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货发展史

第一篇：中国期货发展史

中国期货百年史

期货交易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期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坎坷不平的历程，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生命力，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与汲取。为了给中国期货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和期货交易界从事实务操作提供一个系统的历史线索，我们尝试编纂了“中国期货百年史略”，以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以时间先后为基本顺序，前溯至唐五代，重点对清代后期直至1992年前中国期货发展的历史及其壮观场面进行了粗略的描述。

一、清代：中国期货交易的萌发时期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一）清代商品交易中的期货交易萌芽

在各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一谈到期货交易市场，往往都提及其他国家。17世纪左右的在阿姆斯特丹开设郁金香交易中心市场，日本江户时代的稻米的远期合约交易。但是鲜有介绍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期货市场起步阶段的起点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开业，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纵观期货发展的历史，早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就已经有关于赊卖、预购等商业信用活动的发生与记载。到了宋代，江南、四川等地有关水果、茶叶等商品交易中赊卖、预购等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了清代，已出现了远期交易合同为中介的贸易形式。在茶叶出口贸易中，这种贸易形式尤常见。清代中期，中国茶叶大量出口到欧美，经营此项贸易的商人往往在收茶季节前就来到茶叶产地，与茶农或产地茶商订立茶叶远期交易合同，品种、价格、数量等预先讲定，并预付相应的定金。当时，蚕丝交易中也常见这种交易方式。

据考证中国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最早萌芽于宋元代，在明朝初期以“开中制”为标志的中远期交易得到蓬勃发展，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盐引来补偿，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叫开中制。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实际上是将盐产区的盐货交易与边境地区所实行的纳粮开中制度相结合，从而国家以远期交割的盐引套取民间商人垫付资金供给边疆军需，保证国家在盐粮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朝野政权的更替使得远期交易方式徘徊不前，甚至多次倒退。

清代道光年间洋商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他们常在鸦片船到达中国之前，预先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订货单，等鸦片船到岸后再由持单人凭单提货。中国南方许多旅行商人携带鸦片，把它当做白银的替代品适用。鸦片不仅被当做货币适用，而且鸦片订货单通常也被看做是货币。“用鸦片订货单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最终实现价值的不是现金而是鸦片，这样，鸦片订货单就成为了一种临时货币。”鸦片在内地被适用。上海宝顺洋行将鸦片预付给广州茶商，以收购内地茶叶。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太平洋行、旗昌央行和琼记洋行都同样垫付鸦片给中国茶商。1851年，A·G·达拉斯评论上海盛行鸦片贸易：“我现在发现，其他大多数商行都在用鸦片支付，我认为现金并不重要。” 鸦片战争后由于鸦片贸易的盛行，这种鸦片定货单居然在中国沿海一些地方成为类似于过去日本“米券”一样的流通媒介，充当起了“货币”的角色。因此一些专家把这种鸦片定货单交易视为中国期货交易的萌芽之一。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记载中，就已经有了“期货”一词。不过，那时的所谓“期货”，还只是一种远期交易，与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还根本不同。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现代意义的期货市场交易从1990年发展至今，仅有24年的历史。但是再往前追溯，中国期货市场萌发能追溯出一个世纪之远，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的生命力。了解中国的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也是回归本源，追溯本身发展命脉的过程。

（二）晚清证券交易潮的起落及交易所的出现 1862年，《上海新报》上曾有人刊登广告出售自己的股份。这表明，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有价证券交易。到1869年，上海已有专门从事股票买卖的外国商号了，其中最早的是长利公司（J.P.Bisset&Co.）。但是，由于这些商号在当时主要从事外国企业股票的买卖，因此，其社会影响还很小。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股票交易在沿海一些地方发展开来。到了1882年，在中国已出现了“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的景象，形成一种热潮。其时，股市上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其中多为中国企业股票。股价呈上升趋势。例如，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76年的市价为40－50两，到1882年则已高达200两以上。

1882年10月，“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该公司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几项：（1）确定每日股票市价，“逐日悬牌”，并送登《申报》，“务使涨则实宜涨，跌则实宜跌”；（2）抵押股票；

（3）代买卖股票。该公司本身亦采取股份制组织形式，“招股十万两，分一千股”。其内部组织则设正副执事二人，董事数人。该公司成立后，每天在公司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股价时有变化。该公司的设立促进了当时股票交易的逐渐规范化。

1883年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这场风潮使中国股市受到沉重打击，引起股价猛跌，上述平准公司亦在这场风潮中消失，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股市才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1882年的水平。1891年西方商人在上海创设了“上海股份公所”（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这个所谓公所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证券掮（qián）客公会，已具有证券交易所的雏形，只是由于那时的中国股市还处于有行无市阶段，该公所的业务量还很小。

1905年洋商又在上海设立“上海众业公所”，原“上海股份公所”并入其中。这个公所已经是当时在上海从事证券和物品投机交易的专门场所。公所经营重点为外商企业股票和橡皮股票。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席卷上海，累及该所，会员中破产者为数不少。

（三）清末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舆论准备 1904年，梁启超撰文倡办“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期望以此推销公债。他的这个倡议是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证券市场的反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个倡议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1907年，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叶又新等人重新提议创办证券交易所，并提出可以仿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进行组织。但由于腐朽的清政府未能给予重视，结果这个也未能付诸实践。然而，这些倡议为日后创办证券市场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二、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形成及大风潮的发生

（一）民初关于创办中国期货市场的呼声再起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股票发行数额逐渐增多，流通也渐广，上海的一些钱商、茶商、丝商等已经开始以股票买卖为副业。由于他们是在茶馆聚会、商谈股票交易的，因此，人们还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茶会时代。

1912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工商界巨子100多人参加。当时任工商总长的革命党人刘揆（kuí）一主持会议。会上讨论了交易所设立等问题，决定在通商大埠酌量分设。从此，股票交易被正式提到了历史的前台。

1914年秋经农商部批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正式成立。当时会员有13家。会址设在上海九江路，集会时间为每日上午9－11时，交易证券主要有政府公债、铁路公债、股票等。当时，上市股票约20余种，可以同时进行现货和期货交易。交易方式仍沿用“茶会”习惯，但集会有一定场所，交易有一定时间，买卖有一定办法，已具交易所的基本构架。因此，可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公会时代”。随着股票交易的兴起，物品市场发展滞后而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形成固定的交易场所、开办商品期货交易问题便提到了日程。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机械面粉公会附设贸易所，开始进行面粉现货和期货交易。上海金业也有了金业公所组织，关于黄金交易已定有较为完备的规划。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期货市场的雏形。

1914年12月在著名实业家、农商总长张謇（jiǎn）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法出台。该法明确规定设立证券交易所须经农商部核准，同时还对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经纪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一切证券交易所都必须接受农商部的监督。1915年5月，北洋政府公布《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及《附属规则》13条，使该法进一步完备。从这段历史看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的立法水平要高于市场实践水平。这对推动中国期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6年冬，孙中山先生准备在上海筹建经营证券、花纱、金银、皮毛等交易的综合性交易所，试图通过经营交易所为当时的国民革命筹集资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与虞洽卿联名上书北洋政府，要求组织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并拟定了交易所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批准。但是，当时农商部只许举办证券交易所，加上后来孙中山先生发起护法运动而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因而他也就同时被取消了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资格。不久上海股票、金业两公会亦各自呈书申请举办交易所。然而，由于《证券交易所法》规定一地只能设一所，这种规定导致上海各交易所发起人间的长期争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推迟了交易所的应有发展。

（二）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成立

1918年春，北京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王景芳、岳荣、曲卓新等呈请农商部批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由于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品种和数量不断扩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有助于推行政府公债，再加上王景芳他们主张只办证券，不像上海交易所那样兼办物品，所以很快获准成立。同年6月5日该所正式开业，资本额100万元，经纪人60名，王小宋任理事长。该所一经成立，其“市场组织，悉照欧美日各国交易所成例”，交易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又分本月期、下月期、再下月期三种。上市证券有公债券、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及股票。据该所1918年11月“第一届营业决算报告”，其成交的现货与期货交易约各占一半。1918年冬，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上海取引所”。该取引所成立的基本动机是要“操纵上海市面”，而且它既经营证券又兼营棉纱。这对上海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经过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努力争取，虞洽卿等获准成立交易所，并获得了兼营证券和物品交易的特权。

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资本额为500万元，较大股东有虞洽卿、邹静斋、李云书等，经纪人200人，虞洽卿为理事长。其交易的标的物有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7种。其经纪人中有一“恒泰号”，由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组成。从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热潮又起。

例如，1920年11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它的发起人有范季美、张慰如等，由股票商业公会根据北洋政府的证券交易法改组而成。资本额为100万元，经纪人55名，范季美为首任理事长，交易内容分现货、期货两种，企业股票是其主要交易标的物。1921年春原上海机械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原上海金业公会改组为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也于1921年4月成立。于是，在上海形成了交易所林立的局面。

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市场的初步形成。1921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物品交易所条例》，条例共48条。同年4月又公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33条以及《附属规则》16条。在这些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附属规则中，对商品期货交易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业的成长迫切需要规则，同时也表明当时中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发展存在不规范，甚至过于混乱的一面。

（三）民十信交风潮

1921年（民国十年）是中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大起大落的一年。由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短短半年时间盈利达50万元，年收益率近100%，其他交易所盈利也很多，各种股票价格也日趋上涨，于是，在厚利的强烈诱惑下，上海许多商人把开办交易所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蜂拥而上，纷纷招募股份，争相创办新的证券期货交易所。汉口、天津、哈尔滨、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不甘落后，竞相效仿。从这一年的5月份起，新设交易所逐月增加，几个月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36家交易所，为当时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好几倍。这些交易所中绝大多数未获农商部批准，不少交易所是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违法成立的。同年5－7月间，上海还开办了12家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的股价在人们的投机狂热驱使下一涨再涨，最高时竟达五六倍；有的股票尚未发行，仅凭认股证就可以卖高价。许多交易所开业后并无多少正常交易，而是热衷于互炒各交易所的股票，以哄抬股价从中渔利。有的发起人在成立交易所时并不实际出资，而是空认巨额股份，再设法抬高股价，继而抛售自认的股票，转手获巨利。那些信托公司也以本公司的股票为对象进行投机买卖，并与交易所合谋，以信托公司的股票充作交易所的投机筹码，用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数月间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筹集的帐面资本总额已远远超过了发展多年的全国银行业资本总额，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大经济“泡沫”。

1921年冬，由于投机盛行吸走了大量社会资金，加上时近年关，按照中国***惯这时要清帐还债，因此市面资金出现反复紧缺。银行、钱庄预见危情，先是收缩信贷使市场银根吃紧，接着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等投机者明显感到手中的资金头寸周围不灵。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一家倒闭随即泱及数家，引起连锁反应，由此便引发了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大风暴。到1922年2月，原先被投机者视为庇护所的法租界颁布“交易所取缔规则”21条，给一些因从事过度投机而大伤元气的各类交易所以沉重打击，形成了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大崩溃、大破产浪潮。史称这次破产浪潮为“民十信交风潮”。“民十信交风潮”表明，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期货交易带有极大的不成熟性和历史局限性，加上市场交易的不规范和投机过度，必然以市场失败而告终。现在回过头去看，“民十信交风潮”所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四）大风潮后的期货市场

大风潮后上海存留的交易所只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等6家，信托公司也只残存两家。其他城市如津、汉等地的交易所亦停闭，仅存北京证券交易所、宁波棉业交易所、哈尔滨滨口粮食交易所和滨江货币交易所等。由于大风潮后大多数商民心有余悸，加上战乱频繁，此后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极为缓慢。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股票的信誉已失，公债成为主要标的物，但是除少数几种公债外，多数公债行情也不看好。

1924年8月因传闻江浙战争即将爆发，各种公债行市迅速下跌，出现了一次“公债风潮”。这期间曾引起了一场由买入期货失利者组织的“金融维持会”控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纠纷，使各种期货交易中断了三个月。“公债风潮”后证券交易所吸取教训，试图通过采取追缴证据金、重定证据金和证据金代用品价格等措施，对可能发生的证券市场危机进行事先有效防范。

三、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跛行发展

（一）1937年前期货市场的发展 1929年1月，日本取引所宣布停业清理。该所于1918年开业后曾一度垄断上海的花纱交易。然而，由于1919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920年以后上海证券物品、上海华商证券等交易所相继成立，从不同方面限制了日本取引所操纵上海市面的野心，造成其营业总部长期处于萎靡状态，1920年后则连年亏损，最终不得不于1929年宣

布停业清理。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此项法律共设58项条款，对交易所设臵、组织形式、经纪人资格、交易各类、合约期限、政府对交易所监督等各个方面，均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1930年1月，国民政府又颁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从此，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律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也因此而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各种证券、商品期货交易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此间，除了在交易所内开展期货交易以外，一些同业组织开设的业内市场也开始组织期货交易。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棉纱同业市场就同时开辟了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方式。该市场对于同业之间棉纱交易的种类、成交单格式、交货办法及付款方式均以统一规格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以便利交易”。

1932年初，国民政府曾因财政困难而生停付内债本息之议。消息一传出，以公债为主要标的物的证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交易清淡，几乎处于停市状态。直到国民政府做出保证债信的承诺以后，证券交易才逐渐得到恢复。

根据国民政府《交易所法》关于“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同种业两者以上时，应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内合并”的规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证券部停止营业，并于1933年5月31日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自6月1日起，上海地区所有证券交易都由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一家办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花纱部、金银部也分别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从1933年起，除上海、北京外，宁波、青岛、汉口、重庆等地也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金融重心转向上海，在北洋政府时期靠经营公债交易兴旺一时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此时门庭冷落，1927年前北京证券交易所与上海大致相同的景观，到1933年已经不见踪影，其全年交易额仅相当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0.5%。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设立有法可依了，但实际上人们

还没有将期货市场的发展看作是整个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还根本不可能使其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二）抗战期间的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的震荡性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命停业迁往汉口。迁往汉口后，由于种种原因，复业未成。其他地方的交易所，也因战事爆发而纷纷停业。另一方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上海等外国租界集中之地成了当时的金融“孤岛”，大量游资迅速涌入，加上当时物价不断上涨，结果使上海的投机市场反而畸形繁荣起来，自“民十信交风潮”后一直被冷落的企业股票，此时也重新开始被作为保值手段和炒作对象，黑市交易量迅速增加。与此相适应，上海的证券交易行也迅速增到70多家。天津同样不甘落后，其证券交易行最多时也曾达到100多家。由此，便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1940年，上海股票商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股票推进会”。这个推进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为会员介绍买卖股票、调查公司业绩、报告股票买卖价格和成交数量等等。为了规范和吸引交易，该推进会还自定一套“组织章程”、“交易办法”和“代客买卖办法”等规章制度。特别是战时各国普遍实行金融管制，国外资金纷纷逃往上海这个金融“孤岛”。在当时，经中国股票推进会介绍买卖的股票达85种，且均为中国企业股票。由于战乱的影响件下，洋商所办的“上海众业公所”中的外商企业证券交易也十分兴旺，达到了众业公所营业史上的最高峰。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众业公所才被迫停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禁止外股、黄金等上市买卖，因而大量游资进一步涌向中国企业股票。在这种环境下，股票公司大批设立，仅1942年新设股票公司就达120多家。针对重新抬头的证券市场混乱局面，1942年8月汪伪实业部发布“取缔买卖华商股票暂行规则”，试图对当时十分紊乱的股票交易进行管制。根据这项规则，汪伪政府当时确曾查封了一批不符合规则要求的公司。

为了使上海证券交易有一个统一市场，1943年9月张慰如等人 奉政权之命，开始组织实施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方案。交易所“复业”后专做中国公司股票交易。为了保证交易顺畅，厘定了营业细则75条，将交易所会员经纪人扩充为200人，第一批审查核准上市的股票则达108种。

1945年初，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开拍“便交”交易，每周交割一次。虽然这项交易仅限于永安纱厂等14种股票，但这种交易的实质却是期货交易。这就为投机者提供了市场便利。从此买卖期货套利交易重新兴旺起来。回顾这一时期，中国的期货市场是几度风雨，并常常被当作一个实施投机的工具。战乱干扰、外国干涉、自身不规范等等，则使中国期货市场狐朋狗友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三）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特点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令，指示上海等地交易所“非得财政部命令不得开业”。同时，国民政府还对日伪、经营的交易所进行全面接收，对私营交易所进行彻底清理。虽然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交易所在清理期间不得再有交易行为，但实际上上海的黑市股票交易却经久不衰，有些股票商号还开办起了股票期货交易，从而大大助长了投机者的买空卖空行为。

抗战胜利后，天津等地的证券市场和期货交易也随着时局的相对稳定而逐渐恢复。国民政府接管时，曾允许华北证券交易所继续营业。但是，该所重新开业后不久就被国民政府财政部冀鲁察热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接收了。1946年3月，这个交易所被清理改组为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这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实行官商合办的证券交易所。

1946年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杜月笙任理事长，王志萃作常务理事兼代总经理。其资本额定为10亿元，其中60%由原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东认购，40%由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交易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该交易所兼纳原华商证券交易所和洋商众业公所的业务内容，营业重点为本国企业股票，兼及政府公债与外商证券。其会员广泛，基础扎实，吸引的游资约有1500－2000亿元，是旧中国一家最具实力的交易所。

1946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办“递延交割”业务（又称“递交”，即成交一周后交割）。这种业务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期货交易。在此基础上，同年12月又试办套利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的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游资。当时，上海的许多居民都参加了证券现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几经周折后，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于1948年2月正式开业。该交易所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4亿元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持有，5亿元由天津市民银行、市商会和银、钱两公会认购持有，其余1亿元则在市场上进行募集，开业初期，在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启新洋灰、滦州矿务局等13种。后来，该交易所又奉命上市“民国三十七年短期国库券”进行交易。

1948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取缔“递交”。从此，证券交易一蹶不振。到同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推行金圆券，又下令上海、天津等地交易所停业。这样一来，交易所场内交易全面停止，场外黑市交易则特别盛行。

1949年2月国民政府重新下令，让各证券交易所重新复业。但是，政府规定，这次复业后除政府债券可做一天期货外，其余均以现货交易为限。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资金外逃日益严重，因此，这时的证券交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到这一年5月初，各地交易所又不得不重新宣告关门停业。

由于此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仍然处于严重无秩序状态，因此，当时的期货市场还不可能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 中国现代期货市场鼻祖

在外界看来，荣氏家族永远都被光环所笼罩。事实上，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之下，荣氏家族还有一条不为人知的财富暗道：金融投资。在这方面，荣宗敬可以说 是中国近代最有远见的“金融投资家”，玩“期货”的祖师爷，他甚至能够操控“日元汇率”，以金融的方式进行“抗日”，表现了自己的爱国情操。

“棉纱大王”

筹建期货交易所

荣宗敬（1873—1938年），名宗锦，字宗敬，江苏省无锡荣巷人。他是荣德生的哥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的伯父，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 家。他早年经营过钱庄业，从1901年起，与荣德生等人先后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保兴面粉厂，福新面粉公司（一、二、三厂），申新纺织厂（一至九厂），被 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帝国主义自相火拼无暇东顾之机，向西方国家提供军需物资，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人的胃口也随之增加，政客、军方极力推动对华侵略，妄图鲸吞整个中国；而日本商人则尽可能抢占中国市场。

1919年，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期货交易，荣宗敬对此是知道的。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 格的工具，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日本人借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等，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最终辖制中国商人。而中国却一直是现货交易，已经落 后很大一步了。对此，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

于是，在荣宗敬的努力以及众多实业家和商人的大力配合下，1920年3月 1日，上海的福新厂荣宗敬、阜丰厂宁钰亭、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这 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

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

以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荣宗敬把总公司会计部主任许淑娱喊到自己的办公室，盯着许淑娱兴奋地说：“许先生你想到了吗？‘五卅’运动激起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对我们可是绝好的机会。”

“荣先生判断得十分准确。日元汇率比价在现在这种情势下，一定会下跌的，荣先生莫非要做空日元？”许淑娱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经荣宗敬一点拨，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荣宗敬和许淑娱仔细商量起操作细节。两人详细分工，首先由许淑娱打先锋，掌握日汇的行情变化并及时向荣宗敬汇报。荣宗敬躲在台后，授权许淑娱见机处置，吃进或者抛出。

荣宗敬为了筹得资金进行这次规模空前的日汇投机，大量售出积压的粉、纱存货，并不惜以低价抛出远期栈单。1925年6月5日，许淑娱向荣宗敬报告：“日元对银元比价已降到1：0.72，一星期内下跌23％，东洋人顶不住了。”

告诫子孙 实业救国

荣宗敬不动声色，继续抛出50万日元。紧接着，一连几天荣宗敬大量抛售日元，逼迫日元汇价狂跌不止。

6月15日，日元对银元已跌至1：0.5。这时，许淑娱花大价钱从内线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几家大银行已组成一个银团来出面维持日元。荣宗敬当机立断，指示许淑娱立即“空翻多”，吃进200万日元，并且要做得不露痕迹。

布置完后，荣宗敬难掩内心的兴奋。想当初因为跟日本人借款（1922年底，因荣家的债务达300万元以上，加上当时金融危机，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 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款350万日元），差点被吞掉，现在他要如数“奉还”给日本人。

不久，在日本银团的出面维持下，日元从最低点的1：0.48上升到1：0.75。荣宗敬根据抵制日货洪流在全国蔓延的趋势，断定日元回升不过是徒劳，于是让许淑娱继续公开地抛售大量日元，同时派人制造各种舆论。

“完了，日元又跌啦！”

“赶紧抛吧，否则就来不及了！”

一时间连上海各银行、钱庄、欧美商人及银行也犯了糊涂，被荣宗敬牵着鼻子走，大量抛出日元，外汇市场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汇价再次急剧下跌，远期日元汇率竟跌到1：0.35。

此时荣宗敬杀了个回马枪，动用全部资本购进远期日汇（期限为6个月），他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准备孤注一掷。而这一切并没有让荣宗敬失望。半年后，日元 汇价逐步上扬，荣宗敬按照新的比价兑回到期的日汇，几乎净赚400万日元，不仅还清了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的350万日元，还略有盈余。而曾经出面维持日 元汇价的几大日本银团在此役中，损失最少的也达3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荣宗敬自上海避居香港，次年2月10日病逝。临终，他仍以“实业救国”告诫子侄后辈。

第二篇：中国银行业发展史

中国银行业发展史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布成立，并首次发行第一批人民币

--1949年5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收兑旧币通令

--1949年，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外汇外贸专业银行

--1954-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部，财政部协商，统一清理了国营工业间，以及国营工业与其他国营企业间的贷款，贷款与资金往来一律通过中国银行办理，到一五计划末，一切信用统一于国家银行的目的已经实现。

--1962年3月10日，做出“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

--196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

--1979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打破了大一统的传统金融体制格局

--1979年3月，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独立，迈出了专业银行体系的建设步伐

--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专业银行体系得到初步发展

--198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正式发布

--1986年7月，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行组建

--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组建

--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正式成立

--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正式宣告成立

--1988年8月，兴业银行成立

--1988年9月，广东发展银行成立

--1992年8月18日，中国光大银行成立

--1992年8月28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设立

--1992年10月14日，华夏银行成立

--1994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成立

--1994年4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

--1994年11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

--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1997年11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随后陆续出台措施包括：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2000年5月，中国银行业协会成立

--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2003年9月，国务院成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周小川担任办公室主任

--2003年12月，中央汇金公司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

--2004年8月26日，中行股份公司成立

--2004年9月21日，建行股份公司成立

--2005年4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工行改制方案

--2005年4月21日，汇金公司向工行注资150亿美元

--2005年6月，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

--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H股上市

--2005年8月，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签署战略性投资与合作协议，引入首家战略投资者

--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2005年10月28日，工行股份公司成立

--2006年1月27日，工行宣布引进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三家战略投资者

--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上市

--2006年7月5日，中行A股上市

--2006年9月22日，招行H股上市

--2006年10月27日，工行在沪港两地同时挂牌上市

--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农行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十六字方针

--2007年3月6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成立

--2007年5月15日，交行A股上市

--2007年7月19日，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分别在上证所和深交所挂牌上市，拉开城商行上市序幕

--2008年2月02日，全国规模最大村镇银行长丰科源村镇银行开业

--2008年2月03日，工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获银监会批准

--2008年2月25日，农行成立我国首个农民工养老金管理中心

--2008年2月26日，三峡银行正式挂牌，注册资本金为20.1179亿元，共有36个股东，重庆国投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4.79%

--2008年2月27日，首家台资背景银行——华一银行落户深圳，该行将以深圳为中心，业务面向华南地区，为台资和整个珠三角客户提供服务

--2008年10月27日，招商银行斥资363亿港元共收购永隆银行2.27亿股股份，约占永隆银行全部已发行股份的97.82%

--2008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第三篇：中国轻武器发展史

中国轻武器发展史

步入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她五十岁的华诞。中国--一个日新月异的国度，正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

五十年的辉煌成就，写下了一首气势恢宏的交响史诗。国防现代化建设，则是这首交响史诗中一个重要的乐章。在这一乐章中，有人们所熟悉的轻武器，她是人民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轻武器事业经几代人的努力与追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引进与仿制到自行设计与研制，从借鉴国外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断进取，不断飞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轻武器发展道路。今天，让我们翻开新中国轻武器发展史册，聚焦各个年代，展示五十年的光辉业绩。

50年代引进与仿制 轻武器发展迈开历史步伐

新中国成立伊始，年轻的共和国面对的是战争废墟，百业待兴。饱经风霜的中国人民，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开始了建设宏伟的共和国大厦的新长征。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是极其陈旧落后的，基本上是缴获而来，还有很多是战争年代土法上马制造的。当时人民解放军拥有各种枪械200余万支（挺），还有数量不详的手榴弹及掷弹筒。其中步枪、冲锋枪、手枪约占94％。品种繁杂，破旧不堪，缺少配件，仅步枪口径从6.5mm到11.43mm多达13种，各种枪械的型号更是多达几十种，产于20多个国家，真可谓是“万国牌”。新中国的轻武器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几乎没有像样的兵器工业，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又使中国不可能从西方国家购买急需的武器装备。枪弹也十分匮乏，有时一支枪只能配发几发枪弹。在抗美援朝初期，中央军委曾通令全军搜集、翻修枪弹，全力予以保障，但也只供应了1.2亿余发，仅为头两年作战实际耗弹量的70％，其余仍然依靠战场上缴获予以补充。为了摆脱困境，中央决定：一是从苏联进口部分枪械和弹药；二是仿制苏式枪械。

从1950年到1955年，中国从苏联共进口和接受枪械89万余支（挺），弹药也基本有了保证。在进口的同时，我国开始着手仿制苏式枪械。1950年10月26日，兵工战线在简陋的工业生产条件下，成功地仿制了苏7.62mmППШ－41式冲锋枪，命名为50式7.62mm冲锋枪(见图1)。随后开始了批量生产，共有3.6万支冲锋枪出厂，并装备部队投入使用。此外，还仿制生产了7.62mm手枪弹720万发，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为支援抗美援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的轻武器发展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3年开始正式转入仿制苏式武器装备。首先，从苏联引进了第一批枪械产品技术资料，到1954年底，中国兵工战线仿制的苏式枪械有：54式手枪（仿苏ТТ30/33式托卡列夫手枪），53式步骑枪（仿苏44式步骑枪），53式轻机枪（仿苏ДПМ式轻机枪），53式重机枪（仿苏СГ－43式重机枪-见图2），54式冲锋枪（仿苏ППС－43式冲锋枪），54式高射机枪（仿苏ДШКМ式高射机枪）。仿制的枪弹有：51式手枪弹（仿苏托卡列夫手枪弹），53式步机枪弹（仿苏1908式步机枪弹），54式大口径机枪弹（仿苏12.7mm机枪弹）。仿制取得成功之后，即开始投入批量生产，并陆续装备部队。到1955年底，各种旧杂式枪械退出历史舞台，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第一次实现换装，全军枪械系列得以统一，整个轻武器装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1955年1月11日中苏两国政府换文，中国又从苏联引进了7.62mm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和14.5mm二联、四联高射机枪的图纸、技术资料及样枪。这是一次全面的技术引进，也是对新中国轻武器生产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一批新枪于1956年相继定型并投入生产。这些产品包括：56式冲锋枪（仿苏АК47式突击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仿苏СКС半自动步枪），56式班用轻机枪（仿苏РПД班用机枪）。这三种枪均发射56式7.62mm步枪弹（仿苏M43式中间型枪弹），其作战使用性能有了较大的提高，明显优于53式、54式枪械。步枪的质量减轻了14％，战斗射速提高了3倍。

冲锋枪的有效射程增加1倍，初速提高了42％；轻机枪的质量减轻了17％，容弹量增加了1倍多，战斗射速提高了88％。从而使步兵班用武器不仅轻便灵活，而且威力及火力大大增强。这些枪械列装部队后，很快换下了53式步骑枪、54式冲锋枪和53式轻机枪，步兵班的枪械型号统一，枪弹也改为一种，大大地方便了后勤补给和战场作战。这是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在建国后的第二次换装，同时实现了步兵单兵武器和班用武器的弹药通用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部队防空主要靠步枪、轻重机枪。全军仅有杂式高射机枪600余挺。随着兵器工业的发展，人民解放军步兵的防空火力不断得到加强。到50年代中期，12.7mm高射机枪的拥有量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加了10倍。1956年、1958年，中国又先后仿制生产了56式14.5mm四联高射机枪(见图3)和58式14.5mm二联高射机枪。其性能与12.7mm高射机枪相比，弹头质量增加33％，初速提高21％，有效射程增大25％，战斗射速分别提高4倍和2倍，因此增大了杀伤威力，扩大了有效作战空域。一个步兵师在1958年所配备的高射机枪的数量是新中国成立时的8.4倍。

50年代后期，先后新建和扩建了几个规模较大的轻武器生产厂；仿制生产了几种枪械。58式7.62mm连用机枪（仿苏рП－46式连用机枪），于1958年定型并开始装备步兵连。该枪采用弹盘、弹链两种供弹方式，配有可更换的加重枪管，射速高于53式重机枪，但其后坐能量不足，质量较大，影响了武器的灵活性。57式重机枪，系53式重机枪的改进型，主要是将53式重机枪的轮式架改为框式轮架，威力保持不变，全枪质量却由44.5kg减轻到38kg。此外，为适应其他军兵种对轻武器的需求，还先后试制了车、舰、机载枪械。

主要产品有：55式7.62mm坦克机枪（仿苏ДТМ坦克机枪），59式7.62mm坦克机枪（仿苏СГМТ坦克机枪），59式12.7mm坦克机枪（仿苏ДШК高射机枪枪身），56式14.5mm二联艇用机枪，59－1式14.5mm二联舰用机枪，59式12.7mm航空机枪（仿苏А12.7mm航空机枪）。供特种需要的59式9mm手枪（仿苏ПМ9mm马卡洛夫手枪）和57式26mm信号枪（仿苏26式信号枪）。此外，还试制了5.6mm小口径运动枪和比赛枪，7.62mm大口径运动枪等。

在近战武器方面，仿制或改进设计的产品主要有：

541型进攻手榴弹（仿苏RGD－5型进攻手榴弹），542型防御手榴弹（仿苏F1型杀伤手榴弹），59式木柄手榴弹，59式防御手榴弹。56式40mm反坦克火箭筒(仿苏РПГ－2型火箭筒)也于1957年定型。

在这期间，不仅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而且兵器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为进入60年代促使中国轻武器装备发展有新的飞跃打下了良好而又坚实的基础。

60年代独立自主 轻武器发展实现国产化

如果说50年代中国的轻武器发展主要是依靠引进和仿制，那么，60年代则是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行设计、自行研制的发展道路，开创了中国轻武器的国产化。

在枪械方面63式7.62mm自动步枪，这是我国第一支自行研制定型的军用枪械，采用了步冲合一的设计思想，用以取代56式半自动步枪，具有单、连发功能，火力增强，但由于生产质量问题于1978年撤装。56－1式7.62mm冲锋枪（仿苏47式АКС突击步枪），采用折叠式枪托，属56式冲锋枪的变型枪；64式7.62mm手枪，结构紧凑，质量比54式手枪减轻了29％，能联动击发，使用安全可靠；64式7.62mm微声冲锋枪和67式7.62mm微声手枪，用以满足特种部队作战使用需要，具有良好的“三微”性能（微声、微光、微烟）；67式7.62mm轻重两用机枪(见图4)，将轻机枪与重机枪合二为一，取代53式、57式重机枪和58式连用轻机枪，质量比53式重机枪减轻40％，机动性较好；69式14.5mm二联舰、艇两用机枪，使舰用和艇用机枪实现统一，达到了通用性的要求。此外，还研制了几种新型枪弹，如64式7.62mm手枪弹、64式7.62mm微声冲锋枪弹、67式7.62mm微声手枪弹等。在近战武器方面，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木柄手榴弹--63式木柄手榴弹于1963年正式定型生产并装备部队。67式木柄手榴弹是63式的改进型，主要解决了63式存在的使用不安全、易受潮瞎火等问题。67式70mm反坦克枪榴弹，是针对60年代初装甲目标的迅猛发展、步兵近程反坦克武器贫乏状况而研制的，这也是我国首次开始反坦克枪榴弹的研制工作，于1965年开始研制，1967年设计定型。69式40mm火箭发射器是中国60年代末设计定型的又一种轻型反坦克武器，是在苏РПГ－7型火箭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主要装备步兵连，以增强步兵分队反坦克火力。此外，还有几种过渡性产品，如62－

1、62－1A式木柄手榴弹，65式针刺、加重木柄手榴弹、67式加重木柄手榴弹，反－3式反坦克手榴弹等。

在研制新型轻武器的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也十分重视对现有武器的改进工作，如对56式半自动步枪的刺刀及枪机结构的改进；56式冲锋枪刺刀和机匣的改进；对56式班用轻机枪的改进，则有了56－1式班用轻机枪；此外，对57式重机枪、54式、56式高射机枪等在结构上均作了一定的改进，使其性能有所改善，质量得到减轻。改进后的这些武器在这一时期，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冲压结构和精密铸造工艺的应用，加工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工具硬质合金化水平的提高，热处理、焊接等新技术的应用都有所加强。

70年代整顿与提高 轻武器发展步入正规化

70年代，中国的轻武器事业努力排除干扰，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从1977年开始，中国的轻武器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并开始步入正规化的发展轨道。

一批新型的、具有一定水平的轻武器产品相继通过设计定型，有的被列装部队投入使用。枪械方面有：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第一代大口径机枪--77式12.7mm高射机枪(见图5)。该枪设计新颖，结构紧凑，性能良好，特别是质量大幅度减轻，比54式高射机枪的质量减轻了近40％。它的研制成功，使大口径机枪装备到营成为现实，有效地增强了步兵的火力。79式7.62mm轻型冲锋枪是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第一代轻型特种兵单兵战斗/自卫武器，具有轻便灵活、火力较强等特点。该枪发射51式手枪弹，适合装备侦察兵、空降兵等特种部队。77式7.62mm手枪是我国继64式手枪之后研制成功的又一支国产手枪，该枪小巧、美观、轻便，质量比54式手枪减轻36％，特别是单手装填功能，使其独具特色。对现有枪械的技术改造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63式自动步枪通过数年攻关，解决了存在的问题，性能达到了原设计要求。对67式轻重两用机枪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并于1978年通过设计定型，被重新命名为67－1式重机枪，突出了重机枪的战术用途。此外，还开发研制了74式7.62mm轻机枪，75式、75－1式14.5mm单管高射机枪（两枪分别于1981年、1983年通过设计定型）。仿制的产品有79式7.62mm狙击步枪（仿苏СВД狙击步枪）和仿苏РПК7.62mm班用轻机枪。

另外，运动枪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近战武器方面，1977年12月，77式5个型号的木柄手榴弹设计定型，开始了从长柄到短柄和无柄、从非预制破片到预制破片、从大破片到高速小破片的转化。1979年，77－1式木柄手榴弹在实战试用时，受到部队的好评。1970年以来，还先后有71式燃烧手榴弹、73式小钢珠手榴弹、79式火箭手榴弹和碰炸式手榴弹研制成功，使传统的近战武器--手榴弹向着品种齐全、用途广泛、质量减轻的方向发展。70－1式62mm反坦克火箭发射器和70mm手持反坦克火箭（简称手持火箭）也相继研制成功，并通过设计定型，列装部队试用。

这些新产品的问世，得益于整顿与提高，是正规化发展的硕果。它不仅使中国的轻武器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势头，也促进了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中后期，我国及时开展了小口径步兵武器的论证与研究工作。

总之，70年代，中国轻武器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开始走向了正规化。

第四篇：中国农田水利发展史

中国农田水利发展史

摘要：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在水的条件方面一直很不理想。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受季风影响降雨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匀往往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亟需靠人工灌溉来保证。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和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因此中国自远古就开始重视农田水利的兴修。关键词：中国农业水人工灌溉重视农田水利 Abstract: Chinese agriculture since ancient times in terms of water conditions have been very satisfactory.China climate in most areas affected by the monsoon rainfall is very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year often can not meet the need to ensure that agriculture needs by artificial irrigation.Water is the Source of Life,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base.Water conservancy, except water, human surviv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has always been a country event.So since ancient China bega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works.Key words: Chinese agriculture, water, artificial irrigation, attentio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前言：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是农业、农村经济的基础性设施，是发展农业的物质基础，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大禹治水至今，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已有5000多年历史。中国古代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农田水利工程。有的工程就其规模之大设计的巧妙和高超技术都居于当时世界先进之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水利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有些地区农业的盛衰与水利的兴废直接有关。几千年来丰富的水利资源滋养了中国农业。同时历史上旱涝灾害频仍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农田水利、克服旱涝灾害的斗争史。正文：中国古代农田水利大体经历了下列发展过程。

一、战国以前与当时的井田制农业相适应布置在井田上的小型灌排渠道——沟洫是这一时期农田水利的代表型式。传说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夏禹治水时已经发明沟洫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得到很大发展。至周代农田沟洫逐渐形成系统并趋完善。据《周礼》的描述当时的沟洫大致可按功用不同和所控制的灌溉面积大小分为浍、洫、沟、遂、畎、列各级分别起着向农田引水、输水、配水、灌水以及从农田排水的作用形成有灌有排的农田水利体制。除了直接从河流中引水的形式外当时还出现了人工蓄水陂池。即在天然湖沼洼地周围用人工修筑的堤防构成的小型蓄水库可以调蓄河水和天然降水提高灌溉能力。西周时京都今西安市西南附近有灌溉作用的池就属这种灌溉型式。东周以后随着铁制农具的开始使用和推广水利工程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用桔槔来灌溉农田春秋时楚相孙叔敖修建芍陂吴王夫差开凿了连结江淮的运河。如春秋时期公元前613前591年间楚国在今安徽省寿县建成了芍陂当时是由孙叔敖主持修建的并于公元前548年将发展农田水利定为国家的法典。公元前563年郑国也兴建了新的灌排系统。

二、战国至西汉时期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兴起。大型渠系工程取代了农田沟洫水利工程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海河流域方面战国初年魏国邺令西门豹在今河北临漳一带主持兴建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漳水十二渠。由于漳水含有较多的泥沙带有丰富的有机和无机养分该渠的兴建不仅发展了灌溉而且肥沃了农田改良了土壤。西汉以下数百年间邺县一带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区域当与漳水十二渠的兴修有关。长江流域方面秦昭王时在秦蜀守李冰的主持下公元前256前251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建于岷江冲积扇地形上为无坝引水渠系。渠首工程主要由鱼嘴、宝瓶口和飞砂堰3部分组成鱼嘴是位于江中的分水堤它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宝瓶口是内江进水口门起节制进入灌区水量的作用飞砂堰则是内江溢洪道。三者构成完整的灌溉枢纽。都江堰规划布局合理设计构思巧妙在施工和管理上如以当地竹石等作建筑材料设立石人水尺以观测入江水量等也有许多合乎科学的创造是古代灌溉渠系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典型除灌溉效益外防洪、航运均蒙其利有力地促进了川西平原经济的繁荣。黄河流域方面灌溉渠系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其中以关中平原的郑国渠规模最大。该渠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由水利家郑国主持兴建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干渠全长300余里灌溉面积号称4万余顷。西汉时期关中地区渠系建设进一步发展。其中和郑国渠齐名的白渠建于太始二年公元前95灌溉面积约4500余顷。辅助郑国渠灌溉的还有六辅渠。在渭水及其支流上则有成国渠、蒙茏渠、灵轵渠、氵韦渠1san 2wei等。引用洛水的灌溉工程有以井渠施工技术著称的龙首渠但此渠不久就告废毁。当时关中经济的繁荣也与发达的水利建设有关。倪宽在六辅渠的管理运用方面还有二项新的创造那就是在我国首次制订了灌溉用水制度。“定水令以广溉田”由于制定了灌水制度促进了合理用水因而扩大了浇地面积。灌溉用水制度的制定是我国农田水利管理技术的重要进步。此外秦朝兴修灵渠沟通了湘水和离水。灵渠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是跨越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古运河与陕西的郑国渠、四川的都江堰并称为“秦的三大水利工程”。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水利也取得重要成就。除今河套和河西走廊外今新疆地区西汉时广兴屯田也注重灌溉工程。华北地区则有引汶水和巨定泽水的渠系工程。这一时期除大型渠系外陂塘蓄水、陂渠串联、水库蓄水、坎儿井以及凿井等灌溉工程也相继兴起。陂塘蓄水工程仍以东周时建成并屡经修浚的芍陂为代表。陂渠串联的工程型式在淮河和汉水流域一带较发达以战国末年在今湖北宜城建成的白起渠为最早。这一带丘陵起伏大小陂塘遍布白起渠利用这一地形从汉水支流蛮河开渠引水将分散的蓄水陂塘与渠系串联起来提高了灌区的灌溉保证率。汉元帝建昭五年公元前34 南阳太守召信臣在汉水支流唐白河流域修建的六门□又称六门陂也是陂渠串联形式。由于这一带水利发达后人曾将南阳水利与都江堰和漳水十二渠相媲美。颍水下游著名的鸿隙陂也是类似的工程。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水上的智伯渠是一座能有效调节河水的灌溉水库。坎儿井则是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引取渗入地下的雪水进行灌溉的特殊灌溉工程型式西汉时期已见诸记载。用于农田灌溉的水井在今河南的战国遗址中也有发现。淤灌、放淤和盐碱地改良古代北方有大面积盐碱地存在。

战国时期已知滨河盐碱地的产生是河流侧渗抬高地下水位的结果采取了一些比较有效的改良措施包括开挖窄而深的农田排水沟以降低地下水位放淤压碱施用动物粪便以改善土质等等。当时人们受河流决口泛滥淤泥肥沃田地事实的启发在兴建灌溉工程时就有意利用淤灌和放淤以改良土壤。如漳水十二渠和郑国渠、白渠在改良盐碱地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效果。农田水利科学技术成就在水资源方面《管子·地员》则对地下水质埋藏深度以及和地表土壤性质、作物种类、产量高低的关系等都有所说明。《吕氏春秋·圜道》则指出了降水主要受东南季风影响的事实并描述了海洋上空水汽被季风吹向大陆、形成降雨尔后汇为河流、东南入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对于地面水《周礼·职方氏》罗列了全国九州河流和湖泊的分布指明了哪一些是有灌溉利益的水源。在农田水利工程和灌溉技术方面《管子·度地》的一些论述表明当时对明渠水道坡降的计算、有压管的流水力学现象、水跃以及土壤含水量与施工质量的关系等已有所认识。都江堰除利用石人水尺以测量水位的设计外渠道进水口位置选择与弯道环流现象的应用等也都有重要意义。龙首渠的大型无压隧洞标志了当年测量和施工的较高水平。当时的引水渠首已普遍建有闸门渡槽也已出现凿井开采地下水以及井壁衬砌技术已较成熟并且已知在开采井水灌溉时利用日照提高水温。西汉中期在六辅渠上还出现了见于记载的中国第一部灌溉管理法规。

三、东汉至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诸流域农田水利建设均有发展其中尤以淮河流域的陂塘建设成就突出。

1、陂塘建设和排涝工程东汉以后曹魏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修建陂塘等灌溉工程数量不少。当时为发展稻田还曾开凿广漕渠及淮阳、百尺二渠引汴水接济颍水以补本地区水量的不足。这一带的陂塘兴修情况在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记述较详。除淮河流域外南阳唐白河流域的陂塘仍较发达。近年来在陕西汉中地区以及四川、云南等省的东汉墓中出土不少陶制陂塘模型说明这些地区也曾普遍修建陂塘。但黄淮海平原地区也出现排水不畅多雨即涝少雨即旱的问题。汉代兴建的鸿隙陂就因排蓄处理不当几度兴废。西晋时期淮泗流域涝灾严重。咸宁四年278杜预指出陂塘阻水排泄不畅是涝灾原因之一他主张废弃曹魏以来新建陂塘和疏浚排水河道的建议得到实行。但后代在这一地区的蓄泄问题上仍有反复。此外西晋初年在黄河北岸今安阳、邯郸专区一带北魏中期在今河北省衡水、沧州专区及其以北涝情严重地区也曾提出或实施大面积的排水计划。西汉末至三国时期还发明了一些灌溉和利用水力驱动的机械如翻车龙骨水车、渴乌虹吸管、水排等。

2、江南农田水利的兴起这一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迁江南水利也逐渐兴起。扬州水利在东汉中期已有明确记载。三国时孙吴及南朝在建康今南京建都附近水利普遍开发其中位于句容县的赤山塘唐代改名绛岩湖规模最大灌田万顷。晋代在今丹阳所修的练塘及今镇江东南的新丰塘灌溉面积也都有数百顷之多。钱塘江流域水利工程则以东汉永和五年 140修建的绍兴鉴湖最为著称。鉴湖调蓄发源会稽山的山溪水量再开渠引水灌溉“若水少则泄湖溉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直至南宋一直发挥着显著的灌溉和防洪效益。其他水利设施还有建于东汉的湖州荻塘和吴兴塘、长兴的西湖以及建于南朝的瓯江丽水通济堰等。在长江中游地区今湖北江陵、松滋、安陆一带农田水利也有新的开发。继西汉召信臣之后东汉杜诗在唐白河流域又新建一些灌溉工程。今湖南郴县一带还曾利用温泉水灌溉使水稻一年三熟成为可能。长江上游地区在新莽时期由益州太守文齐主持建造陂池为云南水利的先驱。

3、西北和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这一时期河西走廊的内陆河灌溉以及今内蒙古一带的引黄渠系都有所建设。

特别是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在今宁夏吴忠一带利用前代旧渠兴建引黄河水的艾山渠规模最大。华北地区除广泛修浚旧有渠道外东汉初年张湛在今密云、顺义一带引潮白河水灌溉效益显著。嘉平二年250在永定河上兴建的戾陵堰灌区灌溉面积号称万余顷。此外引漳灌溉、丹沁流域灌溉以及山东、山西地区的灌溉也有发展。

四、唐宋时期长期战乱之后唐宋二代获得较长时期的社会安定经过六朝的经营江南水利迅速发展。同时北方的农田放淤和水利管理也有重大进步。

1、南方水利和太湖圩田南方水利工程类型很多除引水渠系的维修和兴建外新的建设主要有蓄水塘堰、拒咸 9 蓄淡工程和滨湖圩田等。

①蓄水塘堰。唐宋时期江南塘堰迅速发展浙江、福建等地尤为显著。如浙江鄞县东钱湖、广德湖、小江湖等工程均创自唐代其中东钱湖灌田20余万亩至今兴利。唐元和年间在今江西韦丹一带兴修大小陂塘达598座之多共灌田1.2万顷。乾道九年1173福建仅长乐县就建斗门及湖塘陂堰104所灌田2800多顷。至南宋淳熙元年1174江南西路包括今赣东、赣北、皖南及江苏西部共修陂塘2245所灌田4万余顷。13世纪初年宁宗时江州今九江曾修陂塘数千所。在湖南长沙建于五代的龟塘也灌田万顷。南至今海南岛此时也有陂塘兴作。至于淮河流域的塘堰这时仍维持不衰。

②拒咸蓄淡工程。东南沿海地区用闸坝建筑物抵御海潮入侵蓄引内河淡水灌溉的一种特殊工程型式。唐太和七年833在今浙江宁波兴建的它山堰就属这种类型。它用溢流坝横断鄞江抬高上游水位和隔断下游咸潮上游开渠引水灌溉农田灌溉余水和灌区沥水由下游泄回鄞江泄水入江处的闸门同样有拒咸蓄淡的作用。灌区内还有日月二湖与渠系相连增加了灌溉水量的调蓄能力整体规划相当完备。位于今福建莆田的木兰陂也是拒咸蓄淡工程的典型。③圩田。太湖圩田是这一时期江南水利成就最大、功效最突出的水利设施。一般是在滨湖、滨河区用圩岸隔开湖水形成。一圩往往方圆数十里。圩岸上建闸圩内有人工开挖的形如网络状的塘浦灌溉渠系旱则开闸引水灌溉圩外水位过高则闭闸拒水。低田可自流引灌高田借助水车提水灌溉。太湖圩田在唐代后期已较发达。因太湖流域中部洼陷排水不畅加以排水河道逐渐淤积变浅又有运河阻遏泄水和海潮顶托等原因圩田常受洪涝威胁。北宋时范仲淹等人都曾提出治理规划赵霖于政和六年1116至宣和元年1119主持施工取得一定成效。除太湖流域外这一时期湖南、湖北、安徽沿江地区也有圩田兴作。江南地区还曾出现围湖造田风潮因无合理规划反加剧了水旱灾害。

2、北方水利和农田放淤这一时期以关中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渠系工程持续发展河套地区、河西走廊以及汾河流域兴建较多。在海河流域唐代主要是排水防涝北宋时利用东起天津、静海西至保定、徐水的淀泊发展稻田但收益有限。北方水利有特色的是大规模农田放淤。宋代在今山西中部和南部引山洪淤灌淤出良田1.8万多顷。有些农田放淤后地价因此提高。熙宁变法时期放淤形成高潮王安石在汴河两岸、漳水、滹沱河流域大规模推行放淤还曾设“都大提举淤田司”等专司其事。放淤虽存在一些问题但大量盐碱地得到改良有的产量成倍增长。变法失败后大规模放淤即行停止但北方农业中仍留有这一传统。

3、灌溉技术唐宋灌溉机械较前代有较大发展。南方各地普遍使用水车包括翻车和筒车等。南宋时筒车已在今浙江、江西、福建、湖南等省流行。除灌溉水车外水力运转机械的发展也颇可观。唐代郑白渠上水力机械曾因设置过多减少了灌溉面积而几度被废。在田间灌溉技术方面唐代已在灌区内各支渠之间和支渠控制范围内各斗渠之间根据各种作物需水迫切程度的不同实行轮流灌溉还根据作物生长需水的不同阶段以及当地气候的季节变化订立灌溉制度等。

4、农田水利法规和专著唐代前期制订的《水部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规其中对农田灌溉用水制度、灌溉管理的行政组织以及处理灌溉、航运、水利机械和城市供水之间的用水矛盾等都作了规定。除全国性法规外各灌区还有各自的管理制度。北宋于熙宁二年1069颁布《农田水利约束》把政府农田水利政策公布于众。熙宁三年又规定司农寺主管全国农田水利事 10 务要求各地区每年年底上报本年当地水利兴修的工程数量和用工情况每旬上报降水情况并将农田水利作为政府官吏考绩的重要内容。灌区管理也有法规。如丽水通济堰根据范成大制定的堰规全堰设堰首一人主管全堰工作下设甲头、概头、堰匠、堰工等负责下级渠系管理和专业施工另从受益户中选择若干“田户”组成管理机构对各级渠道的尺寸和轮灌办法等也都有统一规定违犯者按堰规断处。这些灌溉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减少水利纠纷合理利用水资源保证灌区的长期运用都起了重大作用。在农田水利专著方面宋代有单锷的《吴中水利书》和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等农田水利专著先后问世。记载今晋南地区引浑水放淤经验的专著有《水利图经》惜已失传。

五、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地方自办的农田水利建设兴修普遍而著称的大型工程较少。成就突出的是江南地区水利。继太湖圩田之后两湖垸田和珠江三角洲堤围迅速兴起。边远地区农田水利和东南地区海塘建设进一步发展。农田水利专著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

1、海河流域农田水利这一地区水利起源虽早但始终未占重要地位。元、明、清三代均建都北京而经济中心则在南方。为改变单纯依赖运河沟通南北经济的状况自元代起就不断有人呼吁发展海河流域的农田水利。明代万历年间徐贞明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撰述《潞水客谈》经过详细论证提出综合治理河流、淀泊、发展水田灌溉的建议并经试行有效但因触犯权贵利益而被罢官水利计划也随之搁浅。清代怡贤亲王允祥在陈仪的帮助下也曾在畿辅一带开垦水田后也因财力和水源不足等原因无明显效果。

2、两湖垸田和珠江三角洲堤围建设垸田的形制和江南圩田类似始修于南宋和元代而其大发展则在明、清时期。两湖垸田以湖北荆江和湖南洞庭湖一带最为集中。明正统中期位于江南岸的华容县有垸田48所至明末已发展到一百多所其中大垸纵横十多里小垸百亩上下。位于江北的沔阳县也有垸田百余区。珠江三角洲堤围又称圩垸基围也始于宋代当时主要在西江及其支流两岸建围。在明代这一带基围迅速发展不仅沿西、北、东三江及其支流两岸修筑而且进一步向滨海发展。清代基围又较前代成倍增长当时沿海一带还出现人工打坝种苇促进海滩淤张以扩大基围的范围。南海县今广州市相传建于北宋末年的桑园围就是面积达15万亩的大围。湖广垸田的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但由于围垦缺乏计划这些地区的洪涝灾害也因而加剧。

3、边远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西北边疆属于干旱沙漠区离灌溉既无农业。清乾隆年间及其以后为加强边疆防务在新疆大兴屯田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发展。清嘉庆七年1802在惠远城今伊宁市西伊犁河北岸开渠引水灌田数万亩。后农田灌溉渠系在今哈密、吐鲁番等地都有兴修。

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开伊拉里克渠较为著称。西汉时期已经出现的坎儿井至清代后期又有了很大发展。道光二十五年1845林则徐被谪戍新疆时曾主持修建伊拉里克一带坎儿井近百处。光绪初年左宗棠在吐鲁番地区又增开坎儿井185座。此后坎儿井曾推广到哈密、库车、鄯善等地。一般每一口井可灌溉几十亩至几百亩农田。宁夏引黄灌溉继汉唐之后又有发展。元初郭守敬倡导将前代灌区包括唐来渠长400里、汉延渠长250里以及其他10个灌区均加恢复共灌田900多万亩。清康熙、雍正年间又新建大清渠和惠农渠与唐来、汉延合称四大渠。宁夏因得引黄灌溉之利农业渐趋兴盛遂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西南方面滇池水利原来规模较小。元初赛典赤为云南地方长官时于至元十三年1276大兴滇池水利疏浚螳螂川浅滩增大了滇池的调洪能力涸出耕地万余顷又修建松华坝 11 控制盘龙江的洪水开挖金汁河灌溉昆明坝子农田还在注入滇池的其余诸河上建闸开渠发展灌溉水利效益延续至今。此外贵州的陂塘和台湾的塘堰建设在明清时期也有相当规模。位于今台湾省彰化市南的八堡圳建成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据1948年统计灌溉面积达33万多亩。

4、农田水利学家和有关著述元郭守敬12311316曾参加宁夏古灌区的恢复重建工作获得成功在今北京地区引永定河水灌溉也有成效。他还参加了南北大运河的查勘工作亲自踏勘黄河上游从事黄河下游大面积的水准测量为黄河防洪、灌溉提供了测量依据。这一时期的水利著述较前代显著增加。如元代《王祯农书》中有灌溉篇专门论述农田水利的历史沿革和多种灌溉工程的形制对于灌溉提水工具记述尤详。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其所著《农政全书》60卷中水利即占9卷。《授时通考》中也收有不少关于农田水利的内容。此外有叙述流域范围的水利书如明代姚文灏《浙西水利书》、明代张国维《吴中水利书》、清代沈梦兰《五省沟洫图说》、清代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有一个灌区的专著如元代李好文所著关中《泾渠图说》、清代王庭芝所著浙江丽水《通济堰志》、清代广东《桑园围志》等有记述单项水工建筑物的如清代程鹤翥的《三江闸务全书》有资料汇编类型的著作如明代归有光《三吴水利录》、清代王人文《都江堰功小传》等还有翻译介绍西方水利的著作如明代徐光启的《泰西水法》、王征的《远西奇器图谱》等。

六、现在农业水利的发展从国际总体趋势上看农业节水发展的重点已经由输水过程节水和田间灌水过程节水转移到生物节水、作物精量控制用水以及节水系统的科学管理并重视农业节水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密切结合这也代表了现代节水农业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1、现代生物与农艺技术现代生物与农艺技术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更加重视改良和利用作物的抗旱耐旱性及水分高效利用性特别是通过认识作物抗旱、耐旱机理筛选高WUE水分利用效率作物品种提高作物本身的节水潜力注重开发利用植物和淀粉类物质合成生物类的高吸水物质将工程措施、农业措施与管理措施有机结合形成综合节水技术并向标准化和智能化方向迈进由丰水高产型灌溉制度研究转向节水优产型灌溉制度研究由作物常态顺境灌溉试验研究转向劣态逆境灌溉试验研究由单纯地考虑作物产量问题转变为考虑产量和品质为双重目标。

2、作物水分监测与精量控制灌溉在作物水分监测与精量控制灌溉方面重点寻求建立能在不同湿度环境、不同天气条件下使用的基于作物.参考文献：

【1】王春堂农田水利学1版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5 【2】王庆河农田水利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3】郭元裕农田水利学

3版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4】

第五篇：中国羽毛球发展史

第一节 坎坷的岁月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体育战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从国家体委到各省、市、自治区体委，被军事管制;党和国家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体育事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全国各地的体育场、馆等设施或被毁坏或被占为他用，器材散失殆尽，运动队伍被迫解散;体委干部和体育工作者大批下放。羽毛球界的著名教练王文教、陈福寿、林丰玉、杨人燧等于1969年被下放到福建西部的山区落户，去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当时的羽毛球教练员和运动员，绝大部分是归侨青年，他们为祖国羽毛球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横遭批斗;优秀运动员侯加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等也都下放农村。中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谢朝权及不少体育干部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始终装着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他们向往着返回羽坛，为国争光，日夜盼望着归队训练的音讯。

在这期间，国际羽坛风云变幻：印尼的梁海量于1968年登上了全英羽毛球比赛的冠军宝座，1969年印尼队又从马来西亚队手中夺回世界羽毛球团体冠军，第四次捧走汤姆斯杯。作为中国的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员多么想再与他们决一雌雄，比出高低，眼下却在成天和泥土打交道，连球拍都摸不着。焦急、烦燥、感叹改变不了严酷的现实，他们被迫放弃了生命般的羽毛球事业。但是，他们的心还是与国家的羽毛球事业紧密相联的。王文教、陈福寿、杨人燧、林建成等在下放期间通信联络，联名上书羽协秘书长谢朝权并请转报中央，恳求党和国家关怀来之不易的羽毛球事业，不能让它毁于旦夕。当他们自己身处逆境、前途未卜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羽毛球事业。

1971年，国家体委决定恢复组建国家羽毛球队。王文教、陈福寿从农村调往北京担任国家队教练，重新描绘振兴中国羽毛球事业的蓝图。第二节 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复苏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后，其反革命集团覆灭：“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也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此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具体领导下，国家体委于1972年6月10日举行了全国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五项球类运动会。这是自1966年“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赛。参加羽毛球比赛的单位有福建、广东、上海、江苏、辽宁、湖南、湖北、浙江、福州部队、广州部队、云南、广西等十二个单位。各项冠军的获得者：男子单打侯加昌;女子单打陈玉娘;男子双打侯加昌/汤仙虎;女子双打陈玉娘/梁秋霞。

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举行，大大推动了各省市羽毛球运动的开展，下放到农村和干校的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员先后调回。到1973年全国已有二十一个省、市及部队相继恢复和新建了羽毛球队。从这年开始举行全面性的比赛，并增加了少年赛及分赛区。

在全国各种羽毛球队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福建、广东等老队在发展，辽宁、江苏等新队相继成立。他们都是在1971年建队的。这些新队建队之初十分困难，没有教练，没有场地。远在东北的辽宁队为了羽毛球事业的发展，不远千里把队伍拉到福建进行冬训，这样既可解决具体困难，又可向基础较好的福建队学习。福建队伸出了友谊之手，先是派老教练林丰玉指导，协助选材、组队，后又腾出场地让兄弟队进行训练。江苏队为克服场地困难，连续多年借部队场地训练，过部队生活。无论新队还是老队，都非常珍惜遭到厄运之后得来不易的局面，力争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取得突飞猛进的效果。

然而，在大伤元气之后力图登上新台阶，毕竟不是短期内能如愿以偿的。当时全国羽毛球队的数量已超过“文革”前，但从质量上还差得远，在两三年内能接替国家水平的运动员太少，女队稍好些。而那时能代表国家水平的年龄最大的已三十六岁，其他都在三十岁左右;陈玉娘、刘晓征也已二十六岁，球技虽能保持高水平，体质却明显下降。同时，新建队伍普遍缺乏教练，致使运动员基本技术不全面，基本功不扎实，打法单一，严重影响着向高水平发展。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国家体委自1974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青少年比赛，花大力量培养后备队伍。为了推广先进经验，在1974年于昆明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比赛期间，请福建队教练杨人燧介绍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经验。福建队在培养少年运动员的工作中先走了一步，颇有成效。杨人燧就此阐述了需正确处理的五个关系，即

一、技术训练与思想建设的关系;

二、长远与眼前的关系：

三、技术风格与基本功的关系;

四、选材与施教的关系;

五、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另外，还请广东队教练徐权亨做专项性全面步法训练的示范课，全面介绍步法训练的方法，使各队教练和运动员受到启发和教益。

1975年9月，中断十年的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参加羽毛球比赛的有二十四个单位371名运动员，其中成年男运动员130人，成年女运动员116人，少年男运动员61人，少年女运动员64人。比赛分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和少年男女单打和双打。这次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建的江苏队在男子团体赛中以三比二打败了实力很强的广东队，而后败于福建队，荣获亚军，可谓一鸣惊人。湖北队、福建队、湖南队分获女子团体前三名。福建队获得冠军，广东队屈居第三。男子单打前两名仍为老将所获：福建队的汤仙虎和广东队的屈居第三。男子单打前两名仍为老将所获：福建队的汤仙虎和广东队的侯加昌，湖南队的周克俭获第三。湖南队的梁秋霞取代湖北老将陈玉娘摘取了女子单打桂冠，陈玉娘退居第二，湖南队另一名女将李方获第三。男子双打前三名是：汤仙虎、吴俊盛(福建)、侯加昌、方凯祥(广东)，栾劲、林江利(福建)。女子双打冠军由湖南队的梁秋霞、李方所获，湖北队的陈玉娘、何翠玲获第二，福建队的刘晓征、丘玉芳获第三。混合双打前三名是福建队的吴俊盛、丘玉芳;湖北队的张光明、涂棚芳;上海队的戴金良、郑惠明。少年赛的各项冠军是：男子单打李英明(广东);女子单打是孙桂玲(辽宁)，男子双打是周希宏、越慧毅(福建)，女子双打为范明、孙桂玲(辽宁)。第三节 扭转与世隔绝的局面

自1966年“文革”以后，我国已中断了与国外羽毛球界的往来。1971年底，我国派出侯加昌、汤仙虎二人出访加拿大，进行了十八场单、双打友谊赛，均获全胜。1972年我国羽毛球队出访了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同年来华访问的有加拿大、缅甸、朝鲜、马来西亚等国的羽毛球队。马来西亚曾先后四次获得过世界羽毛球男子团体(汤姆斯杯)赛冠军(第一、二、三、七届)。马来西亚队(包括男运动员八名)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拥有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冠军和男双冠军。马来西亚队的到来，对我队是一次实力的检验。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同中国队、上海队、福建队、广东队进行了五次二十四场友谊比赛。总的战绩是：我方单打胜十一场负三场，双打胜四场负六场。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我国羽毛球的技术仍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应指出，单打的获胜主要是靠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等老将，而我们的双打水平也略逊于对方。

1973年国际往来更加频繁。1月，中国羽毛球队由领队孙兰、副邻队曾采藻率领出访欧洲。教练员：陈福寿;运动员：侯加昌、汤仙虎、方凯祥、陈天祥、周克俭、林墅更、陈玉娘、刘晓征、丘玉芳、雷永勇。出访的第一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对丹麦国家队进行了十场对抗赛。中断七年与外界来往的中国羽毛球队，在出访前对外国来说是个谜。结果我队以十比零大获全胜，震动了国际羽坛。当时丹麦的《贝林时报》写道：“中国羽毛球队在这里表演了精彩的世界最高球艺，只要中国不参加，任何(羽毛球)世界冠军都不是那么实在的”。“就现在来说，这些国际比赛的冠军仅仅是世界的第二名”。美联社1月5日报道：“以十比零打败丹麦选手的中国羽毛球代表团使这里的专家们瞪口呆，深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毛’的极好的运动员。”

出访第二站是英国。在这个现代羽毛球的发源地，共进行了四次三十一场比赛。我队胜二十四场，负七场。当时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评论中国羽毛球队说：“六十年代„„他们学习了外国选手的长处，总结了中国老一辈选手的优点，坚决抛弃国际通常采用的以慢拉慢吊为主，以守为主的打法。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坚持以我为主，积极主动快速的打法，初步形成了“快、狠、准、活”的中国羽毛球的独特风格。终于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跃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1973年8月，中国队访问日本。日本女队是蝉联第四至第六届世界女子团体赛尤伯杯的冠军队。我们在日本赛了十次五十六场，胜四十四场，负十二场。日报评论：“中国羽毛球队的牲是：耐力超人，政球以快速扣杀为主，扣杀时大多是跳跃扣杀，这是中国队强大的秘密“。日本国家队男队教练远井稔男说：“中国运动员不断跳跃扣杀的那种弹跳力毫不困难地救起和回击最大限度的角球队的那种柔韧力以及手腕上的功夫，都足以证明他们是经过艰苦训练的。”

曾与我国羽毛球运动员交过锋的世界羽毛球名将、丹麦的考普斯(七次男单全英冠军的获得者)说：“中国运动员打羽毛球实在打得不像是人打的。他们一直都在进攻，袭击对方而又丝毫不感到疲倦或乏力，使对方在不知觉且又在不大吃力的情况下败下阵来。”全英羽毛球赛男双冠军、男单亚军、马来西亚名将古纳兰说：“当我上场后不久，只转眼便被他们领先了十一比零或十二比零。”

1973年9月，中国队出访马列来西亚，打了十七次、三十场，胜二十三场，负七场。

与我始终保持友好关系的香港羽毛球总会，为了使我国羽毛球界能更多更广地与外国强队交往，同时也是为了纠正国际羽毛球联合会长期排斥我国的错误，1973年12月5日至10日由香港羽总在香港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应邀参加这次比赛的有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欧洲的丹麦、瑞典、联邦德国以及香港等十个国家和地区。除印度尼西亚和英国外，几乎所有世界强队都参加了。此次比赛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四个项目，按水平编排并与参加国、地区协商，决定比赛场次方案。采取不计名次，每盘输赢均只赛两局的办法，充分体现了友好的精神。在总共56盘比赛中(男、女单打29盘、男、女双打27盘)，我队比赛19盘，胜14盘，平3盘，负2盘。男单胜7盘负一盘，女单胜2盘平1盘，女双胜、平、负各一盘，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比赛中我男单选手侯加昌、方凯祥、女单陈玉娘，男双侯加昌、方凯祥均保持全胜。丹麦领队说：“中国羽毛球队运动人员在速度上及灵敏性上较我们强。”联邦德国团长卡路斯说：“我首次看到中国好手的表演，他们的球技实在非常好!”“中国选手很强，速度很快，比欧洲好得多。”

1973年来华访问的还有斯里兰卡队(打十七次五二八场，我胜四十场)、巴基斯坦队(打八次六十四场，我胜三十六场)、尼泊尔队(打八次三十七场，我胜二十场)、日本队(打五次三十八场;我胜二十场)。通过互访赛，了解了世界技术发展状况，检阅了自己的队伍。

为了使中国运动员有机会和世界冠军队印尼队交锋，泰国继香港之后于1974年5月20日至于23日举办了曼谷国际羽毛球表演赛，每盘不论胜负均只赛两局。中国队派出了侯加昌、汤仙虎、陈玉娘、梁秋霞等强手，而印尼队为了迎接第七届亚运会，也派出纪明发、梁春生等来摸中国队的底，但当时的全英冠军梁海量却没参加。此外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香港、泰国队参加。比赛结果如下：

方凯祥——梁春先(印尼)1∶汤仙虎——纪明发(印尼)2∶0

梁秋霞——素米拉(印尼)2∶0

汤仙虎——梁春生(印尼)1∶1

陈天祥——纪明发(印尼)1∶1

陈玉娘——西里维约蒂(印尼)2∶0

陈玉娘——西里维约蒂(印尼)2∶0

梁秋霞——维拉瓦蒂(印尼)2∶0

汤仙虎——梁春生(印尼)2∶0 第四节 第七届亚运会上的羽毛球赛

1974年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第七届亚运会。这是我国自1966年“文革”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体育比赛。我国羽毛球队选派侯加昌、汤仙虎、方凯祥、陈天祥、瘐耀东、陈玉娘、梁秋霞、刘晓征、丘玉芳、林有雅等参加。

男子团体的决赛在中国和世界冠军队印尼队之间展开。印尼队由努农、林水镜、宗宗出任单打，由宗宗、瓦尤迪和纪明发、钱德拉出任双打。比赛结果：侯加昌以15∶3∶、15∶7胜努农;汤仙虎以15∶4、15∶7∶胜林水镜;侯加昌、瘐耀东以15∶12、13∶15、4∶15败于宗宗和尤瓦迪;汤仙虎和陈天祥以16∶17、15∶7、16∶17败于纪明发、钱德拉。在二比二平的严峻形势下，方凯祥以15∶8、18∶17胜宗宗。中国队最后以三比二打败印尼队，首次荣获亚运会羽毛球赛男子团体冠军。

女子团体的决赛也由中国队和印尼队争夺，结果是：

陈玉娘——特·维迪亚斯图蒂12∶9、11∶刘晓征——维扬蒂11∶6、11∶2

陈玉娘、梁秋霞——苏达里安托、马斯莉12∶15、8∶15

丘玉芳、林有雅——特·维迪亚斯图蒂、伊·维大那15∶12、12∶15、9∶1梁秋霞——塔·苏米拉11∶7、11∶4

中国终于以三比二的成绩荣获女子团体冠军。单项冠军为：男子单打中国的侯加昌;女子单打中国的陈玉娘;男子双打印尼的宗宗和瓦尤迪;女子双打中国的梁秋霞和郑惠明;混合双打印尼的纪明发和马斯莉。中国队的方凯祥、梁秋霞获男女单打亚军;林有雅与丘玉芳获女子双打亚军;汤仙虎、陈天祥和汤仙虎、陈玉娘分获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第三名。我国羽毛球队为中国代表团争得了五枚金牌、三枚银牌、两枚铜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五节 亚洲邀请赛的得失

1976年3月在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亚洲邀请赛上，我国的老将汤仙虎、侯加昌和陈玉娘分别败在印尼运动员拍下。这是我国羽毛球队在重大国际比赛中所遭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惨败。一些国外的权威人十公开评论说：“中国羽毛球运动走向下坡路啦!侯加昌、汤仙虎的技术退步了„„。”这次亚洲邀请赛有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日本、香港、朝鲜、中国、印尼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派出以嵇玉华为团长、林丰玉、陈福寿为教练，男运动员有汤仙虎、侯加昌、栾劲、林诗铨，女运动员有陈玉娘、梁秋霞、刘浩、傅春娥参加。比赛结果各项的名次为：

男子单打：

第一名 苏米拉(印尼)

第二名 侯加昌(中国)

第三名 汤仙虎(中国)

第四名 栾劲(中国)

女子单打：

第一名 梁秋霞(中国)

第二名 维拉瓦蒂(印尼)

第三名 陈玉娘(中国)

第四名 黄妙英(马来西亚)

男子双打：

第一名 纪明发、张鑫源(印尼)

第二名 汤仙虎、栾劲(中国)

女子双打：

第一名 洪新霞、黄妙英(马来西亚)

第二名 童干、拍打马(泰国)

这次失败使国家体委和我国羽毛球界中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狠抓新手的培养已刻不容缓，如果再拖延新老运动员的交替，将使我们已在国际羽坛上历尽艰辛所建立的功绩一落千丈，将使我国的羽毛球事业遭受不何弥补的损失。国家体委分管羽毛球的负责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在北京举办并组织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羽毛球集训。从全国各地调集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和调查研究工作人员，在集中进行训练的同时，认真地进行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参加集训的人员中，除王文教因眼疾无法参加外，包括了我国老一辈最优秀的教练员林丰玉、陈福寿、杨人燧、林建成、徐权芳、张光明等人;运动员中除名将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秋霞等人外，还有新涌现出来的瘐耀东、陈新辉、栾劲、林江利、周克俭和刘霞、李方、何翠玲、刘浩等。而大部分运动员则是14岁至20岁的青少年，例如后来名扬海内外的韩爱平，就是参加当时集训的年龄最小的一个(14岁)。从大专院校和体委系统抽调来的人员组成的调研组，与教练员一道既参与总结经验教训，又协助为解决训练中的难题和今后羽毛球的发展提出建议的措施。事实证明，这次集训在我国羽毛球新老运动员交替的关键时刻，起到了承前继后，有机衔接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羽毛球事业在遭到“文革”毁灭性的摧残后的复苏和腾飞，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集训开始后不久，发生了“7·25”唐山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人们不得不搬出房舍，在户外搭盖防震棚住宿。当时连续多日余震不断，谁也无法预料是否还会发生大的地震灾害。就是在这样生命攸关的紧急时刻，集训队仍然坚持训练。集训队的干部和调研组的成员主动挑起了严密监视震情的重担。白天训练时，他们在训练内外采用多种多样的土办法，注视震情的变化，晚上则通霄轮流值班，以保证教练员、运动员休息。震灾刚过去，紧接着9月9日，毛泽东主席病逝。集训队全体同志抑制痛失伟大领袖的哀痛，化悲痛为力量，进一步加紧训练，迎接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和在此之前的日本队来访集训队顶住了“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压力，战胜了大地震所造成的威胁，克服了毛主席去世心灵上的创伤，团结战斗，在严酷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组织上和思想、技术上出现了飞跃。

按照与日本预订的协议，日本男、女羽毛球队于1976年9月下旬来华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我队参加第四届亚洲羽毛球赛之前的一场热身赛，也是对这次集训成果的检阅。国家集训队和国家青年队分别在广州和杭州与日本队进行了两场对抗赛，我队基本上启用新手参战。日本队是当时亚洲的强队，我队除男单占有优势外，男双和女子单、双打均略逊于对方。我青年女队的徐蓉、宋幼外，男双和女子单、双打均略逊于对方。我青年女队的徐蓉、宋幼萍等都是第一次与外国队交锋，失利是意料中事，但这次比赛使她(他)们开了眼界，壮了胆量，为以后的挑重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6年10月21日至11月7日在印度的海德拉巴举行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缅甸、印度、新加坡、斯里兰卡、香港、尼泊尔、伊朗、南朝鲜等。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郭雷，副团长是彭吉龙、李秀琴;男队教练徐权芳、张光明、女队教练为陈福寿;运动员有汤仙虎、侯加昌、栾劲、庾耀东、方凯祥、郑青金、孙志安、姚喜明、陈天龙、张青松、梁秋霞、刘霞、张爱玲、李芳、何翠玲、李汀英、韩爱萍。比赛分为男子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少年男女单双打。

我国老将侯加昌和汤仙虎不参加团体赛，而由栾劲、陈昌杰、林江利、孙志安、姚喜明等新手挑起男子团体赛的重担。面对印尼队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强队，我年轻运动员奋力拼博，虽以二比三失利，屈居亚军，但可以说是“虽败犹荣”。

汤仙虎在男单半决赛中不敌印尼名将林水镜的攻势，败下阵来。决赛是在侯加昌和林水镜之间进行的。当时的林水镜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攻势凌厉，又连挫名将而士气正旺，志在夺魁。行家评论，他夺标呼声最高。但富有经验的侯加昌冷静地分析了对方的优劣，采取多拍和下压来扼制林的攻势。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打到14平时，林连拿两分领先，但接着一个扣球出界，由侯发球，结果侯反以17比16反败为胜。第二局，林水镜锐气受挫，方阵大乱。侯按原方针打，又以15∶9拿下第二局，获得本届比赛的冠军。

中国女队梁秋霞、刘霞和李方囊括女子单打前三名。刘霞、张爱玲获女子双打冠军。方凯祥与何翠玲获混合双打冠军。陈天龙、李汀英获少年男、女单打第一名。李汀英和韩爱萍获少年女子双打第一名。

1976年3月第一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上，我国威震国际羽坛的名将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纷纷败北，曾使国外某些人喜出望外;国内也曾有少数人多次扬言“两男两女”(指汤、侯、陈和梁秋霞)可以打遍天下”。这一败局无疑是当头一棒。我们从败局中幡然醒悟，采取了断然措施，培养新手。历史已经证明：得与失相比，得大大地多于失。第六节 一代新人在成长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羽毛球健儿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决心重整旗鼓，进行新的长征。仅过半年，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形势出乎人们的预料，一批年轻选手迅速成长，成绩水平很快回升。于1976年11月在印度举行的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上，我健儿夺得九个单项中的六项冠军(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子少年单打、女子少年单打、女子少年双打)。接着。于1977年2月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中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我选手取得男子单打前四名，女单前两名和女双第一名(比赛设四个单项)的优异成绩。我国新秀庾耀东在第三轮比赛中以15∶2、15∶4的优势击败了号称世界冠军、印尼第一号选手林水镜，孙志安在第一轮比赛中淘汰了印度名将普拉卡什，再次轰动了国际羽坛。

为了进一步加强后备力量的培养，国家体委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关于青少年的训练和比赛，已形成了制度。如1977年7月举办了全国少年羽毛球和比赛，共有27个代表队的308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有200多人是首次参加全国比赛，最大年龄17岁，最小年龄11岁，平均年龄15岁。整个比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1979年5月又举行了全国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共有21个代表队的290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最大年龄19岁，最小年龄13岁。比赛设男女团体、男女甲组乙组单打、双打共十项，队员的比赛积极性空前高涨，争夺十分激烈。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羽毛球比赛中，有近20个单位的40支男女球队参赛。在这次比赛中，江苏与辽宁队异军突起，成绩突出，从而动摇了福建和广东两队长期以来所处的领先地位，出现了羽毛球运动的优势逐渐北移、多角纠争，全面开花的大好局面。

为了保持我国羽毛球运动的世界先进水平，向世界技术高峰攀登，国家体委于1978年6月16日至22日在秦皇岛市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大家回顾和总结了第一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以来的实践经验，强调了培养后备力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求忙地让新手接班。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快字当头、进攻点多，封网积极，杀劈凶狠，防守刁稳，以攻为主，能攻善守，达到快狠准活全面结合，正确运用”的发展方向。同时强调指出：“要注意发展多种流派，做到百花齐放，以促进我国主要打法的提高与发展”。这次训练工作会议开得非常适时，它对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与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国家体委的部署和第二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的精神，全国各地普遍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业余体校羽毛球班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广州少体校在培养后备力量、输送人才方面成绩显著。数年后，广州市体委即以少体校为基础，成立了广州市羽毛球队，直接参加全国羽毛球比赛。上海市在业余训练网上投入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几乎每个区都设有业余体育学校羽毛球班。福建、广东还在一些中小学里开办了羽毛球传统学校。由于多年来福建队一贯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人才辈出，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在第四届全运会上被国家体委授予“勇攀高峰运动队”光荣称号。

通过这几年的培养和锻炼，涌现出了韩爱萍、林瑛、吴迪西、郑昱鲤、田秉毅、杨克森、陈瑞珍、宋幼萍等一批初露锋芒的青少年好手。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在场上敢打敢拼，勇猛顽强，步法灵活，球路多变，风格鲜明，球艺已有了较好的基础。他们在技术上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的风格和老一辈运动员的特长，并进一步发展了快速打法。各类打法争奇斗妍，各有千秋，为我国羽毛球运动的持续跃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