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第一篇：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鲁可荣 许文婷 杨亮承

2012-7-27 16:31:57 来源：《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济南)2011年3期第48～52页

【英文标题】Basic Approach of Construction of Floating Youth League Branch of New Peasant Workers

【作者简介】鲁可荣/许文婷/杨亮承，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321004

鲁可荣（1970－），安徽芜湖人，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管理、学校社会工作、青年问题；许文婷（1987－），女，安徽马鞍山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9级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杨亮承（1986－），山东淄博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9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学校社会工作。

【内容提要】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The new peasant workers have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burning desire to achieve self-realization, the citizenry tendency in the pattern of life and consumption and explicit consciousness of rights safeguarding but oversimplified method when safeguarding their own rights.Because of som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practical dilemmas, the new peasant workers find it hard to be socially reintegrated and then become the marginal man between the citizens and the villagers.So it is the urgent task for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as Party and League organizations to strengthen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community.It may be achieved by constructing floating Youth League branches of the new peasant workers.Thus the society's harmony and stability can be guaranteed and soun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can be promoted.【关 键 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流动团支部new peasant workers/social inclusion/floating Youth League branches

中图分类号：D2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05（2011）03－0048－05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社会融入困境

截至200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已达到14533万人，其中年龄在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1]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特殊的群体性特征。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弱化了对乡村的依赖性和归属感，而增强了对城市生活的憧憬。然而，限于目前城乡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成为既进不了城又不回了乡的“边缘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像第一代农民工基于“生存理性”的目标外出打工了，而是将进城务工视为改变人生、寻求发展、实现自我的契机。开放的文化教育和城市生活的体验培养了新生代农民工浓厚的城市情结，他们希望通过融入城市生活“脱去”农村人的身份，取得城里人的认同与接纳。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自身尊严的维护与权益保护，维权意识更加明确和强烈。

然而，由于面临着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渴望融入城市却难以实现社会融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的限制，外来农民工难以实现与当地居民“平起平坐”的期望。就业方面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等不平等现象，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社会距离感和不平等感。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普遍不高，月平均工资仅为1328元。[2]面对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偏低的工资收入仅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发展性需求难以满足，自我价值实现遇到障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他们失去了基本社会安全网的保护，进而使他们产生不安全感和相对剥夺感。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发达地区社会环境的“脏、乱、差”，犯罪率居高不下。在本地人眼中，外来农民工的形象常常被贴上“高危人群”、“素质低下”等负面化标签，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难以形成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容易产生“被看不起”或“受歧视”的自卑心理以及“局外人”的过客心理，使他们不能真正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同时，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地处于一种无组织的“原子化”状态，缺乏一个合法化的组织形态，而同乡关系在外来农民工的日常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同乡关系也使外来农民工的居住区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浙江的“湖北村”等。外来人口的集聚性增强了同乡们的联系与沟通，但同时也使自己与当地居民隔离起来，给当地的社会管理带来了难题。由于外来人口的同乡会或老乡会是一种自发的组织形式，当地政府部门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很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所控制，进而演变为非法的“恶势力”。由于缺乏合法的社会组织形态，新生代农民工在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或突发事件时难以找到一个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只能求助于老乡，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影响，从而增加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重要作用

以上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流入地实现社会融入，导致不愿意再回农村的他们成为漂浮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对发达地区而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为流入地的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工人，促进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也不断累积和激化，如果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服务与社会管理，必将影响到发达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为了确保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发达地区共青团组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社会融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为依托，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持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安全阀”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缺乏发泄不满情绪的途径，被剥夺感就越强，社会冲突越可能爆发。[3](P336)不满和对立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建立健全社会安全阀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

由于现有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局限，发达地区部分基层党团组织与政府部门未能在外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建立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干预机制，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或冲突难以进行有效的疏导，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流动团支部的建立能够通过组织活动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起来，共同商讨面临的问题，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的发泄与疏导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和社会安全阀机制，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基层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上下沟通的主渠道

外来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层政府与外来农民工之间缺少一个有效的沟通桥梁和纽带。老乡会或同乡会是外出务工者重要的社会互动支持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突发事件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老乡。但是在突发事件面前，老乡们难以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有效的解决问题途径，最终往往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产生，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流动团支部的建立为当地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传达信息与表达需求的信息渠道，是地方政府和外来务工青年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重要枢纽。在日常工作中，流动团支部可以将政府的相关信息传达给新生代农民工，保证政令畅通；同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需要和意愿心声等反映给政府相关部门，为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管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也消减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隔离感和增强其社会认同感。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催化剂

随着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入，在发达地区形成一种本地人与外来人的新“二元结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强烈的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但是由于受到当地人的社会排斥，在参与当地社会生活方面的主动性减弱，当地基层政府和党团组织缺乏与新生代农民工有效的联系渠道，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也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社会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的建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流动团支部主动协助地方政府开展社会事务管理，通过提供服务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当地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并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为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年轻人提供互动与交流平台，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沟通，促使本地人对外来农民工的认同与接纳，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四）构筑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家园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就试图寻求精神的满足与情感的归属。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生活单调，形成了“白天忙于生计，晚上无所事事”的状态。新生代农民工精力旺盛，远离家乡与亲人而且大多未婚，其情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容易导致他们情绪低落，难以找到精神与情感的归属，从而诱发自杀、犯罪等越轨行为的产生。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的建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与情感需求的满足提供有效平台。流动团支部通过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如：篮球赛、拔河比赛、青年娱乐大篷车、相亲联谊等活动，丰富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同时又可以促进外来务工青年之间以及与本地青年之间的社会交往互动，使其在社会互动中满足精神与情感需求，拉近与本地人的距离，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外乡人”社会隔离感。另外，流动团支部在节假日期间开展亲情关爱活动，增强对他们情感上的慰藉与满足。如：流动团支部每年春节期间开通“远教亲情通道”，让无法返乡的外来务工者和家乡亲人进行视频通话。在暑假期间，流动团支部通过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将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接到父母打工地，为父母与留守子女提供亲情交流与相处的条件，并开展留守儿童夏令营活动，开拓孩子们的眼界和视野。

（五）提供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有力社会支持

帕累托认为，精英就是在某一方面有才能的人。社会的平衡与稳定的基本条件就是精英循环渠道的畅通。[4](P440－441)如果底层精英不能顺利地向社会上层流动，将会出现社会的混乱。

在外来务工人群中，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水平以及专业技能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由于外来人的身份以及当地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是被压抑在社会底层，很难得到上升的机会，从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这不仅危害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的威胁。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争优评比活动，选拔一些优秀的青年农民工进行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为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榜样，为他们实现向上流动提供公平的机会以及必要的社会支持。

（六）弥补政府权威的部分缺失，减少社会管理成本

权威是对权力的合法性认同。权威的缺失就意味着人们对权力合法性的不认同，具体表现为：不信任、不理解、不支持等。由于诸多原因，目前发达地区基层政府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多层次需求，造成基层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权威的缺失”。当发生涉及外来农民工的突发事件时，他们对当地政府部门缺乏信任，进而增加了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

流动团支部的建立可以形成对新生代农民工管理的“同乡服务同乡”的模式。流动团支部的组成人员也是外来人，外来人身份与同乡关系拉近了团组织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距离感，有利于流动团支部开展工作以及取得很好的工作实效。同时，流动团支部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满足农民工的需求，逐渐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建立起威信，使他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团支部，而不是联合老乡采取集体行动。流动团支部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性威信的建立消除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和潜在的社会治安隐患，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地基层政府权威的部分缺失，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

三、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一）通过多种形式建立流动团支部，扩大团组织的覆盖面

首先进行深入细致的前期调研，充分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点，同时根据流动团员的分布情况，结合外来农民工流动党支部的建设，灵活设置流动团组织，扩大团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覆盖面。以外来务工青年较多的流出县市为基础，建立地缘型流动团支部，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就业、条件成熟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业缘型流动团支部，同时，成立外来务工青年团工委，全面协调、指导全县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组织的工作。

（二）注重流出地与流入地团组织的衔接沟通，加强流动团支部规范化建设

流动团支部的建设由流动团员流出地与流入地合作完成。以流入地为主，流出地配合，并注重双方的沟通与协调。流入地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提供支持，建立流动团支部。一是进行流动团员登记，掌握团员基本信息。二是转接团组织关系，补发团员证。三是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四是设立标准化的团组织办公与活动场所。五是注重团干部的培养与选拔，团干部的选拔与任命由流出地与流入地团组织协商确定，并由同级的党支部公布。流动团组织的负责人一般由同级流动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优秀青年党员担任。六是建立定期考核机制，实行流出地和流入地团组织双向考核，将基础团务工作、团建工作、推优入党工作、服务党政中心工作等方面作为考核的重点内容。七是建立激励机制，开展评优活动，树立新生代农民工榜样，并在流出地与流入地党组织双方协商同意的基础上将优秀青年发展为入党对象。

（三）创新工作方式，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组织载体

以服务代管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求。一是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流动团支部及时搜集企业的招工信息，并向新生代农民工传递相关的就业信息、就业政策及当前就业形势，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计算机培训等，解决了新生代农民工最现实的就业问题。二是建立青年人才创业基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创业支持。成立青年人才创业孵化基地，为外来务工青年提供创业信息、创业咨询、创业场地等服务。以青年企业家为基础，成立创业导师团，并与新生代农民工结对，为其提供创业经验与技术。成立青年创业基金，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资金难题。三是提供维权服务，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解决工伤、劳资等纠纷。四是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与亲情关爱活动，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与情感需求。流动团支部举办文化体育及交友活动，促进青年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开展外来农民工春节返乡直通车、异地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留守儿童夏令营等关爱活动，满足其情感需求。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维护社会稳定。以流动党团支部为依托，建立了外来农民工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采取“老乡服务老乡”的方式，化解矛盾，减少敌对情绪，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当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交通事故、工伤纠纷、劳资纠纷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流动团支部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了解情况，及时向相关的部门反馈，并安抚各方情绪。流动团支部采取全程介入的方式，协调各相关人员与部门，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资源，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改变职能定位，主动参与当地社会事务。流动团支部应改变职能定位，主动协助当地的相关部门办理新生代农民工的事务，如进行基本信息登记、计划生育管理、组织关系核实等社会管理事务；主动参与社区或村庄环境整治等日常社会事务；主动与当地的基层团组织合作，开展义务植树、公益募捐等社会公益事务。同时，流动团支部向外来农民工宣传当地的政策法规，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情况向当地相关部门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搭建网络平台，密切联系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为了便于联络新生代农民工，及时告知相关的信息与政策，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网络团支部，通过QQ群、飞信群等网络平台，广泛联络新生代农民工，告知一些就业、创业等方面的信息与政策。同时，网络平台也为团组织与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交流渠道，便于团组织及时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求，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动态。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http://, 2011－03－11.[3]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4]［美］刘易斯·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摘要：研究不同城市规模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平均1 a换一次工作；小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男性、年龄较大、已婚、进城务工年限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更稳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城市规模；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来寻找务工机会，因而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1.00亿人，占60.57%。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就业偏向于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业流动的稳定性，对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调研结果。在辽宁省按照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选取了大、中、小三类城市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同时在各个行业进行分层抽样。其中：沈阳市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中等城市）；北镇市、台安县属于县级市（小城市）。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职业流动：指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再次更换用人单位、职业、工种或就业城市的流动行为。在同一个用人单位中职位、收入的变化不算作发生职业流动。其中换工作的次数是职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及职业流动稳定性。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频次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变换工作的次数。若未更换过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0；若从事过两份工作，即为换过1次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3.18%的人没有换过工作，有93.10%的人换工作不超过3次。在大城市中，未进行过职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在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达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职业流动频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情况，但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必然较多。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本文继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务工时间。农民工务工特征与城镇职工不同，他们过年回农村老家后，来年再回到城市务工有些人就会更换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因此，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相对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会跳槽，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29.9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职业流动不稳定。在小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根据其个人条件来决定是否频繁更换工作。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来分析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0%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6.15%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要兼顾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较少，因此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男性。年龄大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较稳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开始倾向于找稳定长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的占比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联系，但读过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90.91%的职业流动都比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或技校已经为他们的就业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职业稳定性较高。

由于在城市务工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进城务工年限来研究就业经验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选取进城务工前技能熟练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就业越稳定，进城务工大于9 a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进城务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经历的起点，在进城务工前没有学习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13%，略高于学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在务工期间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82%，略高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出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无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某种技能后，其人力资本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得到了积累，使其找工作具备了一个优势，因此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他们会选择多次更换工作，以求最终找到工资、保障、工作环境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业稳定性。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进而研究了个人特征、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及在城市务工经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掌握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备优势，但他们却倾向于频繁跳槽，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注重工资收入的同时也重视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这就使他们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他们多次更换工作以找到最满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业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未升高的情况可以看出，技能培训并没能有效地留住他们在本单位长期就业，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用人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正规性较差、质量较低、应用范围较小。

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稳定性，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进他们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差距，以增强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其次，用人单位要重视技能培训的作用，重视培训质量，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单位、本岗位有长期就业的意愿。

参考文献

[1] 康绍霞.对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2010（11）：89-90.[2] 杨慧玲，范叶超.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J].南方论刊，2011（1）：49-50.[3] 吕晓兰.工作转换、流动与农民工收入增长[J].农业经济问题，2013（12）：40-49.[4]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1999（3）：93-101.[5] 朱明芬.农民工职业转移特征与影响因素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7（6）：9-20.[6] 李长安.农民工职业流动歧视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0（6）：27-32.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首次出现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他们占了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主体，约有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

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当下，各地节后招工如火如荼，占了外出务工者“半壁江山”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老一代农民工为养家糊口到城市打工，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放下书包进工厂”，赚钱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他们希望跳出“农门”进“城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然而，他们却有更多的困惑与迷茫。尤其是90后农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根在农

村，却与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只好尴尬地流动在城乡间。

羊城晚报记者深入川、粤、湘、桂各地，走近新生代农民工，触摸他们的打工生活和城市梦。70后最怕你跟他讲劳动法，巴不得天天加班多赚钱；80后既怕加班，又怕总放假，两者越平衡越好；

90后则三餐饱饭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签几年的“卖身契”。

为改变，他们进城寻求“机会”

“现在最头痛的是人员不稳定。”深圳一家汽修厂家负责人朱先生告诉记者。“我们招人是要干活的，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90后，干两天就想干别的或者干两天就走了，我们最烦这个。”朱先生说，不少90后不愿干苦活、累活，一来就想干销售，不行就跳走，结果干了三四年还是什么都不会。朱先生感叹，找

做事踏实的老一代农民工越来越难。

广西南宁一家鞋厂的人力主管告诉记者，他们倾向于不招90后入生产一线，因为很多人干不长，流动

太频繁。

深圳鹏强人才市场的经理汪炬文也注意到90后打工者的这个特点。他说，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90后新生代求职者对职业的诉求已发生变化。“很多年轻人到深圳是来看一看，打工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这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汪炬文说，很多90后年轻人抱着寻找“机会”的心态来到深圳，他们希望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机会”。他们没有父辈那样严重的生存危机，没钱的话家里会寄过来，因此他

们对工作的要求与老一辈有很大差别，注重工作环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当流水线工人。”生于1991年的陈志文，是广西南宁武鸣县人，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结果在某工厂干了个把月就辞职了，他已记不清换了多少家工厂。父亲觉得他没定力，去年强行带着他在一家瓷砖厂工作。节后，陈志文说什么也不肯再跟父亲回瓷砖厂了，他说受不了生产线每天的重复劳作，更不愿像父亲那样一辈子耗在生产线上。

广西天等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桂德认为，90后不愿上生产线，并不是不能吃苦耐劳，而是他们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希望未来有所发展。天等县一家企业的老板向记者抱怨，该县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跑到桂

林米粉店做服务员，很多人不愿意来工厂。“他们觉得能看到希望，将来也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业管理者有着共同的感受：70后爱加班；80后爱看世界；90后爱叹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则出现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严重缺失；把子女带在身边，则成为浩荡的“流动儿童”，学校教育又出现巨大困难，这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窘境。

为发展，他们重视子女教育

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情形相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携家带口进城务工。

来自广西桂平的80后陈隆，决定带4岁的儿子去深圳上幼儿园。“农村我们回不去了，都不会干农活了。我想给儿子创造机会，让他将来可以留在城市。”陈隆说，自己曾是留守儿童，不愿儿子重蹈覆辙。但

现实也摆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户城市，孩子高考时，还是要回老家。

在广西天等县孟养村龙彰屯，差不多整个屯都搬到深圳了。“他们在深圳挣了钱，回老家盖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却没几个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过年过节都不回来。屯子里的红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进行。”

当地一位干部说，去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深圳公明设立了选举分会场。

但并非所有儿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儿童仍是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问题。

在四川金堂，目前仍有留守儿童1.3万人。记者走访的数十位返乡农民工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明确表示，因为不想让家人成为“留守儿童”或“留守老人”，因此选择留在本地找工作。因父辈常年在外打工，难

以顾及子女教育，一些外出务工者子女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便辍学。24岁的四川金堂县新鑫村民王天寿告诉记者，他小学毕业后就外出务工，而21岁的弟弟黄召华小学没读完，就跟着哥哥打工了。淮口镇就业服务站负责人陈敏告诉记者，这样的家庭在当地并不罕见，受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影响，很多“留守儿童”长

大后选择了外出打工。

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信息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作单位渠道中，自己找的超过33%，通过亲友、同乡介绍的超过36%。这些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近乎疯狂。一项针对近5000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非常高，都表示将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目前，广东等地已实施农民工积分入户、“流动儿童”入读当地公立学校等政策，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来自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农民工不愿或没考虑好

是否入户城镇。主要原因是不愿放弃土地、城市生活压力大、担心工作不稳定、农村环境趋好。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为子女，他们回乡另谋出路

广东东莞虎门镇，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孙三代迎来了龙年。这是王磊一家在广东过的第三个春节。

王磊，河南省驻马店人，1987年生，一个两岁孩子的爹。他是虎门中心客运站的一名普通车管员，与他那大半辈子都漂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老爹不一样，王磊打算到儿子要读书的年纪，就结束打工日子，举家回老家发展。“学门手艺，比如修车，在我们那边开个修车铺；老婆卖卖衣服，可以从虎门进货，拿回

去卖，比打工强多了……”

不像父辈农民工一样：打工、赚钱、娶媳妇、生娃、盖房，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刚刚25岁的王磊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异常清晰。大约三年前，他辞去了工厂工作，因为“不自由”，而且“学不到啥”。目前的工作他挺满意，正规稳定、相对自由，加班还有三薪，最重要的，是离自己“学手艺”的梦想更近了。在珠三角，王磊只是千千万万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不甘心只做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或巨大“工

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若再用“吃苦耐劳”的标准衡量他们，指责他们耐不住性子，批评他们“付出一分就想有十分收获”，甚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许已经不合时宜。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生代打工者的潇洒建立在父辈的艰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独生子女比例较高，在多数家庭中，父母打工挣钱盖起了房子，为新生代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未成家的新生代，没有养家的压力，活得更洒脱，换工作、换城市、换圈子、换活法，成为他们的常态。

王磊是老家第一代“留守儿童”，父亲在长三角当过多年建筑工，给家里盖起了大房子，现在年纪大了就在客运站附近拉客，收入比以前高，高峰时每月收入有3000元；母亲当环卫工，月薪一千多元；王磊每月也有两千多元，全家月入六千多元。身为人父的王磊，现在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搞好小孩的教育最重要”。“如今内地渐渐发展起来了，不少老乡回去了。”王磊说，在虎门中心客运站看着回东莞打工的人一年

比一年少，他也开始为回家做准备。

记者手记

培训和服务掉队了

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体力打拼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欲望强烈，并希望借此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年轻农民工的工作取向已经变化了，他们不想只在酒楼端盘子，但又缺乏技能，很快就被年龄耽

误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主张直接由财政出钱，为年轻农民工做培训项目。

也有学者建议，在劳动力输出地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同时，加强省际劳务合作，定期把用工信息发到劳务输出省，引导农民有序流动。但记者采访发现，在四川金堂、湖南长沙、广西南宁等地，几乎均未进

行跨省劳务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务工者自己寻找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不愿或难以回到乡村。他们表面上被城市接纳，实际在就业、医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与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别，这样的“半城市化”状况让务工

人员处在“进不去”城市和“不愿回”农村的尴尬境地。

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

2010.12.10

从近几年的“用工荒”到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在近半年内发生了“十二连跳”系列自杀之后，“新生代农民工”也日渐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公务员申论考试入手，运用利益主体分析法，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供考生参考。何谓“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指由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年轻群体，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1.5亿人里面占到60%，他们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等不是那么熟悉。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很大困境，其产生原因可以从政府、社会、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去分析：

政府方面，缺乏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有效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和人格尊严。此外还有户籍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社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观念上的诸多歧视，使他们难以在城市找到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而他们在劳动供给和行业需求上也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使得社会出现了“用工荒”，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

企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歧视性待遇；或者给他们极低的工作报酬，缺乏必要的保障，漠视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方面，他们在心态和观念上，对职业的期待值和融入城市的期望度都较之第一代农民工高，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和融入较高层次就业市场的本领，同时他们工作耐受度较低，缺乏父辈的吃苦耐劳精神，心理抗压能力比较脆弱，这些因素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措施：

第一，政府及相关部门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出台切实措施保障其利益，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便利，完善社区功能，为打工者提供劳动、生活权利方面的制度性关怀；

第二，全社会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接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机构要积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各种活动，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渠道，让他们处于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人际关系网中；

第三，企业一方面要提高打工者的劳动报酬，同时依照法律规定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同时要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发挥集体的力量，建立、完善打工者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要端正心态，不怕吃苦、不惧困难，在基础性岗位上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加强自身的敬业精神；同时，制定职业规划，脚踏实地去努力，不好高骛远，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

以上是关于新生态农民工这一热点问题的解析及备考指导，华图教育希望考生能从中总结规律，受到启发，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并且多多关注国家近期最新的政策及媒体评论，让自己的申论知识储备更加充实全面，为自己迎接考试，继续努力加油。

第五篇：新生代农民工

思想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的非传统挑战及社会

调适

2010年10月28日09:58 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8期 作者：徐新林 浏览：

106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更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先后形成了两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超过1亿人，占到全国1.5亿外出打工农民的60%，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从成长环境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两类情况，一类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一类是随父母在城市出生或成长的。不管哪类情况，新生代农民工都基本没有务农经历，接受过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较高，对家乡乡土文化和制度性身份的认同感减弱，对农村的一些传统和习惯淡漠，甚至持批评态度，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动力，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与父辈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他们生存发展所遭遇的非传统挑战，不仅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必然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

1.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融不进城市。从职业上讲，农民工是工人;从地域上讲，他们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对这种制度赋予的“农民”身份，第一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则比较低，他们希望按照职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尽快融入城市。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调查中心自2005年10月至2006年5月，在江苏省徐州市区，开展了一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差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64.7%认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13.5%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有3.8%。另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但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所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对农村日益疏远。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

己只是城市的“过客”，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渴望真正做“城里人”。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由此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心在城市，“打工无希望，回乡更失望”，只能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无根的一代”。

2.就业压力空前增大，职业选择上却有些高不成低不就。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学历上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二者面对的形势和要求却大不相同。老一代农民工是在短缺经济阶段进城或者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只要肯出力就能生存。新生代农民工却面临着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先前很多的技术都成了“屠龙之技”。新生代农民工欲顺利就业，必须二次培训，全面提高自身技能和综合素质，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调整落后产能的客观要求。在就业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另一个庞大群体———大学生来竞争岗位，这种非传统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技能不精并存，他们普遍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在家庭的溺爱中长大，独立性差，团结协作和包容性不足，承受困难和挫折的能力低，不能踏踏实实地干活，一有不顺心的事儿，就闹别扭，提要求，甚至辞职。过于频繁地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

3.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却往往受到社会歧视。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城市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往往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装束、时尚的休闲方式等等，这些在第一代民工看来似乎与己无关的“城里人”生活，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诉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空间上走近了城市，但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还与城市存在一定隔膜，制度层面、市民层面等都对他们有不客观的认知和明显的歧视，致使他们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向上流动的诉求难以实现。4.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城里人交往时，41.7%的人选择愿意，42.4%的人选择无所谓，只有15.9%的人选择不愿意。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很愿意和城里人交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远离主流社会的居住点，聚集在市郊等一些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共同亚文化，并对处于其中的农民工造成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亚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扩展性和传递性，对农民工子女的成长也会造成极其不

利的影响。长此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非传统挑战的成因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实质上是其自身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显性的制度的障碍，也有隐性的文化的制约。

1.生活环境的变迁。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文化背景特别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结构，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为自身涂上基本的底色，对其进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产生着隐性的排斥作用。脱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农村环境，置身喧嚣的现代城市文明，从第一次社会化必经的“生理断乳”，到新环境下的将要面对的更为痛苦的“心理断乳”，城乡两种文化的尖锐冲突，使得他们常常感到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家庭、亲友为主体的初级支持网络，而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匿名性、非个性化和以业缘为主等特征，两种社会支持网络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重家庭和邻里关系，主要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达到社会整合。而城市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服从工具主义的理性。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其父辈对城市文明接受度更高，但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仍给他们以很大的震撼，进而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这些由于城乡空间转换而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对于一些心理承受力较弱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焦虑心理，甚至对前途失去信心，走向堕落的道路。

2.制度设计与社会歧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户籍制度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1958年，国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户籍制度成为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政策的载体和核心。近年来虽然在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传统制度所遗留的各种弊端，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并没有完全打破。而由户籍制度所确立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已逐步演变成了对于边缘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具体表现为身份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就业政策歧视、文化歧视、人格歧视等。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由制度设计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依然把他们排斥在外。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换和重新建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的过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互为主体性的交往。人类透过生活世界所达到的沟通，不单使得人类相互间的交往成为可能，而且进一步发展、改进和更换其在社会的角色和自我的认同。从农村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重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通过交往融入主流城市文化。但他们不少人仅活动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凭借着老乡、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他们内部的秩序，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有的接受城市文化的做法只是停留于简单模

仿城市文化表象的层次，内心深处的自卑和急于得到文化认同的心理期待被深深埋藏;有的难以抵御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把农业文明中的好的传统也扔了。空间上的隔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视与疏远，不仅无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打破旧的角色意识，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心理不适应。多数不能在精神上很好地真正融入城市，而处于封闭与孤独状态。

新生代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思想活跃，急于外出闯世界，但缺乏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恰恰是他们的一大软肋。除专业技能外，新生代农民工更欠缺基本的职业素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身份，但大部分人却基本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普遍缺乏基本的敬业精神。此外，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在短期内不可能把较多的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但对未来心理预期过高，不能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往往因失望而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甚至采取失范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的社会调适

超过1亿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温家宝总理说：“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全局来考虑。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某一项制度改进的单兵突进无助于问题的化解。根本解决之道，是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1.制度层面。首先应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歧视，分步骤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要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要创建平等的就业制度，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竞争的权利，不断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尽快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建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政府、社区、市民层面。加大政府层面的支持力度。要在就业方面对进城农民多加指导，推动市场组织和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支持。要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从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要在经济适用房和政府廉租房建设和分配方面，逐步向农民工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居有其所。充分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作用。社区作为联结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纽带，向农民工传递着城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

变着农民工头脑中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为此，我们要努力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市社区，充分发挥社区的参与功能、教育功能、互助功能等，使之成为政府各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接口。市民应调整心态，积极主动地与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帮助他们养成城市文明所需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将他们视为享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成员，帮助其在城市社区中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必须积极参与各种学习培训，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要调整好心态，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各种市民活动，尽快完成由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内涵转化，真正成为合格的城市市民。

4.社会层面。进一步关爱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积极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咨询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化解其心理压力和郁结情绪。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上遇到的实际问题，改变其不合理的思维、情感和反应方式，使他们逐步从心理上融入城市。参考文献：

[1]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Z].[2]王聪聪.新生代农民工成新市民83.3%公众认同跳槽时爱说“不爽”[N].中国青年报，2010-02-09.[3]徐新林.城乡文化差异与在校农村大学生社会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6).[4]徐增阳.新生代农民工———“边缘人”的困惑[J].同舟共进，2006，(1).[5]潘冬宁，韦乡逢.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心理能力开发探析[J].现代企业教育，2008，(1).[6]魏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2).[7]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探索，2007，(3).[8]孙瑞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路在何方[J].观察与思考，20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