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士昏礼》所反映的古代形式和现代意义

第一篇：《仪礼·士昏礼》所反映的古代形式和现代意义

《仪礼·士昏礼》所反映的古代形式和现代意义

杨继琛14300180089

婚礼是人类一直所尊敬的古老仪式，包括现在，举办婚礼也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每个人可能都有想过自己婚礼是什么样的。婚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伦理和礼仪规范，所以研究古代婚礼，可以很好地看到其背后所蕴含的古代形式。

“三礼”中关于婚礼的记录，集中出现在《仪礼·士昏礼》、《礼记·昏义》、《周礼·媒氏》中，其中《仪礼·士昏礼》主要是侧重于婚礼仪式过程的记录，这就成为后世研究古代婚礼的重要参考资料。奇怪的是，为什么古人用昏这个字。昏姻中的昏一字，本来就有很多学问，彭林先生注译的《仪礼·士昏礼》中，也有这样的解释：古人认为，黄昏是阴阳交接之时，所以婚礼都在此刻进行，娶妻称为昏，这时的婚礼，正是象征着阴阳结合。①

婚礼与礼的关系，但从字面来看，就不可分割，婚礼本来就是礼的一部分。古人结婚崇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的举行得有媒人的牵线，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反对，这是不符合礼的。“昏礼者，礼之本也”，只有对婚礼高度尊重，才能使夫妻亲爱。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婚礼的重视程度，应当是一点也不亚于现在人的。所以下面我将着重从《士昏礼》中的“六礼”出发，来谈谈其反映的古代形式。

正如《礼记·昏义》所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句将婚礼对个人发展和家族兴旺的重要性，说的十分明了。婚姻与血缘的结合，一方面完成了个人的“孝”，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家族势力。娶的妻子越多，亲属圈子就越大，力量就越强。婚礼的重要性决定了举行时不能一笔带过，古人对待婚礼的态度十分慎重，从《士昏礼》我们可知文中所提到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几乎是所有婚礼都要遵循的步骤。自六礼产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遵守，但六礼中少不了媒人的参与，媒人是撮合一对有情人的传统中介，这和现在也是很像的。有了媒人的撮合，婚姻六礼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六礼中的前两步，“纳采”与“问名”几乎是同时进行，如果男方看中了某家的女孩，就会请以个人作为媒介，前去说明情况，征求对方意见，若双方互有倾心，那么婚姻便很有希望。“宾升西阶，当阿，东面致命”②使者来到女方庙门的西阶，站在合适位置，才郑重提出男方的殷切希望。在一番试探性与谦虚的接纳之后，“纳采”已经进入尾声，临走使者会出示男方关键性的礼物——雁，并把这一吉祥之物交给女家，女家如果同意议婚，就将礼物收下。这时媒人离开女家之后不敢远走，似乎有所等待，于是女家会派人去交流，这就称为“问名”，说明女家姓氏，祖上在哪里，和什么姓氏通过婚，避免出现同姓通婚。然后问一些生辰八字之类的东西，用来卜卦。

正如诗经中描写的“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这时若占卜也是吉兆，那就可以再次派使者去女家说明情况，表明可以通婚。这就是纳吉。如果女家没有什么拒绝的想法，那么下面就到了男方“纳征”的时刻。如果说“纳采”相当于提亲，那么“纳征”就相当于定亲了。为了弥补女家因为女儿出嫁而导致的内心空缺，这时男方就要赠送一些财物，也就是所谓的下聘礼。聘礼并不简单，往往要考虑到阴阳结合与互相搭配，可以看出当时“纳征”的用心良苦。

既然定亲已经完成，那么第五项程序“请期”就要开始了。“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③乃使使者往”，这时男方会再次派出带着大雁的使者，来到女家来说明卜卦所决定的日期。相约好的那一天，也就成为婚礼的举行时刻。①②彭林：《<仪礼>注释》，岳麓诗社2001年版，第21页 彭林：《<仪礼>注释》，岳麓诗社2001年版，第21页 ③李学勤《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主人爵弁纁裳缁袘。从者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是原文中对于这一段的描写，很长的队伍，就在黄昏时刻几点烛火的引导下，前往“亲迎”。等到女方家，便可以让新娘登上自己的马车，然后两人一同回到男家，完成“亲迎”之礼，这时完成剩余的礼节，新娘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一员，这时婚礼就圆满结束了。

我们在文中可以明显感觉到“雁”在婚礼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着美好的象征，几乎可以说无雁不成礼，文中明显充满着人们对雁的偏爱。可以看出在古代，雁就几乎象征着婚礼。

之前所论述的这六个婚礼程序，都让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单单我的家乡兰州而言，大多数婚礼也要经历相似的程序。“纳采”、“问名”是时有发生的，但早已不局限于要和不同姓氏家族通婚。但是一些迷信的家长，还会请人算命，对生辰八字也做分析，虽然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纳吉”还是非常重视的。“纳征”更是不用说，聘礼的数目和讲究可能比起《士昏礼》中的描述更为细致，每一条都有着美好的象征，钻戒什么的，更是需要提前很久就准备好。至于“请期”，这里面延伸出来的学问就多不胜数，现在还常常有着“良辰吉日”的说法，人们还是会很在意婚礼的时间，希望有一个吉祥的日子来举行自己的婚礼。“亲迎”的形式有所变化，但是礼节性的东西却越发的多，“顶门”、“压箱子”等等都成为兰州婚礼上很有趣的环节。新郎必须准备足够多的红包，才可以跨过“重重险阻”，迎娶新娘。

不同的婚礼步骤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于“六礼”的改进与进一步诠释。我不太确定其他地区的婚礼是否有这种特点，但仅看我的家乡的话，这种对于传统婚礼“六礼”的继承是十分明显的。这里面不可避免的有一些迷信的东西在里面，但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对婚礼的高度重视出发的。

不管这几千年里中华民族有着怎样的变化，对于婚礼，我们依旧和古人一样，对它保有崇敬的看待。我想，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繁琐但又美好的礼仪，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也和它长久的生命力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彭林：《<仪礼>注释》，岳麓诗社2001年版，第21页

【2】李学勤《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3】雷铭《<仪礼·士昏礼>的文化学考察》，陕西师范学院，第35页 【4】吴小娟《<仪礼·士昏礼>与汉代婚礼对比研究》，郑州大学，第12页

第二篇：古代德治思想对现代的影响和意义

古代德治思想对现代的影响和意义

内容提要：

“德治”思想贯穿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史，无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治国模式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中国古代德治理论，有着其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德治思想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起到更加独到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保驾护航。关键词：古代德治思想 以德治国 社会主义新道德

正文：

一、古代德治思想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生长起来的德治理论，也随着其赖以产生的土壤变化而不断变迁。早在夏、商、周之前，德治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及至商、周之后，德治的雏形“礼治”渐成时尚，至西周周公旦初步提出“德治”，而集德治思想之大成，最早系统论述以德治国理念的是孔孟。儒家德治思想被统治阶级采用和改造后，定型于西汉董仲舒，完善于包括了韩愈、朱熹在内的唐宋一来诸多思想家，作为主导治国理论历经时代洗礼而日臻完善。

(一)古代德治思想的演变 1.德治思想的起源

先王崇拜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无论是统治者、思想家还是普通百姓，都将先王视作完美无缺的人格象征。而中国最初的国家是由血缘家庭脱胎而来的，这使国家一开始就具有伦理意义。维系宗族成员的伦理道德规范，成了政治的核心问题。在此条件下，每个人依据自己在一定血缘或政治关系中所担任的不同角色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而理想的统治者应靠自己完美道德的示范作用，靠对子民的道德教化，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德治。由于先王崇拜的普遍存在和深远影响，先王被圣化为道德的先觉者和德治的楷模，“法先王”也就是要像先王一样实行德治。2.德治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开端

德治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时代，应该是殷周之际。商周之交，殷商的统治接近崩溃的边缘，人们开始反思天命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怀疑天命对于统治权的必然的绝对性，而在政治事务中融入道德的理性原则。周公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夏、商虽然曾经受命于天，其结果之所以“不其延”的原因，正在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意思是：因为他们不敬重德行，才早早地丧失了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大命。因此，尽管周公没有摆脱“神”的观念，但是他已经把政治得失点从“天”开始向“人”转移。强调不一味依靠“天命”而是依靠“人为”。认为只有施“德政”才能把民众治理好，才能巩固政权。在周公那里，“德”已经开始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大力宣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告诫统治者要以自身的道德品格来证明自己是“天”的合格代表，是天命的合法承载者。3.春秋战国大变革下的德治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奴隶制走向衰落、灭亡，而封建制正在萌芽、崛起的时代。在这种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诸侯割据，为争霸诸侯连年混战不休，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人们在反思现实生活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天命神学进一步动摇，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在思想领域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对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道德规范等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在德治思想方面也有了新的认识，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发展为较成熟的形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乐崩坏，为了医治千疮百孔的社会，孔子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开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以“克己复礼”为主导思想的德治方案。

秦朝，秦王朝的统治者注重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儒家的德治思想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4.两汉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鼎盛繁荣

因为秦朝的亲法家，苛政、暴政，不施仁政，导致秦朝很快灭亡，汉朝建立。汉朝建立后，刚刚目睹了秦朝“法治”统治的实践和结果，于是如何保持其政权的稳固便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初期为了恢复生产，采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但是，不讲德治的统治是不能长久存在的，离开了道德的制约，社会不能稳定发展。在广大儒生不懈努力下，德治学说终于被汉武帝推上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宝座。至此，儒家学说正式成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其德治思想也随之正统化，神圣化。5.汉代以后德治思想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由于佛、道两教的兴起和普遍流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释、道三家在斗争中融合吸收各家思想，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为主，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格局。唐太宗曾经对前代实行德治与法治进行过比较和总结，他说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宋明理学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在理学家们的推崇下，封建纲常发展到顶点，德治思想被充分应用于政治中。

物质决定意识，人处于什么样的现实生活中，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由上面的德治思想发展脉络可知，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中国早期的社会、自然条件与政治形态决定的。是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政治实践中，德治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经过不同的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的加工改造，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二、古代对现代德治思想的影响

(一)现代德治思想 1.毛泽东德治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其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毛泽东德治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条基本道德标准来教育干部和党员。坚持以德建党，开展思想建党和作风建党。重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做到思想道德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以德育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2.邓小平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邓小平德治思想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国方略问题。它深刻反映了邓小平立足国情、面向世界、用于开拓进取的理论创新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宝贵思想财富和精神动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中国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正如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二)影响和意义

经过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儒家思想包括其德治思想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不自觉的，隐性或显性的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同时中国现今法治建设起步很晚,在很多方面都不健全,这就更需要用道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这些都使得传统的德治思想在现代中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首先，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认为君主和各级官吏应该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和前提，是全民道德的楷模。而当今中国，官场道德沦丧，法制的不健全使得腐败和官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急需加强全民的道德建设，让官员从自身做起，减少荒淫无度，弘扬道德正气，才能得到人民拥戴。

其次，德治法律思想蕴含了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深刻内涵，古代统治者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法律总是难免有漏洞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就需要道德的补充，只有不断加强道德建设，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不断走向前进。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必须配以以德治国,否则依法治国是无法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应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参考文献：

任福全等.中国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 史富祥.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当代价值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肖杰.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与实践[J].石油大学学报，2005 陈宏.儒家德治思想的当代转型论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

自我评议：

85,语言精炼，观点鲜明，表达充分具体，较系统的阐述了德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及对当代的影响。缺点，有些地方欠通顺，思维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