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龙华寺与梁氏祠堂的由来简述

第一篇：天长龙华寺与梁氏祠堂的由来简述

天长龙华寺与梁氏祠堂的由来简述

根据传说龙王庙（现改为龙华寺）原为梁家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位于天长市北郊便益乡东，在明朝年间梁氏门中有一门无后代，一寡祖乔氏夫人在家里祠堂吃斋念佛看灯守节（地点在业河湾大墩子上），这大墩子也处在业河拐弯处，因长年水流转来转去淤土形成，某年洪水暴涨泛滥，乔氏早晨去察看水情（实际上是去打捞浪渣回来晒干烧锅），因水势流急形成河水漩涡大浪渣集中旋到拐弯处，同时不知什么时间从上游漂来一木制物夹在浪渣里，乔氏打捞中发现打捞的浪渣里有一个物件上来一看原来是一尊木制菩萨，吃斋人口中念佛保佑，遂将木制菩萨顺水流方向撑送。第2天乔氏又来打捞浪渣发现昨天的木制菩萨又回来原处，就这样往返几次。这时乔氏夫人猛然觉得这菩萨是否与自已有缘（实际上是在旋涡里转来转去根本没有撑送走）顿发善心，这时她把这尊菩萨请到自已的庵堂供奉。她越想越感到这尊菩萨也与梁氏有缘天赐，逐渐把这件事在梁氏门中传开，我梁氏族下有人说既然天赐佛于我梁门，我梁氏日后定有发旺。加上乔氏信佛的心诚，经梁氏族下商定共献良田80余亩作为公产，此后又经梁门多次捐赠集资终于建成庙宇，起名龙王庙。乔氏西游后由直真和尚接了香火，在原来的基础上砌了后殿（大雄宝殿）供奉如来佛祖及其子弟，东西两首是十八罗汉，院落东厢房五间是诵诗经堂（北间是由主持僧居住），西厢房五间，谓之“三贤堂”是供奉我祖先牌位，于明洪武年间所建，并建了庙前大门，门前有石狮子一对，庙内供四大金刚，大肚弥勒佛，护法神---韦陀；到清朝顺治年间庙的中殿才建成，主殿两旁东有阎王殿，西有龙王殿，外有土地祠，总共有49间房屋。曾拥有庙田80余亩（解放后被土改），只剩下古寺四周竹园一片，大树几十株，仍归寺庙所有。是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寺院，是皖东一大名寺。年年有家祭（每年清明节也就是梁门后代对祖先的哀思），天天有香客,佛事频频,名声久远。

龙王庙曾两次遭劫，第一次是在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天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石梁区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设在龙王庙，梁姓不少人参加了抗日战争，以办民校为名，实际上是共产党宣传革命，培养天长乃至皖东地区革命志士场所，我地缪文谓、李世农、宗士诚等革命前辈更是往来穿梭其间，由此处培养的有詹卓、刘锡章、徐速之、梁明典等人，烈士梁明伦、胡国章等也都是由此走向革命道路的，天长县城西乡的抗日运动如火如荼，搞得侵略者如坐针毡，不得安宁，于1941年2月23日扫荡中，日本鬼子放火烧了龙王庙一部分建筑，其中供奉梁家祖先牌位及家谱的西厢旁殿被烧光，荡然无存。1942年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拆除了庙宇前庙门，中殿改作公立小学之用；第二次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造反派打毁了所有佛像，拆除了仅有的中进庙殿，房屋，建红旗中学用，将一座数百年古庙夷为平地，仅存竹子和树木，这在当时谁也不敢阻拦，人们只能痛在心里，从此龙王庙便空有其名了。解放后庙产一直归县财政局管理。

1980年改革开放，政清星辰辉彩，国定日月生辉，在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引下，梁氏门人作为寄托情思，凝聚众心，振兴中华。进行酝酿宣传动员，重建庙建祠修家谱，打下思想准备，在梁文远、梁明庚主持下，由梁明成、梁明安、梁明津、梁明仕、梁明举、梁明超、梁明鼐、梁后培等人，并吸收两游僧参与组成班子开展工作，当时一边向有关单位申请，一边集资，1993年经过市统战部、宗教局批准建寺，定名龙华寺，又经梁氏门下众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及大庙附近的十数个乡镇领导，信佛者的支持下，历经几年共获得集资款105000元（其中梁姓资额达50%左右），1995年2月15日梁氏开始修编家谱，各门各支具体情况均由族长梁文远提供，梁文远，梁明庚率班子成员到各处各户核对。1997年春天龙华寺落成。1999年家谱汇编成册后由梁文旭（字兆明）加谱序，交由经办人交印刷企业印刷装订成册向家族各支各户发行300余册。2006年由梁氏独资兴建了梁家祠堂（即西厢房3间），现在西厢房北边一间是存放祖宗牌位，中间和南边两间是放祖先画像和开会厅。后又由梁氏独资添置放在庙前的天香炉；现已初具规模成为每年农历正月12日梁门集中会面攀谈交流整修家谱的地点。值得一提的是龙华寺建成及梁氏家谱发放后，发现存在不少不妥之处，有待再次续谱时加以改进。

第二篇：葛马冲梁氏祠堂修缮倡议书

葛麻冲梁氏宗亲祠堂修缮倡议书

尊敬的葛麻冲梁氏宗亲、兄弟姐妹、梁氏后人：

葛麻冲梁氏祠堂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陆化村良客塘中西面。此祠堂乃我梁氏先人，于清朝末期建造，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三个历史朝代。自此梁氏后人“尊族恒于斯，亦睦族恒于斯。”她已成为我们葛麻冲梁氏族人传承先祖美德，激励后世团结上进的“精神粮仓”。

岁月沧桑，时光流转，该祠堂建成至今已经历了一二百年的风雨浸蚀。昔日庄严肃穆的建筑由于年久失修，已成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前门坍塌，祠堂两面厢房也相继坍塌，周围四面旧房及围墙已不复存在。主祠堂也由于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先人们辛苦创建的祠堂即将毁于一旦。我梁氏族人无不看在眼里，痛在心头。

“子孙孝则祠堂兴，祠堂兴则宗族荣。”国家修史，知其兴替；地方修志，知其沿革；家族修祠，知其根源。鉴于梁氏宗祠的重要意义，修缮祠堂，梁裔子孙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经众人商讨及推荐并成立了梁氏理事会。成立了以梁俊富为首的祠堂修缮领导小组。现在修缮工作正式启动。

修复宗祠，重建祖基，秉承和发扬祖宗遗德，此为善事，更属义举。祠堂修缮工程繁杂，事务冗余。望全体族亲同心同德、慷慨解囊，踊跃捐资，上酬祖思，下荫儿孙。热忱欢迎各界人士互相转告，续薪相助，添砖加瓦！为使葛麻冲梁氏宗祠重现昔日风采，福佑子孙，在此特倡议如下：

一、望我梁氏宗亲，不分男女，不分地域，为重修祠堂排忧解难，奉献敬祖之心，尽力捐资。特别是年满十八岁的梁氏男丁更应积极响应，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梁氏子孙。

二、望有影响力的宗亲，事业有成的有识之士，理事会成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多做贡献。

三、本次捐资活动不分先后，可多次认捐。原则上所有现葛麻冲在籍人口人均捐款不低于1500元/人，其他人员或已外搬迁户酌情，均上不封顶。企盼社会各界贤达之士慷慨解囊！附件一 芳名录

梁氏祠堂理事会将按捐资多少分别以特定方式予以鸣谢：社会赞助200元以上均刻碑鸣谢，余者以刊登纪念册予以褒扬，永作纪念。捐资者的英名将流芳百世，德昭后代；捐款者的善举定能得到祖宗福泽，永保全家平安幸福！附件二 祠堂修缮原则

1、此次祠堂重修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工程分为主体物、附属物、院落景观三部分，按资金状况逐步实施。

2、此次工程招标方式分为两种：⑴竞标；⑵约标。附件三 资金管理

所集财物，专款专用，专人管理，收发账目，公开透明，分期公示，接受捐助人及社会各界的查询、监督。

理事会会议推选葛麻冲屯：梁俊富、梁德全、梁观展、梁明华、梁观强、梁永健、梁桥南 馒头岭： 等人为宗祠修缮领导小组，全面主持梁氏祠堂修缮事宜。

葛麻冲梁氏宗祠理事会

2015年9月1日

第三篇：桃山谢氏祠堂与明清揭阳祠堂文化

桃山谢氏祠堂与明清揭阳祠堂文化

谢若秋

揭阳桃山谢氏祠堂有谢氏家庙、东社祖祠和吴公祠等，均为明清时期潮汕传统的祠堂建筑。桃山谢氏家庙（即桃山谢氏宗祠）位于炮台镇桃山村，面积9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为三进二天井二火巷的灰石木结构祠堂。这座谢氏宗祠在明清期间经历了从祖祠到家庙的沿革。据载，元代末年，祖居玉滘翔龙的谢宗文（谢翱四世孙，桃山谢氏一世祖）与庶母石氏逃至桃山村避难。谢宗文后来考中秀才，收回祖业，遂于桃山村建造宅舍，开设私塾，教育乡邻子弟，开基创业（清版《揭阳县志》有传）。据说，谢宗文在桃山村尚未营建祠堂（其祖屋中后来设有专祀石氏祖婆的“婆厅”，在今旧潘界内）。谢宗文之子谢廉静增创祖业，家产殷实，晚年开始“建祠堂以尊祖先”，但未就而卒（享年69岁）。谢廉静之子谢玉山（文林郎，其长子谢恭仕福建寿宁县知县）业增百顷，继承父志，约公元1451年主持建成二进“四点金”的桃山谢氏祠堂（永思堂），特祀梅叟公（谢宗文之号）为不迁之祖，这就是桃山谢氏的祖祠。清朝康熙庚子（1720）谢学圣（桃山谢氏十二世祖，仕山西交城县知县）中试解元，其宗师俞鸿图得知谢氏自开基桃山以来有多人出仕知州、知县等官职，乃官宦人家，遂建议谢学圣将祖祠营建成家庙以光前裕后。于是谢学圣恭请俞鸿图为祠堂题写门匾“谢氏家庙”，康熙辛丑年（1721）率族众对桃山谢氏祖祠重修并拓建为三进二天井二火巷大型院落的谢氏家庙。其间，明正德十二年（1517）桃山举人谢天经（桃山谢氏五世祖，朝列大夫，其子谢廷统仕潼川知州）为激励家乡子弟好学上进，于祠堂前左侧驿道上建造“跃禹门坊”，此坊与后来清朝乾隆十九年建于家庙右前侧的“升平人瑞坊”（俗称“百岁坊”）并列，同为谢氏家庙两个前侧翼形胜，分别象征耕读文化和耆寿文化，与家庙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谢氏家庙还有一道独特人文的景观——其祭厅正龛上首自建成后就供奉着一位特殊女性的神主，这位女性就是桃山谢氏一世祖谢宗文的庶母石氏祖婆。在封建时代庙祭文化中，嫡庶尊卑分明，有严格的“庶妾不庙祀”规定，潮汕民间就有“赤脚孬入祠”的说法（“赤脚”即男主人正妻之外的侧室或婢妾，属庶系）。石氏祖婆是谢宗文庶母，当初逃难时弃亲女而保四阅月嫡男谢宗文，辛苦鞠养，又倾力收复祖业，没有石氏祖婆就没有桃山谢族，石氏祖婆义薄云天。因此，明朝中期桃山谢氏祖祠建成后，在宗庙祭祀上打破了传统宗法观念，率其他族姓之先，将石氏祖婆神主从祖屋“婆厅”移至祖祠（永思堂）正龛上位，奉祀为开基祖（婆）。这在古代潮汕地区乃至古代中国社会是极为罕见的，这种举措无疑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大胆挑战，也可见桃山谢氏对这位祖婆的敬重。据说，明代中期以后，潮汕地区有极少数的祠堂也先后出现“阿婆入祠”合祀的现象。如桃山谢氏邻村西淇村的陈氏宗祠，也先后有二位有功于族的阿婆入祠奉祀。这种新的庙祭方式的出现是古代揭阳乃至中国祠堂文化的新变化和独特现象，从中也许可管窥出其时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渐渐地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祠堂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置和演革主要受到国家政令制度的影响制约。据载，先秦时期庙祭祖先已有严格的制度：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则祭于寝（《礼记·王制》）。那时平民百姓不得建庙宇，只能在家中正屋（“寝”）祭祀祖先。东汉时期，平民祭祖已成为普遍的礼俗。其时祭拜祖先的专用建筑叫“祠”，乃建于祖先墓地旁边的小屋（即墓祠），后来民间祭祖的建筑取名“祠堂”即缘于此。在潮汕地区，唐代已有祠堂出现，宋元以后，建造祠堂追祀先祖的官宦人家越来越多，庶民祭祖仍“于寝之北为龛”，即在自家正屋北部设龛奉祭祖先。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强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祠堂建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潮汕地区也不例外。嘉靖年间（1522-1566）“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以“化民成俗”，这是中国古代民间祭祖礼制的一次重大变革。于是，潮汕出现了“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的现象（清乾隆《潮州府志》），清版《揭阳县志》亦载：“旧志云：士族重丧祭，营宫室先立祠堂、祭田以供祀事。”可见其时揭阳民间极为重视祠堂建设。不少官宦人家的祠堂或为祖祠拓建、或为新建，多为规模宏大的家庙建制，成为所在地区最漂亮、最重要的建筑。揭阳地区这类家庙为数不少，除桃山谢氏家庙外，就其邻乡近里而言，就有东岭村的“陆氏家庙”（南宋名相陆秀夫裔孙于嘉靖十年建造）、南潮村的“吴氏家庙”（为潮州前七贤之一北宋吴复古故居，其裔孙将其故居改为“祖祠”，明代中期拓建为“家庙”）、仙桥古溪的“陈氏家庙”（嘉靖年间建古溪陈氏祖祠，后于雍正年间购得今址拓建为三进二天井的“家庙”）、渔湖潮尾袁的“袁氏家庙”（明清之际将建于宋末的袁氏祖祠“积庆堂”拓建而成为“家庙”）等。

在明朝“联宗立庙”等政令影响下，潮汕各地族姓的联宗活动也推动了当地祠堂的建设。明朝中期，揭阳玉滘翔龙和桃山谢氏考稽两族源流一脉，均为宋末咨议参军、著名爱国诗人谢翱裔孙，于是，嘉靖六年（1527）桃山谢玉川（谢翱第八世裔孙，桃山谢氏五世祖，仕四川梁山县知县）和玉滘翔龙谢雪梅（谢翱第八世裔孙）等倡议联宗并捐建翔龙谢氏永思祠堂。翔龙谢氏永思堂为揭阳谢氏宗祠，奉祀谢翱为揭阳谢氏开基祖。康熙九年（1670）清朝颁布的《上谕十六条》，进一步确定了宗族的功能。雍正年间又颁布《圣谕广训》，突出了宗族自身的建设。于是有上述康熙辛丑年（1721）桃山谢氏祠堂拓建为谢氏家庙、玉滘揭阳谢氏宗祠于乾隆和光绪年间先后重修等举措，重在敦亲睦族。其时，宗族内一支系分衍超过五代可自立房派，建置小宗祠。如光绪年间（约1896年）桃山谢氏八世祖谢和毅所属三个房派裔孙在桃山岭仔（今新明社区）营建二进“四点金”的“东社祖祠”（光裕堂），奉祀谢和毅为共祖。该祠堂是古代桃山谢氏祠堂中至今保存较好的小宗祠。

桃山谢氏至今还在村中保存着一座名为“吴公祠”的特殊的祠堂。该祠堂位于桃山谢氏家庙西南侧原桃山墟市中，为二进“下山虎”院落。它是一座清代乾隆元年（1736）揭阳桃山和玉滘翔龙谢氏为感谢潮阳知县吴廷翰依法判还谢氏入揭始祖谢翱等祖墓而为其建造的生祠。在清代，这两地谢氏依时祭拜，共同演绎着一个广为传颂的感恩故事。据清版《揭阳县志》和孙淑彦《揭阳历代县长考论》记载，在明清时期，县治榕城先后出现约十所生祠，如“冯侯祠”、“潘李祠”等，主要是民间百姓为纪念和褒扬政绩佳彰或官德清廉的邑令而设。目前，除桃山村外，尚未发现古代揭阳其他乡村族姓有营建生祠的相关记载。据说，吴公祠可能是潮汕地区至今唯一尚存的古代生祠建筑。立生祠始见于汉代，是祠堂“报本崇德”文化的衍化。立生祠为古代揭阳祠堂文化增添了人文新气象，又给其时我国封建社会吏治建设注入了一股源于民间的正能量。

可以说，桃山谢氏祠堂的建置和沿革是明清时期揭阳祠堂文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