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

第一篇：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

2012年07月23日 10:1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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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运行一个计算机软件、选择一只名牌手袋、与网友分享一首歌曲——如今已绝少有人自觉不去破坏知识产权的戒律。这并不是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所独有的，而是一场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的献祭知识产权的狂欢。为什么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此困难？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冯象教授在《文化纵横》2012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知识产权的终结》一文，他指出：这实际上反映了目前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发生的冲突。互联网的崛起和产业的外包，共同开启了一系列有助于知识产权衰落的深刻社会变化。

封面冯象像：李媛 绘

皇马队主教练穆里尼奥也爱“山寨”

读了您的文章《知识产权的终结》，我有几点困惑，现在好像不仅仅中国，世界各地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盗版和“山寨”产品都大行其道。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一般认为是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您同意吗？

冯象：恐怕不能这么说。如果知识产权法还叫“不健全”，世上恐怕就没有健全的法律了。因为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都是美国推动，拿国际条约和双边 / 多边协定做框架，背后则是主导全球贸易的美国法标准；至少在“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法律规范、学理解释甚而条款用语的同质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所以出了问题，业内人士都怪执法，还怪一个叫“体制”的东西。

我们就是这毛病，老批自己，跟着美国的调门批，坐实了人家的指控。说实话，知识产权乃至业已宣布建成的整个法律体系，是不是建国以来最健全的时候？谁不承认？即使有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法无天”之嫌，那可是严重的偏离“政治正确”，呵呵。法律如此紧密地接轨国际（读作照搬美国），却仍然担了“不健全”的恶名，而且是官方宣传口径，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不便明言的难处。

这话怎么讲？

冯象：“不健全”是委婉语。说白了，就是知识产权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不力，照顾不了它的首要服务对象即资本的利益，走到头了。乍一听，有点儿反常识。可是谁有那个能力，且受益于，抛弃知识产权——以及支撑它的形式化的“普世价值”法权意识形态，我称之为“形式法治”——除了资本，新世纪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和资本竞争？

这么严重啊，是不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如果像您说的，美国构筑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失效，那么知识产品和服务还能享有法律保护吗？前景如何？

冯象：现行知识产权体系的衰落，或其中一些门类如著作权（版权）、专利的消亡，西方学界讨论不断，有年头了。原因颇复杂，但有两项“搅局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我以为是颠覆性的：互联网和产业外包（outsourcing）。不过这问题我那篇文章有分析，这儿不谈了。外包，是欧美资本推动全球化的基本策略，在商界最著名的鼓吹者是德鲁克教授，就是我在《政法笔记》里提到的那位每五年必通读一遍莎士比亚的老寿星。

衰落既已开始，进程不可逆转，前景便是知识产权的多元化，或侵权与保护兼容并包。我的观察，高科技大公司之间操控市场和垄断，还得靠知识产权。目前打得不可开交的一系列官司，如“苹果”对“三星”、“谷歌”等的外观设计（电子产品用户界面）专利诉讼，便是这一策略的最新演绎（BBC新闻网，2012.6.27）。那是高端法律业务，商家运用知识产权争夺市场，好律师不会失业。但在互联网的普通用户那儿，在音像资料，例如网友之间分享歌曲电影，或者日用商品包括“奢侈品”的消费层面，“山寨”或仿冒却是主流。法不责众，知识产权的保护大体属于“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当心别当真了。

而且，侵权有侵权的生意经；商家走在法律的头里，早就在赚“多元化”的大钱了。我有个学生调查发现，中国视频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十分成功，大可编写一部经典案例，叫哈佛商学院高价收购。从法律的角度看，也极有意思：一方面，各视频网站的影视剧目高度重合，网站之间彼此“盗播”已达到“默契的均衡”，形成行业惯例（“潜规则”）；另一方面，著作权并未完全失效，毕竟这些企业是斥巨资买下一批热门电视剧的独家网络播映权的，从而拥有并行使着各自的诉权。这样，天价的独家网播权，加上高调宣传的诉讼威吓，就“筑起一道狙杀中小企业的高墙”，让大鳄们垄断了视频市场（余盛峰，未刊稿）。

此类“纵容”侵权的市场策略，今天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流行，而中国绝非孤例。所以我说知识产权的消亡，标志着形式法治的普世性被资本遗弃了。

这么说，知识产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它既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也够不上“普世价值”，而是人类历史上的阶段性产物，对吗？

冯象：对，知识产权的历史不长，发轫于十八十九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崛起、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这是常识。有趣的是，当年美国建设法治，口碑也不好，当过蛮长一个时期的盗版天堂，仿佛中国搬去了新世界。狄更斯（1812-1870）访美，开头很恼火，觉得自己被盗版书商坑害了；更可气的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媒体还批他，说他小说畅销暴得大名还斤斤计较什么版权，太抠门了。

但现在的困境有所不同：全球化 / 网络时代，知识产权落伍了，居然伺候不了自己的资本主子。这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主仆双方皆是严峻的挑战。

说到资本主义，我想起一个相关的问题：有一篇《网络共产党宣言》流传甚广，您怎样看待？

冯象：哦，作者叫莫格伦（Eben Moglen），哥大法学院的教授。他是耶鲁的双博士（法律 / 历史），美国自由软件运动的“大牛”，主张“凡是值得复制的都值得分享”，所以写了这篇宣言。

互联网给用户的感觉，像是人人有份的一块“公地”（commons）；由于是“虚拟世界”，又滋养了一种在传统公共生活不大可能主张并贯彻的政治理念：言论自由绝对不容削减。这两者合在一起，便是一股方兴未艾的反对内容审查、信息垄断或知识产权化的潮流。不过公地共享、开放存取（open access）与自由软件，跟“共产”还不是一回事。博客短信微博，还有“脸书网”之类社交媒介，固然革新了信息传递和社群面貌，但网络社群的流动性大，注意力短，缺乏马克思说的那种大工业对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与纪律的规训。换言之，“网络共产主义”尚且培育不了行动的主体；倘若没有行动，组织起来团结一致的行动，而只是发议论“做文章”或者“请客吃饭”，“主义”是行不远的。相反，互联网催生了全新的资本市场和竞争方式，所谓“数码经济”。这新经济又名“侵权经济”，如方才讲的视频企业案例所示，它不违法简直就不能运作，更无从发展。侵权，因此“远甚于立法”，广泛地“规范并体现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选择”（《从卡拉OK与人体写真想到的》）。

要说“阶段性产物”，远不止知识产权，整个形式法治的范式都是。法治在西方主流观察家看来，跟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未加思索，就把法治的信条当作“特洛伊木马”搬运，期待着哪一天木马突然发难，倾覆“中国特色”。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也不知培训了多少期法官，颁发了多少张文凭，那木马依然毫无动静。形式法治反而被“中国特色”消化了：不仅法条多属具文，法律人也抽空了职业伦理，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木马投降特洛伊人，甘当后者的驯服工具，双方成了“共谋”关系。

更有甚者，这共谋已“感染”了资本的全球竞争，迫使所有的竞争者为了降低成本，避免出局，都趋向于“低法治”的交易和财产制度——首先是新兴经济体，然后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知识产权或抽象物上的财产特权的牺牲，乃是资本为救赎而奉献的羔羊；它化作青烟的祝祷，我们才迎来了“低法治”的天国。

这像是《圣经》的语言了，“低法治”的救赎。但是通常我们说，知识产权的保护能促进创新、竞争乃至经济发展，为什么反被抛弃了呢？

冯象：知识产权促进创造发明？那是教科书上的说法，法学院学生毕业以后马上还给老师的东西。

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前沿的突破，历来是同知识产权不相干的。知识产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 “以财产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体为私人所攫取”（德雷贺斯，页1）。具体说，便是取消文艺创作和科学探索的自由追求、分享与合作，代之以私有财产同劳动契约即雇用关系。试想，一个人的思想文字或创造发明，动辄归老板占有，那得消灭多少“与生俱来”的权利？

前不久“神舟九号”上天，央视记者采访航天人和火箭人，一群挑大梁的“八零后”讲了好些老一辈无私奉献的故事。说有一点特别感人，老同志主动地无保留地传授知识经验，全无知识产权的意识。我觉得很说明问题。那些领域属于尖端科学，涉及军工，有群策群力和“传帮带”的传统；因为保密、特殊用途或西方的技术封锁，不适合也不允许知识产权介入。所以航天人火箭人的科研体制，跟今日大学实行的官僚化、产权化的科研评价标准，是格格不入的。首先，他们骄人的成就，没法用“英文核心期刊”发表、申请或引进专利来衡量；其次，攻坚课题的负责人——相当于大学里被学生唤作“老板”的教授——也绝不可自己注册成立公司，市场运作，将国家投资的科研成果“商品化”了中饱私囊。

核心期刊因是官方指定的垄断，相当于特许状经营（“专利”的本义）加注册商标。我曾展望有“山寨”版涌现，冲击那垄断（见《致辞与山寨》）。果然，上星期学生转来一则报道，“假期刊骗二万人版面费，职称压力催生畸形产业”。原来有人在海口成立公司，印制《中国教育科研杂志》、《中国医学论坛报》等多种“山寨”学刊，收取版面费累计人民币一千零六十余万元，被“扫黄打非”查处了。其实那公司办得不错，八年了，一直在“中央级大报”登广告，所发论文被国内最大的两家论文数据库收录，并非偷鸡摸狗的营生。编辑部员工朝九夕五按时作息，每周开例会总结表扬，还有休假制度：“老板甚至给我们签合同、买保险，我慢慢觉得在这里工作挺光荣的”（观察者网，2012.6.28）。是呀，私人印几份学术杂志，享受一下出版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解决广大教师提职称、博士生拿学位无处发表论文的困难，又不是代写论文、高考泄题，如何就犯法了？那些合法（有刊号）的学术杂志也收版面费，价钱十倍不止，简直是暴利行业，怎么不管一管呢？

诚然，大学体制的荒诞，与中国男足的俱乐部制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后者才是彻底的资本化的腐败，队员进球、裁判吹哨、管理者的职务信誉和人格全部“物化”（reification），狂做市场交易。结果是体育精神荡然无存，“没有最差，只有更差”。这个我同意。但“知识就是力量”，是宝贵的财富；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财产权利，执法保护就那么难呢？

冯象：在资本驱动的体制下，知识信息归于私有财产，做成经营特权，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与国家机器的保护，是天经地义。似乎推行不该有大的阻力，即便在网络时代。因此“不健全”的肯定不是法律——法律总是可以修订的——寻根究底，或许是我们自己：人的遗传基因跟知识产权过不去。这方面我没有研究，但读了些生物进化论和进化心理学著作，觉得有这个可能。

人类的天性，是喜欢分享信息、传布知识的。但分享信息是“利他”或“公共服务”行为，这同“经济人”“理性人”对力量和财富（包括知识）的争夺，是否矛盾？据说这问题的达尔文主义“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理论的解释，是从孔雀开屏受的启发。雄孔雀的长尾巴，于觅食与躲避敌害皆是累赘，照理说，早该被遗传基因淘汰了。然而雌孔雀择偶，偏要看雄性开屏。原来绚丽的尾羽是“身心健康”的表征：拖着那么沉重一条尾巴，还能在森林里存活，一定是精力旺盛、聪明能干而适于交配传种的了——雌孔雀的本能没错。人类的性选择遗传，也有孔雀尾巴式的象征性信息展露。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繁衍，应看重男性的狩猎作战技能、情感智力跟语言表达。此类信息多属于今天的文学艺术、游戏和体育范畴；在现代社会，相对于房产商、银行家、会计师的职业知识，的确不很实用。然而正是因为性选择的基因遗传，人们才会本能地把商业社会的理性选择，如金钱崇拜，跟浪漫情愫对立起来，感到“会计师闷，吉他手爽”了（见包耶文）。

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日常消费、欣赏文艺及科研活动中，人们习惯于分享信息，往往会轻忽或规避知识产权。进入数码时代，复制与仿真的成本大降；而一旦复制仿真变作大众消费和娱乐的手段，知识产权意识乃至法律的权威，就难以维持了。

所以说，现在的电影戏剧流行歌曲，都是在消费大众。

冯象：知识产权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艺做成商品和赚钱工具。这对文艺创作的损害，跟从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标准并无二致。两者都是消解文艺的现实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创作者、表演者的主体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须加以积极的限制，以免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成长受阻，思想听命于金钱与权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知识公地”、自由软件等网络社会运动的勃兴，服务于资本的知识产权与公众的价值理念之间，落差在日益扩大。在此意义上，现时知识产权领域的大规模侵权是结构性的冲突：侵权，或知识产权的减损，是民主建设和言论自由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也是落实这两项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必要条件。

您的意思是，商品化也是一种政治标准？印象中，似乎解放后知识产权空缺的年代，文艺创作也不尽理想，没有留下多少经典，原因何在呢？

冯象：没错，怕政治躲政治，不许讲政治；可那也是一种政治，不真实的。关于这一点，还有关于文艺的源流、立场方法和为什么人的论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未过时。

解放后的文艺接续了延安传统，但理想气质或风格不如延安。还是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尤其音乐和戏剧；但文学退步了，一直到现在。这是很要命的，因为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根基。文学不行，拖累一大片，比如动漫作品，你们年轻人喜欢的，可是投资再多也换不来想象力——艺术想象跟商业头脑的所谓“创意”即知识产权不是一回事。

原因我想是多方面的，未必符合历史上的兴亡“周期律”；但突出的一条，是作品思想性及其体现的作家自由人格的匮乏。言论，尤其是批评性言论，受到种种限制，包括频繁的政治运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文学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自我批判的深度，成了公式化教条的注解。结果反而回避了最大的政治，导致列宁讲的无产阶级文艺为其“齿轮和螺丝钉”的“整个革命机器”出了状况。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曾普遍经历的一次挫折。您把知识产权和文艺创作放回历史语境，揭示其经验教训的理论意蕴，正是我读《政法笔记》的感受。语境化地看，非洲一些国家要求实施西方医药公司的艾滋病药品专利，是挽救生命、知识共享的道德诉求，应当支持。然而换一角度，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家或企业的研发成果和专利可以任意仿造，这也不能说是公平吧？

冯象：你说对了，公平是个“角度”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长短不一（版权长、专利短、商标可续展注册），以及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专利的强制许可、商标的“事实第二含义”（de facto secondary meaning，通用或指示功能的标志不予保护），这些法定的限制与排除垄断，都是试图平衡权利人同社会各方的利益。追求公正，才会有疑难案件，法官才需要依从良知的判断，或秉持“衡平”（equity）原则。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势，审视各样主张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以确定具体个案中知识产权的边界。

我说“我们”，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变革涉及诸多“角度”，是全社会的大事。你举出艾滋病的防治，那是极好的一例。在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因为疫情国联合起来向西方医药公司施压，强迫其投放非专利药物（generic drugs，即药品更换商标，有效成分不变）并大幅降低批发价，病人的年均治疗费用，现在已经不到三百五十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治疗，则高达七千至九千美元，相差二十到二十五倍（全美公共电台波士顿WBUR新闻网，2012.7.3）。美国的医疗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是几家大公司用无数药品专利绑架了医疗体制。

但利益平衡了，就能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吗？您的文章说，侵权是当今世界的生活方式，即便是“讲良心的好人”，查查他的电脑软件下载内容，也难保没有违法呢。

冯象：不，平衡不等于保护。以“好人”或老百姓的良心观之，侵权也未必不义。

知识产权侵权泛滥的背景，是思想表达、技术方案、标志头衔乃至人格的物化或财产化的泛滥。因物化而攫取，而排斥竞争，而占有市场资源，而张扬特权，而腐败：这是垄断性特权的一般逻辑，例如屡遭诟病的院士制度。如今那院士头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品化了，成了个人与机构的财产。既是财产，价码随市场行情，就不免吸引有财力的买家来竞标—— “哪里有死尸，哪里兀鹰聚集”（《马太福音》24:28）——于是乎，去年搞出一个做“降焦减害”的“烟草院士”，公然挑战“吸烟危害健康”的医学常识和中国政府承担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义务。近乎笑话却不是笑话。

垄断加剧了腐败，荣誉沦为产权；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这样。

您还论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跟“低法治”的体制及知识产权“弱保护”的关系。相对于西方企业所处的“高法治”管制，国内的商业环境对企业创新和仿制，甚至假冒，要“友善”得多。如果这是一种竞争优势，中国是否代表了知识产权变革的方向？或者说，不经意间，中国在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打响第一枪”，创造了一个法治的“中国模式”？

冯象：“模式”与否，看怎么说了。新兴经济体无论南北都是“低法治”，从印度到俄国到巴西，各有特色。故还是官方的提法“中国特色”稳妥些，“韬光养晦”嘛。

好些侵权手法，包括“山寨”技术的竞争，实则是成功的商业模式。这方面的创新，中国还算不上“打响第一枪”；多数是舶来品，从三聚氰胺（蛋白精）到花样繁多的瘦肉精都是。抽象物上的侵权本身，一般危害不大——“假冒伪劣”的“劣”字，不归知识产权而属于别的部门如《产品质量法》管辖——或者竟是造福于消费者的，如盗版影碟和司法考试复习资料，年轻人大学生欢迎。再如茅台酒，市面上极少真品，买家都晓得。因为酒厂的产量有限，只够定点供应。但众所周知的“山寨”版，依然大量消费，说明假冒产品的性价比不错，符合市场预期。据说公款宴请禁而不止，是高档假酒泛滥的诱因，那么自由竞争的市场果然如经济学家标榜的，不仅不讲道德，连法律也是罔顾的，只消有利可图。所以我说中国是迎头赶上，得风气之先，在资本的残酷竞争中，这东方小学生反而成了西方老师们的“坏”榜样。你看，资本真是不择手段的非常丑恶的东西。

我们的问题便是：就其腐蚀一切美好事物的自然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确是“堕落人性”即人的异化的普世价值，其成功（不迅速败坏）遂取决于有效的伦理约束——在此意义上，韦伯所谓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实为一颠倒的解说——那么，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的伦理约束在哪儿呢？我想不是别的，就是新法治话语一直在努力遮蔽的民主诉求，以及传统伦理和中国革命留下的社会主义遗产中，可供我们汲取、光大并超越资本的那些理想价值。

记得您有个说法，新法治是政法体制内的“寄生性话语”。

冯象：那是四年前的旧文了（见《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寄生，是后现代社会一种标志性的构造——你别吃惊。真的，有的国家就这么着，“现代”走到一半，一着急，跳进“后现代”了——新法治话语只是其中一例。徐冰先生谈当代艺术，说它是“附着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的利益结构之内的，一块像癌细胞一样的东西”（《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2.5.7）。确是真知灼见。新法治亦是同样的品性，一边靠寄生繁衍，一边却摆出反抗宿主的姿态，藉以获取仿真的独立地位。但我们仔细观察即可发现，那姿态其实是宿主体制运作的需要：那大体制需要一些癌细胞似的话语，包括行为艺术大腕儿什么的，来营造异见、贬低道德，或改写历史、转嫁责任。宿主和寄生话语看似对立，“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同上）。

不言而喻，知识产权进入新法治而实施，必然也是充满了仿真、妥协与自我否定的后现代特征的寄生。

所以您才提出了“对法治的信仰的深刻修正”，那样一种修正主义，是吗？

冯象：知识产权消亡的实质，是对私有产权“天经地义”，亦即先前你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定，因而不免也是新法治衰落的一个征兆。故我以为西方式法治的一些基本前提和“普世价值”，到了修正或“重新出发”的时候。就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言，现代法治常被描述为一门世俗宗教。所以我借用法国哲学家巴丢的讲法，把对法治信仰的修正称作“保罗主义”。

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里，普世主义首先是由圣保罗阐发的。耶稣运动本是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宗教“异端”，故而为耶路撒冷的祭司集团所敌视。耶稣遇难后，“主的弟弟”雅各同使徒彼得、约翰等领导圣城的会众。他们和老师一样，是说亚兰语的加利利人。保罗却是流散地的子民，来自翅关（Tarsos，今土耳其南部，得名于希腊神话中飞马的翅膀，旧译大数），说希腊语。他原属法利赛宗派，也信复活，曾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但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受了异象感召，皈依了耶稣。之后，保罗加入传道的同工，奔走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塞浦路斯等地。这样，就把基督的福音从“福地”引向了地中海沿岸和诸岛的犹太侨民，并接着走向外族，为日后基督教成长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夯实了第一块基石。

新宗教的核心信念是：耶稣已经复活。虽然这一点属于神异（point fabuleux），如巴丢所言，跟人子的降生、受洗、治病、收徒授道、被捕受难等经书记载，不在同一个经验领域。后者是可以历史化的一时一地的事件，前者却纯是出于确信（pistis）的认知。没有那确信，在保罗看来，就不可能领受、宣告并守持对上帝的国的企盼（elpis）：“不论犹太人希腊人，也无分奴隶自由人，是男是女，所有在基督耶稣内的，万人合一”（《迦拉太书》3:28）。也就是说，那即将来临的天国，不但打破了摩西所传的圣法（torah）礼仪、子民与外族之别，还要超越罗马法上的公民权利、自由人和奴隶的鸿沟，乃至对抗希腊的哲学智慧（所谓“博学的无知”）与“德性”伦理（巴丢，页13）。如此，这新信仰的普世拯救，乃是新天新地的开辟，或旧人变新人的创造。

法治从我们想象（或法学家描绘）的西方“福地”来到东方的“大流散地”，从印刷术时代迈进网络世纪，也需要一种保罗主义的确信。那就是，超越旧法治的一切“礼仪”，包括“新教伦理”的解说，而企望着为充分的言论自由与实质民主而重启“天国”，并给予那争取“天国”的斗争以新的普世主义的论述。“因为之前的天地都过去了，大海，也已不存”（《启示录》21:1）。

我明白了，您研究宗教、翻译《圣经》，讨论职业与政治伦理，其实真正的目标是：新天新地，创造新人！不过让我们回到知识产权，您能否就其困境给一个定义？

冯象：孔雀尾巴。开个玩笑。不过也可略作发挥，讽喻知识产权：它首先是人类天性的敌手，知识共享的智障，如美丽的孔雀为我们启示的。它的真身，却是全球资本的法治丛林里一只打开彩屏的鸟儿；那彩屏一片炫目的华丽，常逗引资本为之争斗，此外别无有益的用途。然而，这鸟儿又不太安分，它扮成一个热爱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尤物，声称自己唯一的工作，是开屏刺激创造发明，还说，否则人类不会进步。

第二篇：冯象-政法笔记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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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读书报告七：《政法笔记》

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

——读《政法笔记》

最初了解《政法笔记》一书是在律师与公证法课上,当老师讲到律师在我们中国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公众对于律师行业的看法时提到了《政法笔记》书中的《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一篇，老师谈到这本书是由许多的小文章、小案例、随笔组成，通俗易懂而又内涵深刻，适合我们阅读，我便产生了兴趣，拿来品读。

在看了书的序言和一些介绍之后了解到《政法笔记》一书为作者冯象在《读书》杂志上开设的专栏“政法笔记”文章结集，是作为法学博士的冯象的“案例”随笔，言说国内外法治领域的大小故事。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本书的用意是谈谈新旧政法体制衔接转型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是当前以及今后很长时间的我国法学界的永恒话题，宪政。冯象先生的核心观点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落实和保障，应当使宪法进入司法的视野实现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

《政法笔记》全书以宪政为核心，在多篇随笔中讲到了关于宪法的案例，讲到宪法在我国现阶段法治中的困境与无力。在《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一篇中作者在对“权利”进行定义时举了一个有名的案例：1991年12月23日，倪培璐和王颖到北京国贸中心下属的惠康超级市场购物。在糖果柜台前看了一会儿，然后到另一货位选了一个相架。付过款，走出市场五、六米处时，两名市场工作人员追来拦下他们盘问，还带到办公室让她们打开手提包、解外衣扣、摘帽子检查。两名消费者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名誉遭到侵害，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半年后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国贸中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法院受理并进行了审判，在判决中法院认为：“权利，是指法律赋予公民或法人可以行使的一定行为和可以享受的一定利益。公民或者法人行使某一行为，如果没有法律的依据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都不能认为有权利行使这样的行为。法律既然从未赋予商家盘问、搜查顾客的权利，惠康超市便无权张进行盘问、搜查。”之后，被告表示愿意接受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原告撤诉，本案最后以和解结案。

在“法院认为”中法院以法律为权利的基础，对“权利”进行了解释，而这个“权利法定”解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权利并不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是人生来而所具有的，权利也可以源于法律之外、之上而一样要求法律去保护。法律不是权力的基础，相反权力才是法律制定的依据。其实在我国的宪法中第27条明确规定有“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但是法院在审判中没有明确适用宪法的规范，而是对“权利”本身进行解释甚至是曲解，从而进行审判。这是为什么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民法院不允许用宪法审判，宪法在司法实际中根本无法实施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部高高在上的“闲法”，而不是一部可以提起诉讼的法律。

在我国，宪法仅仅编在教材中才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制度和法律。“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应当是与司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公民的某一权利在受到侵犯之后，只有可以诉诸司法裁判机构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该权利的存在才能具有法律上意义。中国的宪法尽管也赋予了公民的一系列的实体性权利，但是相应的法律却疏于为那些受到公共权力机构侵害的公民提供有效的救济。虽然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已经得到确立，权利和自由受到具体行政行为限制的公民，确实可以向司法机构寻求权利救济。但是，现行的行政诉讼不仅有着较为明确的“受案范围”，而且作为一种事后的司法救济，行政诉讼在救济方面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正如文中司机师傅所说的“它没宪法”，中国的法治并不是没有《宪法》文本，而是宪法缺乏直接或间接的宪法诉权，公民无资格、无能力参与宪政。

在冯象看来，宪法应当是一部社会政治生活、理想、感情和态度的“活”的制度，它自身超脱文本的约束而约束郡主、政府、政党、议会及一切国家权力的划分和运作。其“活”的最显著标志就是司法独立和公民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宪法诉权。去年12月4日是“八二宪法”实施30周年纪念日，习近平同志在大会上总结了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宪法发展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也面临着困境与挑战，并且明确提出了“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政能否真正实现关键在于宪法的实施，靠的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公证独立的司法，我们要让宪法真正成为国家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行使的基本规则和信条，为公民所崇敬，为执法和司法者所尊重，成为一个个具体的诉求抗辩、司法解释和争端解决的依据。

第三篇：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文革落幕，法学重生，不知不觉已逾 “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第一，是说法学是“经世致用”的，法学院应当偏重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就拿实务部门的一些指标来衡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学理分析，也仿佛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条主义了。其实职业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哪里是纸上谈得清楚的？所以叫作“实践理性”，要人去实践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师接案子办案子的手段、法官 “背对背”调解纠纷的分寸，只能让学生跟着实习，见识见识，谁会课堂传授？

第二，也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迷思，好些人把法学看作替政府出主意、给立法者当幕僚之类的光荣业绩。但是，学问与官僚政治最好隔开一段距离。政治是摆弄人、与人斗的智慧，有人生来就会，不用学。还有的像拿破仑，雄才大略，一尊尊大炮做他立法的资本，《民法典》服从的“硬道理”。法学一旦“经世致用”，就跟法律这件“政治的晚礼服”闹混淆了——闹得神州大地法学院星罗棋布，硕博人口世界第一，作弊抄袭家常便饭，法治话语充斥媒体，终于成全新法治的一翼。这倒提醒了我们，若想总结三十年法学的得失教训，看清前进方向，不妨从新法治的基本策略入手，细加考察；或可推动中国法学反思并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学术/教育腐败，摆脱羁绊，重新出发。

下面我就抛砖引玉，分三题谈谈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与林毓生教授讨论，引一句诗概括：“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并为之感到 “深深的忧虑和悲观”。“文明”大约是委婉的讲法，实指现代资本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建成“消费社会”，它所固有的种种病症，如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中心、好莱坞式的愚昧和低级趣味，就开始加速向全球输出。冷战一停，更是变本加厉。西方哲人多有阐述，并成为“西马”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一大话题。因此就理论而言，似乎纯是西学上的问题。但是，王先生的出发点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将那“文明”的百态或变态以中国为例，再添一段注释，而是异化背后的现实，转型中国同那“文明”接轨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一只脚踏进“文明”的边陲，却立即受到它许多伤害，究竟出路何在？

王先生的忧思，大概从九十年代中就开始了。九六年汪丁丁先生离开港大，在《读书》杂志著文，分析当时香港大学教育的殖民地心态和商业价值取向，如何阻碍了学术进步。文章真知灼见，王先生读了，却想到更大一个问题。他担心，就其“负面部分”而论，“香港教育的今天恐怕将会成为中国教育的明天”(王元化，页 281)。不幸言中了。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香港化”“产业化”不算，还陷入了香港早已铲除的大面积腐败，开足了历史倒车。王先生还想到年青的深圳大学。深大号称“按照香港模式建立”，一切以实用为先，故不设历史系，因为“历史专业对深圳毫无用处”。王先生引龚自珍语，叹道，“灭人之国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历史去掉了，那才是可怕的事”(同上)。可知他的理论探索，绝非钻象牙塔的兴趣，而是针对时弊而起的。

“去人之史”，在今日中国，实际是“文明”得以输入、建设而异化的一项先决条件。因为那建设/异化不是凭空发生的，它需要友善的“投资”环境，包括逐步开放的市场和各样优惠特权，以及与之匹配的立法。除了进口一个叫人羡慕攀比即摹仿复制的对象(“文明”)，它还营造了一个剥离出历史，只存在于意识形态的虚构的主体，即法律程序意义上的“公民”，又名“理性人”，来遮蔽社会生活中分属不同阶级的一个个的人。而我们知道，以“程序正义”掩饰腐败、消弭抗争，用私有产权的回溯实施改写历史，不是别的，正是新法治的基本策略(详见拙著《政法笔记》)。

所以，王先生晚年对“文明”异化的反思，跟八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人性”异化或人道主义的讨论，方向正好相反。他抛弃了后者天真的自信与乐观情绪，把改革的成败、几代人的强国梦，放在了产权复辟于“文明”边陲的历史大视野中，从而间接触及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未能解决的核心问题。而反抗“去人之史”，归根结蒂，乃是反抗对那核心问题的遮掩、改写和遗忘。又因为这反抗在现时必然是弱势的、孤独的甚而充满了绝望，王先生的“深深的忧虑和悲观”，在文化意义上，便接近了鲁迅先生的精神，尽管他对“五四”先驱的“思想片面性”是持批评态度的。

二、新法治话语的寄生

法制改革最初的动力，来自对“十年浩劫”纲纪废弛的反拨，故谓“拨乱反正”。具体做法，是粗线条“原则性”的立法，重建司法机关，恢复律师制度和政法院系。在话语层面，则以“人治”象征必须根除的极左路线，代之以一种灵活的工具主义“法治”。为夺取“政治正确”的高地，这新法治的学理化的第一步，便是小心翼翼地重新解释马列经典中的片言只语。通过一系列微言大义的“论战”，从区分“人治/法治”、争辩国家法的“阶级性/社会性”，直至“权利本位”替换 “义务本位”写进教科书，“公民”成为法定人格、私有产权和缔约自由的主体，渐渐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第三十三条)才失去了实质意义，蜕变作形式平等的“程序正义”。同时，随着《民法通则》(1986)颁布实施，开始大量输入(即复活)解放前旧法治的术语和法条解释技术，形成了中国法学与法律教育的法条主义主流。

新法治之强调权利法定、私有产权和程序正义，好处是明显的。它可以帮助压抑或消解政治意识，放逐道德理想，从而模糊关于改革的方向与步骤的争议，绕开官方理论一时不便触碰的难题。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说的便是这一件为产权复辟 “护航”的历史任务。这忙于护航的新体制，虽然在“学理”上划归了大陆法系(相对于英美普通法)，其政法架构和实际操作却完全是“中国特色”或“人治”传统的。只是在立法技术、表层分类和一般法律术语上借鉴了外国：起初是苏联、德、日，现在是美、英。

“学理”同架构、操作脱节，意味着新法治只能侧重于立法、法条诠释与宣传教育，即建构意识形态，而非解决具体问题。本本上写着的那些个公民权利、诉讼程序、举证规则，也就往往难以落实，取代不了“人治”时代“遗留”的做法，更不消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几乎每一场改革措施的出台，试点铺开，乃至大案要案“严打”“双规”，都不属新法治管辖。立法，只是事后追加的一个正当化程序，普法宣传的频道节目。追加既是惯例，“摸着石头过河”打政策“擦边球”，就绝无违法违宪之虞。

在此意义上，新法治可说是现行政法体制内的一种寄生性话语；是专门用于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掩饰社会矛盾、输入“文明”的精巧设计。表面看来，中国教育的“香港化”——其实远甚于香港的功利主义，却没有其教职员廉洁敬业的道德自律——是转型社会的局部病症：某些政策制定者的疏忽，改革家经验不足，未能预见或制止“产业化”的危害，等等。故而只消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即可踏上正轨，直奔“世界一流”。但问题远非那么简单。教育，尤其大学教育，是精英话语和人才规训的主要阵地。这阵地若要由新法治来占领，就必须重构意识形态，排挤不同价值。因此“去人之史”的第一步，便是将受教育者改造成“公民”，给他灌输个人中心、权利至上、贪图享乐、锱铢必较的资本“理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屏蔽政治意识、贬低道德立场、取消学术与职业的伦理标准。其结果，便是今日大学腐败丛生，半是商场半是官场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

我说“寄生”，是借用卡夫卡关于依地语的一个比喻。

依地语也叫意第绪语，是从前东欧犹太人的社区日常语言，犹太民间文学和大众戏剧的载体。它其实是德语的一门方言，中世纪犹太人的发明；他们往中古高地德语掺进希伯来词汇和表达法，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犹太拉比称之为“德国话”(loshen Ashkenaz)。在卡夫卡时代，布拉格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爱说德语，看不起依地语。卡夫卡讽刺道：依地语最让中产阶级厌恶了，因为它“没有语法”、野蛮；竟然“寄生”于一位高尚的“宿主”即德语，靠着“偷盗、征用、移入[希伯来]语汇”而存活，以至不破坏宿主的语法，就无法译成德语。而要真正懂得依地语，却只能靠犹太人寄居他乡的感觉与心灵(德勒兹/迦塔利，页56以下)。

新法治在政法体制中的运作“存活”，很像是依地语的寄生。它通过输入“文明”的术语口号，如物权、名誉权、知识产权，还有法治、人权、宪政，让宿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步接纳“普世价值”，产生一种混合话语，以应付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而且，同依地语一样，这寄生话语每一次“译成”宿主话语，宣传实施，都免不了破坏后者的“语法”规则。但新法治既是“文明”的输入与寄生，它同宿主话语所依托的价值理想就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故而政法体制的有效运作，须取决于两者维持动态的平衡。若以法国社会语言学家高拔尔(Henri Gobard)的功能分类理论观之，就是各守各的“领地”：宿主话语负责维持官僚体系运转、招商引资、处理纠纷等具体问题，领地极广，称为“媒介型”(vehiculaire)语言，即全社会通行的官话。寄生其中的新法治话语，则是统编教材和主流媒体的宠儿，主要用来掩饰社会矛盾，安抚居住在大中城市的“白领”人口，传播他们的信念趣味，描绘他们的利益立场，称为“所指对象型”(referentiaire)或专事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同上，页 51)。

明白了这一层关系，一些困扰法学和法律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就不难揭露病根了。比如为什么主流法学几乎是清一色的教科书编写法，面目雷同，概论加法条诠释和比较，基本不发掘回应学术问题。再如博导教授抄袭论文，单位极少惩处；歪风猖獗之下，只能由受害人出面，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将后者的腐败行为(即对学术共同体与公共利益的侵犯)变成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著作权名誉权官司：不仅让大学和主事者脱卸责任，还给司法腐败以可乘之机。这些灾害，原因很多，归咎于行政部门“养鸡场”式的管理，也没错。但如果从“所指对象型”话语生产的角度考察，则以编写教科书充当学术、鼓励抄袭、容忍腐败、回避问题，诸如此类，实为灌输与巩固新法治意识形态的成功策略，现阶段产权复辟输入“普世价值”的不二法门。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可以作这么几点观察。

首先，因为新法治的寄生仰赖“普世价值”的宣传，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为了遮掩这一窘境，它只有不断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说教，才能保持并扩张自己的领地。所以，主流法学作为新法治的话语产物，就特别强调言说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不愿关心事实的真相和细节；其法条主义论述便有“很强的教义倾向”(苏力，页125)，总是把问题说成是立法的不足或体制的滞后，却懒得下功夫调查研究。

其次，这教义与实践的分裂，又不免削弱了“普世价值”的感召力和工具价值。而且随着腐败愈演愈烈(学术与教育领域亦不例外)，新法治就很难继续把责任推给宿主，而不独立承担责任。毕竟，腐败者大多享有完备的法律保护，包括利用法律“漏洞”和繁复的程序障碍；法治“跛足”，只会促使更多的老百姓喊冤上访，转向传统“人治”的渠道。结果，每逢宝马霸道名车撞人，专家意见开脱罪犯，《物权法》草案争议不休，《劳动合同法》变成具文，都引发了政治意识、阶级觉悟的复苏，法律丧尽尊严。

最后，由于寄生“文明”的先天不足并陷于腐败，政法体制的实际运作或话语实践，便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多方利益驱动、各个阶级不断谈判的局面。并且，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谈判者(包括新法治的受益人和从业者们)无须也从来没有依循那“文明”的“普世价值”的规则。换言之，“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还好好披着，天天赞赏，正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不碍事、无大用、“漂亮”而已，而未必是它骗得过大人。这多元话语的建立和实践，便是三十年改革的一大成就。如果妥善运用，应对“文明”的挑战，则转型中国就得了机遇：她不必注定了沦为新法治的独占领地，如王先生担心的，一条道走到黑，异化、庸俗、物质主义；她有可能拒绝“香港化”而重新出发——“多难兴邦”，跨越那“文明”的边陲。

三、如何反抗“去人之史”

以上我们讨论了新法治的寄生策略，它同高度“产业化”、意识形态化的法律教育，及彻底官僚化而滋生腐败的学术体制的关系。我这么观察，仿佛法学的前景很悲观了，其实不然。学术体制跟随政法体制，也在形成多元话语的互动。新法治在大学的行政规划、基金收买和山头权威时时陷入腐败丑闻，正好给中国法学的重新出发，开拓社会批判，留下了空间并刺激理论想象与创新。所以展望未来，并非一团乌云而不透阳光。学术前沿和进步，首先是少数人的事业。

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加盟法学，受到年轻一代精英学者的欢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路，相对于教科书“概念法学”有个明显的优势：便于国际交流，提出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

然而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或王先生预见的“香港化”。由于新法治处于寄生状态，意识形态领地有限，依靠“普世价值”维生，无鉴别无批判地输入美国的法律学说和视角立场，就极易蔚成潮流。于是，跟商贸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立法一样，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困境。欧洲和日本早已经历了美国法律学说和问题视角的全面“入侵”。何美欢教授曾有详尽的介绍，并引述欧洲法学家的评论：“二战后，欧洲法律以及对法律的理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几乎全部是从美国开始的”；“几乎所有新问题都是先在美国被发现和讨论后”才传到欧洲(何美欢，页23，25)。只不过，欧洲和日本的地缘位置，不在那“文明”的边陲；美国化的学术与“国际规范”，其利弊取舍，对于它们，和中国是大不一样的。

有鉴于此，中国法学，至少其前沿精英，就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像王先生一样，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或“普世价值”。如此，法学才能够触及历史真理，即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这后一点，或许会引起一些迷惘跟抗议：法学怎么成了史学？是这样的。法学的根基，不在法条学理、办案审判等“经世致用”技术性知识。这些知识当然有用，应该研究；事实上，也是法学家日常的工作，政府和基金会支助的项目。但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今天我们阅读参考的那些立法原理、司法学说、案例分析，甚至大部头多卷本的权威著作，无一例外，都会过时，被后人重写或遗忘。道理很简单，法律永远在变动之中，是一个新陈代谢的系统，时时在修订、增删、废止。这在转型社会，新法治寄生的中国，就更明显了。所以无论中外，称得上法学的传世之作，历来只有两类：一类有点勉强，就是选入课本逼着学生啃的那些哲人的片段论述(商鞅、韩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纳、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等等)；另一类研究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演变，则属于广义的史学，即优秀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著作。而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恰是新法治的开端，其寄生之曲折、影响之复杂、掩饰的策略、面临的困境，连同职业道德伦理责任的崩溃和腐败化为权利之崛起，正是一流法史的素材与课题。

我希望，将来能有幸读到一部或两部这样的历史——给人以睿智、洞见和悲剧意识的历史。这任务原本是属于我这一代的，然而亲历者未必眼明，且“伤亡”如此惨重，委实不敢乐观。现在，当法学重新出发之际，或许可以寄希望于来者中的俊杰，愿他们“有一双治史的眼睛”，“不为历史的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陈旭麓先生语)。因为，中国法学和法律教育须具备起码的史识，才能走出新法治话语的寄生领地，抗拒“灭人之史”；才能使受教育者如自由的雅典人那样，获得为有效履行公民义务、投身公共政治而必需的美德和智慧。否则，当“文明”建成异化之日，凡自称其公民者，必再一次受到立法者梭伦的谴责(《残篇》之十一)：

将来你们感到悲伤，做错了事，不要把责任推给众神；

是你们自己把力量交给了[僭主]……

人人跟随这狐狸的脚印，大家脑子空空，只晓得听他摇舌，花言巧语，从来不看他实际的行动。

附识

王元化先生我只见过一面，十三年前，在先父的追悼会上。记得他深情地回忆了“一二九”运动和三十年代清华园的生活。还谈到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地下党文委编《展望》周刊，先父在同济的文法学院执教，是撰稿人，但因为“地下环境”，并无往来；其后岁月颠扑，直至文革结束方才相见，等等。之后，又寄来他同先父的合影。从此，王先生的《文心雕龙》，他的思想文字和道德风范，于我便有一种特殊的亲切。前年，友人彭伦君策划，为王先生出一文集《人物.书话.纪事》，因书中收有他怀念先父的短文(即当年的悼词)，特意寄赠一册。展读之后，对于他的坎坷身世、高洁的人品和治学的渊源，多了一分了解和体会，更觉得敬佩了。

王先生生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曾做过几年市委宣传部长。这后一个头衔，在异化了的世界，是庸人们仰视而趋奉不迭的；那惺惺作态常使他难堪，令他悲哀，激他思辨。作为学者和思想家，他期许后人的，一定是继续他的索求，加入他的究问、怀疑与批判，并且“根底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于己”。

谨以这篇短文遥寄哀思，纪念王先生。

二零零八年五月于铁盆斋，原载《读书》9/2008

*本文是作者提交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年会的发言稿。

德勒兹/迦塔利(Gilles Deleuze & F.Guattari)：《什么是哲学》(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

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第四篇：知识产权作业(冯云09073054)

学生：冯云 工作单位：成都市安全技术工程服务中心 专业：交通运输 学号：09073054

作业：1.试对微软公司“黑屏事件”作简单评论；

2.以所在单位或自身工作或所知企业（单位、国家）为例分析其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试对微软公司“黑屏事件”作简单评论。

10月20日，微软开始启动“正版验证计划”，此时在中国掀起一阵波澜。据说微软的“正版验证计划”是面向全球市场推出的，但唯独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连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都出来说话，要求微软适可而止。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中国有着全球数量最大的微软Windows xp操作系统使用者，因此受到“正版验证计划”影响范围最广，反响自然也最为强烈。但是从这些嘈杂的声浪里，有两个群体的态度值得注意，那就是Windows系统的广大用户以及中国的软件业者。

按理说，中国用户，尤其是盗版用户，对于微软此次以黑屏为手段推行所谓“正版验证计划”应该是深恶痛绝并大家挞伐的。但是从网上的反应看，除了对微软正版软件价格过高颇有微词外，很少有人认为微软此举违法。这说明中国用户对知识产权还是有最起码的认识的，只是由于价格与自身收入的不对称，或者只是出于习惯，而使用盗版。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以及用户对信息安全的日益关注，中国用户对正版操作系统的需求必将日益扩大，如果价格趋于合理，盗版现象将呈逐步下降态势。

中国的软件业者对微软的黑屏事件基本保持沉默。这一群体对微软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由于微软的强势地位，中国国产软件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打压。在微软office进入中国之前，金山公司的wps中国办公软件系统中曾占据统治地位。但自从微软office进入中国，wps就迅速衰微，并一度销声匿迹。即便后来重出江湖，也是雄风不再。一套微软office在市场上可以卖几百甚至几千元，但金山的wps即使是免费提供也是用者寥寥。中国软件业者自然视微软为竞争对手，但为什么又对微软此次黑屏事件集体噤声呢？原因在于微软此次做了一件他们一直想做但又无力去做的事。长期以来，中国的软件产业也深受盗版之害，只要有利可图，盗版者是不问民族还是国际的。而用户图实惠，只要有几块钱甚至是免费的软件可用，用户自然是不会为了正版而多花几十甚至几百元。受盗版的打击，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一家成规模的软件企业。中国软件业者当然强烈希望打击盗版，但是盗版现象遍地燎原，政府打击力度有限，企业更是力不从心。这时候微软这样一个巨无霸出现了，凭借着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对盗版者以及盗版用户当头棒喝，微软的中国同行自然是偷着乐了。

微软此次“正版验证计划”声势浩大，横扫全球，事先自然经过周密的筹划，其技术班子、营销班子、律师班子自然会紧密协作，以期不留任何法律漏洞。正版验证实行前经过了广泛的宣传，用户没有任何理由说自己事先不知道。验证程序是通过自动更新下载的，这是微软视窗操作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方便用户更新系统软件和弥补系统漏洞而专门设计的，是“大门”而不是 “后门”。下载是自愿的，非正版软件用户可以通过关闭自动更新而拒绝参加正版验证，微软不会强行进入你的操作系统对你验明正身，因此不是黑客手段。你说微软进入你的电脑，可能获得你电脑里的信息，你因此觉得不安。但是只要你在自己的电脑里安装一个软件，从技术上讲它都有能力获取你电脑里的信息。迄今为止，用户电子银行卡被盗、手机、电话等个人信息被非法转卖等现象还没有一起被证明与微软有关。最后，微软的行动是有分寸的，虽然你用了盗版系统，经过正版验证后，你的电脑依然可以正常使用。只是每小时桌面背景会被黑屏一次，并被恼人地提醒自己是非正版软件的受害者，类似于微软在放于你家客厅的属于微软的沙发上贴了个条，上写：款项未付。

因此就微软黑屏事件而言，虽然手法可以商榷，但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其并无违法之处。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打击盗版，我们又有何理由阻止人家私力救济呢？如果微软此举能够使国人树立一定的尊重知识产权的风气，使盗版之风有所收敛，对于我国软件业的健康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假如微软因此受到制裁（不大可能发生），枪打出头鸟，那无疑将助长盗版之风，势将破坏我国政府的形象，对我国的软件产业肯定也不是什么福音。选择黑屏事件作为反对微软垄断的突破口，很显然是一个战术性的错误！

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无疑具有《反垄断法》第十八条所说的市场支配地位，但鉴于这种支配地位是由于自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是全世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又由于软件属于知识产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价值无从估量，而微软又是一枝独秀，没有可与之比较的参照物。因此，很难认定视窗操作系统价高就构成垄断，正面对windows操作系统发起反垄断行动很难奏效。但是Windows操作系统里捆绑了许多组件，而这些组件有的是用户不需要的或者可以从别的软件商那里获得的。这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可以构成垄断。同时，微软在office销售策略上对政府采购以及广大社会消费者区别对待，社会上一套零售的office软件售价高达数千元，而对政府采购其价格则最低只有几十元，相差几十倍，从而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六款的规定，可以认定为垄断。而对政府的低价倾销，又触犯了《反倾销条例》第二条和第三条。这些都是微软的软肋，在欧美国家经常遭遇诉讼，并且常常是破财免灾。如果中国的软件业界和法律界人士能通力配合，从侧翼向微软这个歌利亚巨人发起挑战，既可迫使微软在中国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又能为我国软件产业赢得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消费者最终还能获得实惠，从而达到多方共赢。我们期待这种局面早日到来。

不妨回顾一下，在开启此计划之前，微软实行了其进入中国市场近20年来的首次降价，这与正版验证计划恰好形成了一种衔接。数据显示，自正版验证计划宣布以来，正版Windows XP和Office软件销量同比增长了数倍之多，由此可见微软的种种举措势必会打击到中国的软件市场，对国内的一些软件企业形成巨大冲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国内软件企业要进行反击，就必须大力提高自身的技术力量，但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中国企业要面临的不仅是一次“黑屏”小**，更可能是未来企业间无数次科技知识力量的决战。

正版验证计划引发用户强烈不满是预料中事，站在普遍用户的立场，购买一套正版软件的费用之高，差不多可以购买半台电脑了。廉价的盗版软件以摧枯拉朽之势覆盖了中国用户半壁以上江山。

是谁赋予了微软至高无上的权利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公开并执行此次计划，擅自把用户的电脑无间断地变为黑屏呢？有人认为微软维权有实属合法，也有人认为此举是侵害了用户的权益，触犯多项法律条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的一点是微软控制了XP的技术专权并非常重视保护其知识产权，因为它预见到只有建立了这种法定权利的垄断，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

“黑屏门”事件给了我们强硬的提示，中国企业要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归根到底，掌握知识产权的自主性是关键。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除了需要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之外，同时要求同步提高企业的法律意识和思想观念。良好的市场秩序既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也需要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不断提高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警觉性和积极性。行业的竞争对象不局限于哪个范围，市场蛋糕的分解者当然有国企也有外企，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的资产，是企业在行业内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资源，不单是软件行业，对任何行业都是如此。

知识就是财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企业的财富。从长远来看，中国具有成本比较的优势，而且市场潜力巨大，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但无论是外企入侵国内市场还是国内企业与外资合作，如果自身不能控制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命脉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方手上，那么中国企业仍将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在从观念、技术、制度等方面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要加大自主开发知识产权力度，加快制度建设，以尽快形成自主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中国企业则应该更加重视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权益，坚持掌握知识产权的主导性，抓住知识源泉的命脉，以无形的力量为民族企业发展创造更广阔的良性环境。

不惜得罪用户也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究其原因，是因为知识产权就是财富。但这些都需要一个前提，即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的社会环境。

我们讲知识产权，无论何时都不要忘了它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反侵权，一方面是反滥用。只有当我们对这两个概念都有了客观辩证的看法，才能说我们的知识产权意识到位了。

二、以所在单位或自身工作或所知企业（单位、国家）为例分析其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保护知识产权是维护良好的贸易投资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客观需要，是维护一个好的投资“软环境”的重要内容。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鼓励创新的前提和保障，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一、中国有完整的保护知识产权法体系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至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达到了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及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我国现行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各项知识产权法律、统一执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司法解释，建立和完善了知识产权审判制度和法律适用原则，对全国统一执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司法解释主要有：《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关于审理与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开展涉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通过这些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使司法审判的依据更加完善。

中国在不断完善国内法律体系的同时，还相继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在立法和执法中，努力实现中国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高科技发展中心。北京市政府一贯十分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为适应首都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需要，进一步推进首都经济发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保护和利用。

1、北京市政府成立了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定期会同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成员单位的联络员召开会议。研究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2、2001年6月1日颁布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强调要积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切实加大执法力度，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并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3、2004年底首次发表了《２００２至２００３年北京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公布了北京知识产权保护的状况。同日，发布了《北京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纲要》（2004年－2008年），明确了北京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的指导思想，近期需要解决的主要知识产权问题制定了详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保障措施，包括增强知识产权执法透明度，公开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组织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等多项具体措施。

4、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为了提高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近年来，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对公众知识产权的宣传及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并通过每年一次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制宣传周活动”，向社会昭示了政府主管部门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希望社会公众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政府号召，从自身做起，自觉抵制侵权盗版制品，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行政途径和司法途径双轨制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一大特点。

1、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

根据中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当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以选择通过行政途径寻求救济，也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还可以在通过行政途径及时制止侵权后，再向侵权人提起诉讼，以获得赔偿。

行政机关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违法、侵权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要求侵权人进行赔偿的请求不能作出决定，只能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由当事人自觉履行；调解不成的，当事人还以向法院起诉。也就是说，在行政机关对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之后，权利人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民事赔偿。

2、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

北京市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包括北京市及各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版权局及北京海关。对侵犯商标权、商业秘密、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权、专利权、著作权（包括软件著作权）的行为，权利人可以分别向上述有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知识产权管理机关、版权管理机关提出查处请求。

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包括软件著作权）的权利人可以向海关就其享有的知识产权申请备案登记，在海关依职权主动发现或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时，海关可以对有关疑似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予以扣留，并及时通知知识产权的权利人。

3、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概况 多年来，北京市与保护知识产权有关的各级行政管理机关，如市知识产权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版权局和海关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为打击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侵权活动，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经过治理和整顿，北京市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保护知识产权的环境大为好转。

1、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管辖

1993年8月，北京市高、中两级法院在全国法院中率先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和一部分行政案件，随后海淀区、朝阳区人民法院也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目前，北京市对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等各类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具有管辖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商标权、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等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具有一审管辖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是全国对专利行政案件、商标行政案件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唯一具有管辖权的一审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是全国对植物新品种行政案件唯一具有管辖权的一审法院。

在三级法院中，有近40余名法官专门从事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

2、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情况

20多年来，北京市法院不断拓宽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相继开展了著作权、商标、专利、不正当竞争、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覆盖了TRIPS 协议规定的所有的领域，案件数量也逐年成倍增长，有力地保护了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2002年至2004年三年中，北京市法院共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案件3380件，其中，著作权案件1727件，专利权案件767件，商标权案件281件，不正当竞争案件271件，许可证贸易301件。其审结3391件，其中，著作权案件1773件，专利权案件760件，商标权案件261件，不正当竞争案件264件，许可证贸易案件299件。这些案件80%在一年内审结。

3、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所占比例上升

北京市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涉外案件一直居全国前列。在审结的涉外案件中，外国当事人胜诉率很高。在北京市各级法院历年受理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涉外案件所占比例逐年增大，2002年受理20件，占当年全部案件的2.25%，2003年受理52件，占4.68%，2004年受理111件，占8.04%。

由于北京市三级法院设有专利审判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专门审判庭，法官审判经验丰富，审判水平较高，受到国内外当事人的好评，许多当事人主动选择在北京市法院寻求知识产权保护。

4、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原则和做法

第一、中外当事人一律平等原则。随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日趋深入，北京市法院的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持续增长。法院注意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强化平等保护意识，严格适用法律法规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切实履行我国“入世”承诺，并注意贯彻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国民待遇、独立保护和最低保护原则。根据我国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确认外国人能否在我国主张知识产权，不因外国人在外国享有知识产权即承认其权利在我国有效；外国人在我国主张知识产权的，应依据我国法律进行审理，只有在我国法律与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援用国际条约，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外国的公民和法人在我国进行知识产权诉讼，同中国公民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知识产权都会受到充分保护。

第二、公开透明。北京市各级法院审判的知识产权案件均实行公开审判，允许公民旁听。北京市法院在司法文书公开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自2003年起北京市法院所审理的所有知识产权案件都已经上网，无论是一审或终审的法律文书公众都可以在北京市法院网上查询到，真正把审理的公开和透明落到了实处，也使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处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从而更加公平和公正。

第三、总结参照外国判例。近年来，北京市法院受理的新类型案件以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很多。而很多新类型的案件和案件中的新情况，是各国先后遇到的共同问题，如民间文学艺术案件、P2P案件、商业方法专利等，北京市法院注意借鉴国外的经验，参照其他国家的已有判例，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解决新问题。

第四、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涉及复杂、专业技术问题的，采用尽量客观、科学的方法及途径予以解决。如：

1、聘请相关技术专家作人民陪审员，在一审案件中进入合议庭直接参与审判案件，在合议庭中，专家陪审员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

2、聘请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作技术顾问，就案件中的具体技术问题组织专家进行评议，评议意见供法庭在审判案件中参考。

3、聘请相关技术领域专家或者委托有关机构就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其鉴定结论经过法庭质证后，作为证据供法庭使用。

4、当事人申请专家证人出庭，针对技术问题发表意见，并回答对方当事人和法庭的提问，其意见供法庭参考。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以保证案件审判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第五、根据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证据多，审理难度大等特点，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注意，（1）在强调“谁主张，谁举证”的同时，法院注意保障当事人庭前进行充分的证据交换并在庭前召开听证会，彻底搞清案件中的技术问题；（2）北京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一律采取普通程序，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制，以保障案件的质量；（3）严格按照中国的程序法审理案件，更有力地制止侵权行为。如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采取诉前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证据保全措施、财产保全措施等。

4、对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处罚

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至第221条规定了下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

根据销售金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的大小或情节严重的程度，可分别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2004年11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给予了权利人更强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突出表现在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刑事犯罪的追诉数额比以前有大幅度下降。

知识产权在保护创造力的基础上又推动并引导人们不断创新，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成果。知识产权制度赋予了创新者享有法律上的权利，阻止他人未经权利人许可而使用，从而成为保护创新者权益、激励创新意愿和行动行之有效的一项制度。

创新与知识产权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赋予创新者一定的法律权利，鼓励知识产权创造者和拥有者将发明和创造成果市场化，从而促进新知识的广泛运用和传播。当今社会，知识产权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制度也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基本制度。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创意产业，开展国际贸易、实施技术转让，要求从战略高度对待知识产权问题，制度的保障支撑作用十分关键。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从各个不同层面都体现了对发明创造和自主创新的鼓励。其中，根据激励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对现行专利法所做的修改包括：第一，在立法宗旨中明确提出了“提高创新能力”，表明了我国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心；第二，适度调整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授权标准，这符合努力提高专利申请和专利权质量和水平的时代要求；第三，取消了对涉外专利代理机构的指定，增加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准确、及时地传播专利信息的职责，为增强市场主体应用知识产权的能力服务；第四，赋予外观设计专利权人许诺销售权，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措施，明确将权利人的维权成本纳入侵权赔偿的范围，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创新者安于创新、消除顾虑。

200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喜庆之日。这一天，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知识产权事业来说，历史又将为它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10月1日，第三次修改后的专利法将正式开始施行。

在这个“双喜临门”的国庆节前夕，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就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及施行接受了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的专访。他指出，新修改的专利法的施行，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重要举措，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障。

近50多年来，世界各国为了富民强国，都在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了日益强大的竞争与发展优势，国际上将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而我国的创新能力目前只居于世界中等水平，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十分迫切。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在国庆60周年与新修改专利法即将施行的前夕，回顾我国专利制度的辉煌成就，令人欣慰。从1984年到2008年底，我国累计共受理专利申请485.3万件；累计共授权专利250.1万件；2008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第4位。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申请42.6万件，同比增长23.1%；专利授权25.2万件，同比增长31.3%。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例首次超过七成，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首次超国外。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PCT申请量增加了19%，居世界第6位。对此，田力普指出，专利制度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专利法的修改施行将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而且，必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道路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五篇：工作终结

工作终结

不知不觉就要进入2012年了，2011年对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一个大学生转变成了上班族。这是人生的一大转变。通过半年的工作不仅让我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懂得怎样做事怎样做人，这是最大的收获。

2011年7月我真正的成为了一个上班族，刚进公司的时候虽然也清闲自己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可真的接触的时候菜发现有很多与自己想想的完全不同。书本知识给了我一定的积淀，但与实际还有一定的出入。半年的工作让我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也算学有所用。

刚接触图纸时一窍不通，甚至一度反感那些符号和线条。由于对实物不了解没有形态的概念，就开始搜集资料学习。来到工地，刚开始没有多少事做，所以觉得自己无用武之地，但是慢慢熟悉工作流程以后，我也有自己的分工。而且慢慢能自己独立处理一些简单的问题。看到大家的忙碌，工作的艰辛，生活的不易，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点什么……

从基层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跟同事一起拆绞车，改天轮，到安装梯子间，罐道和管路，再到维护绞车，泵房。从中学会了许多的知识。看到成果，笑容也蹭在脸上绽放。当然，这点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得到的，我要感谢师傅们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感谢领导对我的教育和鼓励。

常言道，不进则退，为了更好的工作，我时刻不能放松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索，时刻都不能放松自身的要求和对工作的严谨认真，要永葆对工作的热爱。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工作，为安一，为公司尽自己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