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明朝历史：朝鲜窃取中国东北土地[五篇]

第一篇：鲜为人知的明朝历史：朝鲜窃取中国东北土地

鲜为人知的明朝历史：朝鲜窃取中国东北土地

明朝时候，中国与朝边境大幅度内缩，朱元璋时，强烈要求以铁岭为界，结果朝鲜仍奉北元为宗主国，直到朱元璋死后，李城桂 朝鲜才正式朝贡明朝。明朝与朝鲜的边界主体和今天的无异，只是图们江南岸的建州左卫当时还是明朝的领土。

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把高丽末代王恭让王撵下台，夺取了高丽政权，自己建立了新的王权—李氏王朝。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与明政权的关系，在朝中交往关系中固然极为重要，但朝鲜与女真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朝鲜外交关系史中更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其中，朝鲜太宗王、世宗王、世祖王在位时期，奉行积极的北拓政策，而朝鲜扩张的半岛西北部、东北部地区，正是女真人世代居住之所，故朝鲜与作为明朝境内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之间，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关系。这是彼时期朝鲜与明朝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李朝建立之初，太祖李成桂奉行“事大”外交，奉明朝为“正朔 ”，向大明称臣纳贡，表示:“谨当始终如一，益殚事上之诚，亿万斯年，恒贡祝厘之恳”，李成桂甚至“请更国号”为“朝鲜”；但是在领土 方面，李成桂却延续了高丽王朝的北扩政策，乘明初统治不稳定，无暇顾及女真地区之机，加大了对女真诸族的绥抚工作，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中上游一带女真地区极力拓展领土，逼迫该地区的女真人臣服于朝鲜。李朝初期对女真人的政策，继承了王氏高丽的传统，既有武力镇压征服手段，又有授予官职招安怀柔之策，于是原元代合兰府（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南五里）等辖区的部分女真人相继归附李氏王朝。

《李朝实录》记载:

自上（李成桂）即位，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满，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从征伐。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等是也。上即位，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安女真。被发之俗，尽袭冠带，改禽兽之行，习礼仪之教。与国人相婚，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且耻役于酋长，皆愿为国民。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设邑臵镇，以治民事，以练士卒，且建学校以训经书。文武之政，于是毕举。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满江为界。江外殊俗，至于具州，闻风慕义，或亲来朝，或遣子弟，或委质随侍，或请受爵命，或徙内地，或进土物者，接踵于道。

可见，朝鲜方面把拉拢女真各部，作为其向中国纵深扩大势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方案来进行，李成桂一方面表示向明顺服，另一方面，却不甘于满足明朝对其做出的巨大让步——明朝单方面割让了本来属于中国方面的朝鲜半岛北部的全部领土，从汉朝到元朝，朝鲜半岛的北部都是中国的领土，明太祖为了对李成桂从内部推翻王氏高丽表 示感谢和支持，从而扶持起一个“反元亲明”的朝鲜政权，而将这一地区永久性的割给了朝鲜。

可以说，明朝方面为了“安内”而作出的让步是中华诸王朝有史以来对朝鲜方面最大的一次，但尽管如此，以造反起家的李成桂仍不满足，利用女真人对新王朝的不了解，以及朝鲜、女真两族在文化上相似的优势，大力拉拢和收买女真部族，收为己有，使其孝忠于自己，并企图能过获取一种“女真各部实际上的宗主国”的地位，而获得征服全东北的野心。

李成桂死后，其第五子李芳远用阴谋的手段，推翻了在位仅一年的定宗，即国王位，是为太宗。

太宗王即位后，即在其父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北扩政策，将其实际控疆域大片的向北扩大，用武力征服或金钱收买的方式，不断的吞并女真各部及其领土。

在对图门江以南咸兴以北的女真之地的扩张过程中，朝鲜与明朝的终于发生了冲突，二者明争暗斗，李远芳一方面对部分见利忘义的女真首领进行利诱，另一方面，对坚持忠于中国的女真部族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在此期间，李远芳不断制造中朝边境的冲突成为当时中朝关系的一个突出点。

在明朝建国初期，因为要集中力量进行北元的战争，必须确保东北有一个明确支持自己的势力存在，因而对于李氏朝鲜一直采取容忍 3 的政策，李远芳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势力扩大到了对东北深入的女真部落的渗透。

胡里改部，又称兀良哈部，是元代五万户之一，最早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黑龙江省依兰地区，元朝末年南迁，长期定居在牡丹江一带，因当时的牡丹江称胡里改江，因此称胡里改部。1392、1395、1398 这几年里，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数次来到朝鲜向李成桂朝贡，李成桂则对阿哈出授予官职，使其“纳税服役，无异于编户”。

1403年，朝鲜李朝太宗三年，大明永乐元年，大明成祖朱棣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对北元已经处于绝对压倒的优势，基本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华正统王朝的地位，再不能坐视朝鲜蚕食自己的疆域和人口了。明成祖开始恢复对东北地区设臵官员和地方政府，力图恢复中央王朝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可以说，大明王朝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明朝拥有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对这里行使实际管理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作法与朝鲜李朝发生了利益冲突，导致两国的矛盾最终激化。这里还要提一下前面提到的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此人与明成祖的关系非同一般，阿哈出之女，在朱棣作燕王时，于1386年即嫁给朱棣为妃，朱棣即皇帝位后，又加封其女为第三皇后，而阿哈出也被称为“三后之父”。

因此，朱棣与阿哈出实为翁婿关系。

有了这层姻亲关系，阿哈出在朱棣眼中，就非同一般，朱棣即位以后，即对阿哈出进行封赏，而哈阿出有了大明皇帝做后台，也不再惧怕朝鲜方面的威逼利诱。

1403年6月，明成祖正式下旨，要求女真诸部恢复向中央王朝朝贡的制度，作为恢复明朝对女真诸部恢复行使主权的开始。而朝鲜方面，则立即对此进行抵制，公然宣布“女真等本属于我”公开与明朝争理。

对朝鲜方面的无理叫嚣，大明王朝并不理会，当年11月，明朝在胡里改部，设立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三后之父”阿哈出为首任建州卫指挥使，执掌建州卫的军、政、法，大权，并设臵了以阿哈出为首的层层封建政治机构，迅速恢复了中央王朝对胡里改部行使实际控制权。

1404年，明朝又加阿哈出参政之职，进一步提高了女真部在明朝政治体系内的重要地位。

明朝设立建州卫的举措，深得女真部之心，长期被迫臣属于朝鲜的女真各部终于有了重归中华的机会，于是，大量女真部族纷纷来投。仅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原来附属于朝鲜的女真部族，都得新回归祖国。1405年，阿哈出也正式断绝与朝鲜的关系。1910年，阿哈出父子随成祖称北元，立大功，被赐汉姓李。

到1409年为止，大明朝一共设臵了130个女真族卫所，从而基本恢复了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对此，朝鲜方面虽然极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毕竟，小小的朝鲜国，是不能与泱泱大明朝相抗衡的。然 而，随着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些女真部族的回归，朝鲜李朝的统治者终于再也做不住了。李远芳宣称:“本国东北地方，自公崄镇历孔州、吉州、端州、英州、雄州、咸州、等州，俱系本国之地。” 李远芳认为，明朝不应接纳已经划入朝鲜版图的女真人，因为他们已经“融入朝鲜”，更宣称，自己的祖先生活在明朝的东北地区，自己的祖坟还在东北地方，言下之意，不仅“融入朝鲜”的女真不应回归中国，朝鲜更有“权力”要谋求对东北地区的“主权”。李远芳于是派大臣出使明朝，因为朝鲜人熟知辽、金历史，很清楚辽、金的《地理志》里没有那些部领地的地名，因此，即提出“若考辽、金《地理志》则虚实自明矣”

由于大明王朝的大臣们，对于辽、金的历史不求甚解，竟然真的只查看《地理志》而无视其他记载，结果，礼部官查看在辽、金的地理志里，的确没有那些部族的名字，就摆出“天朝大国”的“大度”把那些部族划给了朝鲜人。

其实，正如日本学者田清所说“咸净道地方，原系元朝领土为朝鲜逐渐吞并，特别是咸北，更是在明朝以后才悄悄蚕食的。”至于朝鲜学者提出的那些地方自古便属朝鲜，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朝鲜人在这里把古高勾丽的历史与自己的历史混同，将大明王朝的君臣，结结实实的给忽悠了。

在忽悠了明朝君臣一把，确定了对朝鲜境内的女真部族的统治权之后，朝鲜李朝又开始还极力破坏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猛哥铁木儿归附明朝。这个猛哥贴木儿正是后来建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清朝尊其为肈祖，当时的猛哥贴木儿和他的族人，还居住在朝鲜半岛，因为那里在历史上本是中国的领土。

明朝恢复对女真诸部的主权之举，使很多居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女真人都有重新回归中国的想法，本来这些部族的想法是连土地一同回归，但是明朝被李朝忽悠了，他们要重新回到中国，就只有放弃故土。而猛哥贴木儿的情况又与其他的朝鲜境内的女真人有所不同，因为猛哥贴木儿的部落本来是不在朝鲜境内生活的，后来因为受到野人女真和蒙古人的侵袭，不得已才逐步迁至当时尚属中国领土的朝鲜半岛北部，此后，朝鲜李朝来占领了这里，蒙哥贴木就向李朝臣服。1403年的时候，也就是成祖开始恢复对女真人的主权的时候，明成祖即向朝鲜提出要求，要其交还对猛哥贴木儿部的管理权，1404年成祖又派使臣王可仁，到朝鲜，向猛哥贴木儿宣读皇帝的圣旨，希望猛哥回归中国。

李朝方面，则试图通过控制猛哥贴木儿实现其稳定朝鲜半岛北部的既得处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北扩张的野心。因此，李朝即与明朝展开了对猛哥贴木儿的争夺。

一方面，朝鲜李朝对猛哥贴木儿施以“利诱”李远芳赐猛哥贴木儿“上将军三品官职事”其随从也被加封为护军、司直、副司直等职，并赐猛哥贴木儿“段衣一件，笈花银带一腰及笠、靴、命内臣馈之:其从者十余人赐布有差”

另一方面，朝鲜李朝又对猛哥贴木儿施以“威逼”“在其其道安抚使尽心教诱，使不得生变为上策。若不从则威之以法，又不从则以军马把直，使不得生变。”就是说，李朝派出军事官员对猛哥贴木儿“教诱”，如果猛哥贴木儿顺服，那就最好，如果他不服，还是要回到中国，就用“法律”来制裁他，（真不知这朝鲜的法律怎么就管得着中国人了。）如果法律他也不怕，就派军队打他。

在朝鲜的利诱威逼之下，特别是其生存直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猛哥贴木儿拒绝了明朝要其回国的要求，并且表现得相当坚决。然而，成祖却从其岳父阿哈出那里知道，猛哥贴木儿，聪明，识达天道，且已渐有归大明之心，不想就如此放弃这个人材。成祖也看出是朝鲜方面阻挠才使得猛哥贴木儿不能归附，因而下旨让朝鲜方面协助明朝招抚猛哥贴木儿，使朝鲜不便公开从中做梗。

而朝鲜方面，则坚持阻止明朝的招抚，并劝说明朝接受“朝鲜”属于“化内”的理念，从而使得明朝没有必要再抬女真人招抚回国，因为朝鲜既是化内，女真人在朝鲜还是在明朝，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了。这一手段，也是朝鲜人在与明朝的斗争中最常用的招法，这样，明朝赚了虚面子，而朝鲜却得了真实惠。

朝鲜之所以如此争夺猛哥贴木儿，其实最终目的，是想让猛哥贴木儿给朝鲜当炮灰，让女真人打女真人，中国人打中国人，如此，进可攻，能实现朝鲜人征服全东北的野心，退，则可守，即使猛哥贴木儿等女真部族成为替朝鲜抵抗大明朝的压力的肉盾。

然而，大明此次打出了亲情牌，明朝此次派出的使臣叫王教化，他先劝服了猛哥贴木儿的母亲，又派官员劝说其管下的百姓。在母亲的劝说下，猛哥贴木儿终于开始转心向大明一方，而百姓皆心向大明，更使得身为首领的猛哥贴木儿终于下定决心，与朝鲜决裂，重返中国。并且，明朝也下指斥责朝鲜方面，表示，当初对十一个东北部族的放弃，其实是对朝鲜的一种恩泽，朝鲜人不该得寸进尺，不知好歹，在猛哥贴木儿的事情上继续“忽悠”，并指出，猛哥贴木儿在太祖朱元璋的时期，就已经归附明朝，其部落故地也还处于明朝一方，朝鲜方面对其部族的扣留是毫无道理的。

由此可见，前次“辽、金《地理志》”事件，并不一定是明朝方面历史知识不足，很大程度上是明朝认为，事情已经既成事实，朝鲜已经占有了朝鲜半岛北部，如果坚持双方没完没了的扯皮，不利于两国关系，但是对于猛哥贴木儿一事，明朝处处站在理上，朝鲜还用原来的骗术忽悠，实在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说到底，明朝还是出于大国的大度才让朝鲜“忽悠”了一次，但大度并不代表真的“傻”，更不代表软弱可欺。如果朝鲜继续“忽悠”下去，引起的后果，一切责任在朝鲜方面。

至此，朝鲜看出明朝动了真格的，只好退步，不再阻拦猛哥贴木儿，而就猛哥贴木儿来说，其心本就是向着明朝一边的，于是他“阳为不顺朝廷，以示郭敬仪（朝鲜官员）内实书输写纳款无贰之诚于王教化的”1405年9月，随王教化悄悄来到了大明京师。

明成祖见到猛哥贴木儿后，大喜，立即加封其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实权甚至超过了阿哈出。

此事，即在法律上结束了猛哥贴木儿只能做为明朝的朝贡者的历史，确定了明朝对其部的主权，猛哥贴木儿本人，也由大明的朝贡者成为大明的官员，其百姓，则由所谓“化外”之民成为了大明帝国的百姓。

猛哥贴木儿回归明朝后，其部众依然驻于朝鲜半岛的阿木河（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境内会宁地区）1406年朝鲜放其部众迁回中国一边，1407年，在朝鲜境内的另一大部佟索鲁阿部，由此，女真人逐渐迁回中国一边。

猛哥贴木儿虽然回到了明朝，但并未因此仇恨朝鲜，相反，猛哥贴木儿在回国后，还曾经多向送给朝鲜方面礼物，表示友好。然而，猛哥贴木儿的友好并没有换回朝鲜方面的同样回报，相反，朝鲜方面见无法用“和平”的方式拉拢女真人，终于扯下伪装，开始要诉诸武力了。

1410年3月，朝鲜方面假以交好之名诱杀了大明毛怜卫指挥使把儿逊与建州卫的指挥哈尔非、加时仇等人，又扣压了其他一些女真人，试图以此来吓服女真人。

但是，朝鲜方面也惧怕明朝怪罪，于是又装出委屈的样子，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把责任推到了女真人一边，明朝不知是大度还是糊涂，竟然没有追究朝鲜方面的责任。

然而，已经回归祖国的女真人却再也不甘心再受朝鲜人的欺压，事件发生后，猛哥贴木儿愤怒异常，亲率大军攻入朝鲜边境，对朝鲜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军事惩罚，而后，猛哥贴木儿向朝鲜提出了和平解决事件的要求。

朝鲜见实在打不过女真人，只好交还了非法扣压的女真人。为了表示和平，猛哥贴木儿也交还了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口和牲畜，并且开始内迁，与阿哈出部合并。

1412年，猛哥贴木儿入京述职，明朝增设建州左卫，以猛哥贴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第二篇：袁世凯在朝鲜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朝鲜和日本一样，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19世纪末期，日本明治维新，接受西方文化；朝鲜则抱残守阙，拒与西方接触。结果日本变法强大，而朝鲜仍故步自封。1864年朝鲜王哲宗去世，死后无子，乃立王族李昰应之子李熙为王。李熙年幼，即位后尊生父昰应为大院君。大院君有雄略，但极守旧，对日本维新极表不满，见日使穿西服，益觉不伦不类，遂下令断绝韩日两国通商，韩人与日人交往者处死。日人以为受辱，遂有“征韩论”。当时日人所顾虑的是朝鲜乃清朝藩属，所以屡次向清廷探问是否管理朝鲜的内政外交，清廷则表示不过问。日本经过多种方法试探，已摸透了清廷态度，遂积极安排侵韩步骤。大院君以其内侄女闵氏为国王李熙立妃。闵妃通书史，好读《左氏春秋》，有政治野心，利用太后赵氏不欢喜大院君专擅的心理，怂恿闵奎镐、赵宁夏等与大院君的长子载冕合谋劝王亲政。大院君被迫交出了政权，于是闵妃乘机专政，朝鲜排外政策也为之改变。

日本在此以前曾因台湾人掠杀琉球人向清朝廷文涉，清朝廷答复非常含糊，不仅对台湾，对朝鲜也是一样，结果给日本政府一个印象，日本可以向朝鲜下手，乃于光绪元年（1875年，明治8年）以军舰侵入朝鲜的江华湾。第二年与朝鲜订立《江华条约》12款，其重要之点是朝鲜为自主之邦，系有与日本平等之主权。

闵妃当权后，国政更为腐败。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镇兵5000人，因粮饷久未发给，一再向政府哀求发饷，俱未如愿，兵民从而附和，大院君乘机鼓煽，遂发生兵变。七月初，变兵民众闯入宫中，欲杀闵妃。妃仓皇变服，携子逃至忠清道族人闵应植家中。变兵民众转袭日本公使馆，纵火焚烧使馆，日公使花房议质率馆员突围走仁川。大院君重掌政权，排斥闵氏。这时韩大臣金允植、鱼允中等正在天津，乃求援于直隶总督张树声，张乃派庆军统领吴长庆率海陆军渡海前往朝鲜平乱。由于这次变乱发生于壬午年，所以朝鲜史上称之为“壬午事变”。

吴长庆率军进抵韩京南门，分营屯扎，通知大院君来营答拜，由袁世凯暗中布置，阻止随大院君之护卫于营外。大院君入营与吴统领笔谈，即被清军捕捉，扶入肩舆，星夜送到马山浦，登军舰驶返天津。这时李鸿章已回任北洋大臣，遂命将大院君幽闭保定。吴长庆复命袁世凯率兵入城捕捉东学党，且直扑东学党巢穴，剿平乱事，使韩王复位，并与日人和谈，订立《日韩济物浦条约》，由韩国惩凶、赔款、道歉、日兵保护使馆等。韩事平定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6字奖语，列袁世凯为首功，咨请李鸿章、张树声会奏请奖。九月初一，袁世凯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

一个人的成功决非偶然，他必需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成就，然后加上机会。

就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世人以为袁从小站练兵起家，其实如果袁在朝鲜没有杰出的成就，清朝练新兵的责任就不会交给他，他不在小站练兵，光绪和维新党也不会选中他劝王，他没有谭嗣同要他勤王，就无法向荣禄告密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所以朝鲜的成就是袁一生的开始。

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幕僚，武的就是袁世凯，这时袁的年纪不过24岁，可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作主，等于是今天的参谋长地位；文的事务则由南通状元张謇（季直）作主，等于今天的秘书长地位。

朝鲜壬午之乱后，朝鲜王李熙惩前毖后，立意维新。这时朝鲜的一切，全隶属于清朝北洋大臣，李熙获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同意，聘请德人穆麟德为总税务司，聘请清朝的中书马建常为外交顾问，同时拟请袁世凯为军事顾问，负责整军练兵。这时清军在韩并不驻扎在京城，而是扎营下都监，李熙乃亲自到清营拜访吴长庆，求偕袁世凯。吴不答应，韩王再三恳求，最后吴长庆只答应袁替朝鲜兼练新军。自此袁世凯不仅是驻韩清军的参谋长，同时还负责朝鲜新军的编练工作。

袁接受了朝鲜国王李熙的要求后，于是按照清军的规格草订制度，编选壮丁，又鉴于王室地位的孱弱，所以先建立国王的亲卫军，其次则组织镇抚军，以加强政府的地位。李熙对于袁世凯的一切施为极感满意，他敦请袁移居朝鲜的三军府居住，以便就近指挥和督练韩军。(锅炉哥注：韩国YY“历史”剧《明成皇后》无删减版里，赤裸裸地编造高宗斥责袁世凯为“胡狗”情节)

壬午之乱，李熙的宠妃闵氏逃匿族人闵应植家，当时大家都以为闵妃已死，宫内并为闵妃发丧，后来乱平后闵妃才出来，韩王亲往迎接，并宣告全国废除以前的丧告。闵妃是个险鸷弄权的女人，她美貌多才，李熙很怕她，也信任她。为了闵妃，李熙甘愿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反目，也正因此才闹出壬午事变的大乱子，李熙父亲大院君被清军送至保定拘禁，可是李熙依然把一切大权都交付给闵妃，于是闵妃再度专政。

闵妃专政后，她的哥哥闵骏便担任领相，一切大权都落在闵氏兄弟手中。

清朝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压迫时，同时也在越南抵抗法国人的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中国的藩属，可是大清帝国逐渐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了，越南的中法军队已兵戎相见了两三年。因此，当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和法国在越南争斗已达巅峰时，清朝不得不作紧急的应变准备，集中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作战的老将，于是驻韩军统帅吴长庆便由朝鲜召回，用以担任防守辽东的重任，朝鲜的军务分别交给三个将领负责，由袁世凯接统“庆字营”，其余二将是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

在这期间，日本在朝鲜得寸进尺，拼命培植亲日武装力量，替朝鲜训练一部分新军，于是朝鲜便分为两大力量：一部分是原来亲日的闵妃和她家族，这时却和袁世凯极接近，变成了朝鲜内部的亲清派；一部分是“开化党”，以洪英植，朴泳孝等为首的亲日派；还有一小部分亲俄，以韩圭稷、李祖渊、赵定熙为首。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五日洪英植、朴泳孝等发动政变（锅炉哥注：甲申政变），拟先将清军高级将领一网打尽，借朝鲜邮政总局落成典礼，假邮政局设筵宴请袁吴张三将，打算即席扑杀。吴张洞悉其情不欲前往，袁则裹甲怀械先一小时赴席。稍进酒馔即告辞，牵朴泳孝手至门前，从容返营，使这一个暗杀行动胎死腹中；十七日洪、朴等又设筵邀闵妃侄闵？翊，英美德日各国公使及中国商务委员道员陈树棠、税司穆麟德晚宴，日使不赴席，留日学生纵火并刀击闵泳翊，宾主哗散。闵泳翊避至穆麟德家中，袁世凯率兵二百前往弹压。到穆麟德门前，见到一个中国青年持枪守门，意气凛然，袁勒兵后退，两人互道姓名，才知这位青年是唐绍仪。唐字少川，广东中山县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由清廷派为税务帮办，这是袁唐订交之始，两人都惺惺相惜。袁入，见闵泳翊受伤颇重，具言是亲日的开化党所为，请袁速往救国王。

开化党既发动政变，洪英植等入宫胁王移居别宫，并请日兵入宫护卫。国王、闵妃等被禁闭于景祜宫，老臣闵台镐、赵宁夏、闵？穆等悉遭杀害，亲日派大权在握。这时袁世凯主张勒兵勤王，吴兆有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袁认为缓不济急，乃分兵进援。袁为中路，吴张分左右翼，从王宫敦化门入，日兵曾据王宫狙击，终被袁兵攻入。这时洪、朴等劫韩王逃北门关帝庙，袁遣茅延年迎王入清营。洪英植等再三阻止，吴张二将亦赶至，韩王遂被清军迎入下都监清国兵营。袁往谒，王泣诉洪、朴等逼其更衣赴日本，恰遇清军攻入王宫始获免，但仍为洪、朴等劫掠，若非清兵来救，真不知下落何方。一边说一边流泪，情辞哀切。日使知事已败露，乃自杀焚于使馆，率兵出小西门前往仁川。亲日派断发变服，逃往日本。

由于韩王在清营中，袁世凯遂代主持内政、外交、军事，后来韩王回宫，亦邀请袁入宫护卫，居住偏殿，和国王仅隔一墙，朝夕晤对。这时袁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韩大臣每日必会袁议事，听其指挥。不久传说日军大集仁川，袁乃和吴兆有、张光前商议，分兵扼守汉江和护卫王宫。

在这个回合中，清朝和日本在朝鲜的竞争，由于袁世凯的果决，而占了上风。

日本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而清朝对朝鲜的政策则是摇摆不定，所以袁世凯虽在甲申事变中占了上风，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国际问题要讲力量，当日本在朝鲜屈居下风以后，它便积极布置，陆续增兵，同时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在这时候，清廷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不拟和日本再生麻烦，且以袁世凯官卑职小，此次在朝鲜闹出的事情，事先并未禀报朝廷，所以对袁并不太谅解，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抗议后，清廷乃派吴大？、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吴大？认为袁轻启衅端，所以还没有启程就打算把责任完全诿诸袁世凯，并向日本谢罪。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三日吴、续两大臣抵朝鲜。十七日晋谒朝鲜王，转达清廷意旨，由于中法失和，清廷不拟和日本紧张，所以劝朝鲜忍耐。同时吴、续两大臣并命令袁世凯把驻守王宫的军队悉数调回本营。日本见清廷软化，态度更趋强硬，得寸进尺。日本公使井上馨率日兵千余进驻西门外京畿道，另带卫队200人入宫，日韩洽商议和，日方提出五条苛刻条件，但朝鲜对外事务属于清朝政府，所以日韩的谈判转变成中日谈判，谈判地点亦转至中国天津。

中日谈判朝鲜事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举行，清朝首席代表是李鸿章，代表是吴大？和续昌，日本全权代表是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大臣西御从道。谈判从二月十七日开始，至三月四日结束，议定条款三项：

（一）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

（二）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教练韩兵；

（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韩，应先互相照会。

从这次条约中可以看出日本已取得和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

《江华岛条约》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天津条约》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当时官吏的愚蠢，真是痛心之至。

袁世凯变成了这次事件的罪魁，大家都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看到朝鲜局势的任人宰割，非常痛心。原来他在朝鲜期间，曾多次上书给北洋大臣（朝鲜事务属清北洋大臣管辖），他认为朝鲜终必有大乱，韩王庸懦无能，所以建议朝廷选派一个监国代朝鲜王执掌政柄。这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他虽然同意袁的意见，可是他正苦恼于中法和议未定，怕在朝鲜出乱子，所以把袁的建议搁置。袁世凯继续上书痛切陈言，但仍未见采纳。

这时刚巧遇到袁的嗣母牛氏生病，袁乃要求请假回籍，所以他便和来韩查案的吴、续两大臣一同返国。这是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的事。他在天津谒见李鸿章，再把他的建议上达，李仍不接受，他只好要求请假两个月，返回陈州府了。

清廷既然把自己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分了一半给日本，这与袁世凯企图更深一步控制朝鲜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其实朝鲜仍然把中国当作宗主国。当时朝鲜想增兵三营，要求北洋大臣仍派袁世凯前往练兵，可是清廷既已与日本签了条约，所以自然不会同意，而袁世凯这时则已回家乡休假了。

最可笑的，是清廷对朝鲜的统驭既没有原则，又没有目标。举例来说，在朝鲜壬午年以前，亲华派是大院君李昰应，而亲日派是闵妃和她的家族，可是吴长庆率兵到朝鲜来时，竟助闵妃平乱，诱缚大院君至保定拘押。甲申年中日在朝鲜互争雄长，这时闵氏一家都是亲华派了，照理清廷就该全力支持闵氏，可是清廷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却又主张释放大院君回韩。大院君被清廷押禁了许多年，内心当然仇恨清室，闵妃和大院君是仇人，这时见清廷又要送大院君回韩，自然也对清廷失望。

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天，清军由朝鲜撤退回国后驻戍旅顺，这时北洋大臣正计划护送大院君回韩的方法，因怕闵妃一系的韩人抗拒，当时定计遣水军提督丁汝昌和总兵黄金志、王永胜、张绍华、黄建？等率领水陆两军押送。但是外间流言甚多，认为清军变相返韩，日本也以此质询清廷。李鸿章深感焦灼，乃决心召袁世凯至津，准备令袁负责押送。袁至天津，李鸿章口授方略，指派为护送专使。八月十二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并遣送回国。十九日袁世凯和大院君由大沽上船，分乘兵船两艘，鼓轮东驶，过烟台、旅顺，廿五日抵达朝鲜的仁川。

在朝鲜方面，闵妃这一派对于清廷送大院君返韩一事极为不满，闵妃竟逼使韩王拒派官吏前往迎接。袁世凯上岸后下榻中国行馆，同时分别照会各国兵船和领事，往复酬应，一面指责朝鲜政府无礼，竟不前来欢迎。第二天，朝鲜才派官吏和内侍来侍候。廿七日，袁世凯和大院君抵达韩京，韩王设幕南门，亲自迎接，于是大院君回韩的任务袁世凯总算完成了。

这时，在朝鲜又有新的酝酿，那不是日本而是俄国。俄驻韩公使威贝鲁在袁世凯抵韩的先一日前往韩京，商谈条约要求陆路通商，同时以俄人来训练韩兵，保护韩国。替俄韩牵线的是总税务司穆麟德。穆麟德是德国人，但系清朝北洋大臣派遣来韩的，因其善弄权术，所以李鸿章撤去其职务，改以美国人墨贤理继任。穆挟恨投效闵妃（锅炉哥注：韩国YY“历史”剧《明成皇后》无删减版里，赤裸裸地歪曲为所谓的“穆麟德非常热爱朝鲜，要守护这个国家”），自称有拒大院君之策，并拉拢帝俄介入韩事。闵妃派穆在典圜局工作，月薪300元，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袁抵韩后洞悉其情，立即压迫韩王遣走穆麟德，俄韩的勾结遂告中断。袁世凯后来回天津复命时，李鸿章对于袁的应变之才大为赏识，袁之获李特别提拔，便是由此开始的。袁无形中也变成李对朝鲜问题的王牌了。这时北洋大臣奉到上谕：“庆军驻韩四载，前年乱党滋事，镇抚一切，因应机宜，尚称妥善，着择优保奖”。恰清廷驻韩商务委员陈树棠，称病请假，李鸿章乃奏请袁世凯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袁世凯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袁奉委后，乃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初七启程再度赴韩就任新职。

袁世凯这次来韩，是第三次，又是这一年中的第二次，可是他这次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与以前相反，他前两次都是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强权，现在则是纯粹外交人员，虽然也需用武力作后盾，但是主要是杯俎折冲。

在这时候，清朝在朝鲜遭遇到的对手，不只是日本，还有俄国，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也想插手，因此袁世凯便展开一幕激烈的外交斗争。朝鲜内部的亲俄派以金嘉镇、郑秦夏为主，韩王也被说动。金、郑等私通俄国，愿受俄国保护，愿签约使俄国在朝鲜和中国地位一样。清廷获悉，令北洋大臣饬袁调查。袁已知韩国有秘密文件送至俄国，求俄保护，乃召韩国诸大臣至袁办公处询问。韩臣驰告韩王及王妃，王及王妃甚恐惧，乃派议政大臣沈舜泽、金宏集等先后诣袁谢罪，解释投俄事王廷俱不知，乃小人伪造，于是捕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等治罪，而俄国公使亦不承认有密约事。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美国人福久和韩臣洪英植、金玉均、金良默、郑秉夏等勾结，酝酿使朝鲜自主。袁世凯获悉，乃托病赴仁川，表示沉默抗议。韩王对袁的抗议深感不安，派近臣驰往慰问，并由朝鲜外务部照会美国公使，饬福久回美。这时福久和美籍总税务司墨贤理共商促使朝鲜借款开矿，而闵妃族兄闵泳翊，则向韩王建议认为中国最怕欧西各国，倘朝鲜能直接与欧西各国通往来，则中国必不敢强迫朝鲜。于是决定派朴定阳为赴美全权大使，派赵廷熙为赴英德俄意法各国特使。袁世凯获知闵泳翊的阴谋，即拟拘捕押赴天津，同时以朝鲜外交无自主权，不应直接派使出国事诘责朝鲜，朝鲜则以“使者已启程”来应付。袁这时乃要求朝鲜尽速召回特使，并派大员至中国谢罪，朝鲜政府公然不理。清廷退而求其次，要求朝鲜的特使到达出使国时，先赴中国公使馆报到，由中国公使？同访谒，朝鲜方面依然置之不理，而对袁世凯则虚与委蛇。这段期间可说是袁世凯办理对韩外交最艰苦的一个时期。朝鲜受中国文化薰陶最久。举例来说，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在中国全部采用清历，但在朝鲜，除了官书用清历外，普遍的民间记载却以崇祯甲申后第若干年为纪，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锅炉哥注：由于网络以讹传讹，很多不明真相的网民忽略了“民间”二字）。不幸的是，清朝政府饱受列强的欺侮，已是焦头烂额，所以在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上，举棋不定，因此朝鲜内部便产生了很多主张脱离清朝自寻出路的主张。在这期间列强也在朝鲜勾心斗角，袁世凯担任对朝鲜外交和商务的重责，实在是很艰苦的。

这时他再度上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献议对朝鲜问题处理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他的建议应该说是针对朝鲜的困难所作的良策，可惜那时清朝政府除了李鸿章外，大都是庸懦愚昧，对于他的建议便搁置不问。（锅炉哥注：与其说是清廷愚昧，不如说是官僚勾心斗角严重）

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朝鲜便开始蜕变，除了前述的派遣全权大使赴美国和欧洲外，还准备以关税作押向列强借款，朝鲜的外交和关税原来归中国管理，因此朝鲜这样作法，等于是对中国宗主权挑战。当时天主教势力深入朝鲜，守旧派对天主教反对得很历害，煽动人民说天主教徒烹食小儿，由此遂激起民变，攻击教堂，殴杀教徒。俄法美日各国均调兵自卫，袁世凯亦调水师入京城。韩王忽然宣布邀请俄法美日四国的军队入宫保护，这一举措简直是给清朝政府严重的打击。袁世凯一方面请北洋大臣郑重诘责韩王，一方面促请韩王左右的亲华派劝阻韩王，这时美俄两国驻韩公使都把袁世凯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阻碍。第二年朝鲜派赴美国的全权大使朴定阳返韩，韩王拟派朴定阳外务大臣，这等于宣布外交的亲美路线，袁世凯倾全力反对，可是闵妃则一心一意要实现朴任外相的计划。袁世凯曾请韩臣郑秉夏去报告韩王说：朴定阳是清廷所绝不同意和容忍他出任外务大臣的，请韩王悬崖勒马，不可听小人之言，影响大局。袁知道闵妃在这件事情上最坚持，他无法劝她，乃找到一位闵妃的救命恩人洪在义，请洪去劝阻闵妃，总算达到了目的。至于朝鲜政府企图收回关税的打算，是受到列强的鼓励，以为可以用关税作抵去借外债，因此自行撤换总税务司。这种种迹象显示朝鲜在蜕变，而列强则利用这些情势得寸进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朝鲜的赵太妃去世。赵太妃是前王昭宗的皇妃，死时已80岁，她经历了朝鲜四个朝代，代表朝鲜的旧传统，倾心归向中国，很得韩人的爱戴。闵妃虽擅权，但碍于老太妃，还不敢放肆，赵太妃一死，闵妃遂更为猖狂了。她感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定见，时常在和大臣讨论国事时，听从大臣的意见而和她的决定相违背。因此她认为最好能使国王不听政，由她一人擅权，才可为所欲为，因为她最怕的是国王和他父亲大院君重新合作，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和谁接近就听谁的话，所以她尽一切努力阻止大院君父子接近。她对国王说：“赵太妃等于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守孝，不宜亲政，也不必接近大臣。”国王是怎么说怎么好。便乖乖地接受闵妃意见，真的足不出户在宫中守孝。自此朝鲜国事，无论大小全由闵妃作主。闵妃一方面主持政务，一方面把重要的职务完全交给亲信的人接任，倚赖亲信闵周镐，起用已罢黜的朴定阳。原来朴定阳，是袁世凯最坚持要罢黜他的，袁的本意不足罢黜他，还要求朝鲜当局重惩他，由于闵妃维护，乃以永不委任朴定阳担任外交职务为折衷条件。这一宣布才几个月，闵妃又起用朴担任政务。国王也许是在深宫闷得大慌，因此大病一场，闵妃并不为自己丈夫生病而忧愁，反而感到自己可以独断独行而高兴。

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要求，对于赵太妃的丧事，给以隆重的祭奠，派遣特使前往唁问，袁世凯抓住了这个机会要求韩王一定要亲自郊迎，以消除外边的谣言。袁这一举措的目的是在重振中国的宗主地位，这时美、俄、日等国公使透过韩臣劝国王只应在宫内接见清使，国王这次倒是有了主见，亲自前往郊迎，礼仪非常隆备，使列强各国为之侧目。

光绪十七年（1891年）袁世凯的嗣母牛氏病危，袁得急电乃请假回籍，李鸿章命袁举荐代理人，袁推荐唐绍仪。唐这时担任龙山理事官，袁给李鸿章的电报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通晓韩情（锅炉哥注：现在的中国，比起盲目的哈韩NC和反韩愤青，更需要的依然是知韩派爱国者），可当大任。李鸿章批准了袁的要求，于是袁世凯乃兼程返里。他回到乡间不久，牛氏逝世，乃请假100天在原籍服丧。

袁世凯销假赴韩已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这时俄人计划从俄境海参崴铺设铁道到韩境元山，日人拟包办由釜山至京城的电线，并建议中国主办义州至京城的电线。唐绍仪反对得很激烈，袁世凯返韩后也完全支持唐的主张，坚持朝鲜的电政是中国主权，不允分割，终使俄、日打算落空。这时朝鲜国库空虚亟需贷款，袁乃命旅韩的粤商同泰顺承办借款20余万给朝鲜，由朝鲜关税中分年偿还本利，禁止朝鲜再以关税去抵押其他债款。

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灭亡的命运已至不可避免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朝鲜又出了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起义给日本造成一个夺取朝鲜的机会，也促成中日的甲午战争，对于东方近代史，是很重要的。

东学党是一种半宗教性的会党组织。什么叫做东学党呢？它是合儒释道为一体的东西，它是朝鲜保守旧势力对抗西方势力的一种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既然是对抗西教，所以自号东学。它的酝酿经过了若干年，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开始并不叫做东学党，直到一个崔时亨的人出来替天行道，东学党才盛行朝鲜。崔时亨是朝鲜全罗道东阜系人，自号“纬大夫”，摘选佛老断章片句，自成一家，辗转传授，信徒日多，饥民揭竿相从，公然要攻城略地。朝鲜政治腐乱，财政困难，军队粮饷不发，当然无心替王室作战，崔时亨率领东学党乘机起义，占领了全罗道，转攻忠清道，所向无敌，气势很盛，在全罗道有兵团千余名悉数被歼，韩廷派遣洪启薰率兵进讨，兵将都不用命，韩廷中有大半数主张请袁世凯代为征讨。袁认为必须依条约邀日本共同出兵，所以一面电北洋大臣陈述意见，一面为韩廷划策，建议用兵方略。怎知这时朝鲜民心士气都已失尽，兵不听命，将皆丧胆。北洋方面获知朝鲜东学党起义，乃派兵船一只，载精兵二三百人登陆仁川，另派提督叶志超率一千多人为后援，可是日本兵舰已载日兵七千余分向仁川、釜山登陆，在所有战略要地布防。东学党见中日均有大军到临，遂纷纷作鸟兽散，中日远征军均未发一枪一弹而东学党即已溃散。乱平后日军仍驻扎各重要地带，袁世凯看出日本别有用心，因此亲往访晤日本公使大鸟，对大鸟说：贵国大兵已至，中国先头部队虽少，继续还有大军增援，现在乱党已平定，中日两军如留驻朝鲜，可能因细故而生隙嫌。万一发生事端，必导引欧美各国派兵来韩，这样一来不止是朝鲜的灾难，亦对中日两国均不利，为今之计不如贵我两国同时撤兵。大鸟则对袁答复说要把袁的这番话报告日本政府，其实这不过是拖延策略。

清廷运兵至朝鲜的军舰名济远舰，管带（即舰长）方伯谦率舰泊仁川港口，见日本军驻仁川的一天比一天多，深恐万一发生纠纷众寡不敌，为日军所乘，因此通知袁世凯后径行移船先去。清军一退，朝鲜京城和仁川到处都是日兵，中国旅韩商民纷纷迁避。日军咄咄迫人，袁世凯坐困朝鲜。他奉李鸿章的命令是继续敦促日方撤兵，可是在那种情形下，日兵如何会撤呢？袁因此密电北洋，请急调南北洋水师来援，同时集中陆军驻防东北，以应缓急。并且请欧美驻华使节出面调解，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日本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心吞吃朝鲜，即使与清朝一战也在所不惜。

日本在朝鲜既不理会清廷要求同时撤军，相反的还陆续增兵挑衅，而在国际上则由外相陆奥重光提出一个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日本这个企图是看准了中方不会接受日本在朝鲜和中方站在同等地位共管朝鲜，只要中方不接受日本提议，日本便找到了翻脸的机会，借此独断独行。

果然，清廷的答复依然还是要日军先撤出朝鲜才有谈商的余地，而日本则厚着脸皮，横蛮地坚持先要讨论改革朝鲜内政问题，待这个问题有了具体结果，才能撤兵。

清政府中有头脑应付中日问题的，只有李鸿章一人，李鸿章当时应付国际局势的策略是“以夷制夷”。这个策略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但在当时的情势，也只有这一着棋。所以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向清廷摊牌，李鸿章知道无法与日本诉诸战争，乃转而希望用俄国对付日本。因为俄国对朝鲜也有兴趣，也已插手，自然不愿见日本占有特殊利益，因此李鸿章便透过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希望帝俄出面干涉，或由帝俄联合英美法意各国，制止日本的野心。可是这时日本也向帝俄及欧美各国积极活动，解释日本的目的是在改变朝鲜的现状，清除朝鲜的反动势力。各国鉴于朝鲜排外分子的过分顽固，对于日本的话也能接受，同时日本并向帝俄保证它对朝鲜没有领土野心，决不侵占朝鲜领土。这样一来，李鸿章所凭借的一张王牌便打不出来了。当中日面临决裂，李鸿章一再催促帝俄出面干涉时，帝俄的回答是：“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不能相强”。于是李鸿章想透过国际干涉以阻止日本在朝鲜的野心这一计划便落空了。

对于在朝鲜所发生的中日纠纷，清廷上下都很激动，愚昧的清廷朝野面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进步竟是茫无所知。大家觉得若干年来受够了英法等国的欺凌，一股怨气无处发泄，如今还要受东洋小鬼的气，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当时主张对日强硬，对日宣战的呼声高达沸点了。

了解当时清军无法和日军一战的，只有李鸿章。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袭台湾起，就主张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充海军。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海军经费就被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作西太后晚年休憩游乐之地，海军从此即未添置新舰。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前六个月（1894年2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请求改装铁甲船镇远与定远上的大炮，需银61．3万两，可是海军衙门一文不名。这年四月李鸿章主持海军大校阅，发现中国的海军全无新舰，既无法和英美法俄的海军比，也无法和蕞尔小邦的日本比。对日作战需要海军，海军既然如此，怎能宣战呢？

当清廷对日本和战的争论还未一致，日军已大举进驻朝鲜了，袁世凯一再向李鸿章请示方策，李鸿章所能指示的也只是命袁谨守岗位，引据条约促日本撤兵。除了这样指示而外，毫无实际支援。可是弥漫整个中国的，是一片战争的呼声（锅炉哥注：和网络愤青的呼声多么相似），因此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他坦直地说：“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韩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畏，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

袁世凯这时的处境的确很艰难，因为东学党人对袁不好，认为袁帮助韩政府对东学党强施压力，主张用兵，所以在东学党高涨的时候，一部分党人竟想暗杀袁世凯，使得袁在这一期间不敢出使馆大门一步，使馆等于被禁困，柴米油盐都很缺乏，许多职员看见情势不佳，都托故潜遁。等到日兵大举入韩，东学党虽已敛迹，可是朝鲜的亲日派拥大院君出场，朝鲜的亲日派当然是反袁的。大院君不忘旧仇――当年壬午之乱，袁助吴长庆捕捉大院君送至保定一段住事，因之恨袁入骨。而日本巴不得利用朝鲜人把袁除掉。迨日兵进占朝鲜京城后，遂公然派兵架大炮于袁世凯的使署前，炮口指着使署，于是朝鲜京城内外谣言纷起，人心惶惶。

袁被困在朝鲜使署，幸得他在朝鲜所娶的第三姨太闵氏力予照应。袁在家乡已娶元配于氏，其后又在陈州讨过一位二姨太，在朝鲜时期，由唐绍仪的介绍，娶了这位朝鲜佳丽闵氏。这位闵氏夫人得侍清朝的钦差大臣，自也满心乐意。当东学党起义，袁处境危难，心情也十分恶劣；由于袁少年得志，在朝鲜一帆风顺，一旦遇到逆境，实在很烦恼。闵氏夫人侍袁体贴照料，尤其因她是朝鲜女子，出入使署不受人注意，所以袁对外的连络便多借助这位如夫人了。

袁的处境不知是李鸿章不知道，抑或李鸿章不关心，当中日两国已面临最严重的关头，加上朝鲜亲日派和大院君宣称要砍袁的脑袋的时候，李鸿章仍旧对袁的进退不作决定，袁虽多次电请北洋指示进退，亦没有结果。这时袁乃求助于张佩纶，张正在天津，乃把袁的处境详详细细地报告李鸿章，李这才决定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召袁世凯下旗归国。

清廷根据一项事实召袁返国――那是由于日军进占朝鲜京城后，亲日派在日军支持下进据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一项声明：不承认朝鲜是大清的属国，宣布朝鲜已独立自主，废除中朝之间的一切条约。

袁世凯在光绪廿年（1894年）六月十五日下旗归国，离开曾得意了12年的朝鲜。他的职务由唐绍仪代理。

第三篇：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精选）

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秦晖

土地问题在我们国家是影响很大的一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有很多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结论，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这些结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现在一旦有人提出，中国是不是可以搞土地私有制，马上就有人说，那怎么可以呢，搞土地私有制就会出现无地农民，然后无地农民多了，地主和农民就会打起来，就会爆发农民战争，就会天下大乱，等等。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它们当然是跟我们之前的一套说法是有关的。这套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土地高度集中，因此就有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种冲突。

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农民基本都是佃户，共产党搞了土改之后，农民才有了土地。以前农民不是佃农就是雇农。有些人承认在传统时代有一些自耕农，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自耕农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文革期间曾经有人说，传统时代的自耕农是佃农的后备军，也就是说，他们在不断的分化当中，少数人成了地主，大多数人成了佃农。

那么，为什么土地会那么集中呢？有些人说，是因为那时候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既然土地私有、自由买卖，那么很快便会发生两极分化，少数人发了成为地主，多数人就会成为佃户。大家知道，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1949年搞了土改以后，很多人认为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土改之后还要搞集体化，因为据说如果不搞集体化，那么小农即使再平均，他在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又会发生两极分化，因此土改后如果不继续搞集体化，那么，用我们以前的说法，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我们通过土改消灭了大土地私有制后，接着还要消灭小土地私有制。要把土地变成公有的，这样才能消灭所谓的土地兼并。

这个说法曾经影响很大，而且三十年来影响都很大，大家知道，1978年的时候，有人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尽管这个所谓的“一夜回到解放前”并不是把土地交回了地主，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交给农民和交给地主是差不多的，因为只要交给农民，农民就会两极分化。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人再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如果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说，不仅把土地使用权，而且把土地所有权都交给农民的话，仍然会有人说，这样又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要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就会发生兼并，就会发生大集中，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时代的一切弊病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一点产生的。

大家知道，这的确是中国的一个特征，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一治一乱的周期，一会儿是太平盛世，然后王朝就崩溃了，崩溃过程中就发生严重的社会爆炸，我们以前叫作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确很恐怖，而且可以说，那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全世界各个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像中国这样的农民战争的。像欧洲也好，俄罗斯也好，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历史书上也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的事，但是那些规模都是很小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是能够改朝换代的。只有中国，往往就是由于王朝末年发生的社会大爆炸导致王朝重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以外，只有越南有过一次类似的，就是我们历史上说的“西山农民起义”，建立了一个西山王朝。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尽管在那些国家也有所谓的朝代，但他们那个“dynasty”我们翻成“朝代”其实就是个误解，它和中国的朝代完全不是一回事的，而且也不是在大**中出现的，在西方所谓的“改朝换代”，大家往往都感觉不到，换了个徽章就算改朝换代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恐怖的大乱呢？很多王朝交替期间的社会大爆炸都要死掉一大半人，造成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就是因为周期性的土地兼并，一场大乱以后，土地是比较平均的，然后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越来越集中，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一定程度就大乱一次，然后又重新达到一种平衡。

国共为土地而战？

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周期性的治乱，这是第三个逻辑。第四个推出的逻辑，用来解释近代的历史，尤其是解释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简单说就是国共斗争的历史。这套说法就变成了：这是一场因为土地问题闹起来的斗争。我们以前讲，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帝针对的是外国人，反封建对的就是地主，而且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这场革命中，共产党是代表农民的，是主张土地改革的，国民党是代表地主的，是反对土地改革的，因此他们就水火不能相容。按照这种说法，共产党就是因为土改，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所以才能打败国民党。

整个这一套叙述体系，听起来在逻辑上的确是环环相扣的，可是这里面每一个话题，我们仔细分析，都会产生很多疑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之前的那一套之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有说服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仅共产党这样说，国民党中也有很多人这样说。

内战末期国民党快要不行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很多人，如陈立夫、孙科都讲过这一类的话——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就是因为在土改上比不过共产党。大家知道孙科当年有过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说共产党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所以能成那么大的气候，就是因为实行了我爹（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一半。有人把它叫做“半民主义”，大家知道民生主义按照后来国民党的说法，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项，共产党搞了“平均地权”这一项，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国民党其实也没做错什么，唯一的缺陷就是“半民主义”搞得不如共产党。由于国共两党都这么讲，好像这个说法就板上钉钉了。

不过从今天的角度讲，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两边都这样讲，是不是恰恰说明，这两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其实是差不多的呢？正是因为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是差不多的，所以提出的解释体系也是差不多的。从这里我们想到，两者的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嘛？

孙科的那句话，使我们想到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一个说辞，当时很多人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就很不高兴，他发言时说，我们受到任何挫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说法和孙科的说法是一样的，孙科的这个说法，国民党听来是很顺耳的，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独裁腐败、不可救药，那他们就会很难受，但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听先总理的话，就像林彪的那个说法，是比较好听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对两党的解释是基本差不多的，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看法，这个看法取决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首先，在民国时期，土地分配是不是平均的呢？当然应该承认，肯定不是平均的，即使在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土地分配也不是平均的，但是这个不平均有个程度问题。我们以前总是用举例的办法来讲平均不平均，比如某个大地主拥有一万亩土地，有个农民无立锥之地。但是举例子其实是没有可资比较的根据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统计手段去分析一种分配的不平等的程度。

土地分配基尼系数：0.53

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均经常用基尼系数，它给出了一个衡量不平均程度的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3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低于0.3就是很平等，比较少见；0.3以上就不太平等了，如果高于0.4就是超过警戒线了，属于比较严重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可以用基尼系数统计一下中国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这比起举例子要科学得多。

改革之后的三十年，经济史研究不仅在定性研究，也在定量研究，所有研究都指向一点：我们此前的研究对土地分配的不平均程度是有所夸大的。比如说，土改以前，党的文件中讲，中国地主占人口5%，但是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现在没有一个人是这种主张，而且大家也查不到这种主张的来源。很多人当年曾经问过杜润生先生（杜老是参加过土改的，是我们党农业问题的元老），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恶，他说不知道，他也问过毛主席，也没有问出所以然。到底是什么情况？杜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讲，土改其实可分的土地并不多，印象中地主和富农加在一起，拥有的土地可能就是一半，或者40%。我们要注意，杜老九十多岁的回忆不能当成严格的统计数据，因为当时杜老也不可能去做具体的统计分析了，这是他作为一个土改过来人的回忆，但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也认为（地主的土地）比例没有那么多。

这里我简单讲两个数据，一是1980年时，为了搞农村改革，中央专门让统计局去摸底，他们认为土改前地主占地的比例只有38.26%，这里“土改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指的是“土改前三年”，大家知道，土改的风声传出过，很多地方的地主就赶快处理他们的土地，免得被白白分走，所以就造成很多地方找不到斗争对象，为了搞阶级斗争，当时有个说法：土改前三年内发生的地权变化是不算数的。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当时的主任郭德宏先生也做过一项研究，他说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全国地主平均占有41%的土地，但是他还说，有一个趋势，就是整个民国年间，土地分配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散，而不是越来越集中，按照他的计算，到了土改前，（地主占地）已经降到了32.16%。这里我要讲，“地主占有土地”是一个很难科学定义的概念，因为首先“地主是谁”就有很大的弹性，我曾经搞过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很多地方就找不到地主，所谓“关中无地主”，土改的时候统计出来的地主占有土地，只有5%。“二华”，也就是华阴和华县，有些地方在一个区的范围内都没有划出地主来。

我倾向于把“地主”这个概念抛开，不讲什么是地主，只讲土地分配的不均度，这个是可以用基尼系数表示的，而且不管你在政策上怎么划地主，按照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只能有一个。根据旧社会各地区的土地册籍，有人统计出了上百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数据，总的趋势是：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大于0.7或小于0.4都是很少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在0.4到0.6之间，全国的平均值是0.53。那么0.53是比较平等还是比较不平等呢？

我们首先做横向和纵向两个比较。横向看，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农业土地分配基尼系数都比中国高，说明当时中国的土地在各国中是很分散的；如果纵向比较，发展趋势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郭德宏先生提出的“分散”有两层：一是总地权的分配越来越分散，地主富农土地不断减少，农民土地增加；二是封建性地产（用于出租的土地）的分散尤其明显，民国初年，出租土地的都是大所有者，但是到了民国末期，越来越多的小所有者出租土地。无论从纵横两方面的比较，都不能得出中国土地问题很严重的结论。

台湾1949年后搞过和平土改，全世界公认比较彻底，实现了自耕农化，土改后它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到60年代仍然有0.46，可是中国大陆在土改以前，很多地方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就已经低于这个数字，而且有逐渐分散的趋势，比如无锡，30年代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44，到了40年代降到0.329，常熟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候，它们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低于台湾土改后的基尼系数，如果台湾0.46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被认为土改很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大陆很多地方，是不是有必要搞土改都成了问题。

有人会问，0.53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现在的基尼系数超过0.4大家不是就认为很高了吗？但大家想想，这两个基尼系数是同一个概念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后者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而0.53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两个系数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主一般都比较富，无地的佃农和雇农一般都比较穷，但两者的相关性不是对等的关系，不能说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是0.5。

土地分配在理论上的最高值是1，也就是所有土地都集中到一个大地主手里，其他人都一无所有，可这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假定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土地，那么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达到1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唯一的地主同时也是自耕农，自己种了所有的土地，既不需要支付工资，也不需要跟别人分成，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其他人不都饿死了嘛？世界上有无产阶级，但不可能有无收入阶级的；第二，如果大地主同时又是一个大自耕农，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剥削了。

若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1），按照收入五五分成，则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虽然两个系数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纯经济环境下一般要低于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经验性的研究，两者在一般情况下的比例大约在0.5到0.6左右，用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0.53去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则后者只有0.2几。

这就导致两个推论：第一，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呢？它根本就是一个桃花源；第二，当时社会的确有严重的危机，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现象，但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是土地分配不均嘛？当然不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分配的不公并不是很高，所以当时肯定有别的因素，比如政治强权的掠夺、横征暴敛。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与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没有关系，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大，可是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就不能说还是土地关系。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愿意接受哪个推论？

国共之争无关土地

无论根据哪个推论，我们都不能得出，中国传统时代的严重问题是土地问题造成的。那么，民国时期出现的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农民战争”），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场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农民，当时中国人口的80%-90%也都是农民，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是农民军。关键就在于，当时他们是不是为了土地分配的问题而导致矛盾，然后激化导致战争？当然不是。

尽管1927年后共产党就一直在讲，我们的革命是为农民争取土地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国共两党的关系虽时好时坏，但我们在整个两党关系史上，看不到土地政策和两党关系的相关性，两党分歧与合作并不取决于土地政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整个期间，国共之间的关系是与土地无关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力量想跟共产党合作，主要是想跟苏联人合作，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国共关系唯一一次与土地问题有关的例子，是在北伐期间，当北伐军达到两湖以后，共产党组织农会搞了比较激进的农民运动，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对，主要是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而南京国民政府并无反应，当时的两湖农民运动，也跟土地没有关系，基本上没有分地的行为，甚至连减租减息的行为也很少，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冲击。后来在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即便发生了1941年“皖南事变”这样的冲突，两党也不打算分手，国共双方真正决定要分手，是从1943年开始的，这一年二战开始看出头绪，共产国际解散。

从1943年到1947年国共谈判最终破裂，两党谈谈打打，谈了很多的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档案，今天能看到的多达上千万字，当时两党都谈了些什么呢？谈的最多的是底盘和军队的问题，还有建国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制度的问题。当时国共双方都赞成两个原则：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两党在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国民党认为应该先搞军队国家化，后搞政治民主化，共产党认为应该先搞政治民主化，成立宪政政府，然后搞军队国家化。美国当时做中间人，周恩来给马歇尔写了封信说，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要同时进行。

除了这些大问题之外，还谈了很多小问题，如联合国救济物资分配等，甚至花了两年多时间讨论如何治理黄河。在这长达四年的谈判期间，积累了一千多万字的材料，没有一件是谈土地问题的。那么它们争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共产党是土改派，国民党是反土改派，那它们为何不谈土地问题呢？能够说它们后来闹掰是因为土地问题吗？国共双方在土地问题上肯定是不一致的，共产党要比国民党激进，但是当时在土地问题上，最保守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国共双方意外的第三势力。

一派就是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相信儒家传统的乡村治理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化，学习西方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乡村建设派是非常重视乡绅自治的，而乡绅自治，在共产党看来就是土豪劣绅自治，国民党也是不能容忍的，毕竟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另一派就是自由主义者，讲究产权，反对用政府的力量重新分配财产，尤其是在农学界。民国时期的农学主要受到美国人影响，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在南京金陵大学，当时的院长是普凯，他是一个对土改完全没有兴趣的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土地的分配，他培养出一大批自由主义的农业经济学家，这些人在土地问题上比国民党保守，比如董时进先生，他不仅反对暴力土改，而且反对和平土改。虽然董先生在土地问题上保守，但在政治上长期亲共反蒋，经常批评国民党政府。

即便在国民党内，也有各种各样的派别，有的派别在土地问题上激进，如CC系，然而这些土改激进派同时又是反共极端派，主张不择手段镇压共产党。总之，当时中国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亲疏，与土地问题没有多大关系。CC系并不因其在土地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而缓和它的反共力度；而乡建派并没有因为土改问题上比国民党保守，而比国民党更反共。那么当时各派对共产党有好感，对国民党反感，是因为土地问题嘛？当然不是，在当时的民国政治中，有一条主线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民主。当时，主张***的是一排，反对***的是另外一派，这派人把宪政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当时中国基本的政治分野，根本不是土改派和反土改派之间的对立，而是在独裁腐败、***的维护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对立。

国民党因何得罪农民

大家可能会讲，这是对城里人而言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那么对农民呢？不要说当时，即便是现在，对宪政民主感兴趣的农民也不会太多，农民在国共两党之间又是凭借什么做判断呢？实事求是地讲，抗战以前，国民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没有多少，但是到了抗战期间，情况有了变化，农民对国民党的不满逐渐上升，因为抗战对国民党的财政系统造成了很大改变。

抗战前，南京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来自官盐统三税，剩下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公债，而且也都是在东南沿海卖的。但是抗战期间，东南沿海沦陷了，政府退到重庆后，财政基础就全部转到了农民那里，田赋成为了主要的财政来源，抗战1937年爆发后，国民党马上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田赋征实，收归中央，以前田赋不是中央财政收入，而是地方税，但是抗战后就改变了，国民党抗战的全部收入要从农民那里索取，而且这种索取的额度要比以前大得多，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所以抗战之后农民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厉害，而这种不满与传统时代农民的不满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朝廷不搞土改，不是因为朝廷站在地主一边对付农民，而是因为朝廷对民间社会的横征暴敛，历来中国的农民战争都是因为官民冲突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租佃冲突造成的。有人做过清末民初农民骚乱的统计，表明当时发生的与地租有关的骚乱，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在一个统计中的3648次骚乱中，真正与租佃关系有关的只有155次，绝大多数是与国家的横征暴敛有关。

共产党方面的土改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当时每到一个地方，要发动农民诉苦，报上来都是国民党政权如何腐败，保甲长如何横行霸道，拉丁拉夫，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基本上没人谈地主收租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表明，国民党得罪农民的原因和传统朝廷是一样的，只不过，传统朝代里这个矛盾的积累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国民党很快就激化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战，抗战前国民党基本上不靠从农民那里征收东西的，因为战争，国民党“提前”得罪了农民。

但这里产生了新的问题：共产党不同样要打仗吗？不同样要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吗？国民党因为拉丁拉夫派粮派款与农民关系恶化，那么共产党为何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呢？事实求是地讲，当时共产党确实比国民党更得民心，在知识分子中，它得人心是因为它反对***，在农村呢？在农村，严格的说，农民不太在乎共产党是不是搞宪政民主，但是共产党当时比国民党要清廉。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权力的腐蚀并不是很明显，比较理想主义。虽然国共都向农民要粮要钱要命，但是相对而言，国民党的农民负担比共产党要重。

有些人可能会说：虽然国民党的统治成本高，战争费用大，但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要比共产党更大，就农民的平均负担率而言，对国民党的负担未必重于对共产党。可是当时的中国全国财政统筹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财政实际是地方化的，国民党做不到用全国的财力来支持战争。在国共争夺的地区，双方财政都是就地解决的，而在同样经济基础的地方，双方进行争夺，一般老百姓的感觉，是对国民党的负担要重于对共产党，第一国民党比较腐败，统治成本高；第二，国民党的纪律和吏治比共产党坏。

所以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开始准备打仗时，无论是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统治地区留下的材料都表明，老百姓在两党之中对共产党的印象更好，不但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当时双方的报纸都有类似的说法，共产党的《人民日报》说：当时的富户“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少出赋”，穷人说“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能减租”。共产党不用土改就已经比国民党更得人心了，而且这时候“得人心”包括得地主的人心，如果仅仅从“得人心”的角度，我们是很难理解共产党后来为何要搞土改。不搞土改很得人心，搞了土改会不会更得人心呢？这里我们还要问：当时国共两党的斗争，得人心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史上最大投名状运动

“得人心者得天下”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命题，但这个命题是一个道德命题，它要变成现实，需要一个制度安排的。

世界上什么制度下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得人心者就不得天下呢？靠打仗来夺取天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吗？当然不是，只有民主制度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因为民主制度说穿了要靠选票，而选票就是民心的反映。当然，民主也有很大的毛病，我们不必把“民心”太浪漫化，老百姓是很容易被忽悠的，而且在民主制度下，也有个选民动员的问题，比如选举那一天的天气会起作用，如果那天下大雨，选情很可能改变，双方此时比拼的就不是谁得到的同情多，而是谁的铁杆粉丝多。

但是下大雨、下冰雹，跟枪林弹雨毕竟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事，真要打仗，就不是下雨那么简单了，需要人帮你卖命的，卖命和同情完全是两个概念。民主选举和战争不同，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在于双方哪个更得人心，而在于双方动员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在于同情谁的人多，而在于为谁卖命的人多。这一点不是经济利益所能解决的问题。

土改能不能增加共产党的民心吗？首先，土改很难增加富人对共产党的好感，那么穷人呢？当时很多穷人是很“落后”的，就是认为没理由去抢别人的东西，现在有大量的材料表明，共产党土改动员群众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假定这些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只要你把他的财产抢给我，就跟你走，那么这样在选举政治中会起作用，给我土地就投它一票。可是你给我土地，我为你卖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土地重要还是命重要？

当时土改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停地复查，搞一次，说群众没有动员起来，就再搞一次，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搞一次土改后，哪怕不彻底，大头已经分掉了，假定这个地区的确土地比较集中，经过一次土改我分到了5亩地，但我没有被动员起来，那么你再搞一次复查，给我分了两厘、甚至两毫，你分给我5亩地都没能把我动员起来，再给我两毫就能把我动员起来吗？可是不断复查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的情况下，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为你卖命。而能否卖命并不取决于经济上的好处，在什么情况下农民能够不顾一切跟你干？我觉得只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仇恨，一个是恐惧。

我们经常提到农民战争的时候，要这些人入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投名状——入伙就必须断了后路。这就可以理解当时的土改，尤其是流血土改非常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是民主竞争中的规则，但打仗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件事，所有土改中最血腥的是1946年、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老区土改中的流血占到整个土改中流血的70%，但是老区土改又是平分土地功能最少的一种土改。

所谓的老区主要是指华北一带，在传统时代土地就是比较分散的，地主比较少，自耕农比较多，而且所谓的老区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已经经营过很长时间的，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虽然没有搞土改，但也还是实行阶级政策的，所谓阶级政策就是打击富人、帮助穷人，包括所谓的减租减息、公平负担，因此在抗战结束、土改之前，由于这些年实行阶级政策的结果，本来已经很分散的土地，就更分散了，因此老区土改在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土地可分，那时候的土改主要是分浮财，但是老实说，有些地区就是浮财也没有多少可分，偏偏是这些地区，死人最多。

关于这一点，我只讲一个材料，在晋绥边区，土改是康生搞的，康生极左，因此死人很多，毛主席知道后就批评了这个现象，其实晋绥土改毛主席怎么会是后来才知道的呢？大家看看晋绥在哪里，晋绥是所有的边区中离陕甘宁最近的，而且晋绥土改中，毛岸英和陈伯达是从头到尾参与的，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能不知道吗？即便晋绥土改，也不是当时土改中流血最多的，当时晋绥土改是受到晋冀鲁豫地区土改的而影响，晋冀鲁豫地区的领导由于后来没有像康生那样遭人讨厌，所以现在谈的也比较少。

但是晋冀鲁豫地区当时的土改确实非常可怕，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看看当时的说法，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典型村”——辉县二区南平乐村，根据相关材料，这个地区在抗战以来已经搞过很多次的群众运动了，但群众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一研究，说是还要在搞，理由是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做到平均，其中提到一个“经地”（经营地主，不出租土地而是雇工生产），经地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为搞土改而发明的。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理论中，租佃是封建关系，雇工是资本主义关系，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文件明确讲，经营地主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城市工商业一样，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要保护的，但是后来到了搞土改的时候，就发现，华北地区的地主本来就很少，地主基本上都是经营地主，所以当时就决定，经营地主和租佃地主同等看待，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提到的经营地主叫张志如，他人三口，产量21担，人均7担，比全村平均数多5.3%。5.3%就值得搞一场流血的革命吗？我得了100，你得了105.3，那么这就有你死我活的仇恨吗？ 我们看下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其中提到一个经地丁国平，家里人均收成连平均数都达不到，但材料中说，不行，还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儿子当小学老师，有一笔工资，他的儿媳妇穿得干干净净，和农民有区别，阶级斗争还是会爆发的，于是就搞了（土改），晋冀鲁豫地区每个村都报了一个《群众运动各项数据统计表》，这个统计表最有意思的是，里面不仅有分了多少土地、分了多少房子等斗争果实，还有一项叫“群众打死人统计表”，这个打死人统计表和斗争果实分配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大部分老区的土改，分的土地很少，但是死人很多。

圪针庄当时是县委亲自抓的土改点，在全村2224亩土地中，只有161亩被分掉了，也就是说土改分的土地只有7.2%，这个村本来土地很平均，几乎都是自耕农，没有什么土地可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村，100户人，就有7个人被群众打死了，那么我再看另外一个村，它有413户，土地分配也只分配了大概9%的土地，分的土地很少，但是被群众打死的有20个人，这20个人中，有14个地主、5个特务、1个恶霸。斗争过程中，将近20%的人逃亡了，国民党把他们叫做“匪区难民”，共产党的语言中把这些人叫做“还乡团”，这些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如果随着国民党的军队回来，我们可以设想，会对剩下来的人造成什么后果。

斗争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把所有的人都立了投名状，这个时候参加共产党的斗争，对于农民来讲，就不是什么多得几亩地，少得几亩地的问题，而是生死的问题了。村民为了几亩地也许不去拼命，但为了不死于还乡团之手，当然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村，没有提到土地分配，大多数人是中农，经济分化也是很少的，但是这个村打死了25个人，其中地主只有2个人；4个人是富农；其他人都是恶霸，但也都不是富人。这个村29%的人被斗争了，斗争中产生了积极分子862个人，积极分子中还分为“真积极分子”271个，其他的是“假积极分子”和“半积极分子”。运动搞到这种程度，所有的“假积极分子”、“半积极分子”，都变成“真积极分子”了，乡村生活已经变成你死我活两大块：20%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80%的人为了防止这20%的人回来，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了。

在国民党的档案中，怎么对待这些跑过去的20%的人？国共两党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基本上是可以对上号的，老区土改大概是死了1%的人，跑了15%—20%的人，国民党方面怎么对待这些人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若支持他们打回去，就站在了80%农民的对立面，要是不支持，就要养活他们，但国民党并无这个能力，导致他们在国统区流离失所。

为什么当时要反复复查？而且老区土改对复查强调得非常重，复查有什么神通呢？毛主席著作第二卷土地革命时期有篇文章叫做《论查田运动》，什么叫查田运动？就是土改以后，分了土地还要不断得再搞第二次、第三次。第一次之后能分到的已经越来越少，那么复查又是怎么把群众动员起来的呢？关键在于，所谓的复查，不是再找出一些东西来分，而是流的血不够。

晋冀鲁豫地区一位农村干部就讲，所谓的复查，无非不就是要杀光地主嘛。这个过程沾了血结了仇，乡村社会变成你死我活的两块，人们逐渐也就赞成了。因此和平分地当时是不允许的，反复复查与征粮扩军是有明显的关系的。当时的土改，尤其是老区土改，并没有多少平均地权功能，但是它的战争动员功能的确是比较重要的，等于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投名状运动。只有在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不顾一切地去打仗。

土改：动员利器

从战争动员的角度，一个最好的状况是：死了1%的人，跑了百分之十几的人。但是这个分寸很难掌握，有些地区走火入魔，大部分农民都跑掉了，这时候就需要纠偏了。1948年，晋冀鲁豫地区就提出，有些地方搞得过火了。其中一个地方由于乱斗乱杀的影响，大批地富及中贫农逃往敌区，原编十个村9000多人口，跑了4600多人，也就是跑了一大半，最严重的一个村，全村1900口，跑了1200，也就是三分之二的人都跑掉了，搞到这一步就有点过火了，没有人敢在这个村呆，连民兵都变得早出晚归。

根据史料，“领导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于去年秋天就停止了当地的土改。”这里我们要注意，他说停止了当地的土改不是说不分土地了，更不是把土地交还给地主，而是不再杀人了。当时人们的印象中，仅仅平均地权是不算土改的，土改就是要流血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共之间的斗争，不是争夺人心的斗争，而是比拼动员能力的斗争，谁能动员起更多的人力物力，谁就能打赢这一仗，而战争动员，要依靠恐惧和仇恨，经济利益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因此我们可以讲，土改的战争动员功能，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就因此产生了一场争论，有人说土改是为了战争动员，有些人就反驳说，共产党搞土改其实本身是目的，因为国民党不搞，不打败国民党就不能搞土改，所以他们要打仗，共产党不是为了打仗而土改，而是为了土改而打仗。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是为了土改而打仗的。因为它跟国民党根本没有谈过土地问题，你说我要求土改国民党不让，不让我们就打，但至少要先谈嘛，国共两党连治理黄河都谈了那么多，为什么连土地问题都不谈一谈呢？但是我们不能说共产党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如果仅仅说为战争而土改，也太简单化了。

流血土改的确对战争动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在战争需要结束后，共产党的土改仍然是很积极的，虽然流血不那么多了，比如新解放区的土改，尤其是广东，而且广东的土改直接和另外一场斗争挂在一起，叫做“反对地方主义”.广东尤其是珠三角这个地方有个现象：大部分土地当时属于族庙公产，私人土地比较少，尤其是珠三角的东莞、顺德、中山这些地方，族庙公产要占到60%，最多的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方的土改，说穿了就是把族庙公产分给大家。当时共产党也觉得这是需要的，认为族庙公产是封建的，但是本地的共产党一般都认为，虽然要分地，不过和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是我把你的土地抢过来，而南方要分族田，无非就是大家的土地，每个人一块，有点像1978年分公社的土地。既然是分公社的土地，我又不是去抢公社社长、生产队队长的土地，为什么要搞得你死我活呢？ 动员的程度可以非常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年大饥荒的时候，饿死了那么多人，农村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事，除了一些地方发生了农民进攻县城的事，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农民觉悟高，知道公家的粮食是动不得的，很多人饿死在粮仓周围。但三年饥荒的时候，人吃人的事情也不知道出了多少！那个时候农民还有什么伦理限制吗？甚至父母吃掉自己亲生子女的事儿都出现了。

老实说这个跟觉悟毫无关系，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的乡村，已经没有任何组织资源存在，在没有组织资源的情况下，人们是不可能造反的。所谓的死里求生，所谓的农民快要饿死了就铤而走险是不成立的，大家凭常识就知道，一个快要饿得半死的人，爬起来都困难，他还能造反吗？能造反的人，都是离饿死还有很远很远的，身强力壮的时候才能造反呢。还没有饿死为何就敢造反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所谓的组织资源，通过这层动员，他能够实现组织资源的高度一元化，对于以后建立这种高强度动员的机制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土地分配问题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不能说不是问题，但是就整个中国来讲，平均地权即使是一个问题，也不是很大的问题，更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事，其实跟平均地权没有太大关系，但它和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官民矛盾却有很深的关系，解决中国的问题，核心不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而是官府和社会的矛盾。这个问题在传统时代非常严重，现在仍然很严重，我们的改革，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动很多脑筋，其中尊重产权就是搞市场经济时非常重要的考虑，至于尊重产权就会产生土地私有、自由分化、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等这一套建构，现在看起来，我们需要把它放弃。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