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学生三点要求 抱定宗旨 砥砺德行 敬爱师长

第一篇：蔡元培对学生三点要求 抱定宗旨 砥砺德行 敬爱师长

北大何时再出下一个蔡元培？

蔡元培对学生三点要求：抱定宗旨

砥砺德行

敬爱师长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作为满清遗物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这座清末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 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说，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由于学生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识的深浅，只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的教员，特别受欢迎，因为将来毕业后“有人提携”，有阔老师做靠山。他要求北大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他又要求学生“砥砺德行”，“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敬爱师友”等。他还提倡让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独立去评判。他还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主张沟通文理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些主张和措施，不但使北大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开创了近代高校学生自由研究学术之风。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对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五四运动最终导致蔡元培挂冠出走后。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千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蒋梦麟：实现学术自由不受政治干扰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初到北大的蒋梦麟比较顺利地开展了工作，从而为蔡元培重回北大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9月12日，蔡元培在各方期待下，重返北大复职视事。在此后的日子里，蒋梦麟便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在此后的日子里，蒋梦麟便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

蒋梦麟认为，正像西方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旧瓶不能装新酒”。作为新思潮的发祥地，北大既有新精神，便不可不有新组织。犹如有了新酒，不可不造一个新瓶。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创设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梦麟自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根据教授治校的原则，蒋梦麟于1920年创设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四大部。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司行政，教务会议司学术，总务处司事务。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行政会议，为北大首创。蒋梦麟首创的行政会议有点类似于西方民主政体中的行政机关。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委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一半采纳民主的意思，一半采取效能主义。

在蒋梦麟主持完成的这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能够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使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关，并以无畏地追求真理，作为治校的基本准则。

蒋梦麟提出自己的期待：

第一，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第二，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种思想上的胆小鬼，被北大渐渐儿地压服了。北大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北大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北大同仁所不为的。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此后中国在政治上风暴迭起，但北大却在这一批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

胡适：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 胡适在旧北大执教二十年有余，无论在蔡元培长校期间的“新政”，还是蒋梦麟长校期间的“中兴”，胡适的影响重大。胡适本人长校的旧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艰难困窘、风雨飘摇的三年。

1917年8月，在陈独秀力荐下，从美国学成归来满腹西方民主思想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蔡元培校长对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很是赏识，使其参与了北大一系列的改革。

1919年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招收女生，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建议得到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蔡元培校长的赞同，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1946年8月16日，胡适主持召开了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讨论和研究北大院系新建制以及教师聘请问题。

在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向全校学生动情地说：“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他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大家一起反省，这或许可以解读为既反映了他一贯的教育思想，也反映了他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心态

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胡适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和与18位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并着重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当今宪法正在制订之时，政府即将还政于民，尤赖教育之普遍推行。”又提出六条供政府参考的具体建议。

1947年春，胡适在北平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教授们组织了一个“独立时论社”，胡适办的这个《独立时论》在当时颇有点像储安平办的《观察》，《观察》也是打着“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储安平创办《观察》时曾于1947年1月21日写信邀聘胡适为《观察》撰稿人，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扬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这也正是胡适办《独立时论》的“独立”立场了。

那时候，北平的学生运动也开始渐渐高涨，风起云涌。5月5日胡适在南京接见《申报》记者时借“五四”的二十九周年发表他语重心长的谈话，他热情肯定“五四”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政治性过早加强了，总觉有些遗憾。他说：“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思潮的基础之上。”从新思潮时代出来的人应该继续向新潮流走，新文化走，即向前走。

胡适认为，要克尽自己的职责，还得在思想文化上作最后的努力，经过一番沉静的思考，他终于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大旗。1948年8月初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自由主义》的长篇广播，强调了两百年来世界范围里的自由主义演进史的两大贡献：一，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二，“不流血的和平改革”。他认为坚持这两条可以渐渐革除“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政治格局，使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法治实践渐渐上轨道。

胡适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显然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的阐释与宣扬目光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格局上。他劝导国民党要容忍反对党，要尊重反对党的政见与信仰；他也劝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与国民党携手共同走上“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大路，刷新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东风西风式”的政治旧格局，努力开创自由民主容忍的政治新气象。

1947年，胡适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的讲演中特别指出：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五四”以来，“极左与极右的均出自北大”，“政治逼人”，“历史又无法回避”，“北大要始终坚持自由与容忍”，才能纾解目前的困难，为国家为民族多多培养与保存人才的种子。――他根据这些意思又撰成《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纪念论文在《大公报》发表。

迷失的中国校长：何时再有蔡元培？

世上既无蔡元培，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学术良心并且仅能依靠学术良心的院士痛斥“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二OO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又看到，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

中国所有正规大学就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的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

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远不上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位教授。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教授是不能以自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它所承认的是权力，即使是学术地位和声望，也要通过它的确认和整合才有其合法性。所以它的基本规则就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覆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说，任何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高的奖赏，按照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封官。与此同理，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但是如果能够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力，甚至学术荣誉。

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几乎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参考资料：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人民网 《蔡元培的北大时代》，中国新闻周刊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作者：章立凡，共识网2010年5月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蒋梦麟与北京大学》作者：马勇，《传记文学》2006年第7期 《胡适与北大》时代人物周报

（原文载《世上已无蔡元培》作者：韩水法 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