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家在哪里？

第一篇：新生代农民工：家在哪里？

新生代农民工：家在哪里？

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农村劳动力，也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是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后代；他们，是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面临边缘化的尴尬群体。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招来白眼；回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事实上，他们甚至搞不清自己属于农村还是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家”究竟在哪里？ 1三代农民工

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初步演化成了三代农民工群体，而当前三代农民工代际转换方式的改变，已经与新农村建设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尽快化解这些矛盾已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工作。

我国农民世代沿袭了2000多年的子承父业的代际转换方式，正在迅速地彻底地改变着。调查报告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三种形式。

第一代农民工留不下，只能回到农村去。基本方式是离土不离乡，农闲出来农忙回去，农业的生产技能并未丢掉。由于这批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上未接受过任何劳动培训，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们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同接纳，因而对城市的认同感也普遍较差。目前，第一批农民工已基本返乡，虽然他们的年龄已是50～60岁，但目前农村的生产劳动主要还是靠他们在维系支撑。

第二代农民工不回去，努力要做城里人。第二代农民工年龄在16～45岁左右的农民工群体，其特点一是年龄结构更年轻。其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仅占16%。二是文化、知识、技能普遍比第一代农民工高。三是所从事的行业、工种已不再局限于建筑业，呈现出多样性。四是离土又离乡。他们基本上是离开学校就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农忙时也很难回去，因此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已基本丢掉。五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在城市发展、创业、安居正成为这一代农民工的主流意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已远远高于对家乡的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也是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第三代农民工回不去，未来境遇难确定。第三代农民工即第二代农民工带在身边的子女。严格地说他们还不是农民工，但如果户籍等相关制度无重大改革，他们长大后身份仍将是农民工。他们从小就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并接受较为完备的教育，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更趋同于城里人。他们对农村更疏远更陌生，而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比上两代农民工的认同感更高、更强烈。因此，让他们长大后再回到偏远的农村家乡去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几乎是不可能的。2新生代农民工人群调查

据统计，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全国各省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查，其结果显示：

（1）给调研人员的直观印象：他们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80后”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

但在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

（2）追寻“下一个城市”的理由：“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3）“80后”的打工价值观：上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新一代农民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

（4）新一代农民工高度渴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困难重重。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这使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

（5）九成新生代民工不愿“回家”：调研数据显示，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有研究资料显示，失地农民约4000万，在土地出让金中开发商和政府获利丰厚，而农民获得的收益却相对较少。3新民工：入不了城 回不了村

城市农村边缘化--看不见的城市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很傻很天真’”刘海亭这样形容当初对城市的幻想，“以为到了城市里只要自己敢拼敢闯就能混个人模人样，结果几年过去了，在城里呆不下去，也没脸回到家里了。”这段话或许道出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跟很多年轻打工者一样，刘海亭高中毕业后就去了扬州，他没有透露自己在那边是做什么的，他的朋友刘健也只知道他以前给人拉过货，对他现在的情况也不太清楚。“扬州话很难懂，说起来呱呱的。本地人都看不起不说扬州话的人。”刘海亭的普通话很别扭，有浓重的方言，他觉得当地人会因为他的口音嘲笑他。

对于扬州的方言刘金洲深有体会，“比鸟语还难懂，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经常因为听不懂老板说什么被骂，到现在还有很多听不懂。”

语言仅仅是第一个关口，挡在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隔阂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本来以为到了大城市眼界会开阔点，结果来了两三年，到现在只认识跟我一起工作的几个人，经常加班，根本没有时间出去逛，整天打交道的就是几个外地工友。”他也确实有过几次游玩的经历，但他觉得“玩得很不爽”，“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多想，就感觉别人看我眼光不一样，到那里都觉得有人盯着我，那种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在外拼搏多年的刘金洲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不管你怎么打扮，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农村人，对你的态度就变了，有时候只有你自己能察觉到。”即使是八年过去了，他在扬州的生活娱乐圈子也只还局限于船厂的几个铁哥们，“上班就封闭在厂里，下班不是叫几个人一起玩就是回去睡觉，跟当地人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就算到小卖部买烟也只是用手指下而已。”

在平时跟当地人没有交集，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不会选择求救当地人。“厂里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都是外地人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内部解决，报警的话会败坏外地人声誉。如果有当地人的话更不能报警了，警察肯定会偏向当地人。以前厂里就有这样的事情。”刘金洲曾经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好几次打架事件，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有报警。

这批农民的后裔已经不像他们父辈那样单纯以挣钱为目的，他们面对身份歧视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他们打工的主要动因在于羡慕城市生活、出来锻炼自己。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二代农民工大约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虽然城市化迅速发展，但要消化如此庞大数量的二代农民工确实是对城市的考验。与此同时，在这个大背景下二代农民工的失意在所难免。

刘露在苏州的服装厂里包装衣服，她们生产的衣服都是动辄几百几千的名牌服装，每一件都是她们亲手包装的，但是出了厂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因为一件衣服就相当于她们一个月的工资了。“很想试一下自己厂里的衣服，但我连它们被送到哪里都不知道。”

城市农村边缘化--回不去的农村

处于城市边缘的他们，默默地为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青春，但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因为在他们身后，曾经的家乡已经再也回不去。

尽管外面漂泊的生活让刘健满腹牢骚，但他表示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你看看现在留在农村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老年人，要不就是小孩子，跟我同龄的基本都出去了，我要留下来的话连说上话的人都没有。”当年跟他一起上小学的同学除了一两个继续上大学外，其余的都外出打工了。他们这些年轻的打工者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回来后都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打台球、上网、唱歌。在他们看来，只有跟这个圈子里的人才有共同话题，而其他人都是不了解他们的。

穿着光鲜亮丽的他们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各种现代化产品，对就在离家不远的庄稼地已经非常陌生了。在他们看来，很难想象自己现在跟父辈一样回到田地里重拾锄头。面对全村整齐划一的田地，刘威甚至都不知道哪一块是他家的。

刘金洲的父亲在外打工多年，他自己对于多年没有从事的田间劳作也已经有点陌生了，“我们从小都是没办法才干农活的，现在的家长哪里舍得让孩子下田呢？孩子连韭菜跟稻子都分不清，让他们靠种地生活是不可能的，那肯定饿死了，还不如出去打工。”

常年接受城市文化熏陶的他们已经慢慢地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产生了厚重的隔膜，穿着时尚前卫、花钱大手大脚的他们已然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另类”，而村里人将终身束缚在土地上在他们看来也是十足的“思想落后”。

除了不会干农活这一实际的限制外，他们也觉得在外打拼那么长时间最后再回到农村“面子上过不去”。“农村跟城市不一样，这里每个人都认识，不像城里人关上门谁都不认识。认识了就会互相比较，看谁混的好，混的好的人人竖大拇指，混的差的就在背后指指点点。你在外面打工十几年，最后还是回来种地，就算人家什么都不说，你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刘健十分在乎周围人的看法，这让他很痛苦，他曾经想过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最后还要面对别人的眼光。

搞不清自己属于农村还是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据了解，杭州约有300万名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其中以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说是农村人，但没干过一天的农活儿；说是城里人，但没城里的房子、城里的户口。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这种身份的尴尬，已经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自我身份认知的不确定。

事实上，在关于身份认知的调查上，有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清楚“我是谁”，不知道自己应该定位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1.5亿人，其中80%在县城以上城市就业。1.2亿农民工事实上已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身份仍是农民，是名不副实的城市人口。一支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如何让他们“落地生根”，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4“家”究竟在哪里？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去”的现象，不禁让令人联想起 “逃回北上广”现象的思考。时隔不过一年，当初那些选择远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又再次坚毅地从二三线城市回归北上广。北上广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围城”：身在其中，时常纠结；一旦离开，格外留恋。群体选择的背后，是笃定事实带来的价值取向。

其实，早在白领们“逃离北上广”之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用脚做出了更为准确的选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等沿海城市有大量农民工因订单而失业，事实上，不少失业的农民工仍“滞留”在城市，成为公共管理中较为“头大”的社会课题。彼时，不少专家学者将之归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没干过农活、吃苦意识差、挑剔爱享受云云，但此类“弊病”不过是人之本能，说白了几近身份歧视，并未能真正解码新生代农民工集结城市的真实动因。而今，当白领们无法忍受二三线小城市的“寻常生活”时，社会对“逃回”与“留恋”的反思才较为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农村或小城市之“小”，不在于没有高档商场，也不在于马路与大楼的区别，而在于浸淫其间的隐性成本与价值状态。农村虽然有厂、有企业，但正因为一切靠熟人规则成事，你根本找不到能实现梦想能量“核聚变”的星工场；其次，公共服务差强人意，创业或办事的权力成本过高，而低效率、无责任的公权乱象又无法通过“公共监督”或“投诉”的方式加以纾解，结果就是你要耗费大量精力在无妄的“应酬”与绝望的“关系”上。相对而言，大城市是在办事、农村是在“理人”。

理顺这层利害，就知道返乡与否不只是虚荣不虚荣的考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相对公平性，是我们最大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自由、梦想、独立、尊严……凡此种种，不只是小白领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渴望，而是人类亘古的精神诉求。这是一场方向与路标的选择，激荡或洋溢在大城市的那些亮点，但一朝离去，总能发现其间的珍贵与不易。

2010年初，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成为社会焦点。2010年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2011年2月20日，全国总工会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在报告末端的对策和建议中，提出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问题迟早要解决，因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长于经济迅猛发展之时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单单是一个年轻的族群，迟早要承载国家荣光--他们的“家”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静心思考的命题。5结语

自由创造财富，公平兑现梦想。那些宁愿在城市角落漂泊也不远回乡上班的灵魂，未必个个都是虚荣而疯癫的傻瓜。相反，他们也许更知社会冷暖、更懂得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首次出现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他们占了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主体，约有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

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当下，各地节后招工如火如荼，占了外出务工者“半壁江山”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老一代农民工为养家糊口到城市打工，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放下书包进工厂”，赚钱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他们希望跳出“农门”进“城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然而，他们却有更多的困惑与迷茫。尤其是90后农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根在农

村，却与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只好尴尬地流动在城乡间。

羊城晚报记者深入川、粤、湘、桂各地，走近新生代农民工，触摸他们的打工生活和城市梦。70后最怕你跟他讲劳动法，巴不得天天加班多赚钱；80后既怕加班，又怕总放假，两者越平衡越好；

90后则三餐饱饭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签几年的“卖身契”。

为改变，他们进城寻求“机会”

“现在最头痛的是人员不稳定。”深圳一家汽修厂家负责人朱先生告诉记者。“我们招人是要干活的，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90后，干两天就想干别的或者干两天就走了，我们最烦这个。”朱先生说，不少90后不愿干苦活、累活，一来就想干销售，不行就跳走，结果干了三四年还是什么都不会。朱先生感叹，找

做事踏实的老一代农民工越来越难。

广西南宁一家鞋厂的人力主管告诉记者，他们倾向于不招90后入生产一线，因为很多人干不长，流动

太频繁。

深圳鹏强人才市场的经理汪炬文也注意到90后打工者的这个特点。他说，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90后新生代求职者对职业的诉求已发生变化。“很多年轻人到深圳是来看一看，打工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这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汪炬文说，很多90后年轻人抱着寻找“机会”的心态来到深圳，他们希望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机会”。他们没有父辈那样严重的生存危机，没钱的话家里会寄过来，因此他

们对工作的要求与老一辈有很大差别，注重工作环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当流水线工人。”生于1991年的陈志文，是广西南宁武鸣县人，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结果在某工厂干了个把月就辞职了，他已记不清换了多少家工厂。父亲觉得他没定力，去年强行带着他在一家瓷砖厂工作。节后，陈志文说什么也不肯再跟父亲回瓷砖厂了，他说受不了生产线每天的重复劳作，更不愿像父亲那样一辈子耗在生产线上。

广西天等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桂德认为，90后不愿上生产线，并不是不能吃苦耐劳，而是他们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希望未来有所发展。天等县一家企业的老板向记者抱怨，该县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跑到桂

林米粉店做服务员，很多人不愿意来工厂。“他们觉得能看到希望，将来也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业管理者有着共同的感受：70后爱加班；80后爱看世界；90后爱叹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则出现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严重缺失；把子女带在身边，则成为浩荡的“流动儿童”，学校教育又出现巨大困难，这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窘境。

为发展，他们重视子女教育

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情形相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携家带口进城务工。

来自广西桂平的80后陈隆，决定带4岁的儿子去深圳上幼儿园。“农村我们回不去了，都不会干农活了。我想给儿子创造机会，让他将来可以留在城市。”陈隆说，自己曾是留守儿童，不愿儿子重蹈覆辙。但

现实也摆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户城市，孩子高考时，还是要回老家。

在广西天等县孟养村龙彰屯，差不多整个屯都搬到深圳了。“他们在深圳挣了钱，回老家盖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却没几个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过年过节都不回来。屯子里的红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进行。”

当地一位干部说，去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深圳公明设立了选举分会场。

但并非所有儿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儿童仍是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问题。

在四川金堂，目前仍有留守儿童1.3万人。记者走访的数十位返乡农民工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明确表示，因为不想让家人成为“留守儿童”或“留守老人”，因此选择留在本地找工作。因父辈常年在外打工，难

以顾及子女教育，一些外出务工者子女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便辍学。24岁的四川金堂县新鑫村民王天寿告诉记者，他小学毕业后就外出务工，而21岁的弟弟黄召华小学没读完，就跟着哥哥打工了。淮口镇就业服务站负责人陈敏告诉记者，这样的家庭在当地并不罕见，受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影响，很多“留守儿童”长

大后选择了外出打工。

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信息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作单位渠道中，自己找的超过33%，通过亲友、同乡介绍的超过36%。这些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近乎疯狂。一项针对近5000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非常高，都表示将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目前，广东等地已实施农民工积分入户、“流动儿童”入读当地公立学校等政策，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来自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农民工不愿或没考虑好

是否入户城镇。主要原因是不愿放弃土地、城市生活压力大、担心工作不稳定、农村环境趋好。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为子女，他们回乡另谋出路

广东东莞虎门镇，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孙三代迎来了龙年。这是王磊一家在广东过的第三个春节。

王磊，河南省驻马店人，1987年生，一个两岁孩子的爹。他是虎门中心客运站的一名普通车管员，与他那大半辈子都漂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老爹不一样，王磊打算到儿子要读书的年纪，就结束打工日子，举家回老家发展。“学门手艺，比如修车，在我们那边开个修车铺；老婆卖卖衣服，可以从虎门进货，拿回

去卖，比打工强多了……”

不像父辈农民工一样：打工、赚钱、娶媳妇、生娃、盖房，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刚刚25岁的王磊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异常清晰。大约三年前，他辞去了工厂工作，因为“不自由”，而且“学不到啥”。目前的工作他挺满意，正规稳定、相对自由，加班还有三薪，最重要的，是离自己“学手艺”的梦想更近了。在珠三角，王磊只是千千万万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不甘心只做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或巨大“工

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若再用“吃苦耐劳”的标准衡量他们，指责他们耐不住性子，批评他们“付出一分就想有十分收获”，甚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许已经不合时宜。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生代打工者的潇洒建立在父辈的艰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独生子女比例较高，在多数家庭中，父母打工挣钱盖起了房子，为新生代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未成家的新生代，没有养家的压力，活得更洒脱，换工作、换城市、换圈子、换活法，成为他们的常态。

王磊是老家第一代“留守儿童”，父亲在长三角当过多年建筑工，给家里盖起了大房子，现在年纪大了就在客运站附近拉客，收入比以前高，高峰时每月收入有3000元；母亲当环卫工，月薪一千多元；王磊每月也有两千多元，全家月入六千多元。身为人父的王磊，现在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搞好小孩的教育最重要”。“如今内地渐渐发展起来了，不少老乡回去了。”王磊说，在虎门中心客运站看着回东莞打工的人一年

比一年少，他也开始为回家做准备。

记者手记

培训和服务掉队了

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体力打拼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欲望强烈，并希望借此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年轻农民工的工作取向已经变化了，他们不想只在酒楼端盘子，但又缺乏技能，很快就被年龄耽

误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主张直接由财政出钱，为年轻农民工做培训项目。

也有学者建议，在劳动力输出地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同时，加强省际劳务合作，定期把用工信息发到劳务输出省，引导农民有序流动。但记者采访发现，在四川金堂、湖南长沙、广西南宁等地，几乎均未进

行跨省劳务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务工者自己寻找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不愿或难以回到乡村。他们表面上被城市接纳，实际在就业、医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与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别，这样的“半城市化”状况让务工

人员处在“进不去”城市和“不愿回”农村的尴尬境地。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

2010.12.10

从近几年的“用工荒”到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在近半年内发生了“十二连跳”系列自杀之后，“新生代农民工”也日渐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公务员申论考试入手，运用利益主体分析法，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供考生参考。何谓“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指由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年轻群体，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1.5亿人里面占到60%，他们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等不是那么熟悉。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很大困境，其产生原因可以从政府、社会、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去分析：

政府方面，缺乏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有效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和人格尊严。此外还有户籍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社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观念上的诸多歧视，使他们难以在城市找到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而他们在劳动供给和行业需求上也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使得社会出现了“用工荒”，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

企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歧视性待遇；或者给他们极低的工作报酬，缺乏必要的保障，漠视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方面，他们在心态和观念上，对职业的期待值和融入城市的期望度都较之第一代农民工高，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和融入较高层次就业市场的本领，同时他们工作耐受度较低，缺乏父辈的吃苦耐劳精神，心理抗压能力比较脆弱，这些因素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措施：

第一，政府及相关部门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出台切实措施保障其利益，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便利，完善社区功能，为打工者提供劳动、生活权利方面的制度性关怀；

第二，全社会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接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机构要积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各种活动，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渠道，让他们处于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人际关系网中；

第三，企业一方面要提高打工者的劳动报酬，同时依照法律规定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同时要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发挥集体的力量，建立、完善打工者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要端正心态，不怕吃苦、不惧困难，在基础性岗位上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加强自身的敬业精神；同时，制定职业规划，脚踏实地去努力，不好高骛远，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

以上是关于新生态农民工这一热点问题的解析及备考指导，华图教育希望考生能从中总结规律，受到启发，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并且多多关注国家近期最新的政策及媒体评论，让自己的申论知识储备更加充实全面，为自己迎接考试，继续努力加油。

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

思想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的非传统挑战及社会

调适

2010年10月28日09:58 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8期 作者：徐新林 浏览：

106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更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先后形成了两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超过1亿人，占到全国1.5亿外出打工农民的60%，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从成长环境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两类情况，一类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一类是随父母在城市出生或成长的。不管哪类情况，新生代农民工都基本没有务农经历，接受过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较高，对家乡乡土文化和制度性身份的认同感减弱，对农村的一些传统和习惯淡漠，甚至持批评态度，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动力，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与父辈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他们生存发展所遭遇的非传统挑战，不仅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必然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

1.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融不进城市。从职业上讲，农民工是工人;从地域上讲，他们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对这种制度赋予的“农民”身份，第一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则比较低，他们希望按照职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尽快融入城市。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调查中心自2005年10月至2006年5月，在江苏省徐州市区，开展了一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差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64.7%认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13.5%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有3.8%。另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但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所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对农村日益疏远。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

己只是城市的“过客”，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渴望真正做“城里人”。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由此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心在城市，“打工无希望，回乡更失望”，只能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无根的一代”。

2.就业压力空前增大，职业选择上却有些高不成低不就。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学历上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二者面对的形势和要求却大不相同。老一代农民工是在短缺经济阶段进城或者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只要肯出力就能生存。新生代农民工却面临着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先前很多的技术都成了“屠龙之技”。新生代农民工欲顺利就业，必须二次培训，全面提高自身技能和综合素质，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调整落后产能的客观要求。在就业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另一个庞大群体———大学生来竞争岗位，这种非传统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技能不精并存，他们普遍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在家庭的溺爱中长大，独立性差，团结协作和包容性不足，承受困难和挫折的能力低，不能踏踏实实地干活，一有不顺心的事儿，就闹别扭，提要求，甚至辞职。过于频繁地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

3.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却往往受到社会歧视。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城市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往往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装束、时尚的休闲方式等等，这些在第一代民工看来似乎与己无关的“城里人”生活，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诉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空间上走近了城市，但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还与城市存在一定隔膜，制度层面、市民层面等都对他们有不客观的认知和明显的歧视，致使他们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向上流动的诉求难以实现。4.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城里人交往时，41.7%的人选择愿意，42.4%的人选择无所谓，只有15.9%的人选择不愿意。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很愿意和城里人交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远离主流社会的居住点，聚集在市郊等一些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共同亚文化，并对处于其中的农民工造成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亚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扩展性和传递性，对农民工子女的成长也会造成极其不

利的影响。长此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非传统挑战的成因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实质上是其自身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显性的制度的障碍，也有隐性的文化的制约。

1.生活环境的变迁。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文化背景特别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结构，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为自身涂上基本的底色，对其进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产生着隐性的排斥作用。脱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农村环境，置身喧嚣的现代城市文明，从第一次社会化必经的“生理断乳”，到新环境下的将要面对的更为痛苦的“心理断乳”，城乡两种文化的尖锐冲突，使得他们常常感到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以家庭、亲友为主体的初级支持网络，而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具有匿名性、非个性化和以业缘为主等特征，两种社会支持网络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重家庭和邻里关系，主要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达到社会整合。而城市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服从工具主义的理性。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其父辈对城市文明接受度更高，但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仍给他们以很大的震撼，进而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这些由于城乡空间转换而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对于一些心理承受力较弱的青年农民工来说，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焦虑心理，甚至对前途失去信心，走向堕落的道路。

2.制度设计与社会歧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户籍制度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1958年，国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户籍制度成为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政策的载体和核心。近年来虽然在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传统制度所遗留的各种弊端，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并没有完全打破。而由户籍制度所确立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已逐步演变成了对于边缘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具体表现为身份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就业政策歧视、文化歧视、人格歧视等。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由制度设计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依然把他们排斥在外。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换和重新建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的过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互为主体性的交往。人类透过生活世界所达到的沟通，不单使得人类相互间的交往成为可能，而且进一步发展、改进和更换其在社会的角色和自我的认同。从农村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重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通过交往融入主流城市文化。但他们不少人仅活动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凭借着老乡、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他们内部的秩序，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有的接受城市文化的做法只是停留于简单模

仿城市文化表象的层次，内心深处的自卑和急于得到文化认同的心理期待被深深埋藏;有的难以抵御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把农业文明中的好的传统也扔了。空间上的隔离、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视与疏远，不仅无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打破旧的角色意识，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心理不适应。多数不能在精神上很好地真正融入城市，而处于封闭与孤独状态。

新生代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思想活跃，急于外出闯世界，但缺乏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恰恰是他们的一大软肋。除专业技能外，新生代农民工更欠缺基本的职业素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身份，但大部分人却基本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普遍缺乏基本的敬业精神。此外，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在短期内不可能把较多的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但对未来心理预期过高，不能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往往因失望而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甚至采取失范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的社会调适

超过1亿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温家宝总理说：“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全局来考虑。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某一项制度改进的单兵突进无助于问题的化解。根本解决之道，是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1.制度层面。首先应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歧视，分步骤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要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要创建平等的就业制度，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竞争的权利，不断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尽快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建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政府、社区、市民层面。加大政府层面的支持力度。要在就业方面对进城农民多加指导，推动市场组织和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支持。要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合新市民特点的、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从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要在经济适用房和政府廉租房建设和分配方面，逐步向农民工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居有其所。充分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作用。社区作为联结农民工和城市社会的纽带，向农民工传递着城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

变着农民工头脑中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为此，我们要努力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市社区，充分发挥社区的参与功能、教育功能、互助功能等，使之成为政府各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接口。市民应调整心态，积极主动地与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帮助他们养成城市文明所需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将他们视为享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成员，帮助其在城市社区中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必须积极参与各种学习培训，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要调整好心态，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各种市民活动，尽快完成由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内涵转化，真正成为合格的城市市民。

4.社会层面。进一步关爱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积极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咨询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化解其心理压力和郁结情绪。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上遇到的实际问题，改变其不合理的思维、情感和反应方式，使他们逐步从心理上融入城市。参考文献：

[1]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Z].[2]王聪聪.新生代农民工成新市民83.3%公众认同跳槽时爱说“不爽”[N].中国青年报，2010-02-09.[3]徐新林.城乡文化差异与在校农村大学生社会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6).[4]徐增阳.新生代农民工———“边缘人”的困惑[J].同舟共进，2006，(1).[5]潘冬宁，韦乡逢.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心理能力开发探析[J].现代企业教育，2008，(1).[6]魏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2).[7]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探索，2007，(3).[8]孙瑞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路在何方[J].观察与思考，2009，(22).

第五篇：新生代农民工

关注和关爱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一、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特征，他们与“父辈”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

1、比较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2、无务农经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

3、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维权意识较强；

4、外出动机多为寻求个人发展。

二、他们面临的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1、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2、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解决方法

1、建立系统的培训机制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应该作出有效的指导，加大教育资源的投资，提供便利的服务。政府可以筹集资金，依托民办高校、职校技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批轮训方式。推动政府购买或企业委托培训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培训服务。或者政府可以联合工厂举行正式教育培训和非正式教育培训。

2、推进深入的维权工作

首先政府应依托社会有关组织和法律服务机构，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法制宣传。其次，相关部门和组织需要切实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积极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建设的有效形式。最后，尽快建立健全农民工组织，通过合法的渠道、合法的组织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反映他们对政府和国家的合理要求和建议，让他们更广泛地参加国家和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

3、创造良好的自主创业环境

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怀着执着的“城市梦”来到城市打工，大都不愿意甚至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务农。调查显示，大多数的人规划着学成技术积累经验后能自主创业，在城市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创业所需要的资金、技术、项目以及良好的法制环境却成了创业的重要障碍。因此，相关部门可争取银行机构和农村信用社机构的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施行专项贷款，进行小额信贷，以资助的性质、贷款的形式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资金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涉及社会保障，城市发展，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俨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从企业到政府，我们都应该给予这些人群必要的关爱和关注，让他们更好的成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