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贩毒罪贩卖毒品罪辩护词》高焰民

第一篇：《成功案例-贩毒罪贩卖毒品罪辩护词》高焰民

《成功案例-贩毒罪贩卖毒品罪辩护词》高焰民 杨ΧΧ涉嫌贩卖毒品罪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广东金际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ΧΧ的委托，指派高焰民律师担任杨ΧΧ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接受委托后，我详细查阅、认真分析了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全部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其陈述和意见。通过庭审调查、举证、质证，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没有异议。现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时予以参考和采纳。

一、被告人杨Χ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1、起意贩毒的不是被告人

是因为吸毒者的朋友曾思永举报，曾ΧΧ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贩毒分子，主动提出犯意引诱，要求购买毒品。

2、购买毒品的资金是由“总部”提供的，出售毒品的收入全部要交给“总部” 3、被告人实际上没有从贩卖毒品中获得任何收益

被告人杨ΧΧ仅负责收取了毒资50元，要上交给“总部”以后，才能得到百分之十的提成。“我的那份还没赚到。”（见2012年11月25日《讯问笔录》P4）、毒品的来源及销路，即交易毒品的上线和下线、交易地点均不是被告人联系的，也不明知毒品交易的数量是多少

货的来源都是“总部”的，我不清楚是从哪里整来的。买家找“总部”买货（“白粉”），“总部”告诉我见面的地方。（见2012年11月25日《讯问笔录》P4、P3）。我不认识他（购买毒品的男子）（见2012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P2）。、被告人完全是受“总部”安排、引诱、利用、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

“总部”许诺以百分之十的提成引诱、利用被告人。2012年11月24日“总部”找我通知我有活干。直到晚上22时左右我接到“总部”的电话，叫我到华新住宿那条巷子，见买家收钱。是“总部”告诉我这样干的（见2012年11月25日《讯问笔录》P2、P3）。我和肥仔都是为“总部”打工，“总部”安排我在贩卖毒品中负责收钱，而肥仔负责出货（白粉毒品）（见2012年12月18日《讯问笔录》P2）。

由此可见，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处于被动、被支配的地位，仅起次要、辅助的作用。依据2008年9月《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杨文琦系本案从犯。依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在量刑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本案存在特情侦查（犯罪引诱）

毒品犯罪具有相对的隐蔽性，正常情况下，难以轻易人赃俱获。特情侦查又称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协助国家追诉机关的人员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条件或机会，鼓动、诱使他人实施犯罪，并进而侦破案件、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手段。一般情况下，侦查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其目的是证实和查获犯罪，而不是在侦查中制造犯罪。而在贩毒等犯罪行为中，特情侦查是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

本案存在诱惑侦查非常明显。曾ΧΧ是吸毒者的朋友，出于对贩卖毒品者的憎恨，向公安机关举报，主动表示愿意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贩毒分子，是举报人曾ΧΧ主动提出了犯意引诱，打电话给“总部”，要求购买毒品。被告人杨ΧΧ不认识曾ΧΧ。受“总部”引诱、指使，被告人涉世不深，为了蝇头小利，仅这一次就糊里糊涂地犯罪了，侦查机关利用了举报人曾思永充当“诱饵”（俗称“特情”），实施犯罪引诱。便衣民警在附近守候，（见2012年11月25日《第一次询问笔录》P2、《第二次询问笔录》P2），正是由于曾ΧΧ的配合、引诱，结果，公安机关轻易地人赃俱获。在本案当中，公安机关利用“特情侦查手段”布置“犯意引诱”，本欲抓捕贩毒分子“总部”，最后却使被告人落入法网。为何如此？是因为“总部”（30岁）自己老谋深算，不出面进行毒品交易，而是在背后通过电话遥控指使被告人（20岁）。被告人并无贩毒经验，在“总部”安排、指使下，第一次前去收取毒资。

2008 年9月《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了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依据该《座谈会纪要》第六条，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明确了诱使他人犯罪的侦查行为属于禁止的违法行为。

据此，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对“总部”的“特情侦查手段”属于“直接特情引诱”，而对被告人则属于“间接特情引诱”。被告人此前并没有参与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在本案中，因公安机关利用曾ΧΧ对“总部”的“特情引诱”，再加上“总部”的安排、指使，导致受特情引诱的犯罪嫌疑人“总部”，又引起本没有犯意的被告人第一次实施收取毒资的行为。被告人原本清白，后不知不觉中走上犯罪道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主观意图是在外在特情引诱和犯罪嫌疑人“总部”的安排、指使下而产生的，虽主观上有过错，同时其又是受害者。因此，法院在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起因、情节、特情引诱这一侦查手段，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涉案毒品处于被监控状态，没有流入社会，未对社会造成现实的危害，其社会危害性小，希望法院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本案属于特情引诱犯罪,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该起毒品犯罪是公安机关利用特情引诱破获的,涉案毒品在交易之前就已经处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下，从最初的联系、交易、一直到抓获都是受到监控的，涉案毒品完成了交易以后，即被等候的公安民警人赃并获, 涉案毒品不可能流入社会，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被告人仅负责收取毒资，自始至终没有实际接触过毒品海洛因，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希望法院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杨ΧΧ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如前所述，杨ΧΧ系本案从犯。同时根据《刑法》第347条第2款第（1）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同时，辩护人认为，以下犯罪情节，可以说明被告人情节轻微—

1、在主观上，被告人帮“总部”收取毒资，是被动而为，而非主动。

2、在客观上，被告人只实施了收取毒资的行为。

对于整个贩卖毒品的过程而言，被告人并未参与整个贩卖过程，而仅仅参与实施收取毒资这样一个环节。说明被告人只是一个帮助犯，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作用很小。

3、涉案毒品数量很小，毒资很少。

4、被告人属于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被告人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涉世不深，初中未毕业即辍学，文化水平很低，没有认识到贩卖毒品的社会危害性。在本案中被告人既不是毒品的拥有者，也不是买家或卖家，更不是贩卖毒品的组织者、策划者，不是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没有暴力抗拒抓捕的行为。

被告人之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本次犯罪是初犯，是因法律意识淡薄、年轻、幼稚，受到“总部”的引诱、利用、指使所导致。被告人本次犯罪行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在犯罪引诱的情况下，根本不明知他人存在犯罪引诱，不存在预谋已久，不存在临时起意，次数少，仅仅是这唯一的一次，就被抓获。被告人自始至终没有实际接触过毒品海洛因，仅仅是收取50元的毒资，实际上没有为自己谋取到任何经济利益。所以，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较低，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5、被告人不存在以贩养吸，其尿液检查为“阴性”。所以法院对其量刑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五、被告人杨ΧΧ归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从多份讯问笔录、检讨书等可以看出，被告人自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时起，到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直至今天法庭审理时，被告人自始自终都是以诚恳的态度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自愿认罪，真诚悔罪，且前后多次供述稳定、一致，既不反复，又未狡辩，更没有避重就轻、隐瞒事实。辩护人在会见被告人的时候，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悔恨，并明确表示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法律，永远不再触犯法律，请求律师向法院转达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意愿。其积极、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系坦白。这一自愿认罪、诚恳悔罪的表现，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确认，并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事实根据。并且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被告人以前由于对法律的无知，主观上对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严重匮乏，被告人当庭的悔罪表现深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尽管所涉及的罪名属严重的刑事犯罪，但其行为本身产生的社会恶果较小。并考虑到被告人已被羁押近五个月，惩罚的目的已经达到，为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恳请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对被告人杨ΧΧ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依据我国《刑法》、《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第二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考虑！

此致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法院判决】经过高焰民律师的成功辩护，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7个月！【法律依据】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篇：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浙江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家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被告人XXX贩卖毒品罪一案第一审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多次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XXX，查阅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今天的庭审调查。现在，本辩护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为被告人XXX贩卖毒品罪的定罪量刑发表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冯天翔其行为触犯《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款，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定性无异议。同时本辩护人同意公诉机关在发表的公诉词中认为被告人XXX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以对其从轻处罚的意见。

二、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的被告人XXX贩卖毒品交易数量和次数有待商榷。1、2014年11月24日，被告人XXX与XXX之间的毒品交易，从现有的证据和经庭审调查后的结果上来看，这明显是一起公安机关设套子抓捕，既诱捕。辩护对抓捕程序并无异议，但认为所设之套不能成为控告罪犯的证据。

2、被告人XXX有吸食毒品的经历，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被告人XXX在被抓获当日，其随身携带的毒品不得计入贩毒总量中；

三、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X还具有以下依法从轻和酌定从轻情节。

1、被告人XXX具有检举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被告人XXX归案后除如实供述自已的犯罪事实外，还具有对他人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以书面形式向公安机关进行检举揭发的行为。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XXX检举他人犯罪的事实在查实后，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期刑事责任。

2、被告人XXX自愿认罪，依照两高一部相关司法解释，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XXX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系坦白，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4、因被告人XXX的贩毒行为只是为特定的毒品吸食人捎带毒品，其犯罪主观故意模糊，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贩毒分子，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辩护人提请法庭能充分注意到被告人XXX上述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情节，予以公正判处。

谢谢法庭

辩护人：

XXX年 月 日

第三篇：《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王思鲁

《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王思鲁 案情简介：2010年1月11日，陈某某在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附件以人民币39万元购得海洛因1890克，被伏击民警当场抓获。2010年7月2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0年9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本案；2010年11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陈某某服从判决，不再提出上诉。

陈某某贩卖毒品罪一案一审辩护词(前略)

二、公诉机关据以指控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的多份证据存在合法性问题，因其在诸多重要情节上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而不足以采信。

（1）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存疑，无法确认属实，不能据此认定陈某某贩卖毒品的事实。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五份被告人陈某某认罪的供述，并据此认定陈某某承认贩卖毒品的事实。然而，经辩护人当庭认真查看该五份供述的具体内容，发现第二份口供与第一份口供的录取时隔不到两个小时。第二份口供中擅自使用签字笔把第二次讯问的地点修改为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自始至终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字或手印予以确认。特别是，除了手动修改的审讯地点不同之外，这两份供述的内容甚至是标点符号都一样。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实际上是同一份供述，正如被告人陈某某所述：“第一、二份认罪供述是在派出所被刑讯逼供下的供述，却要同时签两份。”这在公诉机关提交的第四份“认罪供述”中“审讯的侦查人员注明：陈某某自第一次在认罪供述笔录签名后一直拒绝签名”的表述得到印证。被告人陈某某只在刑讯逼供下认过一次罪的事实。

同时，辩护人还发现在第三、四、五份认罪供述中，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对讯问笔录内容予以确认属实的签名或手印，侦查机关仅在第四份口供中注明“陈某某自第一次在认罪供述笔录签名后一直拒绝签名”的表述，而第三份和第五份则丝毫没有提及，无法判断这两份供述的内容是否属实。再者，讯问全过程应当有录像进行监控，而对于被告人陈某某是否拒绝在供述上签字盖印，侦查机关也没有提供讯问现场的录像资料予以证实。

诸多巧合不期而遇，恰恰暴露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陈某某进行有罪推定的侦查思路，并人为地促使口供的内容往定罪的方向靠拢，违背了调查取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难以排除侦查机关是为了补全证据而自导自演、私下炮制被告人认罪供述的嫌疑。基于上述五份讯问笔录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瑕疵情况，真实性受到严重的质疑，不能作为刑事案件中定罪量刑的依据。

（2）证人周某某和张某某的《询问笔录》存在主体不清、证据来源不明、内容雷同等问题，并与侦查机关作出《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相矛盾，证人证言存在严重瑕疵，难以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看，仅提交“周某某”和“张某某”的两份《询问笔录》，却没有任何关于“周某某”和“张某某”主体身份的证明材料。根据刑事诉讼证据运用规则，两份证据明显存在严重瑕疵，没有证据效力。即便是“周某某”和“张某某”如《询问笔录》所表述是“民警”，其在本案中作为伏击抓捕民警，其所做的证言有明显的利害关系，欠缺可靠性。

从“周某某”和“张某某”的两份《询问笔录》的内容看，两份证人证言所作的陈述基本雷同，甚至连错别字都一样。我们有理由怀疑两份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和可信度，甚至不排除侦查机关有“先定罪再找证据”的可能。

从“周某某”的《询问笔录》和公安机关所作《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的内容比较看，周某某提到当时将陈某某抓获时，是经过一轮搏斗才将陈某某控制住的，但在《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反映陈某某“在抓捕过程中并没有反抗、逃跑、阻碍等行为”，而民警张某某的证词也未反映出搏斗情形。三份材料对当时情形的描述互相矛盾，也不排除伏击民警好大喜功而作了不真实的陈述。

而且，从“周某某”和“张某某”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到，在陈某某乘坐出租车到三元里大道金沙酒店对面时，两民警见到有一名中年男人走到出租车旁将一袋东西交给车上的陈某某，出租车驶离后，却未对该中年男人进行跟踪抓捕，只去抓捕被告人陈某某；对中年男人交给陈某某一袋东西这么明显的行为情况下，两民警丝毫不动声，却在陈某某独自走出小区时才抓捕，“高老”和“黑鬼”双双缺席的这场毒品交易，是否又是一幕“犯意引诱”的钓鱼执法呢？（3）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张某某所作的证言之外，居然没有其他任何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不符合刑事案件办案程序和规则。伏击民警抓捕被告人陈某某的地点是在白云区机场路北区供电局门口。根据该位置所处的地点看，是一个车辆非常多和人流非常大的位置；而且抓捕的时间是晚上23时许，这个时间段来来往往的行人及车辆并不少。但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看，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张某某所作的证言外，却没有任何第三人比如当时在附近的路人、小区居民、出租车司机等的证人证言，明显不符合一般刑事案件办案的程序和规则。

（4）现场勘验笔录、犯罪现场和搜获的毒品、作案工具等物品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名或按手印确认，明显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运用规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公诉机关出具的由民警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名或按手印确认，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合证据运用规则，不能作为证明被告人陈某某有犯罪行为的证据使用。

三、被告人陈某某持有毒品的目的具有不可求证性，如果从证据的角度来考虑，充其量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的相符，只能按非法持有毒品罪来定罪量刑。

非法持有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00）42号】《纪要》“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的规定：“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之所以将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从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成罪，其立法目的在于针对客观上持有一定数量的毒品，但由于持有人拒不说明毒品的来源和流向，而且侦查机关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从该立法意图来看，非法持有毒品罪属于补漏性的罪名，正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样，都是由于证据不足而规定的罪名。

本案中，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看，目前查明的证据充其量证明被告人陈某某非法持有毒品，而对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存在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行为，以及对于毒品的真实来源、交易的对象，公诉机关都缺乏充足、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由于证据不足以证明贩卖毒品罪的主要事实，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基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从证据的角度考虑，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充其量只满足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第四篇：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成功辩护词

辩护词

——不以骗取增值税为目的的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不构成犯罪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第四被告人韦某的委托，并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予以参考。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首先要对公诉人表示敬意，因为本案最初公安机关认定被告人韦某所在的海南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和第三被告人刘某之间没有任何实际货物交易，但公诉人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的听取了本辩护人的意见，并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最终认定韦某所在的某公司和刘某之间有货物交易，并且认定韦某没有骗取增值税的主观目的，对于公诉人认真严谨的办案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但毕竟辩护人和公诉人所处位置不同，对事实和法律的理解认识不同，因此，辩护人实难认同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韦某的指控，我认为韦某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如下：

一、韦某主观上没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因此没有犯罪故意。

1、韦某虽然让刘某将“施坦宁”药物的单价由7.5元（含税价）虚开到了17.6元和20.4元（均为含税价），但虚开部分1855530元（含税价）韦某已经按照17%缴纳了增值税，因此，韦某缴纳的增值税正是发票上显示的税额，那么某公司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和其已经交纳的税款完全相等，因此韦某主观上并没有想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来多抵扣税款，没有骗取国家增值税的主观目的。对此事实，公诉机关已经认定，因此我对此事实不再赘述。

2、《刑法》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主观上必须要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无此目的则无犯罪故意。

本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司法机关应以一般的经济运行方式为根据，判断是否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可能性。如果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根本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可能性，则不宜认定为本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抵扣税款的目的，只是一般的虚开，它不会侵犯税收征管制度，是一般的违反发票管理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

需要说明的是：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在主观上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这一观点已经被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界认同

（1）、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于2000年4月25日对卢才兴案作出的判决证实了本辩护人的观点。宁波市法院认为《刑法》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多抵扣税款的故意，该法院正是基于此而认定卢才兴不构成《刑法》205条的罪名，该法院被浙江省高级法院维持，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在2002年版的《刑事审判参考》第三卷.下册，并且加上裁判理由，最高法院定期公布案例正是想让下级法院遵照执行，以免造成同一事实而不同法院却作出不同的判决的尴尬局面。

（2）、2000年12月28日上海高级法院第二次刑庭庭长会议，最终作出了《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认定和本辩护人的观点完全相同，上海市高级法院同样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在主观上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

该《意见》13页第二行明确：“认定本罪，还必须查明或证实虚开行为在实质上具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实际危害性或者造成该种危害的现实可能性......如果缺少这一实质特征（即虚开以后如实申报缴税），则意味着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达到偷逃国家税款的非法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际侵害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因为主观和客观要件均有欠缺，故单纯具有形式上的虚开行为，不能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该意见第14页还对几种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行为进行了列举，这几种行为均属主观上没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的情形，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市的各级法院均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主观上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和故意。

（3）、刑法学理论界亦认为此罪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主观目的。

刑法学泰斗、北大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兴良老师便是此观点的支持者。陈老师发表在《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上的文章——《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虚开发票行为之定性研究》明确了此观点。

陈老师在此文中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非法定的目的犯，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抵扣税款的目的，只是一般的虚开，它不会侵犯税收征管制度，是一般的违反发票管理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

以上列举的判例、《意见》及陈兴良老师的文章都在不断的重复着这样的一个观点：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属于目的犯，构成此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要有骗取国家增值税的目的，无此目的，便不构成此罪。当然，辩护人也知道，我们国家是成文法国家，判例、知名法学家的观点、法院系统的内部意见均不属于法律渊源，但辩护人同样知道，我们国家适用的是同一部《刑法》，如果相同的事实，不同的法院却出现不同的判决，那么无疑是对我国法律制度的一种嘲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将荡然无存，我想这正是最高法院定期的公布一些疑难、典型案例的目的，各个地方的高级法院经常出台一些“内部意见”、“会议纪要”其实也是基于此目的。因此，我相信审判长、审判员定会慎重考虑辩护人列举的判例、上海市高级法院的《意见》及理论界的观点，以免出现不同地方作出不同判决的尴尬局面。需要说明的是：在《刑法》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一个重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刑法》为什么对虚开票据行为的刑罚规定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形式上的虚开行为就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吗？不是。是因为这种犯罪的危害实质上并不在于形式上的虚开行为，而在于行为人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以达到偷逃国家税款的目的，其主观恶性和可能造成的客观损害，都可以使得其社会危害性程度非常之大。因此对形式上的虚开行为不能予以刑事处罚。

鉴于以上判例、《意见》、陈兴良老师的文章，本人已经交至法院和公诉机关，故在此不再赘述。

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韦某的行为没有侵犯税收征管制度，没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此罪。

《刑法》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那么本案韦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税收征管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韦某虽然让刘某将药品单价高开了，但韦某已经按发票上显示的数额如数的缴纳了税款。如果刘某如数将代收的税款上缴南阳市税务机关，那么国家的税收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所以，国家税款流失的责任完全在刘某，韦某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买家将增值税缴给卖家后其义务已经结束，至于卖家是否缴税不是买家需要考虑的，也是买家无法控制的。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刘某将税款如数上缴后，那么国家是不会少收一分钱的税的。造成的后果只是南阳的税务机关多收了税，海南的税务机关少收了税，但国家的税款不会流失。

所以，韦某的行为没有侵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不具备《刑法》205条规定罪名的犯罪客体，不构成此罪。其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充其量只是违反行政法规，应受行政处罚，但绝不构成犯罪。

三、即使本案构成犯罪，对被告人韦某的追诉也应以单位犯罪的成立为前提，控方脱离单位行为，以自然人犯罪追诉韦某显属不当。

1、韦某不管从刘某手里进货还是将药物卖到上海医院，均是以海南某公司名义进行的。

2、刘某让南阳医药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是开给海南某公司的，韦某将药物卖给上海医院也是海南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且抵扣税款也是海南某公司在海口市税务局办理抵扣手续的。

3、韦某属于海南某公司的业务员，具体负责某公司在上海地区的“施坦宁”药物经销、结款手续。对此事实，我们提交的海南某公司的证明及2002年.2003年的《授权委托书》均可以证实，而且韦某不管在购销货物或是办理结算手续时，均是以海南某公司业务员的名义办理的。

四、公诉人称韦某为了达到少交所得税的目的，而让刘某将增值税发票数额高开，此说法没有理由。

我们庭审中向法院提交的海南当地的税务政策、某公司的损益表等均可证实：海南某公司2003年、2004是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既然某公司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那么自然韦某没有偷逃企业所得税的目的。其实韦某让刘某将发票数额高开的目的只是为了经营方便，因为如果韦某按照原价进行交易，那么某公司要将利润交给韦某，但某公司不愿给韦某现金，而且非要将此钱通过银行打入公司的帐户，但韦某没有公司，所以只好借用朋友公司的帐户，这样韦某取钱时很不方便，而且有风险（怕朋友的公司赖掉钱款，且又有洗黑钱的嫌疑），所以才产生了让刘某把发票数额高开，这样刘某就可以把某公司多付的货款直接交给韦某。

五、公诉人称虚开增值税发票专用罪属于行为犯，不属于目的犯，因此只要有虚开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此说法是对法律的误解。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属于行为犯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行为犯并不对应目的犯，行为犯对应的是结果犯、危险犯、举动犯，这四类犯罪是刑法理论界在划分犯罪的既遂形态时的划分方式。行为犯中有目的犯，结果犯中也有目的犯，目的犯与行为犯并不矛盾。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属于行为犯中的目的犯，属于非法定的目的犯，行为人构成此罪，必须主观上要有骗取国家增值税的主观目的。

六、公诉人称最终刘某及其上家没有将收取的17%的税款如数上缴国家，因此国家的税款得到了流失，韦某的行为因此有社会危害性，此说法无法律依据。

根据增值税发票政策的相关规定，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就是由卖家代收的，卖家将代收的税款是否上缴不是买家需要考虑的，也是买家无法控制的。因此，刘某及其上家没有将税款上缴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责任不能算在韦某头上，与韦某无关。

综上，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韦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犯罪都要主客观相一致，即不仅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主观上还要有犯罪故意，并且该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侵犯了犯罪客体。本案韦某虽然客观上实施了让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但因其主观上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也没有侵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国家的税款不会因此行为受到任何损失。主观要件和客体要件均缺乏，韦某的行为只是一般的违反税收政策的行为，不构成此罪。另公诉机关脱离单位犯罪，直接追诉自然人也显然不妥，指控不能成立。因此恳求法庭能够对韦某做出无罪判决.

第五篇：李子高破坏生产经营罪无罪辩护一审辩护词

辩 护 意 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律师法》第25条规定，本人依法出庭为该案被告人李子高辩护。接受委托以后，仔细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人。在此基础上又听取了刚才的庭审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全面的了解。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很好的履行辩护职责，本人决定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辩护观点有3点：（1）控方现有证据不能足以足证明被告人犯有破坏生产经营罪，控方所提供的证词与物证、鉴定结论之间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判决被告人无罪。（2）关于被告人口供问题，应结合其他证据来印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材料的获取，明显存在违反刑诉法取证的规则，应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控方指控被告人李子高2009年7月12晚将从王霞处购买的14甁清塘剂倒出并抛到刘华平养殖的鱼塘毒死整个鱼塘鱼的犯罪事实的指控，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控方的指控不能成立。下面本辩护人围绕着前面的观点，有重点的论述如下，恳请合议庭合议时，给予充分的考虑。

一、2009年7月12号晚九、十点钟李子高到底做了什么？李子高在和辩护人会见时陈述，一般晚上他们一家都是打牌或者看电视，他也实在记不清楚那天晚上具体干什么了，但他绝对没有投毒到刘华平的鱼塘里，家里也没有什么清塘剂，在公安机关交代的承认购买清 塘剂以及当晚将其投到刘华平的鱼塘里，是被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多次刑讯逼供形成的,特别是当事人李子高今天也当庭翻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对此法庭应当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李子高是否有投毒药死刘华平鱼塘里鱼的事实，绝对不能仅凭李子高的认罪供述来认定他有投毒毒死刘华平鱼塘里的鱼的犯罪事实。

二、关于本案的证人证言。本案王霞的证人证言，证明了李子高分两次在其处共计购买了14甁清塘剂，但是李子高在法庭上却对此予以否认，只承认曾经在王霞处购买过诱虾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王霞的证据是否真实，仅有其证言，没有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此外，受害人刘华平在2009年7月15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将那女的(指王霞)向李子高卖清塘剂的情况录音后，自己又掏12元买了一瓶回来”,证人王霞到底是和刘华平如何陈述李子高在其处购买清塘剂的，公诉机关没有向法庭提供刘华平和王霞谈话录音这一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这是王霞对李子高是否在其处购买清塘 剂最原始的陈述，对本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应该向法庭提供该证据，并接受质证。

三、关于本案的物证和鉴定结论以及刘华平夫妇的证言。（1）本案是一起李子高涉嫌向刘华平养殖的鱼塘投清塘剂毒死鱼的案件，根据刘华平夫妇2009年7月13日上午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7月13日早晨他们夫妇去寻塘，在鱼塘东北角水面发现两块白色塑料袋，刘华平“捡起来闻到很强烈的农药味，并且看到塑料袋上还有残留的白色农药”，刘华平的妻子王凤陈述“刘华平在鱼塘东北角水面上发现漂浮的两块白色塑料，并闻到农药味，我在水面上也闻到农药味”，但这些都只是刘华平夫妇的单方陈述，得不到其他证据的印证，刘华平在该笔录中另提到两位重要的现场证人，及“后来我上岸，到西边的鱼塘请陈乃干和徐为民两位师傅过来向他们请教”，但是公安机关没有调查这两位重要的证人，7月13日早晨刘华平死鱼的鱼塘第一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子，鱼塘的东北角是否真有两块白色塑料？白色塑料是否有农药味？河面到底是否有农药味？如果鱼塘有两块白色塑料，到底是谁将两块白色塑料从鱼塘提取的？两位师傅是根据什么情况认定鱼塘像是被人投毒?公安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均没有向法庭出示能够印证刘华平夫妇证言的证据。

（2）2009年7月13日公安机关到刘华平鱼塘提取并扣押三样证据，分别是

1、鱼塘死鱼水面的水2甁和进口水1甁；

2、取自鱼塘水面已死亡的白花鲢鱼4条；

3、从鱼塘提取两块塑料薄膜，（但根据刘华平的陈 述并不是公安机关人员从鱼塘亲自提取）。2009年7月23日滨海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鱼塘进口水1甁、鱼塘水2甁；两张塑料薄膜纸；4块李子高炉灶内提取的灰渣；李子高家中提取的塑料袋子薄膜2只共计4样物证送到江苏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进行理化试验鉴定，并得到受理，但是公安机关却避重就轻，没有将本案最重要的最直接证据即鱼塘里提取的已经扣押的4条已死亡的白花鲢鱼送去做理化试验鉴定，鱼塘里的鱼是死了，但是鱼是什么原因死的，是缺氧死的还是毒死的?如果是毒死的，是什么毒药毒死的？死鱼的体内含有什么毒药成分?是否具有清塘剂的化学成分？这些关键性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证据证实，也就不能认定刘华平鱼塘的死鱼就是死于清塘剂。根据2009年7月29日江苏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的物证检验报告“鱼塘内提取的水中未检出常见农药”，鱼塘里的水没有农药成分，那么刘华平鱼塘里的鱼是怎么死亡的呢？刘华平夫妇怎么会在2009年7月13日早晨闻到鱼塘水面有农药味的呢？这只能说明刘华平夫妇分明在说假话，鱼塘里的水没有清塘剂农药硫丹成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众所周知鱼的生存离不开水，水没有毒，死鱼又没有鉴定（为什么不鉴定，辩护人无法得知）就说明刘华平的鱼塘死鱼是另有其他原因，而绝对不是农药中毒死亡，既然不是农药中毒死亡，鱼塘水里没毒，刘华平夫妇怎么会闻到水面有农药味的呢？完全就是一种自欺欺人骗人把戏，是在向侦查机关说假话。即使按照鉴定结论，白色塑料袋上有农药硫丹的成分，也不能证明刘华平鱼塘里的鱼就是死于农药清塘剂，因为水里面没有任何毒；按照清塘剂的用量说明，100毫升清塘剂可兑水80至100公斤，均匀泼洒2.5亩至3亩鱼塘，两块塑料袋 上即使沾有清塘剂的农药，也是不可能将刘华平40亩鱼塘里的鱼全部毒死的，更何况水里就根本没毒，以上一切都说明，有关李子高在王霞处购买14甁清塘剂的供述以及王霞在公安机关陈述李子高在其处购买14甁清塘剂的证言都是子虚乌有的，刘华平夫妇的证言完全是假话，有关李子高向刘华平鱼塘投毒的一切有罪供述，均是无事实依据不攻自破的，那么李子高的有罪供述是怎么出台的呢？答案很明显，只能是刑讯逼供，辩护人认为李子高申辩侦查人员对其实施刑讯逼供是能够成立的！

三、关于死鱼的价格鉴定 辩护人认为该证据缺乏事实依据，同时与李子高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死鱼不是清塘剂致死，就不能说明是李子高投毒致鱼死亡，这份价格鉴定对本案就显得毫无意义。另外辩护人认为死鱼的价格鉴定仅仅只是依据刘华平的口述，刘华平陈述他有一个记账单子，但是公诉机关没有向法庭举证，该证据不能证明鱼塘死鱼的真实数量和价格。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江苏高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条 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理解为包括以下要求：。。

（三）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均已经法庭举证、质证，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四）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已查清并得到合理排除。。第五十五条 庭审中被告人、证人以侦察机关使用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手段取证为由翻供、翻证并提出具 5 体事实的，对侦查活动负有法律监督职能的公诉机关应当对其指控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的存在。法庭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以进行调查。公诉机关不能说明其指控证据的合法性的；经调查，被指证的侦查机关不能就被告人、证人提出的非法取证的具体事实作出合理解释的；因公诉机关拒绝说明而无法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的，被告人的庭前有罪供述、控方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法庭应当结合被告人、证人的庭前、庭审的供述、证言和其他证据综合判断。第六十条 审判人员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优于传来证据；

（二）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优于间接证据。。

（八）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本案中刘华平鱼塘里的水是原始证据也是直接证据，是物证也是通过鉴定结论鉴定的证据，其效力明显高于刘华平夫妇和王霞的证言以及李子高的有罪供述，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水是一个会讲话的证据，也是能够洗清李子高冤屈的证据，在这个证据面前，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的刘华平夫妇和王霞的证言以及李子高的有罪供述就显得苍白无力，毫无说服力。江苏高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被告人多次供述中虽有有罪供述与证人证言一致，但该有罪供述与书证、物证等其他证据之间存有重大矛盾，不可采信该有罪供述。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结合本案的具体证据特别是鱼塘里的水无毒这一鉴定结论，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李子高投毒毒死刘华平鱼 塘里的鱼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指控李子高有罪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控诉机关没有收集到并且向法庭出示确实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李子高犯罪，而且控方所提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刑诉法规定：对于一切案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基于这一规定，辩护人认为即便认定被告人供述为有效证据，但没有其他有效的相关证据加以印证的，同样不能认定被告人李子高犯罪。请求法庭依据事实和相关法律，依法作出公诉机关指控的李子高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宣判李子高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江苏德佳律师事务所

律师 孟新文

二0一0年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