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那班人

第一篇：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那班人

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那班人 南方周末记者 赵 蕾 2007-06-06

１９７７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改变人生道路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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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律系７７级学生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毕业时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这个约定一直没能实现。

１９８２年，全班８２人，他们四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委书记。

１９８５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烟台大学校长。

１９９２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干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

三十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北大法律系。

我要上大学！

在“心中有话对党说”的命题作文里，姜明安恨不得写尽他十年的苦盼

郭明瑞最晚报到。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他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来照顾妻儿？

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他一人考上北大，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尽管如此，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起，直到踏进北大校门，郭明瑞没有“大喜”过。

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２０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武树臣没想到，１９６８年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时，自己还是个２０岁出头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还娶了个四川姑娘。

“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丸。就在备考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女友约定互相不看望对方，仅有的一次，是女友带了一瓶四块多钱的炼乳和猪肝，“说是给我增加点儿营养。”回忆往事，武树臣脸上还有幸福的神采。

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１９６７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１９７５年他还考上了汨罗县的五七大学。不过，开学不到一周，他偷偷跑回家了。第二天，学校来人把他“抓”了回去，开集体大会，批判他的行为有违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此后，他不跑了，在那些围湖造田的日子里，在湖边用芦苇搭起的棚子里，他用心看高中教材。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此时，姜明安正在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他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两个班百来人身上了，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几个月后，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时，“都快高兴死了！”

“我要上大学！这些年来，我读了很多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近代中国受尽屈辱„„我们国家的富强必须靠知识！”——１９７７年１０月湖南省汨罗县高考考场上，在“心中有话对党说”的命题作文里，姜明安恨不得写尽他十年的苦盼。

１９７８年初的某一天，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之前，何勤华曾因干重活导致肝脏肥大，失去了参军机会，他不想与大学失之交臂。这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在父母眼里，就是不考大学，“前程也很光明”。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正是这种特别的环境，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７７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８日，当上海的列车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凌晨３点多，北大的老师们已经在出站口等候。

何勤华坐上学校的汽车，穿过偌大的北京城，来到未名湖畔。此时，姜明安正用板车将他的书和其它行李运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拖拉机到县里的火车站。站台上，他和曾经共同挑灯夜战的同学们依依话别。他未来的同窗正从四面八方赶往未名湖，赴一场长达四年的聚会。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１７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我确实太小了，”宋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很多人都下过乡，当过老师，当过干部，当过兵，他们的阅历远在我之上。”在这样一个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里，宋健说年龄小的同学确实难以参与竞争。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１９５５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７７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李克强、何勤华当过基层党团组织干部，陈兴良（北大法学院教授）高考前是县公安局的文员，姜明安、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主编）、武树臣都是中学教师。他们中多数是“误打误撞”走上习法之路。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也没能如愿；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没有上成；陈兴良在一篇怀念昔日同窗周振想的文章中，称自己也没有将法律作为第一志愿；周振想报的却是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果。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７７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王绍光坦言，本科期间他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日后的影响更大。他收获了比纯粹法律知识教育更宝贵的人格熏陶。

当时的北大

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按照规定必须阅读的马恩原著都读了，但当时很难读懂。”宋健承认自己较难领会马恩原著。这或许是大哥哥们觉得她不成熟的原因之一。阅览室的各色期刊，当时国内外著名的小说，宋健倒都翻了个遍。她最喜欢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的结尾至今仍令她感怀：“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陈兴良记得，他们入学那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伤痕文学”扑面而来。每天中午１２点，何勤华的宿舍里，七个人围在陶景洲的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今天》创刊。由诗人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王绍光告诉本报记者，那时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最为流行。”陈兴良说。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工工整整地贴出来，持续了半年，我们都去看。”何勤华将中文系、哲学系和法律系作了比较，他觉得法律系的同学不张扬，相较之下不如中文、哲学系活跃。

“大家也没少折腾。”杜春（司法部法制司司长）回忆，当年只要是社会上最关注的问题，大家都要“折腾”一番，“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是当年各种论争交汇的地方。杜春还记得，他们参加过两次著名的游行。一次是１９８０年中国男排逆转战胜南朝鲜男排，整个北大校园都沸腾了，后来有人点着火把，出了校园到街上游行；另一次是人民大学的校舍被占，他们跑去声援兄弟学校，也是群情激昂。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

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

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照片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提供，特此鸣谢）

姜明安还保存着一张大三时的黑白照。

坐在前排中间的长者一身黑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意。他后排和左右的几位年轻人精神抖擞。这位长者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前辈龚祥瑞先生，其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龚老先生的右手是姜明安，左边是陈兴良。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强、王绍光、李启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刘凤鸣（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陶景洲（现为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执行合伙人、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

“龚先生讲的比较宪法，很多内容都和比较政治相关。”王绍光告诉本报记者，他对政治学的兴趣和龚老先生的启发直接相关。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北大法律系７７级８２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的热衷者。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文革十年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龚先生讲授的民主宪政真义，恰似天降甘霖。”提起龚祥瑞，何勤华眼前能浮现出老先生讲课时的十几种表情。班上爱好摄影的何山（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巡视员）将龚老的很多表情留影存照。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姜明安说，龚祥瑞主张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有些主张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对“责任”的讲解：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姜明安开始“抛弃”了Ｂ．Ｍ．马诺辛的《苏维埃行政法》，转向詹宁斯的《英国议会》、戴雪的《英宪精义》，并在１９８１年开始自学英语。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他们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姜明安没想到，临近毕业时，龚祥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老师怕我研究行政法将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姜明安如今忆起唏嘘不已。龚老虽抱着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及民主宪政的宏愿，虑及学生未来生计时，却坚定地告诉他中国没有搞行政法的土壤。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热血。“也许吧，但那毕竟需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龚先生答。１９８５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间，他体会了龚祥瑞当年的忧虑，在１９８９年通过行政诉讼法前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咱们是人民政府，人民怎么可以告人民政府呢？这不是搞西化吗？”其时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国之难。

“黄埔一期”与“未名的７７”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

教过７７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

杨敦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是人治？法治？还是人治法治相结合？肇始于１９５０年代的人治法治大讨论经过了１０年冰封，迅速解冻——“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１９７８年２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在政治直属小组会议上就中国法制问题发言时一再强调在当前中国宪法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老是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１９７９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１９８１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姜明安说，在那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都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刑法和刑诉法的颁布，在杨敦先看来，至少结束了那段“无法无天”的历史，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刑法颁布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教员和其它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忆起李志敏教授，何勤华感念至深的是老师的无私，“当年我连‘的地得’都分不清，李老师手把手辅导我写论文。”武树臣对自己的启蒙老师张国华同样深怀敬意：“张老师的宽于待人、甘于寂寞至今仍影响着我的为人处事。”

１９８２年，“黄埔一期”毕业。除了四位留校外，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出国留学。陶景洲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律师。刘凤鸣是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法律总监。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今年４月，他还被英国智库评选为影响中国５０位华人之一。何勤华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外法史研究之路，如今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杜春称自己大学四年完全是稀里糊涂地过来，最后“凭北大法律系这顶光环进了司法部”，现为司法部法制司司长。他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班中，像他这样的人多的是。

年纪最小的宋健毕业后回了老家，现在是江苏省高院的法官。２００２年，北大法律系７７级聚会纪念毕业２０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７７”。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xiexiebang.com/content/9576

第二篇：北大法律系毕业生求职信

尊敬的领导：您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求职信！我对法律行业有着浓厚兴趣，并且希望暑假期间可以在贵公司进行专业实习，相信以我的专业知识和踏实的工作态度会为公司带来一份微薄的收获。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系统学习了《民法》《刑法》《婚姻法》等专业知识，并于200X年X月至X月在“XX公司”进行了为期X个月的实习，通过这次实习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在过去的三年大学生活中，我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各方面知识，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使自己朝着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发展方向不断努力学习。我的英语达到六级(cet-6)，计算机通过国家二级，连年获得奖学金。在努力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学习并顺利考取了《XXXX证》《XXX证》的资格证书。企盼着以满腔的真诚和热情加入贵公司，领略贵公司文化魅力。在即将走上社会岗位的时候，我毛遂自荐。同时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给予我的关注，愿贵公司事业蒸蒸日上，屡创佳绩，祝您的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殷切盼望您的佳音，谢谢!此致敬礼!

第三篇：顶级法律职业之路这么走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刘凤鸣陶景洲现身说法 律新社名家谈

顶级法律职业之路这么走！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刘凤鸣、陶景洲现身说法

律新社名家谈

律新社作者 | 路小艺 编者按

此文4000字，阅读需要5分钟。纯大咖，纯干货！4月25日上午，由上海交通大学法社会学中心主办、律新社协办的“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四十年：如何走向世界”主题讲座在交大凯原法学院举行。通用电气（GE）全球副总裁刘凤鸣和美国德杰(Dechert)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陶景洲，回顾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的法科教育历程及职业发展之路 —— 从律师曾被认作最差的就业分配，到成为最佳的职业选择；从法律人出国留学，到积极寻求回国服务；从法律人限于对本专业的深入探索，到用跨学科的视角看问题，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发展四十年，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前进发展的四十年，是随着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去日趋国际化的四十年。未来，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国际化的姿态走向世界。40年前，一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未来的高速发展播下了种子。

那一年是1977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结束文革十年**后，在这一年恢复高考，这一年入学的大学生，也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对日后的中国甚至世界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977年对很多人来说，是改变人生道路的一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深秋，通用电气（GE）全球副总裁刘凤鸣和美国德杰(Dechert)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陶景洲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北大法律系当年招收了82名学生，这些学生的背景不同，成长经历迥异，对法律专业的认识深浅和兴趣浓淡也各不相同，得益于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大家40年来坚持不懈的钻研以及对法治的执著追求，他们在毕业后的几十年成为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各个领域的权威，甚至创始人。他们被称为北大法律系“黄埔第一期”。这其中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北大著名行政法法学家姜明安、刑法学权威陈兴良、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王绍光、物权法主要起草者之一的民法学家郭明瑞以及华东政法大学前校长何勤华等众多当代名人。

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 4月25日上午，由上海交通大学法社会学中心主办、律新社协办的“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四十年：如何走向世界”主题讲座在交大凯原法学院举行。刘凤鸣、陶景洲两位大律师，作为中国法律行业发展的亲身参与者和历史见证者，用自己的经历、一路积攒下来的宝贵经验，以及对未来高瞻远瞩的展望，做了深入、专业、透彻又极具建设意义的分享。刘凤鸣律师现场分享，陶景洲律师视频连线 上海交通大学法社会学中心是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而设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凯原法学院教授李学尧主持了此次讲座。李学尧教授还是今年刚刚出炉的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近40名法律界的学术代表和机构代表参加了本次讲座，代表中既有即将奔赴哈佛法学院等著名学府深造的青年才俊，也有已在政法单位耕耘几十年的宿将。主题讲座以两位成功法律人士对40年法律学习和执业经验的全景式的回顾为契机，立足于以更高的视角审度未来，对每一位法律界人士而言，是一场难得的精彩分享。

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82年宪法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北大法律专业还属于绝密专业，绝大多数人将来要从事政法工作，对党要绝对忠诚，必须要根红苗正才能参加法律系。对这样一个背景下的法律教育，陶景洲律师总结了五个方面：一是，当时的法律专业专政特色比较明显，主要是培养未来的法院、检察院的人；第二，当时的法律教育受苏联的影响比较大，主要还是国家与党的理论比较多；第三，以批判为由，引进了西方的法律理念；第四，由单纯的理论性研究做了进一步突破；第五，有逐步开放的课程设置。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点的突破。那个年代在学校里面争论的最激烈的，就是法律和政策的关系到底怎么界定，到底是政策大于法律，还是法律大于政策，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摆平？

开放的思想促成了一个宪法原则：一切政党、社会组织都要在法律框架下活动。八二宪法正式开启了改革时代法制建设的大幕，设定了法制建设的合法性基础和边界，承诺了对法治国家的追求。可以说，八二宪法的制定，与当年对法律和政策关系的争论，有十分紧要的联系。如果没有学术理论上的突破，也就不会有1982年宪法的相应修改。

二、40年前，律师是最差的职业选择？

两位律师回忆1982年毕业的时候，大多数同学的工作分配是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各个部委，律师成了就业分配最差的去向。刘凤鸣、陶景洲毕业时则选择参加研究生出国留学考试，分别去美国、法国留学并分别在美国和法国开始了律师生涯。后来他们都发现，法律人最好的职业选择还是律师。这是时代的发展，也是法律人的机遇。当时的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中国律师还没有任何走出去的经验，没有和外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对于国际官司怎么打，兼并如何处理、技术许可怎么安排等等，没有任何的经验。另一方面是，随着外商逐渐进入中国，一大批外国法律服务提供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律师事务所，以一种顾问公司的形式出现了。1992年10月20号，中国正式批准了12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从此慢慢放开了中国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执业的限制。那段时间，大量的外商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的缺乏了解，需要通过理解他们的语言、语境、日常工作规程的人，来帮助解决问题，一些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最主要的参与者。但是，对外商来讲，不光是如何在中国成立一个企业，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他们在华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与合作伙伴的纠纷，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此时，刘凤鸣和陶景洲也开始思考他们的前途规划，一方面是国内缺乏具备在海外学习、工作经验的法律人才，一方面是国外缺乏具备在中国从业经验的法律人才，而他们两位正好都具备这两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两位远在美国和法国的执业律师一致认为，中国最需要的可能不是再多一个处长，或者副处长，而是多一些做实务的，他们应该选择回国服务。1992年，当时在美国律所已经做到第五年律师、再往前走一步就有机会成为合伙人的刘凤鸣律师决定放弃在美国继续发展的机会，回到国内。他给一家外国事务所写信，要为他们在中国的事务做些贡献，却遭到了拒绝。后来，刘凤鸣律师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跟对方讲：“你们暂时不需要律师，但是可能需要一个翻译，而且是专门懂法律的翻译，我肯定比一个学外语的人更专业。” 当时这家律所的北京办事处有几个美国律师，他们就以一个类似于法律助理的身份聘用了刘律师。国内对外国律师的大量需求，加上个人的努力，三年之内，刘律师从一个法律助理做到了律师，又到合伙人和办事处首席代表。在这个岗位上被该所提成合伙人的，刘凤鸣还是第一人。刘凤鸣认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重塑的。这种环境下，很多机会是在其他法律市场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早已经过去了。像刘凤鸣、陶景洲律师这样，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度参与许多重大项目，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刘律师举例说，中国证券交易方面的法律人士，他们从证券市场的设立到法律体系的设定，都是创始人。这样的职业经历在法律领域十分难得。如今，中国企业大批的走出去，大量的国际兼并，使得中国律师有机会在国内律所和企业快速成长起来。

三、潜下心来学好技能，终生有益

刘凤鸣律师后来又进入微软中国做总法律顾问，在微软十四年中，几乎每次比尔·盖茨来中国访问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到微软访问，他都是主要负责人。这也让他这个法律从业人，介入到一些相关行业，包括公共政策、政府事务。后期他在微软更多的是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这样在公司商业决策方面，也有了参与的机会，越来越了解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怎么读资产负债表，怎么了解公司的营收、公司的现金流、产品的推出、市场推广等等。因此，刘凤鸣律师讲到，法律教育作为一个职业来说，其实可以把路子想的更宽一些，它不一定是限于如何解释一个法律条款或者合同条款，甚至说不一定在法律这个行业里面。但是你受法律教育的过程，你所学到的，所遇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对你一生都是很有益的。从微软到通用电气这样一个老牌工业制造企业，刘律师发现他在微软公司积累的很多经验和经历，特别是在软件、云计算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都很有用。通用电气目前正在从一家传统的工业企业朝着数字化工业公司转化的过程中 —— 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来提高其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售后服务的效率，从而彻底改变企业自身和为其客户带来的价值。刘凤鸣律师说，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加入通用最初的原因是微软公司的法律问题是相对单一的，主要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事务；而通用电气有近十个不同的业务板块，从航空发动机到发电设备到医疗，从交通到照明，再到金融和数字化等等，这可以有机会接触更多其他领域。职业发展中职业规划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是基本技能的培养，只要在所从事的领域里，专注地潜下心来好好学习，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那在今后的职业生涯当中，总会发生作用的。刘凤鸣感叹，不成想，这个职业变化的过程当中，在微软这些年的积累，对现在在通用有很大的好处。

四、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

回看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四十年，刘凤鸣律师认为，法学教育改革的步伐有点慢，或者说法律教育跟不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的速度，这是法律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说我们的法学教育现在有没有关注和研究新的经济模式和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法律问题？ 随着新一代工业革命的深化，“信息跨界”流通，人工智能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之前没有的新问题。如何从法律的角度合理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新一代工业革命的发展速度。欧美法律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已近十多年了，中国在这方面研究还较少。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法律适应新的发展，同时既具有能够适应目前技术的发展过程，又不给新的技术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不是中国法律教育特有的，国外也有这种问题。刘凤鸣律师认为应该考虑多元化的教育方式。他说，我们现在提倡的工匠精神特别适合法律职业。所谓工匠精神就是要锲而不舍地对某一件特定的事情一点一点做下去，同时有传承的过程，就像学徒跟着师傅学习某种技能的过程。法律教育可以考虑引入“学徒制”，也许从法学院学习后期开始，跟着资深的律师学习，耳闻目染跟着他学，这种学习过程是很难替代的。陶景洲律师还给出了要多动手、加强写作能力的建议，他说就像出租车司机一样，开车开多了，路就熟了，这对于律师来说是同样的道理，你写东西写多了，也就写好了，做得多的话，会知道哪个地方会有潜在的风险，哪个地方会出事。同时，两位律师也提到要使法律教学与实践更多结合起来。早期做法学教育的人大多没有当过律师，没有当过法官。他们当时解释传递相关信息，有天然局限性。但是，现在可以引进多方面的人才。法律人也应该学习和关注相关领域的发展，通过跨学科的学习，加上专业的功底，为未来业务的开拓增加竞争优势。对比过去，如今在国外律师事务所做到合伙人的中国人，可能有成百上千人。市场机会仍然很多，竞争的人也更多。但是，市场上新领域的法律需求仍在不断在发生，尤其是新一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的法律问题和需求，不管对中国行业发展还是对中国法律职业发展，还将带来很多的机会。所以，在法律教育和职业发展过程当中，法律人要理解或者了解周边的大的经济技术动态，才会有利于做好下一步的工作，才能把握好新的机遇和应对新的挑战。回看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发展四十年，方方面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从1977到2017，刘凤鸣、陶景洲经历的是个人职业生涯的起飞、成功，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巨大变迁，法律专业从一个绝密专业，到如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大构成，这是中国法律行业的前进跨越，更是中国法治的进步。未来，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将在更大的挑战中走向世界！GE全球副总裁刘凤鸣在本次主题讲座前接受了律新社【大咖来了】专访，和律新社进行了深度对话，敬请期待！律新社CEO王凤梅专访GE全球副总裁刘凤鸣

第四篇：海口海之南外国语实验学校 黄埔一期培训心得体会

黄埔一期培训反思

2013年7月14日本校集团一百多名教师到文昌海之南集训，我有幸成为这其中的一员。这次集训主要是以整合教材、备课为主。

7月14日中午我们海口一行14人，背着行李、坐着动车开开心心的来到了文昌。当天晚上就举办了开营动员大会。会上明确说明了本次培训的目的以及分学科、分年级备课的人员。这次开营大会让我感觉到了领导们一直在为学校的发展而不断努力，学校的未来充满希望，我的内心也充满了希望。

第二天，一场新课标的学习、备教材、备课的改革开始了，每天早上7：00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0：30，每个年级组首先以整合出各知识点以及整个学期的课时安排进行讨论。在期中我们还听取了优秀教师的讲课，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思想的火花冲击，在后面的学习中备课的格式、字体、内容都有相当细致的规定，有时为了备一个课时而反复修改十几遍，立求做到尽善尽美。

这次培训，使我认识到学习就是研究、反思、成长、发展，只有在动手实践中才能掌握、才能理解、才能体会。百年大业，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学校要提高办学质量与水平，必须依靠教师，特别是一批优秀的教师，学校的优秀教师从何而来，可以引进，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依靠学校培养，那么教师培训就是优秀教师的培养途径之一。本次培训，可以看出学校是非常重视的，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与支持。常言道，一份汗水一份收获，在培训中，你付出了多少就收获了多少，学无止尽，我们需要学习，再学习。

林飞青 2013-8-29

第五篇：北大光华女的超强面试经,积极尝试,善于总结,让人受益匪浅!

北大光华女的超强面经！感动之余，真的受益匪浅

【序】

从9月底投简历开始，到12月23日最后一场面试，我走过了4个月的求职路。

从一开始，我在找的就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经历。

所以我不厌其烦地做了60多个网申，参加了70多场笔试和面试。4个月里，我见过了近百个面试官，遇到了上千个面试者。

12月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问我，你还面啊。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看看各个行业，看看各个公司，当然更重要的是，看看各个公司里的人。于是我的面经也不会把重点放在面试本身或面试技巧，而是记录一下这些难得的见闻、体会和感触，算是给我这个浩大的工程办个朴素的奠基仪式。

【第0篇】长篇大论前的简短综述

第一，汇报客观结果。网申的60多个公司中，32个通过了简历筛选，7家公司在进入面试流程后因为时间冲突或其它原因主动放弃，最后拿到了7张offer，另有3家公司通过了全部面试，但询问入职意向的时候拒绝了，也就没有见到offer letter的真面目。

最骄傲的point是从大二各种模拟面试、实习面试开始，一直保持群面的不败战绩，这次求职也一路所向披靡，可惜在最后一场打酱油的群面中第一次做了炮灰，默默地抹掉它吧……

第二，对于求职的总体准备。

我基本上是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面试者，同一张简历，同一版本的自我介绍，以及简历背后同样的故事。所以我个人推荐的对于求职的总体准备是：第一，写一张美丽的简历（这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详细说起来又是一篇长文）；第二，把简历中的每一句话都扩展成一个至少可以讲5分钟的引人入胜的故事；第三，准备一个有逻辑的自我介绍，能够恰到好处地“带领面试官读简历”（大部分面试官都是在你自我介绍的时间里第一次看简历）。把这三件事做好，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但把这三件事做好并不容易，我琢磨这三颗玉石琢磨了四个月，也没有磨到完美无暇。

与此同时，我有三张面具，对应我的三类目标行业或职位：第一，会计类，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实业公司里的财务岗位，这时候我是一个来自中国最高学府、学习刻苦、专业知识扎实的会计学生，做过许多相关实习，热爱会计工作，深知会计工作的意义；第二，咨询类，这时候我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强，非常喜欢与人沟通，对任何事情都充满热情和兴趣；第三，快消类，这时候我对快消业有着长期以来的兴趣，喜欢在快速变化和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证明自己。物理上我也有三件不同的衬衫，对应咨询业的是一件纯白的衬衫，对应快消的是一件紫色的衬衫，胸前有缎带的花边，而居于中间的会计类，穿一件红白条纹的衬衫。

总体的准备是我的内在，三张面具只是面试时的状态和强调的重点，两者相辅相成。最后我发现，戴着第一张面具的时候最累最虚伪，这是后话了。

三个行业最终都有斩获，我想也就都有一点发言权。这个超长的综合面经将主要按这三类展开，会计类再细分成两篇，希望给对这些行业感兴趣的后来人一些帮助。

【第1篇】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本来我很有志向集齐四张offer letter，可惜德勤早早参透了我的阴谋，连简历都没让我过，所以也就只能永远地留下这个“三缺一”的遗憾了。

对于求职来说，四大是一个很好的练兵场，因为它们的招聘流程高度标准化，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客观的，可以完整地体会网申（包括OQ）、笔试、群面、经理面试、合伙人面试，竞争者的整体水准也不错。不过，无论你抱着什么样的目的面试四大，都一定要事先大体了解一下审计是做什么的，否则面试官可能不会给你难堪，但是你自己会觉得很难堪……

作为一份工作，四大被应届生讨论得很多，褒贬也尤为参差。建议每一个向往四大、有意向签四大的人，都尽量在入职前做一段时间的实习。像我，虽然一直对四大有接触有了解，在这个月的实习之后才真正对审计这份工作有了体会。它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角色，能做好的人也许有很多，但做得好同时能让自己感到享受的人，是需要一些过人之处的。

关于这四家之间的比较，我简单说些个人认识。首先，四家之间对于雇员来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而寡头竞争是这个市场所必须的，他们不会相互看不起，不会相互贬低，对于求职者的最终选择也很尊重；第二，从我的接触来讲，对普华感情最深也最欣赏，总体而言做事更专业吧，客户质量的优势也很明显，对KP确实有一些不满，主要是它们家的HR对应聘者态度真不怎么样，不过据说对雇员很好，安永虽然现在外传非常动荡，在中国的客户质量也相对较差，但是我见到的staff都非常优秀，整体感觉甚至超过普华，这也许和人少有关系吧，德勤始终没缘分，连office都没去过，就不评价了。

下面说说拿到offer的三家的面试过程。

**安永**

最早拿到的是安永，暑期的SLP（Summer Leardership Program）。我本人非常喜欢这种一天搞定的面试流程，而安永把这一天安排得相当完美：在一天的时间里，密集地分布了公司介绍、经验分享、小游戏、茶歇和午饭，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三轮面试。每张桌子6位同学，一个manager、一个senior manager、一个partner组成一个面试小组，在三张桌子之间轮换——对于每一个面试者来讲，在一天之内见过了三个级别的面试官，对于面试官来讲，一天之内“审阅”了18位面试者，所以对于双方都是效率极高的方式。三轮面试中的第一轮是团队合作的小游戏，我们当时是用气球做一个能承重一个人的沙发，这是一个ice-breaking的环节，同时是展现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组织领导能力、沟通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的机会（很难全部展现，选择擅长和适合的角色）；第二轮是共同讨论一个社会话题，然后每个人就这个话题的一部分做英文演说，讨论的过程就像所有群面一样，个人演说就主要是对英文口语的考察了；第三轮是模拟审计，相当有意思的环节，先小组讨论，对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有问题的地方，然后分成两小组的人，一个小组把面试官当做客户，询问有问题的数据的背后原因，另一个小组把面试官当做审计组的manager，汇报分析和客户访谈的结果。我难以抑制对这个面试过程的欣赏，它的的确确是一个客观的、全面的、高效率的考察过程，而面

试者也在一天时间里对公司和公司的人有了很深的认识和了解。

这一天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热爱一份工作的人，真的会从中得到快乐。审计工作枯燥辛苦，四大里才做两三年就面黄肌瘦的人俯拾即是，但我们见到的Senior Manager和Partner，都喜欢炫耀自己的年龄，因为他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得多。面试我的Partner是大中华区最资深的Par，他说他到现在依然亲自参与部分的审计工作，因为他真的很喜欢“挑别人的错”。

面试结果应该是当天就出来了，综合三个人的打分和意见。我自己当天感觉相当良好，一周之后，在Accenture的office里，一小群竹子旁边，接到了我人生第一个offer通知。我激动地给大家发短信，我不会是找不到工作的人了~

**毕马威**

大三暑假的时候，我申请了KP的Elite Program。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二同学的项目，通过笔试面试即可在暑期的末尾参加一个有工资的9天培训，之后可以在寒假参加年审阶段的实习，所以推荐看到这篇文章的大二同学积极关注啦。不过在我大三那年，作为这个项目的第一年，竟然把大三申请实习的同学也混入其中，表示相当不靠谱。

略去抱怨进正题。Elite Program是一个笔试一个群面。KP家的笔试一定要看笔经，因为卷子是多年重复使用的，更重要的是你的竞争者们都知道这个秘密，你不看就是不公平竞争了呵，另外KP的笔试难度适中的同时给予较大的时间压力，推荐大家找来练手。对于笔试的另外一个小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寻求做完，事实上那份卷子并没有打算让你做完，最终决定你成绩的也是正确率，用我室友的话说，“交卷时你看到有人把答题卡涂满，就知道他（她）不会通过了。”之后的群面是8个人共同讨论决定一个预算方案的选取，对数字计算有一定的考察，不过大部分和正常的群面相似。这次群面KP的HR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半个小时的群面，五分钟之后那位HR姐姐就斜躺在椅子上，几乎不听我们的讨论了……也许她是面试得太多，也许她当天身体不舒服，也许她已然心里有数，但那样的姿态还是让我对她的专业精神表示很失望。

3楼

最终我通过了Elite Program的筛选，但这对于大三的我显然没有吸引力，所以淡定地放弃了。不过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好处，就是在全职招聘中免去了简历筛选和笔试环节。全职招聘我经历了颇为神奇的Manager面和Par面，很值得写一写。Manager面的时候，KP的要求是准备一个三分钟的演讲，介绍某一家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它的产品是怎样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非常致命的限制是不允许准备任何视觉辅助（如PPT，handout之类），也即只能靠嘴说，另一个小的要求是中英文都需要准备，面试时由面试官随机要求。考虑这些因素，我想到我必须讲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公司，不仅核心价值观很容易理解，产品也应当尽量生活化，以免用英文讲述时辞不达意。于是我最爱的迪士尼成为了我的不二选择，一来它的核心价值——“创造快乐”是不言而喻的，二来它的产品家喻户晓，而三条产品线（动画电影，游乐园，周边产品）相互平行各有千秋，说起来有滋有味又内容充实。这次面试的神奇之处在于，当我说到“Have you ever bought any consumer product from Disney? Maybe a watch, a cup or a handbag...“的时候，可爱的manager拉开袖子，正装之下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可爱的Mickey手表~当时我简直惊讶地难以言表！后来的行为面试也相当顺利，尤其是我稍作准备的Why KP深得她心（有需要这个问题答案的同学可以悄悄话留言），于是顺利晋级Par面。

而我经历的KP Par面堪称这4个月来单面中的极品面。众所周知，KP有很多本地Par，所以我所听说的大部分同学

都是大陆Par，至少是香港Par面的，但是我非常“受重视”地被分到了一个德国Par，通知我参加面试时，HR特别交代我要准备好英文。那天这位Par一定是无事可做，上来就让我谈这些年的生活，当我提到旅游的部分时，他兴奋地打开电脑，给我看他之前一周在迪拜旅游的照片，然后我们就聊起了迪拜，又从迪拜聊到了拉斯维加斯……大概就这样漫无边际地进行了四十分钟的闲聊，我已经相当疲惫，他的一句提问让我顿时清醒，“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for me?” 熟悉面试的同学都知道，这意味着面试进入尾声，我想太好了终于快完了，随口问了一个问题，结果他完全忽略我的问题，说，我还是给你说说我们KP的组织架构吧，于是从审计组的matrix结构，说到每个组大致的业务，说到每年公司会有什么样的party什么样的活动……就这样，又20分钟过去了……之后他再一次很耐心地问我，“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我已经累得快趴下了，赶紧说我没有问题了，您面试也很辛苦，结果他说，“No, it's very interesting talking with young people.I can know about their life, hobbies, personality, also their family.Oh, what do your parents do?” 我当时真想当场晕倒什么的，family的话题要是谈起来，又是一个小时啊……只好非常敷衍地回答一番，之后又被追问……我已经忘了这个面试最终是怎么结束的了，只记得当我精疲力尽地走出房间时，手表上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超出了近一个小时……而事后我听说，有同学面大陆Par，只面了十分钟就被赶出来了，但一样拿到了offer……

**普华永道**

从大二开始，我总共参加了普华3次笔试，3次AC，又作为LEAP成员，感情至深。就像我在Par面的时候对Par说的，“光华给我了学业上的教育，而在职业选择上的启蒙教育，是普华给我的。”这句话发自肺腑。我非常感激LEAP给过我为数不多却受益匪浅的培训，也非常感激普华给过我的每一次接触它的机会，虽然拒掉了两次offer，但依然有着很强烈的归属感。大二时第一次站在财富中心26层，从大大的落地窗看CBD的风景，那时的波动和向往，一直新鲜地藏在脑海。

说说笔试吧。今年普华改了延续多年的SHL，自主设计了一个简短却颇有难度的测试，建议大家笔试之前看看网上的笔经，否则有可能反应不过来题型的意思。这一次笔试我发挥得相当不好，归结原因就是太想拿到这个offer了（最重要的保底，你们懂的），而且觉得自己已经两次通过了笔试，这次应当表现得更出色。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难以集中精力理解和分析题目，时间压力又非常大，结果好几道题都出现了刚找出来答案、正准备点、屏幕跳到了下一题的情况。走出北理工的考场，走在天桥上，我非常沮丧，给妈妈发短信说，如果就这样和普华错过，也只能说是没有缘分了。

好在缘分没有就这样阻断，我进入了AC。普华的AC是小游戏+小组讨论+Presentation+相互challenge+Manager单面，由Manager直接观察小组讨论，我认为比起大多数公司由HR甚至外包的HR观察的方式更加客观也更加专业。小组讨论的内容被分成了10个piece，每5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人手中有两个piece，阅读后与组员分享，这种信息分享的方式很独特，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风险，如果你的小组中有同学不能很好的解释清他手中的信息，将影响全组的讨论结果。我在有了前两次AC的经验后，非常注意向分享信息的同学确认他手中资料的重点，并努力找到各个信息之间的逻辑相关性。从大二的第一次AC到这一次AC，我清晰地看到自己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所以真诚地建议低年级的同学们把握住任何一个面试的锻炼机会，它会极大地赋予你成长的空间。

群面结束后，大家轮流单面。Manager第一句就跟我说，我对你印象很深刻，刚才群面你表现得非常突出。于是基调就轻松了，大概地问了些平常的问题。最后她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国企呢，我说，我还是喜欢更有挑战的工作吧，她说，那好，我也给你这个机会。之后的一段话给我很大启发，她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么，我说，我每一次到四大

面试，都问同一个问题，您觉得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auditor，她说，我当年面试的时候，也问了par同样的问题，那个par是个外国人，但他墙上有一幅中文的书法作品，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忍，我走到今天，我想说很多的时候我就是靠着这个字，忍。

她的真诚让我非常动容，也让我第一次思考我是不是真的能在审计这份工作上坚持下去。

之后的Par面比起KP的Par面就平淡无奇了，一个香港的Par和我简单聊了聊家乡、学校、学习、实习什么的，典型的人品面。当我很真诚地谈起了我对普华的感情时，她也真的把我当自己人了。最后她对我说，给你offer了，一定要来哦。

只好，在这里向她道个歉了。

【第2篇】实业公司财务岗位

先来说说实业财务是怎么一回事吧。“实业”其实是个挺难定义的范畴，如果把快消业单独拎出去，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行业是能源和汽车，比较受大家追捧的还有IT、通信、房地产、医药等；而“财务”这个岗位事实上在实业公司中往往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但作为一份工作，特别对于女生来说，却是旱涝保收而且清闲稳定的代名词。

实业的财务部门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时，通常有两种“招数”：第一，列明具体工作内容，如应收会计、员工报销会计、出纳这样的具体职位；第二，以管理培训生的名义，这时候就看公司的培训体系是不是足够正规、足够厚道了，有的虽然是管培生的名号，但入职以后与第一种完全相同，有的则会负责任地让管培生在不同科目进行轮岗学习，但通常没有能够离开财务部门到核心部门轮岗的好事。

这么一说，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份尴尬的工作了。从长期从事财务工作的角度来说，在实业的财务部门，通常只能把一两个科目做得很专很细很擅长，却缺乏对财务工作的整体学习和理解，比起四大的审计工作来说，眼界要窄得多；从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来说，财务工作虽然至关重要，财务人员却很少受到真正的尊重和重视，销售和技术是大部分实业的核心，即便有朝一日成为CFO，开会时也大多默默地坐在CMO和CTO之后（这个说法不绝对，我只是说大部分情况下……）。

所以，对于广大的会计、财务管理或类似专业的同学来说，是不是走实业财务这条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个人志向了，包括对职业发展的期望、对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个人成就感的需求。

于我个人来说，实业财务一直是排在四大之下的选择，所以并没有特别积极地申请和面试，在时间和精力冲突时，总是“优先”放弃。最后通过全部面试的恰好分别是一家国企、一家合资、一家外企，于是这篇面经也许会有一些对比的趣味。

另外说一句，面试过程中基本不涉及专业知识，公司充分信任那张文凭给我们的教育。这条原则对于其它岗位也是适用的，于是这篇面经对于申请实业其它岗位也能有一些参考。

**广东移动深圳分公司**

坦白说，这是以练手为目的申请的。如果非要去一个地方的移动公司，我一定会选择温暖美丽的厦门。然而能够以本科生的身份走完所有的面试，我依然感到十分惊喜。

第一轮笔试在清华，前前后后坐着来自华北各地的研究生哥哥姐姐，大多是信科背景，考的又是我从来没练习过的行测，不免感到压力很大。行测是一件准备过和没准备过差距甚远的东西，这从我十多题没做完、无数题瞎蒙，而有些同学提前十分钟就交卷，这种强烈的对比可以看得出来。考试结束后哥哥姐姐们在兴奋地对最后几题的答案，而我连最后几题的题目都没有看到，只好默默地离开考场。出了门，给亲朋好友发短信说，“回去练行测，此仇必报！”

就在我以为笔试便光荣成为炮灰的时候，就在我和来北京开会的爸爸欢乐地吃着金钱豹的时候，我申请的深圳分公司也来到北京，通知我面试了。印象最深的是要准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个晚上我本来是要和爸爸看看电视、聊聊天的，结果变成了手忙脚乱地准备证件照、生活照、成绩单奖状复印件、网上生成的简历、自己的简历等等等等，本来觉得自己对求职的准备还算充分，在广移面前完全成为了热锅上的蚂蚁。

面试在北京香格里拉进行，签到的时候发现我是候选人中唯一的本科生，而我知道这和我有双学位密不可分，不少企业、特别是国企，视双学位如研究生，听说还有视党员为研究生的……当天进行两轮面试，一轮是HR面试，一轮是部门主管的面试，经过一轮才能进入下一轮。财务岗位是先面部门主管，一个三十多岁的男经理，看起来相当精明干练，问题大约围绕三个方面，过往经历、财务专业知识、入职的意愿。前两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广东移动对北京学生最看重的是愿不愿意去广东工作，作为一个目前没有男朋友的福建孩子，他对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回答完全没有怀疑，于是我顺利地蒙混过关，见了HR。HR是个敏锐的姐姐，虽然只问了我一些简单的行为问题，面试时间也只有20分钟左右，却迅速得出一个令我万分无奈的评价，“我怎么觉得你更适合去外企呢……”我很自然地把这句话当成了面试失败的信号，想想等待室里遇见的那么多靠谱的研究生姐姐，有的又是深圳人，或者男友在深圳工作什么的，我淡定地回去了。

没想到这个敏锐的姐姐并没有一票就把我否决，把我交给了更高级别的经理。这回是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叔叔，头发的数量和身材是比较典型的国企模样，面试气氛也严肃了许多，座位离他特别远，一种恐怖的距离感令我非常压抑。而问的问题也千奇百怪，比如北大的校训是什么之类，让我好几次惊慌失措。

其实我无从揣测这次面试的真正结果，因为最后我得到的答复是被分配到了东莞移动，东莞这个地方，我显然是很难接受的。于是在某个睡眼惺忪的早上，淡定地拒绝了，然后继续睡觉。

醒来后我就清醒地意识到，国企还是不好玩。虽然第一个面试我的部门经理信誓旦旦对我说学历不是问题，但学历最终还是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纯粹的学历歧视，等待室里那些比我大两三岁的姐姐们确实看起来就比我靠谱，而且年龄决定了她们会更安心地在财务这样的岗位工作下去、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生活下去。另外深圳移动其实很有方法测试应聘者的忠诚度，所有通过面试的同学要在11月-12月之间（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改变时间）去深圳进行实习，不实习则没有offer，实习则一定有offer。而11月-12月离开北京在深圳待着，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懂的。

有很多同学向往国企，其间的利弊十分了然。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多说什么，广东移动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参与面试的国企，后来我没有再申请任何的国企，也放弃了所有国有商业银行的笔试。因为我觉得那个敏锐的HR姐姐说得对，那也是我心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