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组织交心”——二舅的故事“家国记忆”征文作品6

第一篇：“向组织交心”——二舅的故事“家国记忆”征文作品6

“向组织交心”——二舅的故事“家国记忆”征文作品6

“向组织交心”——二舅的故事|“家国记忆”征文作品6 2015-03-30 李榕 历史百人会

兄妹俩：国家经委时期的二舅与在北京读大学时的母亲（57年）前记：在大家都喜欢吃“快餐”的年代，要感谢那些耐心把这篇文章看完的读者们。这篇《舅舅的故事》发生在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太熟悉的年代，但其主人公的人生起伏之大，跌宕之巨，天上地下的被折腾比那些我们以前看过的电影更像是电影中的情节。舅舅已经老了，他们这一辈人都已至耄耋之年。如果哪一天他们走了，他们曾经的经历也就随着他们的离去渐渐地湮灭了。我不写，对不起吃尽了苦头的那一辈人。不仅仅是舅舅。---------李榕

引子：南开大学，人民大学时期

二舅，大名王笃。在我母亲姊妹六人中最有才华，最有天赋，胆子最大，最能折腾，命运也最坎坷。由于战乱，二舅小学只读了四年就直接上了初中。初中只读了一年半又直接上了高中。49年解放前夕在南京四中读高中时二舅思想左倾激进，在班上地下党员的鼓动下冲锋在前，反饥饿，争民主，带头反对学校随国民党南迁，代表左派同学跟右派学生谈判。去时几人腰里别着木棒，谈判进行中按事先暗号突然熄灯，掏出木棒一顿乱抡，抡着谁算谁，抡完就跑。几次冲锋陷阵下来，学校里的国民党认定这家伙一定是共产党。第二天上学时二舅刚走到校门口，就有同学在大门处连使眼色带比划：“不能进去，他们带枪了，要抓你！”二舅抹头就跑。晚上地下党派同学到家里告诉外公二舅的事。外公拉上母亲，坐着黄包车满南京城地找儿子。二舅自此不敢再去学校，直到南京解放。解放军的坦克已经开到了新街口，他才回学校。这么敢折腾的一个年轻人，连学校里真正的地下党员都以为他也是共产党。因为当时都是单线联系，彼此只能靠感觉判断。可实际上他连党的外围组织都不沾边。充其量也就是个“反蒋青年”，自觉自愿地为理想鼓与呼。二舅的大舅韩德培（外婆的弟弟）：图中戴黑框眼镜者。49年二舅在清华园准备考.大学时，韩德培写信給钱伟长，请他关照外甥。他是我们家族中另一个右派

南京解放后，二舅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北平考大学，同学中有一人的哥哥在清华当教员，于是一行人就都借住在清华园里准备功课。二舅的大舅韩德培（我外婆的大弟弟，后来中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曾任武汉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得知外甥正在北平备考大学，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清华任教的钱伟长，请他关照二舅。（因二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相熟，并一同从美国回国）钱伟长找到二舅，并嘱二舅可住到他的家里去，还提出可帮他复习功课。二舅没好意思，仍与南京来的同学一起住。几个月后，大家都考上了不同的学校，二舅被南开大学经济系录取，离开北平去了天津。

在南开大学，二舅学习勤奋，初露才华。大二时，就翻译了一篇《论卢布稳定性加强的基础》，刊登在天津大报的经济专刊上，标题旁有醒目的“南开大学王笃译”，很给自己和学校长脸。同时期，二舅还被系里教授挑选担任南开财经专修科的兼职助教。大三刚读完大四还没开始读就被学校保送到北京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

52年，年轻的王笃来到北京人大读研究生。全班50多个同学，约一半选自全国各高校的尖子生，另一半则是直接从各种工作岗位上选拔来的“调干生”。吴树青（后来曾任北大校长）任学习班长，王笃任生活班长。三年后，这两位班长在人大一起入了党。55年二舅以“优等”毕业论文从人大研究生毕业。学校决定留校四人，王笃和吴树青又是其中之二。当时，希望留校者众，但只有学习最好的学生才能留校。留校的四人中三人来自本科高校（南开，复旦和湖南大学），吴树青是留校四人中唯一的调干生。据说，吴树青学习极其刻苦，头脑灵活，口才超群，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是调干生中之翘楚。二舅后来告我，与其他人不同，他当时并不想留校。原因是不喜欢北京的气候。他毕业时填的四个志愿：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清一色南方的大学。但“组织决定”了，他是党员，应该服从。

二舅留校任教一年，56年夏他刚从大连招生回到学校，教研室主任就找到他：“人事处让你去一趟”。二舅来到人事处，人事处长通知他：“学校决定调你去国家经委工作”。二舅没一点思想准备，竟然还不太情愿：“我愿意在学校教书。我的理想就是像我大舅一样当个教授。”人事处长没说服二舅，于是就拿出了聂校长的推荐信。聂校长，聂真，老革命，聂元梓的大哥，当时是人大副校长。二舅就又找到聂校长，聂校长将推荐信和经委的调令摊在二舅面前。二舅五十多年后对我回忆道：“我看得很清楚，除了信上介绍了我的情况，说了一些评价很好的话，最后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批语：'同意王笃同志到我委工作，暂到政策研究室协助马洪同志工作。”薄一波'.薄一波当时是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那么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怎么会在王笃这么个小不拉子的调令上手写那么一行批示，王笃这名字是从哪一级“上达天听”的，至今二舅也没弄明白。聂校长说，你是党员，这是组织的决定。看完那个批示，不用聂校长说，二舅也明白这是组织看上他了。国家经委时期：与马洪先生共事

二舅曾对我回忆说，他一直觉得不解，那时一个普通教师去国家机关报到，都是自己扛着行李卷乘公共汽车。可是那次却通知他，经委有小汽车来接。随车来了一个同志，帮二舅把行李搬上车，径直开往位于三里河的经委办公地。二舅以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是和大家一起住集体宿舍，但车到了经委，那位同志却把他引到一处挺讲究的套间，寝具办公桌俱全，地板煞亮。二舅顿时对这么优渥的待遇有些摸不着头脑。带他来的同志却说，这是领导给你安排的住处。

二舅在经委的政策研究室开始为领导做政策研究。直接的顶头上司是马洪先生。马洪先生布置给二舅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二舅帮马先生修改薄一波准备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稿《论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这篇发言稿是马洪先生起草的，这么重要的发言稿竟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帮助修改。这事就是放在今天也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马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和老革命。参加革命后名牛黄，到延安后陈云为其改名马洪。马洪曾在东北局工作，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毛泽东语）。高岗被毛扳倒之后，马洪受株连，被发配到北京的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同是山西老乡的薄一波很了解马洪的才干。马洪自学成才，是共产党自己的经济学家。薄一波向周恩来提出把马洪要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发挥他的专长。马洪先生在共产党内几起几落，经历了复杂的党内斗争。在马洪先生的女儿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80年代中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的议长前，特意与一同参与会见的马洪先生单独谈话，对他说，你我都是几上几下*。从80年代初起，马洪先生先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因缘际会，从56年开始，马洪先生和我二舅，这两个年龄，出身，背景，经历如此相殊的人为了革命（套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走到一起来了。二舅非常敬佩马洪先生，对马先生执长辈礼。而马洪先生也很赏识这个性格开朗，诚实有才华的年轻人，对二舅的文章从逻辑到文字都仔细教诲，在马洪先生从政治形势到国民经济宏观视野的熏陶下，二舅文章的格局开始变得宏观，从整个国家层面着眼，从整体经济着眼。他写文章超快，一气呵成，整理归纳极有条理，成了个写文章的快手。马洪先生上午刚布置下来某个专题，下班前二舅就已将文章完成并放在他的桌子上了，且条理清晰，遣词得体，政治尺度拿捏得当。很多时候，马先生对他的文章甚至一字不改，即直接送交经委领导，甚至国务院，乃至政治局。一段时间以后，马洪先生就在政策研究室里提议“老王”（马洪对二舅的称呼，其时二舅不过27岁）担任经委政策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全体举手通过。

一次，中国青年出板社向马洪先生约稿《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问题》，书还没有完成的时候，马先生要陪李富春和薄一波去四川考察。于是马先生找到二舅：“老王，出版社催稿催得很急，你帮我把剩下的一章写完吧。” 二舅那时年轻，连表面上的谦虚推辞客套也不会，当即答应了。洋洋数千言，一通的引经据典，严谨论证，完成后就交中国青年出版社了。出版社的编辑竟然没看出这本署名马洪的书其实出自两个人的手笔，观点论据，行文风格天衣无缝。书出版后，马洪先生拿到500块人民币稿费，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马先生高兴地对二舅说，找个空，我请你吃烤鸭去！*

母亲那时也在北京读大学，周末经常去二哥处帮他整理房间。有一次母亲到经委却找不到二哥。经委的人告诉她：“你哥哥正在大礼堂讲课呢！” 经别人指点，母亲来到大礼堂，一看台下至少坐着几百号人，她那个不到三十岁的二哥一个人在台上操着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正侃侃而谈，白话得起劲。讲的全是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母亲根本听不懂。但她突然间觉得很骄傲，对二哥很佩服。二舅英文底子很厚，《资本论》直接看英文版。搞政策研究时，中央经常要求了解西方报纸如何评论中国政府当时的某些政策，二舅的英文则正可发挥所长。有一次，英国“世界名人大辞典《Who's Who》寄来一个关于薄一波的介绍条目要求中方核实。经委要求二舅翻译。二舅译后，发现《Who's Who》对薄一波的介绍实在离谱。交上去后，薄一波本人看到译文后也觉得哭笑不得，一扔了之。这说明当年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了解极少。多年后，二舅的一位当年人大同班同学对我分析说，这可能也是当时经委要你二舅而不是其他人的原因之一。因为王笃在人大读书时在学生中英文显得很突出。

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使然，他也会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二舅对我回忆过一件事，当时毛泽东提出“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这是针对马寅初先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任务下达到二舅，二舅明明心里认同马寅初先生的观点，但人在组织，身不由己，于是他按照领导的要求，附和毛的思想，显示毛的正确，把国内外各种“克思”们的人口理论断章取义地收集了一堆，冠以《马恩列斯毛论人多是好事》的标题，交给了经委办公厅。薄一波专门为此汇编写了前言，还要求“限处级以上干部阅读”。在这儿之前，领导还曾布置二舅写一篇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文章写好后，薄一波在文章题头处写了一行字：“邓拓同志，我委同志写了一篇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请予发表。薄一波。”很快，《人民日报》发表了二舅的那篇文章，这也是官方第一批正式批判马寅初先生人口论的文章之一*。这同时也是二舅被发配前最后一次的“官方作品”。

几十年后，二舅对我说，当年是奉命写作，没有办法。言不由衷，还以势压人。愧对马寅初先生！其时的大环境使然，那是一种组织行为，乃至政府行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只能徒呼奈何。

那时二舅仍然单身，马洪先生经常把二舅叫到他家里吃晚饭，边吃饭边谈一些要研究的问题。特别是每次马洪先生从薄一波家里回来，立刻就会打电话给二舅：“老王，到我家来吃饭”，一边吃饭，一边传达“上头”的最新精神。吃完饭，二舅就会连夜把最新的中央精神整理归纳总结，第二天早上文章就放在马洪先生的办公桌上了。到马洪先生家的次数多了，以致于马洪先生的家人和孩子们跟二舅也熟悉了。五十多年后，马洪先生的女儿马雅写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回忆父亲马洪》，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其中提到了二舅，这是后话。

当了右派

57年开始大鸣大放，共产党邀请各界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共产党员更是要“向组织交心”。二舅是经委政策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他热情高涨的组织大家鸣放，帮党整风，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仅自觉鸣放，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晚上回家想起来什么白天会上忘了说的，第二天开会力马再交一回心。生怕党听不到自己的心声。

五十年后，我在听二舅跟我回忆这些向党交心的往事时，我怀疑他当时对党的忠心耿耿是不是达到有点“缺心眼”的程度了——先对党掏了心，接着再扒肝扒肺。简直好像让人拍了花子，让说什么说什么，让去哪去哪。与马洪先生不一样，在此之前他一直是顺利的，并没有经历过复杂甚至是残酷的党内斗争。他是真爱他的党，恨不得他的党一天之内变得完美。其单纯，其真诚，其天真，其执着，其一厢情愿，在今天的人们看起来几近达到脑残级别，很难理解。

我曾问他，你到底说了什么让你够了线？他说，他有一些同学来北京出差，需要查资料，到哪个部几乎都被拒绝，说是那些资料属于保密级别。即使是党员，也被不客气的拒绝了。同学于是来走他的后门，因他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中央文件，甚至可以看到政治局的文件。这些同学羡慕之余，就在二舅处大发牢骚。当时正是党鼓励大家提意见的时候，二舅的党性就上来了！立刻找另一个发过牢骚的同学合写了一篇《不要让保密制度窒息经济科学的发展》的文章发给了《文汇报》。这位合写的同学后来也因此成了右派。文章强调指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样的保密制度，马克思当年的《资本论》根本就写不出来！意思是马克思没地方查资料去。此外，二舅对党的干部任用制度及党的有些干部进城后的特殊化和官僚主义，很多地方不按法律办事，法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向党提了意见。

当时向党交心的人太多，重量级民主人士更多，报纸的版面得留给最重量级的“交心”文章，留给那些“最猖狂的”言论。所以《文汇报》压根儿没看上二舅对党的这点心意，力度根本不够，给退稿了。二舅还很为党没听见自己的心声觉得有点失落。与马洪这些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不同，二舅这些书生们不明白，共产党是从极其艰苦卓绝，异常复杂的，你死我活的，血雨腥风的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政党。对保密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即使取得政权后，共产党依然延续了战争年代的保密制度。而二舅这些只在国统区闹过**的，脑子里只有学术的书生们就觉得这种保密制度制约阻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

直到57年五月份，二舅读到了一份中央发给薄一波的“绝密”级文件，此文件规定只印发到中央委员一级。这是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的，题目叫《事情已经在起变化》。毛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还在兴高采烈.。我们还需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说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已经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二舅看了大惊，但仍以为毛只是针对党外说的。“共产党员哪个不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才入党的，怎么会反党。”（王笃语）讽刺的是，反右初期，他还被经委党组任命为经委反右刊物的副主编。他当然没有想到也就是几个月以后，他最信任的组织，曾那么器重提拔他的组织转身一闷棍打到他头上来了！

我曾开玩笑地挖苦二舅, 就你积极，就你玩命“交心”，就你好表现，别人不说话，为什么就你那么喜欢提意见？你不当右派谁当？但现在想一想，扪心自问，这样指责二舅公平吗？这样指责那些和二舅一样衷心为党的热血青年公平吗？ 为什么全国最后会有55万右派？这50多万人都是傻子，都缺心眼儿吗？ 为什么明明毛说了这是“阳谋”，这几十万人，无论党内还是党外，还那么前赴后继的给党提意见，往那个套里钻？ 甚至还有像马寅初，梁漱溟这样解放前共产党的同路人公开与毛泽东论战。难道他们也都很幼稚吗？指责他们对共产党的批评就是想翻天公平吗？指责他们希望共产党改正错误就是想取而代之公平吗？ 应该被追究被指责的是谁？

全国范围内该“交心”的，都交的差不多了，毛泽东认为”阳谋“的差不多了，党开始一个一个地“回答”了。二舅三番五次向组织表达的心声，组织其实不仅早就听到了，而且开始有所反应了。经委开始组织大会小会，对那些曾交过心，提过意见的人开始组织批判。二舅这么个折腾法儿，对党赤胆忠心得过了火，自然，最后政策研究室两个右派名额，二舅“荣幸”的当选其一。一夜之间，曾是组织重点培养对象的年轻人就被打入了另册，变成了敌我矛盾。

这个还不满三十岁，徒有才华却没有政治头脑和经验的年轻人，一直把党当做自己的精神母亲。老以为“母亲”特宠着他，跟“母亲”说啥都行，怎么说“母亲”都不生气。的确，在此之前，他的运气好得简直让人嫉妒。哪成想，突然间母亲”翻脸了！开始往死里收拾这些说话不中听的“儿子们”了。二舅后来告诉我，批判铺天盖地，检查没完没了。他曾几十天无法入眠，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哪儿反了党，不知道组织到底要怎样发落他。他和政策研究室的另一个右派施忠仁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别人对他们的一个眼神都能让他们神经过敏。

我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描述犯人最难熬的是在等待宣判以前的那段时间。当最后的判决一宣布，反而踏实了。我想当时二舅的度时如日，度日如年就应该像那个等待宣判的犯人一样。看着周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一批批的人被打成右派，并开始被送往蛮荒之地劳动改造。本来的一腔热血，不想却把热脸不仅贴了“妈”的冷屁股，还被“妈”狠狠地压在冷屁股下面喘不过气来。二舅连惊带吓带气，心里无限委屈，终于病倒了，连续数天早上刷牙时呕血。最后被诊断为浸润性肺病。他强撑着跑到当时母亲上学的学校，警告母亲形势不对了，立刻闭嘴。母亲看见二哥面无人色，脸色死灰，吓了一跳。二哥告诉她，他已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了。正在等待组织发落。

等待期间，过去能看的党的文件自然不能再看，但组织并没让二舅闲着，让他给英文版《北京周报》的文章修改稿件，算是“学以致用”。

终于，组织宣布所有在京右派一律不得留京。经委的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大兴安岭去伐木。

就在这些右派要启程的时候，马洪先生找到经委党委，与他们商量：王笃已吐血了，身体不好，能否暂缓去北大荒。被马先生救下来的二舅后来去了石家庄钢铁厂劳动改造。这里摘抄一段二舅去年写给马洪先生女儿马雅信中的一段：“经委的右派们要上车了，你爸对我说了这么一句：‘你身体不好，不要去了。’当时对右派已是敌我矛盾，话虽这么一句，但在当时帮我说话，使我暂时留下不去北大荒，他等于在党委面前替我喊了一句：'刀下留人！' 而政策研究室的另一个右派施忠仁去了大兴安岭。三个月后，在劳动中被一棵倒下的树压死了。家破人亡。只留下在北京年轻的爱人和不到一岁的女儿。” “若没有你爸的相助，也许我活不到现在。” “我离开北京的前一晚到你家向你爸辞行。临走，你爸送我到门口，低声对我说：‘老王啊，我不认为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先去一个时候，过些时候，我想法把你再调回来。’” “59年底，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爸还寄了50元钱来周济我.“

从上面这几段二舅的回忆，我已能看出当时马洪先生与二舅不仅是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二人已成莫逆。马先生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二舅做到了最多。这样一位爱才的正直的老共产党人身上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辉，五十年后，仍然让我肃然起敬。

二舅来到石家庄钢铁厂劳动改造。该厂党委副书记原来也是薄一波的秘书，与二舅在经委时就相熟，但毕竟二舅已在“另册”, 属于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不能随便再靠近组织了。“只有好好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59年九月的一天，薄一波来到石家庄钢铁厂视察，二舅虽然以前为这位大人物写了不少稿子，也曾多次和薄一波坐在一起开会，甚至有时开会就坐在他旁边。但现在，首长来视察，五类分子是需要回避的。薄走后，党委书记立即把二舅找了去，说，王笃，你改造得不错，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摘帽。言谈中并没有提及薄一波是否问到了王笃。但一个星期后，突然全厂召开大会，宣布王笃改造认真，态度最好，即日摘掉右派帽子！至今，这中间从没明说的，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也不能明说的一切，都让人遐想。应该说，薄一波对部下是念旧的。

61年，大炼钢铁时建立的石家庄钢铁厂解散。仍是五类分子的二舅自此流落民间。右派当时没人敢要，连街道都不要，即使摘了帽。此时，像其他许多右派家庭一样，漂亮的太太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选择了离婚。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他无处可去。他已被政治折腾得精疲力尽，再遭妻离子散。极度的精神压抑加上孤独和被歧视，他终于选择了逃避。他幻想寻找一个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自己养鸡养鸭，种种粮食，自己养活自己。于是他来到了苏北的乡下。农村岁月

当时中国的农村绝不是二舅想象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般美妙。那时的农村正在“三年困难时期“, 饿殍遍野，死人无数。别说一个肩不能抗，手不能提，五谷不分的书生，就是农民自己都吃不上饭，有的省甚至已发生易子而食的惨况。二舅在那里的生活可想而知。我已不忍心再详细追问他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总之，他挺过来了。到了70年代初，当时农村还是靠挣工分过活。干得少，干得慢，工分就少。分的粮食根本填不饱肚子。生产队夜里组织偷粪，那是个高强度，高体力，还得会打架的活儿。每个人不仅要挑着粪跑，还要带着木棒，因为一旦被发现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农民打起架来打出人命是常事。这个老右挑起粪来摇来晃去，常常弄得满身大粪，又不会打架。如果一棒子打过来，打掉了眼镜，东南西北都找不着，就只有挨揍的份儿了！小命不保也说不定。队长只好安排二舅负责侦查放风。他认真尽责，四面八方仔细查看，只要发现对方一有动静，立刻大喊“快撤！”一行人挑着大粪挑子借着夜色一溜快跑，溜之乎也。

时间长了，村支书看他一个人活得实在太艰难，觉得这老右人不坏，很老实，又识文断字，就是干农活不行，书记生出些同情，就跟二舅商量：我看你也不像个坏人，老实巴交。我有个女儿还没出嫁，你又是单身，你们俩配个对吧。书记的女儿因为头上不长头发，在村子里不太好嫁。但这姑娘人好，虽不识字，人长得壮硕，结实，能干，尤其是个干农活的好手。当二舅告诉外婆自己准备再婚了，外婆特地从南京赶到如皋，再从如皋城里靠着一双“解放脚”（半裹脚）走到乡下去看儿子。看到儿子住的草房，外婆无限心酸。她对儿子说，孩子，你太苦了，娘帮不上你，你也不能老是一个人，你得有个家啊！结吧！这样你也有口饭吃。在人大时，年轻的研究生们正值风华正茂之年，也对异性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憧憬着爱情。但这些自视甚高的才子们还端着架子。二舅告诉过我一个他在人大时和同学们编的对女朋友的要求：“政治可靠的，年轻美貌的，高等学校的，自带粮票的。”现在二舅自己都没了粮票，政治上“更不可靠”，稀里糊涂成了执政者眼中的敌人，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已没有资格对别人提任何要求。就这样，这对相差21岁，一个研究生学历，一个文盲，一个曾经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里春风得意，激扬文字的年轻才子，一个在苏北乡下务农的目不识丁的姑娘结婚了。

过了一年多，有一天我放学，一进门就看到妈妈赶着出门，妈妈说，二舅家的草房屋顶被台风刮跑了，她得赶快去镇上汇款给二舅，二舅等着钱买新草盖屋顶。

那时我大约十二三岁，二舅的每次来信我妈看完我必看。记得有一次，二舅写来一封信，报告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写到最后字迹就看不清楚了，每个字都是断断续续，二舅在信的最后一句话中解释道：“屋子里太冷了，墨水快被冻住了。就此住笔”自从二舅有了儿子，妈妈就给二哥写信：我以后每月寄你15元帮助你把儿子养大。这中间还有个插曲，妈妈那时经常是一拿到那几十块工资，如果去镇上邮局要下山太远，又怕二舅等得急，就干脆把钱和全国粮票直接放进信封夹在信中寄给二舅。但直到几个月后，二舅来信说他从没收到过信和钱和粮票。母亲大惊。一番顺藤摸瓜才知道是二舅所在生产队的一个村干部对给二舅的信每封必拆，本来是想检查这个右派的往来信件，但发现母亲每封给二舅的信中竟然还夹着钱和粮票！这时政治监视退而其次了。这人得了一笔外快。钱被截留了，信当然就撕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人后来竟然直接给我母亲写信要钱！是不要脸，还是穷疯了？ 亦或是觉得给一个右派的钱本来贫下中农就可以拿就应该要？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发生。

过了不久，一天我放学回家，妈妈手里拿着个擀面杖正在做葱花饼。有人叫门，我打开门，“信！” 我拿过信一眼认出是二舅的笔迹，就顺手递给妈妈，然后就去写作业了。妈妈正在看信，没一会忽然听到“咣当”一声，我回头一看，妈妈手里的擀面杖掉在了地上。就见妈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泪如泉涌。我猜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把拿过信：”...........孩子已在半年前走了！没敢告诉你。孩子走的时候还不到一个月。因为天气太冷，孩子得了感冒，后发展成肺炎，没及时治疗.........“ 二舅和舅妈把这个在世界上活了不到一个月的小生命用草席裹好，埋在了地里。过了两个星期，去给儿子上坟，却发现只剩下了一堆白骨！因为埋得太浅，被饥饿的野狗闻到了，扒出来把孩子的肉给吃了！二舅只得再向母亲“借三十块钱”，想买些木板钉个小棺材，“这次把孩子埋得深些..........”

一个小小的生命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来到人世，只在人间转了一个小小的圈就走了。走后竟还充当了生物圈食物链上的一环。写到这里，我深深为这个与我也有着血缘的小生命痛惜！唯一为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他还不懂得痛苦的时候就走了。无论是生病时和被狗吃掉。

又过了一年，舅妈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是一个男孩。这时二舅已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学当代课老师了。算是又一次“学以致用”。舅妈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照看地里的庄稼。一次，舅妈早上天不亮就下地了，不到一岁的儿子还在床上睡着。不知什么时候他醒了，自己爬下床，又从柴门下面爬出家门，爬出院子，爬过村子里的土路，爬向一个敞开的粪池。农村这样的粪池很多，每年都有几个孩子掉进粪池淹死。也该我这个表弟命大，就在离粪池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村民经过，看见了孩子。一把把他抱了起来。找到了舅妈。运乎？命乎？

二舅听到了消息，赶了回来。他不能再失去第二个儿子。于是他自己到处捡些破木头，做了个“独轮车”，把孩子放在“车”上，将孩子带到他教书的学校，在教室旁自己搭了一个简陋的“亭子间”。他决定自己来带儿子。平时二舅上课时，表弟自己就一个人坐在床上玩。这边一哭，教室里就听见了，二舅马上跑过来给儿子喂点吃的，哄好孩子，再跑回教室上课。这中间有多少艰辛不难想象。但一个男人就这样把儿子带大了。2008年夏天，我在如皋与表弟有一次长聊直至深夜，听表弟讲述着这些让人唏嘘的往事。我对表弟说，你父亲是他们姊妹中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一个，你却是我们所有表姊妹中最苦的一个。

应该感谢我这位舅妈，她虽然是个农民，她虽然目不识丁，可是她却在二舅最孤苦的时候给了二舅一个家。给了二舅一个儿子。也给了二舅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选择了“体制外”

1979年一月，全国的右派在胡耀邦的努力下开始平反。国家经委也给二舅平了反。二月，二舅忽然接到马洪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他了解到二舅这些年的遭遇，并说好在共产党员是经得起风浪经得起考验的。信的结尾马洪先生意味深长的写道：“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聚首相谈的，希望早日见到你"。不到一个星期，如皋教育局就通知二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调令到了，要调二舅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马洪先生自己被平反后，担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的副所长。他仍然惦记着他曾经共事过的几个青年才俊,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分别给他昔日最赏识的几个弟子写信，想招他们回到工经所。这其中就有我的二舅王笃和朱镕基。朱镕基在国家计委时曾与马洪先生共事，也是被打成右派后被赶出了国家计委。朱镕基收到了马洪先生的信，来到了工经所，并担任工经所的办公室主任，也是在工经所期间，在马洪先生的主持下，朱镕基恢复了党籍。而我的二舅，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当社科院的调令到达如皋时，他却选择了不回北京。

也许是二十年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世事麻木了，迟钝了，也许是当年被政治捉弄得寒彻了心肺，也许是顾虑老婆孩子的农村户口进不了北京………，也许….., 很多的也许，但这个中的种种原因今天再去追问已无任何意义。只是去年在二舅写给马雅的信中提到当年不回北京的决定时，他写道：“当然作这种选择是痛苦的，我是很愿意早日见到你爸爸的。使他失望，我很内疚.因我对他有着不一般的感情……..。”

马洪先生后来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参与了包括当时最大的中美合资平朔露天矿和宝钢的上马，以及上海浦东开发等数个重大国家战略性工程的论证，他领导的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为中央的智库，数次为政府决策提供经济论证。马洪先生后来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二舅，这个当年曾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才子，在经历过极其悲惨的遭遇后，虽然活下来了，但岁月蹉跎，云起烟灭，他已不再激情。与马洪和朱镕基不同，他选择了在“体制外”继续过他平淡的生活。他好像生活在如皋这个“洞中”，不知“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外面的世界变了啊！

二舅局部：上部带黑框眼镜者，下部中为80年代初的陈丹青

不仅我，我的母亲，还有家族里的其他人，多年来都为二舅深深的惋惜。

如果他79年听从了马洪先生的召唤，回到了工经所.........如果他当时哪怕和家人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听一听别人的意见..........如果他当时不那么快决定，让自己再想一想..........但我也知道，生活是没有如果的。

作为人生的观照和回看，我只能说，选择胜于努力，选择高于才华，性格决定命运。

至今，二舅仍保持着他的一以贯之的“政治爱好”，与他聊天，他感兴趣的全是国家大事，时政大事，其他全无兴趣。我想，在如皋那个小城，他其实是寂寞的，尤其在精神上。那个小城的人们每天忙碌着他们琐碎的生活，没人关心挣钱和柴米油盐以外的事情。而他却每天把自己对新闻的观察，心得和观点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我第一次看，以为是誊写过的，因上面竟无一字修改，工整极了。一问之下方知那不过是二舅自己写给自己看的。并无什么誊写。情绪来时，他还写了上百首打油诗，仍是工工整整的一本。我粗看了一遍他的笔记和打油诗，里面虽有悲伤，凄凉和绝望，但也不乏尖锐，调侃和幽默。几十年来他用这种方式抒发着他对社会，对现实，对政治的观感和理解。用这种方式保持着他的精神格调。平静的晚年

马洪先生于2007年在北京去世。马先生的女儿马雅于次年发表了回忆父亲的文章。

很巧，我的另一个舅舅看到了这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的文章，于是打电话给我告知此事，我请舅舅给了我一份马雅文章的copy。马雅在文章中有一段专门提到了二舅。摘抄如下：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吧.像从前在东北局，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有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摸样的青年被请到家里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划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后来我再问到王笃叔叔，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才告诉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那些年被爸爸赏识，提携的新秀，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朱镕基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

很明显，可能因为年头太久了，马雅记错了。在大兴安岭被大树压死的是政策研究室的另一个右派施忠仁。

2008年夏天，我去如皋看二舅。特意带上马雅的这篇文章给二舅看。只有我和二舅在一起的时候，我把文章递给二舅，告诉他事情的梗概。80岁的老人慢慢读着文章，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的反应。我以为文章中的往事可能会使他有些激动，可是他没有。看完后，他平静地说：“小雅记错了，被树压死的是施忠仁。是施忠仁自己告诉我他的死讯。”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他自己告诉你他死了？怎么可能？！“ 是的。施忠仁离开北京的那天，经委楼下停着一辆大卡车，是接右派们去前门火车站的。我走到楼下，帮施忠仁将行李拿上卡车。心里想，此行遥远，再相见恐怕不知何年。两人说了些互相勉励的话，无非努力学习，加强改造一类的叮嘱。施忠仁还告诉我他爱人给了他一张照片，他带在身上作纪念。随即他上了车去了北大荒。” “我到石家庄后，一天夜里做梦，梦中施忠仁站在我床前，对我说：‘王笃，我死了。’我一下醒了！我是个无神论者，不迷信。但那个梦竟是那么清晰，让我忐忑不安。” 过了不久，一个过去经委的同事到石家庄出差时来看我，告诉我施忠仁已在北大荒被一棵倒下的树压死了。”

二舅说完，我一时竟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哭，为二舅，为施忠仁，为那些已经死了的，还有活下来的右派们。

从如皋回到上海，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找到马雅，不为别的，只为告诉她记忆中的那个王笃叔叔还活着！虽然由于马洪先生当年的一句刀下留人的请求, 二舅没有去北大荒，但他后来的遭遇至悲至苦，九死一生。

历经三年的寻找。我要感谢柳红小姐，最后是她帮我找到了马雅。当我的第一封e-mail发给马雅并告诉她王笃叔叔还活着，我能想象马雅有多惊讶！当我和马雅越过太平洋通过电话互相听到对方的声音时，我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五十年前马洪先生和二舅的那段深切的友谊越过时空又重新连接了起来。我们在电话中聊了差不多三个多小时，马雅问了一大堆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再去问二舅。我也问了一大堆我想知道的事情。接下来，通过e-mail，我们互传了彼此的简介和照片，以及二舅和马洪先生的照片。马雅也终于和王笃叔叔通上了电话。通话之后，已是耄耋之年的二舅给“小雅”（他依然沿用五十年前对马雅的称呼）花了七天的时间写了九页纸的信，详尽的回忆了他在经委时与马洪先生的相处，读来感人至深。马洪先生与二舅已是天上人间，但五十年前马先生对那个年轻人的栽培爱护乃至救命之恩，仍在二舅心底深处暖暖地流淌着。

二舅一生坎坷，但晚年平静安逸。儿子也很有出息。他1997年曾抄录过一首郑板桥的《道情》，现在就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笔锋灵活，字迹飘逸。“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 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 我每天抬头看见这幅书法，逐渐明白了二舅是怎么让自己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魂飞天外，物我两忘。唯如此才能熬过那些悲惨的日子活到现在吧！

注：凡*处均为引用二舅的笔记和信，以及马雅的文章。感谢他们。

第二篇：我所亲历的“四五事件”“家国记忆”征文作品39

我所亲历的“四五事件”“家国记忆”征文作品39

文革后期，我在北京市西城区服装管理处组宣科工作，是个以工代干的小青工，负责宣传工作。这个服装管理处下辖十几个服装厂，每个厂又下辖十几到二十几个门市部。这种门市部就是那种接受顾客自购的布料、然后量体裁衣赚取加工费的前店后厂作坊式的门脸。有的厂子有大的流水线车间，可以搞成批衣服的生产。但是这样的流水线生产车间并不多，一般一个厂子只有一个，有的小规模的厂子甚至没有。比如，我调服装管理处之前在北京市西城区服装二厂工作，在其中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东口的一个叫做华纬的门市部学徒，学的是西服制作（行业术语，并不是指现在人们口中的西服，而是泛指除中装之外的其他一切按照西式方法裁制的衣服）。这个门市部是当时西城区技术水平最高的，名气很大，顾客很多。顾客送来加工的服装档次也都较高。比如，我曾参与制作过一件皮大衣，原料是毛华达呢的面儿，狐狸皮筒，内吊美丽绸的里儿，外加水獭领子。这样的原料配置，即使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也都是最高档的。因此，制作这件衣服的加工费高达33元，为我所见最昂贵的加工费。我为什么对制作这件衣服至今印象深刻？因为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这件衣服之昂贵高档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厂下辖十几个门市部，南到宣武门，北到西四，东到南长街，主要集中在西单西四一带。但我们厂只有一个大的流水生产车间，车间有工人将近百人，主要生产成批订货。这个车间占据了一座二层小楼，但一楼还是辟出了个门面，也接零活。这个车间就位于西四南大街的路西，砖塔胡同之南，西四家具店之北。现今砖塔尚在，但家具店已经拆除，露出了后面的基督教新教教堂。现在教堂旁边的婚纱影楼就是当年的车间。由于管理处管理的单位很多，又分布于西城区各个地方，所以联络各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时通讯又不发达，各单位只有固定电话（有的小一点的门市部连电话也没有，要靠街道的传呼电话）。因此，很多工作的上传下达和交流还要靠纸面的内部通报来解决。我们的宣传工作主要就是编印这种通报，一共有三个人干（其中一个人有精神分裂症，也干不了什么，所以实际上只有两个人），负责人是文革前进入北京工业学院就读的大学生宋壮成，文革中毕业被分配去了二炮当兵（还算是专业对口），转业后被组织安排到我们这里，是当时处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我们的工作不算多，也不紧张。一般是去各厂了解情况，然后请各厂的人写报道，或者我们自己写，攒够一定的数量编写一期。由打字员打印后油印，然后交处里的通讯员下发，或者是处里召集各厂领导开会时发放，有紧急情况我们就骑车分头去送。大约是在1974年，北京市成立了工人理论组，负责马列理论的群众宣传和讲解。各区县也先后成立了工人理论组。西城区的规则是每个处级单位派一个人参加，除了我们服装管理处外，还有服务修理管理处、百货管理处、工业局、副食管理处、药品管理处等等。各单位各派一人，组成了西城区工人理论组。我那时刚刚20出头，家庭背景没有什么问题，又负责单位的宣传工作，单位领导就派我代表我们单位参加了。这个北京市西城区工人理论组共有20人左右，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学习的内容就是马列的书和时政文件，每周二集中学习讨论一天，地点是位于丰盛胡同的北京市西城区工会的会议室。这些年轻人都是喜欢学习又乐意思考的人，那时又没有大学上，所以这样的学习机会大家还是很珍惜的，也乐意参加，每周的讨论都是争论不休，甚至吵的不可开交。1974年的时候大家还都比较懵懂，学习讨论都是跟着形势走的。1975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一部分人开始觉醒，讨论中的分歧也逐渐加大了。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和对老干部的评价上。这一年，“四人帮”开始组织全国批“唯生产力论”，矛头针对邓小平的整顿措施。但是工人理论组中我们几个人很不同意“四人帮”的说法，因为这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全国恢复生产的效果是明摆着的，起码火车正点了，生产也开始正常运转了，人民大众都很高兴。可是上头为什么要批判呢？对此我们的心里很不满意。但是，在“四人帮”的高压下，不同意见是不能公然说出来的，我们的办法是凡事都找一段马列的话来证明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嘴里经常说的就是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的一段话：“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页。这个版本就是当年的版本）根据这段话，我们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应当发展生产，借此表达我们对批唯生产力论的异议，极力主张发展生产。关于老干部问题，其由来是由于“四人帮”提出了“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怪论，矛头直指党内的老帅。其实，我们生活在最基层的人并不清楚中央内部的斗争，但是对于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说法感觉不对。首先是理论上的困惑，对于阶级的概念，我们这些人都很熟悉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按照列宁的定义，阶级其实是个经济概念，主要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这是我当时的理解。再看老干部，不是和大家一样拿工资吗？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单独成为一个阶级呢？工人理论组讨论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很激烈，大家互相不服。有人还举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来做根据，“毛主席说了，举起你的左手打到共产党，举起你的右手打到国民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政治态度也能决定阶级地位”。对此我不甚以为然，认为不符合列宁的原意。但是限于思想和理论水平，也说不出来什么太有说服力的反驳意见。当时我们观点比较一致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自动化厂的青工车金鼎，一个是药品管理处的打字员刘沛然。我们人数很少，是理论组内的少数派。由于我们的观点很不合时宜，背地里被多数派叫做“右派”。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危险，幸好没被抓住什么小辫子，不然就是很恐怖的事了。那时我们之所以还敢说一些不同意见，一是家庭出身不是“黑五类”，还不至于被扣上什么帽子。二是凡是不同观点一律找来马列的话做根据，也就是挡箭牌，这样就不太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了。尽管如此，我们内心还是比较警惕的，说话也比较谨慎、隐晦，凡讲话都高举马列的大旗，然后塞进自己的想法。那时我之所以能产生不同意见，与我所处的环境有关。从大环境看，文革期间，生产停顿，经济形势很不好，人民的生活大受影响。记得那时妈妈常常为买菜发愁，因为菜站根本没有蔬菜卖，货架上通常是除了几个不怕烂的老倭瓜外就空无一物了。为此，妈妈在楼前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小片菜地，自己种菜吃，虽然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但还是对家里的生活有所帮助。其他副食、日用品的供应方面，除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粮食、肉蛋、油、粉丝、粉条都要凭本供应，穿衣要凭布票、茶叶等要凭工业券供应外，连电灯泡、卫生纸之类的东西都是限制供应的。对此大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盼望着多搞搞生产，多生产东西出来，改善生活。这是邓小平的整顿之所以广受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从小的环境看，我所在的服装厂是集体所有制，是56年合作化的时候由小手工业者联合而成的。对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国家虽然不具体管理生产，但是也不负责发工资。我们必须坚持生产，否则就发不出来工资。所以，文革期间，厂子一天也没停产。据我师傅讲，1969年西单爆炸的地点就在我所在华纬门市部的对面，车间的玻璃都震碎了，但是车间也没有因此停产。处在这样的生产单位，我就深知生产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四人帮宣传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就很不以为然乃至反对了。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到1976年的时候就我们比较叛逆了，成了“四五事件”的拥护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特别是文革期间他尽力保护许多被批斗人员的事情在民间广泛流传，更是赢得了人民的爱戴。1975年周总理又在全国人大政府报告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很鼓舞人心，都把四化当成了奋斗目标。但那时，人们还没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对于未来前途的把握还特别看着个人的因素。总理的去世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呢？四个现代化还能实现吗？人们不愿意想，也不敢想，因此对于周总理的去世十分悲伤，都想在总理最后的日子送送总理，祭奠总理。但是，四人帮对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极力压制，人民的情感无以寄托，这才出现了十里长街自发送总理的感人场景。但是，知道总理的灵车何时出发、走什么路线的人毕竟是少数，比如我就不知道，也没赶上十里长街送总理。因此，大多数人对于禁止悼念周总理十分愤怒。周总理去世后，形势越来越严峻，邓小平自参加完周总理的追悼会后就不见了踪影，不再公开露面了。对此人们也十分不满，国家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刚刚好一点，就否定邓小平的作法，批判邓小平制定的工作纲领，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我们在议论这事的时候常常会提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句话，大家说“咱们又不是羊，整天吃草怎么活？”。人们十分愤懑，无以发泄，于是对政治传闻非常感兴趣，觉得解气。最典型的传闻是关于迟群、谢静宜在人民大会堂组织批斗邓小平的传闻。这则传闻说：一日，迟群、谢静宜组织人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邓小平，批了三个小时，邓小平一言不发。最后批判的人都批累了，就宣布批斗会结束。此时邓公说话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聋子不怕响雷轰”，言外之意是你们批斗我半天，我没听见。这句话把迟群、谢静宜气坏了。听了这个传闻大家的反映都是哈哈大笑，喜形于色，感觉太棒了，真正是痛快、解气。由于积郁于心的情绪无法发泄，人民群众的愤懑就在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的祭奠先人的日子里集中爆发了。1976年的3月30日是星期二，正好是理论组学习的日子，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有人悄悄说北京市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面贴小字报了，是反对江青、张春桥他们的（那时还不知道有四人帮，只知道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三个人），大家一听，很高兴也很好奇，都想去看看。于是，第二天我就赶快去了广场，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已经有花圈，还有祭奠的诗词。4月1日，天an门广场的花圈已经不少了。我在那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的：“整个广场真叫人感动，倾注了人们全部哀思的花圈一个接一个。表达了人们全部心声的诗词、挽联多么悲壮。让那些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们好好看一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谁想扭转历史潮流决（绝）没有好下场”（当时我只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青工，没什么文化，日记也是时断时续，但是这几天的日记是全的）。这天日记的最后是一首从天an门广场抄回来的七绝：悲切声声上九重，白花如雪泪泉涌，英雄形象永矗立，人心向背岂能扭？现在看来这首诗的水平并不高，但当时我感觉特别有同感，特别亲切，所以抄在了日记本上。由于特别关心天an门的情况，所以从这天起，我就设法天天到天an门广场去看看。那时机关的工作并不多，管理上也不太严格。因为工作需要，我们经常要下基层，不在办公室很正常，办公室不见人影也不会遭到追究。于是，我就用下基层的借口去天an门广场，声称出去办事了。那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其实已经惹的人怨沸腾了，我们这个不大的小机关里的年轻人，私下里的怨气都很多，大家整天议论纷纷，只是不敢当着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党委常委等大人（现在想起了他们那时也就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的面说罢了。由于有共同语言，常常是大家结伙骑车去天an门广场，一般是从西四十字路口往东，然后到北海前门，进南长街，从南长街南口进入长安街，再到天an门广场。一出南长街，情况就与南长街这个偏僻的小街不一样了。长安街上充塞着涌向天an门广场的人群，一般都是自发但有组织的，一队一队的，每个队伍都由队首的两个人抬着花圈。花圈有大有小，形状各异，但基本都是自己手工制做的。花圈的制作一般是男人负责找竹竿、竹篾等材料制成花圈的骨架，有的工厂甚至是利用厂里生产的余料比如钢管等等。女人负责做花，一般是利用白色、黄色的皱纹纸来制作，也有用平纸制作的。每个花圈上都坠着挽联，有的上面还挂着写有悼念诗词的纸。有一个花圈上还用绳子坠着一个小瓶子，寓意怀念邓小平。广场上人山人海，有老人和小孩，主要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人们在忙着互相问候，相互交流，更多的人是在看花圈，看诗词，抄诗词。大家在这里都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天、扬眉吐气的感觉，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尽情抒发自己的感情了，痛斥四人帮的话可以公开说，积郁胸中的那股恶气终于吐出来了。那感觉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是很爽，很痛快。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都乐意到天an门去，乐意到天安门去扬眉吐气。天an门广场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天an门广场的诗词主要是悼念周总理的，还有不少是借悼念表达愤懑的。比如不少悼念杨开慧的诗作，实际上是借机表达对江青的不满。我的日记中抄了不少，其中一首，不见于我所收藏的、粉碎四人帮不久民间刊印的三个版本的天an门诗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编：《天安门革命诗抄选》，没有出版单位和出版年代，只注明工本费1.20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七机部五0二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编：《革命诗抄》，同样没有出版单位和出版年代，连工本费都没有；《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编：《心碑》，也没有出版单位、出版年代，没有工本费），我把它抄在这里以飨读者，并为未来的历史研究保存史料：《七律二首 颂杨开慧》 湘江两岸滚风雷，飒爽英姿走南北。潜留长江伏敌区，昂首拖镣狱卒随。血染囚衣身似火，放喉怒斥持鞭贼。浏阳门外琼玉碎，忠魂轻飏九霄飞。升月忠魂若有归，不着奇装身心美。文攻直刺投降派，俯首人民不武卫。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这两首七律明显是针对江青的，其中的“青草”就是暗指江青。我当时看了就是感觉特别痛快，解气，于是就抄下来，回到办公室还悄悄的和有同样情绪的年轻人一起分享，大家都很高兴。日记中还抄有一首署名青年工人、名为《人民和总理心连心》的歌曲，现在大概也不好找了，录在下面供欣赏：

现在来看，这首歌的曲式极其简单，为典型的现代中国民歌风格。歌词也是中国诗词的七绝，语言非常平实。因而可以断定是文化水准不太高的文艺青年所做。但是，歌曲极其准确地表达中国人民的心情，所以也被我这个文化水平同样不高、同样喜欢唱歌的小青工抄下来了。面对汹涌而来的人民群众的愤怒浪潮，四人帮从一开始就企图控制局面，遏制人民群众的反抗。4月2日晚上，西城区服装管理处党委召开机关全体党员会议，传达4月1日市委紧急扩大会议的精神：

1、要发扬批林批孔的成果，破除旧风俗，贯彻市委74年文件精神。

2、要以实际行动学习总理的革命精神，不要再送花圈。

3、警惕阶级敌人捣乱破坏，不要信谣、传谣。

4、广大党员、团员、干部要积极做工作。这四条要求被我记在了日记中，下面我的反映是：“革命群众悼念总理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一再三令五申，甚至指令纸店不要卖白纸。这说明了什么？如果心中无鬼，还干这些干什么？看来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心中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极其不满。4月3日，党委传达中共中央紧急电话通知，谓江苏南京等地出现反对中央负责同志的大标语，分裂党中央，要求立即覆盖，并要查处幕后操纵者。当时信息不通，江苏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一传达，大家反而知道了，晓得全国人民的感情是一样的，北京人民并不孤单，心里似乎更加有底。会后大家议论纷纷，并且赶紧告诉了没有听到传达的亲朋好友。由于第二天就是清明节了，又是星期日，市委还下达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市各机关一律不放假，要分头去劝阻群众，不要去天an门献花圈。4月4日，我来到机关上班，心里非常不乐意去劝阻人们献花圈，就借口有事呆在办公室，没有去参加劝阻。但是心里又无论如何放不下天an门。于是就趁人不注意溜了出去，直奔天an门广场。由于这一天是星期天休息日，所以前往悼念的人格外多，长安街上也是人流不息，花圈越来越多，整个广场已经摆满了花圈，已经摆到长安街边上了。中午，市委又下达了紧急通知（这一天去了两次天an门广场，主要是担心单位领导发现，上午去了中午就赶紧回来了，下午临近下班就又去了），“说什么天an门前既不是悼念总理，也不是扫墓，而是一次政治事件”，对此，我的日记中记载的反映是：“紧急通知怎么这么多呀！看来他们是已经吓破胆了”。4月5日星期一，早上一来到办公室就听见大家在悄悄议论，说是天an门广场的花圈被收了，有人在天an门广场抗议。这是那些上班要路过天an门的同事看到并告诉大家的。对此我的心中又涌动出惦念，非常想去天an门看看。上班之后，大约十点左右，我找了个空子就溜出去了，骑车直奔天安门。快到南长街南口时就看见东南方的天空有一股灰黑色的烟在升腾，心中一惊，脚下就加快了频率。出了南长街就发现气氛不对，长安街的人明显少了，气氛很紧张。沿长安街的从人民大会堂到历史博物馆这一线，隔不远就站一个人，显然是公安部便衣已经封锁了天an门广场。我来到长安街北边的天an门这一侧往广场里看，发现已经填满广场的花圈不见了，只是在纪念碑下有一些花圈。悄悄问旁边同样在观望的人，说是昨天晚上以清明节已经过完为由已经都收走，现在的花圈是大家早上赶制又送来的。纪念碑南面有一辆四脚朝天的小轿车，已经被点着，车身冒着烟，我在南长街口看到的烟原来是从这里冒出来的。大会堂门前聚集着一些人，他们高呼口号“还我花圈”，并试图冲进去。原来，人们认为被收走的花圈肯定不能那么快运走，一定都放在大会堂里，于是聚集在那里要求归还花圈。看看不能进入广场，我就赶快骑车又回办公室了。一到办公室，已经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等候，大家也不敢大声说，就压低嗓门问：“怎么样？”，“不好，要出事”，我就把我在天an门看到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大家也都感到形势很严峻，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五点半下班，我就径直回家了。4月6日一早，我来到单位，刚一进院门就大吃一惊，满院子到处散放着一米左右、一手能握的棍子。怎么回事？带着满腹的狐疑，我赶紧进了办公室，看看没什么需要避讳的人就赶紧问：“嗨嗨嗨！怎么回事？”几个年轻人就说：昨天晚上六点来的任务，要咱们去天an门当工人民兵。下班了，机关没人了，党委派通讯员就近找来的。你家远，就没找你。那时我家住在今花园桥附近，确实比较远。被叫来的都是家住西四附近的。这些被叫到的人每个人发了一个胸牌，作为标志，并且人手一个棍子。他们被安排埋伏在中山公园里，约定以天an门广场开灯为号，开始行动。另外，历史博物馆、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人民大会堂也埋伏了不少工人民兵。四人帮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当天晚上很多人下班后又聚集到天an门广场，索要花圈。天an门广场气氛非常紧张，四人帮十分恐惧，就指使北京市委召集工人民兵镇压。晚上，天an门广场漆黑一片，一盏灯也不亮，就是为了给工人民兵发信号。听到这里，我又赶忙问，怎么样了。彭妙度（空四军转业军官，在我单位负责组织工作）立刻笑嘻嘻的说：“我们扯了个大口子，放走了好多人！”余下的人齐声应和，都面露喜色。原来，我们单位的任务是在外面围着，防止天an门广场的“暴徒”逃跑。结果不但没围住，还被我们单位正义的年轻人放走了不少，聚集在天an门广场的不少人因此免于被关押、被迫害。对于工人民兵，现在有些人有误解，以为工人民兵如何凶悍，如何是四人帮的帮凶等等，有些人在回忆四五事件时也说工人民兵如何和人民群众对立，如何镇压人民等等。其实呢，由于和苏联关系紧张，那时北京各单位45岁以下的人都被编入了民兵序列，30岁以下的都是基干民兵，复转军人则担任民兵干部或者军训教官。我就被单位编成了基干民兵，还常常被叫去军训，乃至实弹打靶。那时北京就那么些人，并没有什么两个对立的工人民兵群体和天an门广场革命群众群体。很多人白天还在广场悼念、抄诗，喊口号，晚上就被赋予了工人民兵的身份前去执行任务。这样的人执行任务，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确实有人被打，也有人被关押。那时大家都认为，打人的主要是公安局十三处的人。我的日记到4月6日就戛然而止了。由于那时心情极其压抑，已经没有心思记日记，也觉得没什么好记的，就放弃了。那时的我并不懂得，即使是黑暗日子的日记，也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四五事件后，人民仅有的欢乐没有了，代之以令人窒息的追查“天an门反革命诗词”，追查反革命。机关天天开会，要求大家交出抄来的反动诗词。但是大家就是不交，坚称去天an门没抄什么。单位追查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也没有什么人被打成反革命。看来，即使是党委的那些领导干部，心里也是有想法的，只是碍于身份不好明说，又必须应付上面的要求，于是查了一阵也就算了。那时，大家除了应付必要的工作外，就是关起门来悄悄议论，传递一些还能让人高兴的消息。一天，工会的小郝（名字忘记了）十分兴奋的悄悄说：“我弟他们厂罢工了”，因为她弟弟厂有老工人四五当天在天an门广场被抓了，而且被打伤了，“凭什么打我们工人阶级！”，“大家本来就不满意，我弟弟他们厂的工人就借着这事闹起来了”。听小郝一说，大家都很高兴，最大的感觉就是解气。本来大伙儿就一腔恶气，抓住机会立刻出一出，也好在苦闷中寻一寻快乐。有的人则悄悄的把四五时期的物件保存起来，大多数人保存了诗抄。个别有照相机的则保留了照片，准确说应当是保留胶片。自动化厂的车金鼎酷爱摄影，平时就经常背个照相机到处跑，这次更是照了大量照片。但是还没来得及冲洗就形势大变，小车不敢到照相馆冲洗胶卷，担心被抓住或者没收胶卷，于是就拿露天当暗室，半夜趁着夜色在自家院子里用自来水冲洗，然后自己显影定影，制成照片。他曾经送我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天an门广场全景，非常震撼，可惜因为多次搬家没有保存下来。那时许多人都是这样，自己冲洗，然后把胶片埋在花盆、墙角等隐秘地方，等待有朝一日重见天日。四五后，服装管理处党委尽管没有处理任何人，但是还是觉得这些年轻人太不听话了，影响党委意见的贯彻。于是，就研究怎么解决问题。他们研究后认为，在不听话的年轻人中肯定有人带头。一通研究后，一致认为就是岁数最大的小宋和小彭带的头。那时小宋和小彭都是30出头，又都是转业军官，阅历、政治经验都比我这样20出头的更年轻的人多一些，在单位的地位也稍高于我这样最普通的干事，党委自然会认为是他们带的头。其实，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什么人带头，大家意见相投，自然而然就走到一起了。最后，党委把两人都从副科级升成了正科级，分别安排到管理处下辖的厂子当书记去了，即所谓的明升暗降。他们都因此离开了当时最为重要的组工部门。当然，并不是只有年轻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很多中年的干部也满怀不满。只是他们不像我们这群年轻人那样外露，那样不断在言行中表现出来而已。比如，同样在组宣科负责组织工作的胡振邦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对四人帮的一套也很不满，但并不经常表现出来，平时很沉稳，话也不多。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议论纷纷时并不避讳他，老胡也经常提醒我们说话要小心。在西城区工人理论组，四五事件后上头要求准备讲稿，以工人理论组的名义出去宣讲“天an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因为我和刘沛然、车金鼎的右派嫌疑，我们自然是没有资格备课，更没有资格出去宣讲了。但是工人理论组的学习还是可以照样参加，讨论也不禁止发言。西城区工会以及其他上级机构也没追究我们什么，只是我们被边缘化了，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的权力而已。现在看来，即使是在那个政治上极其严苛的年代，也还是有不少干部并没有凶神恶煞的对待下属，也没有完全照上面的规定苛罚我们。所以，我们几个才有幸安然生存下来。粉碎四人帮后，工人理论组还生存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我还在组内受到表扬，经常被说的就是：“看看人家小李，人家怎么就能看出问题来。”四五事件后仅仅半年，四人帮就被粉碎了！这个消息在民间传开是在四人帮被抓后的三四天，也就是9、10号。10号是星期天，我们姐妹都在家，忽然，我表姨啜大鹏——1965年进入大学、文革中毕业留校工作的大学生——来到我家，高兴的说江青他们被抓起来了，“是吗？”我们顿时跳了起来，大声欢呼。恰巧那天父母都不在家，于是我们就毫无顾忌地在我姨的带领下在家里疯了一天，做了好多好吃的，又唱又跳。第二天上班来到单位，大家显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个个喜气洋洋，议论纷纷。当天我到服装管理处下属的西单服装店办事，小彭正在那里当书记，见了我特高兴的说：“西单菜市场的螃蟹三公一母一份，外加白酒，都抢光了。”西单服装店的南隔壁就是西单菜市场，上班前后和中午休息他们都会去转一趟，顺便给家里买菜，他们当然非常清楚西单菜市场的动向。不知道是西单菜市场的哪位职工发明了这个卖法，真是非常巧妙地表达了人们内心的感受，因而广受欢迎，成为北京市人民欢庆胜利的典型事件之一。之后，中央文件正式传达，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人们群情沸腾，喜悦之情无以表达，有人就开始自发的上街庆祝。北京市委就顺势特许大家到天an门广场庆祝游行三天。这三天长安街上天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流不息，鞭炮声不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极度的喜庆和快乐。我们单位是每天一趟天an门游行，开心庆祝。印象最深刻的是游行队伍中的一位老者，头发已经花白，穿一件已经退色的蓝色中山装，手举一面三角小旗，上书“痛快！痛快！痛快！！”连着三个痛快和六个惊叹号，非常震撼，痛快淋漓的表达了大家的心情。车金鼎的胶卷也因此重见天日，并变成了可以公开展示的照片。这时，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扬眉吐气，特别痛快，并从内心感叹，人民真是伟大，违背人民的意志绝对长不了。次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到来，首都人民强烈要求在天an门广场祭奠周总理，完成去年未了的心愿。1月7日，tian安门广场再次出现花圈，并配有诗词和大字报。听说这个消息，晚上下班后我就和小宋、打字员老张（张玉梅，已经接近五十岁）等人一起赶往天an门广场。这时，毛主席纪念堂已经开始施工了，工地周围已经用木板围了起来。大家除了在广场上摆放花圈，还充分利用了工地围栏，贴上了许多悼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其中一条特别醒目：“‘四人帮’对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进行残酷镇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露！”另外还有一张署名“首都工人”的大字报，要求党中央为邓小平安排工作，以安天下之心。这张大字报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有的人在大声朗读，还不时有人高声赞叹写的好。此外，天an门金水桥前也出现了花圈，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七个了，其中新华印刷厂送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沉痛悼念为保卫周总理而被‘四人帮’杀害的四五烈士”。这里的花圈旁边也聚集了很多人，有的在抄诗，有的在念诗。随后，我们又赶往王府井，白天已经听说那里也出现大字报了。到了王府井一看，果不其然，马路旁的高墙上已经刷了很多大标语，还有一张大字报，要求为天an门事件平反。这样的话很得人心，很多人挤在大字报下抄，因而大字报下非常拥挤。我们是勉强挤进去才看到的，但是大字报已经不完整了，被人撕去了一半。看来，虽然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并非百分之百的人赞成，即使在那时也是有人反对的。1月8日，我又在午休和下班后两次去了天an门广场。中午时分，金水桥上已经放满了花圈，这是和四五时期不同的一点。原因是由于毛主席纪念堂施工，广场面积缩水，人们就开辟了金水桥这个地方来放置花圈。但是，广场也并不放弃，也已经有很多大字报和诗词了。这天是周六，由于第二天是休息日，晚上下班后人们纷纷来到广场，除了看诗词看大字报外，主要是拍照留念，记录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看来，经过了四五事件，大家都懂得了保留历史镜头的重要性。到了晚上，天an门的花圈更多了，金水桥上已经放不下了，大家就将花圈放到了观礼台上。有关方面为了方便人们摆放花圈，打开了观礼台的铁门，任人随便出入观礼台。这种情况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没有的，普通人未经许可不允许随便出入观礼台。当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高兴，就又写了日记）：“入夜，天an门广场人如海花如潮，广场是大字报区，天an门是花圈区。天已经很晚了，仍然有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前往。在金水桥正中，32中全体师生敬献了一幅巨大的总理像，为整个广场添了光彩。今年的特点是花篮多，而且制作非常精心，充分体现了人民对总理的无限热爱。……为邓小平伸冤的诗与大字报也增多了。为天an门事件喊冤的诗和大字报也增多了。”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围栏上还写了一条标语：“首都八百万人民不信任吴德！”大家的这种情绪主要来源于吴德是四五当晚镇压广场群众的总指挥，其后又紧跟四人帮干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到了9日，周总理的祭日已过，人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往天an门送花圈，没有要停手的意思，广场上的大字报也已经由祭奠总理转向要求为天an门事件平反了。不少人在大字报中提出，不能称去年的天an门诗词是反革命诗词，而是革命诗词，天an门事件也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运动。这种要求显然很得人心，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看到这些大字报，叫好的人非常多。花圈一直摆到13号，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和北京的人民商议怎么办，并提出了三条意见：

1、愿将花圈取回的可以取回；

2、不取回的、一部分比较好的，由天an门管理处保存；

3、其余的送往八宝山火化。意思是天an门的花圈不能再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个意见，提出去年的追悼会是15号开的，花圈应当摆到15号。党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花圈一直摆放到15日零时才最终撤去。至此，作为群体行为的四五事件完全结束。征文|“家国记忆”征文启文启事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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