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自行车便民事真便民要过三道坎

第一篇：公共自行车便民事真便民要过三道坎

公共自行车便民事真便民要过三道坎

进入5月，又到了旅游旺季。如果你在网络社区咨询太原生活旅游问题，太原网友常会“强烈建议去办一张公共自行车租车卡”。

“雨雪天不适宜骑车，我们会关闭公共自行车系统，但关闭没多久就会有很多人打来电话，问什么时候再开。”山西省太原市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经理赵永旺说，现在很多太原市民的生活里，已经离不开公共自行车了。

放眼全国，推广公共自行车服务的不只是太原。“现在国内有100多个城市都建设了公共自行车系统了。”多年来跟踪研究公共自行车的同济大学教授潘海啸介绍说。

北京市交通委日前公布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北京全市已建成包含1730个网点、5万辆自行车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累计办卡55万多张，日均骑行人数超过15万人次。

但是，普及公共自行车服务在带给市民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三大难题：合理调度难、维修成本高、停车点选址难。甚至有人质疑这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

“是不是‘面子工程’还得看运营管理到不到位。”赵永旺说，“买车、买设备谁都会买，但后面怎么办才是关键。”

“最怕的就是‘先弄一点儿做试点’”

在厦门工作的晓莹，去年在街边发现了崭新的公共自行车租车点：“租车点感觉有点儿少，我没见到过几个，也不知道哪里有车，哪里能还车。”晓莹说，她自己从来没骑过厦门的公共自行车，周围的朋友也没见有什么人骑过。

“从我们在国内几个地方考察学习得出的结论来看，公共自行车最怕的就是‘先弄一点儿做个试点’，那肯定做不成。要建就得建成让人觉得是‘能用’的东西，得形成一个规模化、网络化的东西。”赵永旺说，现在太原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约有5.84个站点。除了太原市，湖南省株洲市和北京市通州区等地方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同样达到了平均站点间距不超过500米。而国内公共自行车运营历史最为悠久的杭州市，站点间隔甚至达到了300米。

除了站点分布密度是否足够，还有“是否方便还车”的问题。“有一次我从景山东街那边骑公共自行车去北海北地铁站那边，结果在那个站点还车的时候发现那个站点停电了，还不了车。我骑着车在周边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别的租车点儿。得，我又给骑回来了。”北京市民薛先生遇到的情况，在很多拥有公共自行车的城市里都曾发生过。薛先生不知道的是，北京的公共自行车站点分布，可以在微信、易信等手机APP的相应服务公众号中查到，还能显示某个租车点的存车量和空余车位数量。但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了15名骑公共自行车的市民，其中9人都表示“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在太原，同样的站点查询功能则被做成了手机APP“龙城单车”，推广情况也很不错：今年年初的官方统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6万次。

面对大城市早晚高峰潮汐式客流，如何调度是难点

站点的规划、布局、查询等，对于公共自行车来说，充其量只能算是刚刚入门的“摸底测验”。而一套公共自行车系统一旦正式运转起来，随着用户的不断增加，各种考验才真正开始层出不穷。

所有城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都绕不开一个“调度”问题：不能让一些服务点“车满为患”，导致别人无法还车，更不能让一些服务点唱“空城计”，无车可租。而单是一个调度运输车的选用问题，就体现了各个运营单位需要因地制宜的不同考量――同样是在北京市，通州区选用了能一次性运送20辆自行车的电动汽车来应对早晚高峰相对集中的人流；东城区则选择了虽然每次只能运送七八辆自行车，但是由于自身车身窄小，使用的是可以在北京老城区相对狭窄的道路上灵活穿梭的电动三轮调度车。

不过，面对大城市早晚高峰潮汐式客流，单纯用调度车运自行车已经不够。“每天早晨，我们会在出行量大的小区服务点旁边派人准备好备用车辆，站点里的车被骑走，我们就得把备用车补上。同时在几个地铁口旁边的服务点也要派人把存满的车取下车架，让后边骑车过来的人能马上还车。比如像通州梨园地铁站边上，这一个站我们就要备500辆左右的自行车。”通州区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心主任郭峰说，为应对早晚高峰，整个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心150多名员工，除了正常轮休、在热线和调度室的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要奔赴各个热门站点帮忙调配自行车。经常调配自行车的人，都能“一次推两辆车”来提高效率。

不仅仅是工作时间，公共自行车很多方面都要考虑到客流规律。太原市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左萍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太原市区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全图。其中不少网点都被她用红圆圈、蓝圆圈、红三角等各种不同标志的贴纸标记着一些常年容易满储、空储的站点。如何从最近的地方调配车辆、调度车怎么走才能最省时地把需要调配的站点连接起来、哪些地方可以考虑设立新站点分流客流……“现在有时候开车出去找人，他们告诉我在某某大楼见面，我可能都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只要一说是某某自行车站点，我一下就清楚了。”

仅北京通州，去年修车费用就花了170多万元

在杭州、太原、株洲、北京等公共自行车出行人口较多的地方，每辆自行车的使用率也是居高不下。每辆自行车一天被六七个人骑过是很常见的，有些地方的车甚至还有被20多人骑行过的纪录。加之作为“公共物品”，人们在骑行时往往不会很爱护，在这种情况下，车辆以及服务站点的设备的损耗也是相当惊人。“去年，我们光修车的费用就花了170多万元。”郭峰说。而一度以“株洲模式”名扬全国的株洲公共自行车，也曾经在2014年因为设备破损严重，遭遇过连续4个月考核不达标。

如何维护好公共自行车？运营者们也在各自想着办法。

北京的首批公共自行车，用的车筐是比较轻便的细钢丝车筐。“但是我见过好多人去超市买东西回来把一大包东西都堆在车筐里，把车筐都压变形了。”郭峰说，每年因为车筐“超载”而损耗维修的车辆不计其数。此后，北京再购进公共自行车时，选用的车筐是不锈钢粗钢条的车筐。在通州区，工作人员还会为两批车筐不同的自行车分别贴上提示――“此筐限载1公斤”和“此筐限载2公斤”。

骑自行车出门，“车胎被扎”恐怕是最常见的烦心事儿。不少城市的公共自行车车胎为此都选择了不用打气补胎的实心车胎。“我们去杭州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每天维修自行车的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就是给车补胎打气，所以我们回来做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用实心胎。”北京市运营东城区公共自行车的燕鸿洲存车管理处经理程颖表示，按照公共自行车用于短途骑行的设定来说，实心车胎对骑车的舒适度影响不大。

饱受补胎之苦的杭州，最近也开始尝试自己的“秘密武器”――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尝试对第一批300多辆公共自行车前后胎加注自动补胎液，轮胎被扎破后可以自动修复。

太原公共自行车由于是当地的公交集团运营，他们把养护公交车的思路运用到了公共自行车身上――所有车辆，每年两次“大保养”一次“小保养”。特别是“大保养”的车辆，无论是否出现故障，到了一定的时间，都会被拉到修理厂，拆解、清洗、上润滑油、更新轴承滚珠、修正车轴……“厂家跟我们说，这些自行车的使用寿命是5年。”太原市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专门负责车辆维修的副经理薛维军说，“像我们这样保养下来，这些车能骑六七年都没问题。”

“单纯让企业搞，没有政府支持，根本搞不定”

最近，记者看到广西南宁出现一条与公共自行车相关的新闻：“最近，南宁一些沿街商铺店主投诉说，建好的第三期公共自行车点影响了铺面的生意，要求拆除。”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当年我们在果园地铁站边上想设个服务点，好不容易跟人家协调下来弄了块地儿。地面建立服务点之前要先用水泥固定一些螺丝钉做基础。结果有个老太太就拿个小锤儿，咣咣咣挨个儿都给我凿螺丝钉，都给我凿掉了。我想要把这些凿坏了的地基刨了重新做。她又一屁股坐这儿――‘你刨吧，你把我也给刨了’。我真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郭峰说。

程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2011年7月我们做东城区的规划，规划了小半年的时间，后来的落实和规划差了1/3左右――学校周围不让建；市民平时停车的位置不让建；在马路边的服务点路政要求宽度不得少于多少米，超标了不让建；有些地方规划的时候还没问题，结果要施工了发现那边有了别的道路规划、园林改造的计划……”当时的市民对于公共自行车建设也并不感兴趣：2013年，有东城区人大代表提议，在忠实里社区附近广渠门桥东北角建一个自行车服务点。街道居委会看在人大代表的“面子”上勉强同意了，但希望程颖他们只建八九个车位“意思意思”就行。

赵永旺认为，公共自行车的起步，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障。“前些年政府做道路规划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要不要修自行车道，但现在太原新的道路规划里面都会有自行车道。”

“政府不把我们当作公交车、出租车的‘补充’，而是当作一个完整的慢速公共交通系统来打造的。这种支持，给我们前期开展工作减少了很多阻力。”

郭峰和赵永旺有同样的感受：“机关单位、路政、街道、商铺、社区……几乎每个环节都可能跟公共自行车沾边。这里面的事情太复杂了，如果单纯让企业来搞，没有政府支持，根本搞不定。”实际上，北京早在2008年就开始的第一次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尝试，就是因为纯粹由企业运作，缺乏政府支持，而最终难以为继。“专业公司提供服务，政府出点钱来购买服务，这种模式比较能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像北京原来小企业的模式是很难持续的。”潘海啸教授认为，公共自行车本来就应该是公益项目，让企业去盈利是违背初衷的，但做公益也应保证企业能生存下去。“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各地政府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以前他们只是为小汽车服务，现在也考虑到在城市交通中，自行车也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也开始愿意投钱下去了。”北京市于2012年重新启动公共自行车服务之时，也是采取了政府主导模式。

第二篇：大学生村官创业要跨过三道坎

大学生村官创业要跨过三道坎

创业是新时期大学生村官锻炼自己、提升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引领农民致富、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方法。然而创业过程必定不会一帆风顺，是充满艰辛和挫折的过程。大学生村官创业要努力跨过三道坎，提升锻炼自己。

第一道坎：缺乏坚定信念，认识不高。一些大学生村官，思想状况较为复杂，存在着“怕、稳、等”的思想，对创业持等待观望的态度；或强调大学生村官的特殊角色，认为政府和社会应给予他们更多的扶持和帮助。较少有人主动去思考创业与自身的关系，面对各类创业宣传和创业活动，只是在做一个“看客”。

第二道坎：缺创业经验，能力不强。创业是一种全新的行为, 需要具备一定的生产经营经验和专业知识，需要熟悉行业的运作模式和规则。而大学生村官近70%是应届毕业生，工作经历单一，对社会认识度不够，没有实战经验，社会阅历尚浅，缺少把握时机的决策能力、具体操作的实际能力和组织管理的协调能力。大学生村官中“有知识缺创业技能、有热情缺创业经验”的现象较为普遍，直接影响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有效推进。

第三道坎：缺创业资源，实力不够。大学生村官创业，一是缺乏资金。资金是创业的基础保证，没有资金，好的项目想法就会犹如空中楼阁水中月。创业资金缺乏,使许多大

学生的创业计划成为泡影。二是缺项目。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许多大学生村官社会接触面较小，信息来源渠道狭窄，本地没有特色的自然物产资源导致创业项目不多。三是缺社会资源。交际圈子基本上限于同学和老师，社会关系基本上是空白，尤其缺乏人际关系和商业网络。

大学生村官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是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骨干力量，大学生村官在创业过程中要努力跨过三道坎，创业富民。

第三篇：做好会计工作要过三道关

做好会计工作要过三道关

 万德浮（会计税务 2010年12月27日 12:29 阅读(130)评论(0)分类：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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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关：纯熟的会计业务，所占比例20%。别看比例不高，过不了这一关，只受累不讨好，到处碰壁，做好会计的几率几乎是0；纯熟的会计业务是会计人的生命，你可以不懂营销、不懂设计、不懂电脑，只要会计业务熟练，周围的人就会认为你很优秀。干会计如果弄一堆连自己都看不懂的“糊涂账”，即使其他方面很优秀，一个对借贷记账法都不知道的人也可能会傲慢的对你说：你做不了会计！这样的会计老板能长期聘用吗？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愿意和一个不懂会计的会计打交道吗？“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熟练的会计业务就是一个好会计的“相”；

第二道关：被老板认为对公司忠诚，可以依靠，所占比例50%。懂业务老板可以聘用，对公司忠诚才能取得老板的全力支持。做好会计工作取得老板的支持很关键，自己也要以工作效果向老板证明支持你是对的。这就需要会计人员考虑问题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思考，并用你的职责和知识帮助老板规避财务风险。没有老板的支持，你的业务再熟练也无用武之地。熟练的会计业务，清晰的财务成果，有理有据的管理方案可以帮助你赢得老板的大力支持和信任。最近在万德孚会计交流群里经常看到部分革命同志的声声叹息：“老板不听我的，会计真难做！......",其实，老板并没有错，是你的业务不精或者思路不对......；第三道关：善于沟通，打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所占比例30%。树立好精干的形象，业务上你得想办法弄的“杠杠滴”，并要和同事打成一片，和税务、银行等部门成为朋友。业务部门都愿意和“明白人”打交道，探讨问题双方都透亮痛快，也能相互学习提高，再加点谦虚、随和和礼尚往来（这一点要正确理解哈，公司内外有别），你就会内外无敌手，左右可逢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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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浙产机器人”要迈三道坎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浙产机器人”要迈三道坎

决意彻底告别过去低小散、传统落后的生产格局，以“机器换人”为抓手，浙江制造业发力转型。在市场和政策双重红利之下，浙江正在掀起一股“机器换人”热潮。

省经信委副主任凌云认为，“机器换人”实质是以装备更新为载体的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核心是用先进技术装备替换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目的是加快改变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方式。”

与“机器换人”热潮相伴而生的，是一个新兴产业的兴起——浙江机器人产业。但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浙江机器人市场的需求巨大，本地机器人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仍需迈过成本偏高、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落后、应用服务缺失这三道坎。

双重红利催热产业

我省的“机器换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有形之手”强力推动。各地从财政、税收和融资等各个方面减轻企业负担，推进实施企业“机器换人”。如杭州“对实施工厂物联网(“机器换人”的主要形式)项目的企业，将按照项目实际投入的25%给予资助”。

政府力推“机器换人”，是推动制造业升级换代乃至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对企业来说，“机器换人”则出自现实需要。调查显示，2005年以来的9年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从每年14847元增加到每年41370元，年均增长15.8%，总量和增幅均居全国前列。

“机器换人”在浙江有多热？根据省经信委的调查，2013年，通过“机器换人”，我省减少普通劳动用工70万人；2014年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工人数下降了8.6%，同比减少了61万简单劳动为主的操作工人。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催发下，机器人产业迎来一波热潮。目前，杭州有30余家公司涉足工业机器人行业，包括国内领先的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杭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杭州新松。

位于慈溪的宁波长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3年多来从汽车零配件向汽车等非标“量身定制”自动化机器人手装备转型，目前为福尔达、四维尔、上海大众等做配套。总经理徐长友介绍，“最近几年发展很快，2011年销售额400多万元，2014年销售额2000万元；今年预计同比翻番，其中自动化装备销售占比过半。”

2013年，浙江正式提出“555机器换人”推进计划，即未来五年每年实施5000个项目，投入5000亿投资，推进机器换人。虽然大中型企业普遍欢迎“机器换人”，但中小企业积极性并不高。

业内人士称，浙江的制造业民营中小企业居多，对这一群体而言，投入资本进行“机器换人”，存在一次性投入过大、成本回收期

长，高成本投入和可能面临的高风险等障碍。

采访中，有中小制造企业负责人坦言，“机器换人，一年能收回成本就做，两年收回成本要考虑，3年就不换了。”2009年，杭州新松曾应浙江一家打火机生产厂家的要求，设计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以帮助其实现“机器换人”。最终，200万元的价格让这家企业的老板望而生畏。这家企业只愿意出一半的价钱，因为出的钱再多一点就不如人工划算了。

“现在是机器人成本较高，人力相对还较低，但是从趋势来看，随着研发的投入和技术的成熟，前者的成本是在不断降低的，后者却还在上升。”杭州新松总经理李正刚说，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浙江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根据省经信委的统计，目前浙江重点企业装备数控化率达到35.7%，机器设备联网率达到28.3%。重点企业加快“机器换人”之际，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我省制造企业所用的自动化设备，大部分来自国外，不仅价格高昂，还需要二次改装和调试。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无人生产线，是“兆丰”自己的研究院技术攻关的成果。即便如此，生产线的机器人和关键零部件基本都是进口。所幸，这条生产线的“大脑”以及部分零件，都经“兆丰”的研发人员重置和改装。董事长孔爱祥说，“如果我全部用别人的东西，这套设备卖给我最起码要1亿元，以后还得跟着他走。这套设备买来时值3000万元，后期系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企业都有“兆丰”那样的实力。对于起步时间并不长的浙江机器人产业而言，缺乏核心零部件技术是“硬伤”，涉足机器人产业的企业做集成系统的较多，即利用上游零部件，设计机器人结构和控制箱，制造标准机器人。

在巨大的市场潜力驱动下，还是有不少浙企迎难而上，进行核心技术攻关。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全电脑横机在传统纺织服装行业“机器换人”潮中赢得大商机，10年时间年销售从数百万元跳跃到数十亿元。2013年12月，“慈星股份”发布公告称进入机器人产业，进行高端机器人项目的开发。

减速器是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承担国家重点科技863项目的慈兴、中大合作团队经市场调研发现，我国工业机器人对核心精密减速器的新增需求量成倍增长，另外对于保有工业机器人的维修保养也需要大量的精密减速器。然而全球75%的精密减速器市场由两家日本厂商垄断，实现精密减速器的国产化迫在眉睫。

“中大力德”在为期两年的攻关中，项目组引进日方两位高端专家，一举攻克了该项核心技

术难关，成功开发了关节机器人减速器。目前，其“机械手”所需齿轮、摆线、曲轴、精密轴承，除精密轴承外，全部自主制造。“中国制造企业对新的制造工艺需求、产品制造需求都非常强烈，这对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是强大的推动力。”企业负责人说。

应用尚需“私人定制”

对很多中小制造企业而言，机器人买回来了，“机器换人”才是刚刚开始。会不会用，这是一个问题。

温州一家鞋企购进数台机器人，装配了一台自动流水线，完成一笔订单后操作人员便束手无策了。原来，整个生产线的“大脑”，也就是机器人的程序都是为某一种款式事先设定好的，只能做一种款式。而该鞋企的订单品类繁多，生产品类时常需要变换，对机器人公司而言，这个工作量不小。

这反映了当下机器人应用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杭州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工厂进行自动化改造的时候，一般都要签订保密协议。而且即使是同行业的工厂，需要的机器人也都不完全相同，几乎每家企业的软件都需要重新做。“机器人安装到工厂很简单，但要让机器人有效运转，还需要服务企业的‘私人定制’。”

省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朱世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机器换人”应与企业的发展目标提升、管理方式的转变、人员的提升等诸多方面结合起来。他说，“机器换人”并不就是用机器人换人，而是以适用的机械设备替换人的劳动，机器人只是其中的设备之一。“不必过度迷信国外设备，设备要强调‘适用+适度的柔性’，应综合考虑性能、成本、维护等因素。”

记者了解到，省经信委专门成立了22个省级“机器换人”专家指导组，公布了两批次共20多家省级“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公司名单。据悉，这些公司是各类专业从事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研发与生产，或针对某一领域、行业开展生产工艺流程和装备等研究、咨询、优化服务的专业工程服务公司。

专家指出，机器人是一个产业链，要有前端的马达、伺服，核心的减速器，后端也要跟上。机器人的后端应用让生产企业头疼的是，找不到下游做集成的合作伙伴，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软件、硬件、工艺等。

在慈溪，由当地龙头企业带动，已经形成了一条机器人产业链。宁波江宸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是汽车零部件、轴承自动化装配检测生产设备生产商，其在宁波更大轴承有限公司实施全流程、数据化、自动化轴承生产线项目，成为宁波市成套装备自动化示范项目。

“江宸”通过制造外包，让20多家企业为其配套，其中慈溪企业7至8家，主要为自动化相关

配件的代理采购及精密零部件的加工制造，未来将扶持更多的慈溪本土企业加入到高端装备制造这个产业链中。“江宸”去年销售额9000万元，今年预计1.5亿至1.8亿元。

第五篇：张发衡 创业贷款申请成功需过三道坎

张发衡关于创业贷款申请成功需过三道坎

目前很多银行都推出个人短期小额创业融资业务，对处于创业期的经营者来说，往往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但是由于申请贷款的门槛太高，目前造成创业贷款市场需求大，申请人多，但拿到钱的人却很少的局面。

10人申请只有1人获贷

20万元起家的服装批发老板张先生，流动资金出现了紧张，幸运的是他在银行申请到50万元的助业贷款。在这笔资金的帮助下，生意得到较快发展，两年内，平均每年经营收入达到500万元，年平均净利润为80万元。尽管像张先生这样的成功案件还有一些，但没有成功申请到助业贷款的却是大多数。记者对3家推出类似个人创业贷款的银行进行了解，银行都表示，创业贷款的市场很大，申请的人也不少，但由于银行在审批方面控制比较严，因此拿到钱的人比较少。“十个人申请，能有一个人成功就算是很不错的了。”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人士坦诚地表示。

申请成功要过三道关

据介绍，一般情况下，创业者想申请成功要通过三道槛。一是资格：贷款申请者必须有固定的住所或营业场所;其次是要有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有稳定的收入和还本付息的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业者所投资项目已有一定的自有资金。满足以上条件之后，就要准备申请资料。资料包括：婚姻状况证明、个人或家庭收入及财产状况等还款能力证明文件;贷款用途中的相关协议、合同;担保材料，涉及抵押品或质押品的权属凭证和清单，银行认可的评估部门出具的抵(质)押物估价报告。最后就是要有抵押物。抵押方式较多，可以是动产、不动产抵押，定期存单质押、有价证券质押、流通性较强的动产质押，符合要求的担保人担保。发放额度就根据具体担保方式决定。银行人士说，所有这些环节，特别是评估让申请人特别头痛，要牵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无充分把握一般不贷

银行方面表示，虽然创业贷款市场较大，但对贷款的发放仍持谨慎态度。如果对贷款人没有充分的把握一般是不贷的，因为银行无法真正清楚贷款人的贷款用途。为了办成一笔贷款业务，银行也是下足了功夫。贷款前，银行除了要了解贷款人的的资信情况外，还要对其为人、职业、贷款用途，抵押物情况等进行详查。贷款后还要定期了解贷款人的资金使用情况，一旦发现可疑之处就应立即采取措施。如果贷款人出现逾期还款，就要打电话或面谈，甚至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索。银行和申请人都尽了力，无奈开花的多，结果的少。银行方面表示，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征信系统没有建立健全。银行出尽人力物力也无法全面掌握申请者的信用情况。心里没底，就只能通过抬高门槛来控制风险。xdrtubd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