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团市委七一讲话约稿 从党建制度化看中共执政理念的自觉[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北京团市委七一讲话约稿 从党建制度化看中共执政理念的自觉

从党建制度化看中共执政理念的自觉

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不但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水平，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共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和自身的成熟，对增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战略意义。在中共党建进程中，制度建设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2001年，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上进一步提出要从“制度体系”上确保民主集中制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代领导人对制度建设的强调为党建制度化奠定了理论基调。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继承中共以往执政经验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践起点，将党建制度化推向了新的高度。“七一讲话”深刻阐述了党建制度化的意义、内涵和作用，对加强中共自身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就党建制度化的法理依据而言，“七一讲话”赋予《党章》根本大法的地位；就具体内容而言，要实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化；就保障体系而言，将党内民主、党务公开、制度约束三位一体作为制度建设的支撑。可以说，胡总书记的“七一讲话”是党建制度化的政治宣言，是指导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理念的深刻把握和自觉运用。

首先，党建制度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性规律的深刻把握。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贯穿在中共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的序幕起，中国共产党就将经济体制变迁和生产力的发展置于各项事业的核心，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保持正确的航向，巩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基础。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次席，基础建设、外贸、金融、投资全面繁荣，中华民族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复兴之路，泱泱大国散发出迷人的风采。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建设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我国政治体制变革相对滞后；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与参与途径不足的矛盾、突发性事件的骤增与社会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冲突、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张力等问题日益成为中共执政面临的崭新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先进政党，明确指出政治体制建设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配套，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通过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的进行、为民众参与政治提供更多途径、实现城市与农村人大代表选举比例的平等化。上述成就的取得和进一步推进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密切相关，其中党建制度化起着核心作用。只有将中共自身建设置于制度化和规范化中，建立中共党建的长效机制，才能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优秀的领导机体，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胜利。可见，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强调推动党建制度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规律的深刻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应用。

其次，党建制度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自觉认识。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走过了九十余年，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兴衰成败的种种考验，从而探索出了共产党执政的某些规律。就党的建设而言，列宁树立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典范，而苏东巨变时期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则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会使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这对俄共（布）的行为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成为迫切任务；列宁一直致力于探寻党的建设的长效机制，直至晚年的政治遗嘱中还提出了防止官僚主义、设立工农检察委员会、推进党的干部年轻化等措施。在列宁的努力下，俄共（布）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治组织，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为社会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但是，列宁时期制定的党建方针更多地体现了领袖个人的力量和意志，加上列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时间比较短，苏维埃俄国没有建立起党建的制度规范，结果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出现了问题，丧失了解决社会危机的能力从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最终走上了亡国亡党的命运。正是基于社会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把增强党建的制度化水平放在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兴衰成败的重要地位。

再次，党建制度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政党建设优秀成果的自觉运用。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建进程中，不但吸收了社会主义政党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对世界各国政治文明成果进行了自觉运用。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民主化转型起源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这些国家贯彻分权制衡、政党政治、司法独立等原则，从而较好地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保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和人民福利水平的较大提高。欧美发达国家实行的政党政治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了许多运行良好的制度，如文官制度、分权制衡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将党内民主、党务公开、制度约束作为中共党建制度化的重要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欧美发达国家政党政治的优秀成果，是对分权制衡原则的贯彻和运用。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特殊国情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不实行政党竞争的原则，与欧美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一个多民族、地域差异极大的国家来说，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中共在推进党的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继承中，主动借鉴吸收体现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抛弃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等形式性的措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政治文明成果运用的自主性，体现了高超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党的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政党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对于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的世界大党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就党建制度化的内涵、依据和具体措施做了详尽阐述，对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的成长和提高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规律的深刻把握，对社会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自觉运用，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自觉吸收。

（张树焕 北京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

第二篇：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从中共抗震救灾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四月网 2014-08-06

张利 / 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

石怀淼 /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

新世纪之始，中国共产党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其基本执政理念，这一理念是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人民”。提出这个理念的毛泽东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多次从与“敌人”对立的角度使用“人民”这个词语，当然，人民是不包括人民的对立面“敌人”这样的人（群）和阶级的。“为人民服务”不仅表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在革命年代，“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是鲜明的。及至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的范畴大大扩大，“敌人”极大地缩小。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沿用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处理执政党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这种实践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构成国家的基础——一个个公民，才应是其面对的对象，“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理念虽然反映了执政党的性质，但“人民”的外延不能囊括所有社会成员。因此，这就需要将“为人民服务”理念化作更为具体、更现实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为人民服务”大理念下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这里的人，就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一个个公民。“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以人为本”中的“人”的主体无疑仍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明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以“人民”利益为本。

把1976年党和政府因应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因应汶川大地震时的行为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从“政治挂帅”到“生命第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将抗震救灾转变为普遍的人民行动。由于把人分作不同的阶级，有革命阶级的人，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在组织人民抗灾的同时，政治运动并未停止，有些人甚至把抗震救灾视为一场政治运动。《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深入批邓，抗震救灾》这样的社论，好像有些人与地震一样值得憎恶。在这样的思路下，本该集中进行的抗震救灾受到了许多本不应有的干扰和影响。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国家启动了强大的行政力量抵御抗击。国家把抗灾救灾行动视为全体公民参与的社会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置身于共同的危难之中。在这次地震救灾中，我们不再听到30年前那种政治性词语和口号，我们听到的是“生命第一”，看到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我们还看到上下一体的全民性社会行为。从领导不断强调的“救人是重中之重”到全国哀悼日的设定，我们看出了新世纪以来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实运用。正如外电所评，中国政府的救灾令人看到执政“以人为本”绝非一句宣传的套话。

从“人定胜天”到“直面灾难”

对自然灾害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如何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唐山地震时，中国尚处文革末期。那个时候极为看重“人民”的力量，“人民”可以打天下，可以与来自同类的“敌人”开展阶级的斗争并取得完全的胜利，当然“与天斗、与地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天不怕、地不怕”口号下产生的是人对自然的轻蔑与藐视，似乎一场人民战争便可以打败来自大自然的任何威胁和灾难。既然“人定胜天”，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在具体的行动中无疑会出现夸大人类的主观意志，忽视甚至无视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唐山地震后，当时中国上下使用最多的字眼就是“人定胜天”。诚然，作为一种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和增强抗灾信心的技术性口号，这句话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应该说，唐山地震后充分展示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唐山抗震体现了人类自身与自然力的较量，凸现了人类的坚强精神。但毕竟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人定胜天”不再是抗灾口号。我们看到的是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灾难，政府宣布这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必须直面。在此之下，“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研究地震成因，加强对地震的观测预报”„„汶川地震后，我们虽未再见唐山地震时与自然为敌的“大无畏气概”，却同样看到了中国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依然看到了当年唐山地震后出现的奋不顾身、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看到人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与唐山抗震救灾比较，汶川地震抗灾救灾方方面面的工作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破坏力的科学和理性分析基础上，在极端困难的震后环境下，科学决策，有所取舍，取得了更大的成效。这些变化除了与30多年后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提高与改善有关，最根本的还是决定于党和政府对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的新的理念：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只能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人类必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承认作为大自然对立面的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弱势地位，立足于“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地直面灾难，探索规律，才能有效地减少损失。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

对影响全局的突发性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如何告知公民以及告知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重大事件处理得及时与否和效果好坏，从深层意义上讲还涉及到执政党和政府的运行体制和工作方式等问题，最终反映出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

唐山地震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地震3年后公布的死亡人数有24万之多。地震当时报纸新闻广播并未全面报道地震及其所造成损失的全部真实情况和救灾具体实施情况，给公众的信息量极少。报道多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做首先是考虑到“统一口径”，不要被“阶级敌人”和幸灾乐祸者利用负面报道趁势攻击和诋毁，给“人民”泄气。但当时人们从各种渠道传布着各种“小道”消息，在情况不明前提下的公众心理，一下子变得恐惧和不知所措，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汶川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向共和国公民告知灾情和救灾情况，信息全面且公开透明。这是建国以来，继2003年非典期间一改突发性事件有限制告知为全面告知后，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最为公开透明的告知。地震发生之际，政府便通过各种传播渠道通报消息，告知震情，公布应对措施，使得全国上下统一起来。从每日公布伤亡数字，到全面报道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公

众在政府透明、客观、全面的告知中，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很快稳定下来，为抗震救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将实情告知公民，是抗灾理念的重大转变，这样不仅有利于公民与政府团结一致，战胜灾害，也有利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的塑造。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两次抗震救灾的不同处理方式，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然地震和救灾发生于中国大地，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了解和知道的权利。

从“谢绝外援”到“接受外援”

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遭遇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他国家政府和民间可以提供无偿援助或有偿援助。

唐山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组织纷纷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的善后救灾工作。但中国政府当时一概谢绝。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救灾工作。当时香港的《星报》分析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因为反感“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利用天灾来夸张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与内部“统一口径”防止攻击和诋毁一样，担心国际上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别有用心”，这是过分注重阶级性和政治性，没有看到“人类”的共性使然。

汶川地震发生，中国的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是人类的灾害。在全力组织救援的同时，对于国际社会给予的各种物质和经济援助，中国政府也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愉快接受下来。

我们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物资，欢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救援组织及人员赴灾区实施救援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条件。这说明，中国政府把抗击自然灾害的行动已经看作跨越国界的人类的共同事业。唐山地震时那种把自然灾害发生和对自然灾害的抵御仅仅看作自己国家人民的事情而关门独立解决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主动将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形象，这无疑是更开放的中国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现实行动的背后，恰恰是执政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