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与秦晖刘仲敬张维迎来一场思想风暴

第一篇：2016与秦晖刘仲敬张维迎来一场思想风暴

2016，与秦晖、刘仲敬、张维迎来一场思想风暴

主旨演讲 1秦晖：拥抱民主：战后国家现代化转型启示录主旨演讲 2刘仲敬：当中华帝国遭遇民族国家 主旨演讲3 张维迎（主题未定，惊喜期待中）活动：2015经济观察报·书评十大好书时间：2016 年 1 月 15日（周五）下午1点地点：北京 大学英杰学术交流中心活动议程 嘉宾签到、合影 主办方领导致辞

嘉宾主题演讲1 秦晖：拥抱民主：战后国家现代性转型启示录

嘉宾主题演讲2 刘仲敬：当中华帝国遭遇民族国家 嘉宾主题演讲3 张维迎：题目未定，惊喜期待中 “书香中国“——颁发机构类奖项

圆桌对话：中国经济升级与文化出版业的转型机遇 “致敬出版人”——颁发年度奖项 “年度十大好书”颁奖 活动结束

圆桌论坛主题：中国经济升级与文化出版业的转型机遇 核心议题：

1、中国经济升级与泛文化产业的使命

2、跨界还是被边缘化：出版业IP化的可能与挑战

3、如何应对数字阅读时代

4、去政治化和泛娱乐化时代，出版业如何守住底线 拟邀嘉宾：

卢俊 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 谢寿光 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 范 新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总监、人文分社社长欢迎后台留言报名参加活动编者按在刚刚出炉的“2015年经济观察报·书评十大好书”的候选书单，有哪些是你心仪的，又有哪些是你心里的遗珠呢？

点击阅读原文，看看在2015年大咖们都读了哪些书，和你有哪些意料之外的不谋而合？经济观察报书评2015“年度好书”候选书单经济类

1、《米塞斯回忆录》（奥地利）米塞斯/著黄华侨/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9月

2、《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美）罗宾·蔡斯/著王芮/译湛庐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

3、《郁金香热》（英）迈克·达什/著冯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

4、《隐性动机》(美)尤里·格尼茨、(美)约翰·李斯特/著鲁冬旭 /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社科类

5、《阿伦特手册》（德）沃尔夫冈·霍尔、（德）贝恩德·海特尔、（德）斯特凡妮·罗森穆勒／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旭、寇瑛／译2015年1月

6、《零年：1945》（荷）伊恩·布鲁玛／著倪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7、《民主的阴暗面: 解释种族清洗》

（英）迈克尔·曼／著严春松／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5月

8、《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美）德隆·阿西莫格鲁、（美）詹姆斯·罗宾逊／著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9、《丝绸之路新史》（美）韩森/著张湛/译后浪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0、《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

11、《日本帝国衰亡史》（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12、《毛泽东传》（俄）亚历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辉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13、《经与史》刘仲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14、《野蛮大陆》（英）基思·罗威/著黎英亮/译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

15、《历史学的境界》高华/著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16、《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17、《近代湖南人与中国》裴士锋/著黄中宪/译谭伯牛/校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

18、《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19、《天鹅绒监狱》（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著戴韦娜/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危机与重构》李碧妍/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21、《拷问法国大革命》（法）雅克·索雷/著王晨/译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5年3月

22、《世界秩序》（美）基辛格/著胡利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23、《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阎海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24、《超社会体系》王铭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11月

25、《衰世与西法》杨国强/著中华书局2015年3月 文艺类

26、《黑羊》（危地马拉）奥古斯托·蒙特罗索／著（阿根廷）米盖尔·卡里尼／绘吴彩娟／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27、《等待》（美）哈金／著金亮／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

28、《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巴黎评论》编辑部/编仲召明 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

29、《人民公仆》（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著马群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2月

30、《阁楼上的疯女人》（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著杨莉馨/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

第二篇：施展、聂辉华、刘仲敬：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下)

施展、聂辉华、刘仲敬：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下）

【提问环节】

提问(一)：聂老师提出，经济增长和反腐败之间的相关关系成了反的趋势，很有意思。目前好像反腐败运动本身和经济发展是脱钩的，是分开的，是两回事，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提问(二)：目前的反腐运动是非常剧烈的，但是却阻碍了经济发展，反腐是否能找到一个适中的点，实现经济“软着陆”，这是否可行? 提问(三)：对于中国来说，反腐败这场运动对于国家来说到底是好的，或者对中国国民来说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们根本看不出来。还请聂老师再进一步讲讲。

提问(四)：反腐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沉默的抵抗。一些地方干脆不干事了。针对这种现象，未来习近平可能会制定新的法律来改善目前的沉默的抵抗吗? 聂：第一位先生和第二位先生的提问有点接近，大家关注的是反腐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长期来看，反腐败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这一点没有什么质疑，大家有争议的地方在于短期内反腐败和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关系。

目前的几百篇研究论文表明，反腐败和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关系是非常混合的，既有在短期内反腐败促进增长的，也有拖累增长的。从中国的情况而言，我要说的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在刚刚我说的前提下，目前来看，反腐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事实。

大家关心的是怎么让它变成一个好的事情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看你用什么方法来反腐败，如果我们在反腐败的时候更讲法治，更透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反腐败的时候，把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去除掉。这两个方面结合的话，我相信反腐败在短期内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没有问题的。刚才第二位先生担心我们有没有办法进行软着陆，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我相信也是中纪委比较担心的，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们查处副部级以上领导人的速度明显慢了很多，在过去三个月里只有一位副部级领导人被查处了。这跟公众被提高的心理预期是矛盾的。从最近的新闻可以看出，其实中纪委已经在放慢打虎的速度了。

我认为，一个既能够让政府有序地反腐败，又是政治正确的一个好的办法是，重点打击十八大以来的新案件。换句话说应该重点查处新的增量腐败，可以放缓对存量腐败的处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大赦”。我相信如果是用这种策略，是有办法软着陆的，没有问题的。

提第三个问题的先生，他的意思我大概明白，就是我们不能单从经济效果上考虑反腐败，这个我承认。但我是经济学者，所以我只提供我看问题的角度，这个角度不代表全部正确的角度。你可以从国家伦理的角度，可以从提高道德水平的角度，可以从净化社会风气的角度来谈反腐败的正面作用，我都同意，没有问题的。我只是就这个问题谈它对经济的影响，我想我们的观点是互补的。

第四个问题也是反腐败带来的负面效果。很多地方官员现在宁肯不做事也要不出事，只要我不做事了，我一定不会出事，我就算挨批评也没有关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制度没有提供一个正常的激励。如果有正常的激励的话，你合法地做事自然会获得回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官员的激励体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也说明中国的很多法律不是那么完善。我要特别指出这点，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不是你给钱就能让人干活，因为在中国很多政策介于违法和不违法之间，所以你才会不干事，因为你怕犯错误。这些介于违法和不违法之间的行为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当做违法行为去举报，如果碰到这种事情，就算再提高工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当然，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政府最近已经至少两次连续提高工资，每次提高的幅度在8%-10%，这是正确的做法。要反腐败，我们不能只给大棒不给胡萝卜，提高工资就是给胡萝卜。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减少管制以及让更多的法律变得清晰，减少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腐败往往根源于权力太任意了，你没有办法监督的。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就干三件事：开会、接电话、学文件。不干任何具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项目政府可以多批点也可以少批点，可以快批点也可以慢批点，这都不违法，为什么它不违法呢?因为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这个事情应该多少时间内办完它，这就是因为留给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改进很难解决懒政、怠政问题。

第四部分：刘仲敬：世界体系和中国系统的融合与冲突

(刘仲敬为武汉大学在读博士生，青年历史学者。其观点仅代表个人学术研究，不代表所在单位立场。)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表面上有点大，超出了正常的历史学研究那种细碎化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正在对世界造成的问题，是中国自身和世界各国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所以我们必须退回到比较长的时间段，回顾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

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世界，是由众多民族国家为单位所组成的国际体系。在四百年以前，这样的国际体系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都并不存在。国际体系最先在欧洲内部产生，首先它所需要的就是把多层次、多实体组成的封建式的网络状权力体系加以改造。改造，或者说演化，造成的效果是，把原先的各个政治实体划分为国内和国外这两组。国内的各个实体要通过宪法体制实现利益和观点的共识，通过国家利益，统一地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各国之间的交涉，要通过国家利益和国家单位进行，使原先没有什么明确区别的国内宪法冲突和国际间的利益冲突，从此以后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

在奥兰治亲王时代的国际交涉中，你还必须对亲王的宫廷、荷兰的三级会议和阿姆斯特丹的市议会分别进行交涉;但是在维也纳会议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只跟荷兰的外交代表进行谈判就能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在欧洲是通过自发演化实现的，但是在亚洲和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是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张强加于他们的。就远东的情况来看，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近代的命运，无论是他国家内部的宪法体制还是外交体制，还是国家认同和历史叙事，都是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化，根据国际体系演化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做到模仿欧洲的先例，做到几件事情。

第一，你要划定边界，确定哪些政治实体属于国家内部，应该通过国内的宪法体制来协调他们的利益和关联;哪些政治实体属于国外的政治势力，需要通过外交关系，作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来加以处理。

第二，在做到这一点以后，你必须对你建立的这个国家实体的自我形象、自我定位、和他将来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规划。

第三，在这些规划确定以后，你要根据你的自我定位和你的未来使命感，对国民进行教育，培养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利用这种新的国家认同，来巩固你的共同体，加强你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

如果你的自我认同不太明智、或者说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不太清楚、对国民的教育不太符合未来国际体系演变的方向，那么你在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间，就很容易引起严重的冲突。相反，如果你在这三方面的认识都比较清楚，做法都比较好，那么你在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的过程就会比较的顺利，代价就比较少，成就就会比较大。

就中国和日本近代的情况来看，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认知结构之下，会产生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们回顾过去1937年的中日之间的冲突，就可以看出，如果交涉双方对国际体系和自身的角色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认知的话，冲突也不是必然的。

中国方面的问题在于，他的自我认同要求他建立一个排除帝国主义势力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要使命就是修改从清朝末年以来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允许列强在他的边境之内行使众多的权利，例如：保留庚子条约留下来的从北京到天津的非军事区，把这些区域的巡逻和治安托付给外国军队;保留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对这个贸易区，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征收关税，必须经过列强的协商;而当地的议会和政体，要取决于当地纳税人，而不是取决于中央政府。

从中国清末梁启超时代，一直到国民革命以后，逐步养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叙事，要求未来新的中国修改原有的国际体系，取消这一系列原有的远东条约体系对他造成的约束。然而，如果列强并不是全都愿意修改这些条件，例如苏联和日本不愿意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改变他们在条约体系中的既得利益的话，那么实际上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他愿意像原先的北洋政府一样，在承认既有国际体系的情况下，缓慢的演化，那么冲突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

在日本这方面来说，日本也有两种不同的自我想象，他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国际体系的普通一员，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国家，负有解放亚洲甚至是所有有色人种的使命。按照前一种解释方法，所有的冲突其实都是技术性的和局部的，他完全可以，首先忍受地方性的冲突，然后通过国际斡旋来解决问题，不会对日本本身的地位造成重大的挑战;按照后一种解释，日本就可以把他面临的种种冲突看成现有国际体系无法允许日本实现他的国家想象的一个重大障碍，最终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推翻既有国际体系才能够伸张他自己的使命和正义。

中日两国的这两种想象的冲突，使在1920年代本来可以作为地方事件解决的技术性冲突，在1930年代终于演化成为破坏整个国际体系的大规模战争。在1930年代的冲突中，日本处于主动地位，因为他当时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破坏国际体系的地步;而中国尽管自身的国家想象同样不符合国际体系的需求，但他的实力不足以对国际体系构成整体性的挑战，所以他的作用显得不太明显。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融合度已经很高，可以预见，他将来的发展渠道不会发生重大的偏差，只会在现有的情况下进行细微的调整;而中国，在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震荡以后，他对自我的定义、自我的想象、对将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和自身的宪法结构和国民教育，都仍然处在非常模糊和混沌的状态。他存在着多种发展和选择的可能性：在一个极端上，他错误的想象可能使他跟现有的国际体系不能相容;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决心把融入国际体系当作自己首要的任务，那么他必须对自己的国内体制和国民教育、整个历史叙事都做出根本性的改造，才能使他现有的结构符合未来发展的需要。

目前的中国，它的自我想象包括两种成分，这两种成分都不大符合未来它的需要。

第一种叙事产生于列宁主义的革命叙事，他要求把整个旧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看成是不公正的，给自己赋予改善整个体系的特殊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发生什么具体的问题，那么这种具体的问题就不能通过纯粹经济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而是会把它解释成为，在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之下，他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通过合法的和常规的手段，改善自己的地位。

第二种叙事，就是中国国耻教育的叙事，这种叙事假定近代以前的华夏文明，是一个比欧洲更为悠久和古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道德观念高于欧洲的文明，他在近代接受国际体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的妥协，在他自身强大起来以后，他应该摆脱这种束缚，给自己以更高的地位，对他来说，是恢复原有的光荣和伟大的地位，也给世界提供一种比欧洲人能带来的这种世界秩序更好的新秩序。这种历史解读的方法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列宁主义的历史解读方法，但是它对现有的国际体系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冲击，使中国自身承担了一种他目前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承担的巨大的负担。

有许多迹象表明，目前的情况和目前的政策已经深刻地受到这两种历史想象的影响，像一带一路这样的工程，如果你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很难是合理或者是合算的。它涉及的地区，在政治安全上是如此之复杂，在金融方面的信用很差，如果你贸然地卷入这些地方，提供大笔贷款，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讲，收回贷款的时间非常之漫长，利润非常之微薄，不确定性很大，应该说很难成为一个纯粹追逐利益和经济发展的政治集团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你如果从自身的特殊使命感和自我想象来考虑的话，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革命叙事，如果你自身的发展受到现行的旧秩序的约束，因此无法有效地展开，合理的办法就是像苏联在1920年代所采取的那种办法，把你的力量投送到国际体系相对薄弱的远东地区，从侧背开辟新的阵地，或者说相当于GCD在1930年代长征到西北那种情况。按照第二种叙事，中国在恢复它原有的国际体系，那么重点就不再是近代体系所体现的海上支配力量，而是要在传统的、1500年以前的亚洲大陆帝国的模式，把文明的中心从英美所主导的海上重新移回到以内亚为中心的大陆上去。根据这种逻辑，即使通向巴基斯坦的中亚道路很不安全、经济上无利可图，但是它就是恢复汉唐辉煌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途径。

这两种想象既然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现有的政策，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它会给中国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命运。照我看来，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像现在冷战以后的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很难容纳刚才所描述的那两种冲突：无论是列宁主义的，坚信自己是宇宙的真理的这样的中国;还是坚信自己是汉唐文明的继承者，必须恢复大国荣耀的中国。

如果说现在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能够容纳谁的话，那他顶多能够容纳一个地方性的邦国，这个邦国愿意遵守美国在冷战以后根据威尔逊总统理想所设计的那种集体安全体系，放弃自己采取单边行动的自由。但是按照中国现有的历史想象，接受这种地位的话，等于是放弃了它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经过长期牺牲和巨大代价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如果双方的认知图景都没有办法做出重大修改的话，各自坚持各自的路线，就会造成巨大的冲突。在这个冲突当中，很难会有什么绝对的正义，因为你所坚持的正义标准是由你自己的认知图景决定的。如果你坚信你自己的自我定位是正确的，那么你为了实现这个自我定位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义的，而别人为了妨碍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正义的。所以这件事情到最后，还是要依靠决断来判断：你必须确定你的最高目的是承认现有的国际体系，然后根据现有的国际体系改变自身;还是要坚持自己对自己原先的想象，强迫国际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个决断是非常关键的，它涉及到中国将来能不能够像现在，根据现在的路径继续走下去。

我们都知道在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为中国的发展设立明确的目的，照邓小平那个很生动的说法来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因为所有各方对于远期的发展目标其实并没有一个充分的共识，只是对近期要改善自身的地位能够达成共识，所以我们可以近期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现在，在财富和实力已经积累到一定阶段，世界体系不能对中国视而不见，而中国对世界体系也不能视而不见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摸着石头过去以后，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未来的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现在这个政治实体的中国和历史上的华夏文明是什么关系?现在的共产党和历史上负有世界革命使命的那个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未来的中国人应该建立怎样的政治实体?应该怎样处理它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以后，然后你才能够根据你对这些问题做出的解答，重新塑造你的国民认同，重新塑造你的历史叙事。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所谓的历史正义，或者说是中国的发展目的，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这几方面还处在完全脱节的状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因此从事这一方面的官员、知识分子、或者是其他的人，对国际体系是抱着，可以说是抱着比较理解和拥护的态度的。但是在安全方面，情况显然不同：尽管柏林墙倒塌已经结束了欧洲的冷战格局，但是从朝鲜战争到金门危机，所形成的这个远东冷战边界，仍然是存在的。从隔离朝鲜南北的三八线，一直延续到金门岛，伸向南方，这条边界，1955年的冷战边界，目前仍然存在。从经济上讲，冷战的双方已经具有高度的依存性，谁也离不开谁，双方关系的任何削弱都会对双方造成极大的损害。但从安全上讲，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共识，重新采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各国采取的那种相互威胁的做法，这在最近的钓鱼岛危机和南海危机上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安全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的脱节，这是目前远东形势最明显的特征。

归根结底，它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自我定位和目前的世界体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这个冲突不是存在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日本的自我认识和宪法结构和外交结构融合度已经很高，而中国大体上来讲，在很多方面，仍然处在这个结构之外。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结束了1978年以后，相对还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稳定平稳发展期，进入一个相对高风险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中间，丰富的政治想象力和明智的决断才是你最主要的资产。谢谢。

【提问环节】

提问(一)：中国这种体制能不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提问(二)：日本究竟是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怎样才能真正认识中国? 刘：关于中国能不能够融合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它有特殊的性质，它是一种威尔逊主义体系，因此你就不能说，只要有了足够的实力，把实力足够强的国家都加入进去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要注意威尔逊主义提出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十九世纪和十九世纪以前的国际关系。在那种环境中间，所有的政治国家都享有战争和和平的完全自由，没有超越国家的组织能够对他的权力进行约束。同时，国与国之间的联盟是有限的和具体的。因此这些制度和社会形态非常不同的国家，只要在某一个或者几个具体目的上需要合作，他们就能够签订有效和具体的盟约，加以执行，不会对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联盟和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要依靠实力均衡的方式维持，实力均衡的定期破裂会导致战争。

威尔逊主义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定期战争的体制对人类文明是不利的，最好是通过集体安全的方式，使文明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当然是一个偏理想主义的界定。这个集体安全体系，实际上是要限制其所有成员国发动战争的无限权力，同时，把集体安全体系内部各国的承诺从有限和具体的承诺变成无限和不明确的承诺。这后一点是非常至关紧要的。我们可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外交协约，比如说英法两国之间的协约，它们都是非常具体的，例如英国皇家海军要负责保护法国的北部海岸，但是不负责保护法国的地中海海岸，诸如此类。英日联盟在某种情况下，英国要支援日本，但是在其他那种情况，例如在日俄战争情况下，英国并不是必须要为了日本对俄国宣战。这些条约都是非常具体的。可以说是，英法两国无需政治体制一致，或者英日两国无需国家认同一致，他们都能够实施这种有限的盟约。但是美国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就要求各国具有非常高的信用度，因为他的承诺是无限的。

威尔逊主义有两个典型的成就，一个是联合国，一个是北约。它们都是美国影响力扩大的结果，基本上都是进一步兑现了威尔逊主义的基本精神。像北约对法国提供的安全保障，那就跟大英帝国对法国的安全保障是极不相同的。它是非常模糊和浮泛的。如果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就要通过北约安全理事会进行一系列讨论，也就是说，法国必须信赖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决策程序。他们在法国认为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一定会感同身受的认为法国受到威胁。这样的高信任度，只有在美国的核心盟国都跟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决策程序高度相似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北约之所以能够维持，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员，大体上都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民主国家，能够实现高信任度。而联合国其实成立的初衷也是威尔逊主义的，也是按照美国人的想法设计的，但却实现不了。因为它的核心成员包括像苏联这样的，跟美国体制相差甚大，决策程序相差甚大，既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也没有办法实现决策透明度的政治实体，因此联合国最终不可避免的，实现不了集体安全，变成一个扯皮的机构。

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说是，中国强了以后，就按照以前英法结盟或者英葡结盟那种方式，结成一个霍布斯式的主权国家的联盟，这样的联盟只能适用于具体的事项，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或者反恐战争的时候，中美确实可以达成这样的具体的合作，但是这样的合作实现不了威尔逊主义集体安全的目的，也没有办法把中国纳入这个体系。中国想要进入这个体系，实际上，他不能像昭和日本一样，存在着不确定的、模糊的决策中心，而必须像战后的日本一样，实行跟美国大体上相同的体制，实现两国之间的高度互信。在这种前提之下，同时包括中美两国的集体安全体系才能顺利运作。所以集体安全体系跟十九世纪的结盟体系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外交问题，它是要求国内宪制进行高度配合的。中国如果想要进入这样的体系的话，他是要对自身进行重大改造的，这一点恰好是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所以，一方面中国无法进入国际安全体系，另一方面，集体安全体系之外存在着足够强大、能够对他进行挑战的政治实体，这就会造成一个冲突。

关于军国主义，因为军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宣传上的名词，因此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意义。我只能说我自己的定义。我自己对军国主义的定义就是，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宪法之外的政治势力，军队可以在违背国民和国会的意志，行使宪法之外的权力，符合这个条件的国家就是军国主义国家。昭和时代的日本间断性的处在军国主义的支配之下，但现在的日本肯定不是军国主义国家。即使日本修改了他的宪法，恢复了他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力，甚至恢复他进行战争的权力，只要他自己的军队仍然处在内阁和国会有效的控制之下，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他都不能说是军国主义国家。同时，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只要党指挥枪的原则仍然存在，军队只能通过共产党这个集团行使它的权力，就仍然不能说是他是军国主义国家。如果说中国存在着法外的政治集团，那么这个政治集团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越过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集团发挥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得回到老生常谈的说法，就是说，承认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国家，而不是什么军国主义国家，党也是文官管理的。这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说法，但是比起初级阶段的、宣传性质的说法，还是要相对来说靠谱一些。至于日本人怎样认识中国的问题，我想，关键在于没有人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因为这一点根本上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自我认定、自我认同和国家定位还没有明确，在“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应该是什么”、“中国和历史上的华夏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有什么关系”以前，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我们要明白国家和国民的概念不是像自然人的概念那样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一个政治建构的产物。政治建构是人为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修改的，未来的中国需要怎样的自我建构，这恰好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危险、最重大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