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父亲节特稿 叶永青与他的女儿叶甫纳
父亲节特稿 叶永青与他的女儿叶甫纳
在最新一期《芭莎艺术》的昆明专辑中，我们采访了几对来自昆明的艺术父女，通过这两代人的讲述，也许我们可以去理解两代艺术人深厚也微妙的关系，两代人不同却类似的困惑和追寻。叶永青与女儿叶甫纳 叶永青：我从未离开 艺术家叶永青
我幼时生长在昆明，爱听小城中火车的鸣笛和独自行走。无论是夜更深深时听远远传来的火车离站时凄凄的鸣笛，还是午后时分听到清彻长鸣的嘶叫，都让我感到一种惆怅。早先这城市太小，贯穿全城东西两头的东风路走过去，不过5里多地。拓东路上有一块巨幅的宣传拦，上面画着：“工业学大庆！”小西门另一块则画着：“农业学大寨！”市中心的红太阳广场南面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广场北面正中是毛主席的画像。全部这个城市数得着的画家们都站在这几块广告牌前的手脚架上为之工作——这大致是昆明当年的地理图版和艺术的全部家底了。
昆明是个天远地偏的角落。在严酷的时代，它曽经是厌倦工具论的艺术家们逃避现实寻求超脱的一方净土。正是昆明这个偏僻的地方，使我发现了绘画的乐趣。我创作的早年都在云南的版纳和圭山度过，那时喜愛现代艺术的我与围遭现实主义语境格格不入，云南是我扺抗时代的最后的乐土和接受现代艺术的实验田。82以后至85年间，隨着一批由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和文科毕业靑年的聚集，昆明形成了自抗战时期和西南联大以后的第二次文艺的繁榮。那时，我周围有一大批同城的少年画友：刘涌、张晓刚、扬一江、唐志刚、曾浩、李季、吴越、夏维维、李志昆……还有稍年长一些的裴文琨兄弟俩，有蒋高仪、苏新宏、曾晓峰、马祥生、徐建德、赵建国和毛旭辉。叶永青《诗人散步》，纸上油画，54×42cm，1984 画画使人无忧无虑，人变得格外单纯，痴迷的画着，忘我而投入。我们以青春扺御饥荒，以骚动消解极权和单调虚空，青春和骚动又转化为对绘画的执迷不悟。昆明于我早年的关系，是一群少时的伙伴，是亲情与爱恋，鸿雁相传爱痛相连的来往返复。早在80年，学生时期，我赚够了路费，与张晓刚、刘湧、毛旭辉、武俊等一行沿江而下，直至汉囗苏杭、宁泸津京。拜竭古剎名胜，交会江湖豪杰。这些经历奠定了我们一生友谊的基础和认识世界的格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昆明本地每一点的每一桩艺术历史的成形与改变，无不受惠于外来的刺激与关联。
昆明是个小城，丰衣足食，生活上随意而安，但也很穷。因为穷，一些少年时一起画画的伙伴告别我们，开公司和出国去了。那个时候，英雄和社会精英突然都赴了商海或远渡重洋，在大潮流中奋勇拼博，只剩下几个失败者落寂地呆在画布前。
80年代的昆明是我们的岁月和青春。每次回到昆明，我们会把盘龙江命名为和想像成塞纳河，抒发一番阅读与狂想杂交的混乱情怀。我记得大家经常在张晓刚位于河边的歌舞团单身宿舍中，对着一部单卡录音机排练《等待戈多》。这部荒诞剧帮助我们一遍遍地重温现实的无力与无望的生存处境。此刻，我坐在翠湖的画室中写下这段文字时，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世事如何変幻，我总是又回到翠湖，这是我少年时代习画之初就一直居住的从未改变的地方。年轻时，每一天我都在渴望早日离开家乡。我由这里出发，走遍山山水水，待少年时的幼稚心气与浮躁火色退去，才发现，自己从未离开昆明，这座我永远未能走出的城市！
我想起那恍惚朦胧的岁月：湖光山色、河边洗衣的少女、水上船家、撒网的渔翁、钓鱼的汉子、发呆的牛儿、苇草边东张西望的水鸟…我一一画下这一切，身外的世界，暮鼓晨钟离得好远。
叶甫纳：昆明好玩，因为这些人
艺术家叶甫纳
我从小在昆明长大，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昆明这座城市度过。我是一个特别爱做白日梦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昆明这座城市的关系。小时候我一直生活在翠湖一带，那里特别美，生活也很幸福，所以我每天都能够在梦幻中发酵自己的想法。
我听过我爸爸当年的那些昆明往事，因为在昆明长大嘛，我完全理解小城青年的那种好玩和焦虑夹杂的感受，也非常能理解他们追求文艺的理想、或者是他们寻找自我的方式。他们都挺好玩的，比如说盘龙江，我觉得盘龙江就是一个臭水沟，但是因为这群人非常好玩，这条江也就变得好玩起来了。八十年代可能真的是一个创造奇迹、创造所谓的大师、创造伟大的事情的年代，因为那个时代就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到了我们这个年代，这种可能性就会变小。我们这些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每个人的成长环境都不一样，面对的东西、看到的东西也都特别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就会比较个性化。不像以前的人，它可能都要靠你自己去把事情变得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我挺佩服他们的。
昆明像一个乌托邦，大家都可以很自由、很文艺的活着。但是昆明又由于过于舒服、过于美好了。离开昆明之后回头来看，昆明留给我的印迹有多少，可能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的整个探索世界的时期，我开始看书、听音乐、接受启发、自我思考的时期，都是在昆明发生的。昆明是一个很舒服、很温暖的城市，很适合去想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叶甫纳作品《习作13-后晚宴》叶甫纳作品《封面的民族形容》 离开昆明去上大学后，我才开始学习现代艺术。其实我父母不是特别希望我成为艺术家，他们觉得我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就好了，我想做什么都行。我有好多好多的想法，比如我想成为一个世界的女王、我想成为政治家。艺术家也是其中的一个。去英国念研究生后，我开始感觉到一种主动的想法，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艺术。在艺术里面我能够找到一种自信，因此我觉得我真的很适合做这件事。
我最近有一个项目叫直播计划，以表演为主，通网络直播的形式表演出来，不像以前的展览都要去艺术馆，这个表演大家可以直接在手机或者是电脑屏幕上看。网络直播在大家看来可能是一个大众的、平民的，甚至是很Low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想知道这些受众会怎么去看待当代艺术，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跟他们进行一种沟通。我一直希望把艺术跟大众的界限打破，或者模糊一下，因此，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一种尝试，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某种好玩之处吧。
两代人的艺术观《芭莎艺术》：昆明是一个艺术家的乌托邦吗？叶永青：不是。事实上昆明一直是一个当代文化土壤匮乏的地方。尽管曾经有过一些艺术家的出现，尽管在本世纪初的曾经有引领风气之先的上河会馆和创库艺术区的出现并一度成为艺术的重鎮。但这个地方的艺朮生态和系統一直是单一欠缺的，我曾经以“石板上种菜”來形容这里文化土壤的稀缺，某种意义上，土壤就是人心，人心肯定不是石头！但是人心会起厚厚的茧子，如同板结的石层，在人心浮燥自信缺失吃力失语的光天化日中，乌托邦的种子找不着寄放入土之处。叶甫纳：我觉得是一个乌托邦吧，因为在昆明很适合去思考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是一个给人感觉舒服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很自由、很文艺地活着。《芭莎艺术》：对于女儿继续从事艺术道路有何想法？觉得将来她们这一代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超越你这辈的艺术家？叶永青：一家人都与艺术有缘是幸福的，艺术就是共享不同。至今为止我对叶甫纳谈得最多的关于艺术的种种讨论，是希望她记住，她可以不做艺术的。人的一生不一定非得要做一个艺术家不可，如果她们这一代明白并善用這一点，就会自由和轻松许多，就是真正的超越，他们將远在我们这代人之上！《芭莎艺术》：你是怎样看待你父亲的艺术？叶甫纳：我其实觉得我不应该去评价他的作品，给我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他这个人吧，他平时在生活中的点滴表现以及他塑造了一个怎样的形象，作为父亲他这一点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这种形象也会影响我会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的很多公益性的事；他平时的为人处事；他会交很多朋友，然后会成天呆在一起；常常帮别人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些方面会影响我比较深，给我更多的启发。
《芭莎艺术》：20世纪80年代，昆明的艺术家开始慢慢走出昆明，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叶永青：是的，走出云南走出昆明一直是生存于云南，尤其是至今仍居住在云南的艺术家的心头之痒。从80年代的申社、新具像到后来各种名目的进京展，都只算是聚众聚力的外出演练。真正属于个人的的出走只是不过是一些仓促的逃离，如我如张晓刚如吴文光、朱小羊如张夏平。如88年的黃山会议一拳打散天下英雄后的成肖玉、毛旭辉、潘德海的连夜逃亡。80年代思潮激荡的舞台，在昆明仅见于80年省博十人画展和86年在省图书馆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兩次檀花一现。客观地看，出昆明，是发生于下一个年代的事情了，全球化、国际化和市场化才把一个小地方的平静完全打破，出云南才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在90年代末的上河会馆，我苦口婆心地劝阿昌去往北京，我说：“那里能养活你成就你的艺术”。那时他著名的作品是，他手握钢刀被倒吊于江水之上，阿昌抽刀断水，江水冗自流过。《芭莎艺术》：为什么想要走出昆明？
叶甫纳：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几乎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从师大附小、云大附中、然后云大外国语学校，都在同一条路上，都是从家里走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能到达的地方，所以我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走了十几年。当时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要走出这块儿地方，怎么也一定要走出去，不能再待在昆明，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想法。不管他们说昆明怎么好，我觉得这种“好”也是一种很毒害人的一种“好”。（本文选自《芭莎艺术》2016年5月刊昆明专辑）[策划/朱昕苗][编辑/韦祎、LI XIXI][采访/刘玥璐、LI XIXI][图片资料/由艺术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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