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下的学术考察与文化旅行_以林耀华_凉山夷家_为个案(精)

第一篇：人类学视角下的学术考察与文化旅行_以林耀华_凉山夷家_为个案(精)

2007年9月 第24卷第5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unnan Nati onalities University Vol 124, No 15Sep.2007 【收稿日期】2007-05-09 【作者简介】李列(1964-, 男(彝族 , 云南个旧人, 云南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教授, 民俗学博士。

【人类学】

人类学视角下的学术考察与文化旅行 ———以林耀华《凉山夷家》为个案分析 李 列

(云南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云南昆明650031 摘 要:林耀华的《凉山夷家》是早期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代表作。这里以此为个案, 研究了林先生与以往考察凉山的调查报告不同的特点, 并将他本人和他的调查对象作为跨文化之间的学术旅行来进行论证, 突显了彝汉之间作为旅行者关系的差异及其学者研究纵深的学术特征。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及其政治背景下, 林耀华关于“他者”的文化写作不是通过捕捉“他者”的奇异来肯定“我者”, 他既制作了差异又模糊了差异。凉山自身的经验所具有的价值, 凉山所具有的“经验系统”, 需要我们以更加多维的视角和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阐释和言说。从这个历史和民族意义上说, 《凉山夷家》的写作行为本身提供了一种民族志写作的范例。

关键词:《凉山夷家》;学术考察;跨文化写作

【中图分类号】C9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0005-06

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开创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后, 很多人类学、悉的“田野”和长期研究的“先生为中心研究个体, :林耀华20世纪, 已经体、、民俗学的方法论意义, 超越了以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记录“所见所闻式”的调查、搜集和整理。“中学”的熏陶和“西学”的浸润, 使他在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学者中, 更具有“中西合璧”的味道。“我们这一辈人, 多在西学影响下长大, 后人说我们是‘中西合璧’, 意思是说, 这辈人有些国学根底又受过西学熏陶。我本人就是这样, 早年开蒙, 虽是在家乡福建省上私塾, 但当时私塾已经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 后来到福州的英华中学, 再到北京的燕京大学, 又到哈佛大学读研究院, 一直拖着一颗中国人的脑袋在现代西学的教育

体系中颠簸, 接受熏陶濡染。”[2]

林耀华先生研究中国彝族、蒙古族等多种少数民族, 研究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 风风雨雨, 成果卓著、饮誉中外, 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上承先启后而又有重大突破和进展的典型学者。重新细读其著作, 对研究中国早期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 对于透视人类 ,。

1940年代初期的《凉山夷, 林先生的民族志写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更多地涉及他调查彝族社会的旅程而非他在那里的生活时间;二是突出地彰显了彝汉之间的差异本真而非以文化转喻方式将彝族定格为不可让渡的“他者”。

一、参与体验的认识过程

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描述对象时往往把他当作是与世隔绝的, 与外界完全不同的, 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异域”, 把别人生活的地方当作“田野”, 进行游历考察, 然后把自己的考察结果带回大学、研究所, 变为学术成果;或把带回来的各种历史

或民俗实物放进博物馆陈列展品。在很多考察报告中, 把人类学家如何进入“异域”和在“异域”开展工作的过程抹掉了。

其实, 所有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深陷于求知和求名的世俗之网, “进入”是有很多限制的, 开展的过程中经常会被研究对象的各种帮助、招待、抵制和有时是故意的欺骗所困扰, 同时又被田野经历以外的制度化因素, 包括官方、资助机构和当地人的种种要求所蔽障。处在这套关系网中, 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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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所说的人际关系的“均衡”网中①, 最初形

成的研究计划往往要随着研究的展开而调整和修改。考察过程行进关系网中的这种流动和过程化的生活, 通常意味着研究对象和民族学家的态度, 兴趣和欲求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变动不居。

因此, 过程是很重要的, 缺少这个过程的描述, 就无法把两边的社会情状联系起来。在一定意义上, 人类学家是在自己的“此地”和对象的“彼地”之间传递知识的信使, 而且很多人类学学者都来自“此地”甚至“外地”, 只有极少数出自“彼地”。人类学学者传递的知识似乎总是把带回来的见闻知识总结成“异域”来讲给朋友和同行们听, 告诉他们自己去过的“异域”是怎样的, 偶尔才会有“彼地”的土生土长的有识之士的表白。而考察人类学家逐步深入的过程, 也更能够透视人类学家写作的本质目的。如果把文化作为交往的过程,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文化色彩更有人类学家不同的目的。

与描写其它地方的人类学著作不同的是, 描写景陈述。”凉山前就已经建各种意识。这种“预设的意识”意识综合建立起来。结果是不同的考察者“走出”不同的凉山和描绘了不同的彝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每一部考察报告都把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说成或大或小的英雄, 讲他们如何克服自然环境的艰辛及当地人最初的怀疑或敌意, 或者在考察过程中的险境迭出。杨成志写了, 曾昭抡②写了, 边区施教团的报告书也反映了。林耀华在他的《凉山夷家》后附上了《川边考察记行》, 写他的旅行过程, 希望能在这个过程中把凉山的真实情况呈现出来, 在过程中没有抹掉他的喜悦、悲欢、担惊受怕, 但其目的是通过写旅行来看出凉山和他的关系, 或者说同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从林耀华的《川边考察记行》可以看出, 整个过程是很郁闷的。要怎样才能把凉山的实际情况了解到, 使考察达到预期的目的, 没有入手处。除

了地图、地名。可以怎样进入, 以前的考察队并没有留下一条固定的路线, 也没有找到一个进入彝区而避免被捆为奴隶的最安全办法。怎样去体验、了解、认识彝族, 这是一个文化深入和交流的过程。过程中被认识和改变的不仅是对象, 考察者自己也在不断的调整着自己的想象和认识。

过程是艰难的。刚离开汉区屏山县, 沿金沙江边而行, 天暮路险, “摸着山僻小路爬走, 为状至惨。这时候飞鸟无声, 万籁俱寂, 耳边只听江水滔滔不绝。我们一面忍着辛苦饥渴, 一面恐惧匪徒劫夺, 所以急急前进”

[3](P112。秉彝场———撕栗沱

———西宁———雷波, 山岭重叠, 崖壁险恶, 路旁常有被劫客商血迹, 连保安队士兵也“仓惶态度, 急促样子”, “无论白昼夜里, 村镇山野, 枪弹之声, 时有所闻”。随考察的深入, 还未进入大凉山, 林耀华就意识到:, 多恨, 现, , 而彝汉勾结危害者更, 凉山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彝对彝, 汉对汉, 汉彝联合对彝, 汉彝联合对汉, 捣乱之事, 相继不绝, 例如, 甘洛县无赖汪正清自1936年当上伪中队长后, 常在汉区以招募新兵为

借口, 把汉人骗卖到彝区为奴隶。他一年这样卖出90～100人, 一共卖了五六年。另外还有许多奸商和地痞以经商为名雇用力夫进彝区。一旦进入彝区, 便以保头相勾结, 把这些力夫卖为奴隶。”

[2](P65 找保头是进入彝区的关键, 按以前的规矩, 找到保头后要杀鸡宰牛发誓, 双方饮血酒为盟。以前的很多考察团都这样做。但林耀华“开汉彝往来之先例”, 未饮血酒, 认为这样会阻碍彝汉文化的流通。保头金曲打吉“处事公正, 精明干练, ”每有彝汉纠纷, 由其出面调停, 为人折服。但因其娃子的关系, 进山日期一再拖延。从县长到各科长都力劝林耀华的凉山之行, “我心上非常焦急, 因已不顾一切劝告, 决心入凉山一趟, 我想凉山虽危险, 总不至比前线更厉害, 多少同胞在抗战期间浴血战场, 我又何必自惜生命, 并且罗罗也不随便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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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林耀华先生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 开始践行均衡论(Equilibriu m。均衡理论认为, 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变

动, 都始终趋向维持一种均衡状态, “像竹竿和橡皮带的架构一样, 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人类的生命无

不摇摆于均衡与不均衡的状态之间。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 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见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杨成志, 曾朝抡均为早期研究彝族等少数民族的著名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

人, 至多捆为娃子, 尚有补救办法。因是写两封快信, 一封寄重庆内子饶毓苏, 一封寄回燕京大学法

学院院长吴其玉兄”[3](P118

。把保头名字、支系名称、介绍人等情况详细转告, 以防发生意外。此外, 还备办了进山需要的各种衣服食品、盐、布、银两、交换礼物等。行路难自不必说, 行进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意外:未经同意打吉就让哲觉忽然加入保头, 而哲觉粗暴无礼且强索财物;夜半枪声惊起;路遇曾吊杀法国传教士的恩扎娃儿拦路打劫;为防哲觉诡计改变路线等。

深入凉山彝区, 林耀华越觉得彝人的可亲可信, 彝汉交恶, 多发生在汉彝交界地。真正进入彝区, 彝族热情好客、大方, 盛情招待并积极协助他的学术调查。保头杀鸡宰羊, 热情款待, 并带领他访问住户, 动员彝族测量体质。尽管是初进彝区, 但他深谙彝俗。有一个老背子为取暖而跨过锅庄, 大犯禁忌。主人为顾全林耀华的面子未计较, 而林耀华知道锅庄附有神灵, 不得踏跨, 故严斥老背子。老主人约哈见林耀华深悉彝情, “欣喜状态, 表”。互相取得敬重和信任。《识, 而是获得这些知识的过程。“最让人感受复杂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忌, 以及真诚的友谊和同情”。历经**, 百感交集, 自责“何以不自警惕, 反自坠陷阱中”, 感受到文化的隔膜给人带来的惶恐不安。从雷波县长李开第到专办彝务的王雨庵, 以及县府的科长绅士、保头、朴实的彝民, 甚至以“活泼姿态”的锅庄舞让考察队极为称赞的姑嫂二人, 又让他的郁闷和恐惧似乎消散殆尽。

林耀华的《凉山夷家》, 作为较为经典的人类学著作, 我们理解他所遇到的困难也敬佩他为学术事业的执着, 更重要的是他从短暂的零碎的考察材料中为我们建立

了凉山彝族人类学写作的一种叙事模式。或许是从走入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开始, 就以家族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学界地位的学术经历, 林耀华对彝族的研究遵循了其基本的研究套路:选择两个社区作为考察样本, 分析凉山彝族的物质文化、亲属制度、宗教信仰等, 尤其在亲属制度以及称谓背后关系的研究上, 开创了彝族研究的先例。《川边考察记行》作为附录的出现, 恰好展示考察行进过程的同时也证明, 只有在这深刻的参与体验

和认识之后, 才能够建立受到推崇和称赞的叙事模式和取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凉山夷家》是一段尚未完成的学术旅程, 短暂的时间和仓促的考察会产生文化的震惊效果, 但对凉山和凉山彝族这样一个具有相对固定疆域的文化实体, 以及具有多重背景和多重关系的12家支, 《凉山夷家》又仅仅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复杂的文化内蕴和急速的历史变迁使凉山的文化旅行宽广而歧多, 再加上林耀华深知作为一个人类学、民族学家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因此, 才会有后来的《凉山彝族今昔》、《三上凉山》等精彩续篇。

二、文本虚实与话语权利

和林耀华一样, 很多学者在进入凉山以前, 就获得了一套关于凉山的经验系统, 历史记载、政府宣传、,。不同社会层面, 对同一地点的。

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平衡, 露出凉山的真面目, 是从实践到理论都需面对的问题。除了政府组织的各种学术团体外, 在当时有很多考察者把旅游探险、民族和地域文化等的相互关系拓展到更为宽广的范围, 甚至于“跳出凉山看凉山”, 联系社会文化的不同的方面作多学科思考。

同时从当时许多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有关文本与话语的问题:一是学术研究的方法在“学术中国化”的理论研讨和学术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地发展着, 但并没有提供多少关于凉山经验的对比性民族志数据和资料, 有些进行了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材料, 但在开发凉山的态度上却又显出不合实际的立场;二是更重要的是, 在人类

学家和社会学民族学家笔下研究凉山的理论模式, 也正由于这种欠缺而造成了对本应受到关注的凉山真正开发与利用的疏离。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 《凉山夷家》方显出其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20世纪20年代杨成志对凉山的考察, 为后来的学者确立了一种对待凉山及彝族应该有的态度。任映沧《大小凉山倮族通考》、《大小凉山开发概论》, 作者在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彝族族源和氏族组织的基础上, 第五章明确提出了凉山彝族社会为“奴隶制度”, 全面分析并历数了奴隶制度的罪行:残暴、黑暗、苛刻、堕落。发出了解放奴隶、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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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列:人类学视角下的学术考察与文化旅行———以林耀华《凉山夷家》为个案分析

本上消灭奴隶制度的呼吁, 而且, 作者在行文中多 次引用莫尔根(摩尔根 的《古代社会》(书中为 《初民社会》

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中为《家族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

有关家族社会的论述。对凉山社会性质的界定, 运用先进理论和进步思想来分析彝族的社会性质和制度, 标志着彝学研究在思想方法上进入到了理论深

度和高度。但在制定“治夷原则”时, 特别强调的是“军事第一, 通道第二, 移民第三, 设治第四, 同化第五;治夷先治汉, 治汉先除奸”, “实

施军区屯区, 暂定移置军民40万人。”[4](P167～169 实施策略和开发计划并没有立足于凉山的实际和彝族人民的发展问题, 很明显要通过军事经济和文化霸权来“降服”凉山。

杨成志考察凉山时期和林耀华时期不一样, 杨成志考察凉山时期, 凉山是边区, 是亟待了解的蛮荒之地, 是当学人从“梦中惊醒”后深感学界对西南民族研究的落后而疾步追赶外国研究的时期。林耀华考察凉山时期, 凉山的地位和意义发生了变化, , , 和紧迫性, , 而外面。人们不能再一次想象和描绘, 必须真正地来面对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后方基地的稳定和长久。

在当时看来, 凉山的彝族问题是一种内部的隐患, 是夷患, 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来整合进国家政治体系的地方。在这个整合过程中有很多方法和具体的模式途径, 所以去凉山研究能得到各种各样的资助, 各种各样到凉山考察的学者(学术团体 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方面, 或者说是认知场, 隐含一种知识和权利的关系。

当专家型的学者以权威性学术眼光去研究凉山“异域”, 有些类似于格尔茨所谓的研究“远方文

化的迷恋”[5](P , 人类学、民族志学者自命有权威, 乃是因为对自己撰写的凉山都有极具艰难的、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游历考察过当地人生活的经历;掌握现代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并具有从事观察的科学工具(当时诸如各种测量仪及照像器材等;受政府或学术权威机构的资助派遣。

尽管其观察本身仅限于当地生活的一小部分①, 但作者却把它综述成理解更大图景的钥匙。例如对凉山社会历史文化的总体把握, 或者是彝族行为某些方面的比较。

以权威的身份走入凉山, 担惊受怕, 甚至连命都很难保的情况下, 林耀华很茫然, 不知道怎样来改变这个地方。当有人问他在这个村子里办个小学怎么样的时候, 他很激动, 他看到了夷人也有这样“向化”之心, 我们应当不惜力气来做这件事。尽管他自己也知道, 在他的内心深处, 这还是本族中

心主义或本职业中心主义在起作用。[2](P71 在彝区, 学者毕竟是代表权威的话语权利而显出与众不同的存在, 甚至可能以一种“政治校正方式”(politically correct 纠正被制造的民族历史叙事。以谋求彝族这一类在当时不完全属于民族国“落后”。“我这次考察的,。当时, 让人感到既奇怪又神秘, 因而很受学界关注……我得出的结论是:黑彝为蒙古人种, 许多体质特征与汉人相似, 诸如体高, 毛发鲜少而色黑, 棕色眼镜, 头面轮廓等。尤其蒙古眼褶系十足蒙古种的表现。以前西方学者从简陋的旅行观察, 云倮倮为高加索人种, 其说至为误谬。黑彝头型指数为中头型, 亦非长头型。但是黑彝有几个特点与汉人稍异, 诸如皮肤黯黑, 鼻多钩形, 耳叶特大之类, 这不外表示原来氏族因与中原隔离, 未与外间婚配, 自成团体, 维持原来的体质特征而已。质言之, 黑彝为原来团体, 侵占今日彝区, 奴使掳掠邻近人民为娃子, 自居统治地位。”

[3](P71

三、文化考察与学术情感

不管把自己放在何种位置和角度, 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田野的过程中要让自己真正融入“他者”的世界而没有“距离”, 说到底只是一种内心的想法和学者的自我意识。你毕竟是一个角色, 你是“他者”的“他者”, 你满身都是“异域情调”。在杨成志、林耀华等学者考察凉山的时代, 这种“角色”的特征更加突出。因此, 当林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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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杨成志提供的考察路线图及所描述的内容来看, 其考察的地点仅是小凉山的雷波一带, 实则只是凉山的一小部

分, 并未真正深入到“生彝”的居住地。林耀华的考察深入到了大小凉山的中心地带, 但也只是考察了部分地区。

到了凉山彝区(当然也包括其他在当时入凉山的考察者 , 他首先是作为被保护的对象区别开来, 是被保护着才能“进入”考察区域, 这本身就使他充当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受中国抗建垦殖社、美国罗氏基金会(今译洛克菲洛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三个机构资助的燕京大学民族学教授;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团长;路遇恩扎娃儿抢劫时被委为“汉官委员”;被哲觉破口大骂或举枪相向的“笼中鸟”;保头打吉和老穆的贵客。这种身份的多重性使林耀华不可能在考察过程中保持“中立的态度”, 相反作为研究者的地位被刻意地突出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 林耀华“遇到人类学家民族

学家们不时遇到的道德难题”[2](P72

就不足为奇, 尤其是在凉山这样的特殊环境中。

在凉山腹地的三河以达, 林耀华遇到了很多被捆入凉山为奴的汉娃, 尽管服装神貌都已非汉似彝, 但仍思归心切。每遇考察队则泪流满面, 泣不成声, 开口即托考察队想办法赎出, 更希望军队进攻凉山, 以彻底把被捆为奴隶的汉人救出……。

面对如此惨景, 林耀华也“”人在的人权问题在于‘客观’, 要做到客观, 手旁观。另一种则认为, 人类学家不仅要理解这个世界, 而且还有责任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而既然有这种责任, 就不应该对他所见到的苦难袖手旁

观。”[2](P72

林耀华赞同后者。还在未进入凉山之前, 就有人托林耀华寻访被捆入彝区做娃子的亲人, 他也托向导胡姓汉娃安排秘密聚会时的时间和地点。但是, “当时真正让我困惑的还不是奴隶制是否人道、合理, 而是那种处在与主人的友谊及其对奴隶的同情之间的两难。”想办法让娃子逃出与亲人团聚, 林耀华心里会好受一些, 但这样做, 又损害了保头打吉和他的友谊及对他的信任, 使他良心不安。只好尽快忘掉, 摆脱两难的痛苦。凉山奴隶娃子问题, 是“夷祸”的主要问题, 也是凉山奴隶制的根源, 并不是救出几个娃子就能解决的。对于林耀华这样的学者来说, “若欲有效的援助他们, 只有先履行目前的考察任务”。否则只能“尽快忘掉”。只能强调其伦理上的责任。这是凉山社会长出的“畸形果子”, 学者们考察的目的, 就在于要从根本上来了解彝族社会的全貌, 也才能从根源上来真正解决凉山的历史问题。

对凉山的调查, 不论是官方组织的学术团体(如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个人单枪匹马闯“禁区”(如杨成志 , 或是国外的探险家, 都试图对这一“神秘”区域进行富有实证性的考察和原创性的阐释, 其中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但大多是浮光掠影的描述或歧视心态的宣泄。而凉山自身的经验是如此的丰富, 凉山所具有的“经验系统”需要我们以更加多维的视角和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阐释和言说。

《凉山夷家》的田野是“一位够资格的人类学家”做的。积国外的理论经验和福建家乡的调查经验, 在进入凉山之前, 林耀华就已经是知名的人类学家, 他的调查本身就具有经验的典型性。

通过林耀华《凉山夷家》个案分析, 传统人类学者将研究对象地方化的策略, 正如很多民族学, 并不一《川边考察记行》 , 林先生在将彝族地方化的过程中更多地说明了进入凉山有多么艰险而非在那里居住了多长时间。他在写作中没有抹去本人的交通手段和途径、与彝区交界处的汉人定居生活、翻译的现场和叙述, 以及同样

作为旅行者的调查对象。他表明他“在那里”是通过突出他“到达那里”来实现的, 而非擦除这些痕迹。通过叙述他本人的艰难旅途, 他所经之地见到的定居在边缘地带的汉族生活, 历史文化遗址和今天的废墟, 他所了解的彝族头人家族的变迁和兴衰, 当地汉人、熟彝和生彝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深描”, 林先生生动地将他本人和他的调查对象作为跨文化的旅行者来进行演证, 并突显了彝汉之间作为旅行者关系的差异及其纵深的现象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 《凉山夷家》的写作行为本身提供了一种民族志写作的范例。

“反文化”的写作在不同的情形下有不同的意义隐含。一俟这种写作定位于解除“他者”劣势(落后、野蛮 并在某些地方被固置为其文化时, 就与国家权力渗透产生了共谋, 林耀华的彝族研究个案即是如此。林耀华在功能主义方法的黄金时代接受了人类学的训练, 并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我们认为他从策略选择上俨然已将旅行叙述置于居住叙述之上。在1940年代早期, 他所采取的写作策略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一位带有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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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第 主义意识的人类学者了。他的策略应归因为他在凉 山腹地的暂短停留所致。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清晰地 说明他在那里的停留时间有多长 , 但毋庸花太长时 间去考量的事实是 : 他往返于成都和凉山的全部旅 程仅有三个月。因此 , 在这样的事实中他只能通过 “ 到达那里 ”来说明 “ 在那里 ”。在这种意义上 , 也许他在民族志写作中也就有无数的理由将旅行叙 述的重要程度置于居住叙述之上。在林先生的案例 中 , 描写旅行所要掩盖的正是居住的缺失。在不同的社会情形下 , 将文化视为旅行叙述也 具有不同政治含义。与其他地方相比照 , 凸现种族 或文化差异的方方面面和人为改变族群边界(使 之非自然化 , 就意味公民权力和反种族隔离 , 在 1940 年代早期的中国 , 作为旅行叙述和改变族群 之 , 在中国突显文化差异本真和人为改变族

群边界 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界的潮流 , 它与 1940 年代国家 权力的渗透和强化中华民族的建构错综交织 , 而那 时中国的整体融合正受到日本侵略的严峻威胁。在 这种意义上 , 解构悖谬地成了再建构。然而 , 这种差异的整体表征从不意味着没有差 异。正如我们从林耀华的案例中发见到的 , 他的写 作所反映的并不只是模糊性 , 同时也是彝汉之间的 对照。这里似乎有一种悖谬 : 林耀华一方面在阐释 奴隶主的道德 , 另方面又对他们奴隶的悲苦生活抱 有深切同情。但是 , 去妖魔性与非完美性都需要被 含括并由此改变彝族。前者使彝族成为可以被改变 的对象 , 而后者则使这种改变成为必需。林耀华调 查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确切地阐述了这种必需 , 而且 还说明了将彝族整合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可能。关于 “ 他者 ”的文化写作并不一定就意味着 是通过捕捉 “ 他者 ”的奇异来肯定 “ 我者 ”。这种 写作 也 可 能 指 归 为 模 糊 差 异、去 除 异 俗 和 消 解 “ 他者 ”。如果说林耀华的写作中有什么独特性的 话 , 那就是他既制作了差异又模糊了差异 , 这不仅 仅只是人文主义的因素使然 , 同时也是民族国家的 建构及其政治内涵所致。(本文的写作 , 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潘皎教授 的指导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边界的文化写作事实上就意味着使殖民和国家权力 对边疆地区的渗透合法化。在现代中国 , 实际上一 直缺乏对族群差异的一致认识而因此造成了如此错 综复杂的情形。在 1911 年辛亥革命的前夜 , 中国 民族主义革命使植根于人群之间尤其是满汉之间的 种族边界得以彰显。清朝政权被推翻以后 , 中华民 国于 1912 年 1 月 1 日成立。然而这种排他的民族 主义叙事戏剧化地转变为一种包容的民族主义 , 并 在 1943 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 蒋介石在 《中国 之命运 》中宣称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过是隶属于一 个独立国家中的不同宗族 , 那就是中华民国。简言 参考文献 : [ 1 ] 江应樑.摆夷的生活文化 ・自序 [M ].上海 : 上海 [ 4 ] 任 映 沧.大 小 凉 山 倮 族 通 考 , 大 小 凉 山 开 发 概 论 [M ].西南夷务丛书出版社 , 1947.[ 5 ] 王铭铭.格尔兹文化论丛译序 [A ].克利福得 ・ 格尔 中华书局 , 1950.[ 2 ]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 [M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9.[ 3 ] 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巨变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95.兹.文化的解释 [ C ].纳日碧力戈 , 等.上海 :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1999.An Academ ic and Cultura l Investiga tion from an An thropolog ica l Perspective: A Ca se Study of L in Yaohua πs The Yis a t L ia ngM oun ta ins is an early masterp iece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which regards the s Key words: The Y is a t L iangcultural w riting author him self and his object of study as the crossstate, L in Yaohuaπ cultural w riting of O ther relies on O therπ special traits but.s s also avoids making a demarcation all the tim e.H is rich experience or experience system ”at L iangdi2 “ mensional interp retation and, in this sense, The Y is a t L iang-M oun ta ins offers a good examp le of ethnological writing.(责任编辑 杨国才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