的不断提升，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将社会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未来的走向，一个是政府和公益慈善组织会有更多的博弈，政府官员也认识到需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但是有些政府官员由于认识程度不高，越俎代庖、拔苗助长，通过行政干预，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但长远的趋势，慈善还是会慢慢回归本来的面目，也就是它的民间性。这是趋势和历史的潮流，虽然在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反复。

另外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也会不断地改善，分步骤、分区域地渐进发展，而不会一步到位。比如现在广东先在深圳特区试点，深圳这些年的步伐就特别快，一些公益慈善领域的登记注册就取消了业务主管部门。法律环境会不断地改善，但是会符合中国改革渐进的逻辑，先从地方做起，先试点再推广。

另外，未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民众会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不仅是富人的慈善，更重要的也是平民、全民的参与。公益慈善组织为了提高自身的活力和公信度，也会不断地提高公开透明度，加强行业自律。在未来，不仅是广州的公益慈善组织，全国的公益慈善组织能力会不断地提升，特别是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会慢慢培养出一种社会的相互信任，培养出社会的有机团结，进而增加我们社会的资本，促进我们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第二篇：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邓侠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邓侠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传时间:2008-4-

21诉讼调解在化解纠纷方面具有判决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备受重视。目前虽然通过减半收取诉讼费、将调解率作为法官考核标准之一等手段以鼓励法官和当事人调解结案，但实践中采用调解方式结案的为数不多，笔者试图结合审判实践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一、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

将诉讼调解制度纳入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初衷，是因为调解在化解社会冲突方面，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易使当事人服判息讼，便于义务的履行。然而，随着诉讼调解制度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好统一的功能被越来越多的司法者引起重视，采取诸如调解结案的法院减半收取诉讼费，将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年终考核、晋升的标准之一等措施以使当事人和法官着重调解纠纷，但现实是残酷的，法院的调解率并没能随着这些激励措施的实施而上升，反而有逐年下降趋势，而且，调解后反悔和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的现象亦时有发生。究其原因，笔者试图结合审判实践对此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当事人主观排斥调解

1．自愿原则在诉讼调解中难以真正实现

调解指的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场面。①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调解和判决是解决纠纷的两种不同方式，而诉讼内调解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且一般是主审法官或同一合议庭。这就使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调解者和判决者。法官在调解中虽是中立的第三者，但由于在其背后有潜在的国家强制力，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法官作为调解者与一般的民间调解者大不相同。而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是判决。目前，案件的合议程序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使得我国的庭审合议制度实际上许多是流于形式，合议庭的其他法官实践中只是出庭参加陪审，对于审理结果往往并不真正关心，这就决定了主审法官在判决中的主导地位。而法官作为调解者和判决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官在调审结合的模式中要想真正把握自己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作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②因此，在具有潜在国家强制力量的调解中，当事人总是权衡调解与即将判决这两种结果，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再加上作为当局者的有些当事人看不清形势，此时法官对案件形势的洞察与分析会影响当事人对案件结果的预期，因此，选择妥协与让步是明智的，而此时决定调解本质的“合意”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合意”，甚至沦为“恣意”，体现调解根本的自愿原则就会扭曲和虚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当事人在调解后反悔和不履行调解确定义务的情况了。

2．诉讼调解申诉程序难以启动使当事人不愿调解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调解和判决是解决纠纷的两种并行的方法，调解贯穿于诉讼的整个过程。和判决相比，调解程序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它在诉讼过程中可以随时启动。尽管我们期待坚持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流动性和非正式 1

性特征。③任意性的调解过程难以保证公正的结果。这是因为，和判决相比，调解权的行使缺乏监督，实践中调解是在主审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双方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从而化干戈为玉帛。虽然调解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但调解不同于审判，调解需要当事人相互理解，若以公开的形式进行调解，允许群众旁听，那么当事人就可能碍于情面不肯作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达成调解协议。此外，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虽然要求调解要“面对面”进行，但实践中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地协商，调解的成功率很低，主审法官往往选择“背对背”方式，即在庭前、庭中休庭后或庭后进行，由主审法官分别找当事人谈话，通过沟通，最后达成共识。这种方式虽然容易调解成功，但由于调解过程缺乏透明和监督，使得当事人对法官的中立性产生怀疑。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可以申请再审，经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但是再审的条件限制太多，使得发生再审比直接上诉艰难很多。因此，调解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在调解不成或法官意愿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容易促使法官情绪化地作出报复性裁判，在个案上为法官办理人情案、关系案创造了条件，法官在事实和证据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时，可想方设法比如采取劝说、引诱、施压等方式去促成调解，为一方当事人谋取不当利益，这就不难理解深受当前这个“熟人社会”之苦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性缺乏应有的信任与尊重。

而对判决而言，程序的严密性和合理性保证了审理和判决的公正性和可信赖性。④判决虽然不能完全保证案件结果的公正，但由于在一审判决之后，如果当事人不服，还可以向上级法院请求上诉和再审，这就使得当事人具有比在调解中拥有更多的权利救济方式。而且，由于法律的不确定性，导致当事人对诉讼的期待过高，对起诉和调解的成本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而理性是调解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之一，当事人理性程度越低，法院促成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当事人两相比较，往往宁愿选择耗时较长、程序规范的判决而非调解。

3．调解书的事实认定影响日后的权利救济

实践中，大量的调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双方当事人在互相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化干戈为玉帛。而这种让步实质上就是让出部分实体权利，一般情况下是原告让出部分实体权利以换取对方自动履行义务。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实际上是原告妥协的结果。根据民事诉讼法，调解书须写明法院查明的事实，而事实上，双方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妥协与让步，与经过判决所作的案件事实是有出入的，加之有些案件的案情难以或无法查清，这就使得法官不得不作技术上的处理，这样作出的“模糊法律产品”，若作为日后的证据适用，对原告当事人是极为不利的。加之调解书的申诉程序难以启动，这就更使得当事人更不愿选择调解。

（二）法官自身的因素

诉讼调解不仅需要调解员具有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权威、熟 道德情理。而近年来，随着大量受过法学教育的高校毕业生进入法院，法官队伍尤其是一线审判力量不断专业化、年轻化。这些法官往往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关注法律的技术性，而且受现代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追求较为理想化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因此，他们一方面对调解持怀疑态度，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而调解弱化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调解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限于年龄、知识结构和经历、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

另外，有些法官对调解工作有功利性倾向，他们把调解当作回避办案风险的手段，对案件处理把握得准的案件，不愿花时间去做调解工作，遇到把握不准的才想方设法进行调解。而且，调解需要主审法官付出更多的代价，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需要法官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心血，这也要求法官有良好的个人素质。

（三）立法、制度上的原因

1.审限对调解的影响。

现行审判方式实施后，随着法院“大立案”、立审分离、统一送达、排期开庭、强化庭审功能、强调当庭宣判率和结案率、狠抓审限等措施的实行，主审法官自主支配调解时间和把握调解时机的空间有限。由于庭审的激烈对抗性特点和时间的限制，当事人在庭审中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因此，调解一般在庭审后进行。而一次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却不大，往往需要多次反复，耗时费力。在目前大部分法院信息系统没有设置申请和解以及延长调解期间扣除审限的情况下，承办人在大多数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并不复杂的情况下，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成本则较之于调解要低得多，因此他们选择宁愿选择判决而非调解。

2.“事清责明”原则限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事清责明原则是指法院在给当事人双方居中调解案件时，促成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必须建立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事清责明原则本质上应该是对判决的要求。调解和判决虽都是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调解本身具有“案结事了、彻底解决纠纷”的特点而一直备受我国广大群众接受，其与判决具有的“实现权利保障、解决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是不同的。要求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调解，不仅容易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而且缺乏实际操作性，因为实践中好多纠纷是无法或难以查明案情的，而当事人双方又同意调解。该原则既违反了当事人可以合法自主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原则，限制了调解协议的空间，同时也不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且是阻碍调解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出路

在当前诉讼爆炸的时代，各级法院将诉讼调解提为重要日程，如芜湖法院设置了调解能手以鼓励法官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并将调解率作为法官考核的标准之一。但正如前所述，由于当事人和法官及当前法律制度的博弈，诉讼调解在实践中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针对此种情况，笔者以为，解决目前诉讼调解制度的出路就是在坚持自愿调解原则基础上，将审判主体与调解主体相分离，并完善相应的立法和制度。

（一）坚持自愿调解原则

调解在本质上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一种自主处分，因此，当事人是否自愿将影响调解的最终目的—彻底解决纠纷能否最终实现。自愿原则作为诉讼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指法院在处理案件时，是否采用调解方式，采用何种调解方式，是否能够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均应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或欺骗当事人进行调解或达成调解协议。

近年来，随着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医疗纠纷问题、农民工工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问

题、商品房买卖和物业管理纠纷等群体性纠纷的大量涌现，通过最后的救济方式法院裁判来解决，已彰显出诉讼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纠纷的矛盾。而诉讼调解则能最好地发挥判决所不具有的作用，其能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因此，诉讼调解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司法系统的重视。

在目前有关对诉讼调解的呼声日高的情况下，笔者以为，法院在强化调解意识和调解功能的同时，不能依赖调解，一定要严格坚持“能调则调、该判则判”的原则。法官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当事人的意愿，能够适用调解的尽量调解结案；而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依法不能调解结案的，不得强行调解；调解开始后在法定期限内无法顺利达成协议的，严格依规定转入审判程序。法院既不应盲目追求“一步到庭”，忽视诉讼调解的作用，不顾办案效果而强审强判；也不应盲目追求调解结案率，勉强调解，当判不判。

（二）调解主体与审判主体分离

笔者以为，将调解主体与审判主体分离，是解决诉讼困境的唯一出路。首先，调解员若背后没有了潜在强制力的支持，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就不会因为惧怕得到更不利的判决结果而主观排斥调解。其次，有利于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大量的纠纷出现，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还未能真正建立，案多人少的局面已使现今的法院感觉压力太大，加上新的审判方式要求法院严格按照审限结案，而调解又费时费力，这无疑又加剧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与众多的纠纷之间的矛盾。而如果将审判主体与调解主体分离，可有效减缓审判法官的这种压力。因此，笔者试图以以下思路考虑调解主体与审判主体分离的实际操作。

首先，法院要考虑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特点，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并备有专门的人员调解民事和行政纠纷。这些专门人员应是法院聘请的退休法官、资深的律师、人民陪审员或调解经验丰富的在职法官等。借鉴国外经验，还可吸纳社会人员参与调解过程，如聘请专家、居（区）委会或德高望重的人员等。法院应将调解员名单列出以供当事人备查和选择。当事人可以从这些名单中选择一个或两个调解人成立调解小组。

其次，法院应制订相应的调解程序规则，规定案件的调解期限，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自动转入判决程序。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要求主审法官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签收，就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调解员在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时，应建议双方约定不履行该协议的违约责任。一旦当事人之后不签收调解书，另一方当事人可据此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然该责任的承担不影响法官对该案的最终判决。当事人若不在调解协议中约定违约责任，在签订调解书前发生反悔的，如果查明没有正当理由，法官在最后作出判决时，应判决反悔方向对方支付因调解而付出的合理的成本。

第三，调解机构在调解案件时，只要当事人双方合意，可以不在分清是非基础上进行。当事人在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及不伤和气的心态，对事实不再调查，对责任不再追究，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因此，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不应构成调解的前提，由法院分清是非也无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加上有些案件的案情很难或无法查清，而且受中国“和为贵”传统思潮的影响，当事人选择诉讼调解就是不想在法庭上严重对峙，因此，法院制作调解书时，仅应写根据现有证据予以证明和当事人共同认可的事实作为法院查明的事实，而对案情很难

或无法查清的，则可以征询双方当事人同意，对案件事实不予认定。

第四，建议将调解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目前我国很多法院信息系统并未将调解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这也使得一些当调能调的案件，由于法官限于审限的控制，而不得不选择判决。为追求司法效率和司法正义，防止法院积压案件，将案件排期并严控审判流程和审理期限，这是现代司法追求效率和正义的必然结果。然而，调解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将调解时间计入审限，这必然影响法官对调解的主观态度。鉴于此，笔者建议应将调解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

注释：

①棚濑考研（日）：《纠纷的解决与审判机制》．王亚新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②李洁：《民事审判中的调市分离》，《法学评论》．1996年第4期第62页。③戈尔丁（美）：《法律哲学》．齐海滨泽．三联书店．1987年第 223页。④王建勋：《关于调解制度的思考》．《法商研究》1996年第 6期第77页。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三篇：张国胜与商水县林业局林业行政管理一案范文

张国胜与商水县林业局林业行政管理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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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周行终字第13号

行政判决书

上诉人（一审被告）商水县林业局。

委托代理人冉麦礼，河南明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张国胜，男。

委托代理人戚高林，河南明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康武争，男。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康廷轩，男。

委托代理人康武争，基本情况同上。

一审第三人商水县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环保局）。

法定代表人张玉敬，局长。

委托代理人勾深清，男。

上诉人商水县林业局、张国胜因林业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商水县人民法院（2006）商行初字第47-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商水县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冉麦礼,上诉人张国胜的委托代理人戚高林，被上诉人康廷轩的委托代理人康武争,被上诉人康武争，一审第三人商水县环境保护局的委托代理人勾深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60日，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1994年二原告分得承包土地8.6亩，位于商水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西、抗花碱厂东、行政路以南、北邻路。1998年二原告所在村进行二次承包时，该土地仍由二原告承包经营种植果树，并于2001年4月12日办理了林权证。2001年12月26日商水县

人民政府根据本案第三人环保局的征地申请，将城关镇康庄行政村一组的10亩土地为环保局颁发了商国用（2001）字第005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中含二原告使用的8.6亩土地。本案原告认为征地行为侵犯了其经营权，2001年本案二原告及康东元向该院提起诉讼，诉康庄村委会、康庄村一组，要求继续履行承包合同。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康武争、康廷轩及康东元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17日作出了（2008）豫法立民字第20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康武争、康廷轩、康东元在其所分得的土地上种植果树，应受法律保护。但该土地现已被国家征用，康庄村委会及第一村民组已给予三申请人调整了责任田，三申请人也实际得到并进行了耕种。因此，三申请人现要求继续履行原承包合同既没有法律依据，客观上也没有可能性。关于果树赔偿问题，原审法院已按相关标准进行了赔偿，三申请人要求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另行高标准赔偿没有依据”，驳回了本案二原告康武争、康廷轩及康东元的再审申请。2001年12月26日本案第三人环保局取得征用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因康武争、康廷轩在被征用的土地上有林木未清除，2002年环保局诉本案二原告康武争、康廷轩侵权，要求本案二原告清除在其征用土地上的林木。本案二原告一审败诉后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7月20日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3）周民终字第24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商水县环保局虽然对上诉人所有的果树所附着土地享有使用权，但上诉人对附着于该土地上的果树依法享有所有权”，判决：

1、撤销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2002）商民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书；

2、驳回商水县环保局的诉讼请求。在二原告等人因承包经营诉讼和侵权诉讼的诉争过程中，本案二原告继续在本案第三人商水县环保局拥有使用权的8.6亩土地上育林。2005年2月5日环保局出具证明，证明环保局所征土地由张国胜负担承建并育苗使用。2005年10月6日，被告商水县林业局为张国胜颁发了商林证字（2005）第6号林权证。2006年10月二原告在诉张国胜侵权案件得知被告为张国胜颁发了林权证，不服，向该院提起行

政诉讼。

一审认为，二原告从2001年至今一直因被征用土地上的林木与人纠纷至今，历经数次诉讼，故康武争、康廷轩享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提出林木所有权争议案件应当适用复议前置，但本案不是林木所有权的确权案件，而是林业颁证行为是否合法的案件，不适用复议前置，对第三人所提异议，该院不予支持。虽然争议林木所依附的土地使用权归本案第三人环保局所有，但该块土地在2001年12月26日已被定为建设用地（国有土地），被告于2005年10月6日给第三人张国胜颁发林权证，程序违法，事实不清，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3目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商水县林业局2005年10月6日为张国胜颁发的商林证字（2005）第6号林权证。

上诉人商水县林业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康武争、康廷轩已于2003年7月20日之前自动清除本案争议地上的林木，且被上诉人承认该争议地与其没有任何关联，因此，被上诉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一审认定其享有诉讼主体资格是错误的。一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原林木被清除后又继续在本案第三人环保局拥有使用权的8.6亩土地上育林这一事实，是错误的事实认定。

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第三人张国胜颁发林权证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而判决撤销是错误的。第三人张国胜使用该争议地育林是经过土地使用权人商水县环保局同意的，第三人拥有林木的所有权，一审认定颁证程序违法，没有依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撤销上诉人为第三人张国胜颁发的林权证的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张国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原有林木经商水县人民法院执行，其已自动清除，该土地已被国家征用，被上诉人与该争议土地已没有任何关联。

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该争议地上的林木是上诉人经第三人环保局同意而培育的，上诉人拥有该林木的所有权，林业局为上诉人颁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康武争、康廷轩辩称，一、在2001年该土地被国家征用前被上诉人就拥有商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被上诉人拥有在该争议地上育林的权利和地上林木的所有权，（2003）周民终字第247号民事判决对此也做了认定，因此，被上诉人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二、虽然被上诉人林权证上的林木被商水县人民法院错误强制执行清除了，但被上诉人并未得到实际的补偿和赔偿，林木所有权应该得到保护。2004年被上诉人在该争议地上重新育苗时，并无任何单位或组织进行阻止和干预。

三、商水县林业局属重复颁证，程序违法。在被上诉人持有的0001、0002号林权证未被撤销或废止的情况下，在同一块土地上为第三人颁证，属一女二嫁，是滥用职权，是无效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公正，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商水县环境保护局述称，该争议地已被国家征用，并为第三人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且地上苗木早已不存在，该争议地上已全部被盖上房子。2004年被上诉人在该争议地上育苗并未得到土地使用权人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其他意见同林业局的上诉意见一致。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2001年12月26日，一审第三人商水县环保局取得该争议林木所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建设用地。环保局作为建设单位使用该国有土地，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的规定使用土地，上诉人张国胜经该局同意使用该土地育苗，上诉人商水县林业局据此为张国胜颁发林权证，属认定事实不清，且现该争议地上林木已灭失并建成房屋，被诉林权证已无实际效力，一审判决予以撤销并无不当。二被上诉人康武争、康廷轩在原有林木已于2003年7月20日灭失（经商水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清除）且不拥有该争议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以二人的林权证并

未被注销为由，主张有权在该争议地上继续育苗并要求被上诉人商水县林业局赔偿损失一百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用100元分别由上诉人商水县林业局、张国胜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张淮滨

代理审判员郭金华

代理审判员张志涛

二O一?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王琳

第四篇：《救火英雄》热映以来口碑良好 杨受成对公益慈善无私与低调

《救火英雄》热映以来口碑良好杨受成对公益慈善无私与低调

《救火英雄》热映以来口碑良好 谢霆锋对宣传的配合更是用心

由杨受成出品的英皇电影开年大片《救火英雄》于1月3日正式公映，《救火英雄》由英皇电影投资高达1.5亿港币，炫丽的影片视觉效果以及豪华的演员阵容使《救火英雄》上映前便成为最值得影迷期待的华语电影。自《救火英雄》在全国热映以来，口碑良好，不论特效还是剧情都被评价为今年华语片的上乘之作。而主演谢霆锋对宣传的配合更是用心，不仅参加了内地三站发布会，还献唱主题曲，出席MV见面会。

《救火英雄》得到各界专业人士点赞 出品人杨受成赞赏有佳

《救火英雄》正式上映前分别在香港和内地举办了多轮试片和点映好评如潮，不论是震撼炫酷的特效、惊心动魄的剧情，还是“浓烟”哲学的视角，以及跳脱了传统消防片的格局，都被媒体、影评人、观众纷纷点赞，“港片贺岁三部曲惊艳压轴之作”、“港片新希望”等口碑持续发酵，两天累积票房达到2350万。作为出品人的杨受成对于这部《救火英雄》也是赞赏有佳。

杨受成对公益慈善无私与低调 英皇艺人及员工每年组织义工活动

当然出品电影也只是杨受成旗下英皇集团的部分业务，一直被热议的杨受成在对待公益慈善上一直保持的态度是无私与低调。众所周知，杨受成对于关爱老年人方面一直寄予大力支持，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2013年3月30日，杨受成（中国•顺平）关爱老年中心暨捐赠仪式在顺平县民政事业服务中心举行，杨受成现场捐赠500万支持关爱老年人。受到杨受成慈善心感染，英皇艺人以及员工每年都会组织义工活动对中心内的老年人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帮扶、问候。

第五篇：浅谈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强自律与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张国胜)

浅谈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加强自律与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

高台县鸿丰超市经理张国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食品作为一种特殊产品，直接关系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保证食品安全当仁不让成为生产经营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体现，也成为公众衡量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是否负责任的第一标准。因此，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要确保食品安全，主动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不断加强企业自律。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传统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的国家，为了满足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和对食品品质不断提升的要求，生产经营食品的企业数以万计而且不断在增加。但食品行业一些深层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意识薄弱，管理水平低，生产条件差，产品质量档次不高，标准水平低；少数生产经营者特别是一些小作坊偷工减料，掺杂使假。光靠职能部门的有限力量去监管，难以给人民提供可靠的食品安全保证。为保障食品安全，更好地承担起企业对社会应负的责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强自律，提升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的能力十分必要。

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强自律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抓起，既要遵守法律法规的约束，又要加强道德良心的约束

首先，加强自律，遵守法律法规的约束，肩负起社会责任。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活动。如果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出现违法行为，违反了保证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危害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理应受到法律制裁，并对受害者承担起损害赔偿等相应的法律责任。

目前，大部分的食品生产企业具有良好的质量意识和法律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约束，按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进行食品质量控制活动。但有少部分小企业质量意识和法律意识差，习惯于被监督的被动行为，认为控制和提高商品质量是政府监督部门的事情，是监督部门要他的产品质量合格，而不是自己要保障产品质量合格，不主动承担产品质量社会责任；也有极少部分大企业不走正道，利用一些所谓的“高科技”或钻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空子，生产危害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产品，最后自取灭亡。三鹿奶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次，加强自律，提高企业道德水准。

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但前提是一定要承担起保证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食品的质量与千千万万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所以食品企业是最需要讲道德良心。如果不接受道德良心的约束，企业就把获取最大的利润作为企业的第一目标，自然不重视产品质量，不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原材料质量差，生产环境卫生状况差，质量控制

水平低，使产品质量无法保障。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来说，只有在确保食品质量的前提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才是企业的生存发展之道。希望坚守社会责任，遵守行业道德能成为食品企业的自觉行为。正如温家宝总理所倡导的：“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总之，食品生产企业一定要加强认识，加强自律，转被动承担责任为主动承担责任。作为企业，谁不想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但企业品牌的树立依靠的是上乘的质量。要重视强化全体员工的规范意识和守法意识，反复强调加强质量管理工作是企业应尽的责任。

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强自律不仅要从思想认识上抓起，更要从行动上做起。

食品安全仅仅依靠生产经营企业加强道德良心和法律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食品生产企业只有在行动上加强自律，不断提升自我规范、自我管理的能力，才能真正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企业除自觉接受道德良心的约束、做遵纪守法的企业公民、具备食品安全良好的意识外，还必须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提高职工综合素质，配备必要的监测人员和检测设备，完善企业内部质量控制、监测系统和质量可追溯体系，全程监测和控制食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只有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统一，才能尽量减少或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主动承担起保证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

三、自觉接受监督，保证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安全

在食品安全监督体系中，要发挥执法部门的监督作用，工商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和卫生防疫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行成有效的执法监督网络，保证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安全；并利用各个执法部门的维权网络和消费者投诉站，快速发现和解决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食品纠纷；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及时曝光食品违法案件，使违法者彻底丧失市场。同时，依托工商部门 “经济户口”，整合社会信息资源，建立食品市场主体的信用档案，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并为社会提供信用信息，使信用低的生产经营者无藏身之处。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守信誉、重合同”、“消费者满意单位”和“诚信市场、诚信企业”评选活动，大力弘扬诚信精神，倡导守法经营，形成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能为和不敢为的良好局面，促使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自律。

当然，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复杂的社会问题。食品生产企业加强自律，主动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不可能保证食品百分百安全，保障食品安全还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媒体加强监督，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从而真正消除食品中诸如重金属、农药兽药残留、有毒有害物质和非食品添加物质等让消费者“谈食色变”的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

在以后的生产经营中我们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活动，以合理的利润回报，求得企业长足的发展，以优秀的管理规范做为企业经营的管理手段，以优秀的企业文化，求得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为根本保障。以良好的信誉占领市场，树立企业品牌，力争长期立足于行业前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