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重-传统文化中的祖国医学甘肃.上海论坛

第一篇：张绍重-传统文化中的祖国医学甘肃.上海论坛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祖 国 医 学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张绍重

我国素有科技文化古国之称，在古籍文献中，涉及祖国医学的内容颇多，在儒家早期的经典著作《周礼》中，即载有医学分科和测定临床医生技术水平优劣的标准。此外，在先秦诸子及以后的文史著作中，亦屡见有关医学之内容。

一、中医药的起源

对于中医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的分歧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一是出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也就是说人类和疾病做斗争的实践；一是归功于某个圣人、巫师，甚至是动物的本能。前者是不容质疑的，现在仅就后者，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在我国中医界颇有影响的几种唯心主义观点，作一简评。

1、“医源于圣人”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祖国医学的产生是由某些“圣人”所创造，归功于传说中神话了的伏羲、神农和炎帝，例如在《淮南子》里就有“圣人生、医方兴、医道立”。这显然是违背历史的，但这一说法的影响却非常深远，以致有些医药著作明明是总结人民群众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却要托名于“黄帝”——《黄帝内经》、“神农” ——《神农本草经》，或其他传说中的人物。至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等人，只不过是原始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代表，他们反映了人类早期医药活动的一些历史——神农尝百草。

2、“医源于巫”说。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就医学来说就有中医（日本的汉方医、朝鲜的东医）、蒙医、藏医等等，因此，有人认为各民族的医学，多出于巫，或者说出于宗教，甚至于繁体字中的医的异体字——毉，下面是“巫”字，这也说明医与巫有关。医与巫，医疗与巫术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药物心理与巫术心理并存，求医和求巫都属于医疗的范畴，巫药结合，药巫并用，信医药之中含有信巫的成分，信巫术之中也有求医药的要求。在《山海经》中，即有柢山之鲑鱼“冬死而复生，食之无肿疾”；青丘山之鱬“食之不疥”。再有，用佩物的方法防治疾病，如杻阳之山，有兽名鹿蜀“佩之宜子孙”，宪翼水中的玄龟“佩之不聋”，基山有兽如羊“佩之不畏”等。在民族地区医疗活动往往是医巫结合的，则巫术的成分就浓了，巫师也是医师，巫师为人治病，所使用的药物，在经过巫师的表演后，也被说成是“天赐的药物”，这样，巫和药便结合成一体了。再如《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巫医”。《管子·权修》“好用巫医”。《山海经》中的“六巫”、“十巫”皆为古之“神医”。祖国医学中有“祝由”一科，如《素问·移经辨气论》“余闻古之治病，为其移经辨气，可祝由而已。”唐王冰注“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祝 由是用符咒为人治病，据此，也属于“巫术”的范畴。到了汉代则“巫”与“医”有了明显的区别，《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六不治”之说，其中第六条，“信巫不信医不治”。这时，已将“巫”和“医”区别开来了。后来的医字，下面是“酉”字。这说明医又与酒有关。而事实上，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了医疗活动，而巫术的出现和活动却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事。早期的原始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只能自发的适应自然，不可能产生祈求减轻自然对人类压迫的思想，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宗教。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到了氏族社会形成时期，人们在各方面（如生产水平、思维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通过生产斗争，逐渐认识到自然现象和人们经济生活的联系，从而对许多自然现象抱有某种希望和控制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生产水平和思维能力的低下，对很多自然现象和人体的生理现象（日月、山川、雷电、风雨、疾病、做梦、死亡·······）都无法理解，因而把这些现象加以神化，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继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图腾崇拜”。由于上述思想，因而形成了“医源于巫”说。

3、“医源于动物本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生了病就要寻求医治是原始的本能，也就是说人象动物一样，猫狗受了伤会用舌头舐伤口，人有了病就要寻找草药，完全是出于动物的本能反应。但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就在于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生产劳动。

诚然，动物的自我医疗如猴子会捉虱、拔刺，一些笔记书中也曾记载虎中毒箭后会觅食某些植物以解毒，等等，这些确与人类原始医疗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然而这些永远不能发展成医学。

这一说法，无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把人与动物相混淆，否定了劳动，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实践，因而同样是错误的。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在长期同自然灾害、猛兽、疾病做斗争中，形成了医疗保健活动，以后，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不断提高和改造，人类逐渐发现了一些可以治病的药物，如《淮南子》“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救，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之”。并使用了最早的医疗工具——砭石，通过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逐渐发展而形成了医学。此外，关于药物麻醉，在《后汉书》中即有华佗用“麻沸散”为人割治疾病的记载。五代王仁裕的《玉堂闲话》中载治肛门病的麻醉法：“利刃开肛，以乳香浸酒，先涂后割，无痛而治。”晋代《罗浮山人札记》载“叶阳生颇精医术，范少参长倩无子，晚得伏庵太史，生无谷道，啼不止，延医视之，皆束手无策，阳生至，曰：‘是在膜里，须金刀割之’。割之而谷道果开。”割之前，用莨菪研末浸酒以麻醉。明郎瑛《七修类稿》中亦有关于“迷药”的记载。

二、中医药的发展

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发现了最早疾病记载，而且有二十几种病名，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自（鼻病）、疾齿（牙病）、疾腹（腹病）、疾止（足病）、疾子（小儿病）、疾育（产），大部分是按人体不同部分来区分的。如“甲骨文”的“龋”字，即表示了牙齿上的窟窿，它比《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述的龋齿记录早一千多年，比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类似记载，也早七百至一千年。再如“甲骨文”的“蛊”字，象虫在皿中，即表示腹中有寄生虫，《说文解字》“蛊腹中虫也”。值得注意的是“疾年”的记载，所谓疾年，即指多疾之年，这可以说是流行病的最早记录。

随着时间的前进，人们经过反复观察，对疾病的认识日益提高，在《诗经》、《书经》、《易经》等古代文献中，对一些病症已有了初步了解，如热病、昏迷、顺产、逆产······等等。《山海经》中更有了固定病名记载，如痈、痘、风、疟、疥、痹、痔等，有二十多种，而且有直接记载症状的有腹痛、呕、聋等七十余种，这就比甲骨文中的疾首、疾目等又近了一步。该书中还记载了药物一百多种，有补药、种子药、避孕药、预防药、毒药、解毒药、杀虫药，也有治牲畜病的药物。在使用方法上，有内服、服食、外用，有佩戴、沐浴、涂抹等。同时对气候与疾病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如《周礼·天官》“春时有痟首（头颈酸痛）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这说明了当时已经知道了四季多发病和气候的不正常所引起的疾病流行。《左传》昭公元年中有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秦国名医医和给晋侯诊病时提出“六气（阴、阳、风、雨、晦、明）致病说”来解释疾病产生的原因这说明以气候变化作为主要病因的概念已经形成。后世的“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的病理学说，也由于此。这时“鬼神致病”的说法，已开始动摇。

随着人们在生产斗争与医疗实践中逐渐充实与发展起来的是人们对药物的认识，随着药物品种的不断增加，用药的经验也日益丰富。如《周礼·天官》：“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臊、焦、香、腥、腐）、五声、五色眂其死生。”对药物的性能及副作用也有了了解，《尚书·说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就是说如果用药不到使人昏闷的程度，是不能收到治病的效果的。当时对于采药的季节，也有明确的规定，如《礼记》“孟夏月也······聚蓄百药”。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也不断发展，到了两汉，医学理论已初步形成，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医用金针、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学简牍等，都说明从战国到两汉三国时期，我国的医药学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在历代典籍中，有关优生学、药物学、生理学等等的论述亦多，如《礼记·曲礼》：“三十曰壮，有室。”这就是说男性到了三十岁，可以结婚。《周易》：“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这说明了早婚之不宜。另外春秋时有“同姓之婚，其生不蕃”之说，这是说有血缘关系的人结婚，子嗣往往不多，这可以说是古代的优生学。

古人对于“胎教”也非常注意，如《礼记》“周后娠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不倨，虽怒不詈。”《女儿经》：“女子怀孕，佩美玉，玩美物，视美图，扶美童”。这些也应该属于优生学的范畴。

在预防疾病方面，如种痘，在文学典籍中，亦屡有出现。如：（1）清顾震涛《吴门表隐记》：“苏州石磐巷有种痘仙师，仙师为四川峨眉人。”（2）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笔记》“中国种痘始于宋真宗朝王旦，其后各相传授，以湖广人为最多”。（3）清《同治湖州府志》“国朝胡美中名璞，以字行，崇祯后弃家而精于医，时无种痘法，托名峨眉山人创为之，后遂传播。康熙壬辰后不知何往，雍正初，有于金陵见之者。”（4）清俞理初《癸巳存稿》有“查痘章京”条“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习种鼻苗，以杜天花祸患，时历一年，学造苗制痂，种苗落痂等法。俄罗斯学士回俄时，望阙拜而去。”

在《孟子》中，有“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赵岐注“折枝”按摩手节也。

在病理解剖方面，我国也较西方为早，略举数则：（1）三国刘劭《说略》载：“汉末，有人得心腹疾病，昼夜切痛，临终教其子曰：‘我气绝后，可割视之’。子不忍违言，割之，得一铜枪”。我国古代的“枪”，有大有小，一个矛头，也叫做枪，这可能是进食时误吞下去的矛头。（2）汉沈约《宋书》载：沛郡相县唐赐，往北村饮酒还，因得病，吐蛊虫十枚，临死，语妻张氏曰‘死后刳腹中病!’张手破之，脏腑悉碎。”（3）《广五行记》载：“永徽中有僧维则，病噎不能食，语弟子曰：‘吾死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自经而死，弟子果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皆肉鳞，是虫瘕也。”由于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这一类记述较少。

三、《内经》和阴阳五行学说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共计175卷，目前仅存《黄帝内经》（灵枢、素问各九卷）十八卷，其他均已失传。

谈到《内经》，在过去科举时代学子除攻读四书五经之外，《内经》也是必读之书，这也给很多弃官从医者[如张仲景（汉长沙太守）、王冰（唐太仆令）、王肯堂（明福建参政）]创造了条件，世谓之为儒医。不以医为业而精于医者，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亦精于医，他说人子不知医，不足以为孝。另外，在宋代还设立了特有的教育机构——医学，它完全仿照太学之例，规定“上舍生赐医学出身”，宋徽宗赵佶并专门下诏将医学脱离专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寺而隶属于国子监（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从而使医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教养上医，广得儒医”，并且按等级任命医官：上等，从事郎，除（授予）医学博士正录；中等，登仁郎，除医学正录，或外州大藩医学教授；下等，登仕郎，除诸州军医学教授。这就使儒医的地位得到确立。实质上是起到了以儒学帮助医学，改造医学的作用。还成立了校正医书局，编纂了《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以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林亿、国子博士高保衡等士大夫主持其事。在宋代儒士中往往以不知医为羞，不少士大夫亲自搜集、整理单方、秘方、验方，如陆游的《集验方》、杨的《杨氏家藏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医官通直郎寇宗奭的《本草衍义》等，清代的兵部尚书、湖广总督吴其浚宦游所至之处广收植物标本，编成《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长编三十二卷，可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植物志，对植物分类及本草学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些亦儒亦医者，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医学遗产。

阴阳五行学说，本是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它既为古代科学所运用，也为古代医学所运用。阴阳和五行，开始并无联系，战国后期，邹衍首先把阴阳和五行联系起来，当时称为“五德”。《周易》中的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中又以乾、坤二卦为基础，乾为天，坤为地，乾为阳，坤为阴，《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国语》上记载伯阳父对地震的解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所谓阴阳，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人们把复杂的万事万物，概括地分为相互对立而又相互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如天地、日月、昼夜······等等，皆可用阴阳来解释，再如男女、雌雄、燥湿、内外等，均可分为阴阳。就医学术语来说，人体背为阳，腹为阴，体表属阳、内脏属阴，同是内脏也有阴阳之别，六腑——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属阳，五脏——心、肝、脾、肺、肾属阴，同时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在一种情况下属阳，而在某种情况下，又可能属阴了。因此，阴阳绝非一成不变的概念。至于五行，《尚书》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实际上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五种物质，并不神秘。这五种物质，又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制约的。例如水生木——水能使草木生长；木生火——木头能燃烧；木头的灰化为泥土，就是火生土；而土中又埋藏了金石及矿物，于是土生金；金属又能溶化为液体——金生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叫相生。又如水能灭火——水克火；火能使金属熔化——火克金；金又能制成工具来伐木——金克木；树木的根茎能钻入泥土之中，并能消耗土中的营养物质——木克土；土能筑堤堵水——土克水。事物之间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就叫相克。

把五行学说引入医学，不是引入这五种物质的本身，而是它们的不同属性和相生相克的关系。《内经》认为世间各种事物，都可以和五行相配，以四季而论，为了和五行相配，从夏季中分出一个“长夏”来（农历六月），于是春为木，夏为火，长夏为土，秋为金，冬为水；以五脏而论，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以五味而论，木味酸，火味苦，土味甘，金味辛，水味咸；以五色而论，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黄，金色白，水色黑，如此种种，还有很多，不赘述。

四、国内各民族间的医学交流与国际医学交流

1、国内各民族间的医学交流。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也有其独特的医学，如藏医、蒙医等。现仅就汉藏医学交流简单介绍一下。汉藏医学交流，可以追溯到隋末，藏医史料记载，古代藏医传说最早的疾病是消化不良，在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就记载有“氐羌毒候”，其症状是腹痛、下血、吐血等，这就是综合了藏族医学经验的证明。同时汉族的医药、历算等书，也因唐文成公主入藏而带到了土蕃。汉藏联姻，是一次藏族接受汉族文化的活动。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不但带去了医生，还带去了医籍、药材、药方和百工技艺，松赞干布把这些医学典籍译成藏文，并编著了一部藏医学著作——《无畏的武器》。到公元710年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嫁给了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藏时，再度带入大批医药书籍和医药技术人员。

2、国际医学交流方面。秦汉以来，中日文化交流就很频繁。在秦代，徐福即将中国药物种子带到日本熊野县，徐福到达熊野时，正值夜间，大雾弥漫，土人以为天神下降，后土人有病，经徐诊治，均获痊愈，故日人称中国医药为“汉方医。”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泽直福因等来我国学医，历时十五年学成归国，以后中日医药交流一直不断。这里值得重点介绍的是唐代的鉴真大师，鉴真应日本留学僧的邀请到日本讲授佛学和医学，六次渡海，五次未能成行，历时七年终于在公元764年第六次渡海成功，到达日本。鉴真带去了大量的医药书籍和药物，至今日本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还存有鉴真从扬州带去的中药，并编印成《正仓院药物》一书。鉴真到日本，对日本医学发展有很大影响，日本人称之为“过海大师”。

此外，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在晋唐时已很密切，北魏时我国曾派医师赴朝，同时朝鲜药物和医学知识也传入了我国，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白附子等，最早都是朝鲜产的。唐·王焘《外台秘要》中载有治脚气的“高丽老师方”也是来自朝鲜。我国古代的一些方书中注明的新罗白附子、新罗人参等，皆指朝鲜产品。

随着对外交通的发展，从汉、唐起我国和印度、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医药交流也较多，输入我国的药物有薏苡、郁金、苏合香、乳香、没药、血竭、胡芦巴等多种。

以上所述，仅为浩瀚书海中的极少一部分，然亦可以看出祖国医学与传统文化的渊源。绍重不文，尚望同道贤达，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