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第一篇：布罗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布罗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布罗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日期：[2008年9月21日] 版次：[GB19] 版名：[阅读周刊 关注] 稿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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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著,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0月版,28.00元。

《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著,刘文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版,18.00元。

《见证》,所罗门·伏尔科夫著,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23.00。

《布罗茨基谈话录》,约瑟夫·布罗茨基、所罗门·沃尔科夫著,马海甸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版,39.00元。

约瑟夫·布罗茨基15岁便退学进入社会，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1955年开始写诗。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1972年被苏联驱逐出境。不久，他接受美国密执安大学的邀请，担任住校诗人，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

侨居国外期间，布罗茨基又以十多种语言出版了他的选集，1987年，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中逝世，享年55岁。

布罗茨基在前苏联被关押被流放最后被逐出祖国的受迫害的经历，读者多少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本书有这本谈话录讲得那样详细，甚至比他到美国后撰写的自传散文《小于一》还要细致，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风度和骄傲，布罗茨基显然简化了自己受虐的过程和情节，而是致力于分析这种痛苦。

有如即兴创作的谈话

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与他交谈，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体验。通常，写作———哪怕是不那么出色的写作，也会给人留下较为严谨的印象，你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思考揣摩的痕迹，你可以发现他在挑选一个准确词语时的煞费苦心。可是当你和他面对面谈话的时候，那种凝重的感觉将会减弱许多，他甚至可能是一个风趣的妙语连珠的人，或者相反他也有可能让我们大失所望，竟然是一个闷葫芦。因为很简单，当我们交谈时，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是如此之少，比如当你的谈话对象结束一个提问，正常情况下你得在数秒内给出回答，否则那将是一段让谈话者双方都倍感压力的沉默，当然也许你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作家，那么你可以通过支支吾吾换来多几秒钟的遣词造句的时间，可是对比于你独自在屋子里的写作（你甚至可以为一个合适的句子，平心静气地斟酌一个钟头），谈话永远是仓促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作家的作品集似乎总是要比他的谈话录更有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在谈话中倒是更容易见出一个作家的性情———他用不着或是来不及在自己谈话的同时迅速地打量自身，以便以自己较好的一面展示于人。高质量的谈话经常会使参与者道出令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的看法和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谈话就是一次即兴创作，状态好的时候，那种瞬间的爆发力也是那种苦心积虑的思考无法企及的。

具体到《布罗茨基谈话录》，这无疑是一部有魅力的谈话录，访问者沃尔科夫本身是一位音乐家和文化史家，熟悉乃至精通俄罗斯诗歌和文学史，1978年秋天，他去听布罗茨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深受震动，遂产生编撰《布罗茨基谈话录》的动机，并很快征得布罗茨基的同意。两人的谈话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断断续续持续到1996年布罗茨基心脏病发辞世。这一“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显然没有辜负两位谈话者的苦心，这是不可多得的精彩的谈话录。《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是诗歌，具体地说是布罗茨基一直推崇的几位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奥登、弗罗斯特等，这几个诗人书中都专章谈到；一是布罗茨基个人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他在前苏联被关押被流放最后被逐出祖国的受迫害的经历，读者多少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本书有这本谈话录讲得那样详细，甚至比他到美国后撰写的自传散文《小于一》还要细致，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风度和骄傲，布罗茨基显然简化了自己受虐的过程和情节，而是致力于分析这种痛苦。

对于自己喜欢的这几位诗人，布罗茨基都撰文介绍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诗人与散文》、关于阿赫玛托娃的《哀泣的缪斯》、关于奥登的《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关于弗罗斯特的《悲伤与理智》。这是尽显布罗茨基出众的批评才华的文章，主要在诗艺上探讨这几位诗人的作品，只有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才少许带出阿赫玛托娃的传记资料，布罗茨基这样描述阿赫玛托娃的外貌：“她看上去相当漂亮。五英尺十一英寸的身材，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雪豹一般灰蓝色的眼睛，苗条的、柔软得难以置信的身段。”但是在文章中你仍然找不到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私人交情的例证，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任何一个自尊的诗人而言，在他评述一个朋友的诗作时带出这种友情，不仅是侮辱了这友情，通常也会影响到批评的公正，哪怕仅仅是在感觉上。可是在谈话中，则有大量的交往细节，谈话的确和文章所负载的道德责任不同，在谈话中谈及自己的朋友实在要自然得多，况且还是在另一位好奇者不断的追问和引诱下。

布罗茨基热爱的诗人

四位诗人中，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奥登有过直接的交往，没见过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纯粹是热爱他们的诗歌，可是这热爱也很自然令他去了解他们，那么在谈话中我们仍然获知了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生活中的某些“秘密”。可是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秘密呢？众所周知，诗人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是说他蒙受了苦难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在谈话里，布罗茨基也反复谈到这一点：“在文学中，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体验是某种次要的东西。”“谈生活———无非是猫抓自己的尾巴，瞎折腾。”可是每个作家都只能以自己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那么生活和作品表面上的矛盾之处，则恰恰是值得我们细究的地方，那里面藏有写作最深的秘密，布罗茨基显然对此亦深有感触，也有很深入的思考。从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对一个诗人了解得越多，对他的诗也就理解得越深。

毋庸置疑，茨维塔耶娃是布罗茨基最推崇的20世纪诗人，他在谈话中也反复申明此点，布罗茨基认为茨维塔耶娃是“加尔文式”的诗人，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良心和意识的十分严厉的清算。沃尔科夫在此时不失时机地抖出猛料（对我而言），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曾经参与过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活动，也就是对叛逃者伊格纳季·列依斯的追杀，并说埃夫隆是“最阴暗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间谍。”而茨维塔耶娃“很显然，一直到最后都是完全接受并支持埃夫隆的”。这个猛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以为布罗茨基的辩护仍然是有力的：茨维塔耶娃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埃夫隆，并且一直爱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像一只狗那样”跟着埃夫隆。忠贞于自己———这就是她的行为道德。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直观的恶的教训，而一个诗人是不会随便抛弃这样的教训的。灾难就是灾难，在灾难中可以学会很多东西。而且茨维塔耶娃对埃夫隆还有愧疚，他们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模样各不相同，他们长得不太像爸爸，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这会使她不太急于去充当埃夫隆的法官。后者会牵出茨维塔耶娃私生活的另一面，在中国也许会有刻板的道学家对此会对茨维塔耶娃大加挞伐，可是至少对布罗茨基和沃尔科夫而言，私生活的放纵的确对诗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至少无关作品的优劣。

阿赫玛托娃则是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另一个传奇。她的前夫是古米廖夫，20世纪初重要的艺术流派阿克梅派的领袖，后被莫须有的罪名被处以极刑，她和茨维塔耶娃及曼杰什坦姆都是至交，她一生中都不乏仰慕者和追求者（著名的有莫迪利阿尼、以赛亚·柏林），说她是白银时代的皇后也许是恰当的称谓。在阿赫玛托娃晚年，她周围又聚拢了一群出色的年轻诗人，奈曼、莱茵、博贝舍夫和布罗茨基，他们常常去圣彼得堡郊区阿赫玛托娃的住处拜访她，而阿赫玛托娃会给他们朗诵自己的近作，听取这些年轻诗人的意见。有一个冬天，布罗茨基甚至在阿赫玛托娃住处附近租了间别墅，那时“我确实每天都去看望她，话题完全和文学无涉，谈的是人们之间———我斗胆说一句———是相互的依恋”。在谈话中，狡猾的提问者沃尔科夫提到，阿赫玛托娃对自己儿子的命运是否带有某些冷漠？布罗茨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给予了精彩的回答：“不，生活中恰好没有冷漠。冷漠———如果这句话在这儿一般来说是适用的话———它与创作与生俱来……你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努力营造悲剧的效果，似乎在用这种或那种诗行无意地违背真理，逆自己的痛苦而行。”这当然也是布罗茨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超越苦难

读者多少了解布罗茨基因为“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捕入狱，他和庭审法官的对话曾经在西方广为流传，后来又有学者对“布罗茨基案件”做了详细调查，还出版了专著，事件中的黑色幽默色彩尽显专制制度的荒谬可笑，可是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灾难。在谈话录中，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初次被捕时的恐惧，“第一次抓我时我很害怕，通常抓人都很早，早上六点钟”。也更详细地知道他在精神病院中所受的折磨：“第一晚，我旁边单人床上的那个人就自杀了，他切断了血管。”“在那儿人们用各种愚蠢的念头刺激你，将一些药硬塞给你吃。”“你躺着在阅读，突然来了两个护理员，从床上拽起你，用床单捆上浸到浴缸里，然后把你从浴缸拽起，但不解开床单，这种床单就在你身上结成硬块。”“他们用拳头敲你，搧你嘴巴。”难怪阿赫玛托娃曾经感叹道：“他们给我们这个红头发小伙（指布罗茨基）制造了怎样一份传记阿！这经历他似乎是从什么人那儿租用来的。”

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我们暂且说是苦难吧，有人正视它，比如同样有过劳改营经历的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等堪称是那个时代的史诗，一种直接的对抗。布罗茨基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和俯视乃至蔑视它。诗人米沃什曾经准确地评论过，布罗茨基“不是一个政治诗人，他不会跟几乎不配享有跟他辩论特权的对手争辩。他却介入一种活动形式，被时间的暴君们解开脚镣的诗艺”。布罗茨基善于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思考这些生活中不期然的苦难或者说恶，1984年在布罗茨基任教的威廉斯学院毕业典礼上布罗茨基做了《毕业典礼致辞》的演讲，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恶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不用说那些磨难给他的思考增添了韧性：“世上最容易翻转过来并从里到外碰得焦头烂额的，无过于我们有关社会公义、公民良心、美好未来之类的概念了。”“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僻。”1987年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布罗茨基再进一步，将善恶问题归属于美学的门下———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提出“‘好’和‘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和‘恶’的概念”。

实事求是地说，布罗茨基的散文和诗歌要比这本谈话录更有文学价值，谈话录中的精辟观点在他那些著名的散文中多半更为系统地论述过。但是谈话录仍然很吸引我，因为那些诗人们的故事，诗歌和别的文学门类有点不同，一旦你喜欢某人的诗歌，很自然地就会对某人本身发生兴趣，想象他的模样和言谈，想象他的喜悦和悲伤，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喜悦和悲伤。诗歌也许就是人的灵魂的外衣吧，诗歌有多绚烂似乎那位诗人就应该多有魅力，布罗茨基的谈话为此添加了新的证明。布罗茨基喜欢的几位诗人，我也都喜欢，以前只是沉浸在他们各自的文本中，而藉由布罗茨基的谈话，这些人物被串联在一起，恍惚舞台上原本孤立的演员开始发生互动，他们的面目、表情和体态也就愈发清晰了。就像一幅木刻，他们的形象最终凸显在原本平整的木板上，几乎触手可及。

□凌越（诗人，广州）

第二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

刘波

2013-1-9 20:26:25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5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中图分类号] K833/837.512.8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5)05-0067-04

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对得主是莫大的殊荣,而且对于得主的民族也是最大的荣誉。给俄罗斯民族带来殊荣的诺贝尔奖得主迄今一共有五人:普宁(1870—1953),1953年获奖;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1958年获奖,由于他受到当局的压力,不得不拒绝领奖;肖洛霍夫(1905—1984),1965年获奖;索尔仁尼琴(1918—),1970年获奖;布罗茨基(1940—1996),1987年获奖。这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现今只有一人还健在,他就是索尔仁尼琴。应指出的是,布氏在1991年还被推举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桂冠诗人。

布罗茨基是1987年获奖的,这年他还不到五十岁。布罗茨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授奖的评语)。布罗茨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身在境外,但那时苏联尚未解体,当然对此十分忌讳,不会做任何宣传。

纵观布罗茨基的一生,可以说他的人生是一出悲剧:他刚出生不久苏德战争爆发,童年就遇此事变;上学后由于自己是犹太裔的俄罗斯人,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就蒙上一层阴影;十五岁时,因为和上学的环境格格不入,就不得不过早辍学;他如此早地走入社会,干了好些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他自己醉心于诗歌,不是写就是阅读,这必然不容于当局,于是给他罗织莫须有“寄生虫”的罪名,送去劳改;后来被驱逐出境,由此诗人才从逆境转入顺境:他执教于美国诸多大学;此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继而加冕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桂冠诗人;最后他是在睡梦中因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的,那么安祥,毫无一点痛苦!

1940年5月24日,约瑟夫·布罗茨基诞生在苏联的列宁格勒。他出生的具体地方是列宁格勒彼斯捷尔街与铸造街交界处的28号楼二层上的一间半房子里,总共面积不过40来米。这一间半房子是在一座六层摩尔风格的大楼里,这幢大楼建成于1903年。布罗茨基在这里住到他被驱逐出境(1972年)流亡到外国为止(含他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劳动改造的时间),前后在这一间半房子里居住了32年。现在这里成为了布罗茨基博物馆。他的父亲亚力山大·布罗茨基是犹太裔人,1903年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位画店老板家里。后来他先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又到红色新闻学院学习,毕业后参军,在海军服役,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其间,他曾到过中国和一些别的地方。布罗茨基的母亲玛丽亚·沃尔帕特是拉脱维亚人,出生于商人家庭。她童年是在深受德国影响的拉脱维亚度过的,因此德语很好。

布罗茨基出生才一年多,苏德战争爆发了,不久他随母亲被疏散出了列宁格勒。历经了不少艰难险阻,十分幸运,他安全地活下来了。二战结束后,布罗茨基回到列宁格勒,在那里他上了学。在学校里由于自己是犹太裔人,他总感到格格不入,读到八年级就自动辍学了。这时他的父亲也被迫退伍回家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布氏走入社会,到工厂和别的地方干活了。他换过十多样工种:司炉工、实验室里的杂工、搬运工、医院太平间的看守及地质勘探队员等。布罗茨基自幼酷爱诗歌,他15岁不上学以后孜孜石乞石乞自修,大量阅读了俄文诗作。他自己曾说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读尽了”俄国著名诗人所有的作品。在此期间他自学了英文和波兰文,并着手翻译这两种语言的诗作。也是在这段时间,他加入了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翻译组,并在1957年自己开始写诗。他的诗作1960年首次发表在地下“自版文学”刊物《句法》上。为了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他离开了地质勘探队回到列宁格勒。这一年他的诗作在列宁格勒的正式期刊《篝火》上登出了。

1961年,布罗茨基刚20岁出头,他经青年诗歌爱好者莱茵的引荐认识了当时还健在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坛最后的盟主阿赫玛托娃。他和其他三位青年诗歌爱好者:莱茵、奈曼及博贝舍夫受到女诗人的器重。他们也对女诗人特别尊敬。布罗茨基在列宁格勒时,特别是1962至1963年间,不断地拜访女诗人求教,而女诗人对他也是悉心勖助。对此,布罗茨基难以忘怀,因此他写了一首题名为《幸福冬天之歌》的诗,这确乎是他诗歌创作生涯中的“幸福冬天”!1963年,对布罗茨基是极为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年他创作了《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一诗,全诗208行。邓恩(John Donne,1572—1631)是英国著名的一位玄学派(Metaphysical Poets)诗人,他们创作的诗歌包含奇想、诡谲的内容,并富有哲理的思辨,这些与布罗茨基在思想上暗合,产生了共鸣。此前,在苏联除了专门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之外,俄苏诗人是很少注意到这派诗人的。这首诗写成后,布罗茨基曾在不同的场合下对不同的听众朗诵,反响极大。随后这首诗在列宁格勒的地下“自版文学”刊物登载出来了,并传出苏联国外,到了西方。由于这首《大哀歌》所献给的是一位英国诗人,这样就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为布罗茨基在西方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就在这时,布罗茨基由于对诗歌的挚爱,辞去了勘探队的工作,返回列宁格勒专事诗歌创作。也因为他的诗人气质,在举止上有所不拘,我行我素;加之他与外国人有所往来、他的诗作又在地下“自版文学”刊物上发表以及他与阿赫玛托娃过从甚密等,当局必然要对他加以注意了。接着,由当局编导的“布罗茨基案件”粉墨登场了。在1963年11月9日,《列宁格勒晚报》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文学寄生虫》的署名文章,给布罗茨基罗织的“罪名”是“不劳而获”,进而指出列宁格勒没有这种人的容生之地。1964年2月的一天,在街上,布罗茨基被人塞进一辆汽车带到了警察局。后来开庭,是一位女法官主持审判,法庭给布罗茨基罗织的莫须有的指控被一一驳倒了。但随即却给布罗茨基栽上“具有性格上的精神变态特征,„„”的所谓病名,在第二次庭审时宣判:五年流放,地点是苏联北部边远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诺沙区诺伦斯卡娅村。在那里,人们都十分善良,加之也没有什么农活好干,布罗茨基虽然有些寂寞,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写出了不少好的诗篇。由此,这位诗人就更为成熟了!他还通过某一渠道,将自己的诗作《黎明的拖拉机》发表在当地的一份名叫《号召》的报纸上。由于当时苏联文化界许多人士的奔走呼吁、斡旋和营救,布罗茨基仅在流放地呆了20个月就被允许返回列宁格勒了,时间是在1965年11月。

20世纪60年代,诗人布罗茨基写过一些爱情诗,但这类作品不多,总共只有十几首。这些诗篇带有“致М·Б·”的字样。这两个字母是他的初恋情人玛丽亚·巴斯玛诺娃的俄文字母的缩写。直到1971年2月,诗人创作了一首直接以《爱情》为题名的诗作。无疑,在这首诗中,有普希金同名的《爱情》诗的溶影,但二者之间却又有差别,各有特点。同样,布罗茨基这首《爱情》诗也受到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所写的爱情诗的影响,然而也有所不同:女诗人所表现的是“失恋的记忆”,布氏则是有一种自嘲的意味。他的爱情观即是这样:他写的爱情诗句,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类全部拥抱所包含的爱,还顶不过耶稣展开的双臂”,这也是他自己对爱情诗最好的注脚。

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罗茨基返回列宁格勒后,他的第一部诗集,题名为《长短诗集》在美国由国际语言文学学会出版。随即,他的第一部英文版诗集《〈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及其他》在伦敦出版。1970年,纽约的契诃夫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荒野中的停留》。这些给诗人带来国际声誉。在这段时期中,列宁格勒的女画家玛丽亚·巴斯玛诺娃与诗人相恋,并生下一个孩子。诗人布罗茨基虽然经营救后返回了列宁格勒,但仍我行我素,写诗不辍,而且还是地下文学圈中的重要成员,所有这些,当然不容于当局,把他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强迫他出境,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心爱的城市列宁格勒和俄罗斯,流亡到境外,而且一去就不曾返回!由于布罗茨基是犹太裔,当局要他流亡到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据说护照的签证都给准备好了。但诗人却选择了西方,乘飞机先到了奥地利。在那里,著名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给予他援手,将布氏引荐给了西方的新闻界和文学界,他随即在伦敦和奥登一起出席了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厅举办的国际诗歌节。两周以后,诗人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为密执根大学的驻校诗人,并在那里执教,讲授俄语和英语诗歌。他课余也写些诗歌,但收获不多。诗人到美国的第二年,即1973年,他的英文《诗选》在伦敦出版。《诗选》的序是奥登写的,这部集子收入《企鹅版现代欧洲诗人丛书》中。布罗茨基抽烟很猛,加之有心脏病,1976年他第一次出现心肌梗塞,在这一年就先后动过两次心脏手术。翌年,布罗茨基加入美国国籍。此后,他在美国居住,一直到他辞世为止,前后共24年。

布罗茨基到美国后主要在大学任教,他讲授 过的大学近十所:先是在密执根大学、后又到马萨诸塞的五大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皇后学院、纽约市立大学及纽约大学等。另外,他还在别的一些大学或学院开过讲座,他还短期访问过一些别的大学或学院。他是以文学教授的身份在这些大学执教的。他所讲授的课程是:《19世纪的俄国诗歌》、《古罗马诗人》、《17世纪英国诗歌》及《比较诗歌》等。他还开了《俄罗斯语文》课程。诗人虽然只上过八年学,但他通过刻苦自学,加之记忆力又好,因此知识面广而渊。他讲课时十分投入,旁征博引,脱口而出,深得学生的欢迎与信赖。他要求学生既要学习诗歌,又要求他们加深自身的学养。

布罗茨基自从离开苏联后,连续执教于美国的多所大学,生活安定,生计也有所保证。他的俄、英文版著作不断地在欧美出版,如他的两部诗集《美好时代的终结》(收入他在1964年至1971年间所创作的诗篇)和《话语的部分》(收入他1972年至1976年间所写的诗歌)等在美国出版。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他的诗作《罗马哀歌》、《献给奥古斯都的新篇》、剧作《大理石》及散文集《较一小》等也在美国出版。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的诗集《训言集》(收入他1962—1989年间的诗作)和《布罗茨基诗集》先后在列宁格勒出版。布罗茨基著作的第一部汉译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1990年在中国出版。上世纪90年代初,布氏的诗文集,如《一艘小拖船的故事》、《给一位罗马朋友的信》、《丘陵》、《绝症患者们的滨河街》、两卷本的诗文集《时间的形式》等在圣彼得堡及莫斯科出版。从1992年开始,多卷本的《布罗茨基文集》陆续在圣彼得堡出版。这一年,《布罗茨基论阿赫玛托娃》在莫斯科出版。1995年,他的另一本英文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也出版了。布罗茨基是1996年初去世的,而在这之后,还出版了他的几部著作,含诗歌与论作等,如《水的印迹》、英文诗集《如此等等》及《布罗茨基论茨维塔耶娃》。在布 罗茨基从逆境走向顺境的过程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不断地获得各种荣誉:1978年,美国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79年,他被推举为美国艺术科学院成员;1981年,他获麦克阿瑟奖;最为重要的是,198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且是获得这一奖项的最年轻的得主之一;也是在1987年,他的英文版散文集《较一小》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布罗茨基“桂冠诗人”称号;1991年,他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多少荣誉集于一身啊!1992年,他与意大利裔姑娘玛丽亚·索扎尼结合,1993年他俩的女儿安娜出生。1993年,俄罗斯宣布恢复布罗茨基的国籍,但诗人并没有返回那里。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在纽约安然辞世。诗人病逝后,先葬于纽约近郊。按诗人的遗愿,后来迁葬到意大利威尼斯城的米歇尔公墓。威尼斯是他夫人玛丽亚·索扎尼的故乡。诗人的去世俄罗斯新闻界称之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可见评价之高,也当之无愧!

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渊源有自。关于这一点,他在他的《诺贝尔演讲》中有所说明:他说他要感谢他的五位诗歌导师———其中两名是英语文诗人,即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和奥登。布罗茨基与前者并未谋面,当然不可能亲炙他的教诲,但当他22岁时,从友人处借到一册弗洛斯特的译诗,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氏的婉约的风格、深藏的、受到克制的恐惧等完全征服了布罗茨基,有关诗歌的理解,他是从弗氏开始的。可以说,弗洛斯特是布罗茨基在诗歌这一领域的启蒙老师。美国诗人奥登在布罗茨基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并将他推荐给西方诗坛,自此布氏逐步登上顶峰。布氏从奥登那里吸取了许多的营养,如对世界所持的悲观立场及冷静态度、捍卫诗人的神圣使命及追求诗歌的张力等方面,都源自奥登。为此,布罗茨基称奥登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诗人”。布氏还受惠于三位俄罗斯诗人,他们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1892—1941)和曼德里施塔姆(ОсипМадельштам,1891—1938)。关于阿赫玛托娃,前面已经谈过了,这里不再赘述。茨维塔耶娃是著名的苏联俄罗斯女诗人,其作品的主题是有关爱情、死亡等,俄国十月革命后曾一度流寓西欧,后来返回苏联,但她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于是她苦闷、徘徊、无法解脱。这些都表现在她的诗中,另外,在她的诗中布满了问号和感叹号,借此表白自身的内心世界。最后,她无以自拔,以死为归宿,自杀身亡。所有这些,无不感染布罗茨基。另一位影响布罗茨基的是曼德里施塔姆,他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诗人,他的身世与布罗茨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曾两次被流放,最终埋骨西伯利亚。这两位诗人能不同病相怜么!布罗茨基其人其事具有什么意义呢?他一身兼二职,既是苏联俄罗斯诗人,又是美国国籍的西方诗人。为此,他一方面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诗歌的传统同圣彼得堡的诗歌传统,另一方面他又从西方诗歌中吸取养分,如他对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喜爱与模仿。对这两方面的文学传统,他不仅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将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且将之发扬光大。再者,在布罗茨基的诗作中,也是在他的心中,并非全是“寒冷与黑暗”及绝望,其中也蕴藏着一抹阳光,一丝亮色,这就是他对艺术的极高评价。

末了,不妨谈一谈诗人布罗茨基的中国情结。布氏的父亲在海军中服役时曾到过中国,1948年他退役归来,带回三只好大的柳条箱,箱子的上面同四周有好些大的像章鱼样的汉字,箱子里面装了不少从中国带回来的东西,如中国的丝绸、字画、宝剑及瓷器等。这些东西后来就放在家里,或挂在墙上,使这一空间具有极其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布罗茨基孩提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由此他必然对中国及其传统文化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再有,据诗人自己讲,他在地质勘探队工作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上遇到大雨,船靠到右岸(中国这一边),因而在中国这一边呆了一会儿。这真是与中国有缘!在布罗茨基的诗作中,有一首题名为《明代书简》(1974)是以中国为主题的,分两部分,即两通信扎。第一通,是明代宫中的人所写,转述皇帝的骄奢淫逸、昏庸、残忍和百无聊赖。第二通是写一位望夫归来的妇人(有可能是孟姜女)的家书。现将第二通信,及诗的第二部分引述如下: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可惜,那归途却远不止千里呀，并不始于足下,尤其

当你每次都从零算起。

一千里亦罢,两千里亦罢，反正这时你远离你的家，语言无用,数字更于事无济，尤其是零,无疑是一场瘟疫。

布罗茨基的《明代书简》不禁使人想起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波斯人信札》,它们所叙述的都是东方的事,布氏是否是受到孟德斯鸠的影响呢?诗人具有极其强烈的中国情结,晚年他曾认真、刻苦地学过汉语,他遗留下的许多笔记证明了这点。可是天未假以年,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多么遗憾啊!换位考虑,我国,即中国,对布罗茨基也是情有独钟,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就两三年,他的著作即被译为汉文在中国出版,后来又出版了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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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波(1963-),女,黑龙江牡丹江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