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合肥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毒品案件辩护词（范文模版）

第一篇：安徽合肥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毒品案件辩护词（范文模版）

合肥知名刑辩律师——毒品案件辩护词

（下文所涉案件当事人的人名均为化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 依法接受被告人林某亲属的委托，指派 邓国敏律师 作为被告人林某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在查阅了本案有关材料和卷宗、会见了被告人，并结合今天法庭的调查和质证，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但对检察机关指控的贩卖、运输毒品的数量持有异议。此外，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不予认定。

一、关于被告人林某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的辩护意见：

1、被告人林某贩卖、运输毒品的数量应为1992、84405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在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共六次贩卖毒品460克缺乏事实依据。

被告人林某在抓获后于2015年3月25日至2015年2015年6月25日期间共被进行了8次讯问，每次的口供都稳定、一致，其均表示案发前分五次从被告人彭填焱处购买了1992、84405克冰毒，并卖给了汪某娣、王某媛、朱某挺、阮某生、吕某东等人。被告人林某的供述与本案其他同案犯的供述是吻合的，也与公安机关查证的其他客观证据相统一。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在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共六次贩卖毒品给王某媛、朱某挺共计460克的犯罪情况，缺乏事实依据。依据现有材料，认定被告人林某贩卖460克毒品的证据主要是同案犯王某媛、朱某挺的供述以及公安机关于2015年11月19日对被告人林某补充讯问获得的口供。公安机关是从同案犯王某媛、朱某挺的供述推出被告人林某存在尚未交代的犯罪事实，并对其进行了补充讯问。综合全案被告人林某的询问笔录可知林某在公安机关的8次讯问过程中，始终认罪态度良好，不仅供述了公安机关已经查获的犯罪事实，还真实客观地交代了公安机关尚未查证的犯罪事实。在前8次讯问中，林某均未提到在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共六次贩卖毒品给王某媛、朱某挺共计460克的情况，在2015年11月19日的补充讯问中突然交代了上述的犯罪事实，其中是否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不得而知。

此外，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依据主要源于言词证据，缺乏充分的客观证据加以辅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已确立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

加之本案被告人林某的涉案毒品数量已经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大连会议纪要）中关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中的规定，“针对有些毒品犯罪案件，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上诉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上诉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上诉人的口供与同案上诉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上诉人口供与同案上诉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对上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故公诉机关仅凭借被告人与同案犯的供述就作为指控的依据，显然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加之本案的毒品数量已达到认定死刑的数量标准，在指控上述犯罪事实证据明显不充分的情况下，法院在认定毒品犯罪总量时时应特别慎重。

2、办案机关在对涉案毒品称重、鉴定等关键侦查环节中存在程序违法。其一，从《毒品疑似物称重记录》可知公安机关对查获的毒品进行称重时，并没有案外的第三人作为见证人在场，也没有拍摄现场称重的照片。故办案人员在称重操作中是否规范、严谨难以保证，称重数量的真实性难以核实。

由于现场搜查笔录中未记载对现场扣押的毒品进行封存并编号，初次毒品称重笔录中也没有提及对所称量的毒品进行编号，加上公安机关将涉案毒品送往池州市计量测试所进行精确称重的时间又是在案发后多日，且称量的地点在计量测试所的检测室内，故池州市计量测试所称量的毒品是否就是在被告人处查获的的毒品存疑。加之被告人林某涉案毒品的《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报告》中显示检测日期为2015年4月7日，然而报告最下方的主检人员、审核人员以及批准人员的签名日期均为2015年4月2日，即一份检验报告中出现自相矛盾的两个检测时间，那么该检验报告结论的客观真实性亦存疑。

其二、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林某涉案毒品的定性、定量鉴定过程中存在如下程序违法。

（1）、对涉案毒品的定性分析的受理时间为2015年3月29日，而上述提及的公安机关将涉案毒品送往池州市计量测试所进行精确称重的时间为2015年4月2日抑或4月7日，这就表明公安机关是先将毒品送去进行定性鉴定，再送去精确称量的，这显然是操作顺序上的错误，这也可以更进一步说明涉案毒品的称重结果是不准确的。

（2）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毒品定性、定量分析而出具的鉴定报告的合法性存疑。一是，所有报告中鉴定人员均没有提供鉴定人员的鉴定资格证书以及能够证明鉴定人员在参与鉴定时具备鉴定能力的年度考核审查信息；二是，从《毒品检验鉴定报告》后面的鉴定人员的身份信息可知，鉴定人员的身份均为助理工程师，助理工程师系初级职称。依据《公安机关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个人申请鉴定人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具有与所申请从事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具有与所申请从事鉴定业务相关的法医官、鉴定官专业技术职务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或者具有与所申请从事鉴定业务相关工作10年以上经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从现有的材料中无法获知上述本案具有初级职称的鉴定人员是否符合上述条款中规定的学历要求或从业年限要求。故《毒品检验鉴定报告》得出的检验意见的客观真实性无法保障。

（3）、办案机关未将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池公司鉴化字[2015] 26号及池公司鉴化字[2015] 50号《毒品检验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告知被告人林某，使得被告人林某丧失了依据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提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权利，系典型的程序违法。

二、关于被告人林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辩护意见：

1、被告人林某不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2015年3月25日凌晨，被告人林某与被告人彭某焱选择在林某叔叔家交易毒品后两人随即和同来的彭某勇、彭某文一起就在家中吸食了少量毒品。由于四人原本就是吸毒人员，加之当时身上就带有毒品，聚在一起吸毒是很自然的事，也是贩毒分子之间当场检验所交易毒品质量的习惯。故依据上述事实可知，被告人林某不符合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2、被告人林某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首先，办案机关在林某住处查获的疑似气枪，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该气枪系林某所有。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定罪处罚：

（二）非法持有、私藏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显然依据池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枪支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涉案的这一枪支不符合上述规定，故对被告人林某不应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定罪处罚。

三、关于对被告人林某的量刑，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其存在如下的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林某系2015年3月25日凌晨在大排档处被公安机关抓获，后经林某主动交代后，办案机关随即在林某叔叔家查获402.84405克的冰毒，故查获的402.84405克的冰毒应被认定为自首，且扣押的这部分毒品没有扩散到社会，不会给社会造成实际重大危害。

2、被告人林某自身吸毒，其通过在上下家之间贩卖毒品以获取差价，其贩卖毒品所获取的收入大多都是用于购买毒品供自身吸食，属于典型的以贩养吸。对于以贩养吸的情况，被查获的毒品数量虽然应认定为犯罪的数量，但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罚。

3、被告人林某归案后，相比较本案其他的同案犯，认罪态度良好并深刻悔罪，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没有任何隐瞒，系坦白。

综上所述，被告人林某涉案毒品的数量应为1992、84405克冰毒，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枪支罪，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恳请法庭以贩卖、运输毒品罪一罪对被告人林某定罪，并结合全案的事实证据和量刑情节，依法从轻对被告人林某判处刑罚。

辩护人：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邓国敏律师

年 月 日

第二篇：南京刑事辩护律师：毒品犯罪定性中犯意引诱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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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09年11月4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获悉犯罪嫌疑人周某有毒品犯罪嫌疑，遂安排特情人员装扮成购买毒品的人，与犯罪嫌疑人周某联系购买冰毒（甲基苯丙胺）3克。犯罪嫌疑人周某前往交易地点打算进行交易时，被守候的警察抓获，当场从其驾驶的车辆内查获甲基苯丙胺63.32克。周某称毒品是买来自己吸食的，周某的尿检结果呈甲基苯丙胺类阳性。未查实周某有贩卖毒品给其他人的事实。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意引诱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这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的观点。因此，对周某应定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的数额，按照查获的数量认定，即63.32克。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周某具有贩卖毒品的犯罪意图，属于犯意引诱，不能认定为贩卖毒品，而应当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关于犯意引诱型毒品犯罪司法解释的解读

关于毒品案件，最高法先后发布过两个座谈会纪要，一个是2000年4月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南宁会议纪要》）；另一个是2008年12月8日发布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大连会议纪要》）。先后两个会议纪要对于犯意引诱型诱惑侦查对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影响的规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南宁会议纪要》规定：“对具有这种情况（指犯意引诱）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前后两个纪要的区别在于，后者多了个“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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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微妙变化很容易被忽略，如果说《南宁会议纪要》强调的是犯意引诱只影响量刑“从轻处罚”，而不影响定罪的话；那么《大连会议纪要》“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则涵盖了根据案件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罪名以符合罪刑相适用的原则。因此，对于犯意引诱的毒品犯罪，针对不同的案件，既可能影响量刑，也可能直接影响定罪。

■关于犯意引诱型毒品犯罪类型的法理解读

诱惑侦查一般分为机会型诱惑侦查和犯意型诱惑侦查。对于机会型诱惑侦查（包括数量引诱）不影响案件的定性和量刑，基本上没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在于犯意引诱，对此美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有过长期的争议，并已经形成“陷阱之法理”的理论和判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肯定了基于“陷阱”的被告人的无罪抗辩。在日本司法实践中，既有对犯意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不以犯罪论处的判例，也有不影响被诱惑者罪责成立的判例，理论界则更是众说纷纭。

结合我国毒品犯罪的现状和司法实践，对于犯意引诱型毒品犯罪的定性，应区别不同情况对待。

一是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被查获前一段时间有贩毒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贩卖毒品，而由特情人员向其诱惑购买毒品。此种情况下，行为人是否会继续实施贩卖毒品行为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在特情引诱之下实施贩卖毒品，主观上不确定的意图转化为贩卖毒品的故意，此类案件可以定贩卖毒品罪，量刑时可从轻处罚。

二是行为人持有毒品，但缺乏证据证明其此前贩卖过毒品，也无证据证明其具有出卖意图，特情人员主动约购毒品，由于缺乏证据证明行为人事先即存在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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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但行为人持有毒品这一客观事实是现实存在的，并非是侦查活动引起的，即使排除诱惑因素，其持有毒品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此类案件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三是行为人原本没有实施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和犯罪行为，亦无涉毒犯罪的前科，但是由于受到特情人员等开出的高额买入价诱惑，出于简单贪利动机而临时性从他人处购进毒品贩卖给特情人员，此后在事先安排好的交易状态下交易时被查获。此种情况属于司法机关人为地“制造”犯罪，完全属于受侦查行为引发犯意，则不宜认定为犯罪。因此，对于犯意诱惑型毒品案件，应当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区分情况处理。

综上，本案中公安机关通过诱惑侦查，没有证据证明周某以前曾经贩毒，属于犯意引诱。无法证明周某具有贩卖毒品的意图，且周某辩称其持有的毒品是用来自己吸食的，且尿检呈甲基苯丙胺阳性，属于前述犯意诱惑的第二种类型，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性。

第三篇：知名刑事辩护律师解读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分别经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2次会议、2017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通过，于2017年5月9日对外公布，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一、司法解释的背景情况

（一）立法的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网络的高速流通，公民个人信息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2009年2月28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七）》增设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将国家机关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非法提供给他人的行为，以及窃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九）》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作了进一步修改：一是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二是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从重处罚；三是提升法定刑配臵，增加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15年11月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六）》取消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罪名，将两者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二）制定司法解释原因与过程

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涉及范围广泛，信息类型复杂多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具体定罪量刑标准不够明确，一些法律适用问题存在争议，2016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共同启动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经对辽宁、江苏等地方的前期调研，听取公安部和腾讯、阿里巴巴、奇虎360等互联网企业的意见，征求公安部和最高检有关内设机构、各省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形成并完善了解释稿，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求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送审稿。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并原则通过送审稿后，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送审稿作了进一步研究修改，提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解释》的主要内容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

《解释》第一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为基础，明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之所以将行踪轨迹等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明确涵括在‚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之内，主要考虑是，行踪轨迹等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属于关系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高度敏感信息。此外，我国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将会进一步完善，相关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规范将会逐步出台，这样规定将使《解释》与今后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保持协调。

注意点：1.公民个人信息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能够识别个人身份或者体现个人活动，实践中公民个人信息不限于本条列明的几类信息；2.与特定自然人关联的‚账号密码‛属于‚公民个人信息‛；3.‚公民个人信息‛既包括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也包括外国公民和其他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

（九）》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提要件由‚违反国家规定‛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同于‚违反国家规定‛，前者的范围更为宽泛。据此，《解释》第二条将‚国家有关规定‛解释为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特指国家层面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管理方面的规定，不包括地方性法规等非国家层面的规定。

（三）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

《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理由是：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属于一对一的‚提供‛；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实际是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属于一对‚多‛的‚提供‛。

《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明确，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主要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法律层面是允许合法的个人信息交易和流动的，对于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经得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的，不能纳入刑事打击范围。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信息，由于已经不具备‚公民个人信息‛与特定人的关联性和识别性的属性，提供这类信息的，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对于 ‚人肉搜索‛案件，行为人未经他人同意，将其姓名、身份信息、住址等个人信息公布于众，影响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的，如果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可以按照本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客观行为表现方式之一。《解释》第四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属于 ‚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具体包括：1.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2.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对于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否‚非法‛，应当结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整体条文考虑，以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作为判断标准。

（五）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1.规定入罪标准的几点考虑

《解释》主要考虑六方面的因素，即侵犯个人信息的数量、信息类型、信息的用途、违法所得数额、主体身份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2.‚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

第五条第一款列举了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十项情形。其中：

（1）第一项‚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办案时，只需证明这类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不必再具体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信息用于犯罪。同时出售或者提供这类信息，不论数量多少，即使只有一条行踪轨迹信息，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第二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可能被他人利用实施犯罪的公民个人信息，虽然未被用于犯罪，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面临即被侵害的现实威胁。出售或者提供这类信息的，不需要有信息数量的限制。但应当注意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这类信息实施犯罪。

（3）第三项‚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办案时只要查实涉案五十条的，即应当立案追诉。‚五十条‛标准仅限于上述四种信息，不允许实践中再通过‚等‛外解释予以扩大适用。

（4）第四项‚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五百条‛标准主要适用于上述类别的可能影响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信息，办案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该项没有列举但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信息，适用此标准。涉案信息应与上述列举的四种信息在重要程度上具有相当性。（5）第五项‚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除公民个人敏感信息和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外，涉案信息还包括姓名等一般性信息，对此类信息适用‚五千条‛标准。

（6）第六项‚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对于涉案信息各类型混杂的，如果每一相应类型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均没有达到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五十条‛‚五百条‛‚五千条‛入罪标准的，需要进行比例折算，按照一、十、一百的倍比关系，合计达到上述标准之一的，即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7）第七项‚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办案时，在对信息类型和用途难以界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违法所得数额认定‚情节严重‛。（8）第八项‚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此处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的人员，不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还包括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按此标准定罪处罚的，不应再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3.‚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解释》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形。第一项‚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第二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造成的严重后果方面作出规定。第三项‚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涉及的数量和数额方面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相差悬殊，从几千条到几十万条（甚至更大数量）不等的情况，故将‚情节特别严重‛和‚情节严重‛之间的数量数额标准设臵为十倍的倍数关系。

4.为合法经营活动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定罪量刑的特殊标准

第六条第一款列举了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三项情形。相比较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特别规定。

（1）第一项‚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的‛，与第五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有所区别，主要考虑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是非法的，但经营活动是合法的，对经营所得不能认定为违法所得，宜以获利数额计算，参考非法经营罪的入罪数额标准，规定为五万元。

（2）第二项‚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与第五条第一款第九项有所区别，仅规制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行为。

（3）第三项‚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是兜底条款，实践中应该严格适用。

5.在适用《解释》第六条时应当把握：

（1）第六条针对的是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此类行为主观目的是为了合法经营活动，社会危害性不大，即使构成犯罪，通常也不需要升档处理，所以《解释》仅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

（2）关于 ‚为合法经营活动‛的认定，主要由被告方提供相关证据，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作出综合审查判断。

（3）此类涉案信息仅限于一般信息，不包括可能影响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信息。

（4）此类行为的客观表现方式仅限于购买、收受，如果将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的，根据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量刑标准适用第五条的规定。

（5）第六条没有明确‚交换‛这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表现方式。主要考虑是，交换信息相比较购买、收受信息，是双方对向提供、收受信息行为，性质比‚购买、收受‛更为恶劣，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交换信息的，应当按照第五条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6.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为加大对单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惩治力度，《解释》第七条明确，单位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之罪的，依照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六）认罪认罚从宽处理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两高‛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为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精神，《解释》第十条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从宽处罚作出规定，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行为人系初犯，全部退赃，并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需要注意的是，本条只适用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以下的情形，对于达到‚情节特别严重‛标准的，不能适用本条规定予以从宽处罚。

（七）设立网站、通讯群组行为的认定

实践中，一些行为人通过建立网站、通讯群组供他人进行公民个人信息交换、流转、销售，以赚取服务费用。普通网民能够在网站查询他人账号和密码，甚至公开兜售公民个人信息。此类网站存储、流转公民个人信息量巨大，但网站建立者、直接负责的管理者未直接接触公民个人信息，不少情形下难以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但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于供他人实施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实际上属于‚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因此，《解释》第八条规定，设立用于实施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八）拒不履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管理义务行为的处理

实践中，一些单位或个人因为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的需要，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危害后果。为了促进网络运营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网络安全法》确立了‚谁收集，谁负责‛的原则，第四十条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致使用户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虽难以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但根据《刑法修正案

（九）》增加规定的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的规定，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因此，《解释》第九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户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的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九）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计算规则

公民个人信息数量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定罪量刑标准的主要依据。《解释》第十一条明确，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或者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不重复计算。向不同单位或者个人分别出售、提供同一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累计计算。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

对于同一条信息中涉及多个公民个人信息的，如家庭住址、银行卡信息、电话号码等，可以认定为一条公民个人信息。由于这一问题实践中认识较为统一，《解释》没有再次着重强调。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或者提供给同一对象的，不宜先计算非法获取的信息数量，再计算出售或者提供的信息数量，此种情形下数量不重复计算。比如，非法获取了他人拨打电话的记录五十条，将其出售给同一人或者单位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五十条。

公民个人信息向不同对象分别出售、提供的，属于重复出售或者提供个人信息，社会危害性较一次性出售或提供危害性更大，数量应累计计算。比如，非法获取了他人拨打电话的记录五十条，将其出售给两个人或者单位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百条。

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上万条甚至更多的，可能存在信息重复的情况，比如，针对同一对象可能并存‚姓名+住址‛‚姓名+电话号码‛‚姓名+身份证号‛等数条信息，但要求做到完全去重较为困难。为便于办案部门实际操作，突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从严惩治，《解释》明确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允许根据在案证据排除不真实或者重复的信息。

（十）罚金刑适用规则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第四篇：安徽合肥中院保护劳动者权益十大典型案件

安徽合肥中院保护劳动者权益十大典型案件

2014年04月30日 10:14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韩成成 [导读]

4月29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2013-2014年合肥市法院保护劳动者权益十大典型案件》。据统计，2013年，合肥法院系统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约2500件，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案件173件。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争议纠纷、企业拖欠工资报酬、加班工资、工伤赔偿，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方面。

合肥法院保护劳动者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1、航空公司机长也享有依法辞职的权利（吴某诉中国某航空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情简介】2003年7月，吴某与中国某航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吴某在该公司从事飞行工作，吴某应在该公司一直服务至退休止。在服务期内，吴某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应向该航空公司赔偿违约金等。合同签订后，吴某经过多年培训和飞行，逐渐成长为一名机长。

2012年9月，吴某因个人原因提前三十日向中国某航空公司提出辞职，该公司不同意，双方为此发生争议，吴某遂申请劳动仲裁，中国某航空公司亦要求吴某返还其巨额的培训费用及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约金等。案经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均依法判决支持了吴某与中国某航空公司解除合同，同时也判令吴某支付了某航空公司相应的培训费用。

【法官点评】人们常说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各个企业对人才的争夺，尤其是对高端技术性人才的争夺正愈演愈烈。飞行员是掌握了高端飞行技能的稀缺人才，各航空公司基于培养引进飞行员所花费的巨额成本，都想方设法留住在职的飞行员。因而，飞行员辞职难的问题也被有关媒体称之为“飞行员辞职困局”。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权剥夺任何劳动者的该项权利。本案最终判决准许吴某的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判令吴某就提前辞职给用人单位造成的相关损失予以补偿，为解决类似飞行员辞职争议案件提供了成功的司法范例。

2、企业高管的提成收入用人单位应依约支付（俞某某诉合肥某企业管理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情简介】2011年1月，俞某与合肥某企业管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公司聘请俞某为其上海分支机构总经理，负责开拓上海的蛋糕产品市场，双方除约定了俞某的基本工资外，还约定按俞某的实际销售额给予3%的提成。合同签订后，俞某着手成立上海分支机构并在上海销售蛋糕产品等。2011年12月，俞某因个人原因辞职，合肥某企业管理公司予以准许，双方解除劳动关系。2012年1月，俞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合肥某企业管理公司支付其30余万元销售提成等。案经劳动仲裁及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合肥某企业管理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某蛋糕公司最终承担了俞某20余万元的销售提成款。

【法官点评】近年来，因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销售提成问题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销售提成款一般是指在劳动者的基本工资以外，约定的按照劳动者实际的销售业绩，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性回报。由于销售提成款的特殊属性，劳动者通常需要对实际销售业绩承担举证责任，而一些用人单位也常常假借各种理由克扣提成款。本案当中，俞某某在诉讼中，对于证明销售成果的证据材料准备比较充分，很多证据还进行了公证，能够反映其实际的销售额及应得的提成款数额，对于劳动者最终获取应得的劳动报酬起到了重要作用。

3、侵权造成工伤第三人赔偿不到位职工可要求工伤赔偿（徐某某诉安徽某公路养护公司工伤赔偿案）

【案情简介】 2011年11月28日，安徽某公路养护公司职工徐某某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随后徐某某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诉，法院判决肇事人等赔偿徐某某各项损失38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因责任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有限，徐某某只获得赔偿款48000元。与此同时，徐某某被认定为工伤，劳动功能障碍为八级。徐某某遂又诉至肥东县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其工伤赔偿费用。案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该公司未为徐某某办理工伤保险，用人单位应支付其侵权赔偿不足部分的工伤费用。鉴于徐某某两次诉讼中，有关费用存在重合，故该公司应支付费用可扣除徐某某从侵权诉讼中已获赔款，最终判令该公司向徐某某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97937元。

【法官点评】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的，劳动者既可以要求侵权人给予民事损害赔偿，也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本案当中，徐某某因工致残，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因用人单位未为徐某某办理工伤保险，故该公司应当比照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向徐某某支付工伤赔偿费用。徐某某虽先提起第三人侵权之诉，但一直无法获得全额赔偿，法院判令用人单位支付徐某某侵权赔偿不足部分的工伤赔偿费用，从而及时保障了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

4、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应承担赔偿责任（陈某某诉庐江县某康复医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案）

【案情简介】陈某某系执业医生，2006年7月开始在庐江县某康复医院工作。2012年8月3日，康复医院以陈某某于7月份旷工5天为由解除了与陈某某的劳动关系。陈某某提起劳动仲裁，康复医院不服裁决起诉至庐江县人民法院，该院判决：康复医院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两倍支付陈某某赔偿金75600元。二审中，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根据康复医院提供的2012年7月份的电子考勤表和工资表能反映出陈某某该月有24天在上班、实际加班4天，并已足额领取了该月的工资、奖金和加班费，不能证明陈某某存在旷工事实，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劳动权提供了专门的保障，用人单位不能擅自解除劳动关系。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做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发生劳动争议的，用人单位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当中，康复医院以陈某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事实证据却不能陈某某存在旷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与劳动者劳动关系的，就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法院通过审理，明确了用人单位对解除与劳动者劳动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对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5、用人单位应保持女职工“三期”期间原有薪酬不变（王某某诉某国际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追讨劳动报酬案）

【案情简介】王某某于2010年2月受聘到某国际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合肥办事处工作。2011年4月，王某某怀孕，于12月生育。2012年5月，公司要求王某某改到上海市青浦区的工作地点报到。王某某未报到，公司遂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就劳动报酬标准等发生争议。双方经过经劳动仲裁和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王某某每月应得工资总额5000元，王某某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亦应享受原有福利待遇不变，用人单位在此期间要求降低工资标准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据此判决，某国际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按原工资标准支付王某某2011年8月至2012年5月工资及产前检查费、生产费。

【法官点评】女职工不仅是劳动者，同时也承担着生育哺幼的社会职能。因此，法律法规始终对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实行特殊保护。如《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非有法定情形用人单位不得解除与“三期”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更是明文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本案判决纠正了用人单位不依法支付“三期”女职工合理薪酬待遇的错误行为，解决了女职工在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面临的特殊困难，保障了女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展现了司法审判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爱。

6、企业整体出租后对承租人雇佣人员应承担劳动法律责任（长丰县某建材厂诉胡某不存在劳动关系案）

【案情简介】夏某等三人作为承租方共同承包长丰县某建材厂，对外仍然以建材厂的名义经营。夏某又招用胡某在建材厂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办理社会保险。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胡某遂以长丰县某建材厂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支持了胡某的仲裁请求。建材厂不服诉至长丰县人民法院，认为该厂早已整体出租给夏某等三人，且夏某等合伙人也表示愿意承担胡某的工资，因此建材厂不是实际的用工主体，其与胡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长丰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胡某与建材厂存在劳动关系，该厂应支付胡某双倍工资、经济补偿、补办社会保险。一审判决后，建材厂不服，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长丰县某建材厂虽然将该厂整体承包给了夏某等三人经营，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承包协议的效力只限于出租方和承租方之间。由于承租方对外仍然以长丰县某建材厂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长丰县某建材厂将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夏某等三人，应由长丰县某建材厂作为适格的用工主体承担用工责任，法院的判决有力的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7、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后签订的备忘录不能代替劳动合同（合肥某厨具公司诉杨某不支付双倍工资案）

【案情简介】杨某于2011年10月入职合肥某厨具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10月9日杨某离开该公司。后杨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合肥某厨具公司支付因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经济补偿等。仲裁裁决做出后，某厨具公司不服诉至长丰县人民法院，认为其与杨某于2012年10月24日签订了一份《备忘录》，载明杨某月工资为2300元，工作期限两年，其他按《劳动合同法》规定执行，该《备忘录》具备部分劳动合同的效力，该公司不须支付杨某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等。长丰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备忘录》是在杨某离职后签订，不能认为是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某厨具公司应支付杨某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一审判决后，合肥某厨具公司不服，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往往会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否则将会承担支付双倍工资等不利后果。本案中某厨具公司一直未与职工杨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杨某离职后签订的《备忘录》虽有部分关于劳动合同内容的约定，但不能违反《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期限的强制性规定，故两级法院均认定该《备忘录》不能替代劳动合同。

8、劳动者举证证明存在加班用人单位应支付加班费（彭某诉合肥某橡塑公司支付加班费案）

【案情简介】彭某于2011年2月进入合肥某橡塑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约定实行标准工时制。实际工作期间彭某每天工作时间10.75个小时，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75个小时。后双方因加班费支付等事宜发生争议，彭某经劳动仲裁后诉至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该院一审认定，彭某提供了车辆行驶报表、加班申报表等证据证明加班事实，而合肥某橡塑公司未能提供考勤记录等证明彭某上下班时间。据此，该院判决合肥某橡塑公司按彭某月基本工资的150%标准一次性支付彭某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15000元。合肥某橡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双方自愿达成协议，调解结案。

【法官点评】我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劳动者加班，应当得到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加班费。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彭某提供了车辆行驶报表、加班申报表等证件证明其加班的事实，结合公司的考勤制度和工资发放情况，法院判决认定用人单位应支付加班工资。因此，劳动者在提供劳动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收集与加班有关的证据材料，以便在用人单位不支付加班费时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9、受派遣劳动者未参加社保发生工伤后用工单位要承担连带责任（张某诉合肥某人力公司、安徽某机械公司工伤保险待遇案）

【案情简介】2012年8月，张某进入合肥某人力公司工作，并被劳务派遣到安徽某机械公司工作。合肥某人力公司未为张某办理工伤等社会保险。2012年8月，张某发生工伤事故。嗣后，张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劳务派遣单位合肥某人力资源公司和用工单位安徽某机械制造公司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历经仲裁和诉讼，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合肥某人力公司违法不为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安徽某机械公司疏于审查劳动者参保情况，对于被派遣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的损害，均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判令合肥某人力公司、安徽某机械公司对张某应获工伤保险待遇承担连带责任。

【法官点评】劳务派遣是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岗位上的用工方式，具有高灵活、低成本以及用工风险转移等特点。现实当中，常有不规范的劳务派遣单位不为劳动者办理社保，而一些用人单位也籍此规避法律责任，往往导致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求偿无门。本案当中，用工单位使用未办理工伤保险的劳动者进行劳动，本身存在存在过错，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务派遣单位承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同时，用工单位亦应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强调用工单位对劳务派遣单位违法情形的部分审查义务，对于规范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权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0、用人单位未按约提供劳动待遇劳动者解除合同可获得经济补偿（薛某诉合肥某电气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案）

【案情简介】2011年5月，薛某入职合肥某电气公司任操作工。同年11月，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至2014年10月31日止。合同履行过程中，某电气公司未按时为薛某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薛某工资。薛某于2013年1月申请劳动仲裁，后诉至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合肥某电气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等。该院经审理后认定，合肥某电气公司未能为劳动者兑现交纳社会保险，支付工资等劳动待遇，且已无法为薛某提供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条件。判决双方解除劳动合，合肥某电气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合肥某电气公司不服，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又自愿撤回上诉，双方均按一审判决执行。

【法官点评】劳动合同旅行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按约为劳动者提供劳动待遇，这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果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没有按照约定为劳动者提供相应的劳动待遇和条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四十六条的规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获得经济补偿金。在此也要提醒广大劳动者，劳动合同期限内因劳动者本人原因提出辞职，是不能获得经济补偿金的。如果劳动者是因为用人单位不能提供法定劳动待遇提出解除合同，应当在提出时写明解除合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