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党校论坛文章--无锡培育新兴产业的主要经验和启示

第一篇：8、党校论坛文章--无锡培育新兴产业的主要经验和启示

无锡培育新兴产业的主要经验和启示

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蒋佳林

【内容提要】无锡紧紧抓住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服务化和融合化进一步加快的机遇，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着力于引进海外创新创业领军型人才、发展拥有标准话语权的新兴产业、发挥存量软资源的先发优势、特色产业园区的升级、传统产业向高端攀升。尤其是在集聚创新资源、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需方补贴、创新商业模式、优化公共服务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型等方面的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2006年以来，无锡把人才和科技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驱动力，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服务化和融合化的机遇，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着力于集聚创新资源、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需求补贴、创新商业模式、优化公共服务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型，在光伏产业、物联网产业和服务外包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就。无锡在新兴产业培育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给其它区域的产业转型带来许多启示。

一、无锡培育新兴产业的主要经验

1、紧紧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机遇，着力引进海外创新创业的领军型人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将会使资本、生产、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大规模地快速流动。将会导致产业内部分工更加精细化，要素配置将会深度的市场化，也将会导致要素投入的软化、设计的个性化和服务的多元化趋势。由于新兴产业更具有高科技性、服务性、数字性、文化性和生态性，因而要素市场配置更为复杂。创新创业的领军型人才是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稀缺资源。只有通过人才政策的创新和产业孵化平台的优化，构建高端要素的市场配置平台，吸纳全球的顶级资源，才能将工业化社会稳藏、闲置甚至被糟蹋的文化资源、信息资源、生态资源和科技资源加之开发利用，为新兴产业发展提速增效。2006年以来，无锡把对人才的重视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位置，大力优化引才、育才、聚才、用才的体制环境，全力打造人才特区。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以引进海外留学归国领军型人才为重点的“530”计划，至2010年上半年，已有超过1000个“530”项目、6000多名海外归国科技创业人才在无锡落地，无锡新区成为全国第一批海外归国人才科技创业试点基地，无锡跻身于国家“千人计划”试点城市。

2、紧紧抓住新信息经济的发展机遇，着力发展拥有标准话语权的物联网产业。新信息经济的发展使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成为一种全新的产业形态。信息技术的发展克服了生产和消费的时空障碍，大大缩短了产品的生产周期，产品从研发到最终消费的过程普遍加快。新信息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企业内部管理和市场交易环节的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使经济活动主体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无锡以往长期受系列化生产和交易的影响，往往处于产业链的底端，很难适应市场产品多样化的需要。因此，要使无锡的企业能更好地适应新信 1 息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要直接参与全球产业的专业化分工，还要参与产品的提供速度和产品多样化的竞争，就需要无锡在信息经济创新要素集聚方面有更强的竞争力。目前，无锡在物联网产业标准化方面建设已具有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在传感网标准制订方面，传感网络国际标准有5项，无锡已参与了3项，其中有1项还是由无锡牵头的。国家标准有10项，无锡已参与了9项，牵头的有3项。

3、紧紧抓住软资源市场化的机遇，着力吸纳无锡发展最急需的科教资源。软资源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企业、家庭和政府的业务外包。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会导致每个企业、家庭往往专注于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上进行发展。家庭业务外包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动力，家庭需求升级将成为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原动力，低能耗、智能化、数字化、省时化、体验化和生态化将为家庭消费的主流趋势。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承担更多的为企业、家庭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逐步实现从保姆式免费服务，到采用补贴的办法培育市场主体，再到新兴服务实现产业化，而且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的创新生产、家庭的消费升级进行适时、合理的补贴，实现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变。加快发展企业、家庭外包服务业不仅可以降低企业、家庭的发展成本，而且能有效地满足企业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和家庭追求幸福指数最大化的需要，降低社会的治理成本，实现社会的快速转型。软资源市场化速度加快使政产学研合作联盟成为吸纳科教资源的重要途径。从2006年开始，无锡与清华、北大、南大、东南、复旦、同济、上海交大7所高校以及中科院牵手，继而又积极与无锡产业特色相符的国内其它著名高校院所合作，形成以“7＋1”为重点的政产学研合作联盟。目前，无锡已与相关高校院所共签订合作项目超过1700个、研发投入超过45亿，总投入超过130亿。政产学研合作成为无锡新兴产业培育的重要支撑。

4、紧紧抓住经济服务化的机遇，着力发挥无锡存量软资源的先发优势。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主的社会，由于服务消费的不可逆转性，决定着服务品牌效益要大于制造业品牌效益。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各种生产要素必然要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经济服务化会导致企业生产过程中所投入软资源的比重将会进一步加大，提升对技术、信息、知识等软资源的吸纳能力将是新一轮区域竞争的主要着力点。经济服务化会导致服务行为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最主要来源。因此，要更加注重综合服务成本的进一步降低。经济服务化会加快公共服务的产业化进程。因此，要更加注重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中服务环节的分离工作，逐渐使其独立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济服务化会使全球化服务分工越来越系统化和专业化。经济服务化会导致服务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产业内部日益分工化、多元化和高度化。无锡要在长三角都市圈的新一轮产业和城市功能分工中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必须加快软资源的集聚和开发。软资源优势一旦形成，将会形成巨大的先发优势。先发城市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获得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通过高报酬在全球范围内搜集优质的人力资源，通过人力资源的富集加快创新的步伐，从而达到始终控制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目的。先发城市由于通过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来集聚更多的软资 2 源，从而导致产业分工更加细化，产业分工的细化会产生更多的服务环节，使城市的软资源开发和集聚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状况。近几年来，无锡在创新资源的集聚、文化资源的挖掘、生态资源的优化、社会资源的动员和制度资源的细化等方面已具有了一定的先发优势。

5、紧紧抓住城市化的质化机遇，着力加快无锡特色产业园区的升级。目前，无锡的城市化率已超过69%。按照全球城市化率的通用标准：城市化率在30%到70%之间为城市化加速阶段，70%以上为城市化成熟发展阶段。无锡下一轮的城市化主要从“拉骨架”为主的扩张式发展路径转变为“长肌肉”、“长智慧”、“长情感”的内涵式发展路径。城市功能的强弱不是取决于城市人口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城市对新兴产业的催生水平，取决于城市对软资源的集聚能力。特色产业园区作为城市催生产业的最重要载体，在培育展新兴产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无锡各类特色产业园区根据自身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特点、功能特色，走出了一条特色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道路，特色产业园区正成为取代开发区模式的一种重要开放经济型载体，成为无锡集聚各类高端人才的高地。各种各样的“三创”载体实质上是各种不同要素组合、融合的平台。组合、融合的要素不同对平台的功能要求也不同。发展高端服务业能使新兴产业的孵化催生平台更具特色。同时，有特色的平台和有特色的制度、政策会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更具特色。要通过“三创”载体的差异化实现城市功能的差异化，通过城市功能的差异化诱导创新要素集聚的差异化，再用制度、政策的差异化去实现产业发展的差异化。只有实现“五个差异化”的互动才可以有效地克服城市同形、产业同构的无序发展现象。差异化的“三创”载体能有效地提高城市功能提升和产业水平提升中的匹配程度。

6、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融合化机遇，着力加快无锡传统产业向高端攀升。无锡是传统工业密集之地，拥有门类齐全的各种传统工业。工业资源既是制约无锡经济快速转型发展的重要瓶颈，同时也是无锡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转型独特的潜在优势。IC产业、光伏产业、物联网产业之所以能在无锡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不仅得益于地方政府在外向型经济、创新型经济先人一步的战略决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同无锡拥有雄厚的、门类齐全的制造业资源有关，这也是许多新兴产业为什么不能在产业资源比较单一的城市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无锡在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特别注重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设法引进的高端要素同大量传统工业中的低端要素实行“无缝对接”的融合。这样，既发挥了高端要素的全球性、前沿性优势，同时也充分发挥的无锡传统产业中存量要素的地缘性、网络性优势，使新兴产业在发展壮大中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完成要素的快速配置。一方面，着力于对无锡传统工业资源进行分离、组合和优化的力度，通过植入科技、服务、数字、文化和生态等软资源，使无锡的传统工业转型的路径能向两端延伸或实现产业链间的跳跃，摆脱现在所处的低利润加工生产环节，向着“U”型曲线的前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和有市场控制力的品牌、销售、服务挺进。另一方面，着力于实现产业链间的跳跃，将传统工业的资产实现资本化，跳跃到急待规模化的新兴产业。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使传统产业 3 向高端攀升成为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的一大亮点。

二、无锡培育新兴产业的主要启示

1、加快集聚创新资源是培育新兴产业的奠基工程。无锡作为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和外向型经济的高地，创新资源匮乏是影响无锡转型的最重要瓶颈资源。后工业化阶段是知识性新兴产业密集诞生阶段。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离不开工业资源的孕育和助推，更离不开创新要素的聚集和融入。因此，集聚创新要素是后工业化阶段培育新兴产业的最重要驱动力。集聚创新资源的核心是要集聚高端人才，走高端人才带动的转型发展之路。引进高端创业创新人才，由一个人带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变成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一个产业拉动一个产业链，一个产业链带动一个城市转型，这条路径正已成为无锡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的一条捷径。集聚创新资源的关键是要设计和实施创新的服务政策。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实行差异化的政策，加快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和应用化。对创新创业人才项目产业化发展所需要的中试基地、产业化基地等做好载体的保障工作。用无锡最好的存量资源服务于创新资源，走研发资源集聚带动型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之路。把最好的太湖的湖岸线资源和长江的江岸线资源，在上级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以优质生态资源吸引优质研发资源，打造了一些有特色的岸线研发园区。

2、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培育新兴产业重点工程。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使无锡的城市功能将会更加凸显、强大。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是加快城市功能质化的需要，而且可以降低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要素的移动成本，获得产业间的外部性收益，实现从“园区经济”到“城市化经济”的跨跃。企业营运资源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稀缺资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软资源寻利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争取跨国公司运营总部的集聚将成为下一轮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竞争的重点领域。科技金融资源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资源。应建立新兴产业发展风险投资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设立新兴产业开发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化基金。应鼓励银行创新间接融资方式，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发展科技贷款，积极开展科技金融创新。应鼓励民营资本进行风险投资，发展创业投资，使其成为产业融资的重要来源。应增加新兴产业企业股票上市规模，建立新兴产业债券发行制度，探索和创新新兴产业项目融资方式。积极创造条件组建新兴产业规模化企业贷款担保机构，解决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应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企业转型发展的服务，根据企业其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及转型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个性化服务。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支持企业转型发展的作用针对性更强，更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为不同行业的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具有行业特色的服务。

3、着力提高需求补贴是培育新兴产业的难点工程。补贴政策是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培育新兴产业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常用手段。通过实施补贴政策，使产业分工更加有效，产业链中各市场主体利益分享更加均衡。目前，至少有两个因素有利无锡的新兴产业发展：一是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和无锡企业生产的产品特点趋于吻合。在以吃、穿、用为主的市 4 场需求时期，消费主要在家庭进行。当市场需求转向以健康和住、行、玩的市场需求时期，消费主要在公共场所进行。家庭直接购买的消费品增长将会趋于缓慢，而城市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机构购买的产品将会急剧增加。无锡的企业更擅长于生产城市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机构购买的产品。比如：物联网、光伏、风电、电缆、环保设施、光纤等。二是新兴产业的催生路径与无锡产业部门齐全特点趋于吻合。光伏产业、物联网产业之所以能在无锡发展壮大，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无锡产业部门不仅比较齐全，而且有一定的分工水平，这为新兴产业催生需要在较近的距离内实现跨产业的要素流动降低了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无锡在“产业丛经济”时期到之际，新兴产业的催生和发展要快于浙江“产业群经济”的根本原因。像光伏太阳能、物联网等产业的需求目前尚不够成熟，必须用公共财政资源进行补贴。但无锡长期以来由于受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惯性的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往往特别注重调动企业供给的积极性，采用的政策大多数是供方补贴。地方政府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补贴的目的是要培养利润较高、有竞争力的产业，而不一定是企业。而通过补贴新兴产业的需方则可以解决就业和城市品质提升等方面深层的结构矛盾。无锡在物联网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要尽早形成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对产业供需两方面的薄弱环节进行补贴。应高度重视产业发展补贴政策的研究，补贴政策要与时俱进，只要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的企业行为就要进行正补贴。

4、加快商业模式创新是培育新兴产业的关键工程。民营企业是无锡城市崛起和经济转型的基础。长期以来，无锡的民营企业扮演大企业补充体的角色，为大企业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随着无锡制造环节成本的上升，民营企业开始面临市场需求下降、生产和库存增加等经营难题。商务成本的上升和经营环境恶化，使得无锡大多数民营企业不得不进行经营转型。应降低民营资本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准入门坎。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公共财政在医疗、教育、培训、社会福利、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支出，而且通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加快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步伐，满足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使大量的民间资本从无序的投机转变为有序的投资，实现民营企业发展的快速转型。应着力提升无锡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并购、重组和对外投资扩大市场范围，使企业实力得到了快速提高，成为后工业化时代支撑无锡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应着力提升无锡民营企业的柔性制造能力和民营服务性企业的转型能力。随着人们的一般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进而转向层次更高的旅游、医疗、金融、通讯、商业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满足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且还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应引导民营服务性企业以专业化提升核心竞争力、以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内部决策治理结构、以创新支撑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应盘活好无锡老字号服务业的存量资源，加快上市步伐，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投融资，发挥好大企业的龙头作用，通过兼并与收购等手段实现无锡在高端服务业方面的竞争优势。加快民营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且要发挥好政府在产业升级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

5、着力协同方式创新是培育新兴产业的配套工程。要根据每一板块培育新兴产业的特色，合理布局好有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免产生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浪费和“折腾”。应提升板块分工的协调能力。后工业化时代新兴产业的产业组织更加灵活、小巧，结构更加合理，分工更加有效，因而对板块的要素支撑要求更加独特。板块分工的细化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板块发展新兴产业的公共服务，而且可以大幅度提高板块基础设施的使用年限和使用效率。板块产业发展的支撑平台越专业化、人性化和无形化，专门化的产业资源积累速度就越快，产业资源获得高报酬的概率就越大，产业资源的概率就越低，产业就越具特色。应提升产业政策的引导能力。工业化社会上时代由于制造、加工的产业链较短且多为有形价值链，因而政府对产业发展引导、助推系统更简单、直接。后工业化社会时代，由于的产业链多元化、长程化的特点，且多为设计、创意、研发、品牌经营等无形价值链，因而政府对产业发展引导、助推系统更复杂、间接。应提升板块之间的协同发展能力。无锡作为长三角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应树立都市圈之间竞争的“战斗集群”理念，产生协同觉醒，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协同机制，加强产业要素的整合，通过实现共享产业孵化的技术平台，来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方式、路径和模式，成为我国跨行政区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示范区。自觉形成在转型发展中的利益分割的均衡机制，产生区域之间、政企之间、企业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协同效应。

6、优化公共服务体制是培育新兴产业的设施工程。后工业化社会产业发展驱动力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投资驱动是创新、资源围绕着资本转，而创新驱动是要实现资本、资源围绕着创新转。目前，无锡城市的公共服务运转的体制大多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擅长于工业经济时代为企业、家庭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与工业经济时代产业运行的需求高度匹配。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公共服务运转的体制要服从于资本、要素围绕着创新转，与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运行需求高度匹配。因此，提高公共服务的多元性、主动性、快速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水平，是无锡公共服务运行体制转型的关键所在。加快“创新无锡”的建设步伐，本质上就是要率先构建资本、资源、市场、公共服务等稀缺资源都能有效地围绕着创新转的运行机制。尚德太阳能的发展成功就是资本和要素能有效地围绕着创新转的一个典型案例。近几年来，无锡通过制度的不断创新和政策的不断完善，撬动的杠杆系统实现了从土地撬动资本的“简单撬动”到资本、人才、生态、文化的互相作用的“复杂撬动”转变。复杂撬动可以防止由于区域发展的激烈竞争导致撬动系统从“省力”杠杆变成“费力”杠杆，还可以实现连环撬动和相互撬动，使撬动系统的放大效应得到了提升，也使撬动系统的复制难度迅速增大。随着区域经济竞争的加剧，区域性的制度创新空间不断压缩，新的经济增长又需要进一步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空间，在就需要无锡在创新制度设计方有新的突破。为了使无锡现有的“复杂撬动”系统的政策设计具有不可复制性。一方面应通过加大对“复杂撬动”系统政策设计的难度，制定出更具无锡特色创新资源集聚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有无锡特色的现代服务业，引进更多 6 的无的高端要素，来盘活无锡现有城市和产业的存量要素，使“复杂撬动”系统产生巨大的制度先发效应。

7、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是培育新兴产业的长期工程。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职能就是要建好基础设施。农业经济时代，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社会力量修好水利，实现水资源和土壤肥力的结合。工业经济时代，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社会资源修好交通设施、优化园区环境，实现资本、资源和劳动力、市场资源的结合。创新型经济时代，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球资源构建好“看不见”的基础设施产业----现代服务业，实现增量的高端要素与存量要素、软资源与硬资源的结合。如果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之际，基础设施产业打得不够扎实，将会直接影响到新兴产业发展的后劲。因此，必须像进入工业化初期时利用农业的剩余发展水利事业一样，在进入后工业化初期时要利用工业的剩余来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人才、科技、数字、资本和生态、文化、民生等资源的有效融合。应把提高机关效能作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型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无锡全面推行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工作岗位ＡＢ制等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了失职追究制、否定报备制、窗口部门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规范行政许可事项，依法削减了审批项目，简化了审批程序，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审批管理机制、规范高效的审批运行机制、严密有效的审批监督机制。通过开展基层民主评议机关活动，畅通了政府联系群众、接受监督的渠道。完善了评议机制和办法，制定了科学、量化、操作性强的绩效考核制度和效能告诫、诫勉教育、责任追究等实施办法。应把政务公开作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型的有效途径。从2007年开始，无锡通过推进以“两集中、三到位”为重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所有的具有行政许可（审批）权限的部门，将所有许可（审批）事项条件、程序、期限对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目前，各部门都已将本部门行政权力运行数据在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上实现了全公开。无锡是全省第一个有行政处罚类运行数据公示的地级市。

第二篇：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经验与

启示

摘要:核心价值观虽然具有社会制度本质性，但其建设方法和路径具有可借鉴性。新加坡长期以来致力于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文在探讨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背景、演变过程、内容特点以及建设路径的基础上认为: 在传承中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在借鉴中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整合中实现自我创新与升华，在践行中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成了一定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般规律，而执政党统领、政府主导、社会认同、公民践行的有效路径，是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成功经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核心价值观乃兴国之魂，任何社会都高度重视并形成了适应自身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并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其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新文化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共同价值观”建设所发挥的巨大精神动力作用。探讨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成功经验，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新加坡培育其“共同价值观”的背景与过程

“考察国外核心价值观，生产方式及由其决定的制度、发展战略、社会现实与发展诉求以及文化影响等因素是其形成的基本依据。”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一）“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背景

1.长期的外来殖民侵略历史。15世纪初的新加坡还是马六甲帝国的一部分，16世纪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了霸权，17世纪被荷兰殖民者占领，1824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将新加坡岛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二战期间，新加坡沦为日本殖民地，战后英国又恢复了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1年新加坡建市，1959年实行自治，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又脱离马来西亚独立。长期的殖民统治给新加坡民众的身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不同的宗主国给新加坡国民带来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价值观念。这种不幸的历史造成新加坡国民缺乏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价值观念混乱，国家意识淡漠。”建国后的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如何打造自己的共同价值观以消除长期以来的殖民侵略的影响，已成为其执政的当务之急。

2.多元复杂的种族宗教社会。新加坡有十几个种族，每个民族内部还包括不同的族群，其中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是最最大的三个。种族的多样性，势必会造成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语言方面，“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以及英语这四种官方语言并用，加上多元方言，使新加坡成为语言结构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宗教方面，除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外，还有兴都教、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火教、天理教以及华族创造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的大观园。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语种和不同的宗教系统，由此造成的价值观念、政见和经济利益的分歧也特别大，有不易调和的特点”，这极容易造成新加坡社会的分裂。如何将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从价值归属上融为一个新加坡国家共同体，是摆在其人民行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

3.缺乏国家认同感的移民心理。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其移民的大多数来自东亚、南亚、欧洲及东南亚各地区，素有“小亚洲”之称。但是，新加坡移民社会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欧洲人“在移民的同时还进行着政治制度的移植和民族国家的创建”;而东方人移民新加坡则没有政治动因，它基本上是由经济因素即现代文明传播到新加坡后，为东方人提供了新的谋生机会引起的。他们大多数并不打算终生留在新加坡，很难对新加坡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缺少国家凝聚力。这种移民心理不加以改变，就难以形成全民统一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因此，“必须通过构建共同价值观来促使移民及其后裔淡化对移出国的原始情结，放弃临时观念，强化对新加坡的认同，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意识。”

4.制约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国情。新加坡位于马来西亚半岛南端，是东南亚的中心地带，扼马六甲海峡出入口，为亚、欧、澳的桥梁，地理位置优越，素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但是，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只有600 多平方公里，300 多万人口，是个典型的“袖珍型小国”，自然资源贫乏，粮食不能自给，矿产资源少得可怜，许多生活资料都必须靠进口，经济发展以转口贸易为主，对外依赖程度比较高。尽管新加坡在20 世纪60 ～ 70 年代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骄人成绩，挤入亚洲“四小龙”行列，但这种“小国寡民”的特征，使新加坡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并没有改变”，“它们也使我们的生存永远是一种挑战。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基本的事实，我们将灭亡”。因此，要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必须强化国家忧患意识，打造奋发图强的国民精神。

5．现代化进程中严重的西化倾向。新加坡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社会，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曾经起到支撑新加坡社会发展的传统价值观越来越受到西化倾向的严峻挑战。对此，新加坡总统黄金辉指出:“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亚洲价值观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西化倾向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 三代同堂家庭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老人无人照料看管、离婚家庭增加、犯罪率居高不下、吸毒问题日益严重、无视社会和国家利益、不愿意接受严格纪律的约束等。工业化进程中越来越严重的西化倾向，“使新加坡失去社会凝聚力和经济起飞与繁荣的原动力，丧失生存和竞争能力。”因此，新加坡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加强以东方价值观为主体的共同价值观建设，以化解社会危机，增强国民凝聚力。(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形成，经历了殖民统治时期多元种族宗教文化价值观并存，到建国后工业化时期由西化倾向向东方价值观回归，到最后以国家意识为实际内容的“共同价值观”确立的历史演进过程。

1.多元种族宗教文化价值观的并存。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是新加坡在殖民统治下的移民时期，也是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形成时期。不同的种族移民到新加坡之后，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一个罕见多元社会，一个宗教的大观园。在移民过程中，各种族都保留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并从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这种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相互冲突和碰撞，使人们缺乏一种国家认同。因此，1959年新加坡实行自治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试图通过对其他外来文化的整合引导人们建立一种崭新的国家意识，倡导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

2.西化倾向向东方价值观的回归。20世纪60－70年代，是新加坡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在短短20年时间，新加坡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变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富足社会。但是，另一个层面，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人们的道德观念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具体表现在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危机加深，社会中原有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判断受到冲击，西化倾向进一步加深。对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新加坡的工业化决不是西化。为了避免过度西化和保住自己的根。新加坡政府强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使新加坡人回到基本的亚洲价值观上。早在1959年，新加坡在全国中小学推行伦理教育。1966年12月，教育部就开始拟订道德教育和社会训诫计划。到1967 年，推行公民教育，增加了爱国、效忠和公民意识教育。从1972年起，政府提倡学母语，把加强母语教育提到保留与弘扬亚洲价值观上来。1974 年，新加坡政府在中小学推行“生存教育”和“公民课”，培养学生节俭、孝悌和忠心的亚洲道德价值观。1982年8月，新加坡拟定了中学“儒家伦理”教材，对仁、智、勇、义、礼和信等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道德科目作了解释。紧接着，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华人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儒家传统道德，提出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八种美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新加坡全体国民应该遵守和弘扬的”。182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在1983 年专门斥资设立了研究传统儒学思想的专业化机构——东亚哲学研究所，强调以儒学为基点，建构融合多种文化元素的新型文化。新加坡把传统的儒家思想与新加坡的国情和时代要求相结合，既以东方价值观为本，注重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又崇尚西方先进文明，为形成了其“共同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3.以培育国家意识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确立。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社会，面对客观存在的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如果过于强调某一种族的价值观念，这样会引起其他种族的反感，不利于新加坡多元社会的和谐稳定。“虽然经历过历史的整合彼此能相融共生，但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迅速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必然会发生碰撞和冲突，乃至于使人们长期缺乏归属感，缺乏一种国家意识。”因此，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必须建立一套能够让各种族、各阶层都认同和接受的“共同价值观”。1988年副总理吴作栋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共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政府还成立了以李显龙为主席负责拟订国家意识的专门委员会。1989年1月，李显龙提出四个核心价值观，即“社会优先于个人;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细胞;通过共识而不是争议解决问题;强调种族与宗教的宽容与和谐。”在此基础上，总统黄金辉进一步阐发为:(1)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求同存异，协商共识;(4)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四条，成为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基本框架。经广泛讨论，1991年1月，吴作栋总理以政府名义颁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表述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后来，国会议员孟建南提议将“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改为“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改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可见，“共同价值观”正是在吸取新加坡各种族各文化价值观念中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二、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颁布，标志着其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确立，这是新加坡历史发展与现实社会诉求使然。

(一)“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国家至上，即国家利益高于社会和个人利益，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将国家利益摆在首位，社会和个人要服从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就是社会的总代表。社会为先，即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要服从社会利益，因为个人是社会的人，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社会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没有社会，个人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是共同价值观的核心。这一价值观的确立，充分体现了东方价值观的优势。面对新加坡在工业化过程中价值观急速转变和对政府传统权威挑战的形势，“新加坡政府要想对新的价值观做出应战，可资利用的武器只能是传统价值观。”强调“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可以有效防止新加坡工业化过程中过度西化，防止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这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家庭是“构成社会之砖”，是社会最基础的构建单位，也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形式，所以每个人都离不开家庭。家庭和社会相比，一个是“根”，一个是“本”，根壮才能固“本”，所以社会对家庭也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该把家庭视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单位，有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结构将会更牢固，同时也为下一代提供安心的养育环境，并且能为老者提供必要的照顾。这一“共同价值观”是针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而言的。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家庭日趋解体，家庭的传统功能日益衰微，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加，子女独居，老人无人照顾的现象。新加坡正受到这些负面现象的影响，有必要重新恢复人们传统的家庭观念，维护三代同堂，倡导东方式的家庭制度，维护家庭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诚如李光耀所说:“家庭把社会价值观念潜移默化，而不是正式讲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如果我国社会要在不失去它的文化冲劲、同情心和智慧的情底下自力更生，我们就必须保存这种珍贵的家庭结构。”

3.社会关怀，尊重个人。这是指注重个人的利益，强调个人价值。白皮书强调“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但并不忽略、排斥、否定个人权利和利益，而是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尊重个人利益，把个人的发展视为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具体来说，就是权衡社会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注重社会利益的同时，并不忽视个人权益，而是关心个人，帮助弱者，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同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社会群体以及不同的社区之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发展状况各不相同，这就要求社会要具有关怀扶持和同舟共济的精神。正如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所言:“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如果一个人掉队，我们不会不管他。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他，使他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我们很幸运新加坡就好像一个大家庭，向来我们社会很重视同舟共济的优良美德。”

4.协商共识，避免冲突。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宗教文化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利益相互交织，再加上人们的思想观念不甚相同，这就要求新加坡社会必须本着互让、互敬、互助的原则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求同存异。因此，新加坡领导人强调: 新加坡是一个根底不深的脆弱的社会，“一定要认真处理各种矛盾，要善待不同意见，求大同，存小异，提倡宽容和谅解精神，每一项社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都要尽可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有不同意见或分歧产生的时候，要采取协商的办法达成共识，不能为了某方面的利益而一意孤行”。如果出现矛盾和分歧，或者在社会实践中有了矛盾，要审时度势，要快刀斩乱麻，把矛盾和分歧解决于萌芽状态，不能犹豫不定，更不能久拖不决。否则，就会使得矛盾激化，破坏社会团结，危及国家稳定。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是针对本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特点而提出的价值观。提倡种族和谐，就是既不搞民族沙文主义也不要狭隘民族主义，而是要求各民族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谐相处，消除偏见和隔阂，形成和谐融合的氛围。宗教宽容，就是要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相安无事，和谐共存。在新加坡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世界主要的三大宗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再加上新加坡绝大多数人都是教徒，但新加坡又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没有统一的宗教，这种特殊国情，使得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宗教事件时一直小心翼翼，倡导宗教宽容，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这五大共同价值观，继承和吸取了儒家价值观中许多有益的成分，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又对儒家价值观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东西加以修改。这五大价值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核心是培育国家意识，灵魂是弘扬儒家文化，理想是建立和谐社会，其基本精神“就是通过家庭、宗教之间的和谐来维系和巩固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和谐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这套价值观被新加坡各种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人们和睦相处以及社会的进一步稳定、繁荣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二)“共同价值观”的特点

“共同价值观”概括了新加坡人的异中求同，是根植于新加坡社会又为时代升华而成的国家意识，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普遍性。因此，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在其形成过程中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1.共同价值观不等于儒家价值观。共同价值观是根据各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制定出来的，因此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某一家的思想，也不可能包容新加坡的所有意识。儒家思想、现行的政治思想和各种宗教意识虽然对新加坡社会有着重要影响，但新加坡领导人并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作为国家意识，而是兼收并蓄，扬弃其中个性化和倾向性明显的内容，吸收能为不同种族所接受的内容作为价值观的基本准则。总之，共同价值观吸取了各种族文化和各宗教中的合理部分，但它又不同于任何一种宗教。

2.共同价值观并不包含政治价值观。由于共同价值观主要是以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个人与社区的关系为基础制定的，它并没有涉及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没有把人们的观念引入政治框架，所以政治价值观念不包括在内。如果把政治观念也包含在共同价值观内，将使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延伸到选民与政府的关系，会转移原有的目标，这也是新加坡政府的明智选择。

3.共同价值观不包含任何宗教价值观念。新加坡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没有统一的宗教，任何一个宗教或文化的要义都不能作为建立新加坡人认同的基础，而又由于各宗教的教义都包含了世代相传的价值理念，因此新加坡领导人在提出共同价值观时，比较注重吸取各大宗教的教诲以及各种族的文化传统，所以任何与共同价值观念相冲突的宗教教义或教诲，不可能被普遍接受和采纳。再加上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宗教事务上保持中立的立场，这也使得《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成为一份世俗文件，不包含宗教价值观。

4.共同价值观不是约束个人行为法规，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共同价值观虽然由国家制定和颁布，但是它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以强制力为后盾，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它完全是一套培养全民共同意识的指南，要靠个人自发自觉去体会、实践。李光耀曾说过:“这五大价值观，并不等于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及印度习惯和兴都教来弥补。”

三、新加坡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建设，形成了由人民行动党领导、政府发起、全国人民参与，通过学校、家庭、社区组织、新闻媒体和法制建设等多种途径推进的社会化路径。

(一)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对“共同价值观”建设的强势领导和推动

从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开始，人民行动党就始终处于执政地位。这种稳定有利的政治领导层，不仅对新加坡经济起飞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是其共同价值观建设的强有力领导者、策划者和推动者。首先，新加坡历届领导人皆十分重视并坚持致力于共同价值观的建设。如:1982年春，总理李光耀首次以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治国之纲”。1988年10月，副总理吴作栋强调“要把东方的价值观提升为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成立专门负责拟订国家意识的委员会，政府每年还开展一次“国民意识周”活动，培育“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1989年1月，总统黄金辉首次在国会演讲中提出“共同价值观”，强调要“保存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并维护代表新加坡精神的某些共同价值观，这样才不使我们迷失方向。”1996年吴作栋总理在发表国庆献词时，提出“我们现在必须完成比发展经济和创造美好生活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养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建立国家的特质。”其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政府还通过制定各种方针、政策，如语言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等，为共同价值观建设指明方向。“各种策划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政治领导层必须由精英人物组成，从而保证策划的可行性、预见性和指导性。”第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政府还通过牢牢控制各种社区组织和社会团体等社会机构来加强对价值观的指导。最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官员还是共同价值观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新加坡领导人要求人民做的，他们首先身体力行，比如带头参加礼貌运动，带头廉洁奉公，带头守法等。

(二)打造学校、家庭、社区相结合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平台

学校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主战场。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防止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蚀，弘扬东方价值观，必须从学校抓起，而且要常抓不懈，才能见效。” 新加坡一方面把英语作为各族人民学习的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学好自己的母语，以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让学生知晓新加坡文化价值观的背景，也为了更好地践行国家的道德规范，学校专门开设了两门课程——道德教育和宗教课程。例如，新加坡开设的德育课程中，小学学习《好公民》，中学一、二年级学习《生活与成长》，三、四年级则学习《新公民学》，从注重学生个人道德品质上升为公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培养。新加坡还充分发挥各科教学的“载道作用”和“渗透作用”，比如语文教材中就反映了华族的节日、礼仪、风俗、家庭观念以及孝道、礼让、睦邻、公德等价值观。学校还把道德教育和实践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如参加升降国旗仪式、文明礼貌月活动，还有参观监狱、禁毒屋，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做到知行合一。

家庭是传授共同价值观的第一课堂。新加坡领导人极为重视家庭的价值和功能，认为“家庭是新加坡社会的砖块”，倡导家庭为根的理念。要抵制西方价值观对于新加坡社会的腐蚀，培育和践行共同价值观就必须以家庭为着力点。李光耀在回答“如何才能使新加坡不成为‘伪西方社会’”时，强调要树立两个基本的价值观，“一是社会要高于个人，二是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吴作栋在1994 年国庆群众大会上讲到，“我们通要过家庭来传授价值观、培育年轻人、建立自信以及相互支持。”新加坡之所以如此重视家庭价值观，是因为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通过家庭世世代代延续与发扬光大的，家庭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和谐，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例如，通过立法来规定子女必须照顾或供养年长的父母;对于三代同堂的家庭，在政府组屋进行再分配时，实行价格优惠与优先安置的政策;国家对父母遗留下的房屋给予遗产税上的减免优待，但前提是其中一个子女愿意和自己丧偶的父亲或母亲共同居住等。建立和完善社区组织是“共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推手。新加坡社区组织以选区为单位相继建立起来，主要有人民协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会与居民委员会等。建立人民协会，是为了使整个社会与社区单元能够超越诸如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等一切阻隔而真正的团结在一起，其主要任务是“在社会、文化、教育、职业、娱乐与体育方面，促进与组织集体活动;在新加坡各族人民之间，促进合作、和睦和互相了解;训练具有国家意识，并愿意为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服务和献身的社区领袖。”公民咨询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一是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二是向国民灌输公民意识。民众联络会是在人民协会管辖下的一种社区组织，其扮演的角色是:主办文娱及社会活动;联络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感情;加快区域性建设步伐;改善人民福利水平。居民委员会是新加坡城市重建和政府组屋发展的产物，是一种支援型的群众组织，基本目标是通过举办各种体育、社交、文化和其他活动增进居民之间的睦邻关系、和谐相处及凝聚力。新加坡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社区组织把各族人民组织起来，克服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疏离感，成为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保留亚洲价值观、形成国家意识的重要途径。

(三)强化新闻媒体、法制等多种手段对共同价值观建设的促进作用

新加坡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舆论工具广泛宣传共同价值观，尤其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方面，注重大局和群体利益，讲究以和为贵，以增强国家凝聚力。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同时禁止和严惩一切不利于共同价值观建设的言论报道。在宣传方法上，新加坡综合运用讲解、讨论、写歌曲、头脑风暴漫画等方法传播共同价值观，避免一味的说教。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培养媒体工作人员的社会责任感，新加坡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监督与管理。所以，新加坡媒体才有了“世界上最干净的媒体之一”的美誉。在对待西方传播媒介方面，新加坡政府对国外报纸在国内的发行量实行严格控制，对进口电影、录像带也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为此，新加坡还专门成立了电影审查局，对外国影片实行检查，凡黄色电影、电视片、录像带一律不准进口。新加坡十分重视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发挥对共同价值观建设的保障作用。由于共同价值观并不是法律，不具有强制性，只是为了使人养成讲道德讲文明的社会风气提供了潜在的意识和自觉，因此新加坡颁布了一系列体现和保障共同价值观的法律法规，如《父母赡养法》等。新加坡的法律大约有500 多种，条文多而细，从政府权力、商业往来、交通规则直至公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等公民生活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新加坡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体系，力求做到以法律之强制执行来维护国家的整体稳定。正如李光耀所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与其说是工作不力或工作失误，不如说是孳生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最大祸害，它会使人民丧失信心，国家失去稳定和发展的能力。”如，马路上随便扔垃圾，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随地乱吐痰，最高可处1000新元的罚款;上厕所不冲刷，可处以高达1000新元的罚款;公共场所吸烟，处以500新元的最高罚款;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新元等等。可见，法律的权威性与强制性，执法的严肃性与严格性，对于整治社会风气，弘扬与践行共同价值观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广泛开展各种社会运动促进共同价值观建设

动员全社会一切力量，组织多样化的社会运动，是共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形式。1976年以来，新加坡经常开展全国性的“劳动周”活动，弘扬劳动光荣、吃苦耐劳的美德。自1979年以来，历年的六月份，新加坡都会组织一场全国性的“礼貌运动”，专门成立的礼貌运动委员会对运动的成功开展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新加坡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礼貌运动，旨在“借助这个运动重新塑造新加坡人，把新加坡建成一个人人都谈吐优雅、举止彬彬有礼、态度温和谦逊的礼仪之邦。”另外，新加坡每年筹划的类似于礼貌运动的活动还有讲华语运动，防止犯罪运动，忠诚周，敬老周，睦邻周，华族文化月，印度族文化月等，累积起来高达20多项。凭借上述运动，新加坡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社会凝聚力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彻底改变了新加坡社会文化的风貌。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共同价值观已渗透到新加坡人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形成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对于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多元宗教的社会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凝聚和推动作用。

四、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启示

新加坡在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给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一)要在传承挖掘、借鉴吸收、整合创新中培育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任何国家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都应该坚持历史的连续性，都要致力于将本土的传统文化与优秀的现代文明有机统一起来。新加坡进行共同价值观建设以儒家文化作为其灵魂，对于儒家思想的吸收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充分挖掘儒家学说中的精华以适应新加坡现代化的需要。“儒家所倡导的以整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养模式，以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构成了共同价值观的核心精神。”新加坡正是结合其现代化要求，对儒家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做了新的解释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新加坡各族人民共同接受的价值观。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多年光辉灿烂文明史，其优秀的文化传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性，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既不能搞文化复古主义，也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而应该在传承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弘扬时代精神。例如，儒家所倡导的纪律、节俭、诚实、守信等美德，作为社会道德准则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都是应该积极吸收的合理价值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修身为本”的道德情怀，“仁者爱人”的博爱思想等，都是经历了实践检验而为后人所接受和不断传承的传统美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在传统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还要善于吸收借鉴一切反映人类社会进步的优秀文明成果，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体现了世界文明的主流意识,要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加以整合提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当代中国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起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长城’，那么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今要体现批判继承性，中西要尽量表征现代性。”

(二)要在政党统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中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离不开执政党的领导与推动，他们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新加坡进行共同价值观建设时，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领导权，不仅仅在思想上重视，而且还要同人们一起参与各种运动，将共同价值观建设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与人民意愿相互博弈、相互统一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一定要加强党的核心领导，特别是要在强化意识形态主旋律、占领主阵地上发挥领导作用。在现代政治中，政府和政党往往是一体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管理者，理应本着国家的指导思想，引导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潮流向着积极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新加坡政府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培育国家意识的高度不断，广泛动员全社会组织力量，着力推进共同价值观建设，这点给我们重要启示。在当代中国，“如果公民社会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的作用就更加重要;无论市场化进行到何种程度，公民社会多么成熟，政府都要起主导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府要在出台政策、强化制度、搭建平台、营造环境等方面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各种民间组织不断涌现，党和政府要正确引导，使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三)要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始终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之中

价值观教育是一个以多种形式进行长期熏陶的终生过程。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共同价值观的实践表明，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教育，都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和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都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三者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使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家喻户晓，公民终生受益。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扭转德育工作队伍孤军奋战，社会和家庭教育难以与学校道德教育形成合力”的状况。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将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互配合。要突出家庭教育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基础作用，通过提高家长自身的道德素质，做到言传身教，弘扬良好的家风，加强对孩子的道德熏陶和情感培养，将社会主义以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相关内容添加到教材中，加强道德教育，创新教育方式，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培育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要充分发挥社会实践教育活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宣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要充分发挥法治、舆论等多种手段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促进作用

当今世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法治和媒体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立了一个有严格纪律与健全法制的国家，加强法治建设为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共同价值观保驾护航，公民的道德素质得以提升，社会风气加以改善，良好的社会氛围得以形成。新加坡还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正能量的同时，又加大了对其负面的监管、查处力度，新加坡媒体获得“世界上最干净的媒体之一”的美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离不开法律的保障。要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诸多内容制度化、法治化，必须构建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建立一支素质精良的执法队伍。在注重法治的同时，一方面还要注重舆论媒体的宣传，将传统的传播手段与现代化的传播工具统一起来，扩大媒体的宣传功效，发挥主流媒体的主力军作用，加大对那些具有积极意义与乐观主义精神的传统文化、先进人物、道德模范等的报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力度，对涉黄、涉暴、涉恐等媒体及相关人员予以坚决打击，加强对媒体人自身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意识的培养。（《前言》2014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苏玉超，黄红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