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遗体解剖保存揭秘(5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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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遗体解剖保存揭秘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遗体解剖保存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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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遗体告别仪式

悲壮的礼炮鸣响三声,将新中国27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吊唁活动的地点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人们络绎不绝从四面八方涌向敬爱的领袖身边,痛哭流涕望着安详地睡在灵台上的毛泽东。

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象征着举国同悲的半垂国旗把天安门广场点缀得更加悲哀,已临傍晚,幽蓝色的暮霭像一道哀纱挽在北京西面的天幕上。悲伤的人们执拗地在大会堂外的广场上排着不见首尾的长队,希望能亲眼瞻仰到毛主席的遗容。

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每天轮流值班为毛泽东守灵。所以杜修贤他们这些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的同志们,每天都要拍摄追悼场面的新闻照片。

姚文元在毛泽东追悼活动开始时,就郑重其事地指示杜修贤:“老杜,拍摄新闻照片要突出集体领导。每天守灵的政治局常委要注意拍全拍好。”

杜修贤等一天拍摄的照片全冲洗出来,往往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

姚文元这时一般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姚文元一边看杜修贤送去的照片,一边和他谈照片存在的问题。突然姚文元皱了眉,用遗憾的声调问他:“怎么这张上也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

“她今天没有来,我等了好久„„没拍上。”后一句话杜修贤没有说出来:听说她在17号楼打牌。

姚文元离开办公桌,双手反背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沉默不语,来回踱步。

“主席吊唁期间,她应该在那里守灵啊!不过七八天的时间„„唉!老杜,你能不能找一张第一天守灵的照片再发一遍?”他着急中带着几分无奈的苦恼问杜修贤。

“再发一遍?可能不合适吧,时间间隔得太短„„”

“那怎么办呢?几天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群众会有看法的。不过七八天的时间。”

杜修贤心想,重发一次更糟,群众的注意力一直就停在江青哗众取宠的劈头盖脸的黑纱上,照片根本就无法掩人耳目。

原来杜修贤对姚文元并没有戒心,以为他知书达理,书生气重。但是周恩来去世以后,杜修贤渐渐感到姚文元身上发生了某种说不清的变化:他开始强调集体领导的形象;注意新闻照片上的人物细节,谁脸大谁脸小,谁在前谁在后;最近还特别注意江青形象的效果,有好几次叫杜修贤修江青脸部的细斑„„杜修贤虽然不知他的内心活动,但他的语言表露出种种异常的举动令杜修贤体察慎微,觉得他热衷追究照片的细节已不是什么工作的权限要求,而是为了某种利益的需求,才对自身的使命表现出极度的负责,甚至达到挑剔的程度。

在这种非常复杂和微妙中,甚至还散发着危险的氛围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多话。

杜修贤按照姚文元的意思,将第一天发过的照片送给姚文元审发。也不知姚文元担心重发照片的严重后果,还是由着江青的性子自由“发展”去吧,照片最终他没有签发。

毛泽东治丧期间,杜修贤和中央新闻组的全体记者还为毛泽东守灵一天。而江青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不过只守了一天的灵,就不再见她的人影,连全心全意护着她的姚文元都看不下去了,替她的形象着急万分。她本人却隔岸观火,将这些细节置之度外。

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又被姚文元注意了。吊唁活动的第五天,杜修贤拍了一张政治局委员和前来吊唁的外国大使握手的照片。画面中的外国人是背着身,七八个委员是正面纵队排列。为了能将他们每个人的脸都拍清楚,杜修贤特意跑到侧面拍摄。这样,人的脸就拍全了。

姚文元的眼睛很挑剔,一连为这张照片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华国锋的头挡住了王洪文的脸侧面;第二,王洪文的表情不好,好像没有精神;第三,远处毛泽东的遗像有点模糊。

姚文元问杜修贤还有没有同样场景的照片?杜修贤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两张照片重新剪辑,将王洪文好的镜头和这张里的王洪文重新更换。

杜修贤知道,姚文元懂一点暗房技术。照片是可以拼接的。他就答应回去试试看,但心里倒是希望那张和这张大小不成比例。可是回去一看,不仅能接,而且还天衣无缝。因为同一角度拍摄的照片是很容易“偷梁换柱”的。

一张照片他们竟花费了四张底片重新拼接,才制成了姚文元满意的照片。

杜修贤不愿再作这种亵渎新闻真实的拼接事情。他想干脆我每次送审时只带要发稿的照片,而且只带一张,让姚文元没有更多的挑选余地。

姚文元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刻精明。他发现杜修贤在骗他,就含而不露笑着对杜说:“老杜,你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快手’,主席吊唁大厅里你们还派了不少的摄影记者,照片应该越拍越多,怎么会越来越少了?老杜,你没‘贪污’吧?”

杜修贤立刻回答说:“照片拍得效果都不尽人意,以后注意拍好。”可是心里却暗暗下决心,办完主席的丧事,他就立即走出红墙。他比什么时候都向往一个没有压抑的世界。

9月18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泽东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三声,将新中国27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悲戚,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泽东主席也走了。这让他充实的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钟里,杜修贤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杜修贤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他是站在城楼的东面,等会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杜修贤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像最小。

杜修贤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杜修贤去姚文元那里送审照片时,还担心姚会指责自己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外,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杜修贤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杜修贤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就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

不过后来也有人责问过杜修贤,也就是他被无端停职审查的开端:“你为什么不拍华国锋单独的照片?”

流走的历史岁月被重新拉扯了回来,有人用超越时空的脚步丈量杜修贤过去的路程,量来量去,在照片里找出了许许多多的“阴谋脚印”。杜修贤精心设计为了突出叶帅和华国锋贬低江青的“五人照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个月就被指责有下面一系列的阴谋内容:第一,华国锋为什么不居中?第二,为什么王洪文放在中间?第三,为什么带上江青,她能和华国锋在一个画面里吗?第四,为什么要三个坏的比两个好的?„„

杜修贤啼笑皆非!

毛主席躺在无氧帐篷里,为了遗体永久保存,必须要取出内脏

毛泽东追悼会以后,中央开始考虑毛主席遗体永久保存的技术问题。人民大会堂里暂时存放的毛泽东的遗体,是用无氧玻璃棺罩着的,里面恒温,遗体可以保存一段时间,但不是长久之计。

9月22日这一天,杜修贤和全体工作人员向毛泽东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新闻采访组也完成了毛泽东治丧期间的新闻报道工作。

杜修贤回到家里吃了一顿宽松舒适的晚饭。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杜修贤的办公室里找他,说是王洪文叫他立即去大会堂有重要任务。杜修贤接到办公室值班员的电话后,马上带上相机,又怕工作量大,还特意叫了个年轻的助手和他一同去。

杜修贤以前和王洪文接触不多,这次王洪文怎么想起来叫他的?杜修贤到大会堂的福建厅领任务,一进门,见华国锋、汪东兴也在里面,他们正在谈事情,就叫杜修贤在门外等一会。

门外的大厅里有沙发,杜修贤干脆坐下吸支烟慢慢地等。

一个服务员走到杜修贤的跟前,开始杜没有注意她是想和他说话的,让人家在一边不好意思忸怩了半天。他发现她后奇怪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那姑娘脸红了,支吾着说:“我们„„服务员虽说经常见到„„首长„„可没有合过影„„您是照相的„„想请您为我们照张相。”

“你们想和谁合影?”

“王副主席„„您帮着我们去说,好吗?”

杜修贤觉得那小姑娘天真幼稚的模样挺有意思,就逗她:“真的想照?”

“嗯。”

“我不能去讲,你们胆大些自己去讲,讲好后我可以为你们照,好吗?”

小姑娘的脸更红了,扭头跑了,两条长辫子在背后一跳一跳的,她心里肯定在骂:这个黑老头,一点面子也不给。

小姑娘一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杜修贤心里怪寂寞的。

过了一会,王洪文在福建厅的门口招手,叫杜修贤进来。这时他们已经结束了谈话。

杜修贤走进去还没坐下来,王洪文就对他说:“毛主席的遗体要运走,为了将来保存好主席的遗体,我们准备在无氧罩子里拍一些照片,留下来作为参考资料,以后用来对照主席遗体保存变化的情况。今天要进无氧罩的人已经事先带氧气面具练习过了,你马上戴面具练习一下,看行不行?”

杜修贤看时间不早了,已经有人几次来请示王洪文什么时候移动主席的遗体,就说:“别人行我也行,就不试了。”

杜修贤叫和他一起来的年轻人在外面等着,他先进去。他心想:我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最后的拍摄我应该义不容辞;再说我也这把岁数了,万一给“报销”了,我也够本了。

杜修贤刚带上氧气面具,旁边的几个熟人就被他的怪模样逗得笑个不停。他从玻璃罩中望其他几个准备抬主席玻璃棺的人的模样,也忍不住想笑,不过大家还在悲痛期间,只是咧了咧嘴。

简直像是防化部队的一次军事行动。

无氧房其实是个无氧帐篷,临时设在大会堂的西大厅里,有两道门,帐篷是透明的,里外都能互相看见。毛泽东睡在里面的玻璃棺里,为了这次取下玻璃棺拍摄毛泽东的近景才罩上这个无氧帐篷,这样就可以保证毛泽东的遗体不和空气接触。帐篷刚罩上时,里面还是充满了氧气,杜修贤看见里面有许多的气球飘浮在帐篷里,这时戴好氧气面具的人把一个个的气球都捅破了。他问别人才知道这些都是特制气球,里面的气体一出来就把帐篷里的氧气全吸收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真空”区间。

杜修贤进第一道门时,前面一个护士就上不来气了,连忙退了出来。当杜修贤进了第二道门时,顿时也感到阵阵的窒息,好像有人卡着脖子似的,幸好进去前,有经验的人告诉他出不来气就拍背着的氧气瓶子,他使劲地拍了几下,氧气接了上来,到底不如平常呼吸的空气柔和,烧得喉咙热乎乎的。如果接不上氧气,杜修贤可能走不出帐篷的门就“舍命陪君子”,永远地跟着毛主席走了。难怪帐篷外的熟人见杜修贤拍打氧气瓶,吓得个个面如土色,连连对他打手势,叫他快出来。用这些熟人们的话说,他们也吓得差不多快断气了,以为杜修贤也给干了进去。

过氧气关后,杜修贤就开始拍摄,他戴着眼镜的双目又蒙上了厚厚的面具玻璃,眼前一片模糊,根本分不清毛泽东的五官。他干脆将照相机拿离面部。拍摄时全凭双手的感觉拨动相机上速度、光圈和焦距,举着相机的镜头对准毛泽东的遗容按动快门。倒霉的氧气瓶一会就不来气,他还要不停拍打氧气瓶。好容易拍了20多张彩照,实在受不了有口气没口气的折磨,便结束拍摄退了出来。

一出了帐篷的门,杜修贤立即成了英雄,被大家围了起来。是啊,他可是个50岁的人,还将自己当成小青年玩命哩!

王洪文一直在帐篷外观看,见杜修贤汗淋淋地出来了,就连忙跑来握住杜修贤的手:“感谢你立了一大功,老杜。”

不过杜修贤感到遗憾的是,他出了无氧帐篷,竟不见一个会摄影的人,他那戴氧气面具的滑稽装扮也没有留下张照片作个纪念。

照片冲洗出来,竟张张拍摄成功。直至现在毛泽东的遗体保存情况都是参照杜修贤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

过了几天,毛主席遗体要进行解剖,取出内脏,以便永久保存。解剖现场也是杜修贤去拍摄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的,至今想起他心里也不舒服。为什么要将好好的人解剖呢?某种程度看,得到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他心里真为主席难受。人死后,一切有形的便随之而灭亡。只有对自己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价值称为精神的东西,西方人叫灵魂,共产党人谓之思想,才会永恒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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