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伟就“中国刑事辩护律师事业”答《法制日报》记者问

第一篇：孙中伟就“中国刑事辩护律师事业”答《法制日报》记者问

★纪念北京孙中伟律师事务所成立三周年

孙中伟律师媒体报道 汇编

孙中伟就“刑事辩护律师”答《法制日报》记者问

孙中伟律师事务所 /北京死刑辩护律师网 /孙中伟死刑辩护网

有人说：中国的刑事辩护事业进入了“冬天”，2009年末重庆打黑中所出现的“李庄事件”成为中国刑事辩护事业的拐点。中国的刑事辩护事业及刑事辩护律师的未来，再次成为多家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今日，《法制日报》《法治周末》记者再次就“中国刑事辩护律师事业”这一主题对北京孙中伟律师事务所主任孙中伟律师进行采访。

孙中伟就“中国刑事辩护律师事业”答《法制日报》《法治周末》记者问。

尊敬的刘记者： 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中国刑事辩护事业的关爱，同时也感谢你们报社多年多来对我的多次采访报道。就你所提的问题，我个人看法如下，仅供你参考：

1、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做刑辩？

答：“为什么要选择既不赚钱风险又大的刑事辩护？”这是很多记者或朋友多次问我的问题，我也多次问过自己，并且后来我又专门选择了刑事辩护中最艰难、风险最大的“死刑辩护”，并且把死刑辩护作为我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的主要核心业务。去年律所成立之初多家媒体曾以《全国首家以死刑复核为主要业务的律所》进行过报道。

当初高考时选择法律专业就是梦想做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毕业后到公安机关工作四年间还是无法忘记刑事辩护的律师之梦，因此，辞职出来做律师，当时就决定了主要做刑事辩护律师，在公安机关的工作让我更感觉到罪嫌疑人在面对国家暴力机关时自身力量是何等的弱小、不管他们曾经是风光的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当他们一旦进入看守所后，他们同样更需要律师的帮助。因此，首先，最初我主动选择律师时就并不是为了钱的问题，也不象现在的不少律师新人是在无法考进公务员队伍时才被迫来做律师。其次：只要清楚了选择做律师的真正目的确实不是为了钱，那就会容易理解为何要选择刑事辩护。如果不考虑钱等经济收入的问题，在律师业务里，我觉得刑事辩护是最有价值的，他关系到当事人的生命或自由，而生命或自由是最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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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年来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不太好，但我还是坚信中国不可能取消律师制度，任何民主法治国家也不可能取消律师制度。而刑辩律师是律师行业的支柱和脊梁，如果没有刑辩律师，就没有整个律师制度。律师行业的地位和形象取决于刑辩律师。

刑辩律师对于整个律师行业的价值和作用，就象刑警对于整个公安机关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做警察做刑警是最危险待遇也是最差的警种，而做其它警种会更安全待遇更好。但是，刑警是整个公安系统的支柱，没有刑警的公安机关是无法理解的、也不能再叫公安机关。因此，做警察时我是毅然选择了做最危险最不赚钱的刑警，做律师时我也是选择了最危险但最重要的刑辩律师。当一个人的选择超越了金钱时，他才会做出他认为对社会最有价值的选择。

2、刑事辩护事关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比如犯罪嫌疑人在面临失去自由、生命的可能时，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您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面对这些强烈感情，或者说人性，有怎样的触动？能否举个例子。

答：由于我自己亲密接触过太多太多的死刑犯，我首先会感到生命和自由的价值真正是最可贵的，不少官员、或其他被告人在外面自由时会把金钱、权力等看得特别重、看得比生命和自由都重，所以为了钱会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我的一位贩毒的死囚犯当事人，自小家境贫寒，立志要赚钱，15岁时初中辍学后出去打工，最初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还是在28岁时合法地赚了不少钱，合法地自己办了三个煤矿，在也有了自己的别墅和奔驰，有老婆小孩、他有很幸福的家庭。可是当他看到别人贩毒钱来得比他更快时，33岁时他在一次从缅甸贩毒20多公斤到云南时被抓获。他在二次被判处死刑后委托我作为他在死刑复核阶段的律师。最后他真正地后悔了，他有一种强烈的活下来的渴望、他说他愿意花掉、放弃他所有多年积累的财富以换取一个死缓。通过接触死刑犯，我们才能真正感觉到生命的可贵、才能感觉自由的我们是最幸福的、我们也才不会很去在意钱的问题，才能看淡钱，比如选择刑事辩护安于清贫一样。

同时大量近距离接触死刑犯后，作为人性的本能会真正体会到：人杀死自己的同类的残酷性，感觉到无论任何理由我们都不能杀害我们自己的同类，动物都有“不伤其类”的本性。这也是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废除死刑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尽全力去推动废除死刑进程的内心动因之一。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最珍贵的，我们要多宽容别人。一对夫妇因毒品同时判处死刑后他年老的父母后来双双选择了自杀，他们的小孩初中辍学后走上了抢劫的道路、再次因抢劫杀人被关进监狱。这是我多年前所亲自经办的一起让我很受触动的死刑案件，让我感到死刑的无助与无奈。如果能有优秀的辩护律师让其即使最后能有一个判死缓，也许能拯救他们这的个家庭。从那之后，我更坚定了刑事辩护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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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对辩护律师往往抱有很大期待，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认识，比如有人认为辩护律师是“青天”、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可能超出了律师的实际能力。而有的委托人甚至对律师会有所隐瞒。在办理事关人命的案件时，您如何处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答：作为一名有经验的成熟的优秀的刑事辩护律师，我觉得应该是有能力与当事人充分沟通，获取当事人的充分信任的，这是我们辩护想要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辩护律师也应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性，不能依附于当事人及家属。律师既要让当事人对自己有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同时又要能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保持辩护律师的独立人格。

网上流传着刑辩律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您是否听说过？您觉得有道理吗？ 答：听说过。有一定道理吧。

4、自李庄案后，业内普遍认为律师执业风险逐步增强。有人提出，刑事辩护正在走向形式主义，目前的司法审判中存在大量表演性审判，即“审判秀”。这种执业大环境，对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其实，关于刑事辩护，多年前就一种说法叫“大案讲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法律”，确实有些影响比较大的案件行政权会不当介入到审判权。这不仅是律师的无奈，也是法院和法官的无奈。但是，这种行政权不当介入的案件比例毕竟只是很小的比例，其它绝大多数的案件审判还是要讲法律讲证据的，这些就是刑辩律师的空间。同时，对于所谓的“表演性审判”里也不能说律师就没有任何作用。李庄案的二审能有多位证人出庭本身就是一种程序上的胜利和进步。

有辩护律师说“屡败屡战”，您有何看法？您觉得自己如何面对？

答：这就要律师树立自己正确的“胜败观”了。我个人的观点及我个人所追求的标准是：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只要我律师本人尽了最大的努力，提供了最优秀的辩护，得到了在现在的情况下最好的判决结果就是我的胜利，也就是说在换为其他任何律师来辩护也不能有比这更好的判决结果，只要不是因为我们律师本身的辩护技能导致的不利判决，我们就无心无愧了。如果每位公检法的法律职业公同体的人都能做到自己无心无愧，都能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中国的法治就会有希望了。

5、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您心中的理想是什么？

答：过去我们公安机关有“酱油不是油、啤酒不是酒，犯人不是人”的说法，我是希望有一天所有的公检法机关的司法人员从心底能真正地把被告人当作人看，给被告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让法律得到正确的实施，兑现宪法及法律对被告人及律师的权利的承诺。“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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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因为，在一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里，每位公民随时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都需要律师帮助自己获得公正。

6、有报道说刑辩律师总体收入不及其他律师，这种情况是否属实？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同样资历或同样知名度的律师，刑事辩护律师的收入是一定远远不如做商事业务的律师。但是刑事辩护律师所得到的成就感也商事律师所很难得到的，上天是很公平的。如果一个人做一辈子律师都没有做过刑事辩护应该也是很遗憾的，他无法感觉到刑辩律师的快乐。就象做了一辈子警察没过破过一件刑案，没有抓获过一名犯人，那他退休时也是会很失落很遗憾一样。律师本身就不是商人，其价值不能只以收入多少来判断。

选择刑辩，我喜欢！我愿意！我幸福！我快乐！

如有不清楚之处与我联系。希望能在发稿前能将引用我的部分让我看下。

孙中伟律师

附：《约请采访信》 孙律师您好，我是法制日报社法治周末的记者刘莹，我们这周想做一期关于刑事辩护律师的报道，有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

1、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做刑辩？

2、刑事辩护事关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比如犯罪嫌疑人在面临失去自由、生命的可能时，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您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面对这些强烈感情，或者说人性，有怎样的触动？能否举个例子。

3、有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对辩护律师往往抱有很大期待，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认识，比如有人认为辩护律师是“青天”、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可能超出了律师的实际能力。而有的委托人甚至对律师会有所隐瞒。在办理事关人命的案件时，您如何处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网上流传着刑辩律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您是否听说过？您觉得有道理吗？

4、自李庄案后，业内普遍认为律师执业风险逐步增强。有人提出，刑事辩护正在走向形式主义，目前的司法审判中存在大量表演性审判，即“审判秀”。这种执业大环境，对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辩护律师说“屡败屡战”，您有何看法？您觉得自己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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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您心中的理想是什么？

6、有报道说刑辩律师总体收入不及其他律师，这种情况是否属实？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孙律师，打扰您了！您能在百忙中尽快回复我吗？非常感谢您！

法制日报社 法治周末 刘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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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记者问最高院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人就关于死刑案件第二审的批复答

最高院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人就关于死刑案件第二审的批复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本报记者就《批复》的起草背景、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等，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人。

问：《批复》的出台背景如何?

答：自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高级人民法院报送的死刑案件中发现，对于第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后，在第二审开庭审理中又要求撤回上诉的，是否允许其撤回上诉，各地做法不统一，争议也比较大。

有的准许被告人撤诉，有的不准许被告人撤诉，有的不准许被告人撤诉但未按照二审程序审理而是按照死刑复核程序复核后将案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各地法院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此类案件的审理程序。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制定本《批复》。

问：制定《批复》的依据和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批复》解决的是上述情况下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问题，制定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主要涉及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和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程序的相关规定。《批复》的指导思想，一是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二是确保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死刑案件应当比其他普通刑事案件适用更严格的审理程序。

问：《批复》规定不准许被告人撤诉，要求对此类案件继续开庭审理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批复》作出这样的规定主要出于四方面的考虑：一是被告人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时，都有其理由和考虑，而申请撤回上诉的原因却比较复杂。既然被告人在上诉期限内及上诉期限届满后开庭审理前均未要求撤回上诉，就表明其对一审裁判确实存在或可能存在一定异议。为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不准许其撤回上诉。

二是相对于不上诉的死刑案件进行书面复核审理的方式，二审开庭审理时，被告人、辩护人、公诉机关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能够直接参与法庭审理，法官能够充分听取控辩各方意见，更有利于查明事实、确定罪责，使裁判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之上，确保死刑案件公平公正。

三是二审程序虽然是由被告人上诉或检察机关抗诉而启动，但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体现了司法权力的尊严和权威。如果准许被告人在二审开庭审理中或者庭审结束以后至宣判前这段时间内撤诉，将导致整个二

审程序可能因被告人的撤诉而随时终止，增加了刑事二审程序的随意性，也会影响刑事司法的权威和尊严。

四是在开庭前法院及控辩双方均已投入大量司法资源，开庭后再准许被告人撤回上诉对节约司法资源的意义已经不大。

问：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有一些涉及《批复》规定的问题，在《批复》出台后如何适用这些相关的司法解释?

答：应当说在《批复》出台前，现行司法解释对《批复》中涉及问题所做的规定是有冲突的。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4月8日发布的《关于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又提出撤回上诉的应当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2)2号]规定“被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上诉期满后又提出撤回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决定不准撤回上诉，并按照第二审程序继续审理”。该批复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这一批复在司法实践中仍然被视为有效。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

[2006]8号)(以下简称《规定》)，其第四条的内容是“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第二审开庭前要求撤回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

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认为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不再开庭审理，裁定准许被告人撤回上诉;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无罪判为有罪，轻罪重判的，应当不准许撤回上诉，按照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

根据该条规定，上诉期满后二审开庭以前，被判死刑的被告人提出撤回上诉的也可以准许撤诉，但对二审开庭以后宣判以前是否准许撤诉的问题未明确。此次《批复》规定，从二审开庭以后到宣判以前申请撤回上诉的，一律不准许撤诉，而在二审开庭以前申请撤回上诉的还根据《规定》第四条处理，因此《批复》与《规定》第四条的内容是相衔接的。

同时《批复》还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

因此，今后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一律依据《批复》和《规定》第四条处理即可。

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

(法释〔2010〕10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已于2010年7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8次会议、2010年6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1届检察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二0一0年八月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来，有的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请示，对第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后，在第二审开庭审理中又要求撤回上诉的，是否允许撤回上诉。经研究，批复如下：

第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在上诉期满后第二审开庭以前申请撤回上诉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条的规定处理。在第二审开庭以后宣告裁判前申请撤回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不准许撤回上诉，继续按照上诉程序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三篇：孙中伟：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录

孙中伟：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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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会长与顾问

名誉会长

高铭暄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顾 问（按姓名拼音音序为序）曹子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储槐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丁慕英 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 何 鹏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胡康生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梁华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刘家琛 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欧阳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邱学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沈德咏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苏惠渔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王作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泗汉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张苏军 司法部副部长 周道鸾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正副会长与秘书长

会 长

赵秉志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务副会长

陈泽宪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副会长（按姓名拼音音序排列）陈忠林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 贾 宇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柯良栋 杭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 郎 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李 洁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根林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宪权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梅传强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洪宪 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齐文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曲新久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军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孝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网络支持：孙中伟律师事务所 /北京死刑辩护律师网 /孙中伟死刑辩护网

孙中伟律师-***）秘书长

刘志伟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高铭暄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常务副主任

赵秉志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主任

储槐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胡云腾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智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希慧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委 员（按姓名拼音音序为序）

冯亚东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黎 宏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阮齐林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国祥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大华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 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中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绍谦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泗汉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张 旭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道鸾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秘书长

阴建峰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

常务理事

（按姓名拼音音序排列）

鲍遂献 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局长、教授 陈国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陈泽宪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忠林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肖荣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郭建安 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司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胡云腾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 黄柳权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法律司司长 贾 宇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柯良栋 杭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 郎 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李 洁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少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希慧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根林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亚刚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国祥 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

刘明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宪权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志伟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梅传强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洪宪 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齐文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曲新久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世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文昌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杨万明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 杨忠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 臧铁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

张 军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智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赵秉志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国强 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玉华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朱孝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理 事

（按姓名拼音音序排列）

鲍遂献 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局长、教授 毕英达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处长

蔡道通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国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陈浩然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华杰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陈家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 洁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 陈结淼 安徽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晓明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泽宪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忠林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单 民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邓子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董玉庭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段启俊 湖南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系主任、教授 冯 军 河北大学人事处处长、法学院教授 冯亚东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 强 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 傅跃建 浙江省金华市人民警察学校教授

顾肖荣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郭建安 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司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韩 轶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耀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 洪 流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室主任

胡云腾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 曙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检察员 黄华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 黄华生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 黄柳权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法律司司长

黄明儒 湘潭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伟明 烟台大学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黄祥青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贾济东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 宇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志鸿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 康均心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柯良栋 杭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 郎 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雷建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处长 李贵方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李 洁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兰英 厦门大学法学院刑法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少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文胜 公安部法制局刑事法规处处长

李希慧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中国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晓明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黎 宏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利子平南昌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根林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 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教授 林亚刚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德法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国祥 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 刘冀民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刘 健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 良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律系教授

刘明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鹏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院长、教授

刘仁文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少雄 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宪权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艳红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远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志伟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楼伯坤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勤忠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副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松建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马天山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马迎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处长

梅传强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洪宪 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开勤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

欧锦雄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 彭凤莲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齐文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邱 杨 中央军委法制局副师职法制员

曲伶俐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

曲新久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阮方民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阮齐林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仲平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 石经海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彩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本鹏 国家法官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 孙国祥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万怀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副总编、教授 唐世月 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教授 田立文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田文昌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童伟华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万 楚 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学会办公室主任 王成全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专职委员 王世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文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 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秀梅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学沛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教授 王 勇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政勋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 东 四川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 红 贵州大学法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 吴邲光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主任、教授 吴大华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 喆 辽宁省人民检察副检察长

夏 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向朝阳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肖中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望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邢志人 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 岱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汉明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 徐松林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宣炳昭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 严 励 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颜茂昆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杨 鸿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万明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 杨迎泽 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忠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 衣家奇 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教授

阴建峰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教授 尹 吉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案管处长 于改之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世忠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于志刚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 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臧铁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 曾粤兴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青 国家安全部法制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张 旭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军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张恒山 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柔桑 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民事检察厅厅长

张绍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刑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张天虹 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张心向 南开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远煌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智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赵秉志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国强 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 微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高键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教授 郑丽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郑鲁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加海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处长 周玉华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周振晓 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教授

朱建华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孝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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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天下男人》孙中伟：中国死刑辩护第一人

★纪念北京孙中伟律师事务所成立三周年

孙中伟律师媒体报道 汇编

孙中伟：中国死刑辩护第一人

孙中伟律师事务所 /北京死刑辩护律师网 /孙中伟死刑辩护网

文/艾婕 《天下男人》2008年第1期

（2008年1月，著名时尚类杂志《天下男人》以《孙中伟：中国死刑辩护第一人》一文对本所主任孙中伟律师进行了特别专访报道，进一步确认了其在国内刑事辩护领域的“死刑辩护第一人”的行业领导地位。）

2007年1月1日，被“下放”27年的“死刑复核权”终于重新收归最高人民法院。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再次公开强调国家对死刑案件的态度：要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防止出现错案，做到“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孙中伟被律师界公认为“中国死刑辩护第一人”，他怀着一颗公平公正之心，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死刑辩护方面已颇有建树。

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律师

现年30岁的孙中伟，出生于南方，父母都是政府机关的普通公务员。

1983年，幼小的孙中伟听到了表姐被判处死刑的噩耗，他伤心地问爸爸妈妈，问哥哥姐姐：这个经常带他一起玩、给他讲故事的和气表姐为什么会被枪毙呢？大人告诉他，因为表姐的丈夫经常打她，表姐忍无可忍还手的时候失手把丈夫杀死了„„

时光飞逝，孙中伟的表姐被枪决这件事给整个家族带来的伤害却始终挥之不去，过年过节互相串门或聚在一起时，即使在喜庆中，大家也总会想起表姐，为她的早逝扼腕叹息。

从上中学开始，孙中伟就利用课余时间自学法律知识，他想，虽然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但表姐她不是恶人啊！如果有个好律师为她辩护，也许她就能免于一死。于是，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志愿都填上了法律专业，最终被南方的一所政法学院录取。

1996年8月，大学毕业后，孙中伟被分配进南方的某公安局工作。四年中，孙中伟主办或参与侦破了多起故意杀人、毒品犯罪、绑架等大案要案，多次被评为“破案能手”、“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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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伟在审讯犯人时发现，不少死刑犯是一时冲动才铸成大罪，因为不懂法律，不知该如何提供为自己辩护的证据，有些案例存在着相当大的争取免除死刑获得改判的空间。

世界上已经有一半左右的国家废除了死刑，虽然我国的国情还不允许废除死刑，但学术界和舆论界关于“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律师至少可以依照法律帮助被告人保护自己的证据，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的生命权利。于是，“做律师”、特别是“要为死刑犯辩护”的心愿慢慢地变得更加强烈。

1999年，孙中伟顺利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2000年春节过后，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毅然辞去了刑警一职，成为一名专职律师。在第一年里，孙中伟就受理了很多死刑案件，因为他对证据有更加全面的把握和出色的辩护，其中三起案件在二审中得到了改判。2004年，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凭着职业律师的敏感和对死刑案件的深入了解，孙中伟决定离开贵州，到北京打拼。在北京，为死刑犯辩护

2005年1月，孙中伟用积蓄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死刑辩护专业网站——北京死刑辩护律师网，他把经手的经典案例放到网上，将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供有需要的人免费使用，为被告家属提供咨询渠道，由于提供了很多稀缺资源，网站很快受到了高度关注。不久，已被一审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小顺的父母通过网站找到了孙中伟，随后就带着全部资料从黑龙江赶到北京，要聘请孙中伟作为小顺的二审辩护律师。

被告小顺是一起恶性团伙抢劫案件中的三个被告之一，被作为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看完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后，孙中伟接受了委托。

在对全案卷宗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孙中伟认定，此案如想获得改判，关键在于两点：

一、被告人小顺的年龄认定有误。小顺的父母告诉孙中伟小顺的实际年龄未到18周岁，派出所登记不真实。一审过程中律师也曾以被告人未满18周岁为理由为其辩护，但由于当地公安机关所出具的《户籍证明》显示，被告人已年满18周岁，而法律规定，公民的出生时间以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为准，因此一审的辩护理由未得到法院认可。

二、小顺在此案中表面是主犯，其实是被同案的被告教唆利用。孙中伟就此开始了查清被告年龄的艰苦历程。

小顺出生的年代，人们对身份信息并不重视，中国农村的很多派出所警力有限，人口出生日期登记错误的情况并不少见。

小顺家没有多少钱，孙中伟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坐卧铺，实地调查时正值春运高峰期，他在临时加开的普快火车上站了20多个小时才到达了小顺所在的城市，转了几趟车到县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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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的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小顺的家。

小顺家的邻居得知孙中伟是为调查案件而来，抱着远离是非的想法，对他都是能避则避，更没有人愿意作证。几经周折，孙中伟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小顺小学入学时的校长和老师，查到了登记他实际年龄的记录，又在乡医院里找到了小顺母亲当年生产的记录。接下来，他又耐心地说服那些邻里。被他的执着和真诚感动，几个与小顺同年出生的孩子的父母答应出来做证。

因为户口是效力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法定依据，孙中伟找到的这些证据，对于推翻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还是不够充分有力。孙中伟于是向法院申请进行“骨龄鉴定”，并出示了2001年最高检察院有关“骨龄鉴定”的文书——“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二审法院同意对小顺进行骨龄检测，结论可作为证据参考。

黑龙江省法医学会对小顺的骨龄进行了鉴定，结论为：“确认被告人鉴定时的实际年龄应为17-18岁之间。”鉴定时离案发已半年有余，法院于是认定被告小顺作案时的真实年龄不到18周岁。

年龄确认成功之后，孙中伟继续对小顺应为从犯而非主犯进行辩护。小顺犯案时是在校的高二学生，另外两个被告人均为社会闲散人员。一审的卷宗中，三个被告供述的事实一致：两个社会闲散人员给小顺买了刀，做案时其中一个负责放哨，另外一个制服被害人让小顺下手，根据口供，“另外两名被告策划并指使了此次犯罪”，事实清楚，小顺表面上是主犯，实际上是被指使利用，应处于从犯地位。

孙中伟的两项辩护意见都被二审法院采纳，法院将小顺由一审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这个结果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艰难曲折的死刑辩护能够如此成功。案件结束后，与小顺一起关押的很多罪犯家属，纷纷想聘请孙中伟做二审辩护律师。口碑相传，案源开始不断地向孙中伟涌来，孙中伟在京城站住了脚跟。

做“中国最好的律师”

2005年12月，刚满28岁的孙中伟与另外几位志同道合的律师一起创办了律师事务所，他也成为了国内最年轻的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之一，随着他死刑改判成功案例的增加，他在律师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2007年1月1日，死刑复核权被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孙中伟也成为最早一批在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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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进行死刑复核的律师。

2007年9月27日，孙中伟又接下了一桩犯罪嫌疑人被判死刑的案件，被告叫做阿美，因涉嫌贩卖数量庞大的高纯度海洛因，在一审二审均被判处死刑，送至最高法院进行复核。听说了孙中伟在死刑辩护方面的出色才能，阿美的丈夫与一、二审律师来北京找到了他，求他接下这个案子。经过了解，孙中伟对没有文化知识又被人利用、家庭贫困孩子尚小的阿美充满了同情，于是他以几乎等同于法律援助的价格接下了这个案子。

阿美是四川凉山人，因为家境贫困，2006年6月17日，她与同乡阿珍结伴到西昌打工。按当地的习俗，男人是不带孩子的，阿美只好背着一岁多的女儿，领着六岁多的儿子，阿珍也背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婴，两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各自揣着一两百元钱踏上了艰难的打工之路。

没过几天，两个羸弱的女人在异乡已是弹尽粮绝，还带着三个孩子。6月23日这天，一个男子阿健遇到她们，让她们帮忙运货，说是不但管吃住，而且运一次货就付一次钱。她们有点怀疑是不是在做犯法的事，再三询问阿健。阿健回答说，运一次就有一千五的报酬，你们到哪找这么好的工作，甭管运的是什么，警察抓不到，即使被抓最多是拘留。两个女人看看饥肠辘辘的孩子，咬着牙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阿健就将她们带到了昆明，阿美和阿珍就此开始走向了罪恶的深渊。阿健将用胶袋装好的毒品交给他们两个，然后详细安排了运输路线，并派一男子阿察一路监督并负责两个女人的吃住行，将毒品从昆明运到西昌。

就在阿美一行三人紧张地一路向西昌进发的时候，与西昌毗邻的金阳县公安局接到了线人的举报，称有两位妇女带领三个幼儿携带毒品，并提供了准确路线。阿美和阿珍很快就被捕获，狡猾的职业毒贩阿察趁人不备溜走了，而她们俩连毒犯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更无法提供他们的其他信息。

阿珍由于处于哺乳期，被执法机关批准取保候审，之后逃逸。而阿美因为被认定为此行贩卖1002克高纯度海洛因的主犯，一审二审均被判处死刑，送至最高法院进行复核。为了改判成功，孙中伟研究了近五年来最高法院对外公布的刑事案例，最后他发现，这个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刑事审判案例》上的“唐友珍运输毒品”被改判死缓一案比较类似，因此做出阿美也不应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辩护。

被告人阿美是初犯，过去一直在家务农，没有过任何违法犯罪纪录，而且认罪态度较好。而她又是典型的受雇佣才运输毒品，与单纯为了贩卖而运输毒品的行为在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方面有本质的区别。另外，阿美没有吸毒史，运输的毒品还没有流入社会造成危害后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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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是从犯，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归案而不认定为从犯。因此，综合这些因素，孙中伟提出阿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明显量刑过重。何况这个案件和“唐友珍运输毒品”案几乎如出一辙，在裁判时也应当考虑全国范围内的相对公平。

孙中伟的辩护意见最终被采纳，2007年11月7日，阿美一案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未通过，发回原法院重审。最高法院如果未通过死刑复核，则意味着案件必须改判，因此等待阿美的将不再是死刑。

2007年2月1日，世界第三届反死刑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1月31日上午，法国新闻社记者就中国的死刑辩护及死刑复核问题对孙中伟进行了专题采访。

2007年孙中伟被北京一所大学法学院特聘为兼职法学讲师，他最早创办的北京死刑辩护网点击人次已超过两千万，成为法律界最著名的网站之一。最近他又被群众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走进中国大律师——中国当代大律师成功之道》第四辑收录，此书至今共出版过三辑，每辑仅收录十位著名律师。

死刑案件没有小案，每一个案件都关系着被告人的生命，几年来他已经成功地促使几十件形形色色的死刑案件得到改判，他因此被媒体及同行公认为“死刑辩护第一人”。孙中伟把自己的成功归于选择了最感兴趣的事业，而不是最热门最能赚钱的工作，因为喜欢才有十足的动力去研究，才会不计得失地付出努力。

现在孙中伟又有了新的目标：做中国最好的律师，创中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带领一个杰出的团队，引领中国律师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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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影响力人物》孙中伟：中国死刑辩护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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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伟：中国死刑辩护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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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人物》2007年第12月

（2007年第12月，著名人物杂志：《影响力人物》，著名文化传媒机构：中国影响力传媒网同时以《孙中伟：中国死刑辩护第一人》在《时代娇子》栏目首篇对本所主任孙中伟进行报道。）

他被多家媒体称之为“中国死刑辩护第一人”、“中国死刑复核第一人”，经常出入于最高人民法院，不到30岁就在京城合伙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并任执行合伙人，他创办了中国律师超市（集团）网，现共有1000多名加盟律师及100多家加盟律师事务所，这位年轻人就是孙中伟，在业内被视为富有传奇色彩及神秘感的年轻优秀律师。

一个律师亲临的死刑复核程序

虽然我们没有权利决定在中国立即废除死刑，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供优质的死刑辩护，严格限制与减少死刑在个案中的适用，防止死刑被滥用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协助法院将每一个死刑案都办成经得住历史检验的“铁案”。这是在孙中伟创办的北京死刑辩护律师网上看到的一段文字，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孙中伟及其带领的团队对国家法律的忠诚与执着。

2007年11月7日，孙中伟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法官的通知，他所承办的一起死刑复核案件获得成功，最高法院法官基本采纳了他的全部辩护意见，将此案的死刑复核不予核准、撤销原一、二审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判处刑、立即执刑的判决，将此案发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承办法官在电话中对孙中伟律师的优秀的辩护技能给予了表扬，并对他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那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孙中伟律师又是怎样让当事人“起死回生”的呢？

被告人吉火木子扎因运输毒品1002克被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吉火木子扎的一、二审辩护律师及其家人认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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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过重，虽然被告人家属想请这位律师继续为吉火木子扎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进行辩护，但这位律师并无多大把握，于是他建议当事人家属从北京聘请最好的死刑辩护律师来代理此案。经过多方面探寻和比较，他们最后决定选择孙中伟律师。

当事人风尘仆仆从四川慕名而来，孙中伟律师甚为感动，他初步看了一下此案的一、二审判决书和一、二审律师的辩护词及相关主要卷宗，并认真听取了这位一、二审辩护律师对案情的介绍。这位一、二审辩护律师总觉得被告人不应被判处死刑，但又觉得自己在辩护时没有把理由说清，辩护的深度不够。

了解基本案情之后，直觉告诉孙中伟此案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刑罚是不恰当的。一种神圣的责任感，让孙中伟觉得有责任去为挽救这位被告人的生命而作出努力，他当即表示这起案件由自己亲自承办。办完委托代理的手续的当晚，孙中伟便开始开始加班加点研究案宗。

考虑到马上来临的十一长假，第二天一大早，孙中伟律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东交民巷27号——最高人民法院所在地，向最高法院递正式递交了授权委托书及律师事务所函、并查阅、复印了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正式开始了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律师工作。

接下来，孙中伟利用这个难得的十一长假的机会，在家中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后写成了长达十页的辩护意见：第一，本案中被告人是受雇为他人运输毒品，其从中只能获取少量的利益，即使运输毒品成功后也只能够从毒贩手中得到仅1500元的报酬，相对于背后真正的毒犯，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程度要小得多。第二，本案中由于真正的毒贩主犯尚未归案，一、二审法院就将本应是从犯的当事人作为主犯不当，不能因为案件中的主犯未归案就不认定案件中的从犯、甚至将本应是案件中的从犯视为主犯是不恰当的。

孙中伟律师从理论上提出运输毒品应分为自己为了牟取暴利而自己运输毒品及为了获取少量运费而受雇为他人运输毒品二种情况，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程度不应一样，受雇为他人运输毒品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我国刑法立法上、在法律条文上对此二种情况却未加以区分，孙中伟律师凭借自己丰富的刑事辩护经验及深厚的法律理论功底，对此问题予以了突破。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中伟律师的辩护意见最终被最高法院全部采纳，死刑复核成功改判。孙中伟又一次挽救了一位被告人的生命，但这在孙中伟看来很平常，也不是第一次。

孙中伟第一次亲临死刑复核程序是在2007年年初，而此时，被“下放”地方各高级人民法院27年的“死刑复核权”刚刚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因了这起案件，孙中伟成了最早在最高人民法院代理死刑复核案件的律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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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7年2月，孙中伟接到了一位十九岁青年抢劫杀人被判处死刑的案件，这起案件的案发地在东北某市，六名犯罪嫌疑人多次尾随高档车车主进入地下停车场，在偏僻处进行抢劫，遇到当事人反抗，就残忍地砍杀车主，其中一起致人死亡。这一系列案件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当地多家报纸及电视台对此案进行了详细报道，案情惊动了公安部。

案件告破后，孙中伟律师的当事人——一名十九岁的青年阿青被检察机关列为第一被告，理由是在一次抢劫过程中，他和另一名三十多岁的银行保卫干部，尾随一辆奔驰车主实施抢劫，并杀死了车主。法医鉴定报告显示，被害人身中多处刀伤，致命的一刀是从锁骨刺入的。法庭上，阿青和那位银行保卫干部谁都不承认那致命的一刀是自己所为。按照司法惯例，谁刺中这一刀，谁就有可能被判死刑。而当时的物证又无法判明这一刀是谁刺入的，法庭对这一关键证据也无法认定。

经过多次合议审理，法院最后判决阿青死刑。媒体的报道和案件本身的严重性让阿青的父母十分焦急，他们倾其所有，把希望寄托在了孙中伟律师身上，委托他作为阿青二审辩护律师为其辩护。

正值此时，最高法院已经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是否能让这位青年免于一死，救其一命，孙中伟和他的当事人面对这一崭新的程序，充满了期待。

孙中伟的主要辩护意见还是围绕那致命的一刀是谁所杀的证据不足、有些合理怀疑未能排除等角度，提出本案不应当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立法精神及司法原则。二审法院充分考虑并采纳了他的辩护意见，最终从一审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二年，所有的人都想不到死刑辩护会如此成功。

从刑警到律师，梦想与精彩同在

孙中伟出身于贵州省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是家中的幼子，不到5岁时就被父母送进了学校。在一次《思想品德》课上，孙中伟接触到了一些法律常识，第一次知道了法律层面上的对和不对，并且对这些法律常识产生了浓厚的求知欲。

在读小学五年级时，孙中伟的哥哥报考警校，面试、笔试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但在最后“政审”一道程序时，却被以未通过为由而榜上无名，后来得知，哥哥并不是“政审”未通过，而是被别人所占用。这件事给孙中伟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和意义。要知道，父母多么盼望自己的几个孩子中有人能头戴“大盖帽”。

之后，父母把希望寄托在了孙中伟身上。初中毕业时，他以刚超过分数线一分的成绩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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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考进了本县最好的重点高中，也就在这年，这所高中取消了区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的多年惯例，因此让他有机会与其他高分同学公平地享受到接受同等教育资源的权利。孙中伟又一次感受到公平这一个词的重要性与价值之所在。

少年时期，公平、公正的概念极大地刺激着孙中伟，他越发明白，这一概念对每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弱势群体，而要实现公平公正，必须要掌握法律、依靠法律。

填报高考志愿时，孙中伟毫不犹豫地将所有志愿都填上了法律专业，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南方一所政法学院录取。那时，他年仅16岁，是整个法学院年龄最小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更理性全面地理解了“法律”这个词的价值，梦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律师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政法学院毕业后，孙中伟赶上了国家包分配的“末班车”，他被分配进公安局成为了一名刑警。虽然这圆了父母的梦，但孙中伟知道，这并不是他最想要的生活，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能够用法律去改变更多人命运的大律师！

在公安局三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孙中伟自己主办侦破了多起故意杀人、毒品犯罪、绑架等大案要案，多次被评为“破案能手”、“刑侦干将”、“先进个人”，但这并不能掩盖自己做律师的梦想，于是，他开始在工作之余备战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机遇向来是给有准备的人，1999年孙中伟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拿到律师资格证的第二天，孙中伟就来到了他事先联系好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始了他的实习律师生活。2001年6月，实习期满，孙中伟成为了一名正式执业律师。在做律师第一年，孙中伟就成功地促使三起死刑案件在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中得到改判，显露出他作为一名优秀律师的潜力与天赋！

周加万贩卖海洛因1105克案，孙中伟介入后，由死刑改判为死缓。蒋泽荣故意杀人案，孙中伟介入后，被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李运富抢劫案，孙中伟介入后，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孙中伟用心认真地办理每一起案件，努力用一件又一件的经典案例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在贵阳做律师的三年，孙中伟的收入开始达到了六位数，过上了城市人比较安逸舒服的生活。按常理，一个人奋斗到这种地步也该知足了，但孙中伟不，他又有了一个梦想。

2004年6月，孙中伟让自己的人生拐了一个弯，当他在本地执业满三周年，符合外地律师进京条件时，他果断放弃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从零开始，做了一名北漂律师„„

很多时候，选择，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有梦想，只要不放弃，春天就不会拒绝花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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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的渴望。

到了北京，孙中伟才知道什么叫大城市，什么叫竞争。他还清晰地记得，那年北京的夏天特别热，他每天都冒着酷暑，一家一家地去律师事务所推销自己，即使是在自己不要工资的情况下，也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律师事务所愿意接收像他这样外地进京的律师。

遭受无数次的拒绝，位于朝阳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有一家新成立的小律师事务所“收留”了他，条件和待遇是没有基本工资、不给案源，每个月还得给事务所上交一笔数目不算小的“管理费”。尽管条件苛刻，但孙中伟同意了。

一个多月后，他办理好进京执业手续，顺利地拿到了北京的《律师执业证》，并参加了北京的新执业律师的宣誓仪式。

在北京，一切都要靠自己，没有人帮助他、指点他，也没有人可以与他交流，大家都很忙，好在孙中伟毕竟有三年的律师执业经验，还有在国家政法机关工作的经历，专业水平不错，更重要的他拥有一颗永不放弃的、坚定的信心，对于他来说，惟一缺少的就是机会、就是案源。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思考，孙中伟发现，“律师营销”在中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律师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有自己的案源，要突出自己的优势，首先要把自己宣传出去，让别人知道。一个律师没有知名度，当事人就不愿聘请。把自己包装好宣传出去，并让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能得到社会认同，这是律师营销的基本思路。”这是孙中伟给“律师营销”的基本定义。同时，孙中伟还意识到全能律师在北京是无法立足的，要想更好地生存，律师个人就必须走专业化的专家道路。

孙中伟根据自己的特长及市场需求为自己做了一个定位：死刑辩护和公司法律顾问。他觉得自己这样的定位是现实可行的，因为自己过去有不少刑事辩护成功经验，加上死刑复核要收归最高法院，同时北京中小型公司法律顾问有无限的市场空间。

这一准确定位，让孙中伟的业务开始有了气色，不久，孙中伟接到了一起死刑复核案件，并且辩护成功，挽救了当事人一命，初战告捷，案源开始不断地向孙中伟涌来，同时，很多企事业单位也慕名找到他，聘请他担任法律顾问。孙中伟在京城站住了脚跟。

2005年12月，刚满28岁的孙中伟与另外几位志同道合的律师一起创办了连纵律师事务所，他也成为了国内最年轻的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之一，随着孙中伟死刑改判成功案例的增加，他在律师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个律师的社会责任

北京孙中伟律师事务所 秘书处 编辑整理 ★纪念北京孙中伟律师事务所成立三周年

孙中伟律师媒体报道 汇编

“律师永远也不要把自己定位为商人，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所应承载的社会责任。作为一名律师，能够用法律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能用法律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孙中伟说，“如果你选择做律师就只是为了赚钱，那我建议你最好别做律师！把你的智慧和精力投入到其他商业领域，你所获取的财富一定不会少于做律师得到的律师费。”

孙中伟从来都没有把律师作为一种赚钱的手段，而是把它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无论他只是一名实习小律师时，还是成为一名大律师后，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刚到北京不久，孙中伟律师就加入到了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志愿成为了一名未成年人保护志愿者，接受了北京市未成年人专业委员会的指派，担任一所民工子弟的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免费为这所学校提供法律帮助。

2006年3月，孙中伟律师又为一位来自河南信阳的未成年小孩肖辉工伤索赔一案提供法律援助。肖会刚初二就辍学到北京打工，这位还未满16岁的小女孩在北京昌平区的一家清真食品厂打工时，被切肉片的机器将自己的手指切掉，这家公司老板千方百计拒绝给肖会进行工伤赔偿。孙中伟律师得知此事后，免费帮其代理这起案件，最后双方就工伤赔偿一事达成赔偿协议，有效地维护了这位外来未成年打工小女孩的合法权益。

2006年春节前，孙中伟接受了一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律援助案，有10位农民工被老板无故拖欠工资，致使他们春节不能回家，孙中伟律师亲自承办了这起案件，并于春节的前一天将起诉材料送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最后，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于2007年11月，终于从法院拿到了这10位农民工的胜诉判决。

其实这些公益援助行动，孙中伟律师还做了很多，比如时常去“太阳村”慰问。“太阳村”是一个民间收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场所，北京总部位于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不少孩子都是父母被判处死刑后而被迫进入“太阳村”的，孙中伟律师因为与“死刑犯”亲密接触太多，对死刑犯的小孩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只要一有空闲，孙中伟律师总会去“太阳村”看望那些孩子，给他们捐点钱、或送给他们一些学习用品或生活用品。

进行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对于一审被判处死刑，而有一定理由一审属于重判或错判不应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如果家属因为无钱聘请律师，孙中伟律师可以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免费作为他们二审的辩护律师。

对死囚子女进行捐助。“死囚子女捐助计划”由孙中伟律师自费捐资成立的、旨在帮助因为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被判处死刑而无力完成义务教育的，孙中伟律师可以捐助其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须的生活费及学习费用。

谈到为什么要创办律师超市网，孙中伟说到当初的最初初衷主要是考虑社会公益的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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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虽然后来在客观上对自己的律师营销也带来了些好的影响。当初创办律师超市的主要目的有二大方面：一方面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一网站，让人们可以更便利地得到律师的电话、网站留言、电邮等形式的法律咨询，而这些法律咨询都是完全免费的，同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这一平台以更低的价格获取更好的律师服务，让法律服务市场更加透明化、公开化。

另一方面通过为全国律师搭建一个网络世界的自我宣传展示平台，所有的律师都可以自愿申请加盟律师超市，在律师超市上宣传展示自已，有助于自我营销、找到自已的案源和客户，同时通过加盟律师之间相互合作，以实现加盟律师之间的合作共盈。同时，他把经手的经典案例放到网上，将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供有需要的人免费使用，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渠道。由于提供了很多稀缺资源，网站很快受到了高度关注。实践证明，自中国律师超市网开通以来，在这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当事人和律师的广泛好评！

孙中伟把自己的成功归于选择了最感兴趣的事业，而不是最热门最能赚钱的工作，因为喜欢才有十足的动力去研究，才会不计得失地付出努力。

现在孙中伟又有了新的目标：做中国最好的律师，创中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带领一个杰出的团队，引领中国律师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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